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艺术顽童（代序）
我是独子，小时候几乎没挨过揍，只记得被妈妈和老师修理了三次，巧的是都跟画画有关。
五岁的时候，我认为天下有三大画家，第一名是《儿童乐园》杂志里画大白鹅的那个人，第二名是会用几个数字“3”，组合出小白兔的爸爸，第三名当然是爱画花草和小房子的我了。
有一天趁妈妈午睡，我抱着一摞得意之作溜出门，过长巷，越小桥，穿田埂，上了大街，四处喊“卖画哟！卖画哟！”奇怪的是没人懂艺术，害我白喊，最后被老妈拧着耳朵拖回家打屁股。
另一次挨打，是小学五年级国语课，我在小纸条上画了两个光溜溜的男女跳舞。说实话，那很要一点本事，才能把纠缠的手脚画得好。完成之后，我把杰作从桌子缝隙塞给后座的女生。她看一眼，半秒钟也没等，就站起来直直走到老师那里去。然后，我被狠狠打了两下手心。
第三次被揍，居然是在小六美术课上。刚从师范毕业的老师，不要学生画画，只挂了张西画月历在墙上，要大家写感想。我不高兴，带头造反乱写，被老师抓出去打。打就打吧！老师还说因为我的身体弱，只打一下，他那句话反而伤我心，让我记他一辈子。
初中，我成为街头涂鸦的先驱，那时候刚出现防水的“奇异墨水笔”，太好用了！我四处找“画布”，专画在人家的大门上。因为门板油漆过，不吸水，比较不会消耗我的“墨水”。我先画漫画书里的“小侠龙卷风”和“诸葛四郎”，没见什么反应，就加上文字说明。还没什么反应，有一天干脆先画个裸女，再写上三个大字：“应召站”。才隔天，那门就被重新漆過。从此我懂了！画画要出奇制胜！果然高中才拜师学了三个月的画，就拿到全台学生美展的高中组第一名，我的美术老师说得好——因为我用笔够大胆！人家以为我的功力深厚，所以得奖。
我的美术老师叫李宝璋，是溥心畲大师的门生，居然对我十分礼遇，只要是她的课，我都可以自己到教师休息室画石膏像素描。除了不上美术课，我也常请公假去印刷厂编校刊，封面封底插图，几乎我一人包办。那时候学校管得奇严，毛头小伙子的文章，提到一点早恋，就会被训导主任“删掉”。为免开天窗，我不得不蹲在印刷机旁赶工。写诗最快！所以我渐渐成为“诗人”，而且兼写散文，后来成为所谓作家。
大概溜课太多，我高中的功课很烂，每学期都有两科红字。所幸可以参加暑假补习，补习结业视同补考过关，所以我居然能不留级。
因为太爱画画，我参加高考，只填了四所大学的美术系和某校国文系。最后那个是以防万一，假如画画不过关，还能有国文系可进。
发榜那天，在报馆工作的亲戚提早告知，我进了第一志愿。但为求证，我还是跑到母校门口看榜单。师大美术系下面二十多个名字，瞄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没找到我，后来才发现被人用原子笔戳不见了。还有同学过来损我：平常装作不读书，太诈了！
进入师大的第一天，我就得罪了某教授，因为我指着墙上一幅毕业展的作品说“必定拿第一”，教授说：“错了！拿第二，因为他总溜课。”我打抱不平：“溜课又如何？画好就成了！”教授立刻冒火说：“你溜溜看哪！”
我当然溜！大一就溜，还去对英文老师说我太忙了，不想上。老师一瞪眼：“那你就别来！”我说：“可是你点名，我会因为旷课被退学。”老师又一瞪眼：“我不点你。”
学期结束，我拿了四十九分，死当！大四才去夜间部补修。
但我溜课溜得很成功，别人没空我有空，所以大一就主编《文苑》杂志，大二当选社长，还演舞台剧，在台上追到现在的老婆，大三搞革命，跑去公证结婚。
我自认画得不赖，大一就很神，只是学长们笑说，保证我大四之前赢不了他们。果然我大一系展得佳作，大二得第三，大三得第二，大四才拿第一。所幸那张画被日本收藏家高价买去，据说很羡煞了些人。
师大毕业，我回母校成功高中教了一年美术，妙的是，我的办公桌不跟别的老师在一起，而是设在训导主任的旁边，有人说我是地下主任，专出怪点子，甚至请领公费和场地，训练了一批学生画油画，那些巨幅作品大概至今还存在母校。
一年之后，我进入中视新闻部，有人说我是不务正业地成为新闻人。其实我的画笔从没停过，办了两次个展，还教了不少私人学生，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由历史博物馆推荐去美国丹维尔美术馆做驻馆艺术家。
到美国的第三天，我就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演讲，在台湾场场爆满的我，那天居然只有十几位听众。也幸亏如此，因为我的英文奇烂，若非配合放幻灯，真不知如何应付。可老美显然不在乎英文程度，才隔一年，我在纽约圣约翰大学演讲，当场就被聘为专任驻校艺术家，非但有个超大的画室，还任我到各地云游，都算上班。学校说得好：“你是艺术家，怎能拴在家里？”所以我利用那十年时间一次又一次回台，跟黄君璧和林玉山两位大师做研究，为他们写了两本画论。
每天跟在大师身边能学到不少，既学到规矩，也学到打破规矩。我发现他们最大的特点是能“大胆地下笔，小心地收拾”。简单一点说，就是什么都不必在乎，劈里啪啦往下画就是了，而且“不干不净，画了没病”！
说得简单，做来不易，我又摸索了二十年，才找到一点乱涂的胆子。到后来更领悟到李可染说的“以最大的力量打进去，再以最大的力量打出来”。那打出来的力量，得自打进去的“修为”。
所以我也很小心地写生，甚至在画花鸟的时候把花解剖，把死鸟的羽毛拔下来看，我的柜子里还放了不少死鸟的爪子，为的是了解它们的关节。我老婆说幸亏我不单独画模特儿，否则一定出“命案”。
因为既在大学教课又要出版文学作品，虽然画笔从未稍懈，我却有二十多年抽不出时间办画展。二〇〇一年香港苏富比举行中国书画拍卖，有一张我的新作《春江花月夜》。预展会场一位年轻人认出我，笑问：“没想到您也画画耶！”
我一愣，说我的画笔从没停过啊！
年轻人露出佩服的表情：“您能写能画，真是天才！”
“我哪儿是天才？”我指着自己的作品说：“瞧！我这画里有烧香的、宴饮的、偷情的、歌舞的、聚赌的、游河的，还有猫打架、狗尿尿，我的画里都藏了东西，我只是个爱说故事的艺术顽童！”
不疯魔，不成活
“不疯魔，不成活！”
这是京剧界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如果不疯狂着魔，就很难有成就。
我不敢说自己有成就，但是对文学和绘画却十分“疯魔”。
我太太显然同意，因为她常笑我有病，每当我晚上怨当天不是没写文章，就是没作画，她都纠正：“怎不说不是写了文章就是画了画呢？”
对这两样我确实疯魔，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常常只能做一样，我曾经想放弃其中之一，却发现失去任何一项，就不是完整的我了。
写文章的时候我会想着画面，甚至用拍电影的方式想，要有动作、有声音、有色彩，甚至在平淡中有刺激，美好中有悲悯。
为了画“龙山寺”，我会一次次前往写生摄影，采访当地的老人，甚至把照相机伸到废墟围墙上拍照。而且因为那附近早年有印刷街，所以除了画龙山寺，我还写了篇《印情》，怀念带我参观印刷厂的父亲。
父亲在我九岁时就去世了，却留给我许多难忘的画面，这本集子里的《盒痴》《父亲的粥》和许多图画都有父亲的影子。至于“北京四合院”、《樱花祭》则是对母亲的思念。虽然都有些淡淡的感伤，但如同我写励志文章，感伤最终带来的，是对人生的领悟与豁达。
我常想自己能化解许多心灵的伤痛，都由于文字的倾诉和绘画的抒发，因为我用童心创作，尤其画画，我会在树里偷偷加只小猫头鹰、藏几只小熊，还有猫打架、狗撒尿，小童便溺、男女偷情。裱画师父曾为此迟不交件，为的是他跟我打赌，非找出我藏在画里的小东西不可。
我这么做还有个原因，是我认为文学需要时间阅读，绘画也要时间阅读，“画”不仅是空间艺术，也是时间艺术。古人说画要“可以观、可以游、可以居”。张大千因此有个画室取名“可以居”，居住当然要时间，如果您真能居住在画里，甚至还能看到画面上见不到的东西。
想想，如果画上有个人盯着山谷下面看，山谷被前景遮了，但是你把自己变成画中那个人站在崖边，不就可以想象山谷中的景象了吗？
我作画总是先想故事、酿情怀，所以很多画里的人物会相互呼应，譬如巷子这头小孩探头，往巷子另一头看，原来也有小孩，在躲猫猫。太太伸手警告偷窥邻家儿女约会的丈夫别出声，因为自己女儿正在屋里读书。还有些作品，画面上只见杯子打了、酒壶碎了、书画摊着没人收，主角呢？我不画，请大家自己想！
连花鸟作品都一样，我会画小鸟们争食、蜜蜂采蜜，鸽子调情、黄雀叫春，而且如同京剧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我必须感谢一对一教过我的林怀民、刘凤学与许常惠三位大师，我虽不是个用功的好学生，倒挺能移植，把音乐舞蹈带进了画中。
所以看这本集子，请尽量发挥您的想象，许多文章“奇兵突出”，许多绘画“别有洞天”，画中有文章，文中有画面，还可能是出人意表的东西！
此书出版，正值我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个展，如果您光临指教，很可能有新发现。因为我的一些怪招，只有靠近原作才看得到，譬如《金山寺月夜》里的小狗、《明朝有意抱琴来》里藏着的小熊，对了！还有龙山寺附近巷子里的阻街女郎、偷窥的坏小孩和提着棍子追出来的保镖！
当然，如果您的眼力超好，在书上的插图里也找得到小熊。
信不信小熊还不止一只？
咱也打个赌吧！
不负我心，不负我生
有位读者写信给我，劈头就问：“您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不负我心，不负我生，又讲‘世间本无法，法在我心，这表示您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了。”
