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

　　

　　作家与音乐

　　闲时翻阅陈子善先生编的《雅人乐话》，发现喜欢音乐的中国作家还真不少。宗璞在《风庐乐忆》文中转引现代音乐理论家黎青主的话说，音乐是上界的语言，是灵魂的语言，是灵界的一种世界语。张洁在《没有标题的声音》文中则引用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写过的句子：“音乐，你曾抚慰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曾使我的心恢复宁静。”我想，总与人类灵魂打交道的孤独的作家们，对“可以抚慰痛苦、可以恢复宁静”的音乐情有独钟，大概是一种心灵上的契合吧。正如赵鑫珊所说：“最深刻的音乐，都是因为描述了人类灵魂最普遍的状态。”

　　作家的音乐因缘似乎都富有传奇色彩。王蒙至今忘不了孩提时代听到过的算命瞎子吹奏的笛声：寒冷的冬夜，萧瑟的生活，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抖颤，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王蒙说：这就是我这一生的第一节音乐课了。季红真说，她最早的音乐启蒙是3岁时在姨母家。姨夫喜欢吹拉弹唱，姨母则能歌善舞。另外，母亲操胡琴或笛子奏《梅花三弄》之类古曲的陶醉样子，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4年春天，白桦正骑马翻越藏东一座雪山的时候，突然从远处飘来一个女声的独唱，高亢、明丽，虽然他听不懂歌词，这歌声却狠狠地刺了他一针，在他的心灵深处，好一阵说不出的混合着痛楚的愉悦。他在马背上颤栗不已，身不由己地催马去追逐那歌声……白桦说：后来我曾经听到过无数闻名全球的歌唱家的演唱，他们使我心醉神迷，但我却再也没有得到过那种混合着痛楚的愉悦。所以，音乐在白桦心里具有永久的神秘感和神圣感。陈子善开始接触西洋古典音乐，是一个冬日的下午，他和三位高中同学躲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全神贯注地聆听好不容易觅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个时代，欣赏西洋古典音乐是“大逆不道”的事，他们几个“臭味相投”者不得不冒着风险，偷偷地、紧张地与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亲近。黄永玉年青时节衣缩食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那时他刚刚认识第一个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他就在楼上窗口吹号欢迎。女朋友的家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交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時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五十年之后，黄永玉在香港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小号，对他五十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段什么？您啦！”萧乾爱上西方古典音乐的经历也很有意思。1940年夏天，他同几位中国同学去威尔士海滨小城巴茂茨度假。一天，他和两位中国同学去一家副食品商店购买用品，正当他们要离开时，老板忽然轻声问：星期六晚上可不可以赏光到他家喝咖啡？他们欣然同意了。那天晚上，他们如约来到老板的家，没有见到老板娘，也没有看到英国家庭喜欢养的猫和狗，只引人瞩目的是沿墙一厚册地排满了古典音乐唱片和屋角摆着的一架带大喇叭的留声机。领口系着蝴蝶结的老板抱出一叠唱片目录，问他们要听交响乐还是协奏曲，歌剧还是艺术歌曲。看他们点不出，老板就替他们选了德彪西的《牧神午后》。老板说，这支曲子总使他感到一种东方情调。事后回忆起来，萧乾说：“那是我爱上西方古典音乐的开始。”

　　许多作家写作时离不开音乐的刺激。叶兆言说，他有个毛病，就是写作时，耳旁一定要有音乐。音乐对他有特殊功效，犹如瘾君子嗜烟嗜茶。他解释说，当你江郎才尽，写不出一个字时，唯有音乐声在空气中汩汩流动，好像有群小天使在身边飞来飞去，你终于感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有人因此把他描写成一个玩音乐的公子哥。许琪写散文诗的时候，也一定要听音乐，为的是捕捉一种调子，一种闪烁的意绪，一种朦胧的和声。赵鑫珊写作时，喜欢听西方宗教音乐，比如莫扎特的《安魂曲》和亨德尔的《弥赛亚》。这种时候，他的灵魂才是呈开放的状态，坦荡荡地直面永恒的神圣或神圣的永恒。史铁生喜欢听美国乡村歌曲和陕北民歌，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以至于被迷倒，瞪着眼睛不动，心中既空茫又充实。诺奖得主莫言也说过，他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写作时，写着写着就不知道听什么，只感到有一种力量催着笔走，十分连贯，像扯着一根永无尽头的线。可见音乐对作家的写作是极有益处的。

