半年前，我所居住的小区门口开了一家抻面馆，因为汤浓味儿重，我成了那里的常客。一般情况都是这样，中午饭口之前——我早晨吃饭早，所以午饭也会比别人提前一些——我便赶到馆子里，在靠窗的一张小桌前坐下；要一碗抻面、一碟牛肉、两瓶啤酒，慢慢地吃，慢慢地喝。我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职业，我是一个作家，靠写小说为生，所以我喜欢坐在这样的普通馆子里，看过往人等的表情，听他们纷纷攘攘的故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馆子里的抻面师傅，他姓白。
在我看来，白师傅是一个乐观的人，喜欢唱歌和开玩笑。这家抻面馆里有一个帮厨和两个服务员，都是中年女性，大概是在一起工作熟了，彼此没有忌讳和隔阂。于是，这三个女人就成了白师傅调侃的对象，他时不常地编几句顺口溜，半荤不素的，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比如，服务员里有一个姓杨的，他就给人家起了一个外号“杨贵妃”，动不动就编排人家：“抻面馆里杨贵妃，一天到晚有人追。追出抻面一千碗，老板赏个大乌龟。”
就是这样“胡说八道”，却也烘托气氛，让人欢喜，心情好了，疲劳感也会减去许多。
我在这家抻面馆吃中饭，基本是从上午十点半吃到下午一点半，客人最多的时候是十二点前后的一个多小时，到了下午一点多，热闹的场景便“曲终人散”。这时，抻面馆的伙食饭便开始了。面、饭随意，各取所需，大家都有了片刻的喘息，只有白师傅依旧嘻嘻哈哈。我坐的这张小桌不大，勉勉强强可以挤下四个人，又据角落，放眼可观全局。日子久了，我和馆子里上上下下的人也熟了，时不时地在他们的欢乐中加一点“佐料”。知道我是一个作家，白师傅便端个大饭碗坐到我对面来，天南海北地和我聊天儿，嘴里有说不完的故事。
起初我以为他是甘肃人，因为他车轴汉子的身量，一身的民族服装，实在可以引发我的误会。后来他告诉我，他实际上是安徽人，在西部学艺、打工十年，对西部的穿着打扮、饮食习惯渐以为常。
平日里他打趣服务员和帮厨，服务员和帮厨在一起也不饶他，他们总是半真半假地起哄，问他今晚是领“小三”还是“小四”回家？“小五”出门回来没？万一“撞车”了怎么办？每每此时，他都会笑呵呵的，颇为自豪地说：“我的女人我最爱，我爱的女人真不赖，只要我不把心改，我的真爱永存在。”
仔细打量，白师傅还是很英俊的，枣红的圆脸庞，因为总有蒸汽熏着，颇显细嫩，像关老爷的塑像，被手艺高强的匠人上了一层油彩。一双大眼睛，眼睫毛极长，鼻正口方，是个周正的模样。他吃东西也很有特点，一碗饭或一碗面——上面堆了厚厚的小菜，几瓣大蒜，一瓶啤酒，啤酒是一口即干，然后吃饭，惊天动地地，眨眼之间，酒足饭饱。
服务员总说他有情人，我是真信。我好奇地问他，他也不遮蔽，今天给我看一张照片儿，明天给我看一张照片儿，都是手机上美颜拼图的那种，女人穿戴各异，笑颜如花。
我说：“审美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你喜欢的都是小眼睛的？”
他说：“小眼睛看得准。”
这是我们之间的玩笑。
今年的“十一”是个特殊的日子，中秋节和国庆赶一天了，抻面馆决定一号放假，二号营业。九月三十日这天下午吃伙食饭，抻面馆的老板特意把我请去了，说是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我也没客气，提着一瓶白酒赴宴了。酒席上大家依旧嘻嘻哈哈的，一派节日气象。知道白师傅是晚上的火车，一号早晨到家，在家十几个小时，夜车再赶回来，二号正式上班。如此劳顿，一定是想家了。我举杯祝他一路顺风，安抵安归。我们一起喝了一大口白酒。