我当时一怔，觉得不无道理。但我并非刚愎自负，大不了是相信自己认知的事。而且这两句话不一定是我发明的，所以我又上网查“不负我心，不负我生”。网上一下子跳出几百万条，居然没见什么古人的名字，只见到引述我在不同地方提到这两句话，搞不好，“不负我心，不负我生”真是我造的。
问题是，我从什么时候，产生这“想法”呢？大概得从小时候说起了：
初中一年级，学校发给每人一个小册子，封面上印着“日行一善日记”，大概因为那时候提倡日行一善，所以规定每个孩子要记下善行。导师说得好：“你可以一天行三善，但是分开三天写，绝不能空白一天，只要有一天没行善，就扣分，而且是扣操行分数。”
“日行一善日记”每星期缴一次，到了那一天，只见大家抓耳搔腮，绞尽脑汁地编“善行”，记得我旁边桌子的同学，天天写“帮爷爷擦屁股”，不知是真是假。
我当时最常写的是“熄灭遗火”，意思是有没灭的火种，可能造成火灾，我把它熄灭。为了不撒谎、不编织假的善行，我好几次差点被车撞，因为当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未熄的烟蒂，会立刻停住步子，甚至猛地往回跑，过去把烟踩熄。
今天回想起来，我是从小就有“强迫症”，因为不但看到烟蒂，管它灭了没有，我有非踩不可的冲动，而且好几次在路上看到香蕉皮，当时没管，却愈走愈不心安，最后不得不回头把香蕉皮捡起来。甚至上大学都一样，有一回在地下道台阶上看到个空瓶子，没理睬，都走到街对面了，不心安，又跑回去把空瓶子扔进垃圾桶。
我为什么不安？是良心不安！因为我会想，如果一个孕妇不小心踩到香蕉皮或瓶子，摔伤了，流产了，怎么办？我还想得更远：说不定那孕妇怀的孩子将来能成为伟人，改变人类的历史，这一摔，对世界的影响可大了，而我如果不及时把香蕉皮和瓶子捡起来，这罪过也大了！
后来，在谈命理的书里，居然看到类似的说法。譬如讲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好命，可能不是他自己修来的，而是他的祖先积德，那“德”又不一定是修桥补路，而可能是在街上移开一块石头，在溪边放生一只王八。套句現在的流行语“蝴蝶效应”，就因为那么个小动作，竟然产生连锁反应，改变世界。如果变得好，当然是积了大德，所以即使没报在当时，也会报在子孙。
我这“不负我心，不负我生”的想法，到中年更严重。我太太一直到今天都怨，我有一阵子到了睡觉前就犯毛病，不是说自己写了文章没画画，就怨画了画没写文章，再不然怨书读少了。听她这么说，我的答案很简单：“怎不说我向圣人看齐呢？这不是曾子的‘一日三省吾身吗？还有黄山谷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言语乏味……”可见跟我有同样毛病的人不少，他们不靠外力逼，而靠自省，往往能有成就。
三毛显然也犯这毛病，她有篇文章好像就叫《不负我心》，说她晚上心不安，正不知怎么形容那种心境，看到我文章中的“不负我心，不负我生”，觉得“真是一言中的”。可不是吗？她有一回打电话给我，说只为写两千字的东西，已经五天没出门了。我问她：“谁在催稿？”她说：“没人催，是自己在催。”
“自己在催”比什么都重要，想想，一个孩子，大人不催不学习，跟自己催自己学习，哪个管用？自己催，凡事希望“不负我心是忠于自己，忠于良心。就算过度了，成为工作狂、偏执狂，甚至有“强迫性行为（OCD）”，也比凡事被动来得好哇！
我很喜欢英文DIGNITY，可惜中文没有完全对应的字，翻译成“庄严”，太表面了！翻译成“自尊”，又太自我了！翻译成“被别人尊重、肯定”，又太被动了！DIGNITY既是对外自信的表现，更是对内的自我肯定与期许。它不应该因为别人肯定才自我肯定，更不能为了得到别人肯定而刻意表现。
记得有一回，我跟太太去花店买连翘花，当时高速公路两边都在盛开连翘，太太笑说：“路边伸手拔一棵不就成了，足足省下三十块美金。”我的回答是：“我的DIGNITY，远超过这三十块钱。”
也记得以前有位开画廊的朋友，聊天的时候说当人问他往哪个方向去的时候，他如果往西，却不愿透露，他会讲“我没往北去，也没往南去”。
别看他淡淡的这么一句话，却深深留在我心，而且在文章里再三提到。尤其是他说为什么只要撒个小谎就成了，他却坚持不做。是因为他人格的价值远远超过那句谎言。
前两天看电视上有关梅兰芳的报导，说日本侵华的时候，梅兰芳想尽办法推辞演出。又说二次大战之后，梅兰芳去日本找他的一个老朋友，从东京找到大阪，终于有了消息，可惜是个坏消息：那朋友已经死去多年。
梅兰芳依然去那人家中，鞠了躬，并在桌上留下一副景泰蓝的袖扣，是二战前答应那日本友人的。
我关了电视，想梅兰芳的演出，想《梅兰芳》的电影，觉得都不如刚才看到的那副袖扣。我也想起挂剑的吴季札、《詩经》里说的“不愧于屋漏”（意思是在最没人见到的地方，也不做亏心事）和《论语》里的“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不负我心，不负我生。世间本无法，法在我心！
纷纷开且落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许多人读王维这首《辛夷坞》都会不解，为什么明明讲的是“辛夷”，写的却是“芙蓉”？而且这诗有什么意思？不过写花开花落，简直平淡无奇！
我早年也有同感，但是自从到纽约，家中种了辛夷，常作辛夷写生，加上年龄渐长，伤逝的情怀渐深，愈来愈能体会其中的禅意。
王维形容辛夷是“木末芙蓉花”，因为辛夷跟梅李桃杏不同，她不开在枝叶间，而是绽放在枝子的末端。花开时叶子还没生，只见黑灰的枝头举着一个个毛茸茸的花苞。也因为萼片上生有细小的绒毛，看来活像毛笔，所以辛夷又有个名字叫“木笔”。
我常看着那些毛茸茸的小东西想：“你们可真聪明，为了抢在早春寒冷的天气绽放，又怕受不了冰雪风寒，居然穿了毛皮夹克。可不是吗！那毛茸茸的苞片厚厚硬硬的，落在地上干了，风一吹还能哗啦哗啦作响，穿在花瓣的外面，一定很能抵抗严寒。
脱下皮夹克，露出的花苞没两天就会不断变大，也可以说把她原本紧紧包在一起的花瓣一点一点放松，一片一片开展，很像“水芙蓉”荷花，绽放出“内白、外紫”的花瓣。
正因此，王维把辛夷形容成芙蓉。至于“发红萼”的“发”也用得巧，他不用“生”，不用“露”，而用“发”，好比李清照说“江梅些子破”，那“发”跟“破”都有突然展现的感觉。
辛夷的绽放比梅花还来得惊人，因为她由黑褐色的“木笔”到盛放，大小能差几十倍，而且花朵既开，就像荷花一样朝四周尽力伸展，接着渐渐下垂，告别枝头。
虽然在美国已经三十多年，每次见到原本灰灰的林木间，突然出现一大片密不透风的红紫花海，都心惊。只是隔天再看，树下已有落花，再过几天，连原先地面的草坪都见不到了，全铺满白紫相间的花瓣。怪不得王维要感叹“涧户寂无人”。多可惜啊！等了一整年，终于花开满树，却没人能够实时欣赏。
春花常有个特色，就是开得快也凋得快，而且不等花萎，就落花犹似坠楼人。我常暗想，大概因为她们急着结果吧！既然已经花开、已经受孕，便洗尽铅华、舍弃锦装，任春光无限，再不动心。
“纷纷开且落。”王维写得多轻又多重啊！兴衰荣辱、世事更替、人海浮沉。
花开了！花落了！化作春泥，肥了土、润了根、长了芽，凋了叶，来年早春，又是一番花开、一番花落。
芙蓉醉酒
从北京飞台北，车子将进首都机场了，突然看见路边树丛里摇曳着几朵粉红色的大花，不是蔷薇也非玫瑰，叶片宽宽的、花柄长长的，倒有点像芙蓉，难道因为地球暖化，在北京也能种植南国的花卉了？
算算时间，农历九月初，正是芙蓉开花的时候。
“到了重阳，就可以去写生芙蓉。”这是大学时代，林玉山老师在课堂上说的。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每次听到重阳，就让我想起芙蓉，还曾经在毕业之后，找林老师一起去写生。
也幸亏有林老师指引，知道台北师专（也就是现今的台北教育大学）的芙蓉最多。只要进校门向左转，就有整排的芙蓉。而且地方大、阳光好，每棵都长得足有九尺高，枝繁叶茂、无拘无束地向四面开展。这种花特别入画，因为既有高高挺立的，也有欹斜委婉的。
自从林老师多年前仙逝，我就再也没画过芙蓉，而今既然正好回来，又碰上芙蓉开花的时节，我决定好好作一番写生。所以隔天，就赶去台北师专。也许因为是假日，门口警卫没有拦阻，校园里很冷清，我正高兴可以安静地写生，进门左转却大吃一惊，芙蓉呢？全不见了！只剩下空空旷旷的草坪。
所幸我的母校台师大距离不远，记得学生时代，在第一栋红楼“课外指导组”的窗外，见过一株瘦瘦高高的芙蓉，我又驱车前往。
花也不见了，连校门口的孔子像、喷泉和七里香的树墙都没了。我还是不死心，想起曾在民生东路一个天主堂外，见过几株芙蓉。再赶去，教堂还在，芙蓉也在，只是由一整排变成一小棵，没半个花苞。
路边没有，花市总有吧！第二天，我又到花市，一摊一摊问，每个人都摇头，除了朱槿，只看到一株矮矮小小像芙蓉掌状叶的花，原来是野生的单瓣芙蓉。
我失望了，除了失望，还有伤心和不解，不解为什么在我童年记忆里，处处可见的芙蓉，一下子没了。是因为那花插枝就能活，太平凡？还是因为芙蓉的茎太弱、叶片又大，禁不起风雨？抑或由于芙蓉的每朵花都只能开一天，太不耐，所以不被人们喜爱？问题是，芙蓉不是“拒霜花”吗？在秋天百花凋零的时候，她却能绽放;当菊花只能盘踞地面，芙蓉却能高挂枝头。历代多少画家，唐伯虎、张大千、黄君璧，都有芙蓉传世。四川成都更因满城芙蓉花而有“蓉城”的美名，为什么在台北，我竟然找不到一朵芙蓉？
没想到，事隔一个礼拜，有一天去民生小区理发，走出美容院，突然眼前一亮，在小区公园的边上，闪出一抹熟悉的颜色，不正是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芙蓉吗？
那芙蓉是种在花盆里的，花盆又放在花坛的水泥墙边，高上加高，使我不得不仰着头画。
逆着天光看去，翠绿的叶片上，每根叶脉都很鲜明，她们由同一点发出，加上长长的叶柄，令人想到荷花。花朵也一样，荷花有明显的花脉，芙蓉也有;荷花的花脉是粉中带绿，芙蓉也相似。连荷花的茎上有毛，芙蓉也差不多。怪不得人们说荷花是“水芙蓉”，“她”是“木芙蓉”。
