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第一章 悯忠寺

　　7世纪的644年，中国正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唐太宗的天下。他忍了好多好多年，决心亲征东北的高丽了。高丽那时候，不仅在朝鲜半岛称霸，北边的势力，还延伸到中国东北的辽水流域，这是好大喜功的唐太宗绝不能忍耐的。不能忍耐归不能忍耐，他不能不小心，因为隋朝三十年前就为了打高丽，害得国内空虚，引起了革命，唐太宗才趁机灭了隋朝，建了唐朝。如今三十年后，他自己再重新发动这一进攻，是不能不特别小心的。

　　唐太宗的计划是，用二十万人以下的兵力，用快速进攻，速战速决。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一个三十年前曾参加打高丽的老战士，但老战士却说：辽东太远了，补给困难，高丽人很会守城，速战速决恐怕很难。但是，老战士劝阻不了唐太宗，最后劝阻他的一个大臣——魏徵——也死了，没有人劝得住他，他决心打这场仗了。

　　645年3月，他要出发了，他留守后方的儿子很紧张，哭了好几天。最后，送他行的时候，他指着自己的衣服对儿子说：“等到下次看见你，再换这件袍子。”——衣服都不用换季，仗很快就会打胜的。5月，唐朝的大军打到了辽东城下，辽东是现在中国东北的辽阳城，血战以后，攻下了辽东城。6月，已进军到安市（辽宁盖平县东北）。高丽动员了十五万人，双方展开了恶斗，最后高丽打不过，就决定坚壁清野，将几百里内断绝人烟，使唐朝军队无法就地找到补给。就这样的，战争拖下去了。

　　夏天快到了。唐太宗还穿着原来的袍子，不肯脱下来。7月过去了，8月过去了，储存的粮食快光了，东北的天气也冷了，唐太宗的袍子也破了。新袍子拿来，他拒绝换，他说，将士们的袍子也都破了，我一个人怎么穿新的？最后，只好撤军了，9月在撤退里度过、10月在撤退里度过，11月才回到幽州，到幽州的时候，所有的马，只剩下五分之一了。

　　幽州，就是北京。

　　唐太宗很痛苦，他換掉了旧袍子，可是换不掉旧的创痕。魏徵要是活着，就好了，他想。魏徵活着，就会劝他别打这场仗。他派人到魏徵坟上，新立了一座碑。把魏徵的太太、儿子找来，特别慰问他们，表示他对魏徵的怀念。

　　他在幽州，盖了一座庙，追念这次征东而死的所有的将士，他们的死亡，是为国尽忠而死，死在家乡以外。他们的死亡是叫人心恸的，他们的身世是可怜的，这座庙的名字，应该表达出这种意思，唐太宗最后决定，这座庙，叫做“悯忠寺”。

　　寺里面，盖了一座大楼，叫悯忠阁，立了许多许多有名的和无名的纪念牌位，阁盖得极高，高得后来有一句谚语：“悯忠高阁，去天一握。”表示它离天那么近。

　　这是中国的早期忠烈祠。

　　一千年过去了。一千年的风雪与战乱，高高的悯忠阁已经倒塌了，但是悯忠寺还凄凉地存在着。

　　悯忠寺刚盖时候的，北京旧城早就没有了，原来旧城的范围，也没有古迹可寻，留下的记录，只能追溯到10世纪的辽朝。辽朝在北京盖了新城，悯忠寺被新城围住，位置在新城的东方。12世纪的时候，金朝灭了辽朝，它把北京城重新加大。在辽朝盖的城外面，盖了一个大四倍的城，把它套在里面，这时候的悯忠寺，在金朝的北京城里，位置就偏向东南。13世纪，元朝又灭了金朝，又重新盖了北京城，这个城，整个地朝北移动了，金朝的城，只有东北角的一小部分并到元朝的新城里。这时候的悯忠寺，被抛在城外的西南角。14世纪，明朝赶走了元朝，又重建北京城，整个地朝南移，盖了一个方形的城，并入了元朝旧城的三分之二。这时候的悯忠寺，还是在城外面的西南角，不过离城比一百年前近了。到了16世纪，大臣告诉明朝第十一个皇帝说，城外面的百姓，比城里面的多了一倍了，不能不保护他们。于是皇帝在1550年，叫一个奸臣严嵩主持，在城的南边，加盖了一个外城，东西比内城宽一点，南北比内城短一半。从此以后，这个古城的样子，就确定了。就这样的，四百三十多年下来，直到今天。

　　1550年外城盖好的时候，悯忠寺正式重圈到北京城里来。过了九十四年，清朝取代了明朝，原来在辽水流域的满族，统治了汉族的中国。又过了八十六年，清朝的第三个皇帝世宗雍正皇帝，在他即位第九年——1731年的时候，想到了这座忠烈祠，他把它改名叫“法源寺”。四十九年后，清朝的第四个皇帝高宗乾隆也亲来这里，并且亲题写了“法海真源”四个字，刻成匾，挂在这庙里。

　　又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法源寺的附近，已经多了人烟，也多了寺南的义地和荒冢，许多从外地到北京来的人，死在北京，不能归葬的，都一一埋在这边了。那时候不流行火葬，人死后连同棺材运回家乡，很不简单。他们生时不能回归故乡，死后埋骨于此，总希望有点家乡味。所以，这些坟地也分区了，江苏人埋在江苏义地、江西人埋在江西义地、河南人埋在河南义地，不能明显分区的，也有许多义地可埋。至于能够归葬的，都先把棺材停在庙上，在庙里的空房，摆上长板凳，棺材就放在上面。有时候这一放就放得很久，甚至没人再过问。有的棺木不好，会生虫子、出恶臭，庙里的人，也只好一再用厚漆漆它，漆不住的，也只好就地处理，沦入荒冢了。

　　就这样的，北京的寺庙就成为人们生死线上的一个过渡，寺庙的和尚，除了本身的出世修行以外，他们的重要职务，就是代人们生前解决人神问题、死后处理人鬼问题。

　　法源寺的和尚，也是如此。

　　不同的是，法源寺在北京的寺庙里，有它特有的悲怆气氛。其他的寺庙，兴建的原因大多比较单纯，像隆福寺、法华寺，只是明朝皇帝应太监的请求，为了弘扬佛法，就盖起来了;像护国寺、普渡寺，是元朝丞相托克托 、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宅邸，就宅邸一改就完成了。法源寺却完全不一样。它从唐太宗死前四年盖起，目的就是追念为中国而死的先烈与国殇，它的悲怆气氛，从它原始的“悯忠”字样就已表露。北京的寺庙名字，柏林寺、贤良寺、普济寺、广化寺、宝禅寺、妙应寺、广济寺、崇效寺、龙树寺、龙泉寺等等，都没有悲怆的意味，嵩祝寺、瑞应寺、大庆寿寺、延寿寺等等，甚至还洋溢着一片喜气。只有悯忠寺，它一开始，就表露了阴郁与苍茫。它日后的历史，也一再和这种气氛相伴。在它兴建后四百八十年，一个亡国的皇帝被关到里面，那是北宋的钦宗，他有着可怜的身世，他的父亲徽宗，艺术家的成分远多于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后，丢给了他，他只做了一年皇帝，就亡国了，然后做了三十一年的囚犯。在悯忠寺，他回想故国，在晓钟夕照里，过着痛苦凄凉的岁月。

　　13世纪，南宋也亡了。一个江西的进士谢枋得，参加抵抗蒙古兵失败，妻子都被俘。他隐姓埋名，在江湖上算命，他不肯用元朝的钱，只肯收米面等实物，给他钱，他就生气，丢在地下。后来被发现了，他逃到福建，藏身武夷山中。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笼络汉人，到江南访求宋朝的遗士，跟它合作，名单开出三十人，谢枋得在里面，邀功的官吏找到他，强迫他北上。到北京后，他被安置在悯忠寺，他看到寺里曹娥碑，想到曹娥这个为了找父亲的尸体，十四岁就自杀了的汉朝女孩，感慨：“小女孩都能做到，我不能不如你啊！”遂把自己饿死在悯忠寺里。死的时候，六十四岁。

　　悯忠寺，就带着这样悲怆的身世，从历史走了下来。在14世纪，当悯忠阁还没倒塌的时候，一个生在元朝的第一个皇帝时候、死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时候的老人张翥，曾为它留下一首哀婉的律诗，那是：