　　在热爱音乐的作家中，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居多，比如何满子、余华、格非、赵丽宏、陈祖芬、陈村、肖复兴、李杭育、李洁非等。也有喜欢歌曲的，如王蒙、张承志、梁晓声、马原等。王蒙喜欢苏联歌曲，张承志喜欢冈林信康的歌，梁晓声爱听通俗歌曲，马原迷恋旧歌。王蒙说：苏联歌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不管苏联的历史将会怎么样书写，我永远爱这些歌曲，包括歌颂斯大林的歌，他们意味着的与其说是苏联的政治和历史，不如说是我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张承志说，音乐和歌曲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所谓歌曲首先必须是诗，真正的歌就是与音乐结合之后的诗。梁晓声说，歌与音乐的不同，诚如绘画与文学的不同，歌的属性更趋向于文学，而音乐更趋向于绘画。歌是完全能够普及的，而音乐不能。因此，他不仅爱听歌曲，还专门著文，呼吁有才华的通俗歌曲创作者们多创作一些好的通俗歌曲。马原说，唱歌在他更多的是怀旧，一个时期的歌通常带给他回到当时生活的幻象。因此他非常爱唱歌，还经常造出一些机会，倡导大唱样板戏、老儿歌、苏联早期歌曲等“旧歌”运动。喜欢唱歌的作家当然不只马原。据张洁在《没有标题的声音》文中记载，1990年底，她和李国文伉俪、谌容伉俪、王蒙伉俪结伴去大连开发区体验生活，一天晚上，不知谁在麻将牌桌上首先唱起了歌，随后就是两张麻将牌桌上八个人的混声大合唱，歌儿一首接着一首，凡是那个时代流入中国的苏联歌曲无一漏网，伴着出牌的叭叭声，和洗牌的哗哗声，在麻将牌的叭叭声和哗哗声里，每一首歌都带来了一个个瞬间的、甚至一个个年代的回忆。张洁说：“我明明在唱，如醉如痴，可是我却觉得这些歌正渐渐地离我而去。”

　　因为热爱音乐，所以有些作家还像收藏图书一样收藏碟片和磁带。写散文诗成名的许琪说，他像藏书那样购买音乐原版磁带，包括现代的：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柯普兰、哈恰图良……许多曲子他始终非常喜爱，如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萨拉色蒂的《流浪者之歌》、里姆斯基·可萨科夫的《波罗维茨之歌》……这些喜爱的曲子，他收藏了许多版本。李杭育、格非、陈村也有收藏音乐的爱好，但最“发烧”的要数何满子。且听他的夫子自道：“名家名曲，凡是一般人说得出的我都有。有的是全集，有的同一种乐曲还有许多版子。比如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我本来就有托斯卡尼尼指挥的，又有斯托考夫斯基指挥的，后来从罗曼·罗兰的书里，知道了他所推崇的淮恩加纳，罗兰说他是贝多芬乐曲最深湛的理解者，于是我蓄意寻觅，终于弄到了他指挥的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和第九等五套，另外还收有他指挥而由西该提主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精采之极。”何满子自豪地说，他不仅几乎收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男女著名歌唱家的声乐片，还收藏了一些很少有的唱片，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放映波兰反纳粹影片《华沙一条街》，陪奏中有彼得罗斯基的《华沙协奏曲》，这张片子连唱片收藏大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唱片库都没有，但他的手里却有一张，而且还是这位音乐家总统亲自弹奏的！他还有一套珍稀的片子是男女童声的亨德尔《大弥撒》，用两部唱，只有“卡农”部分是四部。据行家说，这种唱片灌制时是有限额的，世界范围留传的也不多。何满子打算为他的音乐收藏编一个目，像《四库总目提要》似的对作品、演奏风格作出说明和评价。这很让人期待，不知最终完成了没有？浙江作家李杭育倒是编著过一部《唱片经典》（三联书店1995年8月版），可惜那些片子不全是他自己的藏品。也有只听不藏的，宗璞就说过：书已经够我对付，够我“恨”了，怎受得了再加上磁带、唱片、CD什么的！

　　作家都是喜欢追根究底的人。肖复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立体声音乐节目中第一次听到海菲兹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了。他说：“只有历尽世事沧桑，饱尝人生况味的人，才会拉出这样的琴声。”于是，他开始疯狂地寻找海菲兹的传记材料和他演奏的唱片，还非要拉着朋友一起欣赏。赵鑫珊做得更绝，不仅四处搜寻自己喜欢的音乐家的传记资料，还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研究，为他们作传。据我所知，在他已经出版的四五十部著作中，至少有两本是写音乐家的，这就是《贝多芬之魂》和《莫扎特之魂》。对赵鑫珊写音乐家的这两本书，喜欢的说“很好”，不喜欢的说“很糟”，见仁见智，针锋相对。这至少说明，两本書不乏读者。

　　创作了经典小说《魔山》的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指出：“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我们以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有人问叶兆言为什么喜欢音乐，叶兆言说：“音乐是个美好的东西，谁都会不由自主地喜欢。喜欢音乐是人的一种天性，就好比人爱吃，爱玩，爱看电影一样。”正因为如此，李杭育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以致这件事很干扰了他日常的写作。但他并不感觉可惜，“因为这沉湎是情不自禁的”。他说：“好的音乐总是引导人们的情绪，或者说总是迫使我们拿自己的情绪去迎合捕捉下一个乐句又下一个乐句……”

