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围着电话转来转去。都快四点了，按说她该来呀，老彼得怎么还不来电话呢？她要不来可坑人了，六点之前，最迟七点，兰斯公司还等我下订单呢！错过这个单子就要等下个船期。真是的，都怪这个老彼得，非要等这个东方娘们儿，难道她不来我就不做生意了？米歇烦躁地点上烟，又掐灭了。这个著名“安娜琼斯”服装连锁店的年轻老板，像只饥饿的狗，在办公室里不停地走动。突然，电话铃猛地响起，米歇砰地抓起电话。

　　彼得，怎么样？

　　她来了，刚进门。

　　好，所有系统都打开，一举一动都给我录下来。

　　放心吧，她绝对不会察觉出来。不过……

　　不过什么？快说！

　　她要上厕所咱录不录？

　　管他娘的，照录！

　　戴安娜优雅的倩影又出现在“安娜琼斯”宽敞的大厅里。其实称她“东方娘们儿”并不十分准确。没错，她父亲是个当年留美的东方人，可母亲的祖上来自意大利的米兰。戴安娜继承了母亲的身材，挺拔修长，上下起伏的旋律宛如莫扎特的回旋曲一样流畅动人。而她黑黑的眸子和黑缎子般倾泻的长发，却让人情不自禁想到扬州、苏州、杭州一串串迷人的字眼。

　　戴安娜是“安娜琼斯”的常客。她喜欢这家坐落在曼哈顿麦迪逊大道上的服装店，看看这陈设，像博物馆一样典雅，恰到好处。还有墙上的浮雕，甭管真的假的，是那个意思。当然，关键是东西的款式好，无论服装帽子还是提包或装饰物，都别具一格。《商业周刊》介绍过这家店的老板，叫米歇，像个法国名字，听说刚去世没几天，把家业留给了他儿子。这个老家伙，品味一流，就是心太黑。瞧瞧这价钱，什么就五百六百上千块，还有几千块的，也太贵了！每次看上点儿什么都被那个价格气昏过去，这不生拿美丽当人质嘛。要是前几年，哼，还真不在乎这点兒钱。戴安娜又想起当年的模特生涯，T形舞台，聚光灯下，照相机一闪一闪，快门的声音跟小孩儿咳嗽差不多。无论吃的还是用的，什么不是最好的，有些甚至是唯一的。就说服装吧，很多都是设计师专门为自己设计的，还不是穿几次就扔到一边去。唉，你啊，那时也太拿钱不当钱了。谁想到这个鬼行业，你觉得自己还年轻，可人家却认为你老了，一脚就把你踢出来。人生像做梦，弄得这副样子，上不去下不来，有的能凑合，有的真就凑合不了。比如穿衣服，让我怎么凑合？干脆杀了我算了。不想了，越想越烦。

　　在大厅里转了几圈儿。戴安娜暗自物色下两件物品，一个是一种欧洲风格的手提包，另一个是一副太阳眼镜。别看就这两样，加在一起就一千多块。她随手挑了件标价三十多元的高领衫，姗姗走向付款台。

　　能给我个大点儿的袋子吗？我好喜欢你们的设计。

　　没问题，很高兴为你效劳。

　　老彼得殷勤地换上个大尺寸的包装袋。

　　你真和善，你太太好福气啊。

　　戴安娜幽默地说。

　　看看，她可从不这么说，看来她占我便宜了。

　　老彼得越发热情起来。

　　戴安娜提着东西，把收据在老彼得面前叠了几折，放进自己的上衣口袋。她故意没直接走向大门，而是仿佛被什么所吸引，又绕回大厅一侧。当她走过提包柜台时，随手将那个早已看好的提包迅速放进自己的购物袋中，又用同样的办法，拿到了那副太阳镜。不过这次她拿了两副，一副放进购物袋，另一副举在手里，边举边问远处的服务员，这副太阳镜多少钱？服务员转过头，上面没标签吗？噢，对不起，我没注意。哇，下次再说吧。说着，戴安娜缓缓走出店门。临出门时，老彼得在后面招呼道：“小姐，我会告诉我太太你说的话。下次见。”

　　曼哈顿的黄昏充满激情和欲望，这座珠光宝气的城市仿佛在这个时刻才真正苏醒过来。路上行人的脸上丝毫没有倦意，他们夸张的肢体动作和饱含弹性的声调，把时光永远凝固在那里。米歇今天并未像往常一样迫不及待冲进夜晚的世界，他把老彼得送来的几个月来戴安娜偷东西的录像放了一遍又一遍。不知为何，他的目光无法从这个东方女人身上移开。他独自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远处哈迪逊河谷的落日正在温情歌唱。娘的，这个东方娘们儿，瞧瞧这对儿奶子，盈手可握，盈手可握呀。米歇有点儿口渴，他的雪茄烟灰落在领带上，一双眼睛熠熠生辉。

　　他父亲老米歇半年前在巴哈马群岛潜泳时因心脏病去世，米歇继承了父亲留给他的这份耀眼的产业，成为纽约著名“安娜琼斯”的新主人。半年多来，他不得不改变以往荒唐的生活，尽快适应管理这个时尚王国的角色。可心底下，他真抱怨老爸死得太早。这哪是人过的日子？连打嗝儿放屁的时间都没有，再这么下去非疯了不可！第一次听到别人说起这个叫戴安娜的女人，他劈头盖脸地把老彼得骂了一顿，为什么不叫警察？拿我的产业开福利院吗？可后来听老彼得一解释，才知道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据老彼得说，原来是想抓她。结果发现这个东方女人有一种非凡的审美直觉，简直是魔力！只要按她偷的东西增加订货一定热卖，屡试不爽。我们用这个秘密武器开风气之先，令竞争对手只能捡我们的残羹剩饭。戴安娜呀，万万抓不得！为什么不把她雇过来？米歇不服气地装出一副老练口吻。不行，绝对不能雇。审美讲究个轻松心境，没压力。你让她成了雇员她的眼光准变味儿，到时候你付的工资远比丢几件东西贵多了。老彼得眨着眼，表情看上去有点故弄玄虚。

　　米歇一边想着往事，一边在屏幕上欣赏着戴安娜的神姿仙韵。他越觉得她美丽，心里就越滋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感。当一个人认为他可以对什么人肆无忌惮，人性邪恶的一面就会伸出千百只手，将他融化。米歇此时就沉浸在这种陶醉之中。就凭这些录影带，还他妈怕你不服？你不想进监狱就乖乖做我的枕边之物。米歇把熄灭的雪茄烟重新点燃，对着窗外撩人的灯火情不自禁做了个下流动作。对，要尽快会会这个东方娘们儿。他翻着律师为他收集到的戴安娜的个人资料和通讯地址，一股强烈的优越感从脚尖一直漫到头顶。这年头，甭跟我谈什么隐私！哈哈，摩羯座，曼哈顿五十九街，好地方啊。米歇反复看着这些资料，手中的圆珠笔不安地转来转去，令人昏眩。

　　位于曼哈顿五十九街和九大道交叉口处的“密亭”酒吧，在暮色中显得温情脉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白天不起眼，一旦掌灯之后，魅力马上像刚放出围栏的小羊一样尽情跳跃。戴安娜坐在一处靠窗户的小桌旁，一边品着红酒，一边翻阅一本时尚杂志。窗外柔和的光芒，好似昨夜的梦境尚未退去，虚无缥缈永远摸不到。这时，一个侍者向她走来。

　　小姐，米歇先生送给您这杯“旧金山彩虹”。

　　米歇？哪个米歇？人呢？

　　侍者指向位于角落的一张桌子。暧昧的灯光下，戴安娜看到一个潇洒的年轻人正向她缓缓走来。戴安娜微微举起酒杯以示谢意。嗨，又是这种老把戏，这些男人啊，别拿他们太当回事儿。戴安娜放下手中的酒杯。杯中透明的琼浆被灯光照出五颜六色的光彩，映在她脸上。米歇走上前弓下身，戴安娜几乎可以感到他的呼吸撞在自己头发上，热热的。米歇用一种老熟人似的语气调侃道：

　　他们说你叫戴安娜，可你比戴安娜王妃美多了。

　　你一定是米歇了？小伙子，听我说，别打坏主意，我忙着呢。

　　让我猜猜，你是个时装设计师，因为你全身带着时尚。

　　说的也是，也许哪天我真该开个设计室。

　　对对，一言为定，我来投资。肯定是最棒的。

　　戴安娜开始注意眼前这个叫米歇的年轻男人，他的着装还有头发的款式尽管品位独特，却裹不住蠢蠢欲动的公子哥儿风情。一看这种又细又长的手指就知道是个轻浮脆弱之辈。戴安娜低下头，一下想起多少往事，这辈子就是让这种男人纠缠得筋疲力尽。他们开始总是甜言蜜语给你很多希望。后来呢，先是话越来越少，然后耍脾气，最后干脆一走了之。去去去，谁有工夫陪你玩儿这种游戏。戴安娜收拾一下眼前的东西，起身准备离开。米歇一把拽住戴安娜的手，死也不放，他的手臂紧紧抵着戴安娜丰满的胸部。