风不断吹，宽大的叶片在风中摇摆翻转，前一秒才是正面，下一秒已经成为背面，使我不得不抓住每个瞬间的记忆，抬头看一下，再低头画刚才的印象。不断仰头低头，有点晕，画着画着，竟然觉得自己回到了童年。
小时候，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芙蓉，因为树下是土坡，我常在那儿“开山造河”，先挖出一条从坡顶往下延伸的小沟，再提一大桶水，从“山头”倒下去，看那沛然而下的“山泉”，在“河谷”里奔腾。正因为我“以小观大”，所以每次抬头，看上面芙蓉茂密的叶片，都觉得那是棵浓荫的大树。
秋天，芙蓉花开，就更有意思了。她会随时改变颜色，早上白白带黄的花瓣，下午逐渐染红。我放学回家，在花下没玩多久，可能再抬头，原先粉红色的花朵已经变为深红。接着，层层饱满的大花，就逐渐关闭蜷缩，好像睡着了！
睡着的花苞，隔天八成落到地面。怜她早凋，我常将残花拨开来，把花瓣一片片拉直，希望回复盛开的样子。但她们很固执，才拉开，又立刻缩回去。
芙蓉的花蕊也是蜷曲的，蕊柱跟花瓣绞在一起，可能正因此，芙蓉花瓣不像一般花朵，层层向外开展，而是朝着不同的方向转动，像是由好几朵花组成，比牡丹还有变化。
芙蓉花蜜很甜，除了蜜蜂喜欢，蚂蚁也爱，连残花里都常藏着依依不舍的蚂蚁，这又给我制造了另一种顽皮的趣味：先把芙蓉像是五角星星的花托摘下来，再摆上几只蚂蚁，放到我的山泉里“疾流泛舟”。
沉浸在童年的回憶，也沉浸在芙蓉的幽香。我过去曾跟许多人为芙蓉的香味争辩。一般人不觉得芙蓉香，是因为没在花下长时间停驻。芙蓉的香味很幽，似有似无，带一点点冷香，连叶子都有类似的味道。或许也因为“冷”，据说捣碎了还能外敷，有化瘀去肿的功效。
我也曾因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把一张国画芙蓉标示为牡丹，跟他们作了一年论战。虽然我赢了，新闻还上了报，但我后来常想，为什么到美国几十年，见了许多植物园和无数锦葵科的花，却没看到一朵我童年家里的芙蓉，怪不得美国的植物学家会把她误为牡丹，不过我喜欢芙蓉的英文名字Cotton Rose Hibiscus，意思是花苞像棉花，花朵像玫瑰的扶桑花。
花坛外紧邻着街道，有小学生成群嬉闹地跑过，有年轻妈妈推着娃娃车走过，有中年妇人边走边说八卦，有房地产掮客，站在街角指指点点。
我的背后是个凉亭，外面爬满藤萝。亭里有几组石桌椅，两个老人在聊天，大概先谈政治，一个激动，一个平和，不断劝说“是非成败转头空”之类的话。突然有人加入，就话锋一转，好像说到个总在那里聊天的老朋友，前两天还邀大家喝茶，昨天突然去了。然后安静了一阵。听到脚步零零落落地，渐远。
不久，又过来个老头，站在凉亭边上甩手，不断甩，不断哼。还有个老太太，弓着腰，绕着亭子走，一圈又一圈。又听见个年轻女人的声音，拉着嗓子问其中一位老人：“按时吃药了吗？吃饭了吗？东西新不新鲜？吃不完的东西要记得放冰箱，剩菜要看看坏了没有。”
突然传来嘶嘶的声音，接着看见一条水柱，从花坛的一头往我这边移动，喷水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士。“要不要我让开？”我问他。“不用不用，这边不用喷。”他探头看一眼我的写生册，说，“木芙蓉！荷花是水芙蓉。”我笑答：“真内行。”他便打开了话匣子，说那里的花都由他照顾。他是义工，就住对面。又说过些时，记得来赏茶花，一位居民，新捐几十盆，指定由他照顾，其中有好多名贵的品种。离开时，还回头对我强调了一句：“这里不是公园，是花园！”
原先以为会下雨，只能随便勾几笔，没想到入晚反而有了些阳光。我从不同角度写生了四张，因为一条腿搭在花坛上支撑写生本，两个钟头下来，有点颤抖;左手拿着本子，也酸。花已向晚，变作深红。如我童年时见到的，开始蜷缩，翻开前面的写生，果然最后一张的花形已经比第一张小了许多。
我收好工具，转身。看见刚才喷水的那人和另一位男士，在露天的大理石桌上不知整理什么花苗，花圃里一个妇人正蹲在树下种小草花。
斜对面还有个长廊，外面挂着一条公园得奖的红色布条。廊里有一排轮椅，每个椅子上坐着一位老人;旁边一群菲佣，正高高低低地用她们的语言交谈。
黄昏摊在西天，斜斜的夕阳射进长廊，轮椅上的老人都静静地在阳光中坐着，呆呆地看着前方。儿童游乐场上孩子们尖叫追逐，孕妇挺着大肚子缓缓走过。
回头望，芙蓉醉了，红红的像几个熟透的小桃子，在晚风里颤抖。
父亲的粥
大概因为回台体力透支，返美前突然上吐下泻。所幸儿子住得近，清晨五点把我送去急诊。化验结果，是感染了通常只有小孩会怕的“轮状病毒”。
大门钥匙交给了儿子，口袋里的钱交给了小姨子，健保卡交给了挂号处，自己交给了医院。我很能逆来顺受，心想这是老天爷逼我好好休息。加上前一夜折腾，于是猛睡，睡到隔天下午两点。中间除了护士进来量血压测体温，医生进来摸摸肚子，倒也没人打扰，连餐点都没有。医生说得好，病毒嘛！没办法，除非高烧不退，会考虑用抗生素，否则只有等病毒自己消失。而且这时候肠胃弱，什么都不能吃，连喝运动饮料，都得掺一半的水。
所幸我一点也不饿，直到第二天下午烧退了，才觉得有些饥肠辘辘。要求了好几次，总算送来食物，小小的纸杯，里面只有黏糊糊的一点半流体，原來是米浆。“就这个？”“就这个！”护士笑笑转身，“只能喝米浆，如果喝了又泻，就连米浆也没有。”
抱着那软软的纸杯，小心地用吸管慢慢吸，好像奶娃。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肾脏炎，病得挺重，有一阵子也只能喝这个，相信多半是母亲喂我，但不知为什么，而今只记得父亲坐在床边，端着碗喂我的画面。大概因为他讲的故事吧，说以前穷人家生了孩子，妈妈不喂自己的娃娃，却去有钱人家当奶娘，喂别人的娃娃，自己的娃娃只有喝米浆。可见米浆虽然白白的没什么味道，却有营养。父亲还一边为我把米浆吹凉，一边指着上面薄薄的膜，说那是米油，更补，嘴角发炎，只要搽几次米油就好了。
虽然老婆隔着太平洋叫我多住几天，我还是坚持第三天下午出院。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为了争取自由，把插在身上五十多个钟头的“点滴”管子拔掉。小姨子帮我办出院手续时，又来了位护士，给我好几份介绍轮状病毒的小册子，说回家只能吃稀饭、海苔酱、苹果泥……而且不能多吃，看不吐不泻了，再由去皮的鸡肉丝开始。我瞄了一眼那小册子的封面，“轮状病毒”四个大字，下面印着“婴幼儿严重肠胃炎的凶手”。最下面还有一行大字：“对所有的孩子都是威胁。”突然觉得自己真变成了婴幼儿，而且是很差劲的，别人都没事，只有我出问题。
儿子要为我煮稀饭，我说不必，护士讲只要拿干饭加水煮一下就成稀饭，老爸再笨，这点还是会的。正好冰箱里放了两盒叫外卖剩下的米饭，于是通通倒进锅子，又加了些水，放上炉子。果然才一会儿，好多饭粒就上上下下游泳，成为稀饭的样子。忙不迭地盛出来，再打开酱瓜和海苔酱，吃了病后的第一顿大餐。
只是可能米饭放在冰箱太久，有点硬，还结成块，加上煮得不够，所以稀饭不黏，有些“开水泡饭”的意思，使我想起读初中夜间部的时候，回家已是深夜，常常肚子饿，就从锅里舀两勺白饭，泡冷开水。
那时候家里因为失火烧成平地，只在废墟边上搭了间草房。深夜，外面一片漆黑，有流萤飞、蛩声细，和火场余烬的焦炭味，夹在清寒的晚风中。一颗颗饭粒，随着凉水滑入胸腹间，有一种鲠鲠又洒脱的孤危感。
前一日学乖了，第二天我先去快餐店买了三碗白饭，热腾腾地拿回家倒进水里煮，而且站在旁边用筷子不断搅，还把成块的一一夹开。刚煮好的饭容易烂，没多久就起了泡，咕噜咕噜，泡泡愈冒愈大，冷不防地溢出锅子从四面流下，跟着火就熄了，我赶快把瓦斯关掉，炉头上还是留下好多焦黑的印子。
这稀饭不错，够软，唯一的缺点是我加太多水，为了吃实在些，只好往锅底捞稠的。端上一大碗白稀饭，颇有成就感。儿子早晨送来肉松，是他去专门店买的，居然印着“婴幼儿专用”，不知道这小子是体贴还是讽刺。我倒了尖尖一堆肉松在稀饭上，急着下嘴，立刻被呛得猛咳，因为把细如粉末的肉松吸进了气管。
一边咳，一边用筷子把肉松压进稀饭，再搅拌成肉粥。突然懂了，为什么父亲总坚持先把肉松搅匀，才交给我，还一直叮嘱我慢慢吃。他也帮我吹，吹得眼镜上一层雾，又摘下眼镜吹。父亲还教我用筷子由碗的四周拨稀饭，说那里因为接近碗边，凉得快。有时候我还是等不及，他则会再拿来两个大碗，把稀饭先倒进一个碗，再来回地跟另一个碗互相倾倒。没几下，就凉多了。
可不是吗？我自己煮的这碗稀饭也够烧的。第一口已经把我烫到，但是当我改由四周拨，就能入口了。上面拌的肉松吃完，我又倒了好多肉松下去。这种“大手笔”，也是小时候被父亲惯坏的，那时候母亲常骂，哪儿是吃稀饭配肉松，根本是吃肉松配稀饭。
最记得父亲生病，母亲日夜陪在医院的那段日子。有一天表弟来家，姥姥煮了稀饭，给我肉松，只一点点，远不如给表弟的多。我当时很“吃惊”，甚至委屈得用注音符号写了封信去医院告状。更令我吃惊的是父母居然都没反应，即使后来我当面抱怨好几次，他们也只是点点头。
吃了一整锅白稀饭和一整罐肉松，肠胃居然没出毛病。第三天，我的胆子更大了，先去买了两碗白饭和一盒生的牛肉丝。而且为了快，我找出高压锅，把材料全倒进去，添水、加些生姜和盐，放上火煮。高压锅有保险装置，无需守在旁边，所以我径自去书房工作。没多久就听见咻咻喷气的声音，我知道是锅盖上的小口在往外泄压，只是那声音愈来愈怪，还有点啪啦啪啦的感觉。想起以前高压锅爆炸的新闻，赶紧跑进厨房。才进去就差点滑一跤，地上一大片，黏黏的，我的稀饭居然喷得到处都是。
一番忙乱之后，我这辈子做的第一碗“牛肉粥”上桌了，十分滚烫黏稠，而且大有“闻香下马”的境界。牛肉丝，不错！一点也不老。姜，虽然切的时候已经因为摆太久，像是削竹片，反而更带劲。我的嘴又被狠狠烫了一下，想到爸爸的方法，改为从旁边拨。不知为什么又觉得该拿个勺，从粥的表面，一点一点刮。
