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鑫

　　朱熹与紫阳过化（上）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位列王佐榜五甲第九十名，因成绩不是太佳，直到三年后，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又经铨试，方授官左迪功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由故乡崇安出发，从建溪南下，沿闽江至福州，经莆中、泉州，一路访学问道。七月，朱熹取道南安县，经小盈岭进入同安。

　　南宋时期，县主簿官列从九品，据朱熹《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所言：“凡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盖主簿之为职如此。”可见主簿之职，主要是协助县令管理簿书、符檄、狱讼、赋税、教育等事务，位在县令、县丞之下，县尉、主学之上，相当于一县之管家。

　　主簿官职虽小，但对从小便具有一种神圣使命感的朱熹而言，显然提供了初试身手、崭露头角的“用武之地”。

　　朱熹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推行经界”。

　　所谓经界，指土地、疆域的划分。推行经界，确定田亩，目的在于整顿赋税，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南宋初年，兵火连连，文籍散失，胥吏税收之时，往往与兼并土地的大户相互勾结，隐田漏税。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左司员外郎李椿年针对这一弊端，上疏条陈“经界不正十害”，首倡推行经界。朝廷采纳，颁诏施行，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勘查田亩、丈量土地，扭转隐田漏税、赋税不均的社会弊端。此后，尽管受到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在推行与阻挠之间不断反复，但这一举措，作为南宋朝廷清理田赋的主要形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李椿年主持经界时，福建的泉、漳、汀三州未曾推行。本来，这三州的经界已“打量”了八九成，却因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孙汝翼以山贼没有平息为由，上奏朝廷，最后取消了。朱熹刚到同安，就感受到了田土兼并及隐田逃税现象十分严重，“细民业去产存，其苦固不胜言，而州县坐失常赋。”（朱熹《条奏经界状》）为调整赋税不均之弊，增加县府财政收入，朱熹不顾此前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元滂的支持下，自行清查版籍田税。朱熹初来乍到，不仅没有根基，且仅为一介主簿，人微言轻，很快就遭到了同安上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不得不中途作罢。

　　推行经界受挫，朱熹并未心灰意冷，转而整顿吏治。听说永春县令黄瑀有一套惩处奸吏、督收赋税的“良方”，朱熹专程前往永春登门求教，然后加以“改造”，作为吏治新法付诸实践。《语类》卷一百零六便道出了他的追税及防吏作奸犯科办法：“昔在同安作簿时，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然此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怕……某向为同安簿，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

　　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期间，做得最成功的并非“簿事”，而是“学事”——兴文讲学、整顿民风、以礼治民。为此，他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与心血，也更令人所称道。

　　此时，秦桧专政，严禁“洛学”，学校不得讲授“义理之学”，天下学风，江河日下。同安县学受其影响，学舍破落，藏书寥寥，学生只习科文、词章，懒散不已。朱熹见此情景，痛心不已，决定破除旧习，建立县学体系，重振学风。

　　同安县学原有四斋，后汰裁两斋。朱熹恢复四斋旧制，重取斋名，新选各斋斋长，并作《四斋铭》《讲座铭》。针对县学诸生“晨起及学，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的慵懒情形，朱熹又作《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劝谕他们以“义理之学”为宗旨。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为诸生讲学，聘请徐应中、王宾等当地贤达之士充任职事，严罚不遵学则、破坏学风的不肖生徒。

　　一番整顿，终于扭转了同安的学风，迷途士子由追逐词章到精研义理、重回经学。于是，一批有用之才如许升、戴迈、吕侁、林峦、柯翰、陈齐仲、王近思、杨宋卿等，纷纷投入他的门下。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许升仅十三岁，最大的柯翰已年过五旬。

　　朱熹发现，县学藏书不仅数量少，且所藏之书，大多残脱。绍兴二十五年（1155）正月，朱熹通过关系，多方搜求，共得经书九百八十五卷，在文庙大成殿后新修经史阁予以收藏。他还在明伦堂建了一座教思堂，在此讲学，吸取了大批民众。

　　在整顿民风方面，朱熹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修建苏颂祠（又名苏公祠、苏丞相祠）。

　　苏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生于同安。五岁那年，他随即将供职汴京文馆的父亲离开故乡，千里北上，直到逝世，再也没有回来过。苏颂高寿，活了八十二岁，从政五十多年，历经五朝，受过迫害，蹲过监狱，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虽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丞相，但其政绩平平。苏颂学识渊博，其功绩主要在于科学，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項世界第一。

