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缘，台南人，中国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纽约大学表演文化研究硕士。

　　母亲在1986年8月25日的来信里写到跟老同学去唱卡拉OK，觉得很新鲜，但是很多年没有唱歌，唱不出来，拍子也跟不上，“想当年我也会唱两句的，只是生活太辛苦，就唱不出歌来了……”三十多年后我读到这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

　　1982年我从台南北上到台湾大学就读，直到毕业后工作，其间四五年的时光，我跟母亲频繁通信。尤其是头两年，我跟姊姊都在北部读书，独居台南的母亲常给我们写信。她于亚航公司任总经理秘书，往往趁上班几分钟空档写张短笺，直接在公司寄限时专送，隔天就能收到。比较长的信是写给我们姊妹二人的，抬头是我们的名字，她会在收信人的名字上用红笔画个箭头，一人正本，一人副本。

　　母亲毕业于静宜英专，任职于洋人公司，中英文俱佳，她写信有种特殊的行文语气，很是俏皮逗趣，常让我忍俊不住。例如我放假返家，回到学校后提及家中收拾得很干净，她会说：还不是同个老妈子收拾的，难道我有进步了吗？大概是你们宿舍太乱了吧？我给母亲的信也写得很勤。那是没有电子邮件和手机的年代，女生宿舍里设有一部公共电话，供急事时打长途用，生活的各种絮絮叨叨全靠写信，照片冲洗好也是寄去看完后再寄还。每当我伏案写家书，或是收到母亲来信时，室友们都很羡慕，咸认我们母女感情特别亲密。但其实，母亲并不是传统定义下的慈母。

　　母亲早年守寡，个性明快独立，除了我们三个孩子，还要照拂亡姊遗下的三个孩子，虽有外公接济，生活的重担可想而知。青春期的叛逆、求学和就业，当孩子遇上人生关口时，母亲无人可商量、倚仗;钱永远是不够用的，如何教子更令人發愁。她每天下班后，立刻进厨房做饭，饭菜要烧得很多，把隔天上班上学的便当一份份装好，全盛时期有五六个便当，剩下的才是晚餐。饭后，母亲在家里唯一的旧沙发坐下来，长长舒出一口气，拿起报纸。隔天早上，母亲又打扮整齐，挺起腰杆步出家门。

　　原是大家闺秀出身的母亲，早受西风洗礼，喜欢桥艺、交际舞、好莱坞电影和古典音乐。可怜三十一岁骤失爱侣，优渥自在的人生突然中止。虽然如此，母亲一直保有闲雅的气质，幽默的谈吐，兴趣广泛。她集邮、插花，每周打桥牌，参加公司主办的员工舞会和郊游。忙碌的母亲，没有多余的精力扮演嘘寒问暖的慈母。北上读大学之前，天性敏感、默默长大的我，对母亲有种陌生感，进入大学后借由书信，仿佛一道门打开了，我们才有了水乳交融的沟通。

　　我每星期修书一封，巨细靡遗，洋洋洒洒用蓝色墨水写满数页，试图把母亲拉到现场，让她看到我眼前的椰林大道杜鹃花开、醉月湖划船比赛、粉墨登场扮演曹七巧，男生在宿舍外站岗，图书馆里备考，自夸或自嘲，总要保证读来兴味盎然。我从迎新晚会一路写到毕业舞会，如此写过了四年的时光，接下来又续写职场新鲜人经历，如此这般，母亲对我相熟的同学和同事耳熟能详，亦步亦趋跟随我逐渐成熟的轨迹。这样的通信，直到母亲1988年移民美国后中断。后来，我自己也漂洋过海几番迁移，从台北、纽约到上海，一路轻简行囊，但是母亲的书信一直带在身边。母亲走后，我跟姊姊分别取回写给她的信，如此我便有一个纸箱里装满了母女书。

　　我给母亲的书信，为青春岁月留下了详实的记录。但是多年后翻看，打动我的却是中年的母亲怎么在一波又一波的浪涛下，保持头浮在水面上，不致沉溺。她写得最多的是生活费寄出了，还有休学的、闯祸的、接连犯错的孩子，夭折的、电击的、生病的亲人。她几度北上看病、开刀。在这些烦忧间，她写花草。从兰花、玫瑰到杜鹃，得了什么品种，开了什么样的花，她说只有种花时，才能忘记烦恼。花艺就如过去她热衷的其他爱好一样，让她不被生活的烦忧窒息。

　　老板年年给她的加薪不如同级秘书，还让她身兼数职，知道她太需要这份工作。虽然钱总是捉襟见肘，谈到我毕业后的出路，她写道：“我不愿意你现在就烦恼出路，你喜欢文学和写作，我希望你好好享受中文系……”

　　母亲最烦恼的儿子，后来终于成熟了，成家立业。一切的烦忧最后都解决了，尘埃落定，但信里的母亲不知道。我多么想安慰她，中年的母亲，一切都会好的。

　　大学四年，她为我申请了家乡和公司各种奖学金。“亚航工会奖学金大专组只有你上榜……我觉得很安慰，可以抵消一点我的烦恼。”她为我每一篇发表的作品和每一个奖项叫好。“很高兴听到你得了第一名，这是近来最好的消息，希望以后好消息频频而来。”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或许，我还是安慰了当年的母亲，即使只是一点点。但是当她说生活夺去了她的歌声时，我不禁泪下，因为她对家人的爱，还有她的辛苦，如今我才完全懂得。

　　（选自中国台湾《文讯》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