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

　　中文系能不能出作家

　　北京人艺开设“话剧编剧人才培养”研修班，由很多著名导演、评论家、剧作家授课。开班仪式上，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发表讲话，希望能培养出像汤显祖、郭沫若、老舍这样的人才。北京人艺院长任鸣说，要打造更多原创的作品，培养一批青年编剧人才。

　　北京人艺有一个非常传奇式的文化传统。记得最初来北京就在人艺看戏，后来在美国，有一次家里开派对，很多华人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聊到半夜谈兴最浓的是阿城和汪晖。他们有很多观点和趣味都不相同，可是在一个话题上却有着共同的热情，那就是谈论北京人艺。

　　与此相关的，现在很多学校纷纷开设创作班，莫言等作家也挂名。我做过多年中文系主任，研究当代文学，也认识很多作家。经常被问到这类问题：大学中文系能不能培养作家？中文系里该不该开设创作课程？这些是两难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

　　赞成的一方说，中文系评论研究文学，文学气氛最浓，讨论文学的道理、知识、规律，也有机会锻炼文笔，因此最适合在这里培养、选拔作家。

　　反对的一方说，中文系只是传递知识，知识属于科学范畴。而文学创作是艺术，更多是靠积累，靠才情、灵感、经验，而不是研究归纳材料，所以中文系很难培养作家。

　　在古代传统中，古人相信文学评论是文艺的一部分。可是二十世纪形式主义以后，把文学评论看做是有关文学艺术的科学，属于科学范围。正方还可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可是其他的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虽然需要天才灵气，但也需要训练技术，没有训练，音乐家、画家怎么成才呢？所以作家也应该是可以培养训练的。

　　反方说，汤显祖暂且不论，郭沫若当年学什么？学医。老舍呢？师范，后来一直教中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是他妈妈洗衣服的大宅院。郭沫若创造社里的成员，郁达夫原来是学经济的，成仿吾是学军火的，张资平学地质的，他的小说题目叫《冲击期化石》。鲁迅曾经嘲笑他，说他的小说就是一个三角。

　　有人做过调查统计，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作家最多的两种职业，一个是医生，第二是记者。有一定道理，医学是研究人的，文学也是研究人的。记者见多识广，知道很多内情，而且有写作冲动。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的作家主要来自于文学系。当代作家中，莫言来自军队;余华是牙医;王安忆写过《69届初中生》，现在虽然是复旦大学教授，可她并没有正规的大学学历;贾平凹是工农兵学员;张承志的专业是中亚史。当代最主要的这些作家，正规读中文系的极少。

　　我倒是一直在中文系，也给作家班讲过课。1988年，我和上海评论家吴亮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做了一次讲座。那时学员里的莫言已经出名，我们只是跟他聊天，他没来听课。学员里还有余华、洪峰、徐星、李兰妮等等。鲁迅文学院很出人才，可是学员进去的时候已经是作家了，出来自然有收获。

　　我所在的岭南大学也开设创作课，前后请了阿城、李昂、白先勇、王安忆、马原、格非、张大春、苏童、陈冠中等作家来讲创作。说实在话，对学生学中文有好处，但学生当中有没有出作家，我到现在仍然不敢说。

　　现在最有效的创作培训是各大网站，培训运营微信公众号，告诉他们怎么寻找自己固定的粉丝;怎么根据自己的特长，满足读者的爱好;还要考虑广告植入的需求，直接跟产品挂钩。“文化工业”，以前是工业靠文化，现在倒过来，文化靠工业。在把作品完全当做产品的写作潮流中，我倒觉得大学开开创作课，讲讲文学的基本原理，也是有好处的。文学说到底，首先必须从自己出发。托尔斯泰的说法是，只有作家自己感动了，才可能感动人。为他人而做的，始终只是产品、商品。

　　最后，跟其他艺术培训比，画画、音乐学了一年半載，虽然你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天才，但是大概能够判断是否入得了这一行。唯有文学例外，就算读了文学培训班一无所成，照样不必气馁，有人十六岁成为天才，但像蒲松龄、鲁迅那样，也可以大器晚成。说一句鼓励的话，今天可以不进中文系读书，将来也许你的作品可以进中文系变成教材也未可知。

