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朱西甯（1926-1998）原名朱青海，生于江苏宿迁，祖籍山东临朐，一九四九年随军到台湾。他是台湾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著有《狼》《铁浆》《破晓时分》《冶金者》《现在几点钟》等短篇小说集及长篇小说《旱魃》《华太平家传》等。朱西甯的祖父是读书人，曾在山东乡下传教，常用儒家学说诠释基督教义。朱西甯受家庭影响，自幼是基督徒。他小时候常听长辈讲述故乡山东的故事，学生时代就阅读过大量新文学作品。
朱西甯的小说以晚清民国时期的山东村镇乡人生活为文学关照的对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民间生存镜像，弥漫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和底层意识，人物身上倾注了丰厚的悲悯与无奈之情。《偷谷贼》（1962年）塑造了一系列乡村人物形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朱西甯希望通过揭露和批判当地民众的劣根性，找出衰败的病根。《破晓时分》（1963年）从衙役“老三”这一视角，讲述了一桩冤案，控诉和批判社会的冷漠，人心的堕落及正常人性被戕害，也是希望通过“揭出病苦”，达到使人们惊醒，“引起疗救的注意”之目的。小说呼唤的是人类良知和善行的复苏。朱西甯曾在《岂与夏虫语冰》中说过：“梦魇只能是一种底色，须赖梦想才美而可以坼蕾、展瓣、怒放得个万紫千红。”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朱西甯是一个自觉的造梦者，其笔下的山东村镇就是其叙事中建构的一个“寓言”、一个梦。他以文学的关怀执着于理想的道德、人性的书写，意图以道德的力量引导和挽救世风人性，推动社会的改造，以摆脱现代社会面临的文化困境。
一
“五四”新文学对人类精神诸多领域的高度关注，“体现了一种向民族文化性格和心理结构深处开掘的总体走向。”[1]朱西甯创作思想和审美意识受到新文化观念的影响，他的小说将目光聚焦于国民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在问题意识和启蒙热情方面继承了五四传统。他与鲁迅的乡土小说类似，是抱着“启蒙主义”“改良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的创作意图。
朱西甯小說执着于晚清民国时期的山东乡村底层民众的苦难书写，人物身上倾注了丰厚的悲悯与无奈之情。他们领受着世事的艰难和他者的歧视，遭受欺压和侵害，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交织在一起。
《偷谷贼》中的谷雨是村里首户姜大麻子家的雇农。他生活困顿，除了在租种的几亩薄田上辛苦劳作，还要在寒冷的夜里做更夫。因制止姜大麻子强奸雇农骆大的女人得罪了他，反被冤枉是“偷谷贼”，遭到毒打。他拒不承认偷谷子，但也对前夜发生在骆大家的事情绝口不提，因此被村民误解，甚至从外地赶回来的骆大也怀疑谷雨与自家女人之间有着些什么。谷雨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无法再在村中立足，被逼搬走。
骆大被军阀部队抓夫。回来后，他担心家里的谷子被偷，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将不满情绪发泄在谷雨身上。他“从人们脑袋上够着抽了谷雨一下”，骂了一句就赶紧挤了出来。“这个老实人只有被人欺辱的份儿，差不多这算是生平第一次揍了人，得意地臊红了脸。找到他女人，开口就炫他这一手。”因为这，骆大受到妻子和村民的调侃与讽刺。后来，骆大从妻子的“异常”表现中，怀疑她和谷雨有染，心里冒着火星，“望望他女人，心里隐隐作痛”。小说对骆大所受的尊严被戕害、无法倾诉的心理创伤作了细腻的描写。
骆大嫂受封建思想毒害，精神愚昧和麻木。因为有几分姿色，被姜大麻子盯上，差点被强暴。骆大嫂担心谷雨会因为解救了自己遭受姜大麻子报复，也不忍见到他蒙受冤屈被拷打，强忍着无法言说的痛苦。善良的乡村底层女子遭受的人世间的磨难，以及穷苦人间朴素的情感，触动了人心的最柔软处。