　　别走，心肝儿，我送你回家。对对，要么陪你去逛“安娜琼斯”。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安娜琼斯”？戴安娜警觉地盯着米歇。

　　行了，小妞儿，你不是真的想知道，对吗？

　　哼，米歇，你以为你是米歇我就得跟你走？放手！

　　戴安娜挣开米歇的手，头也不回地冲出酒吧大门。“别后悔，你个东方娘们儿。”米歇气急败坏的诅咒像阴霾一样追上来。

　　最近一段时间，老彼得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其实自老米歇过世之后，他的心情一直紧张而忧郁。他在“安娜琼斯”做了大半辈子，本指望安安稳稳干到退休。可是，哎，这个小米歇啊。他看着小米歇长大，太了解他的为人。这买卖可别折腾来折腾去再折腾垮了。看看每天的报纸，安隆这么大的企业说破产就破产。居安思危，临渊履薄，他怎么不懂这个道理呢。这不，戴安娜已经很久没露面了，说不定就是这小子干了什么！老彼得犹豫着，还是拿起电话，接通了米歇的办公室。

　　米歇吗？是我啊，彼得。

　　怎么了，有事吗？

　　没什么大事，就是那个戴安娜很久不来了。

　　不来就不来吧，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最近有人常在咱们的老对手“斯图加特”见到她。

　　什么？这个东方娘们儿，跟我玩儿这手，她死定了！

　　跟你，你是说她跟你？

　　好了好了，甭问我，我不知道！

　　昨夜的雨到凌晨就停了。早上，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一片青翠。五十九街紧挨着中央公园，从戴安娜的窗子望去，这块巨大的长方形绿地，好似一幅装饰完毕的印象派油画，妩媚动人。今天是个晴天，空气中散发着清早的芳香。戴安娜像往常一样穿着运动衣，准备到中央公园晨跑。她走过楼下大厅，向守门人打着招呼，可守门人并未像往常一样回答她的微笑，而是默默低下头。这时，两个身着风衣的男人从大厅两侧同时走向戴安娜：“对不起，你是戴安娜吗？”

　　戴安娜还是坚持走出了大厅。蓝天下，她脸上的泪水和微笑几乎同时绽放。

　　丢 妻

　　张三丰一转身，没看到本应跟在后面的老婆，他没在意，又往前挪了几步，直到靠近收银的柜台才回头。怎么，还是没有！他暗自骂了句三字经，只好停下来等。

　　周六总是最忙。上午先送女儿游泳。这丫头十二岁，最爱游泳。下了泳池吱溜一下就没影儿了，像个水耗子。你正四处找她，人呢？她突然从另一头哈哈大笑地喊你，边喊还边气你，啦啦啦啦啦。午饭后再送她上中文学校。中国人嘛，虽说住在纽约，那不也是美籍华人。华人跟别人不同就在这儿，别人到哪儿可以完全算哪儿的人，俄罗斯人到美国是美国人，土耳其人到美国也是美国人。中国人不同，叫美籍华人。美籍是定语，华人是主语。张三丰曾为这事烦恼过，咱也纳税，比俄罗斯、土耳其人还多，怎么就找不着人家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你就是硬撑着要跟别人一样也白费，遇到事情还是不一样。这可是经历撞出来的，生活本身比《天龙八部》的武侠强悍多了，不怕你不服。既然美籍但华人，还是让孩子学点儿中文吧，要不多冤啊。得，等把女儿送进中文学校，剩下几小时是“烧饼”时间。“烧饼”是英文发音，就是购物买东西的意思。

　　张三丰转身没看到老婆就是在“烧饼”的时候。他和老婆送完孩子上中文学校，接着就去考斯可购物。考斯可是会员制连锁店，价格相对便宜。他们每周六来此购物，一般同出同进，一块儿停车，一块儿商量要买的东西往里走。可今天没有，今天是一前一后隔得挺远，张三丰在前，老婆在后。为啥？甭问，吵架了，昨晚溜溜吵了一夜。张三丰越想越气，什么，才十二岁的女孩儿，居然给她买吊带儿衫！你也真想得出。“是她自己要买的。”老婆争辩着，听上去底气不是很足。“她要买就买，你是干什么吃的！她要月亮你也给她买？这不是把孩子往邪路上领吗？”说着张三丰冲进女儿卧房，把新买的吊带儿衫一件件都收起来。当收到最后一件，突然发现衣服下面藏着一本叫《走》的時尚杂志，上面有个扭捏作态的半裸女郎。这种杂志一般是给二十来岁女性看的。张三丰的脑子一下炸了，他怒吼着问女儿：“谁买的？”“妈咪买的。”女儿战战兢兢地回答。好，好，你个王八蛋，你是活腻了，我看你是活腻了。把自己打扮得俗了吧唧也就算了，还想腐化我女儿，老子跟你拼了。

　　考斯可门前人群熙攘，张三丰愣在那里发呆，显得有些怪。他宁可站在那儿也不回去找他老婆。爱上哪儿上哪儿，我走得并不快，装什么孙子啊，老子就不找你。平时让着你也就罢了，你偷偷给你弟寄一万美金装修房子，以为我不知道？实打实一万美金没了我能不知道？每次买了衣服、化妆品都先藏在楼下，过些日子再一点点往外拿，好像从没买过似的，一肚子小聪明，骗谁啊？买就买了，关键是瞅瞅你买的这些衣服，穿上跟中年少女一样。都他妈快老更了，非朝二十岁打扮，你不嫌寒碜我还嫌寒碜啊。对对，刷牙永远不把牙膏盖儿盖上，拿起电话就没完没了。好好，这些我都不计较，可孩子教育怎能再任你胡来！咱华人来美国图什么，追求民主？啊呸，我啐你一脸。不就图个子女受教育嘛。可到这儿才知道，想受好教育是那么现成的？你看看马路上的年轻人，几个有人样的，头发染得像小鬼儿;你问问他们，知道地球是圆的是方的，知道美国在地球上还是月亮上吗？吸毒的，喝酒的，未成年怀孕的，要什么有什么。子女教育要是自己不下工夫，谁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儿，特别是女孩儿。

　　一想到“女孩”这两字张三丰就绷得紧紧的。他太爱这个宝贝丫头了，她活泼漂亮，就是个性太强，想起一出是一出。看着她从襁褓长成眼前这个十二岁的大丫头，张三丰不知是喜是憂。他甚至想过买把手枪搁家里，如果有人欺负我女儿我就拼了。可他老婆死活不干，“不怕你枪毙别人，就怕你把自己毙了。”好好，既然你明知女儿的事至关重要，怎么还惯她？她要指甲油，买。她要扎耳朵眼儿，扎。还要怎样？这下好了，连吊带儿衫、时尚杂志都出来了，我岂能容你！我早说了，女儿要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毁了。不吓唬你，到时候可别怪我无情无义。你是母亲，女儿的事本该更敏感才对。我一个老爷们儿，有些话我说不方便。我们同事告诉我，吃木瓜对女孩儿的乳房发育好。人家是台山来的老移民，特懂这个。我就买来木瓜让女儿吃，她不吃，非说臭烘烘有股汽油味儿，还问我，“干吗我得吃这个？”你说让我说什么，怎么说？这些事，你当娘的不管谁管！真是的，还怪我骂你，不休你就算便宜你。

　　考斯可看上去完全像大仓库，没窗，宽宽的出入口像一张巨大的嘴吞吐着人流。张三丰的老婆低头走进大门，一股脑儿朝洗手间走去。没错，她刚才是跟在张三丰屁股后头。走着走着只觉得下边一热，坏了，这两天正来例假，冲得天昏地暗，一层例假纸根本不够。她本想跟张三丰打个招呼，让他等等自己，因为车里有备用的，她取了好到洗手间换上。可一看前边儿张三丰苦大仇深的样子，算了，别烦他了，还是自己去吧，换好再去找他。等走出了洗手间，她没想到张三丰还会在大门口儿等她，以为他肯定一赌气早进去了，于是一溜小跑绕过收银台，看也不看竟直往大厅里走。