　　百级危梯溯碧空，

　　凭栏浩浩纳长风。

　　金银宫阙诸天上，

　　锦绣山川一气中。

　　事往前朝人自老，

　　魂来沧海鬼为雄。

　　只怜春色城南苑，

　　寂寞余花落旧红。

　　在“寂寞余花”的时候，

　　开始了本书的故事。

　　第二章 寂寞余花

　　时间是1888年，是清朝第九个皇帝光绪十四年，中国的戊子年旧历正月初二日的上午，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人，一对有神的大眼睛，紧闭着嘴，有点黑，一脸广东人的长相，留着辫子、穿着灰色长袍、外套黑马褂、脚穿御寒的毛窝 ，漫步走向悯忠寺来。那时候悯忠寺已经改名法源寺，改了一百五十七年了。法源寺在北京宣武门外西砖胡同，远远望去，并排的三座大门，每座都对开两扇，门顶上是厚重的宫殿式建筑，门与门之间是墙，墙头也同样铺上琉璃瓦。这一排山门建筑，第一印象使人觉得厚重，好像凡是看到的，都戴了又厚又重的大帽子，庄严地等你过来。中间的门最大，前面左右各一只石狮子，尤其显得庄严。正门是开着，可是冷清清的，看不到什么人。虽然是正月初二，过年过得最热闹的时候，法源寺这种庙，却不是热闹的地方。北京的群众这时候去的是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这是奉礼道教东岳大帝的庙，庙里有真人大小的地狱七十二司，恶形恶状的，看起来很恐怖，据说还出自元朝塑像名家刘元之手。地狱有的还有活动机关，曾有吓死游客的事，所以停止了，足见这个庙的格调不高。这座老庙每到过年，香火特旺，男男女女，一清早就赶去烧香。庙的后院，有一头铜骡子，有人那么高，铸得很好。传说这骡子很灵，有病的人用手摸它身上哪个部位，自己身上哪个部位的病就会好;没病的人摸它身上哪个部位，自己身上哪个部位以后就不生病，要摸还得过年时候摸，过年时候才最灵。于是一到过年，这头铜骡子就被挤得水泄不通，被摸得光亮无比，不亦乐乎。它的生殖器，没人公然摸，但也极光亮，据庙里老道说，半夜三更许多人专门来摸它，这大多是生花柳病的人。

　　铜骡子以外，就是月下老人庙，庙中有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上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下联“是前生注定事，莫错姻缘”。上下联分别来自《西厢记》和《琵琶记》，妙手天成，使这座小庙大生光彩。来烧香的都是老太太带大姑娘，有的大姑娘知道了是什么神，不好意思，不肯磕头，老太太逼她磕，她气得扭扭走了;有的不知道什么神，糊里糊涂也就磕了，一天下来，香灰满地，到处成堆。

　　在东岳庙求健康长寿、求婚姻美满以后，发财问题还没解决，于是男男女女，又拥到广安门外财神庙。财神庙有个大香炉，可是人山人海，都来上香，容也容不下，香一上，管香炉的人就立刻把香抽出来，丢在下边大香池里，要想自己的香多烧一会儿，得在旁边拜托管香炉的，管香炉的也没办法，不过如果这香不是自己带来的，而是向这个庙买的，就可以稍加优待。庙里又定做大量的纸元宝，不卖，因为神不能做买卖，不过善男信女如果奉献足够的香钱，神可以奉送一个。就这样的，财神庙的盛会，最后发了财的，是财神自己。

　　法源寺比起来，就冷清多了。

　　法源寺的大雄宝殿并不高，走上八级台阶，就是宝殿正门。正门看上去四扇，只是中间两扇能开。正门左右有对联，上面有三扇横窗，横窗上就是“大雄宝殿”横匾。台阶旁边立着旧碑，因为是千年古刹，寺里的这类古迹也很多。有的旧碑下面塑着大龟，这个乌龟台石叫“龟趺”，唐朝以来就流行了。乌龟头略向上抬着，好像背负着历史，不胜负荷。

　　青年人站在台阶旁边第一块旧碑前面，仔细看着碑文，又蹲下来，看着龟趺，他好像对龟趺比对碑文更感兴趣。龟在中国，是一种命运的象征。中国人自古就烧龟的背，从裂纹里判断命运，在中国人眼中，千年王八万年龟，龟是长寿的动物，它有足够的阅历来告诉人类吉凶福祸，可惜的是，龟不说话，所以只好用火刑逼供。烧出的裂纹，经过解释，有利，皆大欢喜;不利，就不敢动。唐太宗为了抢政权，杀他哥哥和弟弟的时候，左右劝他下决心，不然你哥哥弟弟就要杀你，唐太宗始终犹豫，最后搬出乌龟来问卜，张公谨 走上去，抓起乌龟，丢在地上，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今天要做这事，已不容怀疑，如果卜的结果不吉，难道就不做不成？于是唐大宗就不问卜了。周朝灭商朝以前，也先问卜，结果竟是不利，大家都害怕了，姜太公把乌龟丢在地下，用脚去踩，说死骨头哪里知道什么吉凶？于是周武王还是出兵了。在中国历史上，除非这种英雄豪杰，没有人敢打破这种传统的信仰。

　　青年人望着碑下的龟趺，看得出神了，没感觉背后已经站了一位和尚。那和尚好奇地望着这个青年人，像青年人端详龟趺一样地端详着他。最后，青年人站起身来，伸一伸懒腰，绕到龟趺的背后，这时候，他发现了和尚。

　　和尚不像和尚，倒像一位彪形大汉。他四十多岁，满面红光，两道浓眉底下，一对精明的眼睛直看着他。和尚脸含着笑，但他的两道浓眉和一對利眼冲去了不少慈祥，他够不上菩萨低眉，但也不是金刚怒目，他是菩萨与金刚的一个化身。和尚的造型使这青年人一震。

　　和尚直看着青年人，心里也为之一震。这青年人气宇不凡。四十多年来，和尚阅人已多，但像这青年人这样面露奇气的，他还没见过。青年人向和尚回报了笑容，和尚双手合十，青年人也合十为礼，但两人都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青年人把右臂举起，把手抚上石碑，开口了：“法师认为，是法源寺的名字好呢，还是悯忠寺好？”

　　和尚对突如其来的问话，没有任何惊异，顺口就答了：“从对人的意义说，是法源寺好;从对鬼的意义说，是悯忠寺好;从对出家人的意义说，两个都好。”

　　青年人会心地一笑，法师也笑着。

　　“我觉得还是悯忠寺好，因为人早晚都要变成鬼。”

　　“寺庙的用意并不完全为了超度死者，也是为了觉悟生者。”

　　“但是悯忠寺盖的时候，却是为了超度死者。”

　　“超度死者的目的，除了为了死者以外，也为了生者。唐太宗当年把阵亡的两千人，都埋在一起，又盖这座悯忠寺以慰亡魂，也未尝不是给生者看。”

　　“对唐太宗说来，唐太宗杀了他弟弟元吉，又霸占了弟媳妇杨氏。后来，他把弟弟追封为巢刺王，把杨氏封为巢刺王妃。最妙的是，他把他跟弟媳妇奸生的儿子出继给死去的弟弟，而弟弟的五个儿子，却统统被他杀掉。照法师说来，这也是以慰亡魂，给生者看？”

　　“也不能说不是。”和尚不以为奇，“在中国帝王中，像有唐太宗那么多优点的人很少，唐太宗许多优点都考第一，当然他也有考第一的缺点，他在父子兄弟之间，惭德太多。有些是逼得不做不行，有些却不该做他做了。做过以后，他的优点又来收场。我认为他在事情过后，收场收得意味很深。盖这悯忠寺，就是证明。他肯盖这悯忠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是种善因。”

　　“会不会是一种伪善？”

　　“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他做出来的看。做出来的是善，我们就与人为善，认为那是善;如果他没做，只是他想去行善、说去行善，就都不算。我认为唐太宗做了，不管是后悔后做了、还是忏悔后做了、还是为了女人寡妇做了、还是为了收揽民心做了，不管是什么理由，他做了。你就很难说他是伪善。只能说他动机复杂、纯度不够而已。”

