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和他国故事依然是2016-2021年海外华文小说的最基本题材域。创作者从“时间斑点”确立典型的时代故事，继而将落点放置于具体“问题”的提出及解决。小说从新形式、新事件和新材料构思，致力于塑造海外华文文学的辨识度。各地区的文学社团积极聚拢华文写作者，以集合优势提升华文作品的关注度与影响力。“新生代”创作力量切实推进华文文学深广度的发展，一批关涉域外生活、地域传统和中国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力作从中国性和在地性两个层面，展示海外华文小说的文学实力与潜力。我以“有情”概括五年间华文小说总体特征，从生存、成长、改革、历史等角度，选择特色鲜明的作品，诠释海外华人的生命情怀、家国情怀和宇宙情怀。
生存问题
生存是海外华文小说最贴近生活样态的论题，它折射繁复的新情况，浮现华人必须面对的各种难题。“留学生”题材依然继续收缩，除了再版的《异旅人》，未能出现更多有特点的留学生小说或校园小说，同时，“新移民”落地求存故事也在锐减。创作者能够自觉抛开惯性的文化求异写作，转为表现个人对他国的平稳融入。中华文化具备能够适应不同情境而进行调适重构的特性，中国文化被柔性地、巧妙地、恰当地投注于特定情境之中，生存写作，有必要从文化传播转向文化涵化，进而真正打造海外华文小说的独特性。
黑孩“东京三部曲”——《上野不忍池》《惠比寿花园广场》《贝尔蒙特公园》，跟踪20世纪90年代留学东京的华人三十年的都市生活。她抛开苦难叙事，不预设成功者或失败者，叙述华人进入再融入日本的过程。於梨华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曾分类“有形的苦”“无形的苦”，应该说，黑孩偏重刻画“无形的苦”，即个人如何忍耐又如何化解纠结缠绕的爱恨。秋子是三部曲的核心人物，她屡次正面迎击亲情、爱情和职场三重危机，反叛性令其有勇气一次次击碎日本文化中“共同体”观念。不受任何利益捆绑、不被任何道德绑架，坚定地保持自我使秋子得以从逆境中抽身。黑孩精细度量华人女性的感性与理性，而理性可以战胜感性，佐证实在的女性独立。秋子从涩谷区惠比寿搬迁至足立区贝尔蒙特，表露其不愿意被东京驾驭。
黎紫书小说“在地性”根源于文化浸润和生命情感，生活圈、性别圈和文化圈的叠合夯实在地书写，这三大圈层是华人亲缘关系中地缘、血缘和神缘的某种变体。《流俗地》披露多元文化在微观层的沟通进程，“流俗地”真实含义，应是锡都（抽象）和组屋（具象）的组合，黎紫书以记录家乡怡保多族群的凡俗人生为创作目的，小说以民间信仰，演示中华文化元素在马来西亚重置且拼装的“过程和原则”。“组屋”时代的社群生活不复存在，华人群体发展依然步履维艰，社会未能践行对女性的全面认可。光的闪現，是真的新生，还是再次陷入旧轨，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可能这正是人生的真实，谁也不能决断未来，只能期待未来。《余生》也是黎紫书另一部现实题材小说集，它保持对普通人的理解与悲悯，洞悉都市人遮掩自我的缘由。贺淑芳创作潜入琐碎日常史里倾听马来西亚族群角力中滚动的偏见、声音和感受，小说捕获着剩余——那些在历史与社会语境中未能占一席地位的零碎、卑微与微不足道。“他人的想法和感情往往只是一种局限的指导，只能靠着想象来填补，或渡入自己的情感与思索。因为这层渡入与变形，‘现实’切换在另一条水平线上走，仿佛这一现实的界面是个侧倾的倒影。”“湖面如镜”正是这一创作观点的隐喻。黄锦树令记忆里的故乡不断重生，《雨》系列就像先用直线和横线架构“胶林”深处的简约平衡，再用透视，显现碎片化的内忧外患。《迟到的青年》仍旧是循环论，人生被反复层叠翻转，以至于再也无法剥离出本原面目。
凌岚《离岸流》有一个重要论题，即新一代“新移民”已经完成双重接受，一方面明确“文化隔膜”事实，不会先验地排斥域外;一方面辩证看待他国文化，接纳他国的多面性。“新移民”的“落地”诠释“小马过河”寓言，只信任自身实践。恐惧因尝试而被破除，顾虑因了解而被化解，凌岚准确把握了现时“新移民”生活观。亦夫《被遗忘的果实》从都市和人的关系，解读日本文化;从家庭和人的关系，探究灵肉分裂。熟练运用日本类型小说优势，以推理引领“探察”，由自我监测自身行为，辨别人心不同面向。小说沿着时间线索，折射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它颇有特色地以东京的春夏秋冬跟踪日本的热烈与阴郁。方丽娜《夜蝴蝶》描绘华人闯欧洲的经历，欧洲的诱惑和危险左右底层移民女性的决断。这一系列故事是时代性悲剧，首先她们知识储备与生存技能匮乏，没有充足的职业选择;其次当前欧洲经济大环境颓势，无法给予移民充分发展机遇;第三，她们背负改善国内家庭物质条件的使命。小说传达出一种反讽，深渊和天堂竟横亘在女性与其亲人之间。
