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统社会的一大弊端，就是封建礼教思想长时间浸淫毒害着鲜活亮丽的女性。极其严酷的专制制度下衍生的神权、君权、父权、夫权，成为禁锢妇女身心健康发展、美好人性释放的罪恶桎梏。直到帝制瓦解坍塌的时代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震撼爆发，被启蒙、被唤醒的一代青年女性渐渐地走入新文学作家的宏大视野，猛烈地批判压迫妇女、束缚妇女、剥夺妇女社会地位权益的呼声，成为一个时代的强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则是那个时间段被指认妇女和弱者不争斗、不反抗，从而引起言说者“哀”与“怒”的最佳名句;妇女人性复苏、性别解放、尊严拾回、个性彰显，被文学家们不断地书写赞扬。在这样的时代语境和社会心态下，我们今天重新阅读出生于台湾的著名作家许地山先生的小说《春桃》，关注“五四”新文学时期这位海峡两岸的重要作家，描述女性觉醒形象的视角，塑造女性人性解放形象的艺术手法，获取许地山先生笔下女性形象的审美与鉴赏，显然是一件快慰的事情。
一
小说《春桃》发表于1934年7月1日《文学》第3卷第1期的时候，就引起社会上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勤劳吃苦而善良美丽的春桃形象，赢得许多读者叫好。1980年代由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春桃》，扩大了作品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影响。
春桃是一个心地善良又模样周正的乡村妇女。她曾经嫁过一个男人名叫李茂。他们本想安分过平常人的日子。谁想战争爆发，新婚中的春桃和男人李茂在逃难中走散了。男人不知去向，春桃流落在北京街头，靠搜寻旧报纸或废纸卖破烂为生。她这时遇到了一个读过几年书却也贫困潦倒，靠倒买倒卖字画为生的青年刘向高。他们互有好感，拼房后就住在了一个破旧简陋的屋子里。房间外的十几棵晚香玉飘来的香气，仿佛春桃的体香，让她男人刘向高闻了心醉。他们互通情感同居有些时日，春桃就是不喜欢刘向高叫她“媳妇”。有一天，春桃照例出门捡破烂，却无意中见到了她的结发男人李茂。他还活着，却因为在军队里当兵打日本鬼子，失去双腿成了残疾人。春桃没有嫌弃他，而是怀着悲悯之心、同情之心，急急忙忙地雇了辆车，将李茂带到了自己简陋而破损的住处。
一个女人与两个男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在传统观念十分浓厚的旧社会里，那种男人之间的敌意、尴尬、欲舍不能，赶走对方也不能的现实处境，挑战并考驗着春桃的姿态。春桃无意于同时占有两个男人。有着婚姻关系的男人李茂残了废了，她觉得不能抛弃他;同居关系的男人刘向高离开她谋生也存在困难，她同样不能主动叫他离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春桃的两个男人，都想将她当作自己的媳妇，春桃均不认可。与其说爱情的力量驱使春桃留住这两个社会弱者，不如说人性的力量——道德的力量导引她负责任、有担当地让他们好好生活下去。为此，春桃起早贪黑，艰辛劳作，吃尽苦头。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就是李茂只图有口饭吃，能够生存下去，愿意成全春桃和向高的真正夫妻感情，故而写下一份“卖契”给春桃，与春桃脱离婚姻关系。春桃对此十分生气，认为她就是一个不受任何人控制的自由人，不承认旧时代男人“卖妻”的老成规老戒条。从这里读者看见了春桃女性自我觉醒的天然意识。当生存成为一个人最重大的希冀与期盼时，人性中积极向上的力量就能冲破重重难关，将不可能三人和谐相处的日子变得可能。从老子“上善若水”到当下国家倡导的道德与“友善”的核心价值观，数千年来都是国人最重要的品性德行遗传基因。所不同的是，春桃虽为乡村普通女性，却也感应了那个时代妇女解放的脉搏律动，内心深处不自觉地萌生出向上的力量，在她同情弱者、关爱弱者之原始本真的道德基点上融入了纯真绵密、清澈透明、至善至柔的本能，以母性特有的温馨情怀和宽广的胸襟气度，救助护佑着失去生存能力的残疾人李茂，成为了区别于古代女性“三从四德”传统理念之社会转型期个性独特、人性解放的新女性形象。