果然，一次刮一点点，滚烫的粥也不烫了。我有些自诩，可是又觉得似乎见过别人用勺子刮的画面。我一边刮一边想，突然回到了九岁的童年，回到父亲的病床前。医院为直肠癌手术不久的父亲送餐，只一碗，像这样的瘦肉稀饭，我居然急着跑到床边要吃。母亲骂：“那是你爹的！”父亲对她挥挥手，反教我爬上床，跟他并排坐着，又怕我摔下去，一手搂着我，一手喂我吃。肉粥很烫，医院里没有两个大碗可以用来减温。父亲就用勺子一点一点在稀饭的表面刮。那瘦得像干柴的手直抖，但是只要把勺子落在稀饭上就不抖了，非但不抖，还像抚摸般，很细腻、很轻柔地，一圈一圈刮，每次只刮薄薄一层，再吹吹，放进我嘴里。
现在我正这么做，但是飞回了五十年前，我的手成为父亲临终前两个月的手。我的眼镜飞得更遥远，成为父亲为我吹粥时的眼镜，蒸汽氤氲，镜片罩上一层雾。我像父亲当年一样，摘下眼镜，只是不见清晰，反而模糊。一个年已花甲的老孩子，居然从这碗粥，想到五十七年前抱养我的父亲，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淌，淌在父亲的粥里……
画牡丹
小时候到父亲办公室，父亲总会让我坐在他的位子上，交给我几张白纸和一根铅笔，由我乱涂。每次我都会画花，先画个小小的圆圈，表示花心，再像勾鱼鳞似的往外加上一圈又一圈的花瓣。最后画根直直的花茎，左右对称地添上两片叶子。
说实话，我画得死板极了！但是父亲非但叫好，还会要同事们过来看。大家少不得也跟着赞美，说我画的花真活、真漂亮，一定是牡丹。
牡丹！牡丹！几乎每个人都说我画牡丹，问题是我從没见过牡丹，问父亲牡丹是什么，他只说是富贵花、天下最美的花，再加一句：“可惜台湾看不到。”我问牡丹是什么颜色，父亲说多半是红的。听他这么形容，我后来以铅笔勾完花，还会用红蜡笔把花瓣狠狠涂一遍。蜡笔遮住原先铅笔的线条，只见一片红，加上直直的花茎，活像一根棍子上绞着一团红色的棉花糖。
妙的是，父亲还一个劲儿地叫好，说：“我儿真棒！画得就像真牡丹。”他还会拿另一张白纸跟我的“红牡丹”紧紧贴着，再放到电灯泡上烤，蜡油被烤化了，自然印到另一张纸上。而今五十七年过去，父亲当时站在床上，双手把画举到灯泡前，那黑乎乎的身影、明明灭灭的灯光、红红艳艳的花瓣、弥漫一屋子的蜡油味，和母亲一个劲的责骂，还常常浮现我的脑海。
父亲没帮我“复制”几张牡丹，就因大肠癌离开这个世界。从那以后，我依然画画，画各种花，只是，不再画牡丹。
直到二十年后，台北故宫博物院从日本空运几十盆牡丹，在“至善园”的长廊上展出，我才带了写生簿去，画了平生第一朵真正的牡丹。
大概因为配合旧历年，用了催花的方法，那些牡丹都不大，叶子也贫弱得好似雏菊。但我还是很感动，一口气写生了四五张，非但忠实地描绘花朵，对于“叶脉”和“叶序”也做了详细的记录，叶片小，不会重叠在一起，反有个好处，是看得清每片叶子。我细细数，发现牡丹好像很懂数学，从花朵往下，先是一片叶，然后是三片叶，再下来是五、七、九，那变化巧妙极了。回家查书，才知道植物学称为“二回三出羽状复叶”。
隔年新正，台北宾馆又有牡丹花展，据说是蒋夫人原先种在阿里山上的。我又带了写生册去，老远就闻到一股幽香，挤过围在四周的人群，吓一跳，只见几棵足有人高的花树，挂满红紫色的花，每一朵都有汤碗大。那天我没写生，一方面因为四周人太多，一方面因为花太多，太大，又太一个样子，让我不知从何落笔。只是，我懂了！为什么小时候用红蜡笔涂成一大团，父亲会说“就像真牡丹”！
再见到牡丹，已经人在美国。因为我担任美术馆的驻馆艺术家，常应艺文界的朋友邀宴。有一天去个豪门，女主人拉着我进花园，穿过整片盛开的石楠、榅桲和茱萸，得意地弯下身，指着一朵直径不过十公分的小黄花说：“瞧，黄牡丹！”
那花挺香，有点柠檬味，可是矮矮小小，花瓣也不多，实在不太有“富贵花”和“一团红”的样子，为什么女主人好像很得意呢？我虽然学四周的贵妇，用高呼的方式表示惊艳，只是直到我搬到纽约多年后才搞懂，那是稀有的牡丹名品“姚黄”。
纽约的芍药很多，却难得看到牡丹，所幸我任教的大学附近，有一户人家，就在门前种了株五尺高的粉红牡丹。年年花开时，我都特别去写生。有一回屋主老太婆，出来看我画，还摘了三朵盛开的大花给我，使我能回家细细描绘。
来年，我又去那家画牡丹，只是牡丹不见了，倒是看见一个中国人正在整院子，才知道老太婆死了，房子被这中国人买去。我问牡丹花呢？新屋主一怔，问：“什么牡丹？”经我解说，他才懊悔万分地说，冬天搬过去，只见前院一棵小枯树，于是挖掉扔了。
所以当我后来自己种了牡丹，每年冬天，都会在枝头绑上黄丝带。好几个邻居问我是不是盼什么人归来。我说，不是盼人，是盼花。希望园丁别以为那些看来干枯的枝子是死树，而把她们清除。
我也年年三月就开始写生牡丹，记录她们怎么从干枯的枝头，长出不起眼的褐色鳞芽，冒着冬寒开展，伸出红绿色的新叶。每片叶子都像合十祈祷的小手，护着中间的蓓蕾。
四月，只要日子稍暖，那些小手就拼命往上伸，不过五月初，已经长成挂满绿叶的小树，绿叶间藏着翡翠小桃子般的花蕾。突然，小桃子裂了，从里面迸出花瓣的一角，再用力，挣脱花苞的束缚，往外挤、向外伸，展露薄如蝉翼的花瓣。
我最爱画初绽的牡丹，因为挣脱苞片的花瓣会像喷泉般，朝着一边舒展，呈现敧斜翩跹的舞姿，直到每个花瓣都绽放开来，才成为团圆饱满的样子。可是细细端详那些花瓣，又会发现每片都不一样，而且多半边缘非但不圆滑，而且是缺裂的。
所以我常边画边想，牡丹真是富贵花吗？她确实富贵，尤其有着千层花瓣的牡丹，盛放时攒簇丰盛、馨香浓郁又艳冠群芳，无怪被称为花中之王。
只是赏牡丹的人多半没种过牡丹，岂知牡丹花落就韬光养晦、回归平凡。她是灌木不是乔木，原本就没有英挺之姿。她的皮又多裂纹，怎么看都显得苍老拙朴。尤其深秋落叶之后，怎么看都像枯枝朽茎。所以她的富贵是来自积蓄，她的脱俗是来自平凡，她的端丽是来自涵养，她的圆满是来自残缺。她令人惊艳，是因为她以一年三百多天的沉潜，等待早春的勃发。
今天，我又画牡丹，为了表现牡丹不畏风雪的精神，我特别设计了迎风之姿，看似屈服于强风的叶片，反而乘风起舞。看似华美的花朵也各有风骨，我先用洋红和淡淡的水粉“相撞”，画出三朵粉红的大花。接着以胭脂和花青，层层染出两朵迎风的深红花，为了画出红得发黑又厚得像丝绒的花瓣，我一次又一次地晕染。画着画着，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童年，坐在父亲办公桌前，用红蜡笔狠狠地涂抹，背后传来父亲温暖的声音：“我儿真棒！画得就像真牡丹！”
画说龙山寺
在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万华，因为父亲生前常带我去那里玩。当时台北入晚之后都昏暗寂静，只有万华夜市灯火辉煌乐声喧哗，除了各种小吃，有用气枪打小泥人和水柱乒乓球的，用飞镖射气球的，藤圈套玩偶的，卖药练把式的，以及很多中外游客。父亲还常带我到附近的龙山寺，那是台湾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就算深夜依然灯火通明、香客不断。我从小有哮喘不耐烟熏，所以父亲总带我匆匆绕一圈，好像跟众神打个招呼。唯有过年时的花灯会，就算呼吸不顺，我也赖着不走，只见龙山寺前前后后挂满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小灯笼，两边龙虎门悬着特大的灯笼;里面庑殿长廊更精彩，全是各种人物走兽的花灯。虽然早在六十年前，已经有八仙过海和三藏取经之类的电动花灯。五光十色、灯火迷离、人影幢幢，加上香炉的袅袅青烟和大殿里的诸佛与梵呗①，成为我心灵深处最神秘的画面。
这张画就是写我童年记忆中的龙山寺庆元宵。为此我再三前去写生查访，请教当地老人并查阅史料。龙山寺是清乾隆三年（1738）建成，因为堪舆属于“美人穴”，所以在寺前挖了个莲花池，让美人照镜。后来池子被填平为市场，许多我访问的老人都说早年在那儿买过东西或摆过摊。我觉得莲花池比较美，所以在图中复旧，把摊贩移到四周池边。牌楼和前院围墙是后来建的，但我觉得挺有气派，所以也纳入作品。
龙山寺几百年来虽经战火洗礼虫蚁摧残而多次重修，但是前殿、正殿、后殿及左右护龙，六角型的钟鼓楼，并没有太大改变，尤其宫殿式的主殿，十分敦厚庄严。至于周围的街道两侧，画的是受欧风影响的巴洛克式建筑。近处则参考史料加上回忆想象，有许多深宅大院和酒肆商店。
由于是年节期间，香客众多，虽至深夜依旧车马喧哗。前景空地搭了戏台，正演出歌仔戏②，众人呼家带小，拿着自家椅子来看。左侧池边违建与酒楼间也热闹非凡，卖艺的、售花灯的、吹糖人的、灌气球的、小吃摊、水果摊、游乐摊，甚至乞討者、寻芳者。人力宣传车和广告牌上则写着“五毒白骨鞭”及“里见八犬传”，都是我当年最爱的电影。
万华原名“艋舺”，是由早期原住民“独木舟”发音而来，被改为“万华”。所谓“一府二鹿三艋舺”，万华与台南、鹿港并称台湾三大港。也因为早期船舶商旅移民甚多，于是建寺庙以祈平安、设食街以供美馔，开印刷厂与花街以供心灵肉体之需。为了趣味写实，我把这类社会形态都纳入画中。
早期的台湾仍以人力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画中可见寺前有人维持秩序，要车辆改道。这是源自我童年的记忆：重要人物将至，便衣和吉普开道车先行布置，细心的观赏者或可见到蛛丝马迹。
总结起来，这张描绘早期龙山寺、多达六百人的八尺大画，融入了我幼年回忆、个人想象与故事史实。希望欣赏者能保持美感距离，莫问君家在何处，因为它是画，是散文，也是我经营的小说。
①梵呗：是中国佛教音乐的原声。
②歌仔戏：福建及台湾的汉族传统戏曲之一。
火凤凰的重生
小时候我最爱看“火凤凰”的故事，那只全身披着金色羽毛的火凤凰，每五百年会在自己的巢里引火自焚。故事书的插图到现在还记忆鲜明，只见一团红色的火焰，里面一个黑影，先是扭曲成一团，再一点点长大、站起，浴火重生，成为更灿烂光华的火凤凰。