　　她先到蔬菜部，没有。又到糕点部，也没有。越找不着越急，越急也就越找不着。她真火大，都咬牙切齿了。好你个张三丰，有什么了不起呀！以后“烧饼”甭叫我。一个大男人，腻腻歪歪的，你自己不能来吗？我例假冲得这么厉害，还舍命陪君子跟你来。你倒好，居然扔下我不管了。不就给丫头买几件吊带儿衫吗？满大街女孩儿都穿这个，今年流行，有什么了不起呀，土老冒！愣说我把女儿带坏了，你呢，还常青藤的博士，张口就王八蛋王八蛋的，连女儿都学会了。上次在外边吃饭，人家上菜慢了点儿，女儿突然冒出一句“王八蛋”，吓我一跳。亏得不是中餐馆，要不然非吵起来不可。嫌我俗气，好像你多高贵，就说你那个爱放屁的毛病简直就俗不可耐。放起屁来地动山摇，那天在后院，你一个屁吓得小松鼠到处乱窜，以为地震呢，我嫌过你吗？都包涵着点儿吧，别心眼儿小得像针鼻儿似的。其实男人都比女人心眼儿小，长得越酷心眼儿就越小。我女儿长大了千万别走她妈妈的老路，找什么帅哥啊。

　　日头一动不动，空气凝滞得像块大水晶。张三丰还在靠近收银台的地方，望着考斯可门前几根高高的旗杆出神。有美国旗、纽约州旗，还有考斯可自己的。就属这面旗子难看，白不刺啦跟投降似的，干嘛不要红的？他发现美国到处是旗子，但很少红旗，这个国家对红色有一种天生的回避，宁要投降的也不要红的。这时一位大胖子女老美走过来问他：对不起，你这车还用吗？她大概看张三丰站在那儿不动，手中的购物车又是空的，过来碰碰运气。考斯可的生意好得邪性，来晚了连辆购物车都找不到。张三丰觉得这女人的嘴在对他动，才惊醒过来连忙抱歉地说：用，我等人呢，马上来。说话间他四处张望，可视线之内仍没有老婆的影子。

　　嘿，你说这种人类，上哪儿去了？吵架归吵架，东西还得买不是，要不一家子吃啥？再不露面我可自己去了。本来嘛，就这么几小时，偏这时候使性子。张三丰推着空车慢慢往里挪，走了几步又停下。他想起老婆前些天下班忙着接女儿，不小心把脚崴了，肿个大包。不是说用了我在中国城买的云南白药好了吗？这药别是假的吧？唉，你也四十多了，就没个稳当劲儿。身体是过日子的本钱，在美国生活说到底就是拼体力，谁经得起有个病有个灾儿的。再说这教育局也太不讲理，章程变得比股票还快，四年级以上的孩子今年愣不让坐校车了，说预算削减。你预算削减，怎么税收一个劲儿涨啊？钱呢？钱呢？我们付税是为孩子受教育的，不是让你们满世界打仗的。到现在连本·拉登都抓不到，我们孩子校车倒坐不成了。为了接女儿，我天天加班没办法，弄得老婆跟中了魔似的，每天下班分分秒秒算着往回赶，生怕女儿在学校门前没人管，出点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个岁数的女孩儿，怎么小心都不过分。唉，要说老婆也不容易，看她被汗水贴在额角的头发，等我到家时还没散开呢。女人啊，出国前都是金枝玉叶，到美国全变铁树钢花了。风里来雨里去，哪个家庭主妇脸上没点儿风霜？纽约的华人主妇最要干的两件事，一个是进了地铁就打盹儿，另一个就是涂化妆品。这两件事分开看好像没什么，可并在一块儿你琢磨琢磨，让人心疼得慌。

　　张三丰想给老婆打手机，可发现自己手机忘在家里没带来。他决定回停车场看看，老婆肯定又回车里了。你啊你，脚痛干吗不说一声？就算不是脚痛是耍赖皮，你倒也弄出点儿动静来。不吭不哈就没影儿了，真把谁急死。再说这辆越野车才刚买没几天，弄不好你连空调都不知怎么开，大热的天儿，待在车里还不烤熟了？如今的车啊，越造按钮越多，搞得跟开飞机似的，管个屁用。前些天有个朋友买辆日本车，带什么卫星导航，听上去好像装上炸药就能当巡航导弹，就这玩意差点儿要他小命。显示器上让他右转，他想也没想就转了。好，刚转上去，一辆大卡车扑天而来，喇叭叫得惊心动魄。后来才知道，这条路两天前刚改成单行线，不许右转，你说多悬。张三丰想着想着走到自己车前，空车，老婆不在车上。

　　考斯可里的人流显得杂乱无章，有朝外走的也有往里走的，当然更有既不朝外也不往里的。张三丰老婆从未如此深刻体会到什么叫一盘散沙或乌合之众。她甚至觉得这些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完全是故意的，就是要把她老公藏起来不让她找到。你看，打他手机不接，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连张三丰平时很少光顾的服装部都去了，根本没他影子。张三丰老婆开始冒虚汗，心里突然觉得一下空空的没着落，人好像也软软地往下坠。女人不能没老公，她不知怎么冒出这么个奇怪想法。别看单身女人个个都那么亢奋，像上了弦儿似的，因为她们既当女的又得当男的，结果既不像女的也不像男的。结婚十多年，三丰还从没把我一人丢下过。美国虽说几亿人口，咱认识谁，谁又认识咱呀？只有自己的小家能让心喘口气。唉，昨天这事怪我，我的确太溺爱这丫头。只要她张口，明知不对也不忍说个“不”字。可十二岁的女孩儿，乳房都起来了，再不管就管不了了。要说她爸这人，每天总是最晚到家，桌上剩菜剩饭胡噜两口，接着就和女儿弄功课。前天晚上弄着弄着在沙发上睡着了，一本书掉在地上。我打开一看，是《初等代数》。头发都花白了，倒学起初等代数，连女儿给他盖被子时都含着眼泪。我几次说咱俩轮流教吧，可她爸总是那句，我来，你去歇着。其实放屁怎么了，谁能不放屁！我倒觉得老公的屁特有阳刚气，特像条汉子，听不见他的屁我连睡觉都不踏实。不行，再找不着他我可喊了，有本事把我送精神病院去，老公是我的，我不找谁找？她想着嘟囔着，泪水竟淌了一脸。

　　从停车场回来张三丰真急了，他万万没想到吵架能把老婆吵丢了。平时为女儿的教育也常拌嘴，可前脚吵后脚就和了，从未闹到这种地步。他觉得对不住老婆，那些话说得太刻薄，太伤人自尊心。每次都这样，火气来了忍不住，什么都说，说完又后悔。老婆陪我来还不是怕我一个人寂寞。只有她知道我这点出息，有她陪着心就定，事情也办得利索。没她陪着就心不在焉，拿起芝麻丢了西瓜。女儿问她，妈，你干吗总陪着我爸，他又不是你儿子！老婆红着脸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是我儿子？长大你就明白了。夫妻之间真的很微妙，本来是平辈，有时又像长辈。你当爹时她就是女儿，她当娘时你就是儿子。可现在娘跑了，给儿子气跑了。儿子没娘怎么成！

　　考斯可的广播喇叭正播寻人启事，谁谁谁，马上到七号收银台，七号收银台。张三丰当机立断，他要立刻播个寻人启事。对，让我自己来播，用中文。小时候家住四季青人民公社旁边，公社广播站天天播通知，西北风五到六级，今儿刮明儿刮后儿还刮。李翠花，李翠花，听到广播后马上到计划生育办公室。这些播音的水平不高但充满个性，一听就明白。要让我播寻人启事，只要一张口，她妈，丫头她妈，我是她爸呀，老婆立刻就能听出来。接下来说什么，说什么？说我害怕再过孤魂野鬼的日子，每天除了方便面还是方便面，吃得脸都发绿。说我发火是不忍心看到你疲惫的面孔，恨不得把一切都自己撑起来。嗨，说什么也没用，赶紧把人找回来是真的。张三丰一把甩开购物车，发疯似的朝考斯可的办公室闯去。他刚想抄近路，穿过家电产品的货架，只听“咚”的一声，迎面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撞个满怀。

　　“张三丰！你你，你个王……”下面的话还没出口，一双山样的手臂早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八蛋，那你也是王八蛋。”张三丰什么都没听见，他只顾狂吻着老婆的脸，热热咸咸的，有点儿像紫菜汤。

　　老头儿乔伊

　　一

　　老头儿乔伊个子不高，应该说比较矮，一米七不到，浑身疙瘩肉。他看上去六十来岁，上唇留一簇灰白胡子，一说话胡子就翘起来，像很激动的样子。乔伊的确爱激动，用中国话说属性情中人。邻居的孩子不好好上学，扎堆儿在马路上喝酒，一般人都躲着他们，可乔伊翘着胡子冲上去大喊：滚他妈一边去，放着学不好好上，你个小兔崽子，滚，滚远点儿！这帮半大小子也怪，要是别人这么骂，比如我，他们非用酒瓶把我瓢儿开了不可。可见了乔伊就跑，哆哆嗦嗦一溜烟儿没影了，留下几只喝完或没喝完的酒瓶在马路牙子上，像逃兵似的丢盔卸甲。据说乔伊有一绝，他能像蛇吐信似的一把掐住对方的蛋子儿，让你魂飞魄散。