　　“我所了解的善，跟法师不一样。谈到一个人的善，要追问到他本来的心迹，要看他心迹是不是为善。存心善，才算善，哪怕是转出恶果，仍旧无损于他的善行;相反的，存心恶，便算恶，尽管转出善果，仍旧不能不说是伪善;进一步说，不但存心恶如此，就便是存心不恶，但并没存心为善，转出善果，也不能说是善行;更进一步说，存心不善不恶，但若有心为善，转出的善果，也是不值得称道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上面所说，重点是根本这个人要存心善，善是自然而然自内发出，而不是有心为善。有心为善是有目的的，跟善的本质有冲突，善的本质是没有别的目的的，善本身就是目的。至于无心为善，更不足道，只是碰巧有了善果而已，但比起存心为恶却反转出善果来的，当然也高明很多。天下最荒谬的事莫过于存心为恶，反而转出善果，这个作恶的人，反倒因此受人崇拜歌颂，这太不公道了！所以，唐太宗所作所为，是一种伪善。”

　　“刚才我说过，判定善的真伪，要从一个人做出来的看，而不是想出来的说出来的看。这个标准，也许不理想，可是它很客观。你口口声声要问一个人本来的心迹，你悬格太高了，人是多么复杂的动物，他的心迹又多么复杂，人的心迹，不是那么单纯的，也不是非善即恶的，事实上，它是善恶混合的、善恶共处的，有好的、有坏的、有明的、有暗的、有高的、有低的、有为人的、有为我的。而这些好坏明暗高低人我的对立，在一个人心迹里，也不一定是对立状态，而是混成一团状态，连他自己也弄不太清楚。心迹既是这么不可捉摸的抽象标准，你怎么能用这种标准来评定他存心善、还是存心不善不恶、还是存心恶、还是有心为善呢？心迹状态是一团乱麻，是他本人和别人都难分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我的办法是回过头来，以做出来的做标准，来知人论世、来以实践检验真理。我的标准也许比较宽，宽得把你所指的存心善以外的三类——就是存心不善不恶、有心为善，甚至是存心恶的三类都包括进去了，只要这四类都有善行表现出来，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好意的恶意的，只要有善行，一律加以肯定。所以我才说，唐太宗肯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

　　“法师真是佛心，喜欢与人为善，到了这样从宽录取的程度。”

　　“宽是宽了一点，但也不是不讲究分寸。像我说唐太宗盖这个悯忠寺，是种善因，并不是做善行，这就是分寸。”

　　“照法师这么说来，盖了这么个大庙都不算是善行，只算是善因，那么怎么才算是善行？”

　　“这要看对谁来说。如果某甲有一兩黄金，他出九钱盖庙，哪怕只能盖一砖一瓦，这是善行;如果某乙有十万两黄金，他出一千两盖了整个的庙，他的善行，就比起来像善因，很难算是善行。”

　　“所以唐太宗不算？”

　　“唐太宗身为皇帝，当然不止是十万两的某乙，他盖悯忠寺，不能算是善行。何况，他有权力根本就不使盖悯忠寺的理由发生，那就是何必出兵打高丽？不打高丽，就不会死人，就无忠可悯，所以，唐太宗如根本不打高丽，那才算是他的善行。”

　　“照法师这个因人而异的标准，我发现法师悬的格，简直比我还高。唐朝当时受到四边民族的压力，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打他，如今你法师竟用的是人类和平的标准、不杀不伐的佛教标准，来要求一个十九岁起兵、二十四岁灭群雄、二十九岁就君临天下的大人物，法师未免太苛求了。”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悬格太高了。可是，大人物犯的错，都是大错。唐太宗若不是大人物，我也不会这么苛求了。因为，从历史上看，当时高丽并没有威胁到唐朝，高丽虽然欺负它南边的新罗，但对唐朝，还受唐朝的封、还对唐朝入贡，唐太宗打它没成功，盖悯忠寺回来，第二年高丽还遣使来谢罪、还送了唐太宗两个高丽美人。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你说的唐太宗不动手打别人，别人大了，就会有打他的威胁性，至少对高丽来说，是担心得太过分。我认为唐太宗打高丽，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天可汗’思想作祟，要君临天下，当然也就谈不到爱和平了。我承认，要求唐太宗那样雄才大略的皇帝不走武力征服别人的路线，那反倒不近人情了。”

　　“这么说来，法师还是肯定唐太宗了？”

　　“当然肯定，任何人做出来的善我都肯定，而不以人废善。至于想去行善、说去行善，那只是一念之善，并没有行，那是不算的。善和行善是两回事，善不行，不算是善。”

　　“法师这样注意行、注意做、注意以实践检验真理，这种思想，跟孟子以至王阳明的，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孟子认为发善情就是善，所谓‘乃若其情，则可以谓善矣’;王阳明认为在内心就是善，所谓‘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这些抽象的检定善的标准，我是不承认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

　　“法师这种见解，我听了很奇怪，太不唯心了，佛教是讲唯心的。”青年人露出一点取笑的神气。

　　和尚好像有一点为难，想了一下，最后说：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释迦牟尼与何罗逻仙人辩道时说：‘若能除我及我执，一切尽舍，是名真解脱。’我执就是主观的心，善如果没行出来，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为;善也是这类性质，善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

　　“法师这一番话，我很佩服。只是最后免不掉有点奇怪，奇怪这些话，不像是一般佛门弟子的口气、不像是出家人的口气。我说这话，是佩服，不是挖苦，请法师别见怪。”

　　和尚笑起来，又合十为礼。然后伸出右手，向庙门外面指一指：“现在北京城都在过年，大年初二，外面正在赶热闹，而你这位年轻朋友居然有这么大的定力，不怕寂寞，一个人，到这冷清清的千年老庙来研究古碑龟趺，一看就不是凡品。”

　　青年人笑了一下。这时候，一阵鞭炮的声音，在附近响起。

　　“听先生口音，是广东？”

　　青年人的笑容转成了窘态。他听了太多次的挖苦他们口音的谚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讲官话”。何况他到北京来，一比之下，官话更是不行。

　　“是广东南海。法师呢？”

　　“先生听不出我口音？”

　　“我第一次来北方，分不出口音，只觉得法师官话讲得很好。”

　　“说了先生不信，我也是广东人。”

　　“也是广东？”

　　“是广东，广东东莞。”

　　“那我们太近了。法师的官话讲得没有我们家乡味，为什么讲得这么好？我们讲广东话可好？”

　　“惭愧，我不大会说广东话，我生在北京，并且一直住在北京。”

　　“尊大人一直住在北京。”

　　“我们这一支，一直住在北京，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

　　“这么久了？”

　　和尚点了点头。

　　“两百五十多年前，广东人就老远到北京来，那一定是在北京做官的。”

　　“那倒不是，先祖是陪做官的来的，做官的被皇帝杀了，先祖偷了做官的尸首，埋在北京，一直在墓旁陪着到死，从此我们这一支就住在北京，没再回广东。”

　　“咦，法师说这做官的，被皇帝杀了？……这做官的也是东莞人？”

　　和尚点点头，露出一种会意和等待的眼神。“是袁崇焕！袁督师袁崇焕！”

　　和尚笑了：“我说先生一看就不是凡品，果然说得不错。先生这样年轻博学，真叫人佩服。不错，是袁督师袁崇焕。”

　　“那我知道法师贵姓了，法师可姓佘？人示佘？”

　　“怪了、怪了，先生不但博学，而且多闻。先生怎么知道我姓佘？”

　　“我早就听说袁督师冤狱被杀，弃尸西四甘石桥，没人敢收尸，他的仆人佘氏半夜偷了尸首，埋起来后，一直守墓到死，死后也埋在坟边。佘家后来代代守墓不去，今天真是幸会，碰到了老乡亲，又碰到了义人之后。”

　　“先生说得都不错，现在袁督师的坟还在北京，在外城东边广渠门里广东义园。”

　　“我去过了。”

　　“去过了？先生真是有心人。”

　　“袁督师是我们老广第一个影响中国政治举足轻重的人物，明朝不杀他，满洲人就进不了关，中国整个历史都改写。并且若照袁督师的战略，明朝就不会浪费一半多的兵饷来防御辽东，就不会弄得民穷财尽，引出李自成进北京。袁督师太重要了。”

　　“袁督师是大人物，叫人崇拜。”

　　“法师令先祖能够對袁督师守死不去，也叫人崇拜。”

　　“那是袁督师人格感召的结果。”

　　“人格感召一般来说，有一个限度，但是令先祖竟冒死偷尸首埋起来，并且照顾在坟旁边，一直到死，这是忠肝义胆。”

　　“承先生过奖。但有更忠肝义胆的。袁督师下狱以后，忽然出来一个书生，叫程本直，一再为袁督师喊冤呼吁，结果被崇祯皇帝给杀了。他的尸首，后来也由先祖埋起来，就埋在袁督师坟的旁边。……”

　　“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这位程先生的墓碑边上有人题了十个字，叫‘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是不是？”