　　朱熹首仕同安，离苏颂逝世不过五十多年，乡人已对他知之甚少，“虽其族家子不能言”。有感于此，朱熹建祠纪念，以振兴教育，扭转社会时风。苏颂虽然没有显赫的政绩，但他为人正直，恪守法规，不奸不贪，两袖清风，堪称楷模。朱熹所看重的，正是苏颂的道德风范，为此，他写了五篇文章，对苏颂的终身节俭、公正清廉大加推崇，称他“道学渊深，履行纯固，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惟公始终一节，出入五朝，高风响乎士林，盛烈铭于勋府”，“然而始终大节，可考而知，则未有若公之盛者也”，“以是心每慕其为人”。

　　除苏公祠外，朱熹还将同安县城朝天门内的荣义坊改为丞相坊以纪念苏颂。由于他的大力倡导，苏颂这位乡贤逐渐为当地百姓知晓，其学识风范，不断激励、鼓舞后人。

　　朱熹当年所建苏公祠，或遭兵燹，或遇大火，多次毁弃，又多次重建。如今的苏公祠修葺一新，位于同安孔庙。进入祠堂，供奉的苏颂半身纪念像两旁贴着一副对联：“存小心与宋千古，识大义唯公一人。”横幅为“正简流芳”。正简，宋理宗朝对苏颂的追谥。

　　朱熹刚到同安，在县衙右边的主簿廨办公、居住，这儿离孔庙不远，前往县学督导十分方便。主簿廨因年代久远，“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幸而署内西北角还有一间房子，地势高旷，前后两进，敞亮宜居。可喜的是，屋内凿有一个水池，一座小桥跨卧其上，池边植有梧桐、杨柳，疏密相间，颇有几分情致。朱熹与夫人刘氏、长子朱塾搬入其中，将其名为“高士轩”。对此，朱熹在《高士轩记》中写道：“主县簿者虽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轩虽陋，高士亦或有时而来也。”朱熹知足常乐，对高士轩的幽雅环境颇为欣赏，情不自禁地吟咏抒怀：“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闲居秋意远，花香寒露濡。”（《高士轩诗》）第二年，次子朱埜在此呱呱坠地。

　　同安地处偏远海滨，开发虽早，但文化教育一直较为落后，“民俗强悍，民风不醇”。朱熹尽管年轻，但已熟谙理学精髓，“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为“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尽其道”，朱熹不辞劳苦，深入乡村，体察民情，采风问俗。每到一地，都要“敦礼义，厚风俗”，不遗余力地“教化”民众，贯彻他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大教育内容。同安多山地丘陵，纵横起伏，河流切割，地形破碎，交通不便，而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走遍了同安的山山水水、村庄寨堡，留下了六十多处文化遗迹。

　　朱熹好山，县城近郊的大轮山、北辰山自然去得最多。大轮山风景优美，有座梵天古寺，隋朝敕建，唐高宗时落成，比今日名气颇大的厦门南普陀寺要早三百多年。朱熹“登山临水，处处有诗”，游梵天寺留下了四首诗歌，其二《梵天观雨》颇具意境，堪称佳作：

　　持身乏古节，寸禄久栖迟。

　　暂寄灵山寺，空吟招隐诗。

　　读书清磬外，看雨暮钟时。

　　渐喜凉秋近，沧洲去有期。

　　除诗作外，朱熹还根据大轮山景点特色，题写了不少言简意赅的“墨宝”，如“大轮山”“战龙松”“寒竹风松”“瞻亭”“极目”“偃月台”“圭石”等，“瞻亭”石刻至今犹存。

　　梵天寺后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修复的文公书院，又称紫阳书院、大同书院、轮山书院。这座泉州府最早的官办书院于元至正十年（1350）由同安县尹、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创建，前奉孔子，后祀朱熹。因朱熹逝后赐谥“文”，世称文公，故名文公书院。书院最初位于同安县城学宫东边，明嘉靖年间，在享有“理学名宦”之誉的乡贤林希元的提议下，依原制迁于大轮山梵天寺后。文公书院屡毁屡建，最近一次于1987年重建。院内有座栩栩如生的朱熹雕像，里面最珍贵的文物，当数朱熹石刻像：像碑高两米，宽约零点九米，据传是朱熹对镜自画的半身像——头戴纶巾，身着儒服，袖手而拱，面带微笑，眉宇间透着一股蕴藉自信的风采。

　　北辰山离县城约十二公里，这里怪石嶙峋，风景独特，最著名的景观是十二龙潭。朱熹登临此山，不仅挥毫写下“仙苑”二字，还留下了一首长达二十行的五言古诗《与诸同僚约奠北山》。

　　此外，莲花山、香山、文圃山等地，不仅留下了朱熹的足迹，还留下了众多“墨宝”及传说。如朱熹取“华岳莲花”之义，在莲花山题写“太华岩”三字，镌刻于石，成为厦门境内留存下来的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他登临香山，顺道探访友人许衍，为许氏家庙撰写对联“千峰起伏奔腾前狮后马，九水回环映带右鹊左鸿”，并在香山寺后山麓手书“真隐处”;当地民间，流传着“朱熹三探莲花山”的传说，游香山时留下了“香香两两”的联句让人答对……