　　闲章有真趣

　　闲章是姓名章以外的印章。来新夏先生认为：“除了正式姓名章以外，无论镌刻内容是字号、籍贯、书斋名、别号、官阶、门第、记事、成语、自勉语、吉祥语、调侃语，都可笼统归于闲章一类。”李福眠先生也有意思相近的说法：“印语寄怀、沉郁、自嘲、好玩诸不闲之章，称谓闲章。”姓名章只有凭信的实用功能，而闲章却富于艺术表现力，向来是文人墨客的玩件，更是书画家的雅物。

　　门前当树，拥木而居，便是“闲”，是一种摒除功利的唯美情怀和诗意境界。所以，邵燕祥先生说：有闲情才有闲章。闲章的起源，《辞海》说是“从秦、汉吉祥文字的印章（吉祥印）演变而来”。汉印中常见“大利”“大幸”“长乐”“长富”“宜子孙”“长康寿”“日利千万”等吉语，发展到唐代，书画藏书钤闲章才渐成风气，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明代中后期，伴随着文人画的兴盛，闲章艺术开始大大兴盛。

　　据来新夏先生说，闲章不仅国人喜欢用，就连邻国日本学人也爱“附庸风雅”，比如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博士的《兰园大庭修自用印集》所收印五十九方，闲章便占到七成，印文有“唐船持渡书”“兰园尝清玩”“幽兰独芳”“木简癖”等，弥散着浓郁的中土文人气息。

　　国人雅玩闲章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这是我读董宁文先生编的《我的闲章》（岳麓书社2007年5月）一书时发现的。此书收入当代文化人谈个人闲章的美文六十三篇，且大多是作者应董宁文先生专约而写，蔚为大观。仅把作者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就有一种磅礴的气势：钟叔河、邵燕祥、于光远、谷林、周退密、庞朴、李国文、戴逸如、金开诚、黄永厚、黄宗江、来新夏、吴岳添、陈子善、绿原、戈革、朱金顺、袁鹰、许觉民、韩羽、何满子、韦力、高莽、高信、止庵、薛冰、王稼句、文先国……翻开书，文字与印章相映成趣，美妙极了。在我眼里，这样的书堪称最美的书。

　　董宁文先生在《后记》里透露，《我的闲章》所印出的印章尺寸基本都是原貌，力求表现原作的精神。细品书中一枚枚闲章的精妙印文，再对照着读作者的文字，会发现每一枚印章的印文都有因缘由来，都有相应的情感寄寓，或记事，或言志，或抒情，或咏景，或咏物，令人回味。藏书家韦力有百余方闲章，他在文中选介了十八方，印文都是关于书的：嗜书好货，均为一贪;多少藏书家俱在，姓名不逐暮云空;黄金散尽为收书;物无尽藏;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读古人书，友天下士;独有书癖不可医。画家黄永厚的闲章多有深意，如“帮凶”是谓“我不信有帮闲的，见恶不表态即帮凶，而表态含糊其辞者更甚”。钟叔河先生这样解释他的闲章“青灯有味”：我喜欢青灯，也就是喜欢它映照出来的这一份寂寞。何满子先生自刻“作书未入流”闲章，是在有人求他的“墨宝”时，“用以自承书法之不入流作遮羞之遁词”。高莽先生最喜欢的闲章是“无我有己”，这是他做人从艺的一种观念：做人要无我，从艺当有己。止庵先生多枚闲章都有个“止”字，如“鉴于止水”“吉祥止止”“今子止”“其动止也”，这不仅与他的笔名有关，也寄寓了他的情怀。看到止庵先生的闲章，我便想起自己的网名“止止壶天”和自己的闲章“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感觉特别亲切。庞朴先生的“知命易自知难”，是五十岁那一年刻的再觉醒章：为人要有自知之明，而自知难于知命。来新夏先生求友人刻“板凳宁坐十年冷”闲章，是要牢记恩师范文澜教授“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教导。傅光明先生有枚一直留在手边的闲章“看来唯有我知音”，他说，读过哪本书，觉得仿若跟作者有了心灵和思想的契合，便盖上此章，纵使子期不遇，“看来唯有我知音”。王稼句先生请人治“卖文买书”印，是有感于区区工资只能养家糊口，买书的钱，必须靠卖文得来，透出读书人的辛酸。看来，闲章并不“闲”，它除了表示悠闲情怀之外，还有申明大志、警示世人、激励自己的作用。

　　书中作者的闲章也各有来历：有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有朋友送的，有自刻的，有特意请人刻的，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总之，每一枚闲章的来历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文先国先生有方闲章“道复”，边款为“白阳山人道复刻”，是在杭州用八十元买到的，而此印为明代苏州名人陈道复（白阳山人）旧物，陈道复与文征明友善，几百年后，“白阳山人还是与我们文氏有缘”！陈子善先生的闲章“学无涯”，是他从鲁迅先生书信中提到的“刘小姐”刘淑度先生那儿求来的，刘先生可是给鲁迅、钱玄同、郑振铎、朱自清、许寿裳、台静农等治过印的呢。绿原先生的闲章“胆欲大而心欲细”，则是萧乾先生当年与他结邻时送给他的纪念品。黄宗江先生有枚闲章“梅党遗少”，是擅拍伟人的电影导演丁荫楠赠刻的，那时丁荫楠拟拍梅兰芳，黄宗江助阵，以“梅党遗少”自称。文先国先生的闲章“立雪树门”，是顶着大雪拜访史树青先生后，在胡同口请摆印谱的师傅现刻的。