　　各说各话的方言

　　据说目前每十天就有一种方言在消失，那么我们中国人到底要不要、该不该、能不能保护我们各地的方言？

　　前些日子看到一个新闻，汪涵拿出了四百六十五万做一个方言调查计划。这个计划要用五至十年，组织十支调查队，去五十三个调查地搜集研究。汪涵懂很多方言，他的父亲是苏州人，所以他对苏州话情有独钟，尤其是喜欢弹词开篇——就是评弹。

　　我们知道昆曲已经被列入了保护计划，可是评弹现在却在社会上被全球化的文化工业搞得非常边缘化。我还记得小时候去看弹词开篇，实在非常精彩。一男一女坐在那里，手拿两把琴，一会儿扮演叙述者，一会儿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物。你要研究文学、讲究叙述，弹词是极有价值的。

　　我自己其实也挺喜欢听苏州话的，吴侬软语。有话说，宁可跟苏州人吵架也不要跟宁波人客气，苏州人说“我要打你一个耳光（苏州方言）”，听上去也很舒服。宁波人“要请你吃饭（宁波方言）”，客气的话真是跟吵架一样。

　　我近日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帖子，说流传于中国有十种难懂的方言，倒数第十种是天津话，其次是山东话、四川话、长沙话、陕西话，然后是沪语，再后是苏州话，最后三种是闽南话、粤语跟温州话。其实这都不准确。据我所知，在浙江、我的家乡天台下面一点的黄岩，每一个县的方言都不一样。最简单、最靠谱的归纳还是鲁迅说的：中国话分五种，北方话是一种，吴越是第二种，两沪川贵第三种，第四种福建话，第五种广东话。

　　回顾中国历史，我们都说中国之所以两千年文化不散，主要就是因为“书同文”，科举统一了中国。其实这话只说出了一半，中国两千年来文字是全国统一的，可是语言从来都是各说各话。每一个地方人们为官做生意要去讲官话，但是所有的人也都是讲自己母语的。在我看来，文字的统一与各自说自己的母语，这是中国文化的两大法宝，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

　　今天全国各地有很多中文系，有些中文系不好好研究文学，到处在办什么主持人专业。主持人专业学什么呢？搞各种各样的秀。在我看来政府应该拨款，教育部应该建议每个地方的中文系研究当地的方言，研究当地方言的历史变化，要用各种形式把当地最典型的方言通过音频记录下来，要不然将来典型的方言大家都不会说了。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方言能不能入文？文即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张爱玲为什么要翻译《海上花列传》？《海上花列传》就是在把苏州话翻译成普通话。

　　说实在的，方言也不是完全平等。我们看到，春晚上的东北话就被优待，而福建话“化肥挥发（方言音译）”却被嘲笑。其实广东话、上海话长期以来在春晚里担任了反面角色，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无意识的因素。也有人统计过，春晚的收视率由北向南逐步递减。回到一百年前北伐的时候，差一票粤语就成了国语。

　　英文有句说法，什么叫语言？语言就是由警察保护的方言，就是由政权认可的方言。为什么广州电视台出现一点从粤语到普通话的转变就有那么多人要抗议？说实在话，粤语的促进工作干得还算不错，有粤语歌曲，还有一些电影的支撑。我最感慨的是沪语的困境，上海现在一方面是外来人口很多，另一方面所有正式的媒体全部都是讲普通话，沪语就被压缩到非常低俗的、滑稽戏的层面。年轻的一代人，连第一人称的“我”都不会发音，真是无话可说。

　　说回大道理，我们都知道祖国是母亲，可是希望大家不要忘却我们的母语。在这个意义上，我支持汪涵的计划。

　　更换了记忆，就是更换了生命

　　早在2015年就有媒体报道称，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赛吉尔·卡纳维罗将和任晓平的团队合作，在2017年进行世界首次“换头”手术，在医学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最新报道，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岳称，“（换头术）一旦实施，就是中国临床界的耻辱”。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弗兰克斯坦教授认为，卡纳维罗医生就是一个疯子。然而，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斯皮里多诺夫已经愿意成为该手术的志愿者。他患先天脊椎性肌肉萎缩症，全身伤残，骨骼畸形。如果一切顺利，医生将为他寻找一个新的被诊断为脑死亡、但全身器官健康的身体。