　　“对了，你先生真是好记性，这位程先生跟袁督师不但素昧平生，甚至可说还有点不愉快，因为他三次求见袁督师，袁督师都没见他。袁督师被捕以后，他一再替袁督师喊冤，结果被判死刑。他死的时候，说我不是为私情死的，我是为公义死的。先祖是跟袁督师多年的仆人，他为袁督师做的，私情的原因占得很重。但这位程先生做的，却全是争正义、争公道，在皇帝发了大脾气要杀人的时候，他为袁督师仗义执言，他的为人，可真有性格。可惜他只是一个布衣，没地位，也没什么名。由这位程先生的事，可以想到袁督师的伟大，感人至深。我还记得程先生呼冤书里的几句话，他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这就是你先生看到的‘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的渊源。”

　　“噢，原来是这样。”

　　“程本直说袁督师‘一大痴汉也’，这五个字用得真妙。”

　　“法师也认为是？”

　　“照世俗的标准，当然是。当时明朝已经那样腐败，是非不明、宦竖当道，守东北的大将熊廷弼，刚冤枉杀掉，传首九边、田产籍没、家属为奴。而袁督师却还来跳这个火坑，他不但不买朝廷里奸臣的账，并且杀了毛文龙，断了奸臣贪污的财路，这样做人，岂不正是傻瓜干法？从袁督师死了以后，我们广东人，再也没有在朝廷里有那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也没人要做一大痴汉了。

　　“在近代中国，为国家做大事很难，政治中守旧的势力和小人势力太大了，这两大势力都是明明摆在那儿的，所以想为国家做大事，什么下场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来;既事先看得出来，还要不怕死、还要做，除了是一大痴汉外，还有谁肯干？凡是肯干的人，都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没有例外吗？”

　　“例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太少了。有的人也打破守旧的势力，做点大事，但他必须安抚好另外一个势力，就是小人的势力。像明朝的张居正，他不安抚小人的势力，他就不要想有作为;但安抚了小人势力，他自己又算什么呢？就算这些是不得已，但最后，张居正做的大事，落得些什么呢？他一死，订的法制给推翻了，家给抄了，大儿子受刑不过自杀了，家里大门被封，人出不来，十几口给饿死了，剩下的充军了，整个的下场是悲剧。”

　　“听法师谈话，想不到法师对中国历史这么有研究，也想不到研究的结果，是这么悲观。”

　　“先生过奖了。悲观倒是真的。因为悲观，才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以后，才知道了多悲观。哈哈。”

　　谈到这里，一个小和尚走了过来，只有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在眉清目秀外、却又有着一股英气，他向和尚合十为礼：

　　“师父，万寿寺的法海和尚来说，他们寺里要为宫里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想请师父走一趟，替他们捧捧场，不知道师父肯不肯赏光？我告诉他我们师父初五没空，我们自己也有佛事要做，走不开。”

　　“你答得很好。”

　　“可是他说他要见你。”

　　“你说我这边有客人，走不开。”

　　青年人赶忙向和尚摇手：“法师，我没有事，我只是随便走走，你请便、你请便。”他把右手側向前，掌心向上，做了请便的姿势。

　　“不要紧，”和尚举起右掌，向着青年人。“我不太想见他。”转过头，“普净，你答得很好，就照你那样说下去，把他送走。”

　　“可是，他说要见师父。”

　　“普净，你自然有办法。你去吧。”

　　小和尚面露了慧黠的笑，向青年人也打个招呼，转身走了。和尚望着他的背影，欣赏地笑着。

　　“我这个小徒弟，父亲母亲全在河南旱灾里饿死了，他八岁就被哥哥带着，千辛万苦逃荒到京师，走到这个庙门口，他哥哥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一下就来，你饿了，先吃包袱里的窝头。他说只有一个窝头了，我等你回来一起吃。他就坐在门口等，等到快天黑，哥哥还不回，他急了，在外面偷偷抹眼泪。被我看到了，问他，他只知道是逃荒来京师的，不知道京师有没有亲戚，打开包袱一查，里面卷了一封信，是他哥哥写的，写给庙上和尚，说实在没能力照顾这个小弟弟了，请求庙上收容这个小孩，算做许愿许进来的小和尚。当时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让他住在庙上。他倒也有宿慧，听话，不打扰人，自动搬桌子扫地，好像并不白吃这碗饭。只是晚上常常偷偷流泪;有时在庙门口张望，等他哥哥回来接他，但他哥哥再也没回来。就这样八年下来，他在庙上自修，书念得很不错，人也聪明伶俐。”

　　“我刚看他，就是一副聪明相。”

　　“刚才是万寿寺的和尚来，万寿寺先生知道吧？就是西直门外那座大庙。”

　　“我没去过，听说过。”

　　“那庙可比我们这座小庙神气多了，光后面千佛阁，就有佛像好几千，其他可想而知。刚才说的宫中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李总管先生听说过吧？”

　　“莫非就是李莲英？”

　　“就是他。他现在是中国第一红人，皇太后信任他，一切言听计从。他为他母亲做佛事，由万寿寺来办，万寿寺想约北京各庙的和尚来捧场，我们不能参加这种谄媚权贵的事，所以才有刚才的一场。”

　　“法师的作风很不简单。”

　　“出家人，按说看破红尘才对，可是北京的许多出家人，也许离京师官场太近了，竟染上了势利眼的毛病，见了大官一副脸、见了小百姓另一副脸。不过出家人势利眼，也由来很久了。”

　　“这大概是佛教在中国流传，一直得到大官帮忙的缘故。”

　　“先生说得有道理。记得那个笑话吗？一个穷秀才，在庙里看到老和尚对大官恭恭敬敬、对他不恭敬，就质问老和尚，老和尚说：‘你搞错了，我们禅话，恭敬就是不恭敬，不恭敬就是恭敬。’那秀才立刻给老和尚一个嘴巴子，说：‘我们秀才，不打就是打，打就是不打。’哈哈。”

　　“哈哈。”

　　“说到这里，倒要借问一句，先生你是穷秀才吧？”

　　“差不多。”

　　“那我运气很好，到现在还没挨打。”

　　“法师客气。哈哈。”

　　“我还没请教贵姓？”

　　“康有为。《书经》里‘康济小民’的康;《礼记》里‘养其身以为有为也’的有为。”

　　和尚点着头：“真是志士豪杰的名字。《孟子》里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康先生有所不为，而后成为康有为，我要向您道贺，这年头，有所不为的人太少了。”

　　“在乱世里，做到有所不为，已经不容易。比如说，法师不参加李总管的佛事，就已经不容易。”

　　“不同康先生客气，的确不容易，不晓得以后要给庙上惹来多少不方便。我这样做，庙里有些人就不赞成。在乱世里，只是消极地做点不同流合污的事，就大不易。至于积极有为一番，就更别提了。何况，站在佛门的立场，有为是无常，所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更显得无可为了。”

　　“法师引的是《金刚经》？”

　　“康先生对佛典竟也如此精通，令人佩服。康先生在哪里学来这么多大学问？在京师嗎？还是在家乡？康先生的老师是哪一位？”

　　“我的老师是九江先生——朱次琦朱先生。”

　　“哦，原来是九江先生的高足。九江先生不是一辈子只肯穿布袍的进士吗？他在山西做官，进出都走路，自己做工，吃得极简单？”

　　“是啊！”

　　“那康先生在山西追随九江先生？年纪不对啊？”

　　“不是，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九江先生大我五十一岁，他其实是先父的老师，他同先祖是好朋友，我做九江先生学生是他六十九岁以后的事，到他七十五岁去世，我一直跟他，前后六年。他临死以前，说他写的书，对将来的中国没有什么益处，他竟都给烧了，他的精神太叫人感动了。”

　　“真太可惜了。”