　　西安的高信先生和南京的薛冰先生都有一方“乐此不疲”的闲章，高先生的那方是由中学同学刻赠的，薛先生的那方则是从常熟文物店买的晚清旧物，非常有趣的是，薛先生应约为《我的闲章》撰文时，还言之凿凿地断定只有他才会用“乐此不疲”这几个太俗的字作闲章呢。薛冰先生还请王稼句先生在苏州找人为他治“一片冰心”闲章，因怕名字中也有“冰”的朋友捷足先登，在印未刻成时便著文抢先注册，殊不知袁鹰先生早已拥有一枚朋友送的“一片冰心”鸡血石印。

　　小小闲章乾坤大。王蒙先生在谈到自己爱用闲章时曾说过这样的话：“一是光明坦荡，二是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所以爱用闲章不设防。”原来用不用闲章还有心灵设不设防的问题，这倒是我没想过的。仔细琢磨，也并非没有道理呢。正如伍立杨先生所说：“印章面積有限，但它的内在质地，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类追求自由的普遍精神价值。”甘桁先生说得更直白：“人们在欣赏印章艺术的同时，更多的是通过闲章来观其印知其人，因为闲章如实生动地反映了闲章主人的经历、精神和追求。”可见，“闲章虽闲意无穷”（周翼南先生语），细品方得真趣！

　　读书的藏书家

　　藏书家有两类，一类是“藏书的藏书家”，另一类是“读书的藏书家”。前者是职业藏书家，后者多为学人藏书家。 马嘶先生的《学人藏书聚散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便是专门介绍学人藏书家的一部专著。从版权页上得知，此书仅印了四千册，让人好生奇怪。我以为，学人藏书的聚与散，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历史的演变，很值得当今爱书人关注。

　　马嘶先生所谓的学人，是指那些从读书获得学识，以传承学术文化为职志，并学有所成或学有专长者，如教授、学者、科学家、文学家、对某学科有专长者等等。因为学人的称谓是晚近时候才有的，所以马嘶先生在书里介绍的也是晚近时候的人和事，即近代、现代、当代的人和书之事。

　　诗人彭燕郊有说：一般人对书，不过是读一读算了，爱书的人却是把书当作不可缺少的恩物，想方设法求书。马嘶先生在书中描述了多位学人有关聚书藏书的痴迷憨态。著名史学家朱希祖购藏古书堪称疯狂，以至于“在旧书业的人们中间，提起‘朱胡子’来，几乎无人不知，而且有点敬远的神气。因为朱君多收藏古书，对于此道很是精明，听见人说珍本旧抄，便揎袖攘臂，连说‘吾要’，连书业专门的人也有时弄不过他”（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伦明也为《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朱希祖》写下这样的诗注：“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预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黄裳也是一位痴迷的爱书者。据张昌华在《黄裳“童话”》一文中说：“1956年，他翻译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等三部书稿，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稿费。钱一到手，全用来买书了。黄裳买书不自量力，时把自己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徐森玉先生曾书吕岩诗赠之，末两句是‘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倒真形象生动。”郑振铎更是一位读书的藏书家，“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艰辛”。因为得之不易，所以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诗人彭燕郊战时在桂林，友人送他一些夏布，做了一套唐装，一次在旧书店见到陀斯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回忆录，老板索价较高，他便拿夏布衣服去拍卖行卖，得的钱刚好买回这部书。

　　如此这般购书，书自然越聚越多，一些著名学人的藏书因此可以同那些彪炳于藏书史上的职业藏书家相媲美。据马嘶先生书中所记，朱希祖的藏书有25万册，百余万卷;阿英的藏书有10万余册;钱穆抗战前在北平的藏书有5万册，20万卷;赵景深的藏书约3万余册;鲁迅的藏书至今保存下来的有1.4万余册;艾思奇生前藏书有2.2万册;胡适于1948年飞离北平时，留在家中的藏书及文件等共装了102只大木箱;顾颉刚1954年调北京工作时，他在上海、苏州两地的藏书共装了225箱，约9万册;巴金的藏书光是陆续捐给图书馆、学校的就有3万多册……

　　当然，也有大学者不藏书的，比如钱锺书的藏书就很少，据说他的书斋里只有一两个不大的书架，而且只是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友人们的赠书。这在学人中是极特殊的例子。

　　何其芳有句诗：设若少女的妆台没有镜。爱美的少女妆台没有镜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读书人的书房里没有书也是不可设想的。因为书多无处放，所以学人的书房一般来说都比较乱。据说胡适的书房是不让人进去的，别人就是进去了，也会手足无措而自动退出。不但他的书架上东一堆西一堆，书桌上也是东一堆西一堆，甚至地板上也是东一堆西一堆，没有地方可下脚。彭燕郊亲眼见到，冯至先生的住房面积只有80多平方米，床铺底下都塞满书;卞之琳先生的书斋兼卧室里，因为再也放不下书架，很多书只好一堆一堆地堆在角落里;高莽的卧室兼书房更是到处都是书，堆得高高的，迷宫似的，走动要特别小心……这样的学人书房让我感到亲切和温暖。至于学人的藏书是如何散的，我在这里不忍重述，读者想了解的话，可以去读马嘶先生的书。