傍晚，大家陆续散了，只有我和老板留了下来。老板是等人修冰箱，我是贪恋桌上的剩酒，二人对坐，把杯闲聊，聊来聊去就聊到了白师傅。
我问老板：“白师傅真有情人吗？”
老板苦笑一下，说：“他哪有什么情人，他心里只有他女儿了。”
老板说，他手机里的那些照片，其实都是他妻子的，挺好个女人，可惜病死了。他们有一个女儿，刚上小学三年级，白师傅之所以四处打工，就是想多赚点钱，让女儿将来过上好日子。
我说：“我看，他还挺乐观的。”
老板说：“你不知道，他对我说过，他只要一闲下来了，就会想他的妻子和女儿。所以他特别愿意当一只鹦鹉，一只金刚鹦鹉。”
听罢此言，我彻底沉默。
我突然明白，生活中的许多真相往往让人哑口无言。
缪斯之笔
和我一样，这个人也常来面馆吃面，一般是四个人，先喝点白酒，再喝点儿啤酒，说的都是家长里短，聊的都是油盐酱醋。开始，以为他们是一起打麻将的，听了几回他们的谈话，知道是一个单位的，在一个部门，又都有一口酒瘾，于是便常凑在一处。我说的这个人是个黑胖子，嗓门儿大，是四个人当中说话声音最高的，而且常说脏话。黑胖子年纪也不小了，但状态总像个“愤青”似的，心中有说不完的不平。我觉得他有意思，就认真地观察他。他喝酒有意思，一杯白酒，三口就干了，然后，不用别人让，自己又把酒杯倒满，三口一杯，之后，再三口一杯，如是，一斤白酒下肚了，大张旗鼓地向服务员要啤酒，必须扎凉扎凉那种，而且，只喝“青岛优质”。这之前他都是听他的同事们说话，到了他喝啤酒时，桌子上的发言权就被他一个人霸占了。
听的时间长了，细细地理出了藤蔓。
他骂的第一件事，是他们单位的领导，言必如下：他就是个小人，看人下菜碟儿，软的欺负硬的怕。以前，我年年过节都给他送点烟酒，只他妈的有一年，你们还记得吧？就是我有病开刀那年，我没送，他立马就翻脸。我出院上班不久，他就给我调岗了，调到二线去。我找他，你们猜他说啥，他说一线太辛苦，先到二线养养身体，等身体好一些再说，这也是领导班子的决定，对员工关心嘛。去他妈的，他怎么不说一线和二线差他妈七八百块钱呢？你们说这人损不损，他当领导，这单位没好。
骂完领导，骂他们单位一个外号叫“亚历山大”的同事：你说那个大山货，我衣服就在那儿挂着，钱包就在衣服口袋里，早晨媳妇儿给的五百元，去食堂打饭的工夫，回来就少了一百元。当时就他一个人在屋，不是他是谁，我问他一句，他反过来骂我，说我穷不起了，说他没那么下贱，要偷就全偷走，偷一百干什么？这才是他的阴险之处。偷一百我不容易发现，过后一问三不知，谁也不能把他咋的，自己觉得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妈的他不知道单位有监控啊？那个时间段，进进出出的，看一下视频一目了然。
骂完同事就骂他大姐夫，他老妈八十多岁了，父亲没离世的时候，两个人住一间老式的七十平的老房子。后来父亲走了，姐和姐夫就搬过去陪老妈住，一住就是小十年。有一天，老妈突然给他打电话，说要把房子更名给姐姐，问他有啥意见没有，他一时语塞，无法回答。老妈问得急，要户口本和身份证，催促着马上办，办完了静心。他是个孝子，不能拂老妈的意思，就背着媳妇儿把手续给出了。结果媳妇和他别扭了一场，好长时间顺不过架来。
关于这件事，同事们掺言比上两件事儿多。
一个问：“你媳妇儿咋说的？”
他说：“我媳妇儿说，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和她知会一声啊，不声不响地把事儿办了，不是拿她当空气嘛，有点太不尊重人了。”
又一个同事点头，说：“说得有道理。”
他说：“我当时没想别的，就想我姐和我姐夫，不管咋说，陪我老妈那么多年，吃喝拉撒的也不容易；再说，我也不缺房，挣讲个啥呀？办就办呗。”
另一个同事说：“这么想也对。”停一下又说，“那你咋还骂你姐夫呢？”
他说：“房子更名不长时间，他就和我妈吵起来了，把老妈气犯病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更名就是他背后鼓动的，他这是别有用心。”