　　同安县城，是朱熹待得最多的地方，留下的遗迹自然远甚他处。同安县城形似银锭，故称“银城”;又因南溪有三块石头形状像鱼，颜色似铜，故名“铜鱼城”。这“铜鱼”之名，便源自朱熹。对此，清人高有继在《铜鱼赋》中写道：“石系以鱼，肖形而号;鱼系以铜，肖色而称。谁其名之，紫阳远示。”在东溪与西溪交汇处，有“铜鱼石”三块，“金车石”两块，南面一块逆水石上，刻有隶书“中流砥柱”，据传便由朱熹所题。

　　位于城东鸿渐门外的东桥，离朱熹住所县衙不过半里之遥，他常散步至此，写有《雨霁步东桥玩月》一诗：

　　空山看雨罢，微步喜新凉。

　　月出澄余景，川明发素光。

　　星河方耿耿，云树转苍苍。

　　晤语逢清夜，兹怀殊未央。

　　古同安县域，包括今天的厦门市各区、漳州市龙海角美镇以及台湾金门县。朱熹采风问俗，深入各地，当他来到灌口蔡林社时，被眼前的奇山异水、夕照晚霞、樵歌渔唱等自然、人文胜景吸引，不禁为蔡林社题拟“八景”——圃山夕照、珠屿晚霞、金龟寿石、玉井泉香、沙堤岸影、渔网蝉影、莲道樵歌、文江渔唱，每景附七绝一首，道出风光、风情之内蕴。揆诸源头，同安最早的特色“八景”，便出自朱熹，此后才有“厦门八景”“丙洲八景”及金门的“浯洲八景”等。

　　厦门（又称嘉禾屿）、金门（又称浯洲屿）两岛，浮于海中，只能乘船渡海前往。其时，厦门岛尚未建城，人烟稀少。朱熹来此，专为探寻唐代文士陈黯遗迹。陈黯才华出众，但科举不第，隐居嘉禾屿金榜山。陈黯自号“场老”，因此金榜山又名“场老山”。朱熹游历山中，一边考究，一边题咏，留下了石刻“迎仙”“谈玄石”，写有诗歌《金榜山》：“陈场老子读书处，金榜山前石室中。人去石存犹昨日，莺啼花落几春风。藏修洞口云空集，舒啸岩幽草自茸。应喜斯文今不泯，紫阳秉笔紀前功。”还撰有三百来字的《金榜山记》，为陈黯整理遗稿《禆正书》（三卷）并作序。朱熹前往厦门岛，不仅探访了位于二十三都的金榜山，还游览了其他各地，比如岛内的文公山便因他而名：“文公山，在城东二十一都虎山北。相传朱子尝游其巅，故以为名。”（清道光版《厦门志》）

　　金门一直隶属同安，直到民国四年（1915），才正式设立县治。朱熹渡海金门，主要是采风、视学、讲学，且多次前往。据清光绪版《金门志》转引《沧浯琐录》所记：“朱子主邑簿，采风岛上，以礼导民。浯即被化，因立书院于燕南山，自后家弦户诵，优游正义，涵泳圣经，则风俗一丕变也。”由此可见，朱熹到金门不仅以礼导民，还创建书院，以文化民，彻底改变当地风俗。自朱熹登岛过化，金门民众，家家诗书，户户业学，薪火相传，哪怕赤贫如洗，也以子弟读书为荣。据有关资料统计，同安县古代科举共有文武进士二百二十四人，其中金门就达五十名。为感念朱熹的教化之功，金门人专建朱子祠，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举行朱子冥诞祝祷、祭典。

　　与此同时，同安的山乡、风物、习俗对朱熹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其思想正处于转型、成熟的特殊阶段，来同安之前，朱熹受武夷三先生刘子羽、刘子翚、胡宪以及道谦禅师影响，潜心佛教，影响颇深。刚到同安，他写了《步虚辞》《寄山中旧知》之类的佛老诗歌，大轮山梵天寺是他的佛国胜地，还为泉州名刹开元寺题了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然而，佛老势力不断膨胀，已在闽地造成严重危害：与同安毗邻的漳州寺院田产，竟占全州土地的七分之六;仅福州一地，就有大小寺院一千五百多座。面对这一现实，朱熹不断反思，在繁忙的簿吏事务之余，研读儒经，重新认识《论语》《孟子》。

　　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朱熹因公事前往德化县，夜宿剧头铺寺院。寒夜之中，他苦读《论语》，杜鹃声声，思索通宵，终于悟出儒家的真谛就是“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对禅学的“有理一无分殊”不禁产生了怀疑。随着思索与探讨的不断深入，他对佛老的怀疑与日俱增。