　　《百年孤独》译本溯源

　　范晔先生新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巨著《百年孤独》于2011年6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隆重推出。这是大陆最新的《百年孤独》译本，也是唯一获得正式授权的译本。日前，新浪中国好书榜2011年上半年十大好书揭晓，新版《百年孤独》位居榜首。中国读书人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尤其是《百年孤独》的青睐，由此可见一斑。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20世纪后期影响中国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大陆译介其代表作《百年孤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三十年前的1982年。那一年的10月，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称赞他“以小说作品创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浓缩的宇宙，其中喧嚣纷乱却又生动可信的现实，映射了一片大陆及其人民的富足与贫困”。《纽约时报》更认为，《百年孤独》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是继《创世纪》之后，首部值得全人类阅读的文学巨著。那个时候，左冲右突的中国作家非常需要外国文学的滋养，《百年孤独》此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自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浓烈兴趣。据中华书局2011年4月出版的曾利君著《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传播与接受》一书介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办的《世界文学》杂志捷足先登，以极快的速度在1982年第6期上推出了由沈国正、黄锦炎节译的《百年孤独》第一、四、六、十、十二、二十共六章。虽然是节译，但译者“通过巧妙的内容补叙和串联，将整个作品的梗概呈现了出来，仍给人一种十分完整的印象”。这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关于《百年孤独》的译文。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10月推出的赵德明等译《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则是大陆翻译出版的第一部马尔克斯作品集。宋炳辉先生著文说，这是翻译界在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送给中国读者的最好礼物。

　　两年后的1984年，大陆相继推出了两个《百年孤独》中译本，一个是沈国正、黄锦炎、陈泉三人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于8月推出的译本，该译本被纳入对中国作家曾产生巨大影响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一个是高长荣译、北京十月出版社于9月推出的译本。199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再版了黄锦炎译精装本和平装本，199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以“世界文学名著珍藏本”的名义，再次出版了黄锦炎译精装本。高长荣译本也由北京十月出版社于1993年进行了第一版的第6次印刷，封面由原来的咖啡色改为白色;1994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以“世界文学译丛——高长荣译文集”的名义，再版了高长荣译本，封面上印着一个满脸褶皱的老人，以此象征百年孤独的拉丁美洲。

　　正如曾利君著《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传播与接受》一书所介绍，黄锦炎译本和高长荣译本是大陆最早也最有名的两个《百年孤独》中译本。其中，黄锦炎译本是根据西班牙原文本译出，高长荣译本是根据英文本和俄文本转译。记得当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我们一帮同学曾拿两个译本进行对读，感觉两个译本的语言都很优美，但比较而言，我们似乎更喜欢高长荣译本。当然，这仅仅是我们一帮同学的看法，事实上，无论是黄锦炎译本还是高长荣译本，都对中国作家接受魔幻现实主义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产生了巨大作用，被许多中国作家奉为“圣经”，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因此，比较两个译本的优劣，不仅是艰难的，而且是不公正的。

　　此外，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9月推出的吴健恒译《百年孤独》也不应被我们遗忘。它是大陆第一个《百年孤独》全译本，有学者认为，较之黄锦炎译本和高长荣译本，它的准确度更高，但就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而言，却显然比不上前两个译本。这与译本出现的时机有关。正如范晔的新译《百年孤独》，虽然它是正式授权本，或许更加“信达雅”，但论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恐怕无法与黄锦炎译本和高长荣译本相提并论。“魔幻热”毕竟在中国已退潮。

　　《百年孤独》中译本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些，去孔夫子旧书网上瞧瞧，会发现还有许多盗印本。事实上，范晔译本出现之前，我国市场上的《百年孤独》全部是没有版权的盗印本，以至于马尔克斯对此怒火中烧，公开声明“绝对不会把这部书的版权授予中国”。感谢马尔克斯终于改变了态度，让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阅读伟大的《百年孤独》。

　　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被当年如饥似渴吸纳外国文学的中国作家所乐于接受，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主要有莫言、扎西达娃、贾平凹、韩少功、范稳等。谈到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有学者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魔幻现实主义使中国作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自身的文化传统，并开始注重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向度、文化品位和精神意向;二是魔幻现实主义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写作技巧，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三是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开始有意識地审视人与文化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中国作家对拉美文学特别是马尔克斯以及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充满了敬意。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也多次在演说中向他致敬。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对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的汉译传播与接受状况感兴趣，不妨读一读上文提到的中华书局2011年4月出版的曾利君著《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汉译传播与接受》一书。这是一部视野开阔、资料详实的学术专著，主要通过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包括台湾与香港地区）译介、研究和创作接受三大板块的资料梳理与考察研究，以及对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在中国译介传播策略及其复杂接受机制进行的个案探查，建构起了马尔克斯作品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多维图景，并揭示了这一跨文化传播与接受的独特性与深远意义。遗憾的是，此书初版只印了1200册，可能在书店不易买到。