　　“他死那年我二十四岁，经史子集倒念了不少。我走的路，也是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走的老路，就是念古书、应科举。可是九江先生的身教，却给我极大的影响，尤其他死前用火一本一本烧掉他一生的心血，左一本《国朝学案》、右一本《国朝名臣言行录》;左一本《蒙古记》、右一本诗文集……烧得满地都是灰，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劝也劝不住。九江先生立身极为严肃，他临死以前烧他一生著作，态度平静而坚决，他古书念得那么好，科举也考到进士，可是临死前，却用行动表示了这些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路，人该尽弃俗学，以行动救世。他这些意思，并没空口要我们学生如何如何，相反的，他说得很少。只在最后临死前来了这段不言之教，等于现身说法。他虽在死前三十多年就离开科举与官场，可是下半生三十年的讲学著书生涯，他竟也在死前加以否定，认为不切实际。他这一烧一死，使我根本上受了大刺激。九江先生死后，我到北京来，开开眼界，也深刻想了想中国的前途，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逛国子监，这是中国养成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我走进大门、走进琉璃坊，看看钟亭鼓亭，又看到蒋衡写的那些石碑，想到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写这八十多万字的十三经石碑，第一流聪明才智消耗在这里，现在对中国有什么用处？中国要救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些十三经石碑，救不了中国啊！我买了很多书，经过上海，大量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外国传教士印的有关现代学问的著作，在家乡南海的西樵山，闭户研究了五年。我不会外国文，只能看这些译本，从译本里融会贯通举一反三。五年下来，自信有点心得，认为救中国，必须变法图强。所以，五年以后，这次到京师来，看看有没有机会。这几天正赶上过年，我对碑刻有兴趣，特地到这里来看看旧碑，幸会了法师。法师学问道德虽然只领教了片羽吉光，可是就已令人景仰不已了。”

　　“哪里哪里，我们出家人，不足以语此。康先生是九江先生大学问家高足，又学贯中西，我们做和尚的，只随便看几本书，哪能受得住你们行家过奖。并且康先生以天下为己任，康济小民，可以有为，更不是我们出家人所能望康先生项背的。”

　　这时候，远远地小和尚普净又走过来。和尚问他：“有什么事，普净？”

　　“总算把万寿寺的和尚请走了。”

　　“你很能干，普净。”

　　普净不好意思，笑了一下，看了康有为一眼，点点头，又转向师父：

　　“等下要开饭了。”

　　“我知道，你在小饭厅摆一张桌子，今天中午我想请这位康先生赏光，吃个便斋。”

　　康有为赶忙迈前一步：“法师不要客气。”

　　“客气的是康先生，快到吃饭的时候了，何必拘泥一顿饭啊，康先生不是俗人，怎么拘起俗礼来了？并不为康先生特别做，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

　　“也好、也好。”康有为立刻也就同意了。

　　“那我就去准备。”普净转身要走，和尚叫住他，“来，普净，我特别为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康先生，是师父所佩服的大学问家，跟师父也是同乡。不过康先生才是真正的广东人，师父这种广东人，已经落伍了。”

　　小和尚向康有为合十为礼，康有为也一样答礼，康有为说：“一来就打扰小师父了。”

　　“哪里会，”小和尚说，“康先生能被我们师父佩服，我们就佩服。我们师父难得邀人吃饭，除非他欣赏这个人。”

　　“好了，普净。”和尚笑着，“你禅机泄露得太多了，快去准备吧！”

　　“好，去准备，今天康先生运气好，今天不吃馒头。”

　　“哈哈。”康有为笑着。“法师这位小师弟反应真快，他知道广东人怕馒头。”

　　“还有，普净，你多炒两个蛋，跟我们一起吃。”

　　“好。”小和尚转身走了。

　　“小朋友什么都知道。提到馒头，我又想起一个他的故事。他到庙上前几天，每天早饭吃一个馒头，他也分到一个，但他只吃一半，每天留下半个。有时候午饭也吃馒头，每人限两个，他就只吃一个，留下一个。后来跟他同住的和尚通知我，说他包袱愈来愈大，怪怪的，我们就委婉地找个机会请他打开包袱，结果一看，都藏的是一个半个的馒头。他逃难逃怕了，又想到他哥哥在外面可能挨饿，所以把他应得的分量，都只吃一半。当时他睁了大眼睛，低头看着馒头，又抬头看着我们，又低头看着馒头，又抬头看着我们，只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等哥哥来的时候，能不能把馒头带走？’我听了，忍不住掉下眼泪。他跟哥哥逃难时候吃过死老鼠、吃过树皮、吃过草根，并且可能吃过人肉。他记得一次哥哥拿回过一块肉，吃起来怪怪的，他问哥哥‘是什么肉’，哥哥皱眉头想了一下，说：‘别管了，快吃吧，吃剩下我吃。’”

　　“唉，政治黑暗，使中国老百姓这样惨。”

　　“不过有的是天灾，似乎也不能全怪当政的人。在我们出家人看来，这是在劫难逃。”

　　“法师慈悲为怀，所以难免开脱了许多当政的人的责任。我在南海西樵山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对中国灾荒问题，也小有研究。俗话说‘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相连，的确有道理。天灾的发生，我们以为是天祸，其实里面有人祸。就以水灾而论，水灾发生，是过多的河水无法宣泄，无法宣泄的原因，是许多供大河宣泄的小渠，因为官商勾结被霸占。小渠附近土地肥、灌溉方便，所以官商勾结，把小渠堵住，他们不但不肯掘开渠口，反而把附近加高，这么一来，不该成低地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的地方——反倒变成了低地，水一涨，就成了水灾。所以这种水灾，是人为的，不能赖在天上。这样赖，老天爷也不服气。”

　　“哦，原来如此。我这住在城里的人，真孤陋寡闻。”

　　“我还不是一样。我若不发愤搞经世致用之学，光念‘四書’‘五经’，也只会念《书经》的‘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或《孟子》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也只会徒发感慨，只会怨天，不会尤人。但自从我走经世致用的路以后，我看古书，突然眼睛开了，慢慢发掘了真相。我看《宋史·食货志》，看到有‘盗湖为田’的记载，说湖的附近被盗为田以后，‘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灾’，结果‘所失民田，动以万计’。我才知道水灾旱灾的人为原因是什么。这时候，我看了邵伯温的《闻见前录》上说的伊水洛水水涨，‘居民庐舍皆坏，惟伊水东渠有积薪塞水口，故水不入丞相府第’，才恍然大悟是怎么一回事。”

　　“康先生看书，真是触类旁通，叫人五体投地。”

　　“法师过奖了。只不过我受了九江先生生前死前的身教，自己又闭门造车土法修炼五年，不墨守中国读书人的老方法看古书，而有这么点心得而已。”

　　“以康先生这样的大才，这次到京师来，预备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我想来想去，无可奈何之余，发现只有一条路，就是上万言书，直接给皇上，如能说动皇上，根本上来一番大变法，国家才有救，一切问题才得根本解决。”

　　“历史上上万言书变法成功的，又有几人？我知道的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最后还是失败了。守旧的势力和小人的势力，是中国政治上的两大特色，越不过这两关，就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对我说来，要想演悲剧，还为时过早，因为我的万言书还上不上去，法师晓得中国的规矩，没有大官肯代递，你写什么，皇上都看不到的，老百姓是不能直接上书的。老百姓直接上书，搞不好要发到关外做奴隶，乾隆时候就有这种事。”

　　“那康先生有没有找到大官肯代递呢？”

　　“找过，找过很多，都不行，大家都尸居余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都要做官，不要做事。”

　　“所以，冠盖京华，康先生却在大年初二，一个人，孤零零地到古庙里研究起旧碑来了。”

　　“谈到旧碑，我倒极有兴趣，这次来京师，我买了许多碑本，预备研究点没用的东西，转一转自己的注意力。没用的东西，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像王羲之的《曹娥碑》，竟能使谢枋得在这庙里见到就绝食，最后完成了自我，谁又能想到呢？”

　　“谈到完成自我，谢枋得自己也早有一死的意思，他在走这条路。他在这庙里看到《曹娥碑》，对他的自杀，只是画龙点睛，那条龙，他自己早已画好了。你康先生也是如此，你画的龙是变法救中国，你在走这条路，你也准备了许多年，只差最后点睛了。点得好，就是飞龙在天;点不好，就是龙归大海。不管是哪一样，你都完成了你自己。”

　　“法师自己呢？”

　　“我是出了家的人。”

　　“出了家对中国前途，总不是不管吧？”

　　“我很关切。”

　　“关切并不等于管。”

　　“关切也是一种管。”

　　“照法师刚才指教的，善必须要行，藏在心里是不行的，照这个标准，法师对中国前途所‘行’的，是不是不太够？”

　　“我只是一个和尚，康先生想叫我如何行呢？我的力量很小，我至多只能自己不扶同为恶、不同流合污、不去万寿寺谄媚权贵，只能洁身自好而已，像——像——像什么呢？”

　　“像这庙里的丁香。”康有为指着那一片丁香树。

　　“姑且这么说吧，像这庙里的丁香。”