成长问题
海外华文小说既始终关切同辈人的个体发展，又重视不同代际间的沟通。“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给予的方案，已无法全然适用归属移民二代及三代的当前境况。成长问题，追随着人生观与价值观的焕新。陈永和、黑孩、亦夫、陆蔚青、刘瑛、陈谦、李凤群、柳营、凌岚、伍绮诗、王苇柯等作家，从共性/个性、西方教育观/中国教育观、国际家庭/中国家庭，表现现时青年与父母的紧张关系。同时，创作者不断拓宽成长内涵与外延，从表象性长大，转为肌理性适应力增强和承受力提升。
《在南方》《飞鸟和池鱼》收录了张惠雯近五年的主要短篇小说，两者存在内在关联，在“在地”与“还乡”基础视界内，记录并修正作者对生活的体认。如果说《在南方》是首次审视他国生活，那么《飞鸟和池鱼》是再次印证家园记忆，同时，《飞鸟》还接力《两次相遇》，它揭示观察者对故土“再次”目之所及的新变和心之所念的新知，并接续散文集《惘然少年时》的青春情怀。我认为张惠雯小说是对个体成长的跟踪与反思，并借由自己成长凝视他人成长，这种成长并非仅为年龄增长抑或角色转换，而是心理成熟度的累积。她展现她感觉到的一切，以轻盈灵动的文学讨论沉重问题，如乡土变迁、性别对立、人格异化、悲悯与敬畏的丧失，进而向读者提示解读世界的路径和共情人性的方式。张惠雯拥有写作物变/心变互动关系的出色控制力，她摆脱传统写法，即从生存空间的转徙与文化差异的刺激中描摹人心之变，转入幽微心理，“不甘”和“烦闷”更准确透露人物精神层面的痛苦。
李凤群《大风》《大野》《大江》（修订版）《大望》具有难得的结实的亲历性和真实性，调动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感受和情绪。小说以她曾生活的“江心洲”为背景，建构地域——家族——个人的内聚逻辑，阐发人与土地的关系，核心议题是解析农村青年如何走出乡村又如何融入都市。改革开放的文化场域内，作者规划农村青年的激进和保守、乡土传统的顽固和变通、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三个维度，提供了21世纪中国长江流域乡村书写的全新文学经验。渴望平等被注入作品经脉，文本蒸腾着时代焦灼感，农村青年因阶层固化而承受人生固化，先行者不断在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反复中，从土地出发又回归土地。李凤群对中国农村真挚的“有爱”和“野心”，赋予作品重现现实的逼真和流畅。《大风》《大野》《大望》展现“钝刀割肉”之痛，刻画青年追求个体价值的期望逐步被乡土消耗、磨损、蚕食，直至他/她被驯化为下一辈青年人前行的阻挡者。希望、失望和绝望撕开“江心洲”精神黑洞，青年被裹挟进他人境遇和个人境遇的互证，清晰预见到未来，自己会被“江心洲”既定家庭伦理和处事哲学吞没。
柳营《姐姐》详细描绘“70后”姐姐实为家庭支柱，如何舍弃自己、成就家庭的生命故事。小说独特性体现为他人成长皆由姐姐成长带动，姐姐无条件接纳被强加的家庭重负。青春无法复苏，并且她还将耗尽气血地搀扶整个家族走下去。《姐姐》揭示“团”得太紧的家庭模式，“姐姐”表现出70年代生人的性格矛盾，即创新与保守的统一，她们的牺牲实质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女性小说反复讨论女性的身体发现与自我发现，《姐姐》结合现实，陈述更接地气的真相：“70后”姐姐，清醒认识自己，也正因为清醒，她却选择了对她而言更为珍视的亲情，才做出为家人奉献的决定。《我们的旖色佳》描述一场柳营与女儿于林间狂舞狂笑，“我站在山林的公路中间，在女儿面前，一次次地跳起被埋在记忆里的舞蹈。似乎有一股神秘永恒的力量将所有的过去与现在连为一体，将那个不安茫然的、不曾真正完全接受的过去与此时此刻的自己连为一体。”这段文字启示着“姐姐”在柳营后续创作里，或许能纵容自己在人生轻装上阵。