　　功德无量的文学翻译

　　译林版《飘》的中文译者李美华教授是我的朋友，听她感叹译书的苦与累，总有些不以为然。待读过柳鸣久、文洁若、李文俊、张玉书等三十多位著名翻译家诉说心曲的《译书记》（金城出版社2011年），发现译书这活正如我曾谋面的叶廷芳先生所言：甘苦得失寸心知！

　　翻译，顾名思义是传达一种陌生语言的原意的工作。但要做到圆满，却并非易事。记得当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曾听过著名的意大利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吕同六先生的课。谈到文学翻译，吕先生大倒苦水：译家的职责是把一部别民族的文学作品，译成本民族的语言，使之具有文学作品的一切元素。但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历史、政治、文化、宗教、习俗、性格、心理和语言等的巨大差异和隔膜，译家纵然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完成这一使命。所以，意大利有句名言：译者是背叛者！而《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的译者林少华先生则认为：“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汇、语法、语体的对接，更是心灵通道的对接、灵魂剖面的对接。换言之，翻译乃是监听和窃取他人灵魂信息的作业。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即间谍。”

　　所谓背叛，指的是再好的翻译、再出色的“间谍”也难以曲尽原著之妙。问题是，懂外语读原著的人毕竟有限，像钱锺书先生、季羡林先生那样懂得多种语言的人更为稀少，绝大多数读书人只能通过译著接受外国文学的滋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乐意把“现代普罗米修斯”“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的头衔献给翻译家。

　　翻译家们值得尊敬，在于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歌德的《浮士德》几乎是一部不可译的作品，这不仅仅是诗不可译的问题，更要命的是，这部名著不但在内容上远比一般作品博大精深，涉及哲学、神学、神话学、文学、音乐等多方面知识，在形式上还包含着各种错综复杂的手法，如抒情性、描绘性、叙述性、议论性等多种风格，涉及希腊悲剧、中世纪神秘剧、巴洛克讽喻剧、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假面剧、意大利的行会剧，以及英国舞台的现代演技等。为了完善这些五花八门的体裁和风格，作者几乎运用了所有已知的西方诗歌格律。翻译如此内蕴坚实、结构繁复的巨著，难度实在太大。诗人绿原受领翻译任务后，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原著、阅读相关著作，又对照原著读了几个已有的中译本，深感与原著语言密切相连的韵体艺术性，是根本不可能靠陌生的“外国语”来传递的，与其译成分行诗体让人不知所云，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干脆老老实实用散文来译，争取把原著的思想精华多少翻译出来。翻译过程中，他不知翻烂了多少本辞典、请教了多少位专家，也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经反复琢磨推敲、涂抹删改，终于完成了散文体与分行韵体相结合的独特译本。我读过这个译本，感觉很顺畅，多少懂得了一点原著作者花六十年光阴向人类宣传的浮士德精神。1998年，这个译本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翻译彩虹奖。

　　王涣生先生翻译荷马史诗《奥德赛》，也吃尽了苦头。任何古典作品实际上都是文献性的，荷马史诗更是如此。虽然一般说来，荷马史诗是一部文学性作品，但它同时也是古代希腊第一部书面传世文献，内容包含了丰富的古代社会知识，包含了历史、宗教、哲学、语言、习性、习俗等各个方面丰富的古代原始资料，因而它又常被人视为希腊古代的百科全书。翻译这样的作品，既是对译者学术能力的检验，更是对意志和毅力的考验。王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常是夜半搁笔入睡后，梦中还在进行翻译。对此，翻译家方柏林先生幽默地说：如果说作家写作是码字，那么翻译就是搬迁加建筑加装修。你将人码好的字拆了，一个钉子户不留，一块块运走，然后放到新的地方，重新码起来，拾掇齐整，末了还得给收拾好，不留垃圾让人看着扎眼。做这活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需要体力。这不是人干的事，这是超人干的事。

　　有些翻译家为了翻译一本书而坚持去自学一种外语，并且取得难能可贵的成功，更成为我国译坛的佳话。但丁的代表作《神曲》是一部恢宏的史诗，在田德望译本出版之前，已有六种中文译本问世，但都是从英、德版本转译的。田德望先生读了英译本《神曲》后，对这部以诗人自己为主人公的史诗发生了极大兴趣，并萌生了一个强烈愿望：一定要从原文翻译这部传世之作。于是，他毅然中断已学了两年的法语，开始自学意大利语。后来，他又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留学，继续攻读但丁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期间，他注意收藏那些经专家校订、注释精辟的《神曲》版本，为翻译《神曲》做准备。1983年秋天，已七十三岁高龄的田先生开始试译《地狱篇》，到2000年8月，终于译完了最后一部《天国篇》。这个时候，田先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历时十八年的《神曲》翻译，花费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心血。杨绛先生也是为了直接从西班牙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而下决心自学西班牙文的。她有很好的英、法文基础，这对自学西班牙文很有利。她学了译，译中又学，历经二十二年苦战，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我国首部直接由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