　　法源寺的丁香很多，它的丁香，在北京很有名，它在几百年前就从广东传到北京了。在中国，丁香被用做药材，用来温脾胃、止霍乱、去毒肿和口臭。

　　“丁香洁身自好，也好看、也好闻。但要做中药，得磨成粉煮成汤才有用。若不粉身碎骨，它只是好看好闻而已。”康有为说。

　　和尚听了，木然地望着康有为，最后点点头，侧过身，伸出了右臂：“请康先生来用饭吧！”

　　第三章 “休怀粉身念”

　　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入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人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

　　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

　　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

　　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

　　便是业债偿未毕。

　　…………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

　　和尚问：“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

　　“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的字呢。”

　　“那么赵孟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奸。并且，忠奸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利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遠，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呱呱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宋朝，杀人屠城，无恶不作，宋朝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宋朝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千千万万宋朝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奸，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谢枋得自己知道吗？”

　　“我认为他知道，可是他不再深究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宋朝已经经过了十八代皇帝，经过了三百二十年的岁月，谢枋得本人在宋朝亡国十年以后才去死，他对三百二十年的旧账，要算也没法算。”

　　“没法算就算了？”

　　“也不是算了，真相是他根本就没想算。”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成了习惯。宋朝的三百二十年的天下、三百二十年忠君教育，已经足以使任何人把这个政权视为当然，时间可以化非法为合法，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时间不够，就不行。宋朝以前的五代，五十三年之间，五易国、八易姓、十三易君，短短五十三年中，走马换将如此，国家属于谁家的都不确定，又何来忠臣可言？事实上也没有忠君的必要。原因是那些君的统治朝代，都很短促，时间不够，谁要来忠你？但宋朝就不然了，宋朝时间够。时间够了，就行。”

　　“你可以把狗关在屋里，但要它对你摇尾巴，时间不够，就不行。”小和尚忽然插上一句。

　　和尚看小和尚一眼，小和尚低了头。康有为却说：“小师父的比喻，完全正确。人间的事，如果用低一点的标准去看，的确也不高。很多人的忠心耿耿，其实和狗一样，甚至还不如狗。”

　　“刚才康先生说‘忠臣是时间造出来的’，要多少时间才能造出来？”和尚问。

　　“时间多少是无法硬定的，不过，有在同一时间里就出现‘谁都是忠’的肯定现象。忠奸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人的一个老问题。但是，真正会读古书的人，必然发现：中国传统中‘忠’的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就是‘相对的忠’与‘绝对的忠’。伟大的晏子，在齐庄公被杀时候，不肯死难。他的理由很光明，他说：‘君为社稷死，我则死之;为社稷亡，我则亡之。若君为己死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齐庄公既然是因为偷别人老婆而被本夫所杀，显然不是‘为社稷死’‘为社稷亡’，对这种无道之君，国之大臣，是不会为他死难的，但他的‘私昵’，却可以为他死难。所谓‘私昵’，不是别的，就是统治者的家臣和走狗。中国‘忠’的观念，起源是很好玩的。在古文字中，根本没有‘忠’这个字，‘忠’字出现在春秋时期，但那时候的‘忠’，是‘委质为臣’式的‘忠’‘质’是雉、是野鸡，野鸡在古人眼中，是一种‘守介而死，不失其节’的象征，‘委质’就是表示对个人的效忠;‘臣’的原始意义是俘虏或奴隶，‘委质为臣’就是‘私昵’者对主子的效忠。这种‘忠’，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忠’。相对的，晏子所主张的‘忠’却是有条件的、是以统治者‘忠于民’做相对条件的、以大臣‘以道事君’做相对条件的，这种‘忠’，是‘相对的忠’。不幸的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相对的忠’的一系，未能正常地发展下去;而‘绝对的忠’一系，却被杠上开花，反常地演变变得愈来愈不成样子，直演变到三纲五常化的境地，‘君’变‘君父’、‘臣’变‘臣子’。于是，‘生我之门死我户’的‘私昵’之‘忠’，变成了中国‘忠’的观念的主流。就这样的，临难死节的要求，便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正宗。不过，这种思想的正宗，是经不得实事求是的。我举隋唐之间改朝换代的两个人物做例子。先以屈突通为例。隋文帝派屈突通到甘肃检查牧政，查到两万匹私马，隋文帝要杀主管马政的公务员一千五百人，屈突通说，为马杀人非仁政，他愿一死以为一千五百人请命，隋文帝听了他的话，不杀人了，还把他升了官。屈突通做官，执法很严，六亲不认，他的弟弟屈突盖也和他一样。当时流行的话说：‘宁食三年艾，不见屈突盖;宁食三年葱，不逢屈突通。’可见他的慓悍。唐高祖起兵的时候，屈突通正为隋朝守山西永济。他率部队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部队困住。唐军派他的家僮劝他投降，他不肯，把家僮杀了;又派他的儿子劝他投降，他也不肯，阵前骂他儿子说：‘以前同你是父子，今天是仇人了！’立刻下令用箭射他儿子。后来京师陷落，唐高祖部队派人去心战，屈突通的部队哗变，他下马向东南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遂被部下解送到唐高祖面前。唐高祖说：‘何相见晚耶？’劝他投降，屈突通说：‘我不能做到人臣该做到的，不能一死，所以被你抓到，实在丢脸。’唐高祖说：‘你是忠臣。’立刻派他做唐太宗的参谋总长。天下大定后，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也在内。——屈突通被解释做是隋朝忠臣，也是唐朝的忠臣，理由是惟其一心，虽跟两君也是忠臣。所以，屈突通死后，魏徵提出屈突通是‘今号清白死不变者’，他的忠心可靠，为唐朝上下所钦服。但是，屈突通同时代的另一个例子，又有了讨论的余地，那就是尧君素。尧君素曾是屈突通的部下，屈突通投降后，跑去招降他。大家见了，两人都为之泪下。屈突通说：‘我的部队打垮了，但我加入的是义师，义师所至，天下莫不响应，事势已如此，你还是投降吧！’尧君素说：‘你是国家大臣，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看你骑的马，还是上面赐给你的，你好意思还骑它吗？’屈突通辩白说：‘咳，君素，我已尽过全力了！’尧君素说：‘我还未尽过啊！我还有力量可尽啊！’于是尧君素死守不降。唐朝部队在城下，抬出他太太来劝降，尧太太说：‘隋朝已经亡了，天命属意谁做皇帝也明白了，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尧君素说：‘天下事，非妇人所知！’说了就给他太太一箭，把太太射倒。——同时两个人，前面屈突通射儿子;后面尧君素射太太，中国的忠臣自己还没尽到忠，却先将家人做了血祭！在历史上，尧君素入了《隋书》，屈突通却进了《唐书》，同时代的人，分别编进了不同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为的是尧君素为隋朝力屈而死，他是隋朝的人;屈突通为隋朝力屈而未死，他就不是隋朝的人了。但在情理上，屈突通尽过全力的纪录，却又无碍其为忠臣，这又怎么说通呢？合理的解释是：屈突通在尽过全力以后，他所效忠的对象，已不存在了;而新兴的统治力量，是天意与民意所归的。他所效忠的对象，也并不比新兴的统治力量进步。他再挣扎，也‘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所以，他就在新朝里为国尽忠了。”

　　“那么，谢枋得的情形到底怎样解释呢？”和尚问。

　　“我刚才说过，谢枋得死的意义在为信仰殉道。那种信仰，在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但评论历史人物必须设身处地，以谢枋得当时的见解，他死得并非没有意义，我们尊敬他，是为了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那种内容，五六百年下来，早已都不成立。宋朝固然是中国人中国史，元朝也是中国人中国史。”

　　“明朝清朝呢？”

　　“也一样，像我头上这根辫子，两百四十多年前，满洲人入关，下剃发令，全国要十天内实行，不然就杀，所有汉人——除了你们和尚和女人外，都改汉人的发型，和满人一样了，当时也有人拒绝而被杀的，但两百四十年下来，一切都习惯了，不但习惯了——”康有为停了一下，两眼专看着小和尚，慢慢地补一句，“也会摇尾巴了！”

　　小和尚笑起来，又低下了头。和尚也笑着。康有为继续说：“以两百四十年前的汉人见解，当时反对满洲人不能说不对，但是两百四十年以后，若还在用当时的理由，就不妥当了。两百四十年前，外国人没有打到中国人的大门，汉人没见过真正的外国人，现在知道真正的外国人是什么了，滿洲人其实也是中国人。”