　　正是在同安，朱熹进入了“逃禅归儒”的转型。这种转型，并非虚无主义的全然弃绝，而是在吸收佛道精华的基础上完善理学，由“以心会理”到“即事穷理”。正因朱熹兼收并蓄，“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才使得他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面对一套二十七卷的《朱子全书》，我在《朱熹：理学的拓展与困境》一文中曾感慨不已地写道：“除读书之多、著书之多、书中所涉问题之多无人企及外，我敢说，朱熹还是中国古代唯一有别于传统思维模式，将抽象与思辨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构建了庞大知识结构与认识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安作为朱熹理学乃至闽学的发祥地，享有朱子学“开宗圣地”之誉，可谓实至名归。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朱熹任职期满。八月上旬，他到泉州等候批书，住在位于南安县九日山的九日山房，这是泉州知事陈称为儿子陈瓘建造的一座读书室。他在这里研读儒经，开始更深层次的反思与超越。十二月底，朱熹将夫人、孩子送回崇安，第二年春再返同安。因不再任职，他搬出县衙高士轩，闲居城北名医陈良杰馆舍“畏垒庵”。又等了一段时间，继任者莆田人方士端仍未接任，“法当自免归”，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月，朱熹自行离开同安归返故里。

　　朱熹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七月就任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月归去，前后四年零四个月。他任职主簿三年，加上赋闲时间，在同安待了三年半多。

　　朱熹活了七十一岁，一生担任地方官员七年多，在朝廷任焕章待制兼侍讲四十六天。而同安，不仅是他的首仕之地，且为官时间长达三年多，对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间将他与两千多年前开疆拓土的许濙相提并论：“许濙开疆二千载，朱熹过化八百年。”许濙，河南许州（今许昌）人，汉武帝时任上柱国左翊将军。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闽越王反叛，许濙奉命入闽平乱，驻扎营城（今同安大同镇）。闽越之乱平定后，汉武帝刘彻敇令他“永驻斯土”。从此，许濙及其士卒在此戍守，繁衍生息，成为中原汉人入闽第一人。据《同安县志·旧志序》所记，朱熹厉行风教，同安由此“礼义风行，习俗淳厚。去数百年，邑人犹知敬信朱子之学”;《同安县志》卷四十一写道：“闽之文学以漳泉为最，而漳泉尤以同安为最。盖在朱子过化，文风日盛耳。”

　　朱熹母亲为安徽歙县人，父亲朱松曾在歙县城南紫阳山老子祠习书，在福建政和县任县尉时，自署“紫阳书堂”。受父亲影响，朱熹自号“紫阳”，书房也题为“紫阳书房”，人称“紫阳先生”，学派称为“紫阳学派”。因此，后人将朱熹任同安县主簿期间的教化民众，称为“紫阳过化”。

　　朱熹主簿同安，与当地士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即将离去，众人依依不舍，一路长送，一直送到同安与南安交界的小盈岭。当年，朱熹正是从此进入同安，并赋有《小盈岭道上偶成》一诗：“今朝行役是登临，极目郊原快赏心。却笑从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闭门深。”小盈岭夹于两山之间，岭口犹如一个漏斗，东北风可由此长驱南下，当地居民常为风沙所苦，岭南的地名就叫沙溪。为治风沙，朱熹专来此地考察，认为在岭口建造一座石坊加以阻隔，可抵御风沙南下。石坊建成，朱熹题匾“同民安”，意为“安斯民于无既也”，还在一旁亲手种下三棵榕树，助石坊挡风。从此，小盈岭不仅少了风沙，同安一邑也大为受益，以至“井邑平康”。

　　越過小盈岭，前面就是南安县了，同安士民扳住朱熹车辕，希望他在同安再多停留一刻。“同民安”石坊前，至今立有一块石刻，上书“扳辕石”三个大字。“卧辙攀辕挽去衣，扶携追送各依依。亦知旧邑还须借，犹恐鸿飞去不归。”同安乡贤、明嘉靖朝进士洪朝选描写当地百姓送别县令谭维鼎之诗，其情其景，与当年送别朱熹当无二致。

　　石坊几经沧桑，屡毁屡建，清乾隆朝重建时，改“坊”为“关”。既为关隘，便有士兵把守，设置墩台，驻塘兵二十名，军事防御、交通控制、征收关税三者兼具。

　　如今，经过重修的关隘，朱熹手书的“同民安”碑匾格外醒目;关隘门后建有一座禅寺，虽是南安地盘，却归同安管理;寺院前关隘一侧，朱熹当年手植的三棵榕树，历经八百多年风雨，蓊蓊郁郁，浓荫匝地，成为一道别致的风景。