陈永和《黄玫瑰陷阱》，陈谦《哈蜜的废墟》《虎妹孟加拉》，王芫《路线图》，亦夫《牙医佐佐木》都是关注代际问题的作品。《黄玫瑰陷阱》的意义是揭晓国际家庭扭曲的代际关系。中国母亲与日本父亲，都操纵儿子命运。密实的爱将两位少年——一雄和小松，不容置疑地推向成长暗面。陈谦在《哈蜜的废墟》写了被操控者的人生。中国母亲摆出一致论调“都是为了你好”，成为抽取孩子所有自由、梦想和欲望的最恰如其分的理由。王芫小说集《路线图》里的母亲安泊，习惯在每一次抉择前都规划“路线图”，分析利弊、安排进度、权衡得失，目的是为了女儿更顺利地成为“加拿大人”。但王芫仍对人物保持充沛善意，她以亲情逆转“路线”，理性终究让渡为感性。《牙医佐佐木》则批判放任式养育，原生家庭缺陷造成人格缺陷，人格缺陷又再次强化家庭缺陷，子辈的恨意驱逐了良善。
改革与新现实
海外华文小说在21世纪前10年显现“中国故事”创作热潮，但其聚焦20世纪50-70年代，出现一批同质化作品。近五年，创作者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年經验，令“中国故事”逐步从戏剧性中解绑，焕发生机。同时，改革带动观念更新，华文作家对中国的理解、对人性的认知都在深入，于是，海外华人再次“归来”的价值及意义被厘定。
李凤群《大江》（修订版）绘制改革曲线，起点是个体经济的萌发。“江心洲”在1977-1978年与现代化展开首轮接洽。水泥船的出现，为江心洲人创造机遇，但其更大意义是让后者意识到——世界上有其他的水路生活。文本既交代农民从事个体经济的自发性，分工越发细化，“生意”成为江心洲生活的主要内容，又暗示崭新人生观正在型塑，他们要求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江心洲人相信只要豁出命去，敢干，谁都真能成功。改革解决交通问题，为经济发展铺路，但江心洲的自然生态和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悠长情感也受到了影响。李凤群描绘资本逐步侵蚀乡土和人的过程，无论谁都被物欲拖拽着无限下陷，这才是吴保国破产后体会无助和绝望的根本原因。
陈河《涂鸦》补充与《大江》（修订版）同时期温州城镇改革经验，小说呈现另一种形态的地方民营经济模式。温州特征是“贫穷迫使人们必须尽量变通才能生存，自立传统引导人们掌握种种异乎寻常的生存技巧”。作品从1978年雏形期的“温州模式”解读社会转型和人心浮动。陈渠来与李秀成提示民营经济发展的官方与民间两条路径，两股合力指向温州家庭化经济形式的初始形态。陈渠来以街道公社名义成立街办工厂的创业失败，并非是其个人意识问题或者能力问题，而是改革试水期，政府和市场还未能给予民间个体经济优厚的发展条件。张翎在《流年物语》同样触及经济改革和观念改革，改革开放创造的机遇，唤醒了蛰伏的刘年，从温州到上海，从中国到法国，他竭力保障家庭的物质富足，其内心更深层的念想也随之复苏。
海外华文创作者和研究者一直关注故乡/异乡两向融入障碍，在留学生文学与新移民文学中，共现一个论题，即在他国融不进去、回中国也融不进去。薛忆沩《结束的结束》佐证且提升了“回归”：“移民最大的神秘之处就是它让移民的人永远都只能过着移民的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家。‘回家’对移民的人意味着第二次移民。”同时，他辩证地剖析“我”与“家乡”在“二次移民”后的关系，“我决定回到面目全非的故乡去。……我知道，经过这15年的移民生活，我的故乡已经变成了异乡。”“我的家乡不可能理解我在异乡经历过的喜悦和悲伤，也不需要理解我在异乡经历过的喜悦和悲伤。”归来，实质为人/故土双方由陌生再熟悉的过程，它就是一场重新开始。
聚焦海内外历史
历史为海外华文小说创作者储备丰富素材，近五年作品涉及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地方史、世界史，作品表达中国文化的守正创新，强化海内外华文小说中“中国故事”的区分度。
《甲骨时光》《裸琴》《元年春之祭》《微云衰草》《故国宫卷》运用五种不同方法诠释中国古代史和艺术史。陈河将殷商/民国以寻找“甲骨球”为线索连缀在一起，《甲骨时光》更新“中国故事”的既有写作模式，调整为以文化为落点，创新地将历史、文化、神话、灵异等多种元素融为一体，中国传统文字、中国历史故事、中国文化精神被巧妙地化入一个故事性极强的解密核。山飒重构历史现场，深耕“琴棋书画”文化主题。《裸琴》是她将中国古典音乐融入小说创作的一次尝试，借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全方位解读琴材、琴音、琴曲、琴道。一方面，她从琴的结构、琴的音色、琴的演奏角度，阐释“琴”的质，呈现中国古典音乐的视听美感。另一方面，她从琴情、琴禁、琴的三籁，探究琴“道”，阐释“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中国哲学。