二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不少女性意识自我觉醒、人格独立的女作家，庐隐、石评梅、白薇、丁玲等都是;也产生了许多自我觉醒、思想解放、个性独到的文学女性灿烂形象，如胡适笔下的田亚梅，鲁迅笔下的子君、爱姑，庐隐笔下的张沁珠，丁玲笔下的莎菲，曹禺笔下的陈白露等。大文豪茅盾笔下的新女性梅行素，则觉醒得更加彻底，以寻找到自己的爱情和人生道路，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工人运动为旨归。与上述文豪作家们所不同的是，许地山先生笔下的春桃，并非女性知识分子，虽然小说中提到她出身于富裕的乡间财主人家，却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基本不能识文断字，否则她拾破烂就不会请求男人刘向高帮助她讲解那些报纸上说的啥事儿。反过来讲，没有文化知识，没有直接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春桃，照样会萌发女性本能的、与生俱来的启蒙思想意识。由于战乱引发的生存困境，迥然不同于乡村的都市生活环境，客观上催生了春桃内心的潜在观念意识的嬗变，迫使她在极度低下的窘迫困境中，仰起头颅坚毅地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与生活乐趣。还是因为耿直爽快、良善怜悯的性格，不受约束、大大咧咧、追求美好的个性使然，春桃天性中固有的喜欢清静，又不想孤独;拾捡破烂时旧衣破衫，回到简陋的住处后天天洗浴的多重镜像，无形中突破了捆绑她遵守古近代传统女性“妇道”的禁锢与藩篱，引发了她对自己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小说开头有一个重要情节铺垫，就是春桃初到北京，因为总布胡同里一个西洋妇人要雇没混过事的乡下姑娘当佣人，春桃便被推荐去上工。主妇见她长得清秀，很喜欢她。但是春桃看见主人老是吃牛肉，在馒头上涂牛油，喝茶还要加牛奶，来去鼓着一阵臊味，闻不惯……她理会主人家的气味有点像从老虎栏里发出来的，心里越发难过，干了不到两个月便辞了工。后来，春桃又到其他人家打工，觉得自己是乡下人，不惯当差，又挨不得骂，不久就又辞了不干。她宁愿自己挑了这捡烂纸换取灯儿的职业，一天的生活，勉强可以维持下去。从春桃对职业的选择中，读者看到她在丢失忍辱负重品性的同时，不自觉地突显出自我独立自由的本性，以此换取人格独立后的精神自由空间。这与鲁迅、茅盾、胡适等文豪们笔下的知识女性，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和社会思潮启蒙而自我觉醒的形象，有着重大区别。
小说中多次出现两个细节不容忽视。一是春桃居住的简陋房屋窗下飘来的晚香玉，是那样的清香芬芳迷人;二是她的同居男人刘向高總在睡前给她推拿按摩，捶背揉腿，消除春桃白天艰辛劳作带来的疲乏劳累，给她予滋润享受，显然也是这一对“天涯沦落人”的同居者，民间自有之香甜爱情的温馨和谐表露。
三
旧制度下的传统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自由独立人格的建立，一个极其重要的支点就是经济独立，能够获取走向社会后的生活资料来源。与之相匹配的便是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新理念的启蒙教育，这样才能呼唤长时间被封建礼教封闭、沉睡、摧残、戕害、毒化的美好心灵，成功地达成那个年代女性人性的顽强复苏和理性觉醒的目的。