《破晓时分》中，被家人卖作小妾的徐周氏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她是丈夫花了五百两银子买来的。酒色财气、无情无义的丈夫卖光了家产，欠下了一屁股债，开始卖她。得知自己已被男人卖掉，她临走还帮男人将银子藏好，只拿走自己的衣裳，不愿意走远，痴想着男人还残存一丝人性，念着一份恩情，将钱退还给买主，将她领回来。徐周氏最后被滥施酷刑屈打成招，心里还想着死去的男人的冤情。她受旧思想的严重束缚，依附性很强，不想也无力离开这个“家”，即便丝毫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但她只是属于丈夫的“物品”、发泄性欲的工具。在饥寒交迫中苦等丈夫，一整天粒米未进，她还要用身体去交换那一点可怜的食物：
胃里已像烧火一样地饥荒，不那么一片一片揭着云片吃了。那压在身上的男人也烧火一样地饥荒，那么穷凶极恶地啃咬。以物易物的小市场，各取所需了。
作品对徐周氏揪心、极度的饥饿感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精神状态的描写触目惊心。
同样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人物对社会和命运的反击。他们反抗凌辱，竭力维护着个人的尊严。虽然他们的反抗是被动、不自觉的，但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谷雨在姜大麻子企图轻薄骆大女人时，将红缨枪抵在了姜大麻子的脊梁上。“咱们穷苦人家，一辈子没落得一身，也没落得一肚子，当真连两口子炕头上，也不让咱们干净点儿？”“大不了地不准我种，更不让我打，房子不让我住！”骆大嫂也有自尊自爱、性格刚烈的一面。徐周氏在大堂上对大老爷发出悲怆的诘问，更是对现实的深深怀疑和命运不公的愤怒控诉。
二
道德界定是非善恶。儒家重视教育，孔子提倡“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认为人可以通过教育来塑造。鲁迅早期提出的“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表达了对国民性改造的积极思考，“前一命题是鲁迅基于社会变革与人的思想意识的关系的思考，确立的是一个思想变革的主题;后一命题是鲁迅侧重于社会文明变革和人的道德人格的关系的思考，确立的是一个道德变革的主题。”“鲁迅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的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拯救的重任。”[3]追随前贤，朱西甯也走上这条拯救之路。他的作品意图借助于道德的力量引导和挽救摇摇欲坠的世风人性，从而推动社会的改造。
《偷谷贼》中，伏二先生悬壶乡里，治病救人，扶危济困。他打抱不平救下谷雨：“凡事要服人！搜出谷子没有？”谷雨遭姜大麻子逼退租，无地可种、无处可去，还是伏二先生收留了他。
贫农谷雨做事认真负责，“村儿上有他打更，敞着门睡觉都成”;他心地善良，“原不肯夺掉黎三这个饭碗。打更这个差事虽苦，一个冬天过来，逗得上两三石谷子，合上三五亩薄田的收成。他跟黎三都是一亩薄田也没有的贫户，靠着种村子上首户姜大麻子的田地过活”，安慰、帮助骆大嫂，主动为骆大嫂排忧解难;他不畏强暴、重诺守信、重义轻利，在姜大麻子企图轻薄骆大嫂时，他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并拒绝姜大麻子收买：“人吃的是米，讲的是理，钱不能把理儿买了去”;他信奉科学。骆大嫂儿子发烧，谷雨规劝她别信道婆那一套。骆大女人保住了清白，谷雨却因得罪了姜大麻子被诬陷成“偷谷贼”遭到毒打。但他坚守承诺，即使忍受误解、全家被逼离开。“夜愈深，寒气愈重。”寂寞、孤独的谷雨“从长夜走到天明”，俨然一个受难的“英雄”形象向我们走来。
谷雨、伏二先生以恪守传统伦理道德、民俗民德作为最高的人格理想，以宗法社会的传统作为价值评判的准则，他们代表了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中保留的优秀的文化品质，其行为令人感动。“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并不仅仅是全盘否定，而是有选择的继承。朱西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鲁迅式的。他并未抱着完全否定的观点，而是积极开掘其仍具时代生命力的部分。