我太爱这个故事了，甚至认为自己就是只火凤凰。因为十三岁那年冬天，家里的煤油炉在我身边爆炸，当时只听砰一声，一股热风把我狠狠一推，眼前全是红，我往屋外冲，连睫毛都烧光了，却一点没伤，还帮近六十岁的老娘，在废墟上盖了个小草房。我浴火重生，突然间长大了。
那场大火也让我相信曼陀罗是火凤凰。因为家里的扶桑、山茶、罗汉松和椰子树全没了，只有曼陀罗虽然烧得焦黑，却没多久就冒出绿芽，再隔几个月，居然枝繁叶茂，比失火之前更大了。
浴火重生，最刺激的是，他先死，死得无望，让人惋叹：“完了！”但是接着重生，而且重生之快，简直是奇迹。记得开花那天，我先没发现，夜里一个人撑伞踩过废墟去厕所。因为是砖造，厕所躲过大火，成为高起的一垛，屋顶没了，只剩烧得焦黑的柱子，毛毛小雨，在邻居灯火的逆光下，一丝—丝，像千万根银针罩着我。伞上传来滴答声，还有远处人家的笑声。失火前一起住的姥姥、舅舅和舅妈都搬走了，有点寂寞，有些失落，突然闻到—股幽香，挺熟悉的寒香，却想不起是什么。我循着香味，小心绕过原先姥姥房间的废墟，香味更浓了，一波一波飘来，在一片瓦砾和焦土之间，看见几点白，在雨中颤抖，曼陀罗居然开花了。
大概因为曼陀罗的香味太浓，许多人不喜欢，其实只要隔远一点，那香味就变得幽雅。尤其白色的曼陀罗，非但花形漂亮，像是边缘翘起的喇叭长裙，每走一步，都一摆一颤风姿绰约，而且香得正。
有些人不关注曼陀罗，也可能因为她好种，可以播种，也能插枝。小时候我家里那棵，就是母亲带回一截秃枝，随意插在土里长成的。
还有个可能是曼陀罗有毒，人们怕小孩误食。但她的毒就像她的馨香，吃多了是毒，吃对了是药，是麻醉药、春药，还能提炼成眼科用的瞳孔扩张剂。
多复杂的个性啊！那么美！那么平凡！那么有用！那么危险！那么醉人！如果曼陀罗是位少女，男生怎么应付？
去年春天到台北近郊登山，发现一个小山洼里四周全是相思树和姑婆芋，唯有中间曼陀罗成林。多壮观啊！从叶腋探出秋葵似的大花苞，前端破开，伸出长长的喇叭花冠。初绽时低着头，羞怯得像绞手绢的小女生，盛放时抬起头，五个尖尖的花瓣展开，如热情的西班牙舞娘。
千万朵白花，像大大的铃铛，垂在风中摆动。机不可失，我坐在石阶上打开写生簿。除了风声虫声，曼陀罗林下还不断传出草叶摩擦的声响。我身边的写生袋里有削好的苹果，果香与花香融合，太香了，有点醉。
终于画完了，我伸手拿写生袋，发现上面有个小东西，长长的身子、大大的眼睛，是只小蜥蜴。“请让让！”我对它说。居然旁边还有两只，这些小东西没毒，我以前登山时常看到，所以不怕。我笑笑站起身，旁边黑影闪动，赫然发现背后石阶上，大大小小居然站了六七只，搞不好是一家蜥蜴。只好把写生袋打开，拿出苹果，左一块、右一块，分给“大家”。
下山的脚步很轻，心情也很轻，一个人坐在荒山石阶上写生，有那么多小朋友在四周陪伴，多有意思。
不知为什么，又想到那个十三岁的晚上，一个人在废墟上，四周邻人的灯火和笑声，却很寂寞。
风来，何处幽香？
筷人筷语
如果您去台北的某个西餐厅吃饭，听到其中一位客人喊：“有没有筷子？”拜托您先别笑，因为那个“老土”很可能是在下，我！
您八成想我不会用刀叉，那可错了！我非但会用，而且技术奇佳，曾经在没有筷子可用的情况下，以刀叉吃油淋乳鸽，连一点“骨边肉”都没错过。
我之所以在西餐厅喊“有没有筷子？”是因为端上来的不是西餐，是中餐。举个最近的例子，一盘面旁边绕了圈榨菜炒肉丝，上面撒了些肉丁，再盖上一个荷包蛋。请问这是西餐吗？就算做成西餐的样子，吃那细细小小的榨菜肉丝和肉丁，是用刀叉方便还是筷子方便？至于生菜色拉更甭说了，一片片薄薄的菜叶和撒在上面的核桃仁、火腿末，多难叉？如果又剩下最后几片，被色拉酱粘在盘底，简直麻烦极了。会用筷子的人碰上这场面，能不在心里暗骂吗？
何止在西餐厅，说实话，我只要坐中国人的班机，管他中餐西餐都要求用筷子。道理很简单：我赌口气！为什么在飞机上如果不先问，送上的常是刀叉？就算“九一一”之后怕劫机，不准用金属餐具，航空公司也宁可提供软软的塑料刀叉，却不换成温文儒雅的筷子？
筷子当然比刀叉儒雅，“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武器里少不了“刀叉”，可曾包括“筷子”？就算把筷子放大成为“棍子”，执棍总比执刀拿叉来得文明些吧！
而且刀切是破坏，叉插也是破坏。用刀叉的人，连送进嘴巴的最后一刻都在对食物做凌迟。筷子则不同，它不是破坏而是“和同”，既完成了传递的任务，又没做“穿刺”的酷刑。这不正是中西文化的差異吗？西方人搞征服，中国人讲同化;西方用刚烈的“人定胜天”，中国以包容的“天人合一”。
筷子更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您想想，如果有一天大伙出去野餐，临时发现忘记带刀叉，洋人全傻眼了，可咱老中在乎吗？随便折两根小树枝就解决了。
筷子何止是吃饭的工具，它根本成为“手的延伸”。最近有洋朋友来，我老婆炒了一盘小鱼干，那洋人不会用筷子，只见他用叉子在白瓷盘里左刺右刺，硬是叉不起来。再用刀往叉子上拨，刮得盘子吱吱尖叫，狼狈极了。反观老夫要夹哪条夹哪条，连半颗豆豉都轻轻松松入口，看得洋鬼子直喊非学用筷子不可。
其实这年头会用筷子的洋人已经不少，甚至能骄其亲友，显示他有本事，中餐馆的筷子包装上还常有图画解说。如果洋人驽钝，堂倌则会用个卷起的纸条夹在筷子之间，再拴上一根橡皮筋，成为“筷夹子”。提到“夹子”，我有个美军朋友说得妙，有一回他们不小心把个螺丝钉掉到机器缝里，洋人想尽办法都掏不出来，用夹子去夹，不是太宽就是太短。最后还是由老中出马：简单嘛！拿两根细细长长的筷子，一下子就把螺丝钉夹出来了。
虽然说筷子是中华国粹，却有不少咱们同胞不会用筷子。也不是真不会，而是用得不精或不标准。
标准没个定论，但最少要夹得准确有力。举个例子，我岳母不太会用筷子，于是我太太不行，我儿子女儿也跟着不行。可我一批评就“茅坑里扔炸弹”——“引起公愤”。老婆先瞪眼：“我用半辈子了，饿着了吗？”女儿更悍：“上次华人园游会，用筷子夹水碗里的弹珠，谁夹得最快最多？我！”
没错！那拿筷子像拿剪刀的人，也能夹起小东西，只是力量不足。其实有力不难，用筷子跟用嘴一样，我们上面牙齿固定在头骨上不会动，真正动的是下颚。筷子要夹得有力，也必须一根不动、一根动，“不动如山的”守住底线，“会动的”前去配合，才能产生极大的力量。
我可是做过实验才得到这个结论。以前服兵役的时候，我只要批评哪位战友不会用筷子，对方不服，就拿个东西要他先夹住，由我用筷子去抢，八成我赢。如果对方不服，反过来我夹住由他抢，九成他输。小时候儿子不会用筷子，我更在餐桌上抢他到手的好菜，有时候美食都到他嘴边了，我一出手就抢下来，气得他不得不重新学习用筷子。而且有样学样，看到别人用筷子不标准，他也会纠正。
最糟糕的是有一回中国女朋友请他回家吃饭，我儿子发现她一家人居然都不会用筷子，非但在餐桌上口头纠正，还当众示范，抢走女朋友弟弟筷子上的好肉。当天晚上女朋友就翻了：“我请你吃饭，不是要你来批评我们全家都不会用筷子！”
儿子跟女朋友吹了，却来怨我从小给他灌输“用筷子的大道理”，使他有了“强迫性思考”，看到谁不会用筷子就不顺眼。还是我女儿棒，她照样大剌剌地在我面前用她习惯的“剪刀式”。可是只要出去应酬，就换成标准式。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外面用不标准，会丢人。
没错！会丢人！因为吃是文化，用刀叉的礼貌是文化，用筷子的技巧也是文化。文化当然要精益求精，所以很多年前日本政府就提出要教下一代用筷子的正确方法，我还听个韩国朋友说，他小时候不好好用筷子，会被老爸斥责没教养，甚至赶下桌。
如果连日本、韩国人都要发扬我们的筷子国粹，咱自己能不讲究吗？搞不好改天韩国人又要说筷子是他们发明的了。而且这非但是文化，还牵涉到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凭什么洋人上中餐馆喊着要用刀叉，我们不会觉得奇怪，咱中国人上洋餐馆就不能喊“我要筷子”？凭什么洋人的飞机上只给刀叉不给筷子，咱老中的航班也有样学样？难道连咱们自己人都认为刀叉比筷子文明吗？
所以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我在西餐厅要筷子是赌口气。如果连这点自信都建立不起来，连在中国的西餐厅都耻笑“用筷子的人”，咱们能指望有一天华语成为世界最通用的语言吗？
我甚至要呼吁：从今天开始，只要是咱们自己的航班，吃中餐都只上筷子;就算西餐用刀叉，也附一双筷子。
您别笑吃西餐用筷子有点不伦不类，这叫“西餐为体、筷子为用”，咱大中华包容化育的新体现！
落花人独立
一月中旬到故宫看展览，见旁边的至善园梅花初绽，于是隔周带着画具去写生。进门吓一跳，原以为该是梅花成海，居然换作满眼新绿，还隐约可见小小的梅实。只有“松风阁”旁一棵两丈多高的树顶一片红，是绯寒樱！
那树应该很老，才能长得奇高，又一定曾经生病或遭遇强风，靠近下面的枝子全断了！所幸树梢还能开花，而且大概集中整株的力量，特别明艳。
樱花的种类很多，最著名的应该是吉野樱了，日本气象厅怕民众错过吉野樱开，甚至会预告各地的“花期”。更有所谓“樱花祭”，吉野樱盛放的时候，人们携家带眷聚在花下，整夜地饮酒高歌，让人想到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的“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道理很简单！唯恐春花易逝、韶华不为少年留。晏几道《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形容得更好：因为微雨，花愈易落;因为花尽，人愈孤独。