　　朱熹在同安的紫阳过化，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呈现出“海滨邹鲁，文教昌明”的气象。三十七年后，年愈六旬、思想成熟的朱熹以理学大师的身份又一次来到闽南，出任漳州知事。他采取正经界、蠲横赋、敦风俗、播儒教等措施，在漳州地区开展全面变革，以图“振民革弊”。一年任期内，仅在整顿学校、吏治与民风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其他方面则乏善可陈。他常到州学、县学巡回督察，亲自讲授《小学》，出版《四书集注》，创建受成斋，教导武生员，提出“身修家齐，风俗严整，人心和平，万物顺治，隆及后世”的办学方针……于是，体系完善的朱子学作为一种新的理学文化，终于在闽南地区（今厦门、泉州、漳州）迅速传播，并扎下根来。

　　朱熹理学诞生之时，有着一股强劲的生命活力，当其上升为统治者的精神支柱，作为凌驾于一切学问、理论、流派之上的统一思想长达七百多年之久，可以想见的是，会给华夏民族造成怎样的束缚、狭隘与短视。

　　伴随着文明的兴盛，朱熹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也深入人心，闽南妇女受害最深，摧残尤烈。受“朱子家礼”影响，“女子出门，必蔽其面”，遮面的花头巾美其名曰“文公兜”。据有关学者考证，惠安女今日出门，仍披戴头巾，就是当年同安风俗在闽南地区的传播、影响与留存。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桎梏下，一个个鲜活而美丽的生命以自戕的方式，获取所谓的烈女、贞节、节孝之名，换来一块块冰凉冷漠的节孝匾及一座座死气沉沉的贞节坊。

　　我在研究福建地域文化时发现，鸦片战争之后，同属福建的厦门与福州作为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的其中两个口岸。近代福州涌现出林则徐、严复、沈葆桢、林纾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伟人、巨人与名人，而同样得风气之先的厦门却严重缺席，一个也没有。究其根源，应该说与朱熹不无关联，正是他在闽南地区推行的封建理学，长期以来似一道无形的枷锁，压抑了当地民众的锋芒与激情，束缚了他们的思想与个性，禁锢了他们的创造与活力。

　　当然，朱熹被历代统治者作为工具加以利用，并非他本人之过！宋代时期，同安节妇甚少，主要出现在明、清两代，进入《同安县志》者达一千一百五十多人。据颜立水先生《朱熹首仕同安》一书考证，古同安境内有一百一十座石牌坊（不包括墓道坊），其中旌表烈女、节妇的石牌坊四十座，全为明代万历年后所立。

　　据有关资料统计，古同安现存朱熹遗迹、遗物十七处，纪念朱熹的现存遗物十五处;一些关于朱熹的故事、传说及体现他具有先见之明的“朱文公谶”，仍在民间广为流传;最近，同安吕实力芗剧团根据朱熹为民除害的一则传说，创作了歌仔戏《朱熹点化鳄鱼精》上演;同安县衙旧址经过改造，朱熹当年办公、居住的主簿廨，已改建为朱子书院，占地约六百平方米，前、中、后分别为门头小院、书院讲堂、高仕轩馆;近年来，同安着力打造朱子文化地标，创建朱子文化品牌，推出了两条朱子文化旅游路线;金门县每年都要举办朱子文化节，2016年5月21日，厦门同安区也举办了首届国际朱子文化节……

　　回归理学本义，还原朱熹的个人努力与修为，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小小的主簿，朱熹当年的“紫阳过化”，对当地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所谓的大人物。这种影响，涉及社会、思想、文化、教育、民生等诸多方面，至今犹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与人文奇观。

　　朱熹的建阳情结（下）

　　真正研究、了解朱熹的思想与学说，缘于《永远的驿站》（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第1版）一书的创作。作为一部描写福建地域文化的系列散文集，朱熹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性人物。当时，朱熹在闽北的活动区域，我仅去过武夷山一地。因此，有关朱熹辞世及下葬建阳的描写，只能凭借资料与想象。对此，我在《多维视野中的朱熹》一文中写道：

　　朱熹死时，理学仍被朝廷视为“伪学”遭到禁绝，作为“伪学魁首”的他，在世俗社会特别是势利者眼中，是一位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然而，他的死却深深地牵动了遍及四面八方的学徒门生，他们决定聚集在信上之地，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会葬。当权者获悉，采取种种手段严加防范。尽管如此，朱熹下葬于建阳县九峰山大林谷时，仍有近千人前来奔丧祭奠，《宋元学案补遗》则说“会葬者六千人”。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的一个更为偏远的山谷之地，又有统治当局的禁绝与防范，一下子涌出近千人或六千多人，该是一种怎样的声势与威力呵！

　　于是，心中就存了一份念想，什么时候得找机会去建阳朱熹墓看看。直到2014年6月，应邀参加《美丽建阳》创作采风活动，不仅了却这份心愿，还使我对朱熹与建阳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有关朱熹的一些疑惑也有了明晰的答案。