“因为啥吵架呀？”同事问。
他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不清楚。”
这些话唠完了，他基本就醉了。
我看明白了，这四个人在一起喝酒是轮班制，一人请一次，菜、面、酒，所用钱数大体上差不多，闹闹吵吵一场，相扶着散去。吃饭的过程也差不多。上半场，那三个人话多，下半场，都听他一个人的。三部曲一过，酒局也就终结了。
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每轮到他请客，他必自带一个菜——蚕豆，酥脆那种的，向老板讨一个空盘，在盘中码一座“小山”。
他说这玩意好下酒，老板背地里却说他太仔细了，能省几个钱啊。
我是食客，更是个看客，不便乱议论，只是笑笑面对。
有一天，我们是前后脚离开面馆的。
那三个人清醒，脚步轻，走在前边。他有点醉，滞在后边，略显蹒跚。过了马路，在街的转角处跪着一个乞讨的老太太，布巾包头，身前放着一个搪瓷缸子，里边儿凌乱着一些散钱。他本是走过去的，忽又想起什么，转回身来，走到老太太的身边，他在口袋里摸索半晌，摸出五块钱，犹豫一下，蹲下身，对老太太说：“大娘，我没零钱，我想给你一块，这是五块，我找回四块，行不？”
他把五块钱轻轻地放进缸子里，又从里边找出四块钱出示给老太太，这才起身追赶那三个人去了。
看见这一幕，我本来是想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却微微地一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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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在家附近的一家抻面馆子吃面、喝酒，时间长了，对面馆里的人和事儿就较一般的客人多了一些了解。比如，这家馆子的真正的老板是一个年轻人，而他的父亲因为他还有另外的操持，不得不放弃退休的安逸生活来“打工”；又比如，这年轻人不放心后厨的诸多细碎事，必求他的亲姨娘来帮衬他，才使他放心。
这并不是我今番要说的主题。
在这家抻面馆子里，有一个抻面的师傅，极爱开玩笑的，对女人有一些插科打诨的乐趣，又能诌几句歪诗，每每逗人“哈哈”大笑，是一个活泼有趣的人。
服务员有四个，两个在前台，一个粗黑高大，是口无遮拦的那种，眼里无活，没事儿就坐在那里玩手机，不看视频，也不看朋友圈儿，唯一干的事情就是和老公聊天儿，大到天南地北，小到吃喝拉撒，说到情致处，两个人笑得前仰后合，不亦乐乎。又一个年岁比较大，在后厨帮着老板的亲姨娘料理菜案上的事宜，是打下手的，出牛肉，制酥鱼，撕油菜，切葱花，炸辣椒油，炒花生米，诸如此类，她必忙前忙后，活多挡不住笑，一笑声音上扬，总能把气氛影响得热火朝天。每天出完活儿，她也打电话，这电话是打给儿子的，说自己的筋骨，让儿子放心，时不时地说说自己的工资，多少多少钱，总要给孙子买衣服、买吃食、买玩具，不管儿子怎么说，末了，总是一句话：“你别磨叽了，妈有。再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能用几个钱？等哪天妈没了，你们想花也花不着。”话是这么说，脸上的皱纹却聚成了一朵幸福的菊花。
还有一个前台的，她平时话是不多的，如果打电话也必到外边去，在门口走来走去，话不长，说完便回来，忙自己的一摊事儿，该点面点面，该上面上面，只一点，每天八点半下班，必有一个瘦小的男人——后来知道是她的丈夫——来接她，提前十分钟到，不进屋，在门口等，她出去了，两个人相挽着，渐行渐远。