不过，小说对乡村的表达是犹疑的，在对人物肯定甚至有道德化趨势的同时，作者在他们身上也蕴涵了当时国民性批判的诉求。谷雨的反抗性看似决绝，但他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封建社会小农意识决定了他思想与性格的天然弱点。伏二先生对谷雨“住近点儿，等着还有笑话看”的劝解，也无外乎是消极的“因果报应”论。村民送被驱逐的谷雨一家时的场景，凄凉的一面跃然纸上。谷雨的命运，暗示了“乡土社会既有的仪式和尊严、伦理和道德，也逃不脱崩解的宿命”。[4]
作者忠实地刻画了当时农民现实的生存境况、对生活的认识及对土地的本能情感。虽然谷雨每日以卖苦力为生，但是踏实务实，心存梦想，拼命要挣扎出一个向上的呼吸空间。但“种的是他姜家的地，住的是他姜家的屋”。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基础。姜大麻子为所欲为，激起公愤，但村民都慑于淫威，敢怒而不敢言。“咱们不想种姜家地啦？”谷雨们不幸的根源是由于经济上无独立性，造成对地主直接的人身依附。将谷雨从土地上驱逐就是对他的最大惩罚。因此，谷雨最终“背井不离乡”，搬到了离北村仅五六里地的南村，象征着其命运无法与土地“剥离”。这一结局的安排也暗喻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困境。“前世前生咱们是作的什么孽？要受这么个折腾法儿？”“别怨命！只怨人心！”小说文本在骆大嫂和谷雨的一问一答中形成叙述张力，写出历史、时代与个人的困惑和创伤，给人以震撼。
三
《偷谷贼》塑造了一系列乡村人物形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朱西甯希望通过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找出衰败的病根。同样，《破晓时分》通过一桩冤案，控诉和批判社会的冷漠，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也是希望通过“揭出病苦”，达到使人们惊醒，“引起疗救的注意”之目的。小说呼唤的是人类良知和善行的复苏。《破晓时分》格调郁结、忧愤，是一篇震撼人心的作品。小说对恶的憎恶和鞭挞体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和知识分子的良知。
正常的欲望是人性中必不可少的支撑。但是，人类不能偏离欲望列车正常行驶的轨道，否则欲望之火就会燃烧于无理性的旷野。[5]家里开粮行的老三，靠着父亲花五石麦子打点在县衙找到一份差事。小说通过老三的视角，以寓言的方式、运用讽喻和象征等表现手法，展示了人性的阴暗面。
小说描绘了一个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旧社会。在这片精神的荒漠里，充斥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冲动欲望的人们。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欲望的恶流就如洪水猛兽，不断冲击道德的门槛，人性的丑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谷雨们奉为圭臬、引以为豪的“德”“理”“公平”等“规矩”，被大小老爷们、黑八、章大爷等不以为然和不屑一顾。他们的价值观世界布满“交易”和“市侩”的“暗桩”。小说字里行间全是“生意”二字。按照“常理”，法律是不能触碰的强制底线，但人命关天、庄严的断案也呈现出“行业特征”，成为最挣钱的生意。
黑八说那两排站笼快“上生意”了;老三学当差就是学着“做生意”：“只觉得这哪儿是当新差？这像赶什么夜市来了，听他们打着暗号谈买卖似的。”最后老三甚至“客串”了一下生意人，假扮悦来客栈老板登台作了伪证;伺候大老爷的跟差喊“带人犯”的声音就“和卖烤白薯的吆喝差不多一样的味道。”大老爷传话，“徐周氏你有冤申冤，有罪认罪！”被“白白净净的跟差”“用一口尖锐的外乡口音挑起嗓门叫了一声——包甜包面包热烘烘白薯来……”小说运用“戏仿”解构了“法制”的权威性。