　　翻译家如此付出，物质上的收获却极其有限。中国稿费低，文学翻译稿费更低。按照吕同六先生的说法：文学翻译者恐怕是脑力劳动者群体中最清苦的一族。一位资深翻译家，翻译一部小说（畅销书除外），少则要一年半载，多则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时光，但回报委实可怜得很。从事翻译工作六十年的著名翻译家朱曾汶先生，先后共翻译了《林肯集》《杰裴逊选集》《自由主义》《政治中的人性》等近五十本书，计一千万字。这一千万字，朱先生一共拿到多少稿费呢？据他自己统计：“二十五万元！”罗新璋先生于1991年1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红与黑》，每天黎明即起，从4点到7点十足工作三小时，约得千把字草稿。白天若有空闲，他会查词典、翻参考书、润饰译文，到晚上临睡前重新复核一遍。全书四十万字，花一年多译成初稿。第二年，再改再抄，刻意求工，最后到1993年2月竣工，歷时两年。定稿仍为四十万字，平均每天折合五百字。以通行的文学翻译稿酬标准计算，每千字六十元，五百字可得三十元。有人说罗先生效率太低，施康强先生不以为然，他说，就算每天平均翻译两千字成品，又能带来多少收益呢？他算了一笔账：假如你除了翻译没有其他收入，以每周五个工作日，每年工作四十周计算，译四十万字需要整整两百个工作日。辛苦一年，预期税后收入为两万元左右，平均月收入约一千六百元。这样的收入连维持生活都难。因此，八十多岁高龄的朱曾汶先生呼吁：“在行将告别我心爱的翻译工作之际，我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国的翻译稿费提高得快一点儿，各位译家译得慢一点儿，精一点儿。”

　　文学翻译功德无量。我们读一部翻译作品时，别忘了翻译家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编辑看走眼的名著

　　一部作品问世，编辑是桥梁，功不可没。但编辑不是神，难免有犯糊涂的时候。据说，当初退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百年孤独》的编辑远远不止一个。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曾让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的最终审稿人尤金·雷纳尔非常反感，责问道：“霍尔顿·考菲尔德是不是疯了？”我突发奇想：如果让博学多才、著作等身的安伯托·艾柯为他们代拟一封退稿信，那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事实上，艾柯在日后收入《误读》一书的《很遗憾，退还你的……》文中，早就显露过代拟退稿信这一手了。

　　二十二岁就获得都灵大学博士学位的艾柯教授野心勃勃、自信满满，他在《很遗憾，退还你的……》一文中，以他惯有的“仿讽”笔法，分别为《圣经》、荷马著《奥德修记》、但丁著《神曲》、塞万提斯著《堂吉诃德》、普鲁斯特著《追忆似水年华》、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卡夫卡著《判决》、乔伊斯著《为芬尼根守灵》等十二部名著的退稿编辑代拟了审读报告。

　　他为《圣经》拟写的审稿报告说：必须承认，这部稿子的最初几百页确实引人入胜，但是继续往下看，我发现书中有太多的诗歌片段，有些章节是十足的无病呻吟，乏味透顶，还有不少毫无道理的悲观哀诉。我建议设法搞到前五章的版权，同时要改个好听点的书名，《亡命红海》如何？

　　他说《神曲》：作者的写作技巧娴熟，在叙事方面也有一手，但第一部分晦涩难懂，作者太沉溺于自我，又有些段落充斥着低劣的色情、暴力和彻头彻尾的粗制滥造。我真不知道读者怎么能够跳过这最初的“赞美诗”，因为跟任何现有的论述来世的道德小册子和论文相比，它都毫无建树。

　　他说《追忆似水年华》：若照原样出版是不行的，需要好好编辑整理。例如，标点符号需要重新修改，句子太矫揉造作，有些甚至长达一页。编辑需要下大功夫，把每句句子削减到二到三行的长度，打破原有的段落关系，页面多用些空格。如果作者不同意，那就没戏可唱了。

　　他说《实践理性批判》：我建议不要跟这样的作者打交道，到头来，他的书会在我们的仓库里堆积如山。

　　他说《判决》：一本不错的小书，不过，显然作者是在有严格的审查制度的体制下进行创作的，否则，为什么有那么多含糊其辞的指代、对人物和地方不直呼其名？而且，主人公为什么被判刑？真正的写作需要记住老报人的五个问题：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什么？

　　他说《为芬尼根守灵》：行行好，告诉办事人员在寄书请人审阅时要多加小心。我是英语读者，而你们却寄给我一本天知道用什么上帝所遗弃的语言写成的书。我换了个封套寄还给你们。