　　建阳位于武夷山脉南麓，面积三千三百多平方公里，并非小县，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偏远，曾为建阳专署、南平专署治所。南平市行政区划近期调整，市政府驻地也由南平迁至建阳。

　　建阳作为福建省最古老的五个县邑之一，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

　　建阳西郊的童游镇考亭村，耸立着一座高大的考亭书院石牌坊。抵达建阳的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便前往参观。牌坊为四柱三间五牌楼结构，上面刻有麒麟、雄狮、仙鹤、凤凰等祥禽瑞兽，造型古朴生动;匾额上的“考亭书院”四个大字，相传属宋理宗御笔。这里，便是朱熹当年创建的考亭书院所在。

　　绍熙三年（1192）六月，考亭新居建成，初名竹林精舍，朱熹定居此地。两年后扩建，更名为沧州精舍。直至庆元六年（1200）三月九日病逝，朱熹大部分时间，都在考亭讲学、著述。建阳，是朱熹晚年的定居之所，人生的最后驿站。此时的朱熹，已是理学宗师、学界泰斗，他所置身的考亭，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一时间成为名闻遐迩的理学中心，吸引了无数学子的目光。他们从四川、湖广、江浙等南方各地负笈启程，历程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汇聚于此，在朱熹的引导下，研经读史，穷究性理之学，探求济世良方，寻找人生奥秘……于是，一个新的学派——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就此诞生了，且日渐成熟，扩展开来，影响此后的中国古代社会长达数百年之久。

　　伴随奇迹一同成长的，是考亭书院的不断扩建。由朱熹最初“前堂后室”的简陋居所，经过历代重建修葺，不仅具有藏书、奉祀、教学三大功能，为诸生肄业之所，且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仅主体建筑，就有石坊、仪门、明伦堂、集成殿、启贤祠等。考亭书院虽一次毁于洪灾，两次毁于兵燹，但经过重修扩建，一直焕发着勃勃生机。今日我们还能见得着的，是立于明嘉靖十年（1531）的石牌坊。

　　夕阳西下，斜晖脉脉，面对巍峨古朴的“考亭书院”牌坊，我的眼前，不禁浮现出随山势高低起伏的书院建筑，以及无数学子聚精会神、皓首穷经的情景，与当下社会的喧嚣浮躁、汲汲钻营，形成一种鲜明对比。

　　朱熹的知识、学说、思想，在书院学习、实践、切磋而成，也经由书院传授远播、深入人心、影响社会。因此，他的一生，与书院有着难舍难分的不解之缘。据有关资料统计，朱熹与全国六十七所书院关系密切，其中，他读书、讲学的书院四十七所，题写诗词的书院十三所，修复的书院三所，创建的书院四所。这四所书院，除武夷精舍外，其余三所——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考亭沧州精舍都在建阳。

　　朱熹一生，辗转南北，与多地结缘，尤以闽北各县为甚。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出生福建尤溪，求学于政和、建瓯、浦城、松溪，常于顺昌、邵武访友讲学，移居武夷山崇安五夫里长达四十余年，在同安、漳州紫阳过化，前往江西九江、湖南潭州等地为官……所有这些有过关联的地方，他对建阳似乎情有独钟——不仅晚年定居于此，死后下葬于此，就连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的户籍所在地，也是建阳县群玉乡三桂里。

　　朱熹这种难以割舍的建阳情结，其渊源何在？

　　朱熹第一次前来建阳的时间，据可考证的文字，系绍兴十年（1140）五月。在京城任馆职的父亲朱松因反对秦桧议和，遭贬回闽，朱熹随父亲从浦城来到建阳，入住大潭山下朱松二妹即朱熹的姑妈家中。这年他虚岁十一，与表哥邱子野相处甚欢。朱松与考亭陈氏家族交往密切，來到建阳，少不了前往考亭拜访，自然要带上十分喜爱的儿子。考亭背负青山，距建阳城关大潭山约五华里，清澈的麻阳溪从此经过，山环水绕，景色十分迷人。对此，朱松在日记中写道：“考亭溪山清邃，他年可以卜居。”考亭迷住了朱松，想将此作为安居之所，遗憾的是，不到三年，他就在寓居地建州（今建瓯）环溪精舍病逝。但是，这一遗愿却在儿子朱熹心中播下种子，萌芽成长，直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由此可见，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也算水到渠成。

　　为求生存发展，朱松病逝前安排后事，将不到十四岁的儿子托付给崇安五夫里的好友刘子羽。于是，朱熹奉母携妹离开建瓯，前往武夷山五夫镇，拜刘子羽为义父，在屏山脚下、潭溪之上开始新的人生。

　　从此，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著述、讲学长达四十多年之久，以致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写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认为武夷山之于朱熹，正如泰山之于孔子，是他们学说的发祥之地;泰山、武夷山是两座巍峨的自然山峰，而孔子、朱熹则是两座高大的中华传统文化山峰。

