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颇以为《创世记》中“创造”一节应该从头写过。中国小说《红楼梦》里边的才子贾宝玉是一个极富感情的柔性男人，最喜和女人为伴，万分崇拜他许多姐妹的美色，而常常自恨是个男人。他曾说，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是泥做的。其理由是：女人都伶俐聪明，娇媚可爱，而男人都愚蠢粗鲁，面目可憎。如若《创世记》的作者换了贾宝玉，心地和他一样明白，则《创世记》必不是这样写法。上帝抓了一把泥土，捏成一个人形，从鼻孔吹一口气进去，亚当就此造成，但是亚当渐渐燥裂，泥土松碎，一片片掉落下来，所以上帝又取了一些水和将进去，使泥土凝结。这种掺入亚当生命的水，就是夏娃，亚当的生命非有這水不能完成。我以为婚姻的特别意义至少如此。女人是水，男人是泥土，水掺入泥土而使之成形，泥土盛了这水而有形质，水即流动生活于这当中而有了具体。
元朝名画家赵孟的妻子管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画家，早已引用过这个泥土和水的譬喻。当夫妻俩都在中年的时候，孟对她的爱情似乎减退，想纳一个妾，管夫人即作了下面这一首小令，使她的丈夫看了非常感动，便打消了纳妾的念头。
你侬我侬，
忒煞情多，
情多处，
热如火。
把一块泥，
捻一个你，
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
一齐打破，
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你，
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与你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椁。
中国的社会和生活都是组织于家庭制度基础上的，人所共知，这个制度决定并润色整个中国式生活的模型。但这个家庭生活的理想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因为中国人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外国自觉不够资格去问这句话。把家庭制度作为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曾给予一个哲学的根基。他非常注重夫妻关系，认为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基，也注重孝顺父母，每年祭扫祖墓、崇拜祖先，设立祖先祠。
……这种对于一己的家庭的虔敬和神秘性义务的感觉，有时确也能变成一种很深的宗教态度，例如十七世纪的儒者颜元在老年的时候，独自出外周历天下，找寻他的哥哥，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希望寻到他的哥哥和一个侄子，以便传宗接代。他是河北人，笃信儒宗，专事力行。他的哥哥失踪已经多年，他忽然厌弃教读生活，如奉神召一般，决计出外寻兄。他连哥哥的影踪都不知道，盲目找寻，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况且这个时期正值明朝覆亡、全国混乱的时候，遍地伏莽，旅行极为危险，但他不顾一切，冒险前行，所到之处都贴下招纸，悬赏找寻。他走了一千余里的路程，经过中国北部数省，直到数年之后，他走过某处时，被他的侄子看见了他手中所拿伞柄上刻着的姓名，知道是他的叔父，方将他引导到自己家中。那时他的哥哥已死，但他的目的仍算达到，因为有一个侄子可继香火了。
孔子极为推崇孝道，其理由何在？没有人能够知道。据吴经熊博士在某篇论文所说，是因为孔子乃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所以他的心理作用无非也和名歌《家，甜蜜的家》（Home，Sweet Home，约翰·霍华德·佩恩所写）的作者其实从来没有享过家庭幸福完全一样。如若孔子幼时父亲尚在，则他的父职概念不至于会这样深刻远到。再如若他已成年，而他的父亲尚在世，则结果恐怕更坏于此，如此他即有机会可以看到父亲的弱点，而会觉得力行纯孝未必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了。总之，他出世的时节，父亲已经故世，并且不知道葬在哪里。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死后，他就将母亲的遗体葬在“五父之衢”，这当中或许含一些故意亦未可知。后来居然有一个年老妇人将他父亲的葬处告诉了他，他方将母亲的灵柩迁去合葬。
这一个巧妙的假说有怎样的价值，我们不必苛求，但中国文学中对于家庭理想的必须，确实举出不少的理由。它是以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单位，而只是家庭单位中的一分子为出发点。由“生活潮流”假说（这是我所题的名称）所具的生活观念为之支持，而由认力行天性为道德和政治的最后目标的哲理证之为正当。
家庭制度的理想和个人主义的理想显然不能并立。一个人终究不能完全独自过一生，照这样的个人观念，太缺乏实在性。一个人如若不认他是一个人子，一个兄弟，一个父亲或一个朋友，则我们当他是个什么？如此的个人将成为形而上的抽象物。中国人的心理都偏于生物思想，所以他们对于人类自然先想到他在生物上的关系。因此家庭即自然成为人生中的生物性单位，婚姻也成为一件家庭事件，而不单是个人事件。
