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洪

　　戏剧之“灵魂”，在于强调戏剧内容的深刻性、洞察力和剧情的吸引力、张力;戏剧之“韵味”，则强调戏剧表演的形式美以及音乐、舞美。两者完美结合在一起，戏剧就既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核，又有美不胜收的舞台展示，从而表现出引人入胜的魅力，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国家话剧院新近上演的话剧《北京法源寺》，是灵魂、韵味兼而有之的舞台作品，获得巨大成功。这部话剧的成功，得益于从形式到内容的演变与“突围”。

　　一

　　话剧《北京法源寺》脱胎于李敖的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

　　“一往直前，二入监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这是李敖的自画像。李敖，1935年4月25日出生于哈尔滨，1937年迁到北平（北京），1949年随父母到中国台湾，曾先后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就读，毕业后致力于写作，特立独行，为人坦荡，笔锋犀利而思想敏锐，见解独特而惊世骇俗，先后两次入狱，铁骨铮铮，是中国台湾著名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古文物鉴定家，2018年3月，李敖病逝于台北。

　　作家靠作品说话，李敖以《李敖大全集》《李敖回忆录》《北京法源寺》等作品立身文坛。1990年11月，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华人成就奖”;2011年，获“年度新浪微博最具影响力文化人物奖”。这两个奖项，足见他的影响力之大。2005年9月，他年届七旬，赴祖国大陆开启“神州文化之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发表学术讲演，宣讲中华文化。2017年8月，李敖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他还计划在北京举办“李敖收藏流台文物回归祖国展”，100件收藏品，全部捐给祖国大陆的图书馆等机构，其对祖国的拳拳眷恋和挚爱之心，可见一斑。

　　《北京法源寺》当之无愧是名作，这是李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1976年11月，李敖开始写作《北京法源寺》。1991年，《北京法源寺》成书。2004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一书，以楔子《神秘的棺材》开头，写戊戌变法，最后以《古刹重逢》煞尾，加上尾声《掘坟》，篇幅并不浩繁，但很有看头。这篇小说，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人我、群己、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世济民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不少历史小说，津津乐道于“替杨贵妃洗澡”之类的宫廷秘事，或聚焦于改朝换代、宫闱杀伐、争风吃醋之类的通俗故事，以吸引读者眼球，而《北京法源寺》着眼于历史嬗变的节点，以家国情怀的眼光，写国家和民族在灾难深重之际如何突围如何寻找出路，写大丈夫型的人物，写男性的豪侠、忠义、决绝、悲壮，但并不歧视女性，也写女性的哀怨和忠贞，全书充满阳刚之气。

　　历史小说，常面临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纠结问题。《北京法源寺》里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作底子，精确度相当之高，但小说里的故事，又不能是历史事实的平铺直叙，而有所取舍，而有所加工。文学发展至今，小说理论头头是道，而《北京法源寺》在有些地方是有意要“破格”小说理论，既不重视传统的小说理论，也脱缰于现代小说理论，在写法上，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小说创作手法的一种嬗变和突围。

　　《北京法源寺》是一部有着深刻隐喻意味的思想小说，以法源寺为故事背景，以独特叙述方式，诗意地再现了戊戌变法时期到辛亥革命前后，一批文化思想巨人寻找救国之路的心灵历程，深刻展示了那个时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2000年，《北京法源寺》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二

　　小说《北京法源寺》和话剧《北京法源寺》，故事背景均为北京法源寺。

　　法源寺是北京城内保存下来的历史悠久的古寺庙，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占地面积67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每到暖春时节，法源寺内的丁香便紫雾般开放，与寺中高大的古槐、墙角石盆中含蕊吐香的兰草、闲庭信步的放生动物，共同构成一派世外桃源的清幽景象。然而，就是这清幽之地，见证了戊戌变法的风云。

　　话剧《北京法源寺》改编自同名小说，截取戊戌变法最后的11天为核心的舞台时间，以法源寺为事件讨论的发生地，叙述历史的时间跨度覆盖了此前此后30年，与戊戌变法相连，核心思想为“庙堂高耸，人间戏场”，试图勘破生老病死、政治棋局、人伦俗世、道德文章、社会伦纲乃至历史风云、宇宙万象。这无疑是当下戏剧创作的一种演变与“突围”。

　　话剧《北京法源寺》大幕拉开就是天地玄黄的大气象，像一个深邃莫测的黑洞，将观众带入步步惊心的剧情：“天公无语对枯棋”的沉疴晚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位维新变法核心人士，住所离法源寺很近，经常在庙里聚首。谭、梁二位虔诚信佛，结拜于法源寺，缘定三生。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提出变法主张，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慈禧太后反对变法，变法岌岌可危。光绪命秘书杨锐带出“密诏”，着维新派人士火速筹谋“救驾”事宜。谭嗣同夜访住在法华寺的袁世凯，要求袁世凯“围园劫后”营救光绪，袁世凯最终选择告密。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上台训政，废黜变法。康有為、梁启超流亡海外，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血溅北京菜市口。1921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重游法源寺，原本亲密的师徒二人，因“保皇还是革命”的政见不同，而缘尽法源寺。