　　“满洲人是皇族，不是和汉人不平等吗？满洲人政权不是腐败吗？”和尚问。

　　“不平等归不平等、腐败归腐败，那是中国人内部的矛盾问题。内部矛盾问题要在内部解决，但不论怎么看，我认为也不发生满汉的种族理由，在我眼中，满洲人是中国人，满洲人做皇帝是中国皇帝。就如同在冯道眼中，契丹人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契丹人做皇帝又何尝不是中国皇帝，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管皇帝是胡人汉人？”

　　“所以你要向满洲皇帝胡人皇帝上万言书？”

　　“是。我上万言书，就表示我对这个政权所作所为不满意，但其中并没有满汉种族问题，两百四十年了，我并不认为还有这种老掉牙的问题。”

　　“你这样想，你有没有想到，满洲人自己并不这样想？”和尚突然用了这种反问。

　　“这……这……倒很难说。不过从外表上、形式上，满洲人在一进关就宣布满汉通婚了，做官和行政权汉人也有份。至于骨子里的防范、排挤与特权，倒也很难避免。但我相信像皇上这种高层的满人，会识大体、会认清既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又何必分满汉？要分也早该是历史了，如今两百四十多年了，不论是汉人、不论是满人，再在这个题目上闹来闹去，可真无理取闹了。”

　　“这么说来，康先生是拥护清政府了？”

　　“满清政府如果做好事，为什么不拥护？现在这个政府已经两百四十多年了，这是一个很厚的基础，一个政府的基础有这么厚，不容易，要在这个厚基础上救中国，才更驾轻就熟。我只希望自己的救国办法能够上达皇帝，只可惜没人能转达。”

　　“有没有这种人，照佛法说来，是一种因缘。因是‘先无其事而从彼生’，缘是‘素有其分而从彼起’，只要有构成因缘的条件，我想，康先生不但可以碰到这样代递万言书的人，和他有缘;并且说不定还和当今皇上有缘，而可以像王安石那样的得君行道。”

　　“未来的事，实在无法逆料，但听了法师的指点，倒给了人不少希望。无论如何，因缘在法师和我之间，倒的确发生了，并且法师和小法师之间，甚至小法师和我之间，都是因缘。”

　　康有为说着，望着小和尚，小和尚笑着。和尚也望着小和尚笑着，然后指着蛋，小和尚点点头，又吃起来了。和尚又请康有为吃蛋。康有为有点疑惑：“谢谢，怎么法师自己不吃？”

　　“康先生晓得，出家人吃全斋，在严格的意义下，蛋也不该吃，我做到了。我自己不吃，可是我却赞成别人吃，所以我让普净他们吃。”

　　“这跟吃素不违背吗？”

　　“致斋在心，吃素是一种精神，精神影响了行为，一般人不了解，全弄错了。鱼和肉叫腥，臭菜——葱、蒜、韭菜等等——叫荤，大家以为荤是鱼和肉，所以吃斋只是不吃鱼和肉，而大吃臭菜，这是精神上先没了解吃素的真义;至于有的庙里大做素鸡素鸭，那简直是精神上完全在吃荤，一点也没吃素的本意了。”

　　“照师父这样说，我想我也最好不吃蛋。”

　　普净说：“你要吃，你年轻，你需要营养。”

　　“可是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

　　“你还不能算。十四岁到十九岁只是应法沙弥，你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和尚以开玩笑的语气说。

　　“那我什么时候算？”

　　“你不一定要算。”

　　“为什么？”

　　“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

　　普净紧张起来，咬住下唇，握紧了左手，把拇指压在食指下面。那是他的一个习惯，一紧张，就要这样。他两眼直望着和尚，轻轻问：“师父的意思是说，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

　　“不是，当然不是。”和尚温和地说，放下筷子，伸手握住普净的左手，“师父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

　　“师父自己呢？”

　　“我的情形有点不同。”

　　“怎么不同？”

　　“有一天你会明白。我只能说，我是三十岁以后才出家的。三十岁以前，我虽对佛典小有研究，可是并不是和尚。你不知道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和尚说到这里，有一点凄然，不想再说了。

　　这时康有为插话进来：“我以为法师从小就做了和尚，照法师年纪看来，原来不过才几年的事。”

　　“也不是几年了，你看我几岁？我四十一了。我已经做了十一年和尚了。”

　　“十一年？我不晓得师父做和尚才只不过做了十一年。”普净说。

　　“只是十一年。”和尚淡淡地说。

　　“一直在这庙里？”康有为问。

　　“一直在这庙里。这庙跟我祖先一直有渊源，当年先祖半夜里偷把袁督师的尸体装进棺材，从刑场偷运出来，就先运到这庙上。半夜偷偷为袁督师做了佛事，运到了广东义园，秘密埋葬。当时先祖跟庙里的当家和尚有交情，当家和尚也仰慕袁督师的为人，所以很愿意为袁督师做佛事。此后我家世世代代，有任何佛事都在这庙上做。十一年前我出家，自然也就在这庙上。因为这庙在北京不算吃得开的庙，所以和尚不多、流动性也大，我竟能在十一年里熬上了当家和尚。”

　　“盖这个庙的原因，本来就是追念为东北边疆死难的中国人的。袁督师也是为同一个理由而死，在这庙上做佛事，倒也真正名副其实。”

　　“康先生注意到的这点，我还没注意到，康先生提醒了我，这也许是当年当家和尚愿做佛事的另一个理由。”

　　“当时庙上为袁督师立了牌位吗？”

　　“当时哪里敢，当时袁督师的罪名是通敌，通关外的满洲人，以叛乱罪处死，谁敢同情他？”

　　“袁督师死在崇祯三年，十四年后，明朝亡了，满洲人进了关，对这位所谓勾结他们的袁督师，采取什么态度？”

　　“清朝明明知道这是冤狱，这是他们反间计的成功，但不太说得出口，因为一来用这反间计太卑鄙了，二来为袁督师昭雪即等于宣传他是抵抗满洲的英雄，对入关的满洲人，当然不妥，所以袁督师的殉国真相，一直讳莫如深。袁督师生前有两句诗：‘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功是高了，可是皇帝一点也不明，反而把他当卖国贼给杀了;心是苦了，可是后人又知道多少呢？两百五十年了，一位为国冤死的英雄还不能被公开昭雪，公道何在啊？”

　　“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结果明朝又亡了，没法替他公开昭雪;随后又两百多年清朝的天下，未便公开昭雪，才出现这么大的一幅谑画。人生际遇真不可知啊，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死后盖棺都不能公开论定。为什么群体对个人这样残忍？”

　　“个人只有和群体的大多数一起浮沉，才能免于被残忍对待，个人太优秀了、太特立独行了，就容易遭到群体的迫害，群体是最残忍的，个人比较好，群体比个人不是更好就是更坏，群体比个人极端得多。所以，优秀的个人如果优秀得过分，就得准备付出惨痛的代价给群体，作为‘冒犯费’。所以，许多优秀的个人为群体做事，必须事先就得抱有最后还得被群体出卖的危险。我想，当年的袁督师一定多少有这种认识，他的前任熊廷弼刚被冤枉杀掉，他怎能不知道？知道还来跳火坑，自然就表示他已有为群体而牺牲个人的准备。话说到这里，我想到你康先生，你想救中国吗？你想走这条路，你就不得不先做一番准备。那时候，请你记得我的话，群体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奢求，你求仁得仁就好了，一笑而死吧。群体会歌颂你，那也在二百五十年以后，像我们歌颂袁督师一样，谈起我们这位广东老乡袁崇焕，想起他、怀念他、到他坟上凭吊凭吊他，这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了。”

　　和尚说完了一席话，康有为点点头，表情有一点凄楚，没再接话。这时候，小和尚开口了：“师父，您刚才说您当和尚只当了十一年;而您现在四十一，十一年前正好三十岁，三十岁以前您做什么？”

　　和尚一听，脸上的安详顿时失掉了，两道浓眉紧紧皱起，他一对精明的眼睛从小和尚脸上转向窗外，又转向天空，整个房间忽然变成死寂，没有一点声音。康有为静坐不动，他只感到一股丁香的气息，阵阵从他鼻子里吸进，这一点呼吸的感觉，使他觉得在死寂中有一种生机。他只动眼珠，斜看了一下小和尚，小和尚已低下了头，两眼凝视着空了的饭碗，右手拇食指交互轻摸着碗边，没有任何别的动作。

　　过了很久，康有为终于轻轻地用两手挪开椅子，欠起身来。“打扰得太久了，师父。”和尚醒过来，望着他。康有为补了一句，“我也该告辞了。”