　　当然，这四十多年间，朱熹并非全部待在武夷山，还在外地为官断断续续七年（一说九），在建阳莒口马伏寒泉精舍、东山云谷晦庵草堂隐居十年。

　　作为一名大儒，朱熹身上有着一股难以抑制的隐士倾向。一段时间，他访禅问学，出入佛老，以心观心，以心会理，最后又逃禅归儒，完成了从“主悟”到“主静”，再到“主敬”的学术历程。朱熹从政，命乖运蹇。一旦官场受挫，他身上的隐士倾向就“抬头”了，总是找寻一处山清水秀、风光幽静之地，一边舔舐伤口，一边在学问中找回迷失的自我与自信。

　　乾道五年（1169）九月，朱熹七十岁的老母祝氏夫人病逝，官场不顺的他立即返乡，与擅长风水之学的得意门生蔡元定一同为祝氏夫人寻找安葬的风水宝地，最后选中了建阳崇泰里寒泉坞（今莒口马伏良种场旁）。第二年正月，朱熹葬母于此，并在墓旁建寒泉精舍，一则守墓尽孝，二则埋头著述，梳理总结这些年的学术心得。

　　一直寂静的寒泉坞，因朱熹的隐居变得热闹起来。对此，朱熹在给弟子蔡元定的一封信中写道：“寒泉精舍才到即宾客满座，说话不成，不如只来山间，却无此扰。”

　　孝宗淳熙二年（1175）初夏，著名理学家、“婺学”创始人吕祖谦专程前来拜访朱熹。两人的弟子也闻讯赶来，各有二十多人，开始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学术盛会——寒泉之会。这场脍炙人口的研讨会，一个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在争论、商榷中达成共识，编撰了一本传至今天的理学入门书《近思录》。

　　一次，朱熹游览离寒泉坞不远的云谷山，发现这里的西山、庐峰等处古木苍苍、溪水潺潺、环境清幽、风景绝佳，正如他在《云谷二十六咏》中的《草庐》一诗所言：“青山绕蓬庐，白云障幽户。”于是，朱熹又在云谷山建了三间草房，取名晦庵草堂，将隐居之地移至这一更为幽静的所在。

　　朱熹自葬母守孝，至淳熙六年（1179）离开晦庵草堂前往江西星子县任南康军知军，这十年期间，除短暂外出，他一直在建阳莒口的寒泉坞、云谷山隐居，专事著述。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熹在此完成了《家礼》《论孟精义》《资治通鉴纲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伊洛渊源录》等著述共计十九部二百六十六卷。

　　朱熹钟情建阳，还与夫人刘氏有关。十七岁那年，建阳萧屯刘勉之将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为妻。刘勉之是朱熹父亲的生前好友，朱松病危之际曾致信诀别。刘勉之原居崇安五夫里白水草堂，后迁建阳萧屯（今考亭破石）。由此可见，朱熹也属建阳女婿。就在朱熹隐居建阳莒口的孝宗淳熙三年（1176），与他相伴三十多年的夫人刘氏病逝。朱熹悲恸不已，葬刘氏于建阳黄坑后塘大林谷。

　　大林谷位于建阳西北，离城区八十多公里。那里山高林密，十分偏远，我们乘车前往，在路上行驶了约一个半小时。当年山路崎岖，若从考亭步行而去，得一两天时间才行。朱熹对风水之学颇有研究，他母亲下葬的寒泉坞，附近有座太平山;山北有片树林，名“寒泉林”;林中有个湖泊，曰“天湖”。朱熹母亲祝氏夫人墓，就葬在寒泉林中的天湖之侧。曾有风水先生对朱熹道：“龙归后塘，乃先生归藏之所。”另有一说，是朱熹在睡梦中神人对他言“龙归后塘”。不论何种说法，都将朱熹的最后归宿之地指向黄坑镇后塘村。经过一番考察，朱熹发现黄坑（旧名唐石里）九峰联峙、层峦叠嶂、古木参天、一溪穿流，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山分罗带天风静，地抱金沙雨露深。”于是，朱熹掘双穴葬妻于此，为自己与刘氏合葬后塘埋下了“伏笔”。

　　淳熙六年（1179）冬，朝廷诏命朱熹前往江西知南康军。临行之前，朱熹赶往大林谷告别亡妻。正值大雪，道路难行，不禁赋诗一首道：“春风欲动客辞家，霖缭纵横路转赊。行到溪山愁绝处，千林一夜玉成花。”（《唐石雪中》）

　　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朱熹长子朱塾在浙江金华病逝。其时，朱熹正在漳州知事任上。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悲痛欲绝的朱熹葬朱塾于建阳大金山（今莒口镇社州村）后，决意辞官回乡。

