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时候我住在朋友方的家里。
有一天我们吃过晚饭,雨已经住了,天空渐渐地开朗起来。傍晚的空气很凉爽。方提议到公园去。
“洋车!洋车!公园后门!”我们站在街口高声叫道。
一群车夫拖着车子跑过来,把我们包围着。
我们匆匆跳上两部洋车,让车夫拉起走了。
我在车上坐定了,用安闲的眼光看车夫。我不觉吃了一惊。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一个瘦小的背影。我的眼睛没有错。拉车的是一个小孩,我估计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四。
“小孩儿,你今年多少岁?”我问道。
“十五岁!”他很勇敢、很骄傲地回答,仿佛十五岁就达到成人的年龄了。他拉起车子向前飞跑。他全身都是劲。
“你拉车多久了?”我继续问他。
“半年多了。”小孩依旧骄傲地回答。
“你一天拉得到多少钱?”
“还了车租剩得下二十文钱!”
我知道二十文钱就是四角钱。
“二十文钱,一个小孩儿,真不易!”拉着方的车子的中年车夫在旁边发出赞叹了。
“二十文钱,你一家人够用?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方听见小孩的答话,也感到兴趣了,便这样地问了一句。
这一次小孩却不作声了,仿佛没有听见方的话似的。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想大概有别的缘故,也许他不愿意别人提这些事情,也许他没有父亲,也许连母亲也没有。
“你父亲有吗?”方并不介意,继续发问道。
“没有!”他很快地答道。
“母親呢?”
“没有!”他短短地回答,声音似乎很坚决,然而跟先前的显然不同了。声音里漏出了一点痛苦来。我想他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有个妹子,”他好像实在忍不住了,不等我们问他,就自己说出来,“他把我妹子卖掉了。”
我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这个“他”字指的是什么人。我知道这个小孩的身世一定很悲惨。我说:“那么你父亲还在──”
小孩不管我的话,只顾自己说下去:“他抽白面,把我娘赶走了,妹子卖掉了,他一个人跑了。”
这四句短短的话说出了一个家庭的惨剧。在一个人幼年所能碰到的不幸的遭遇中,这也是够厉害的了。
“有这么狠的父亲!”中年车夫慨叹地说了。“你现在住在哪儿?”他一面拉车,一面和小孩谈起话来。他时时安慰小孩说:“你慢慢儿拉,省点儿力气,先生们不怪你。”
“我就住在车厂里面。一天花个一百子儿。剩下的存起来……做衣服。”
“一百子儿”是两角钱,他每天还可以存两角。
“这小孩儿真不易,还知道存钱做衣服。”中年车夫带着赞叹的调子对我们说。以后他又问小孩:“你父亲来看过你吗?”
“没有,他不敢来!”小孩坚决地回答。虽是短短的几个字,里面含的怨气却很重。
我们找不出话来了。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思索过。在我知道了他的惨痛的遭遇以后,我究竟应该拿什么话劝他呢?
中年车夫却跟我们不同。他不加思索,就对小孩发表他的道德的见解:“小孩儿,听我说。你现在很好了。他究竟是你的天伦。他来看你,你也该拿点钱给他用。”
“我不给!我碰着他就要揍死他!”小孩毫不迟疑地答道,语气非常强硬。我想不到一个小孩的仇恨会是这样的深!他那声音,他那态度……他的愤怒仿佛传染到我的心上来了。我开始恨起他的父亲来。
中年车夫碰了一个钉子,也就不再开口了。两部车子在北长街的马路上滚着。
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我知道对于他另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伯,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
生活毕竟是一个洪炉。它能够锻炼出这样倔强的孩子来。甚至人世间最惨痛的遭遇也打不倒他。
就在这个时候,车子到了公园的后门。我们下了车,付了车钱。我借着灯光看小孩的脸。出乎我意料之外,它完全是一张平凡的脸,圆圆的,没有一点特征。但是当我的眼光无意地触到他的眼光时,我就大大地吃惊了。这个世界里存在着的一切,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存在的。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强、这么坚定的眼光。
我们买了票走进公园,我还回过头去看小孩,他正拉着一个新的乘客昂起头跑开了。
1934年6月在北京
木匠老陈
生活的经验固然会叫人忘记许多事情。但是有些记忆经过了多少时间的磨洗也不会消灭。
故乡里那些房屋、那些街道至今还印在我的脑子里。我还记得我每天到学堂去总要走过的木匠老陈的铺子。
木匠老陈那时不过四十岁光景,脸长得像驴子脸,左眼下面有块伤疤,嘴唇上略有几根胡须。大家都说他的相貌丑,但是同时人人称赞他的脾气好。
他平日在店里。但是他也常常到相熟的公馆里去做活,或者做包工,或者做零工。我们家里需要木匠的时候,总是去找他。我就在这时候认识他。他在我们家里做活,我只要有空,就跑去看他工作。
我那时注意的,并不是他本人,倒是他的那些工具:什么有轮齿的锯子啦,有两个耳朵的刨子啦,会旋转的钻子啦,像图画里板斧一般的斧子啦。这些奇怪的东西我以前全没有看见过。一块粗糙的木头经过了斧子劈,锯子锯,刨子刨,就变成了一方或者一条光滑整齐的木板,再经过钻子、凿子等等工具以后,又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像美丽的窗格,镂花的壁板等等细致的物件,都是这样制成的。