　　“还早啊，康先生。”和尚赶忙说着，站了起来，“喝杯茶再走。来，我们到前面客房坐，喝杯茶。来，普净，一起来，等一下再收拾桌子。”

　　*? *? *

　　客房很小，简单的摆设，朝南是一面窗，窗台下摆着长太师椅，太师椅两边夹着茶几。茶几两边转成直角，各有太师椅一张，分别东向西向。北面墙上有书橱，橱上全是佛经。橱中间伸出一张方桌，上面有文具，两边有椅子，看来好像是客房兼做书房。后面墙上最招眼的是一卷条幅，写着魏之琇游悯忠寺诗：

　　琳宫深邃柏苍苍，

　　忏佛台因古国殇。

　　妙法有源逢圣世，

　　孤忠堪悯惜唐皇。

　　老僧戒约温而厉，

　　游客心情慨以慷。

　　莫向残碑说安史，

　　景山鼙鼓更凄凉。

　　康有为站在这幅字的前面，深深地被诗句吸引住。唐朝太宗盖这悯忠寺后一百年，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将军们坐镇北京，曾在悯忠寺盖了两座大塔，后来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几乎将唐朝推翻，幸亏唐朝引用外国兵平乱，安禄山史思明又一再内讧，才算保住了唐朝江山。但一百多年后，唐朝还是完了、安禄山也早被杀了、史思明也早被杀了，只是他们留下的两座高塔还凄凉地存在。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又一百年过去了，塔终于倒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只留下断垒残碑。诗人来了，向残碑说安史，想到大唐帝国的一世雄风，不论是帝王豪杰、不论是骄兵悍将，都云散烟消了，安禄山史思明固然尸骨无存，就是盖悯忠寺的唐太宗的陵寝，也早被翻开了。一幅大唐帝国的烟云，在中国各处，都散开着、流失着，但在小小的这座悯忠寺里，却微妙地相聚着、衔接着。悯忠寺太小了，小得没有人注意，但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它象征的竟是那么深远、那么凄凉。诗人从一粒沙里能看到世界、从一朵花里能看到天国，又何况悯忠寺，它有这么多的尘沙与花草。从悯忠寺里，诗人可以看到那万马奔腾、看到那中国先民的经营与破坏、欢笑与眼泪、生命与死亡，和死亡以后金石的追念，乃至金石本身的变成残碑断垒。唐代过去了，五代又来;五代过去了，宋代又来;宋代过去了，元代又来;元代过去了，明代又来。明代老了，明代的光芒已经黯淡，进入黑夜，黑夜里，悯忠寺的庙门偷开了，迎进袁崇焕的孤棺;袁崇焕進入孤棺以后十四年，把他杀死在刑场的明朝皇帝，竟也在鼙鼓声里，凄凉地走上景山，吊死在树上。诗人写下了“景山鼙鼓更凄凉”的句子，只有从有心人眼里、从诗人笔下，一切才是若亡而实在。

　　若亡而实在。看起来好像过去了，其实没有、其实还在那儿。中国的哲学家早就提出“景不徙”“影不移”的论证。在一处空间里，不断地有人和活动的留影，留影处处在改换，后影已非前影，前影虽然看不见了，其实仍在原来地方。任何空间、任何古迹、任何残碑断垒，愈有历史性的遗存，愈有这种层层相因的留影，只有空间、只有古迹、只有残碑断垒，只有它们才一幕幕面对了人世的兴亡。时间在它们面前排队走过，它们是时间的检阅者、是历史的证人，这一真相，诗人感触最深，诗人把他的感触留在纸上，纸挂在墙上，也做了新的留影。从诗人留影到纸，从纸反投这种留影到后人，又是一套完整的轮回。“这首七律写得真好。”康有为好像刚刚醒来，赞美刚刚做的一个梦，“它把我要说的，都说出来了。”他侧过头来，看到和尚静静地望着他，仿佛对他的心境，有着同样的印证。最后，和尚指着北面的桌子：“我们备有纸笔，也想请康先生为我们庙上留点纪念。”

　　“法师一番盛意，我却之不恭，可是答应了又未免大胆。”康有为笑着。

　　“哪里的话。康先生好古敏求 ，书法一定不凡，能为我们留点雪泥鸿爪，千百年后，也是悯忠寺的一件特藏……”

　　“法师说得太远了、太远了。法师这样看得起我，我很感知遇。写字是小技，中国人为它消磨了不少青春，但为了养性和联谊，写字倒也不是坏事。既然法师一定要我写点字留作纪念，我也不怕写不好，恭敬不如从命，好在是留作纪念。”于是，康有为就走到桌边，坐下来，在一张玉版宣纸上，慢慢写下了：

　　丁香体柔弱，

　　乱结枝犹垫。

　　细叶带浮毛，

　　疏花披素艳。

　　深栽小斋后，

　　庶使幽人占。

　　晚随兰麝中，

　　休怀粉身念。

　　最后小字写上：“杜少陵江头五咏丁香。己丑正月，南海康有为。”康有为落笔写下第一行的时候，和尚的脸上就露出惊喜。全部写完了，和尚看了又看，大为欣赏。康有为的字写得太好了，笔情纵姿，气象万千，雄浑之中，又自成家法，风格独具。和尚说：“一看康先生落笔，就知道康先生在碑上下过大功夫。康先生此生光凭书法，就可以不朽了，又何必搞政治呢？哈哈哈。”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并没说‘立书法’可以不朽啊！”康有为笑着说，“就算能从书法上得到不朽，那又算什么本领啊？对国计民生又有什么好处啊？”

　　和尚点点头，“康先生志在救世，真是佛心。但无论如何，字的确是好。康先生博闻强记，随手写出杜甫的丁香诗，来配上我们以丁香出名的悯忠寺，真是太好了！普净你看，康先生写得多好！”

　　小和尚站在后面，好奇地瞧着，经师父一特别叫出，也就加入了：“师父，这诗大概的意思是什么？”

　　和尚说：“诗和佛法一样，有许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中国一句说诗的话叫‘诗无达诂’，就是说，诗没有确定的解释，甲可有甲的解释、乙可有乙的解释，康先生，你说是不是？”

　　“师父说得是。”康有为点着头。

　　“杜甫写这首诗，大概的意思还是可以感觉到的，照我的解释，全诗大意该是：丁香很柔弱，结子又多，叶子和花都漂亮，但是是素色中的美丽，不是艳丽的。把丁香种在房子后面，为了是给有思想的人欣赏。丁香自己呢？它早晚像兰麝一样发出芳香，但却不必想到自己会磨成粉的。整首诗的意思是，一个柔弱美丽的生物，它该知道自己的特質，完成自我，虽然自我的最后完成恐怕是粉身碎骨，也不必多想了！噢，康先生，你看我有没有弄拧这首好诗，我胡乱解释的，可算不太离谱？”

　　“解释得好，解释得好。我认为这首诗也该这么解释。杜甫写这首诗，意思是积极的，在写一种柔弱的生物，也有坚强的特质。大家以为雄壮的松树岁寒而知后凋，没注意到柔弱的丁香也是有这种坚强的特性。丁香一辈子，生前死后都发出了它的特质，虽然长得一点也不雄壮。所以，大事不全是强者做的，弱者也可以做不小的事，如果结局是粉身碎骨，弱者也许不敢做。但如果‘休怀粉身念’，不必多想它，最后弱者做出的功德，也不一定小呢。”

　　“愈解释得愈妙了！”和尚说，“杜甫先生当惊知己于千古——引康先生为知己。”

　　“引佘法师为知己。”康有为补上一句。

　　“引我们为知己。”两人不约而同。

　　大家都笑起来。小和尚看着诗，点着头。

　　喝过了茶，康有为起身告辞：“我南下回乡时候，法师可有什么在家乡要办的，我可以代劳。”

　　“没有，没有。家乡离我，不论在空间上时间上，都太远了。北京城就是这么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它使你觉得，它就是你的家乡。”

　　这时候，一位管事的走进来，向和尚说：“永庆寺的和尚在外边，说想同我们一齐到万寿寺为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怎么回他话？”

　　和尚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好，请他等一下，我亲自同他说。”和尚和小和尚直送康有为到庙门。到了门口，互相道别。康有为走了几步，忽然和尚叫住了他：“街那边的谢文节祠去过了吗？”康有为说没有。和尚说：“不妨去一下，康先生要想多体会谢枋得殉国的真相，那个地方，也该走一走。”

　　（选自中国友谊出版社《北京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