　　我住的地方叫本森贺斯特，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南部的水边儿上。乔伊的家在我隔壁，中间有一排冬青树隔墙，树不高剪得有棱有角。乔伊爱剪树，跟他爱理发一样。刚搬来那天，我从车上卸行李。穷学生，一辆车上装着全部家当。抬到一半正满头大汗，就听一串狗叫，汪汪，接着几句喊声向我掷来：嘿，你，说你呢。我抬头，见乔伊和一只白狗站在门口儿的台阶上，乔伊向我招手，狗在摇尾巴。虽然他个儿不高，但站在高台阶儿上仍显出伟岸状，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我礼节性地对他们挥手说，嗨！美国人的“嗨”是你好的意思。

　　嗨，新来的，你叫什么？乔伊问。

　　我是陈九。你呢？

　　我叫乔伊，它叫咪咪。

　　他指着那只白狗。

　　乔伊你好。嗨，咪咪。你们多关照啊。

　　没问题，你是个好人，一看就知道。

　　别管他这话当不当真，被人称赞总是惬意的。我讲给房东听，那个叫乔伊的老头儿跟我打招呼，说我是好人。房东是香港来的移民，在曼哈顿一家很有名的中餐馆做大厨。他调酒调得也一级棒，我刚来他就调了杯鸡尾酒给我喝，用茅台酒，橙汁儿，冰块儿，还有其他什么闹不清。喝第一口禁不住喝第二口，喝第二口就要喝第三口，三口两口喝完了。“還有吗？”我问。他吃惊地瞪大眼睛：“你你，不能这样喝的，里面都是烈酒啊。”他话音刚落，我突然觉得浑身发软，一屁股坐下去起不来。他把我扶进房。“这一大杯酒快半斤了，你你你。”我耳边只有他的你你你像彩云一样缭绕，身体似在飞翔，躺在床上还在飞，床是我的阿拉伯魔毯。

　　听我说乔伊，房东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左顾右盼用气声对我说：这个意大利老头儿你要当心，他家是黑手党。听说过纽约的黑手党大王高帝吗？乔伊的儿子就是高帝手下一员大将。他这么一说，我与其说吃惊不如说好奇起来。黑手党怎么会像他这么矮？黑领结黑西装呢，呢子大氅雪茄烟呢？要什么没什么，净瞎吹。我脑海里浮出电影《教父》的音乐和画面，米拉都西拉都拉西拉发拉米，米拉都西拉都拉西拉发米瑞，“麦克，是你干的吗？”凯蒂揪住自己当黑手党的丈夫含泪问道。麦克的目光凝视窗外，缓缓抬起手，把凯蒂的手重重推开，算是回答。哇，酷，那叫一个酷，这才是黑手党懂吗？乔伊要是黑手党我还不早成西西里教父了。

　　以后再见乔伊总会多注视一番，可看来看去还是不太像。黑手党应该抓大事，乔伊偏喜欢揪住小事不放。邻居有个玛丽女士，她倒的垃圾总让乔伊抓住。纽约倒垃圾是一周两次，把分好类的垃圾袋放在自家门口，等垃圾车来收。这天一大早就听乔伊在马路上喊：玛丽女士，玛丽女士，你又把塑料瓶和生活垃圾混放了，不是告诉你要分开吗？这是法律。说着他从玛丽女士的垃圾袋里把塑料瓶一个个拣出来，放到另一只垃圾袋里。风韵犹存的玛丽女士穿一件漂亮的蕾丝睡衣，秀发凌乱地跑出来，接过乔伊手中的活儿嘟嘟囔囔继续干，我说你这个老头子，翻我家垃圾干什么，垃圾是我家隐私懂不懂？乔伊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袖子一撸，胡子立刻翘起来。别说，这个动作和表情有点儿黑手党的味道。乔伊说，你的隐私干脆放你家床头去，别往外倒。倒就得按规矩来，都不守规矩还要规矩干屁。

　　二

　　青春难免荒唐，缺少荒唐的青春就像缺少阴谋的爱情一样索然无味。尽管异国漂泊，动荡生涯不仅不会令人乖巧，反倒使欲望更加无忌。在孤独的环境里，孤独其实是一种隐藏。大隐于市，没人注意你，老子想怎么活怎么活。自由嘛，孤独就是自由，最自由的人最孤独。那时我毕业后找到了工作，兜儿里开始有几枚小钱，渐渐又认识了些跟我同病相怜的同胞，大家下了班常凑在一处饮酒作乐。我们中有诗人、画家、电影导演，还有作曲家，这帮男女凑到一块儿，你想想，个个儿都属性情中人，清一色地怀才不遇，离开昔日的光环，闯入自我放逐、什么都不是的移民生涯，早就闷坏了，一见面就火山般地烧成一片，喝呀闹呀，胡说八道呀，跳藏族舞蹈喊巴扎嘿，黑夜对于我们真是太短了，太短了。

　　那天深夜又喝得烂醉，停好车摇摇晃晃往家走。边走边吐，像乔伊的白狗咪咪拉屎，走一步拉一下。我踉踉跄跄扶着树前行，突然一双手臂从身后搂住我。那双手很有力，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坚硬感。乔伊，是乔伊。我一笑，醉眼蒙眬地说：哈，乔伊，这，这都多晚了，你站在这儿做甚？人家说你是黑手党，我看你是黑夜党还差不多。说着说着又要吐，乔伊连忙提着我脖领子把我引到路边，让我吐在地沟里。吐完他一把将我按在路边我的车上：九，你他妈睁眼看看，这是你第几次不锁车、不摇上车窗了？每天晚上都是老子帮你摇车窗，不能再这样了！又喝高了吧？软蛋，没本事就别喝这么多。等等，这是什么酒？闻着挺香。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了解女人是百问不如一摸。下流了点儿，但话糙理不糙。废半天话，唾沫星子满天飞，干脆拦腰抱住比什么都强。了解男人也同样，肢体传递的信息量比语言浓缩更多，就像上网，拨号上网和宽带上网根本无法同日而语。乔伊的坚硬手臂包含的内容，并不比电影《教父》差，那种感觉不光是物理上的，比如你撞到地铁的栏杆上也会觉得坚硬，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地铁的坚硬是简单的，完了什么都没有。可乔伊的坚硬让你有震撼感，震撼关键是撼，撼字是提手边加个感觉的感，直通心脏，连着想象力。乔伊的双臂让我想到阳光灿烂的西西里岛和风情万种的意大利女郎，想到曾经也许大概可能，夜空掠过的沉闷枪声和冉冉倒下的躯体。这感觉并非全是恐惧，更充满磁性的魅力吸引。其实不管黑手党白手党，一走近就没那么可怕了，都五谷杂粮七情六欲，不过是一种职业分工，像有些人做电脑，有些人开餐馆儿一样。

　　既然乔伊提到酒，好办，烟酒不分家嘛。那天我特意买了瓶茅台酒给他送去，谢谢人家多次帮我看车。本来我还纳闷儿，总觉得好像没摇车窗，可第二天一看都是摇好的。就有一次，我居然没把车熄火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乔伊用手指摇着我的车钥匙，呼呼响，翘着胡子在车旁等我，搞得我面红耳赤。酒后失态如果发生在政府肯定是坏事，估计美国国会当年通过攻打伊拉克的法案必是在一次大型酒会之后。但如果发生在其他场合，没准儿是好事。很多男人就靠假醉，酒后吐真言，才把小姑娘骗到床上去的。“我跳，跳下去。娶不到你，我，我他妈不活了。”小姑娘没见过这个，心一软，从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和乔伊，在他面前失态，吐得像狗拉屎一样，反倒觉得跟他亲近了。不光我这么觉得，乔伊好像也这么觉得。男人醉酒跟女人脱光属同一性质，醉过之后就算自家人，算哥们儿了。

　　我提着酒瓶上台阶儿，看乔伊半躺半坐在门前晒太阳。他闭着双眼，身体软软的几乎拉平。屁股下的小板凳儿让我晕菜，跟中国北方乡下的木板凳儿一模一样，中间一块板儿，腿儿是同样的木板，呈直角连接。我小时候坐过这玩艺儿，把一串板凳儿排好，然后唱“小板凳儿摆一排，我们的火车跑得快，火车司机把车开，咕噜噜噜噜，闷儿”。死活我闹不懂这东西怎么会跑到他屁股底下，我的童年居然都跟黑手党接轨了。我侧头望着板凳儿出神，乔伊突然开口说话：