吉野樱是人工育种，多半娇生惯养，所以很不耐，一阵风来就花落如雨。但是台湾绯寒樱不同，她世代在凄风苦雨的山上成长，所以强壮得多。加上花形不同，吉野樱盛放时拼命伸展花瓣，一团一团地簇生，甚至能把枝子压弯，而绯寒樱是“吊钟形”，就算盛放也只半开，像是张着小嘴挂在枝头，风来雨来甚至霜雪来，都只能落在“小铃铛”的外边，花朵朝着地面，依然吐蕊绽放。也就有轻车熟路的蜜蜂从下往上飞，钻进去采蜜，甚至躲在花里避寒。想想！如果有个红红透明的小玻璃屋挂在半空，任凭冷雨寒霜从四周坠落，里面明窗斗室、晶莹剔透，还供应甜蜜香醪，小虫进去能不陶醉吗？
正因为绯寒樱都朝下绽放，所以我特别喜欢仰望的感觉，如果像至善园的大树就更好了，她让我一下子飞回惨绿少年。那时候我高二因病休学，很忧郁，特别喜欢独自登山。最记得有一回从阳明公园远眺，看见大屯山整片早春的翠绿森林中，跳出一团艳红，美极了！于是决定上去寻芳，看看那棵树真正的样子。
早春的阳明山有些湿冷，纱帽山、七星山和大屯山间的寒风夹着冷雨，一层层像纱帘似的扯过。我独自从阳明公园旁的小路绕到后山，再沿着大屯瀑布旁的古道往上爬。雨中布满青苔的石头很滑，山势陡又没护栏，失足坠落也没人知道。终于到达瀑布顶端，有个小房子，似乎是积蓄泉水的地方。前面山麓的地势较平，从一片枫香杂木林间隐约可见一抹红，应该就是那棵绯寒樱了。为了寻花，我不得不舍弃原有的小路走进树林。草很高还常带刺，树叶上有许多米色的毛毛虫。我捡了根树枝拨打草丛，不时听见里面窸窸窣窣“小动物”遁逃的声音。
烟岚夹着冷雨，虽然不大，但是积在树梢的雨水随风一波波洒落，劈劈啪啪打在我的脸上。视线模糊了，摘下眼镜低头擦拭，发现四周草丛和树干上有好多鲜丽的小点子。抬头，一惊，满天绯红！树很高，几乎隐没在雨雾之中，点点飞花拖着道道冷雨，纷纷坠落……
谜样金山寺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
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王守仁
我从小就对金山寺充满好奇与不解。
《白蛇传》里说法海和尚把许仙软禁在金山寺，白娘娘和小青跑去要人，法海不放。两个千年蛇妖就率领虾兵蟹将，引西湖之水去淹金山寺。
没想到法海道行更高，把袈裟一挥，成为一道长堤，水愈大，堤愈高，结果大水进不了金山寺，转去别处，把镇江给淹了，害死不少无辜的百姓。
小时候我心想，金山寺不是在镇江吗？为什么故事里好像是分开的？水漫金山寺，如果金山寺在镇江山上，当然会先把低处的市区淹了。怎么说大水转向，才淹没镇江呢？这故事显然不合理。
另外一个令我好奇的是，小时候读王阳明的故事，说王守仁很小就聪明极了，能作诗。有一回大人考他，指着金山寺说：“你就写金山寺吧！”
王守仁立刻摇头摆脑地吟道：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众人不信，叫他再作一首“望月”。
于是有了后代耳熟能详的：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高月更阔。”
我那时小学五六年级，读到这故事，羡慕极了，一方面佩服王守仁天才，小小年岁就写出这么好的诗，尤其是前面那首，我连看都看不懂。另一方面疑惑：金山是“水漫金山寺”的金山吗？为什么会小得像拳头？还有那“妙高台”，既妙又高，他是在台上对着月亮吹箫吗？为什么能“吹彻洞龙眠”？洞在哪儿？里面有龙吗？
所以我从小就在心里不断勾画“金山寺”“妙高台”的样子。更因为王守仁的两首诗都写月夜，加上神话中的白蛇、青蛇、法海、许仙，就愈发神秘而令我神往了。
直到十年前到镇江演讲，我问这儿有金山寺吗？举座大叫：“当然！”接着学生就带我去了金山寺。
“老师听说过骑驴上金山吗？”有学生问。看我不懂，笑说：“以前金山寺在江里，清朝末年，因为淤积，渐渐跟镇江市连在一块儿，所以当时最神的就是不必像以前，非坐船去不可，只要骑驴就能上金山了。”
才下车，远远看到金山寺，我就解了心中几十年的疑惑。
可不是“一点大如拳”吗！金山寺的好多建筑全盖在一个圆圆的小山头，怪不得旅游简介说，自古有所谓“金山寺里山，见塔见寺不见山”，因为山太小，建筑太密，好像不是寺建在山上，而是山被寺包覆着。
虽然缘山而建，寺院一栋接一栋.一进又一进，还有好多亭台步道，这许多建筑却井然有序，谐调中充满变化。我沿路而上，看远方的江面，想宋高宗时，金兀术率军进攻镇江，韩世忠如何跟梁红玉用计，先由韩世忠佯装失利，逃进江边芦荡，再由梁红玉在金山上居高临下，见金兀術追近，就擂鼓三通，藏在芦荡间的战船齐发，以寡敌众，把不谙水性的十万敌兵打得溃不成军。
最令我兴奋的是看到石上雕刻的“妙高台”三个大字，我暗在心里喊：“天哪！还真有妙高台耶！闲依妙高台上月，这就是妙高台！”
我非但登上妙高，还解了另一个疑惑：传说有一年王守仁去金山寺，看见山边一间禅房，有门没窗，门上还贴了封条，上了大锁。王守仁不知道为什么对那儿的景象非常熟悉，好像梦中见过，于是要僧人打开禅房。
僧人不肯，说里面有五十多年前坐化老和尚的全身舍利，绝不能对外开放。经过王守仁诉说自己的第六感，僧人才勉强同意。
撬开大锁，推开朽烂的房门，只见石床上端坐着一位栩栩如生的老和尚。王守仁大吃一惊：这老和尚怎么跟自己长得那么像？接着看到石壁上题着一首诗：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原来王守仁的前世就是那老和尚。
为了纪念这件事，王守仁才在妙高台上，作了那首“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的诗。
当天我特别在金山寺作了水彩写生。回到纽约之后，再根据写生，画了张金山寺月夜的小画，隔八年，意犹未尽，又画了一张六尺巨幅的《金山寺月夜》，大雄宝殿、天王殿、慈寿塔、妙高台、观音阁、楞伽台、留云亭，月色朦朦、江水悠悠、灯火点点、人影幢幢，一千六百多年的金山禅寺，笼罩着我童年记忆中的神秘面纱，静静地立在扬子江边。
明朝有意抱琴来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李白这首《山中与幽人对酌》，跟他的另一首名作《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差不多，说俗可以是极俗，放到一般诗社评选，都八成会被当作打油诗落选。但是往另一角度想，又极雅，好比村妇的粗棉布红花小袄，连巴黎时装设计师都抢着“偷学”。
第一句开门见山，“两人”和“山花”多直接啊！没说什么“雅士”，也没讲什么“奇葩”，人就是人、花就是花，何必绕弯子？
接下来更有意思了，“一杯一杯复一杯。”他为什么不说“一杯接一杯”，偏偏要用三个“一”，也不嫌啰嗦？问题是好比“庭院深深深几许”，连用三个“深”，愈显得庭院深深。也好比现代诗人写“防风林外有防风林外有防风林”，让读者感觉在广袤的平野，有一排一排又一排的防风林，那视觉效果好极了！
“一杯一杯复一杯”，两个人面对面却没说话，好像闷着头猛喝，唯恐说话影响了品酒，搞不好还喝完一壶又一壶，一壶喝尽，主人默默再取一壶来，喝！管你够！
然后，主人醉了、歪了、倒了，真没办法了。咕哝着说：“不行啦！我醉了！要睡了！你走吧！明天有意咱们继续，可记得抱着你的琴来……”
多干脆！多爽快！也因此看得出两人的交情与率性。
让我想到梁实秋在《雅舍小品》里说的，有一天他在家读书，有个朋友来，往对面一坐，梁去拿壶茶，那朋友就径自从架上取下一本书。各看各的书、各饮各的茶，一句话也没说。天晚了，朋友起身，把书放下，连个谢都没讲，转身，走了！
既得琴中趣，何必弦上音。既得心契，何必言喧？这就是中国文人的率性。
很欣赏这种境界，于是细细经营，以—个月的时间作了幅大画，画里没有对酌的人，只见石桌上两壶酒一只杯，一壶还倒了，所幸已经喝尽，才没把摊在案上的手卷弄脏。
手卷真了不得，行草写的是李白的《月下独酌》，上面还钤着“乾隆御览之宝”和“石渠宝笈”大印。
月亮门外一轮明月，临门一缸荷花。晚上，花半阖了，只一朵残荷，花瓣凋零在地。地面是黑白两色的小石子嵌成，与窗框及石凳上的雕花相呼应。石凳旁有一本落地的线装书，后面隐约可见一支摔破的酒壶，让人猜想这位对花饮酒的人是不是醉了？醉得糊里糊涂？连名贵的书画卷轴都不顾了？
这画中的主角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还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您猜！
山城的美丽与沧桑
第一次去九份，是那小镇最不得意的时候，昔日曾经因为采金繁荣的山城，没什么人，记忆中只有一条石阶穿过两边古老的建筑，直直往上，到九份小学的门口。我那时大三，不知是哪位同学说九份看山看海，非常美，就全班乘小火车过去。
我们坐在石阶上，看远处的海岬、不知名的小岛和无际的太平洋。台阶两边有好多野生小草，厚厚的叶子，有点像仙人掌，开着小黄花。风很大，女生的脸不断被头发盖住，好像加了胶水，紧紧黏在皮肤上，要用指甲拈，才能把头发拨开。写生器具更甭说了，才拿出画纸，就啪一声飞掉，大家只好找个茶馆避避风。
纯日式的建筑，榻榻米、格子门，低矮的小窗咔啦咔啦作响。万里无云，却好像有雾，透过窗上不平的手工玻璃，看到很奇怪的蓝天、扭曲的山峦，还有一长线一长线的白浪。
老板娘深弓着腰说，大家在这儿晚餐吧！不贵的，而且晚上的九份才美，有“小香港”之称呢！问题是我们这票穷学生还是不敢，尤其看那餐馆的陈设，虽然古老却很细致，还有，老板娘鞠那么深的躬，受不了！吓得我们十几个人付完茶钱就跑了。
到车站，天已暗，回头看山城人家，在晚霞里，像桃红色的积木，车一直不来，灯火纷纷点亮了。让我想到一位失去青春岁月的老妇，描描眉、扑扑粉，化个晚妆，在灯下还显出几分风韵与美丽的凄凉。
“九份”，据说因为早年那里只有九户人家，距山下又远，每次有人要进城买东西，都顺便带九份上来。直到光绪年间发现金矿，才一下子发了，发得灯红酒绿，除了淘金人，莺莺燕燕也从四处飞来，台湾第一家电影院都在那儿开张。“望海楼”变成“万花楼”，矿坑金尽变成床头金尽。怪不得侯孝贤会选这里拍摄《悲情城市》。九份就靠这部电影，从没落的矿山小鎮摇身一变，成为观光胜地。以那条长长的台阶为中心向两边扩张，各种小吃、土产、艺品、餐厅、民宿，加上巷子窄小，两边房子不断往上加建，还搭着遮雨篷，少了阳光、多了灯光，一串串红灯笼映着下面的人间烟火，成为二十四小时的夜市。