　　艾柯虚拟的审稿报告貌似玩笑，却其来有自。著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传世名作的文学大师福克纳，自己认为平生最得意的三部作品之一《掠夺者》（李文俊译名，顾连理另译为《劫掠者》，刘绍铭译为《抢掠者》），起初便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它。有位编辑的退稿信甚至将它贬得一无是处：“尊稿文字杂乱无章，情节散漫，角色个性也少见长进。我们认为这部小说在布局、深度和结构三方面都有不足之处。故事内容，漏洞百出，不知所云。本人最无法接受的地方是：阁下写的虽是小说，却似乎毫无故事可言。”让我们跌破眼镜的是，这部受到编辑冷眼的小说，后来却为作者赢得了1962年的普利策奖。

　　另据美国珍本书商杰寇斯基在《托尔金的袍子》一书中介绍，戈尔丁从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蝇王》最初的那一刻起，就从未怀疑过它的价值。当他完成第一稿之后，他对家人宣告说，有一天这部小说会“为他赢得诺贝尔奖”。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确实是说中了，《蝇王》为他赢得了198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动笔写作时绝不会想到，这部日后为他赢得世界声誉的作品，竟然连续被二十二家出版社拒之门外。1953年9月，戈尔丁将书稿送至第二十三家出版社：费伯与费伯出版社。该社审稿人帕金森小姐据说眼力一向精准，且能三言两语就概括出一部书的要义。她读完《蝇王》后给出的审稿意见简洁有力：“故事时间：未来。一个荒诞而乏味的幻想故事，描绘的是殖民地被原子弹爆炸击中，一群孩子逃离后来到了新几内亚附近的一个丛林地带。一堆垃圾，平淡乏味。不知所云。”该社销售总监也认为这部书不值得出版。幸好老板费伯还有些眼光，他建议年轻编辑孟提斯与作者见面谈谈，看看能否与作者合作，把书稿整出个样子来。戈尔丁那时还是个文学新人，他认真听取出版社的批评意见，十分乐意进行改写。1954年9月，修改后的《蝇王》终于出版了，并慢慢地引起了各路好评，见识不凡的作家福斯特还将它选为1954年的年度最佳作品。迄今，《蝇王》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销量据称差不多有两千万本。

　　声名同样卓著的奥威尔代表作之一《动物农庄》，也曾屡遭退稿。这是一个篇幅不大的寓言故事，描写的是一群农场牲畜的生活，它们在一群极其聪明能干的猪的统治下，实行集体农庄制度。胸有成竹的奥威尔写这本书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而寻找愿意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商却花了更长的时间。维克多·戈兰茨之前曾经出版了奥威尔的绝大部分作品，而且对于奥威尔接下来的两本小说新作拥有优先签约权，但他却很不喜欢《动物农庄》，拒绝出版它。奥威尔在接下来找的两家出版社也都碰了钉子。时任某出版社编辑的大诗人T·S·艾略特也看走了眼，他在给奥威尔的退稿中写道：“你的那些猪的确比其他动物要聪明许多，因而也最有资格管理农庄……但也许有人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拥有某种主义的猪，而是更多具有为公众服务精神的猪。”奥威尔感到心灰意冷，甚至考虑自费出版这本小册子。后来，出版过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的弗雷德·沃伯格勉强答应出版此书，但整个出版过程拖拖拉拉，进展异常缓慢。那个时候，沃伯格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本讽刺面如此之广、不被他看好的小册子，竟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广泛好评，以及格外良好的销路。

　　事实上，不独外国编辑会看走眼，中国编辑亦不例外。据周昌义在《记得我当年差点毁了路遥》一文中自述，1986年春天，刚进入《当代》杂志编辑部当编辑一年的周昌义被派去西安组稿。陕西省作协一位副主席告诉他，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问他有没有兴趣看。那个时候，路遥已经是连续两届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著名作家。对他的新作，周昌义当然有兴趣拜读。但副主席接着说，路遥还有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周昌义并不觉得这条件有多苛刻。于是，当天下午，周昌义来到陕西作协，和路遥见了面，寒暄了几句，然后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读了起来。“读着读着，兴致没了。”周昌义在文中写道，“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三十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我感觉就是慢，就是啰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他说：“无独有偶，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也没读下去。得了茅盾文学奖，我也没再读。”编辑读不下去，自然退稿。為了顾及路遥的面子，周昌义没说他根本看不下去，只说《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这么说，双方都有台阶下。不久，广州《花城》杂志的谢望新从《当代》得知路遥有长篇新作，立刻飞往西安，把《平凡的世界》带回广东，并以最快的速度刊发。而且，很快就在北京举办作品研讨会。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颁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许多年之后，退稿的周昌义下决心重读《平凡的世界》，“突然发现，跟当年的感觉不一样啊，不难看啊！”这让他颇为懊恼：“作为编辑，退掉了茅盾文学奖，退掉了传世经典，怎么说，也是错误，怎么开脱也没用。”

　　编辑退掉好稿，原因多多。除了“思想内容”的考虑外，还有市场需求、读者反应等实际的打算。但毋庸置疑，更多的还是编辑眼光出了问题。刘绍铭先生说得好：编辑的眼睛不一定雪亮，你有“货色”而他们看走了眼，那是他们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