　　看什么，想打劫我？

　　瞧瞧，这是什么？

　　我举起酒瓶。

　　茅？你说过的茅？

　　他把台字给省了。

　　对，就是茅台。

　　乔伊从冰箱取出块奶酪，像凉粉儿一样切成条，再倒出番茄酱，我们爷儿俩就开喝。我喝酒很随便，下乡插队时跟村长学的，守着一个酱缸，村儿里家家户户都有酱缸，用手指蘸酱下酒。没想到乔伊跟我一样简单，几片奶酪就打发了。酒过三巡，乔伊一下激动起来，他翘着胡子说，九，你去和约翰说说，让他别再把车停在我门前。这个位置是给我儿子留的，他回家看到谁把车位占了，非火大不可，到时候出事儿我可管不了。乔伊说的约翰是我楼上不久前搬来的邻居，一位西语裔大汉。这件事我略知一二，乔伊不让他停，可他说：那是公共车位，你又没花钱买下，凭什么不让我停？老子就停，怎么着！我几番好劝，都效果不彰。

　　几天后，约翰的车丢了，一辆簇新的克莱斯勒跑车，像路灯下的影子，天亮就消失了。他在街头破口大骂，叫来警察立案。警察和站在臺阶上的乔伊远远地打招呼，弄得约翰几乎都插不上嘴。过了几天，约翰赌气又买了辆同样的车，还停在乔伊门口儿。乔伊让我传话就在这个时刻。

　　三

　　从乔伊家出来，我心情有些复杂。按理说约翰没什么错，马路绝非私人财产，谁赶上谁用，没理由占为己有。问题是话不能这么说，乔伊是怕出事，他看来根本搞不定他那个混蛋儿子。别说乔伊，连警察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到闹出人命官司，谁管你丢没丢车。没瞧见吗？人家一到就先跟乔伊打招呼，理都不理约翰，这不明摆着嘛。乔伊也是为你好，别让你撞个头破血流。这鬼世道哪儿有那么多理好讲，都讲理岂不太乏味了。我把乔伊的话如实转达给约翰：你是何苦，乔伊岁数大了，又为街坊们办了不少事，给他个面子，别再把车停那儿了。可我深深怀疑约翰是否有神经偏执症，他依旧是那副腔调，车轱辘话来回说，什么过气的老梆子算个屁，什么少爷羔子欠修理，还有警察都是王八蛋，等等，气得我没法再跟他聊下去。透过窗棂，望着他的红色跑车示威般停在乔伊家门前的马路上，心里咚咚地满怀侥幸。

　　没敢耽搁，接下来我就按乔伊给的地址电话联系约翰。我觉得乔伊的眼神儿凝结着某种深邃，说不清，让人心里发紧轻松不起来。甭管怎么说，只要尽快把信封交到约翰手上，咣，就算功德圆满。我打电话到约翰家。电话通了，对方那声“哈喽”分明就是约翰，这小子的西班牙式英语说起来像漱口，一听就听出来。我大喊：约翰，我是九啊，听出来了吗？有事儿找你，乔伊让我给你件东西。哈喽，哈喽？他奶奶的，电话断了。我马上打回去，没人接，再打还没人接。白天打没人接是上班，晚上打没人接是泡妞儿，深更半夜呢？过了午夜打，我本来到家也晚，愣还是没人接！不仅没人接，连留言机都没有，电话里嘟嘟嘟地响，全无丝毫人味儿。两天打了无数次，我把一辈子的电话都打光了，就没约翰的影子。

　　这天早上出门，我无可奈何地对正在遛狗的乔伊说，约翰的电话没人接，其实接过一次，他没说话就挂了。后来我打过不知多少次，再没人接。你看怎么办，要不要干脆我跑一趟，把东西塞到他家门下？乔伊沉默片刻，白狗咪咪斜起头，像我一样询问着乔伊的目光，接着乔伊果决地翘起灰白胡子，问我：

　　他没说话？

　　没说话，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谢谢你。东西还给我吧。

　　看，没帮上忙。

　　说着我把信封递过去。

　　你帮了很多。这个杂种。

　　帮忙是好话杂种是坏话，乔伊把好坏话连着说，尽管语法不甚讲究，但我不会误解，好话是我，坏话指约翰。乔伊说这话时，眼睛一亮，晃了我一下，像闪烁的汽车大灯。汽车大灯也叫高光灯，两个用途，一是照亮儿，二是超车，夜晚超车的时候点一下，请前面的车让路。一般都会让，行行，你快你先走。也有不讓的，想超我，门儿也没有，这就要闹别扭了。我连忙让开路，看乔伊和狗的背影一路走下去，白狗咪咪一会儿瞧一眼乔伊，一会儿瞧一眼，他们在前方红绿灯处停了一下，转眼不见了，留下视觉上的空白，像无形的冲击波，在我的心头缓缓释放。

　　这两天的烦心事何止这些，那个诗人妹妹羽佳，有人发现她在曼哈顿五大道上著名的“四季餐厅”门前，一身黑色长裙，搀个老外往里走。就凭她挣的两壶醋钱，能吃“四季餐厅”？一顿饭怎么不得四五百？再说她听得懂英文吗？开电话上车牌，吃罚单打官司，哪件不是我帮她办的？上次非要我带她去女人店“维多丽亚秘密”买内衣，因为她不识上面的英文看不懂尺寸。咱个大老爷们儿，也有脸有面儿的，最后还不是咬着后槽牙跟了进去。噢，我说怎么不跟我上床，好啊，居然傍上老外了。我抄起电话就找她，没人接。妈的，约翰约翰找不着，连羽佳也丢了。这世界到底怎么了，人怎么都没了，是不是全被外星人突然劫持了？

　　可想而知，那晚大醉。二锅头，就得是二锅头，滋阴壮阳嘴不臭，见了皇帝不磕头。我昏昏沉沉躺在床上，睡不着也醒不了，吐得满床满地，浑身彻底散了架。梦幻中羽佳变作一只白鸟，在我头顶盘旋，既不飞远也不落下。过一会儿，白鸟的面孔又变成乔伊，从下往上看，灰白的翘胡子挡住了他的目光。突然一阵鞭炮声传来，又响又脆，噼里啪啦此起彼伏，把白鸟吓得不知去向。我想爬起来寻找，看谁这么讨厌专捡这时候放炮，可头沉得像铅块儿，根本动不了窝儿。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爱谁谁爱咋咋吧。

　　第二天早上出门，吓一大跳。好几辆警车堵在街头，车顶上的警灯呼啦啦闪成一片，像大喊大叫，十多个警察全副武装占领了半条街。这是怎么了，第某次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了？我还没缓过劲儿，只见白狗咪咪畏畏缩缩蹲在我门前，试探地望着我。咪咪，乔伊呢？它一听这话，噌地蹿进我怀里，筛糠一样抖个不停。坏了，乔伊准出事了！我刚要跨过树丛，去看看乔伊，几名个儿大膘肥的警察拔出手枪，喊王八蛋似的喊住我：站住，干什么的！吓得我差点儿尿裤。乔伊家的高台阶上站满警察，出出进进搬运着什么，气氛诡异。那玛丽女士呢，玛丽呢？我四处寻找玛丽的身影，只见她改不掉地蕾丝睡衣真空上阵，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扑来。她对我说，昨天深夜，约翰向乔伊儿子开枪，噼里啪啦打了好几下，可没打中他儿子，倒把乔伊打死了。乔伊死了，我的乔伊死了。没有乔伊我们怎么活啊？

　　五

　　我后来搬离了本森贺斯特。再后来，好多年后的一天，我在曼哈顿的马路上与一位白发苍苍的女人擦肩而过。她大大的奶子，应该没戴乳罩，在薄如蝉翼的蕾丝衣衫下摇头轻叹。走过去好一会儿，我还想，直到今天我依然会经常想，乔伊怎么死了？一直没好意思开口，我还想跟你学蛇吐信呢！

　　老 高

　　清早，纽约又是个阴天。今年春天不知怎么了，要么下雨，要么阴天，就没正经见过几天太阳。因为是阴天，屋里显得比较暗。张方醒来一看表，哟，都快九点了。他担心吃不上老高的头锅油条，心里老大不乐意地埋怨太太没叫他。他是北京人，太太是上海人。结婚这么多年，可说话口音还是一家两制。