　　日暮乡关何处是？此时的朱熹，不禁有点发愁了。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崇安五夫里，那里尚有一座故居紫阳楼呢。但是，经过一番抉择，他将晚年的安居之地最终选在了建阳。不回五夫镇的原因，可能与夭亡的长子有关，那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了父子间的美好回忆，触景必然生情，晚年生活在一种悲伤压抑的氛围之中，实非朱熹所愿。他定居考亭后，在给陈亮的一封书信中写道：“五夫所居，眼界殊恶，不敢复归，已就此卜居矣……其处溪山却尽可观，亡子素亦爱之，今不及见此营构，念之又不胜痛也。”

　　建阳葬有他的母亲、妻子、长子;后塘大林谷是他理想的归葬之地;考亭“溪山清邃”，“却尽可观”，是父亲朱松“可以卜居”的地方，也是亡子朱塾平素喜爱之地;朱熹年愈花甲，著作等身，理学思想已然成熟，考亭离建阳城区较近，且环境清幽，闹中取静，是一处建立书院、传授学问的好所在。在古代，学说、思想的主要载体是文字、书籍，而建阳作为中国古代三大雕版刻书中心之一，印書业十分发达，被誉为“图书之府”。建阳刻印的“建本”，与浙江临安的“浙本”、四川成都的“蜀本”齐名。朱熹在《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中写道：“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建阳书坊，为朱熹印刷书籍颇多，如《近思录》《南轩集》《二程集》《二程外书》等，还出版过不少其他儒学、理学著作，并为书院生员提供大量教材……诸多因缘凑在一块，使得朱熹不再犹豫，将人生最后八年时光，定格在了建阳。

　　因为朱熹的存在，建阳考亭声名远扬，影响超越闽北，超越福建，成为南宋学术研究、书院教育的中心，就连金人也知朱熹大名。于是，天下学子纷纷前来求教，诸多名流慕名拜会切磋。绍熙三年（1192）春，著名诗人辛弃疾赴福建提点刑狱任，专程来到建阳考亭拜访朱熹。他认为“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对朱熹推崇备至。当年六月，朱熹新屋落成，辛弃疾又赶来庆贺。

　　晚年朱熹，除以“天下第一大儒”的身份举荐入朝为皇帝讲学四十六天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建阳教学、著述。至今仍留有姓名、生平、履历可考的建阳考亭朱门弟子，共有二百一十五人。这些学生，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而因各种原因被历史风尘埋没的考亭朱门学子，更是不计其数。朱熹在考亭完成的著述，主要有《孟子要略》《周易參同契考异》《韩文考异》《楚辞集注》等。他经数十年精力撰著的《四书集注》，在建阳书坊也有刻本问世。朱熹临终之时，已经重病缠身，还为学生授课，撰写未完稿《诗集传》。死前三天，他在家人与门人的搀扶下，仍手握毛笔，颤巍巍地修改《大学·诚意章》。

　　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朱熹辞世。辛弃疾闻讯，挥毫写下挽联：“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十一月，朱熹石椁从考亭运至后塘大林谷，长长的送葬队伍走了六天，才抵达目的地，与夫人刘氏合葬一处。当年留下的“伏笔”，此时得以“照应”。就当时的人口、环境、交通等情形而言，前来奔丧、送葬的门生、亲友、同道等数百人乃至近千人并非虚言，而《宋元学案补遗》所记“会葬者六千人”，就有些夸张了。

　　在建阳的三天采风时间里，我们游览的朱熹遗迹景点，除考亭书院石牌坊外，还有朱熹母亲墓，朱熹与夫人合葬墓，其得意门生蔡元定墓，建阳书坊古迹书林门牌坊，潭山公园门外广场新塑的朱熹大理石雕像等，甚至还抽暇去了邻近的武夷山市五夫镇，观赏朱熹故居紫阳楼及兴贤古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墓、朱熹母亲墓、蔡元定墓等建阳古墓葬，馒头状的土堆上，密密麻麻且极有规则地砌满了光滑的鹅卵石，显得十分别致，与我此前所见的纯土堆坟墓或水泥砌筑墓葬迥然有别。

　　朱熹与建阳，实属相得益彰。建阳美丽富饶的山水，为朱熹提供了适宜的生活讲学之所，为他的著书立说带来了充沛的灵气，他的思想学说在不断的锤炼中走向成熟，走出福建，走向全国，乃至超越时空。朱熹创作了歌咏建阳山水的诗歌近百首，他在建阳的足迹遍及城关、莒口、麻沙、界首、崇雒、书坊、徐市等11个乡里，他的血肉之躯最终也与建阳大地融为一体。朱熹在建阳的活动，有力地提升了当地的文化品位。

　　建阳过去立有“南闽阙里”“文公阙里”牌坊，如今享有“朱熹故里”之称，可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