近百年前，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许多文化人讨论过“娜拉出走”问题，认为女人没有经济独立，就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她即使获得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无非两条出路，要么回来，要么堕落，终是悲剧。曹禺先生笔下的陈白露，虽然有了那个时代女性觉醒的浓郁意识，然而她长时间依附在豪门贵族身边，不具备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即使出走，到头来依然成为社会富豪压迫下的悲剧人物。许地山先生笔下的春桃，虽然来自乡村，却凭借其艰苦的辛勤劳动，达到了底层百姓基本的经济独立和生活自主，又因为落魄青年刘向高的加盟，抱团取暖，经济状况日益见好，女性本能的主体意识得以建立、加固并且延续。这也是许地山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民国文学园地贡献的新型劳动女性区别于她人的“这一个”之独有形象，自然耐人寻味。
旧有的传统道德观念，长时间以来都是捆绑中国传统女性不能获得启蒙和人性复苏、个性解放的粗大绳索。而贞洁观、贞操观，又是禁锢女性不能获取人性解放、个性张扬的坚硬铁壁。守贞节操者，成为旧时代妇女的楷模，被不断地放大传扬。而女性人性的压抑伤害，却被无情地漠视。女人敢于与心仪的男人通情或者“私奔”，会被永久地污名化。一方面，给妇女树立“贞节牌坊”，为守贞妇人书写“贞女传”“烈女传”。另一方面，进行“三从四德”、《女训》《女戒》的强硬灌输;出台种种清规戒律，不许女人思恋男人，不许女人改嫁，丈夫一不高兴便可休妻;倡导死守妇女名节，规劝好女不嫁二夫，妇人被男子碰了一下手，当即砍去一只手臂……其惨其恶，令人发指。许地山先生笔下的春桃，恰恰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不动声色，却又强硬决绝的颠覆。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倡导女性解放、人性复苏、个性独立的时代背景，又是在“五四”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都市，春桃大胆地跟男人同居，不说新潮，却也被社会见容。春桃颇为叛逆，将个人尊严、幸福、独立看得很重，不在乎社会议论。尤其是春桃的结发男人李茂出现后，春桃能够大大方方地掀开帘子，招呼同居的男人刘向高介绍说，李茂是她原先的男人，继而将刘向高介绍给李茂说，这是我现在的伙计。李茂虽然因为战争而双腿残废，但脑子相当清醒，一下就明了春桃所说的“伙计”的真实含意。在这样的尴尬中，两个男人的对话颇可玩味。刘向高说：你们夫妻团圆，我自然得走开。李茂说：不，我离开春桃很久，现在又残废了，养不活她，也是白搭。你们同住这么些年，何必拆散？我可以到残废院去。刘向高听了，觉得李茂仗义、侠气。他心里自然高兴，可是他嘴上又说：教我冒一个霸占人家妻子的罪名，我可不愿意……李茂说：我可以写一张休书给她，或者写一张卖契给你，两样都成。从这两个男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毕竟帝制被推翻，男人女人的思想观念渐次发生变化更新。但是男人休妻的制度、买卖妻女的制度，依然被李茂这样的男人认为合理合法。其后，李茂果然向春桃提出了写一纸“休书”的意愿，不是为了贬斥春桃，谴责春桃，而为的是别让自己当了耻辱的活乌龟活王八。可见，李茂“休妻”在主观意识上虽说传统，却并无恶意，为了生存他愿意妻子跟他人过，但是如果不割断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就无法忍受外人的嘲讽咒骂，和世间的风俗及观念的侵害。对此，春桃不以为然。她的女性主体意识既然本能地被唤醒，依靠男人生活的理念就被她自觉彻底地击碎，不依附、更不寄生于男人生存的观念也就占据了她的整个心房。故而，不论是刘向高，还是李茂，将她当作自己的“媳妇”，喊个不停，她十分反感甚至于生气，训斥对方。连“媳妇”都不认可的春桃，面对李茂提出的“卖妻”话题，气恼地拒绝，甚至不客气、不讲情面地数落他，也就完全在意料之中了。