　　我说，你怎么不叫我？

　　看侬困得像只猪猡，勿想叫醒侬。

　　嘿，你不知道我要吃老高的头锅油条吗？不长记性儿。

　　啥个头锅，个油用了交惯辰光，伊骗侬。

　　行了行了，就你精，不跟你耽误工夫，鞋呢？

　　张方说的这个炸油条老高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儿。据说他是退役的国民党老兵，四九年从北京，当时叫北平，跑到台湾，后来又到了美国。他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用他自己的话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索性就在号称纽约第二唐人街的法拉盛，摆了个炸油条的摊位。说来也是缘分，一天早上，张方刚好打这儿路过，见一个小伙子正在用一百美元的钞票付钱，炸油条的老高面带难色，说找不开。张方看着就来气，有用百元大钞买油条的吗？想不想给钱啊！他刚要抱个不平，就听老高说，不碍的，甭给钱了，您先吃着。说着把油条递过去。张方心头一热，老北京！一张嘴就知道是老北京。

　　没的说，您一准是北京人，我听出来了。

　　没错，您也是吧。哪儿住家啊？

　　老高反问道。

　　东四九条。

　　嘿，我也住过东四九条，真寸。

　　张方只当这是客气话。世界这么大，哪儿会这么巧？纽约的北京人多了，不是有个电视剧都叫《北京人在纽约》吗？可绝大多数要么只在北京上过学或工作过，要么就是在大院儿里长大的，什么海军大院儿，六机部大院儿，或大专院校等等，真正像他这样胡同生胡同长的少而又少。张方觉得，只有经历过胡同生活的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不是有人把胡同里长大的叫“胡同串子”吗？听上去比市井无赖强不了多少。可胡同串子怎么了？胡同串子更有文化底蕴。你以为文化就是学位高低呀，告你说吧，文化的根儿是民族性。北京的文化就在胡同里，只有胡同才是民族的，没胡同就分不出北京东京啦。

　　在张方看来，胡同的内涵深不可测。甭管你说什么，是琴棋书画还是宫廷传奇，是鸳鸯蝴蝶还是慷慨陈词，你就说吧，没胡同够不着的。别小看胡同，那边晃晃悠悠走来个老头老太太，没准就是段祺瑞冯国璋他娘家二舅的孙媳妇或大侄子。哪座宅门儿不饱含着世事沧桑，哪棵老树不看尽风雨烟云。什么？胡同土？你懂什么呀。胡同本来就代表着世俗文化，咱全中国都是世俗文化，你读读历代皇上在奏折上的批文，压根儿就没几句之乎者也，净是北京方言，你才土呢。

　　正琢磨着，就听见老高又问：您住九条几号啊？五十九号，张方随口答道。老高眉毛一扬，五十九号，不会是纳兰府吧？北京人管大宅门儿叫府，主人姓什么就是什么府，纳兰府就是纳兰王爷的宅子。就这句纳兰府把张方整个儿震住了，他吃惊地睁大眼睛：什么？连纳兰府您也知道！嘿，今儿这是怎么了？

　　没错，是纳兰府，一点儿不假。

　　您哪年住在五十九号？

　　老高紧接着问道。

　　打五五年起。

　　噢，我已经去台湾了。纳兰家大姑还在吗？

　　在呀在呀！您还知道纳兰大姑？

　　张方差点儿喊出来。

　　敢情，四九城有名的美人胚子。

　　可她疯了，光着眼子满院子跑。我见过她，后来就没影儿了。

　　刚说到这儿，老高没马上接话茬儿。他背过身去翻动着锅里的油条，停了好一会儿才叹口气说：

　　唉，都是王世奎害的，说娶人家，结果枪一响自个儿先跑了，造孽啊。

　　王世奎？

　　就是傅作义的副官。

　　好像有这么档子事。您看，说了半天，您贵姓啊？

　　张方客气地问道。

　　姓高，就叫我老高吧。

　　打这天起，张方经常到老高的摊儿上买油条豆浆。赶上天儿好，干脆就站在旁边跟老高天南地北地闲聊。聊东四九条的西瓜摊儿，专卖一种叫黑绷筋儿的西瓜，黄瓤红籽，根本不用切，轻轻一挤，沙的一声就开了。聊“来记饭庄”的烧饼夹肉，得捧着吃，要不然酥得不成個儿。聊北京冬天老人们戴的尖顶棉帽子，后面有个屁帘儿，跟俄国十月革命布琼尼的骑兵帽一模一样，也不知是他学咱们还是咱们学他。老高不大明白什么是布琼尼骑兵，他对苏联老毛子的事根本不摸门儿，听张方这么说也就应和着。

　　有一回俩人说得起劲，老高激动地从怀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照片给张方看。照片分明被剪过，好像原来不止一个人，现在上面只有个年轻军官，身着美式军装戴着大盖儿帽站在胡同口，背后墙上有个蓝地儿白字的牌子，写着“东四九条”几个繁体字。哎哟喂，还真是东四九条！张方惊呼起来。等等儿，不对呀，您不是当兵的吗，可这位分明是军官呀？张方还在疑惑，老高好像并没听见他当兵当官的提问，反倒问起张方：

　　您记得“福子”早点铺儿吗？是个天津人开的，就在九条西口儿往南一拐。

　　“福子”？不知道，没见过这么个铺子。

　　张方一脸茫然。

　　那油条炸的，最后一口都是脆的。还有豆浆，上面有层皮儿，比奶油不差。

　　您这手艺一准是福子的真传！

　　我比福子差远了，没的比，没的比。

　　张方知道老高这是客气。北京人讲究客气，有时客气得都俗了。但话又说回来，宁可客气也别像大老美似的净瞎吹，多寒碜呀！说实在的，张方是真喜欢吃老高的油条。他觉得老高的油条古韵犹存，吃的时候总会想起当年住胡同的情景，晨曦树影，庭院炊烟，把人整得忽忽悠悠的。再说，味道也的确跟别家不同，没那股奇怪的煲仔饭味儿，买回来即便放个半小时一小时也绝不会疲，连他太太后来都喜欢吃，甚至她自己也跑出去买。哼，上海女人的嘴，要多刁有多刁。“高先生，侬个油条米道交惯好。”看看现在又味道特别好了，不是说人家骗你吗？张方想着，要再夸夸老高，就听他自言自语嘟囔一句：

　　淑仪就喜欢吃这口儿，“福子小铺”的油条豆浆。

　　淑仪？纳兰淑仪？您是说纳兰大姑？

　　张方不解地追问道。

　　春天仿佛还没来，暑热就咣地一声不期而至。张方这次回北京讲学竟住了溜溜儿三个月。他每年夏天都回北京，一般就三四周。这次他讲学的那所学校说要举办个全国会议，希望张方多留些日子，帮他们为会议搞个综合报告。张方这人脸皮儿薄，副校长又是他当年的同班同学，只好多住些日子。不过也好，他正好可以在北京四处走走。特别是东四九条五十九号，三十多年没回去了，这次一定得去。他临离开纽约前还问老高：要不要一块儿到北京转转，去看看您说的纳兰府？老高开始挺兴奋，说要去。可聊着聊着又支支吾吾变了卦，说张方替他看看就行了。你说这个老高！行，替您看看就替您看看，等回来再跟您说道说道今天的纳兰府是个什么模样儿。对了，要是能打听到纳兰大姑的消息就更好了，老高好像对她挺上心的。

　　一个风清云秀的下午，天很高很蓝。张方找学校要了部车，终于跨进阔别已久的五十九号大门。他凝视着斑驳的墙壁和早已磨烂的石阶，往日时光，老街坊的容貌，还有纳兰大姑洁白如玉稍纵即逝的光身子，呼地涌进心头。他定神看看眼前的一切，哎，变了，是变了。房子还是那些房子，可没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谁。原来房子之间有回廊连着，甭管下多大雨，从这屋到那屋不用打伞，根本淋不着。现在倒好，回廊都被围起来当房间了。本来挺豁亮的院子，变得又窄又暗。唯独没想到的是，原来纳兰大姑住的北房窗前的那棵老槐树，还像从前一样枝繁叶茂，仿佛一直在等待什么人的到来，这让张方不由感到一阵惊讶和安慰。

　　回到纽约，张方仍无法立刻从纳兰府的图像中走出来。一会儿是小时候的样子，一会儿是这次看到的样子，像电脑游戏一样交叉往返，让人弄不清哪个真哪个假，哪个是已经逝去的骊歌，哪个是正在上演的吟唱。让他闷闷不乐的还有另个原因，就是关于纳兰大姑的消息，他问了好几个人，除了不知道的，但凡说出点儿门道的，都说她早就死了。有个老太太还愣说纳兰大姑就死在那棵老槐树下，可再多问几句当时的情形，吊死的，撞死的？老太太又说不上来。这么个大活人，怎么能说没就没了？