山城太高，窄窄的路，假日车多，全塞在路上。据说以前采金的时候，还有一条两千多公尺长的铁索道，通往海边的金瓜石和瑞芳。最近有退休的老矿工清除野草，让那铁索道又曝了光，也引起市府的注意，有意重开索道。
多好啊！想想，从海边坐上缆车，一路循着四十五度角的索道直上繁华的山城，既有古典与现代、繁华与孤危，又可以下到老礦坑，发思古之幽情，不是跟地中海那蓝顶白墙的希腊山城圣托里尼一样了吗？
谈到工人，也让我想起金矿没落之后，瑞芳成为产煤矿的地方。当我做记者的时候，曾去采访矿难，车子在一弯一弯又一弯的山路上疾驶，突然见到路边围着一群人，哭声在海风里颤抖。最记得有个妇人没哭，冷着脸对我说：我们家倒霉，上个月我丈夫跟另外一个人被压死，人太少，你们不来采访，现在死的人多，你们来了、大官来了、抚恤慰问也来了。我丈夫要死也该现在死，你们要来也该早点来。要是早点来，说不定大家小心，今天就不会塌，这么多人就不会死了。
我，还有摄影记者，呆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只是我也想，过几天，是不是又有许多女人，把便当交到丈夫手上，望着男人的背影，走向矿坑？
山城的繁华里有多少足够回味与不堪回首的往事？这个孤零零的小山城，真能成为“小香港”吗？在那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夹着许多港式口音，东方之珠的游客，到这儿会有怎样的感触？
风水流转、人世沧桑，九份，那九户人家还在吗？倒是常听人说：要去九份吗？记得带九份芋圆回来！
少年游，三人行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很少人不知道这首周邦彦的《少年游》。除了由于他写得生动，我相信更因为有关这首词的传说，那活色生香，甚至有点“限制级”的场面，怎能不令人印象深刻？
周邦彦正跟李师师温存，突然外面传来皇上驾到！周邦彦八成光溜溜，来不及穿衣服，只好匆匆抓着衣服鞋子钻到床下。好险哪！接着徽宗就进来了，还递给李师师一个新鲜的橙子。
后来有人评论哪儿能那么小气？皇上要给橙子一定是一筐，怎会只给一个？我则要说这样批评的人真是太不懂情趣了，如果皇上亲自抬来一篮，或叫人扛进一箱，有多俗？宋徽宗可是大艺术家，搞不好他还逗趣地，把橙子抛给李师师接呢！
美女倒也不怠慢，马上准备了亮如水的并州剪刀和白如雪的吴盐，纤纤十指切开新鲜的橙子。锦缎的幄幔隔开外面的寒气，兽首的铜炉吐出袅袅的香烟。两人对坐，调音吹笙。女子附耳小声问：今天夜里还回去吗？您听，城楼上已经敲了三更鼓，夜凉，如果结霜，马蹄容易打滑，不如留下吧？路上冷冷清清，可真没什么人了呢！
宋徽宗是否留下？周邦彦没写，搞不好他整夜躲在床下，听上面颠鸾倒凤翻云覆雨。这种色情小说的情节到了周邦彦手里，却能“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让人充分发挥性幻想，怪不得一路传诵到今天。
我以前教写作，也喜欢举这首词作例子。周邦彦好像拍电影，由小至大，先特写“并刀”和“吴盐”，再把镜头稍稍移动，呈现李师师的纤纤玉指。接着把新鲜的橙子破开，让人想象房间里弥漫一股橘皮的香气，顺势把镜头再拉远，呈现锦幄的华丽色彩和兽首铜炉的袅袅香烟。帘幕的软、香炉的硬，加上缕缕青烟的动态和嗅觉，意象真是好极了！
镜头再拉开，两位主角终于出现，还有调笙的动作和吹奏的旋律。可以说色彩、动作、旋律、香味、大特写、小特写、中远景全有了。最后，丽人终于开口，小小声带点试探和羞怯：今儿晚上还走吗？回家？又或是要去别人那儿？窗外远远传来咚！咚！咚！三更半夜了！镜头跳接到深夜的城楼巷弄和等在门口的马车，还有闪着寒霜的石板道。
“别走了吧！街上半个人影都见不到！”
风情万种的李师师有一句没说：
“倒是床下还藏了一个……”
石头的启示
小时候，父亲曾经一边磨墨，一边指着他的砚台对我说个恐怖的故事：“好的砚石难得，当溪里的好石头都被捡光了，砚石工人往往得缘溪寻找，看到水边有好石材，就拿着凿子开采，有时候一直挖下去，挖成一条山洞。因为洞很小，砚工得从洞口手牵手连成一串，把洞底挖到的好石头，一手传一手地递出来。更重要的是，外面的人发现溪水暴涨，能够及时示警，一个拉一个地把里面的人拖出来。
有一回，最前面的老父亲发现一块稀世的好砚石，小心地交给大儿子，千叮万嘱说：‘这可是宝贝，千万别掉了！大儿子一路传下去，传到小儿子手里。突然溪水暴涨，已经涌入洞口，外面的人狂喊着往外拉人，中间的小儿子却因为一手拿着宝贝石头，不敢松手，没拉住下面那只手，害得前面的爸爸和哥哥都淹死在洞内。”
大概因为这故事太惊心，从那以后我每次看到砚台，无论是便宜的学生砚、昂贵的端砚、歙砚或金沙砚，都会肃然起敬，想它一定是采砚人冒着生命危险，从溪水里捞出来，或石洞深处淘出的宝贝。
也因此我从十几岁就私藏砚台，还由于砚台而出过不少糗。譬如我高中参加作文比赛，特别拿了一方最好的砚台去，可是眼看别人用墨汁或墨膏，都写完好几行了，我还在那儿猛磨墨呢！等我终于磨好，一笔下去，又瞬间晕散，搞得手忙脚乱。
后来我才知道，照父亲教我的“轻研墨、重掭笔”或古人说的“磨墨如病夫”，磨出来的墨汁虽然细，却容易晕。加上我用的是端砚，磨出的墨更细，反不如烂砚台磨出的粗墨汁，容易控制。
还有一回，我到台北的“云和大厦”拜访张大千先生，心想他由海外回来定居才几天，恐怕没带文房四宝，特别新买了一方端砚去，当面磨墨请张大千先生挥毫。居然磨得满头大汗，还磨不黑。大千笑说：“我这里有，还是用我的吧，你的砚台不错，可太新了啊！上面打了蜡，当然磨不黑。”
又有一次，我去香港专卖书画用品的“文联庄”，看到台子上摆了几十个精雕细琢的端砚，而且个个“带眼”（一种圆形像眼睛似的石纹）。只有一方，既没雕饰也没眼，就像块扁扁的石头。我说：“怎还有这么一块？当纸镇哪！”当时店里的人都笑了，说全店最贵的就是那块纸镇。因为石头太好，怎么雕都是损失，所以干脆不动，做个“平板砚”。
我又问：“既无砚堂，又没砚池，怎么用呢？”老板说：“磨一点点墨也成，话说回来，根本不必用，摸摸也是享受。”
我闭着眼睛，摸摸这块又摸摸别的，发现果然这方平板砚特别细腻。那“腻”很难形容，它不是光滑，因为如果太光滑，好比在玻璃上磨墨，不容易发墨。那腻也不是软，因为软了，好比在砖上磨墨，会带泥沙而显得浊。当然它更不可能粗，因为如果粗得像砂纸，磨出的颗粒一定大，在上面掭笔也容易损伤笔毛。所以古人说“发墨而不损毫”的才是好砚台。
照这么说，好的砚石应该不软不硬。可我后来发现也不对，因为我洗砚台的时候，虽然用的力气不大，却能磨掉手上一层皮，有时候手上染了墨，只要在砚台上轻轻擦两下，墨渍就没了。可见那砚台表面看来虽然温润细腻，骨子里却很坚持，怪不得二水的雕砚师傅说，好砚石也是好的磨刀石。
谈到台湾的二水砚，可真不错！我书房里摆了两方，一黑一绿，好多书画界的朋友来访，都摸了又摸，问那是何方名砚。当我说出自二水，大家都瞪大眼睛：“二水居然有这么细的石头，而且这方绿的，怎么看都像来自金沙江啊！”
笔墨纸都不耐用，只有砚石像老朋友，可以谈心，它教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不平凡往往出自平凡，大含蓄里要有大坚持。它也教我做事的道理：要精雕一方砚台，先把底修平，稳了才能准。它还教我处事的道理：浸在水里的石头都漂亮，要看它有没有裂纹，就得捞出来，放在太阳下狠狠地晒！
它更教我教育的道理：任何一块平凡的石头，把它打磨光滑都会呈现美丽的质理和花纹！
我在美国大学教“中国美术概论”的时候，一定会带砚台到课堂上，教学生欣赏、触摸，然后在考试时出题：“如果你出去写生，只能带‘文房四宝里的三宝，有一样不能带，你可以不带哪一样？”
标准答案是：“砚！”
文房四宝砚为首，因为砚石能传世，不像笔墨纸，容易坏，所以好的砚台价值极高。但是相对的，砚又最平凡。少了笔墨纸都不行，只有缺了砚台的时候简单，随地捡块石头就能磨墨了。所以，不要忽视脚边任何一块石头，你可以想它们都是你的好帮手，个个都是小砚石。
童年的声音
我的童年是在台北市温州街与云和街之间度过的，那是个很特殊的地方，好比卡萨布兰卡或伊斯坦布尔，处在多种文明交会之处，撞击出异样的火花。
温州街的两侧，住的多半是台大教授，最记得正对门有位陈姓的老书法家过世，他那学者儿子用江浙调号哭：“爹爹啊！爹爹啊！”连着哭了半个月都不止。
我家右邻也令我怀念，最先住着一对老夫少妻，想必师生恋，那年轻貌美的妻子，总娇声细气地喊：“老师！老师！”她一喊，我老爸就说：“又喊了！又喊了！”我老妈则会瞪他两眼：“又没喊你，你听什么？”
老夫少妻没多久便移民美国，搬来台大医院住院部的主任，也姓刘，我们处得像是一家，甚至在墙中间开了扇小门以便走动。他家有三个女儿，常常玩耍尖叫，引得我竖耳朵。
左邻是位将军，太太念佛，每天传来咚咚咚的木鱼声，还有将军的嗯嗯声，大概有痔疮，他用力嗯嗯的声音，我隔墙都听得到。小时候顽皮，他嗯，我也嗯，帮着他使劲儿。后来他们搬走了，我娘说都是被我气的。
左对门住了位台大农学院的院长，家里有株当年很稀罕的昙花，每回夏夜灯火喧哗，都是赏昙聚会。他家再过去则是台军界俞大维的官邸，四周围住着一群星星，黑头车过，好多孩子会追在后面闻汽油味。吉普车更有意思，因为开车的是兵，比较会跟孩子玩。不过有一回我把沙土偷偷倒进车子的油箱，被兵抓到，狠狠地拧着我的耳朵骂。直到今天，我不准人碰我耳朵，包括我太太，都是因为那惨痛的回忆。