都是这样，幸福满满。
只有捞面师傅，个子不高，白胖，笑眯眯的，常和那抻面师傅浑闹，看似十分的开朗。因她也在后厨，除非吃伙食饭，很少到前台来；如果到前台来工作，有两项，一是切牛肉，一是剥蒜。平日里也说笑，只是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她便突然沉默，面部表情沉静如水，那几个人与她分享女人惯于分享的喜悦，她也多以浅笑示之，并不加入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再多说了，就一句话：“挺好的。”言罢，不声不响地回到后厨去，要么调汤，要么就把清洗过的大勺再清洗一遍。
这些都是我的观察所得，只当着有趣，又兼职业习惯，记在心里，是千幅万幅画面中的一幅。
直到有一天，我一进到店里，那些个人就炸锅一般地向我宣布，她终于谈恋爱了，对方是一个药厂的推销员，收入颇丰，对她也颇为上心，就在前一天，给她买了一个金戒指，戴在手上金灿灿的，煞是喜人。大家起哄，她就脸红，热辣辣地说：“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们可别取笑我了。”话是这么说，但人比从前的开朗更开朗了许多。那个粗黑高大的和老公视频，她也会打一个胜利的手势，说：“加油哟。”那个年岁比较大的给儿子打电话，她也会突然拿出一盒药，说：“你妈胃不好，你想着提醒她吃。”那个平时话不多的，一动就到外边打电话，只要从门外一回来，她就哈哈大笑，说：“打个电话有啥避人的？”说完，自己掏出电话，夸张地大声喧嚣：“这次出差啥时候回来呀？提前说一声，我好和店里请假。”她说完，几个女人就前推后搡地拿她打趣个没完，她也开心成什么似的，一头趴在桌子上，羞涩地说：“哎呀哎呀！你们可别说了。”
可女人在一起，不说这些说什么呢？
又有一天，是下午两点多一点，我从图书馆查资料回来，知道面馆客少人稀，正好可以小憩，借机饮一两瓶啤酒，消除劳顿。于是在门口下车，径直向面馆里来，不想在面馆的门外见到她正打电话——面馆向街的一侧是落地窗，窗外人的举动，店内的人一目了然。我想和她打招呼，实际上也是想开个玩笑，不巧，正好一个微信冲进来，我便停止了恶作剧，去关注微信内容，谁知，刚关注了一半儿，手机因电力不足关机了，我便很下意识地站在那里，想在她通完电话之后，借她手机一用，可她手持手机一言不发，在那里转了半天，才放下手机，喜气洋洋地回屋了。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我不知深浅地叫住她。
我说：“我手机没电了，借我回个电话呗。”
她这才发现我，突然一愣，脸一红，旋即说：“我手机，也，没电了。”
我并未多想，进店喝酒，看她们姐妹说闹，心里也感受着生活的充实。那几个女人的话，无非是“电话里说啥了？”“什么时候回来呀？”“对男人你可得留着点儿心眼儿，别让人糊弄了”等等。她的回答还是：“哎呀哎呀，你们别说了。”说完，一头趴在桌子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女人们闹哄一阵子，就各自忙各自的活计去了。
这时，老板的父亲从外边回来，特意招呼她一声，把她叫到近前，说：“现在充电器可真便宜，十块钱还能讲价，快充上吧，你现在可是热线。”
她道了一声谢，拿着充电器回后厨了。
老板的父亲又对我说：“离婚了，再找个不容易，这不，店里的充电器坏了，她想充电，充不上，我一想，成人之美，再买一个新的算了。”
我沉默半晌，笑了。
真是的，有很多时候，美好或者制造美好也是让人心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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