　　想到纳兰大姑，张方自然而然地想到老高。本想一回来就去找老高聊聊这次故地重游的事儿，顺便也告诉他关于纳兰大姑的种种传闻，可不知怎么回事，拖了一天又一天，就是打不起精神来。这天张方起了床，哎，我说，老高最近怎么样啊？他猛不丁向太太问起老高的近况。太太刚洗完澡，裹着块浴巾，一边吹头发一边对他说，“伊西他了”。

　　死了？别胡说八道了，怎么死的？

　　张方嘣地跳起来。

　　伊脑里厢血管爆他了。

　　你是说脑溢血？

　　侬晓的吧，伊勿姓高，我讲过伊骗侬。侬嘎要相信伊做啥拉？

　　不姓高姓什么？又跟我胡扯。

　　伊姓王，王啥奎，医院里厢讲的。

　　王什么奎，王世奎？

　　对，侬哪能晓得拉？伊还让我把这照片交给侬。

　　张方心里咯噔一下，彻底傻了。

　　第二年夏天，北京还是那么炎热。张方这次回来没像往常一样通知学校。他生怕当副校长的老同学又带人到机场接他，闹哄哄的。此刻他只想静一点，越静越好。他闭上眼坐在出租车里。司机以为他睡着了：“先生，醒醒儿，到了，九条五十九号到了。”是啊，到了。眼前的纳兰府，在黄昏里显得十分安详。张方把老高托他太太交给他的照片握在手里，看了又看，然后轻轻放在纳兰大姑窗前的老槐树下，掏出火柴，嚓地一声点着。

　　火光一闪，在深色的泥土上转眼即逝。院子里似乎没人注意到张方的存在，更不知他刚才干了什么。

　　那时青春太匆匆

　　1983年秋，我大学毕业第二年，部里派我去重庆参加工业普查项目。飞机落入黄昏，歌乐山机场沉浸在柔和的暖调子里。当地官员温主任接机，他手中的牌子上写着“陈久”。我说，是七八九的九。他惊讶一叹，数字也好做名字？那是我头一次来重庆，傍晚的山城像差点儿走光的少妇，从里到外流淌着遮不住的风情。街头小贩的吆喝，四周璀璨的灯火，还有女人男人煽情的叫骂，每扇窗后都上演着恩爱情仇的传奇。我突然有种骚动，想一猛子扎进这座城市，打开酒瓶泡起茶壶，挽着女人在暮色中徘徊直到拦腰抱住。在北京时怎么就没这种感觉？我既兴奋又迷惑。

　　第二天去企业听汇报。这么说好像不太厚道，一个毕业不久的学生听什么汇報？这不赖我，当地人管我叫“中央来的”，这个报显然是汇给中央的。我刚坐定，周围挤满要汇报的人。只见温主任匆匆走来，在我耳边说：部里电话，季部长下周会见英国发展大臣奥拉姆勋爵，让你立刻回去准备材料。现在？现在。机票呢？都安排好了。我一下抖擞起来，连英国勋爵的事都等着我，你当这报是白汇的。我再次穿过繁忙的街道，白天的重庆一副假正经模样。

　　刚来就走，尽管来得伟大走得光荣，但茶没喝酒未饮腰也没拦住，淡淡的遗憾不禁漫上心头。

　　过了机场安检就看不到温主任了。分手前他一再强调，九字好，没有比九更大的数。或许夜幕唤醒的骚动尚未退去，我注意到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士也在候机，她眉清目秀身材挺拔，错落有致的曲线充满活力和诱惑。她手持一本包着牛皮纸的书，我变换多个角度才看清上面写着“罗亭”二字。哦，这就有戏了，《罗亭》我读过不止一遍，屠格涅夫的名著，写俄国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迷惘。我带着被英国勋爵燃起的轻狂走上去，装不小心把她的书撞落在地，再故作惊讶地拣起来递给她：真对不起，你看看。这是什么书？噢，《罗亭》，你知道罗亭的原型是谁吗？她扬起头疑惑地望了我一眼，一言未发接过书转身而去。

　　毁了，真他妈现眼，我心跳得咚咚响满脸赤红，羞得一片天塌地陷。单身汉追女人无可厚非，但被轻视和拒绝的滋味绝不好受。我低头又抬头，怎么都不对劲。裆里刚才还满满的，顷刻空荡得像个太监，哼，这小子逃得比谁都快。我特臊特悔，特特特特，就差特别法庭审判你。你以为流氓都那么好当，根本和你不是一种猴儿！还中央啊勋爵呀，女人看不起就什么都不是。为缓过这口气，我找了个冷清之处坐下，眼前跑道上正有飞机降落，刺耳的呼啸把我扯得支离破碎。我下意识回头查看温主任的行踪，幸亏走得早，让他撞上这个狼狈情景，九还会最大吗？

　　歌乐山机场陷在山窝里，这山肯定就叫歌乐山了。以歌为乐，古人的歌是大声咏诗，真是风雅豪放的好名字。由于周边山峦空间狭小，我发现飞机起降时，机翼几乎碰到岩石，令人惊心动魄。我用观察飞机调整心态，其原理和气功的入静，禅修的打坐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的呼吸渐渐匀称，隐约的虚脱感也慢慢退去，长长伸了个懒腰，感觉平静许多。人就这样，好了伤疤忘了痛。刚缓过来一些，目光又向那个女子投去。远远地，她不读《罗亭》了，而是与身边一位长者交谈得十分投入。我听不见声音，只见她的嘴唇在蠕动，手臂不时地挥舞，显得认真而慷慨。

　　我情不自禁向她挪去。大脑虽警告我的腿不要朝那个方向走，可两条腿就是不听使唤。小时候每犯错误，老师总用食指点着我的前额问：思想支配行动，你说说当时怎么想的？我不懂为什么是思想支配行动，只好胡说：是自私自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然后用眼角偷窥老师，赶忙再补一句：更对不起老师您哪。听了这句老师才松弛下来，说，下次注意，去吧。但现在我彻底明白了，行动不光由思想支配，也由眼睛支配，更可能由身体其他重要部位支配。就这么胡思乱想，我已十分靠近那名女子，跟她背对着背，只听她激昂地说：

　　“体改委建议完全放开粮油产品价格，我不同意。粮油是基本生活资料，如果价格放开必将影响整个物价体系，那时天下大乱怎么办？我看这些人是存心想看政府的笑话。解决城乡价格倒挂问题不能靠降低城市生活水平，不能杀富济贫，只能走逐步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道路。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结果，问题的解决又怎能毕其功于一役，仅靠开放粮油产品价格呢？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浑身一阵发热，脉搏又开始加快。知道什么叫自惭形秽？是一种震撼。你说说，她看上去年纪跟我相仿，估计学历也差不多，人家怎么就抡得起这攸关国计民生的超重命题？历史现实的因果关系摆得如此透，其境界不说政府总理，起码也是块当部长的料。我不禁回头看她的背影，披肩的长发正随起伏的声调摇来晃去，摇下的都是惊世骇俗的至理名言，像棵丰收的苹果树，摇落一地的红苹果。

　　这时登机开始，人们徐徐地向登机口走去。我发现红苹果亦在其中。这并不奇怪，從口音和风格判断，她应该跟我一样从北京来，当然也回北京去。奇怪的是，我比她先进入飞机，那是一架苏制伊尔飞机，我刚落座，就在最后一排的旮旯里，那里只有两个座位，只见红苹果也像约会一样朝我走来，并停在我面前。她的衣服碰着我的脸，腿的某部分好像还挨着我的腿，我觉出她的腿比我的软很多。她说：里面座位是我的，麻烦你让我进去好吗？口气听上去不像刚才议论时政时那么中性，很像个女学生女孩子。

　　我梦一样站起又梦一样坐下。本来认为已很遥远，遥远得不是一种猴儿，可她偏偏走近你往你怀里钻，这让我彻底懵了。我尽量镇静，用余光观察她的举动。她从容地坐下，掠头发的手势让我沉迷，然后透过窗口向外眺望，再从书包取出那本包着牛皮纸的《罗亭》静静读起来。镜头定格了，我也随定格的镜头浑身发紧口干舌燥，紧张得连腿都不知怎么放。刚才还跃跃欲试的色胆已望风而逃，部长勋爵统统沉入江底。废物，这么没骨气，当年“九一八”沈阳沦陷就是让你这种人丢的！