面对金钱的诱惑，大老爷为所欲为，自私、冷血和残忍，心中根本没有对生命的敬畏，丝毫不觉得任意剥夺别人的生命是一种犯罪;徐周氏爹娘贪图五百两银子，将她卖给人做小;原告大娘子为贪图“盗赃”银两，置无辜者于死地不顾;大小老爷、衙役、地保一班人等为升官发财，不惜草菅人命。被谋财害命的徐家相公实为一丘之貉。他贪图酒色财气、无情无义。在他眼里，徐周氏就是十足的“商品”：“我把你……卖了，照本钱;没蚀……也没赚，净玩了你两年……便……便宜不是？”
在利益驱使下，道德被欲望撕碎，人在欲望面前一败涂地，从中我们发现了社会历史与文化中的某种意味深长的结构隐喻。
老三身上体现了正常人性被腐蚀的悲剧，见证了“堕落的过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是如何开始的？”
老三看见人犯徐周氏受审遭受酷刑，无法直视县大老爷和其他衙差的漠然，“这衙门比窑子还没情意！”“吃饭是要活着，吃这种饭要把人给吃死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忍心哟！”但是当老三稀里糊涂被黑八推进衙堂冒充证人时，他居然自自然然地作了假供。老三被同化有来自于现实的压力的因素，是被裹挟迫不得已。但人性的根本弱点才是老三堕落的根本原因。
看起来胆小、单纯、有点同情心的老三有一个好“命”，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享受着天伦之乐。但他本质上是“务实”的。他人生第一次出门“远行”，牢记父亲的教诲，处处注意着察言观色、现学现卖。在事先不明白黑八的真实意图情况下，为了自保，老三甚至做好了咬出他的心理准备。最终，老三为了自己的利益，抛阴德和王法于脑后，与黑八们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指责被诬陷的人犯戴某是“疯子”，“把这个玩人的勾当当作真事儿办了”。“聪明”的老三经受住“考验”。事后，黑八慈爱如父，“老远就过来拉住我的手，好像我是一个刚刚学步的孩子，怕我走不稳，赶过来搀我一把。”
老三的堕落是人设的崩塌与重塑。老三逐渐适应了新环境，他想：“恐怕我正是半生不熟的时候，仿佛这天色，这破晓时分，说夜不夜，说昼不昼，尽管匆匆间不会久留，可是等日出还需一段儿时辰——我是这么想。”这段表述很明显地透露了他的真实想法。由生到熟，对他来说只是个时间问题。
《破晓时分》最后一句话是“好在天总是破晓了，一天总有一个太阳！”巧合的是，在《偷谷贼》最后，那个含雨、温和的“初春之晨”，同样出现了太阳的意象：谷雨没有回头，“脸对着云层里的朝阳”。太阳象征着对未来和光明的追求，代表了对于“未来”的向往和探索热情。小说最后点燃了新的希望。不过“太阳底下无新事”，黑夜与白昼的交替，是否也可理解为人性与命运的“剧幕”再次拉开？罗兰·巴特说过：“在小说的最后时刻，活跃着那些小说家自己的命运。”朱西甯一生孜孜不倦地以文学的关怀执着于道德、人性“理想国”的建构。此处，作者在文本中对历史、现实、道德与人性问题的表达和他对自身的精神困惑的追问融为了一体。
注：
[1]黄健：《新文化视阈中的“五四”新文学——“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意义》，《厦大中文学报》，2015年第1期。
[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张富贵、王学谦：《鲁迅早期文化选择的基本命题：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6期。
[4]邓郁：《朱西甯用语言寻找和创造故乡》，《南方人物周刊》2018年12月30日。
[5]张建波：《残破而完美的世界——史铁生作品中人物生存图景》，《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马洪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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