老陈和他的徒弟的工作使我的眼界宽了不少。那时我还在家里读书,祖父聘请了一位前清的老秀才来管教我们。老秀才不知道教授的方法,他只教我们认一些字,呆板地读一些书。此外他就把我们关在书房里,端端正正地坐在凳子上,让时间白白地过去。过惯了这种单调的生活以后,无怪乎我特别喜欢老陈了。
老陈常常弯着腰,拿了尺子和墨线盒在木板上面画什么东西。我便安静地站在旁边专心地望着,连眼珠也不转一下。他画好了墨线,便拿起锯子或者凿子来。我有时候觉得有些地方很奇怪,不明白,就问他,他很和气地对我一一说明。他的态度比那个老秀才的好得多。
家里的人看见我对老陈的工作感到这么大的兴趣,并不来干涉我,却嘲笑地唤我做老陈的徒弟,父亲甚至开玩笑地说要把我送到老陈那里学做木匠。但这些嘲笑都是好意的,父亲的确喜欢我。因此有一个时候我居然相信父亲真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对老陈说过要跟他学做木匠的话。
“你要学做木匠?真笑话!有钱的少爷应该读书,将来好做官!穷人的小孩才学做木匠。”老陈听见我的话,马上就笑起来。
“为什么不该学做木匠?做官有什么好?修房子,做家具,才有趣啊!我做木匠,我要给自己修房子,爬到上面去,爬得高高的。”我看见他不相信我的话,把它只当做小孩子的胡说,我有些生气,就起劲地争论道。
“爬得高,会跌下来。”老陈随口说了这一句,他的笑容渐渐地收起来了。
“跌下来,你骗我!我就没有见过木匠跌下来!”
老陈看我一眼,依旧温和地说:“做木匠修房子,常常拿自己性命来拼。一个不当心在上面滑了脚,跌下来,不跌成肉酱,也会得一辈子的残疾。”他说到这里就埋下头,用力在木板上推他的刨子,木板嚓嚓地响着,一卷一起的刨花接连落在地上。他过了半晌又加了一句:“我爹就是这样子跌死的。”
我不相信他的话。一个人会活活地跌死!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见人说过。既然他父亲做木匠跌死了,为什么他现在还做木匠呢?我简直想不通。
“你骗我,我不信!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做木匠?难道你就不怕死!”
“做木匠的人这样多,不见得个个都遭横死。我学的是这行手艺,不靠它吃饭又靠什么?”他苦恼地说。然后他抬起头来看我,他的眼角上嵌得有泪珠。他哭了!
我看见他流眼泪,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就跑开了。
不久祖父生病死了,我也进了学堂,不再受那个老秀才的管束了。祖父死后木匠老陈不曾到我们家里来过。但是我每天到学堂去都要经过他那个小小的铺子。
有时候他在店里招呼我;有时候他不在,只有一两个徒弟在那里钉凳子或者制造别的物件。他的店起初还能够维持下去,但是不久省城里发生了巷战,一连打了三天,然后那两个军阀因为别人的调解又握手言欢了。老陈的店在这个时期遭到“丘八”的光顾,他的一点点积蓄都给抢光了,只剩下一个空铺子。这以后他虽然勉强开店,生意却很萧条。我常常看见他哭丧着脸在店里做工。他的精神颓丧,但是他仍然不停手地做活。我听说他晚上时常到小酒馆里喝酒。
又过了几个月他的店终于关了门。我也就看不见他的踪迹了。有人说他去吃粮当了兵,有人说他到外县谋生去了。然而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了他。他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了几件木匠用的工具。
“老陈,你还在省城!人家說你吃粮去了!”我快活地大声叫起来。
“我只会做木匠,我就只会做木匠!一个人应该安分守己。”他摇摇头微微笑道,他的笑容里带了一点悲哀。他没有什么大改变,只是人瘦了些,脸黑了些,衣服脏了些。
“少爷,你好好读书。你将来做了官,我来给你修房子。”他继续含笑说。
我抓住他的袖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告辞走了。他还告诉我他在他从前一个徒弟的店里帮忙。这个徒弟如今发达了,他却在那里做一个匠人。
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老陈。我虽然喜欢他,但是过了不几天我又把他忘记了。等到公馆里的轿夫告诉我一个消息的时候,我才记起他来。
那个轿夫报告的是什么消息呢?
他告诉我:老陈同别的木匠一起在南门一家大公馆里修楼房,工程快要完了,但是不晓得怎样,老陈竟然从楼上跌下来,跌死了。
在那么多的木匠里面,偏偏是他跟着他父亲落进了横死的命运圈里。这似乎是偶然,似乎又不是偶然。总之,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就这样地消灭了。
1934年秋在上海
编后记:
巴金的《一个车夫》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前者晚写14年。巴金写这篇作品的时候才32岁,不知道还健在的鲁迅读过没有。
小说中的小孩独立性较强,父母的无能逼出儿子骨子里的仇恨,竟然要杀死父亲而后快。时下新闻报道里,有闻儿子上了大学,却总是去网吧打游戏,频频向父母伸手而不得,也会动手动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写照社会关系。这是我读这篇作品时的意外收获。
巴金说,他写作不是为了做作家,他的写是有话要说。在《木匠老陈》里,作为父亲的死和木匠老陈的死好像有必然的联系,都是为那个时代的生活所逼迫。木匠老陈的悲剧和时代有关,小说超越了时代。(李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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