　　飞机的轰鸣挡不住空气的凝滞，空气的凝滞挡不住我的焦灼。没想到伊尔飞机的座位竟如此之小，小到连她用什么牌香波洗头都能闻出来。不光如此，她呼吸时胸口的起伏也太做作了吧，飞机都起飞了，为什么她还不解开安全带？问题很多一律没有答案。我觉得好压抑，如果美丽都如此玉洁冰清拒人千里，世界还不早炸了。再说你玉洁冰清也罢，靠我这么近干吗，像坐我腿上似的，咱俩前世没冤后世无仇，折腾我干什么？红颜祸水指的是无事生非，从没有生出有，没有的欲望，没有的烦恼，都给你生出来。我正心乱如麻，红苹果这时突然开口，吓我一跳。

　　哎，你刚才说罗亭的原型是谁？听口气好像我们认识。

　　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先驱。

　　就是被第一国际开除的那位？会是他？

　　我也是从屠格涅夫其他作品上看到的。

　　你贵姓，哪个单位的？

　　我叫陈九，是轻工部政策研究室的，你呢？

　　我是何风，国家计委物价局的。

　　难怪说起物价一套套的，原来是本行。我们终于开始交谈，僵硬的空气一滴滴融化。本来嘛，甭管两人多么不同，甚至无论彼此是否有好感，最后一排只有我们二人挤在一起，像坐专机似的，想不说话都难。我们天南地北地聊开，情绪大大轻松起来。我发觉，在文学上我比何风有优势，屠格涅夫的作品除了这半本《罗亭》，她只读过《猎人笔记》。其实屠格涅夫最精彩的代表作是《前夜》，她连听都没听说过。我给她背咏1962年版的《前夜》第189页上的生动片段，何风吧嗒吧嗒眨着眼，望着我像望一座雕像。可在其他方面，她却凸显不凡。比如她提到美国科学家维纳的控制论，我说我知道维纳斯，原来爱神还有个弟弟。何风笑得哈哈哈：你真逗，愣把维纳当维纳斯的弟弟，他们根本不在同个时空。说着何风又聊起物价，看来这已是她的第二本能。我连忙把话题扯开，1968年奥斯卡外语片奖是哪部？哪部？索菲娅·罗兰的《向日葵》。我不想重温候机时对她的崇拜感，就算刚才是崇拜，此刻挨她这么近，让我还怎么顾得上。

　　窗外泛起云霓，音乐般的色彩仿佛是从我心上流淌出来的。我的目光透过机窗投向晚虹，浑身感到一种时光停滞的惊颤。美丽总在消失的瞬间出现，难怪人们始终怀疑它是否真的存在。可正是这似有若无的美丽，始终支撑着人类的精神世界。何风显然未察觉出我的白日梦，终于把话题牵到现实中来。白日梦的惊醒与黑夜梦的惊醒一样，心会有突然失重的空幻。

　　你觉得土地承包制应该移植到工业上吗？

　　何风问。

　　我们轻工系统小企业多，大家普遍希望承包。

　　可你想过工业承包会模糊企业的社会化性质吗？

　　社会化性质？我，不大明白。

　　接着何风又滔滔不绝，把候机时的风采再度呈现。从所有制性质到产业发展的内在联系，从罗斯福的新经济政策到索罗滋震撼法，还是那么头头是道井井有条。不知为何，此刻听她侃侃而谈，即便这些语言还带着她的体温和头发的香气，我却渐渐平静下来。我的目光穿透何风的身体，向失焦的远方望去。我很担忧，担忧本已强劲的梦幻感会稍纵即逝。在这样的时间地点，干吗不聊些别的？为了转移话题，我指着窗外对何风说：按时间算，我们应在秦岭上空。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愣冲不破这道屏障，无法入主中原。话音刚落，广播里果然宣布，飞机正进入秦岭上空，这里气流多变，请大家系好安全带。何风诧异一笑：神了，你怎么知道是秦岭？巧合巧合，我假客气地答道。才不是呢，我觉得你这人挺神的，真的。

　　就在这时，只听呼的一声，飞机像失控般震动了一下，接着一下又一下。开始大家尚在疑惑，一片鸦雀无声，但几下之后乘客们开始焦躁紧张交头接耳起来。有人站起来大声质问空中小姐怎么回事，空中小姐一个劲儿劝他坐下系好安全带，只说是飞机遇到气流，很快会恢复正常。不幸的是，这个预言并未实现。大家刚安静了几秒钟，飞机突然开始剧烈颤抖。我们靠窗最近，在猛烈的抖动中，我们感到机窗边缘被震出了缝隙，风正从那儿吹进舱里，冰冷像针扎似的扑到我们脸上。何风哇地大叫，窗户破了，窗户破了！空中小姐立刻踉踉跄跄跑来，把手放在缝隙上，赶忙又扭头往前舱跑。有乘客问怎么回事，她根本顾不上回答。飞机抖动得越来越厉害，并伴有嘎嘎的响声。我们像乘云霄飞车忽上忽下，连头上的行李都被震落，洒了一地。有个乳罩落在我身上，应该是何风的，可我们谁也无心顾及这些，我看着何风惊恐的眼神和苍白的面孔，无言以对。

　　当空姐再次出现时，每个人都从她泪流满面的表情上看到了绝望。她左手拿着一叠纸，右手攥着一把笔，断续地对大家说：飞机出现故障，正在排除中。你们有什么要交代的，请写在纸上，机上统一保管。话音未落，舱内一片哗然。有叫喊的，有大哭的，也有亲娘老子骂领导的，还有人呼救，来人哪，谁谁谁晕过去了。飞机仍在颤抖起伏，丝毫没平静下来的意思。我脑子一片空白，奇怪的是并未感到恐惧。也许年纪太轻不谙世故，不明白父母养育之恩的分量，我想到了父母，也想到了未完成的会见材料，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更想去安慰身边一团乱麻六神无主的何风。她看上去正在崩溃，满脸泪痕长发纷乱，嘴里不断重复着：“我不能就这么死，我不能就这么死。”我递给她我的手绢，她仿佛突然发现我的存在，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毋庸置疑地说：“九，抱我，我们死在一起。”

　　我无法形容那是怎样一种震撼和颠覆。还没等我回答，何风已扑上来紧紧将我搂住。她的嘴抢走我的嘴，炙热的舌尖令我窒息。她抓起我的手，放在自己丰满的胸膛上，再将腾出的手急切地伸入我的衣裤。开始的瞬间我很被动，潜意识里仍将高谈阔论的何风与野蛮女友的何风相连，紧接着便情不自禁陷入疯狂，把她粗暴地压在身下。我们尽情享受彼此，把激流奔涌与一泻千里推向极致。那是生命之烛在熄灭前的最亮一闪，那是重归自然心胆相映的回光返照。当所有凡塵俗世的价值金字塔顷刻坍塌，失去功利的重荷，人就是仙，才有尽情飞翔的快感。纯净的欲望才是真正的宗教，才能彻底地皈依。

　　不知过了多久，时间的搅拌机把我们揉成一团难分彼此。这时广播里突然传出声音，遥远的尘世之声：飞机将于十分钟后改降郑州机场，请乘客系好安全带，等待着陆。我们砰地坐起来，如梦突醒，感觉飞机已平稳了，听不到嘎嘎的狞叫。再往前看，乘客们都在伸长脖子彼此环顾，几乎全部蓬头垢面疲惫不堪。我们立刻提起裤子穿好衣裳。真不能想象人是何等奇妙，在这么狭小的空间，我们是如何脱得那么多又穿得这么快，多得堆积如山，快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把压在屁股下面的乳罩递给何风，她接过去只说了一句话：“我看上去行吗？”就再没声音。

　　步出郑州机场，夜已斑斓。那时的民航服务不安排乘客过夜，只用大轿车把不愿再坐飞机的旅客送到火车站。我让何风等在候车室，我去弄票。“你好好休息，闭上眼眯一觉才好，我马上回来。”她点点头，没看我。我走到很远时还回头看她，她仍像一幅图画静止在那里。几番周折，我只搞到一张车票。我想，让她先走吧，她太疲劳了。可回到候车室，何风却不见了，她坐过的那张椅子干干净净。

　　回到部里的日子是紧张而繁重的。奥拉姆勋爵送给参加会见的中方代表每人一座伦敦大本钟的仿制铜像。季部长向他介绍我时说：这是我的秘书。其实我不算是，部长的话让我受宠若惊。我拿着沉重的大本钟铜像，不知不觉想到了何风。如果把这件礼物送给她，她会喜欢吗？

　　我通过部里总机接通了国家计委物价局的电话。年轻男人的声音响起。

　　喂，找谁？

　　请问何风在吗？

　　何处长今天没来，她老公病了。您是哪位？

　　我，我是……

　　窗外的叶子绿得发黄，远处楼群沉浸在柔和的暖调子里。街上行人如织，往来车辆川流不息，这一切真像我们骚动的青春，太匆匆，太匆匆了。

　　（选自中国华侨出版社《纽约有个田翠莲》）

　　责任编辑：练建安? 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