和这种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对照的就是家庭理想。在这种理想中，人并不是个人，而被认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家庭生活巨流中的一个必需分子，这就是我所谓“生活潮流”假说的意义。人类生活就整个而论，可以为多种不同的种族生活潮流。但人们所能直接触到和看到的只有家庭中的生活潮流。东西两方都有家庭如大树这个譬喻，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这大树上的一枝，借着树干而生存，尽他协助树干滋长下去的本分。所以就我们所见，人类生活显然是一种生长或连续作用。在这当中，每个人都在家庭历史上有一番作为，尽他对于整个家庭的义务，不过成绩有优劣，有些替家庭争到光荣，有些使家庭蒙受恶名。
家庭意识和家庭荣誉的感觉，或许就是中国人人生中唯一的团体精神或团体意识。家庭中每个分子因须振其家声，必须好好地做人，而不得贻羞于家族，他应该像一个球员一般将球推向前去。“败家子”不但是个人之耻，也是全家之羞，正如一个球员失足而被对方抢去球一般。凡去考试而金榜题名的好像是一个获得胜利的球员，光荣不但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他的一家。考中状元或一个三甲进士的人光被全族，使全族的人甚至连亲戚和同乡都得到精神上的兴奋和实质的权益。即使在一二百年之后，乡人尚会夸说某某年本乡怎样出过状元，从前人中了状元或进士，全家全乡都庆祝，荣归挂匾，大家何等欢欣兴奋，觉得荣耀非凡，人人有份，和这个相较起来，现代学校毕业接受文凭时是何等冷静缺乏意趣啊！
在这一幅家庭生活的景象内，其变化和色彩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人们须经过童年、成人和老年这几个时期。先由别人养育他，再由他去养育别人，最后于老年时重复由别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别人，受别人的指挥，等到成人以后，他便渐渐地受人尊奉，指挥别人。更重要的，女人置身于家庭之中，使这幅景象增加不少色彩。女人在连续不断的家庭生活中不单是个装饰品或玩具，也不单是一个妻，实是这株家庭大树一个关系生存和必需的分子。因为使连续成为可能者即是女人，而家庭中各个支派的盛衰也是以所娶来媳妇的体质心性为依归。一个聪明的家长于选择媳妇时，必注意她的出身是否清白，正如园丁对于接果树的枝必须加以选择一般。很有些人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或苦或乐，都以他所娶的妻为定，而未来家庭的整个性质也由此而决定。子孙体格的强弱，性情的优劣，完全以媳妇的体格性情为依归，因此产生一种根据于遗传性的无形的、界限不分明的优生学，注重于门第的高低，实则无非是家长对于未来媳妇的体格姿色和教育的一种取舍标准。普通的标准大都着重于她的家教。依传统的说法，最好的媳妇应出于勤俭书礼之家。有时候家长发现所娶的媳妇不贤惠时，便要咒骂亲家的家教不良。所以为父母者又多出了一种教养女儿将来成为好媳妇而不致贻羞家声的责任，例如不会烹饪，不会做年糕之类，都须视为没有家教。
依照这种家族制度里边的“生命潮流”假说，永生几乎是可以看到可以触到的东西了。一个祖父看见孙儿背了书包上学校，便觉得他好似已在这个小孩之中重新生活。他用手去抚摸这个小孩时，即感到這就是自己的血肉。他的生命不过是家庭大树上的一枝，或永远向前流去的潮流中一部分，所以他虽死也是快乐的。因此中国的家长所关切的事情就是亲见男婚女嫁，视为比将来自己所葬的坟墓或所睡的棺材更重要。他必须亲眼看见媳妇或女婿是怎样的人，方始放心，如若都是很好并且满意的，他便可以含笑而逝，一无遗恨了。
这种生命概念的结果使一个人对任何物事都有一种伸长的见解，而不再认生命为始于个人，止于个人。球队当中虽有一两个守卫中途退出，但他们的位置即刻有人填补，球赛依旧可以继续下去，成败也因而变换了性质。中国的生活理想是：做人须无愧于祖宗，并且无愧于自己的好儿子。中国官员在辞职时每每引用下面这两句老话：
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一个人最不幸的遭遇或许就是儿子不肖，不能维持家声、保持家产。一个富翁看见他的儿子好赌，就觉得半生辛劳所积聚的家产不能保持。如果儿子失败，这失败便是绝对的。在另一方面，一个眼光远大的寡妇，如有一个五岁的好孩子，她就能含辛茹苦、历尽艰难去教养他。中国历史中这种守节抚孤的女人很多很多，期望经历多年苦况之后儿子成人、飞黄腾达。
因此，生活在这种家庭方式之中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人生的生物性各方面都已顾到。此即孔子所关切的事情。依孔子的见解，政治的最终理想无疑是生物性的。他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话不单是对于枝节问题的一种表白，而实是政治的最后目标，所以尤堪注意。此即人性学者所谓的达情哲理。孔子意欲使一切人类天性都得到满足，以为必须如此方能使人在满意的生活中得到道德的和平，而只有道德的和平方是真正的和平。
（选自《生活的艺术》）
本辑责任编辑：马洪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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