我家后面是“兵工学校”的军眷区，据说有不少早年汉阳兵工厂的骨干，个个是军火专家。他们管起孩子来也不凡，啪啪啪地“竹笋炒肉片”，夹着孩子“不敢了！不敢了！”的哀嚎声，让我每次看见那些挨揍的小朋友都敬畏三分，想他们毕竟是鞭子底下熬过来的人物。我也佩服眷区人家炒菜的架势，大概用的锅铲都是兵工厂的精钢打造，硬比我娘的响十倍，我虽见不到那些掌勺操刀的伯母，却能有“公孙大娘舞剑器”的想象。
十三岁那年，我家在一场大火中烧成了平地。公家以我父亲已逝为由，不为我们重建。我娘只好在廢墟上盖了间草房，成为当年的“最牛钉子户”。房虽简陋，只一片草棚搭在墙头，头顶几乎碰到屋檐，但四周木板通风透亮，加上外面废墟的杂草丛生、虫声啾啾，颇有乡居之感。厕所更见情调，那是整栋日式建筑唯一砖砌的地方，当四周陷落，粪坑就显得高高在上了。下雨天撑伞如厕，上面雨声不断，下面也点点滴滴。那阵子我正读李清照词集，自然想起“点滴凄清、点滴凄清、愁损离人，不惯起来听”。至于晴朗的日子感觉也好，深蓝夜空的拥抱下，看星星月亮移过一根根烧得焦黑的柱子，令人想起古希腊的剧场，再看看四邻窗内晕黄的灯光和幢幢人影，又是李易安“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的境界。
十五岁那年，我们这钉子户终于屈服，搬去金山街的一栋两层小木楼。楼下是间女子英文秘书班，对于我这个小男生，那声色真是不凡。一会儿仿佛置身番邦，楼下传来的是英语会话;一会儿咔答咔答高跟鞋声，想必在教走路的礼仪;一会儿乐声震耳，原来是交际舞蹈。偶尔经过楼下，还能看见一群吓人的白脸女鬼，竟然是用黄瓜汁、面粉和双氧水漂白皮肤的美容课。
小楼对面，隔着金山街有一大片违章建筑，每天当当当当是饺子铺在剁馅，噔噔噔噔是弹棉花店的弓弦震动，还时时有车喇叭猛响，是因为等着买手工馒头的顾客阻碍了交通。入晚就更热闹了，拉嗓子喊的是卖馓子麻花和臭豆腐的，吱扭吱扭加上吭当吭当，是推车子过来的面摊。蒸馒头、煮面和下饺子的蒸汽煤烟，在迷离的灯火映照下，大有辛稼轩《青玉案》“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朦胧之美。
我住的小楼虽不高，后面却可以俯瞰一大片平房，也就有野猫叫春和深巷寒犬的混声合唱。大概因为日式房舍的门户不严，那时有狗人家特多，而且多半养看门的大狗，当群犬齐吠，声势十分惊人。
至于人犬皆睡的深夜，后窗外又出奇地宁静，在那一大片鱼鳞似的灰瓦房舍间，甚至能听见哗啦哗啦的麻将、唧唧的三轮煞车，和盲人按摩师的悠悠笛音。
前窗外也逐渐安静了，总是先听见泼水声，大概是馒头饺子店打烊的例行工作，接着是厚重的上门板声。也幸亏门够厚，有一夜喊叫不断，对街映现一片火光，接着警笛呼啸开来好多救火车。原来是某家女儿的男友发疯，在水沟里倒了汽油点燃，所幸火很快就被扑灭了，除了门板上熏出些黑印子，竟然毫无损伤。
还有一夜打破寂静的是个山东老汉的哭声，从一片低矮的违建间传来。大概醉了，哭夹着喊，喊得断断续续，听得出几个重复的句子：“你不是说要带我们回去吗？怎么还不回去？再不回去……再不回去，我娘都死啦！”
男人的哭声，在深夜，很悲凉，悲凉得我一生难忘。
小小又大大的一条河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总流着一条河，那河很小，窄到跳远选手能一跃而过，但在我的记忆里它很大、很幽，而且源远流长。
它确实来自很远的山区。小时候舅舅在碧潭边上开了一家租车行，我常跟他去，每次夜间归来，才离碧潭不远，就能看见路边一条水渠，水很清很疾，好多妇人蹲在渠边洗衣。夜里的渠水特别明艳，灯火一闪一闪地跳动，有一种迷离虚幻的感觉。几十年来，这画面常在梦中出现，我想大概因为当时总想下车，看看那水渠真正的样子，却始终不敢说，所以后来“常入梦”。
所幸那水渠很长，由碧潭一路流，流过公馆、台大、醉月湖、辛亥路，进入我童年的世界。当时台大附近的渠上有个水闸，因为把水拦起来，所以闸门上下呈现很大的落差。我跟父亲散步时，常见好多小女孩蹲在水边，不是洗衣，而是洗电灯泡。父亲每次看到都会叹气，说多可怜哪！她们用硫酸洗电灯泡的铜灯头，好拿去卖。瞧瞧！她们的手，一块白一块白，都被强酸伤成什么样子了。父亲还骂电灯泡的工厂，专生产“摇头叹气”的烂东西。全新的灯泡，扭上去没多久，就“嘶”一声叹气，灭了！原来因为灯泡摇头脱落、漏了气！
那时我每天都要绕路过桥，去对岸的龙安小学上学。母亲常叮嘱我，千万别靠着渠边走，掉下去不淹死也得摔死。但我还是爱往渠边去，拨开路边的野草，伸长脖子看下方十几尺的渠道。
大概因为湿气重，水渠两边的石墙上，总是布满绿绿的青苔。与和平东路交会的桥边，有个木搭的茶棚，店面比路低，恰好架在水渠正上方。父亲带我进去过一次，临窗而坐，清风徐来，看下面潺潺流水，左右两排杨柳，沿着新生南路往信义、仁爱路而去，美极了！
只是这美，没几年，新生南路拓宽，水渠加盖，转入地下。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这水渠名叫“瑠公圳”。
据说“瑠公圳”是为了灌溉台北盆地的農田，早在一七四〇年，由漳州移民郭锡瑠（1705—1765）集资兴建的，因为新店溪、基隆河和淡水河，水面都比陆面低很多，除非用水车，不容易把水汲上岸。郭锡瑠不得不从新店溪上游的山区引水，甚至为了落差，造一条水桥，把水引到景美溪的对岸。可惜民众图方便，把水桥当成便桥行走，没多久水桥就垮了。瑠公没死心，又卖尽家产，打算挖一条水道，从新店溪河床下面把水引到对岸。可惜一七六五年一场山洪，又把水道冲坏，同年，瑠公就死了。后人继续把水渠完成，为了纪念瑠公，所以取名“瑠公圳”。
瑠公圳真是伟大的工程，它把水引到台北盆地之后，分为许多水渠支流，灌溉了几千甲①的土地，使台北一下子变得富裕繁荣。
我童年的那条小河就是瑠公圳的支流之一，由今天辛亥路一带斜斜地穿过台湾大学和早年的“兵工学校”，流过军眷区，进入文教区，再由师范大学旁边往北，流入剑潭。
脱离瑠公圳主流的小圳，虽然水小了、流得慢了，但是开始执行灌溉的任务，两边渠道由石砌变成泥土地，长满野草闲花，变成一条温柔的小河。
当时我家住在公教区与军眷区交界的云和街，我常穿过河边一户人家的院子，进入后面的眷区。那户人家姓杨，房子是利用河边地盖的违建，围墙非砖造，而是竹篱笆，上面爬满牵牛藤蔓，一年四季开着紫色的小花。他家的男孩也是我的好玩伴，我们常扒着临河的竹篱看水，那里没人干扰，又有好多柳树，树上站着翠绿的“鱼狗”，会像箭似的射入水中，再衔着鱼飞走。
我那杨姓的朋友也爱射箭，有一回他用自己做的“土弓”，居然射中一条黄色的水蛇。箭杆穿蛇头而过，他没下去拔箭，却守在水边半天，神气地指给每个经过的人看。
我也常跟他到小河里用畚箕捞鱼，一人拉着姜花，斜着身子，把畚箕伸进水里，另一人在岸上把风，看到有水蛇游来就大叫。我至今不知水蛇有没有毒，只记得它们长得五色斑斓，成排地齐头前进，长长的身子与水纹结合。水快，它们更快，瞬息掩至，又倏地消失。
小河上有个木桥，我常站在桥上扑打红蜻蜓，那些蜻蜓大概自认为飞行功力超棒，会算着人的高度，带点挑衅地卖弄。我则用个方法，先蹲着，等它们飞过时再突然跃起，狠狠地拍，居然常常得手。
我也在河边用鞋子打到过一只蝙蝠，它斜斜地落到对岸的草丛，我冒险涉水把它抓回家，先将蝙蝠长长的翅膀折好，再塞进瓶子，得意地秀给母亲看，把她吓得尖叫。只是第二天瓶盖没动，蝙蝠却不见了，从那以后好多年，我都认为蝙蝠懂得奇门遁甲。
眷区的大院是满载我美好回忆的地方，古榕树下总见老兵们摆龙门，说当年勇，最记得有个人笑说他跟日本鬼子肉搏，一刺刀捅进鬼子胸口，鬼子临死居然对他一笑。老兵边说边搔头：“不知是不是以前认识？”
眷区中间有一口水井，是用水泵的那种。我最喜欢抓着长长的杠杆打水，用力连压很多次，看那沁凉的井水，从前面的水口喷出。也爱看混帮派的小太保，秀白亮亮的武士刀。还在眷区边上的小店买过一包“新乐园”香烟，躲在角落里点着用力吸，呛得眼泪直流。
我家对面是公教区，住的不是台大教授就是军中高官。左边巷口为台军界俞大维的官邸，开黑头车的司机常跟附近的三轮车夫敞着嗓子聊天。
最记得那些拉三轮车的退伍老兵，身上一块又一块的刺青和伤疤，每个都说得出一段让毛头小鬼瞪大眼睛的故事。有一天他们运来好多竹子，在河边搭了间吊脚屋，我曾受邀进去参观，上上下下全是绿色的竹竿，浓浓的竹香，至今难忘。
但不知怎么回事，竹屋建成才几天就一夕间消失，地上没留半片竹屑，连他们和他们的三轮车都不见了。有人说是因为前面某将军说了话。对于这事，我小小的心灵很不解，也很不平。想想竹屋确实遮住了将军临河的风景，但他们是将军从大陆带来的子弟兵啊！
小河往北，经过一个早年日本学校的大院，再一弯，就由住宅区进入田野。我常在田埂上奔跑，怕弄得一脚泥，回家挨骂，后来干脆把鞋子脱掉。只是有一次跑回来，球鞋不见了！大概因此，直到今天，我常梦到鞋子被偷。
也记得小河在流进师范大学之前，进入一个集水的池塘。有人造了辆水上三轮车揽客，父亲病逝前一年，带我坐过一次。车后螺旋桨啪啦啪啦打水的声音，和池边老树间映过来的红红夕阳，常浮过我的脑海。
去年冬天回台，一位还住在附近的小学同窗，带我去“殷海光故居”参观，指着园中一个水泥砌的干池子说：“瞧！这是殷海光为他小孩玩水亲手挖的。”我问：“水呢？”
“水没了！因为瑠公圳没了，以前的小河早不见了。”老同学笑道，“其实还有。”接着带我走到院子后面，指着一片杂草说：“你看！那后面还有一点水，只一点点！制造蚊子的地方。”可不是吗？就在殷海光院子和后面人家的围墙间，我看到一条不过三尺的水沟，有些水纹，应该还是活水;也有些臭味，大概因为旁边的淤泥。
“真好！”我说，“我以为瑠公圳早没了，支流也都被四周新建的房子掩埋，没想到还偷偷在这儿流着，让我看到童年的那条河，那条在我记忆深处，小小又大大的一条河……”
①甲：台湾地区常用的土地面积单位，1甲约合2934坪，1坪约3平方米。
本辑责任编辑：林幼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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