　　舞台上的《北京法源寺》，完全摈除了现实主义的舞台表现手法，既没有日常生活的场景，也没有儿女情长的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心理的典型细节，展现在舞台上的，是悲壮的慷慨演说，是激烈的政治辩论，是夸张的声音和动作，是刀光剑影，人鬼穿越，空间自由变换，古今瞬间打通，元气淋漓。这部话剧，具有实验意义，戏剧叙事和舞台形式都是高难度，这就要求戏剧创作和表演上的演变与“突围”。难能可贵的是，话剧《北京法源寺》，呈现出了强烈的艺术个性和饱满的内心热流，体现了先锋精神，与其别具一格的叙事形式，构成了极为紧张的张力：先锋艺术突出了强烈夸张的颠覆力量，充满个性的表演又把被颠覆的元素转换为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出来，原本一览无遗硬邦邦的政治理想诉求和枯燥的争辩，通过舞台表演，转换为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感染力，原先概念中的历史人物，转换为饱满而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

　　中日甲午战争后，国家存亡的深重危机摆在人们面前，有识之士，或走上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之路，或试图变法图强，而戊戌变法的开启和失败这段历史，波诡云谲，影响深远。在当今时代，如何看待变革，如何看待戊戌变法中的历史人物，如何看待当时中国面临的困局，各类艺术各显神通。话剧《北京法源寺》，教化忠义，探讨侠胆，弘扬佛学，独辟蹊径，找准戏脉，凸显戊戌变法成败的关键时刻的紧张、激烈、犹疑、抉择、喋血和不同人物的迥异人格。在戏剧结构上，这部话剧践行“中国戏剧”之品格，之审美，之义理，之精魂，在世界艺术的潮流前，践行中国艺术的使命与责任，摸索中国戏剧艺术的演变与“突围”，彰显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之冲突，可以是不同性格人物之间面对面的冲突，也可以是人物与整个社会环境和现实背景的冲突，还可以是人物的内心冲突。剧中有句台词“有时候一个秘书的决定，能够影响领导的一生”，其实，影响领导（光绪）一生的，根本不是一个秘书（杨锐）的决定，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环境，是当时那种现实，是各种势力之间的冲突，是事件中人物在关键时刻的抉择。话剧《北京法源寺》在戏剧冲突的设置上，还有较大提升的空间。但瑕不掩瑜，《北京法源寺》拨开历史的迷雾，复盘戊戌变法，用典密集，机锋频频，思想的电光火石闪闪发亮，人物对话惊心动魄，在高耸的庙堂之上，在热闹的人间戏场，让观众倾听剧中人物如何参悟生死，如何经历极端的失败，如何面对荣辱，让观众触摸到一个又一个熟悉或陌生的灵魂。戏剧的“灵魂”和“韵味”，在《北京法源寺》里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这是一部成功的话剧。

　　不必讳言，当前戏剧创作面临着困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一是很多戏曲故事仍把它的主干嫁接在传统的“惩恶扬善”的宣传工具的受体上，涂抹着肤浅的道德说教的颜料，戏曲的精神萎缩;二是戏剧的文学性、思想性与表、导、演对艺术的隔膜和分离。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是《北京法源寺》的编剧兼导演，奚美娟（饰慈禧）、贾一平（饰谭嗣同）、赵寰宇、周杰等国内顶尖演员领衔主演《北京法源寺》，这个主创团队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舞台艺术的演变与“突围”，避免了上述两种现象。

　　三

　　囿于历史教科书，历史人物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固定而概念化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在尊重史实的同时，对剧中的人物形象作了一定程度上的颠覆，还原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富有真情实感的历史人物。这种探索，也是一种演变与“突围”。

　　历史演义里的慈禧，是权力贪婪者，是阴谋家，腐朽而无能，冷酷而凶残。在话剧《北京法源寺》里，她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女人，是一个守护偌大家业的寡妇，做出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决断，在权力斗争中是个赢家，在国家前途和个人亲情上却输得很惨，是一个失败的女人，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是“惶惶然”的形象。没有一个帝皇甘做亡国之君，光绪亦然。他变法的决心何等坚定，变法的诏书又多又急，但舞台上光绪给我们的感觉是天真而懦弱。我注意到这么一个场面，在改革、保守两派人士唇枪舌战时，慈禧非常大气，从从容容，气势完全罩住全场，而光绪坐在慈禧旁边，低着头，泥塑似的，满脸深深的悲哀，眼里噙着无奈的泪水。

　　慈禧、光绪这对母子的形象塑造得成功，康有为、梁启超这一对师徒的形象塑造也相当给力，师徒俩在法源寺的最后一次重逢，悲凉的钟声余响袅袅。再说袁世凯，手握兵权，夹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在面临艰难的抉择时，也有过内心的博弈和挣扎，最终，他没有像光绪和谭嗣同所期盼的那样去“围园劫后”，而是告发了谭嗣同等人。他在剧中的形象，并不“龌龊”，而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情景与他本人的处境，客观地还原了他的抉择和追逐权力的投机本性。

　　谭嗣同，是《北京法源寺》里塑造得最成功也最让我感怀的人物。在剧中，他一出场就是以殉求变的角色，就是慷慨激昂的陈词，精气神十足。他生为变法而生，死为变法而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在变法失败后，主动放弃逃生的机会，在“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慷慨就义，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形象耸立在舞台上和历史的时空。而他对佛理的洞察与阐述，让人看到他作为佛家子弟的一面。特别是他在生命弥留之际对亲人的眷恋和不舍，是多么的让人动容！谭嗣同这个形象，是立体的形象，不是扁平的、单一的形象，打破了教科书里那种概念化的形象。

　　国内著名戏剧评论家胡安娜曾说，戏剧写戏写人，写人写情，写情写心，写心写魂，当人物的内心世界借助戏曲特有的表现手段而获得最充分、最生动、最鲜明、最独特的揭示时，这样的戏焉能不深刻？焉能不获得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话剧《北京法源寺》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实例。

　　本辑責任编辑：练建安 马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