陆秋槎的推理小说《元年春之祭》贯彻“原始主义与现代技巧”的结合，试图“以一种现代西方的文学类型来书写一种古代东方的道统”。他谈及创作中除了引用《礼记》与《楚辞》，还参看十三种古典文献，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仁”“射”。倪湛舸《微云衰草》以“古今协商”的方法，赋予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明晰的现代生命意识。小说穿越回南宋，以岳云和岳雷的双重视角，各自追忆岳家被时代主宰的身前事和身后事。施玮《故国宫卷》特色是构筑“进门”“丹脸”“聆音”“繁弦”等十组画境，现代与历史双线交错，共同服务于还原“韩熙载夜宴”现场。
地方史是海外华文小说地域书写的有力支撑。“想写某个地方就必须自私到底。一心只思考你要写的地方。你的触角必须时刻警觉，对当地的环境和细节保持敏感。”张翎创作《劳燕》的时候，从田野调查和史料搜集中寻求走进温州“玉壶”的方法。回忆录、剪报、照片、地方志，渐渐在她眼前拼合出战争的另一个版本。小说以1941年和1946年为节点，各自形成两大叙事圈。小说对民间生活的抽丝剥茧，揭开“中国战场”的“合作”状态下，中国平民与普通美国兵的“二战”经历。她立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八训练营的史料发现，共现不同国籍、性别、身份的人——姚归燕、传教士比利、美国军官伊恩·弗格森、中国军人刘兆虎，在中国战场的创伤与牺牲，披露“战争把生命搅成肉泥和黄土，战争把爱情挤压成同情，把依恋挤压成信任，把肉体的欢欲挤压成抱团取暖的需求”。（《劳燕》）唐颖《个人主义的孤岛》从二战时期上海的国际化切入，提出塑造女性的新思路，即女性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后如何维护且扩大？英、俄、中、日四国人都聚集于“孤岛”，捍卫各自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到底怎样的个人主义才能在此时此地游刃有余？明玉式生存方案成为最优解。作品讨论特定时空的自救问题：海派文化是自救语境，孤岛是自救处境，个人主义是自救方法，性别是小说提供的自救实证。武侠小说《侠隐》以“卢沟桥事变”前夕为叙事背景，张北海借李天然和关巧红，推崇隐匿于街巷的江湖侠义。小说注重书写北平风景、风物与风情，传承民国“北派”武侠对民族大义与英雄侠情的创作流脉。
《天空之境》具备宏阔的国际视野。陈河远赴玻利维亚和古巴搜寻，他试图解决“为什么中国移民后代中会出现奇诺这样的游击队员？”（《天空之境》）奇诺CHANG——胡安·巴勃罗·张，中国人，曾和切·格瓦拉一起打游击。小说价值还表现在陈河钩沉19世纪的秘鲁华工史：二十年间有十几万苦力通过死亡航行经意大利抵达秘鲁。陈河通过复盘三部胡安之书，聚合切·格瓦拉的路、奇诺的路、南美洲華人的路、“李”的路。
戴小华纪实小说《忽如归》采用家族史写作思路。她记述“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的真实故事，以弟弟罹难经历的记叙，讲述一家人如何秉承“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家族风骨。
环境蕴含的价值始终是依托其对立面来定义，离开旅行与异乡的概念，家园就会失去意义。中国故事/他国故事是海外华文创作者应该思考的两端，2016-2021年海外华文小说留意到两者平衡，作品的文明互鉴意义愈加清晰。“80后”颜歌在中英双语写作中取得突破;“90后”夏周、琪官、春马、吴启寅、邓观杰，推出融合传统文化、都市文化、青年亚文化的小说新作。他们或回溯青春，或描绘旅居生活的孤独感，讨论抽象的存在、死亡与宿命命题。陈谦《无穷动》、王苇柯《中国女孩》、王梆《女巫和猫》调动科学思维介入文学，而华裔作家的科幻小说，如特德·姜《呼吸》、刘宇昆《蒲公英王朝》《奇点遗民》、鲍嘉璐《月球人》、陈致宇《特工袋鼠》，助推全球“科幻热”。文学与科学的对话，启动由想象力驱动的“思想实验”，科幻小说凭借其理性虚构特质，以作为本体论意义层面的文化主体，探索着当前一系列伦理论题的新阐释。
（原载2021年12月10日《文艺报》）
责任编辑：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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