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结束。
由于千年帝制社会和封建礼教的长时间浸淫，虽有社会变革观念更新，一时间唤醒了春桃这样的女性本能自觉，却不可能在一夜间就能彻底地冲击男性社会主导人伦道德关系的强大阻力。白天还好，春桃与刘向高外出忙活去了。夜幕降临后，特别是夜渐渐深了，白天外出的刘向高和春桃依次回到了三人世界的简陋房屋里，尴尬和别扭的李茂，心结依旧没有打开和疏散排解。他还惦记着这种不清不白的三者关系，就在桌上留下了一张红帖子，上面写着李茂给刘向高的卖契。春桃一看就生气了，指责说：你们商量着怎么处置我来！可是我春桃不能由着你们乱派！还不解气，又说：你们都别想着咱们是丈夫和媳妇！于是粗声粗气地将那个红帖子撕得粉碎。她的内心还是不能平静，再次责问李茂：你把我卖多少钱？得知李茂写几十块钱做个彩头，就又责骂刘向高说：你现在有钱，可以买媳妇了，若是给你阔一点……刘向高辩解说，关系不弄清楚，外面的人和同行的人会笑话我……春桃坚硬地回答他：若是有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你露什么怯？咱们的事，谁也管不了！话语说得坚定刚毅，掷地有声。在这里，春桃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读者读到这儿，完全可以体味到一个年轻劳动妇女人性被唤醒后强大的内心精神力量。
事情的发展变得异常严峻起来。两个男人各怀心思，做出了极端的事儿。刘向高突然间出走了，夜深了还未回来。春桃不放心，就告诉李茂说，她要去找回刘向高。她摸黑到了胡同口问熟悉的老吴，老吴说，好像看见刘向高往大街那边去了。于是春桃就到向高时常交易的地方去找，还是没有找到。都快到深夜一点钟了，她只能懊丧地回家。她问李茂：向哥回来没有？却没有回声。她走进屋里，掏出洋火把灯点着，向炕上一望，只见李茂将自己挂在窗棂上，用自己的裤带上吊自杀……她虽然有些惊讶恐慌，但还是壮着胆子爬上去，将李茂解救下来，轻轻地抚揉着他，让他渐次苏醒过来。作家写道：“杀自己的身来成就别人是侠士的精神。”可见，李茂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却不能忍受曾经的妻子未了断关系而与别的男人同居，除非春桃愿意接受他的“休妻书”，或者私底下的“卖契”……而后者，却又是觉醒了的、独立惯了的春桃最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作家许地山特别突出了春桃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面对敌意、猜忌、醋意、名分困扰着的两个男人，春桃设想出三人组成“公司”抱团合作分工的主意和思路。向高和李茂也因春桃的调解、协调、关切而释怀，而和平共处。萌发善心的春桃，既不愿意抛弃身患残疾的李茂，也不愿意离开与她同居了数年，“像两口子一样活着，样样顺心，事事如意”的刘向高。尤其是痛苦地出走几天后的刘向高，将春桃当作“维他命”，主动回到了春桃身边，对她说：我离不开你，我的事情都是你成全的。我知道你要我帮忙，我不能无情无义。春桃听了，感动得连连落下泪水……在这里，春桃的良善感染了李茂和向高良善的萌发，三人良善的叠加，让原本不可能相安无事、和谐生活的两男一女，抛弃了陋习成见，形成了新的组合。由良善而引发的包容宽容心态，先是在春桃身上呈露展现，其后也在李茂和刘向高身上渐渐生成，成为三人相安一隅共同生活的观念意识和心理基础。春桃先前企图寻找帮手的愿望得以实现。李茂也有了事情可做，那就是蹲在家里帮助春桃将捡收回来的各种破烂，进行分类登记，从中挑出适合于刘向高跑到大市场抛售的有价值的物品……在这里，读者得以清晰地洞悉了作家笔下底层劳动妇女来自良善美德颠覆世俗偏见的超强力度，深刻地体味到作家对于独立、尊严、坚强女性的美好人性礼赞！
责任编辑：练建安 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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