　　有趣的事情是，同一个手术却有两个名称。媒体上引人争议的叫“换头”手术，可是任晓平医生却称之为“换身体”的手术。这一名称的不同引起了我的兴趣，当然不完全是医学上的兴趣。我的父亲是名医生，做过数十年的医院院长，但我对中医西医都是外行。我最感兴趣的是话语上的问题，为什么“换头”手术会引起伦理学的争议？在隐喻和话语层面，我们一直在用“换头”或“换身体”两个医学术语。革命，英文是revolution，源自拉丁语，本义是翻转、颠倒。拉丁语在十三世纪演变为法语，十四世纪变成英文，当它在十九世纪前后进入汉语时，却被翻译成了我们古而有之的概念——革命，汤武革命。大家想想“翻转”跟“革命”的区别。

　　我忍不住设身处地地想，假如真有这样一台手术，手术后的这个人到底是换了头呢，还是换了身体呢？

　　现代醫学道德是否允许或鼓励我们换身体？上海第六医院当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手术叫“断指再植”，手指断了把它重新接上去，脚、手臂也都可以接。不仅是四肢，上身的一些重要器官也可以换，比如换肾已经很普遍了。传说有人一夜情醒来，不是添了对异性美好的回忆，而是发现自己少了一个肾，听起来很可怕。人体最关键的部位——心脏，以及其他器官——如肝、肺、胃、肠能不能整体更换，应该只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至于最敏感的生殖器，不要说因为患病需要处理，就算健康的人，也可能因为头脑或神经系统的指挥主动去变更自己的器官，这叫变性。所以，不论是为了救命，还是为了形象、趣味、爱好，换身体已经被普遍接受，争议点恐怕只是换整个身体，还是局部地换。

　　医学界的考虑是非常经济的，一个好的身体本来可以分开救几个人，现在只用在一个人身上，准确地说是用在一个人的头下面，有些资源浪费，应该缺什么换什么。就像在象征层面上发展经济，哪些地方不足去发展哪些地方，何必一定要彻底地改天换地呢？现在都知道，顺应自然、环保型的经济比较好，彻底地移山填海，有必要吗？除非特殊情况，穷山恶水不得不愚公移山;另外也有特别有钱的，比如迪拜造人工岛。

　　霍金有非常出色的大脑，假如他要换一个健康的身体，继续对地球、宇宙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许大家都能接受。反过来，一个有权有势的女人要为自己接一个丰乳肥臀的死囚的身体，也许大家会感到不满。看来，换身体要有合理的理由，获得人们认同的可能性才比较大。

　　再说换头。头上面有什么东西换不得呢？双眼皮，隆鼻子、耳朵、嘴唇，很多人从韩国回来，护照照片跟本人都对不上号，没法入境。电视节目里那么漂亮、被观众奉为白日梦偶像的演员，据说都是人工整出来的。现在爆红的“网红”经济里那些直播女主持，脸怎么都长得一个样！脸上几乎没有哪个部位是动不得的。

　　外表可以动，里面呢？脑子里长了瘤，可以做手术切除一部分。想想真可怕，我们有时候改造思想，不也在进行“换头”手术吗？很多人整容，不都是“改头换面”吗？这么讲起来，“换头”手术也没有什么伦理上的禁忌了。

　　我的身体换了一个头，这还是我吗？从医学、人道角度来讲，头上的眼、鼻、喉、耳、口均可换，部分脑细胞、神经系统也可以换，智商、情商要是换得好的话很多人也愿意换，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更换的——一个人的记忆。一个人失去了独特的记忆——他所经过的苦难、幸福、爱情、奋斗凝聚起来的、充满琐碎细节的记忆，他对父母亲、祖先、朋友、家国的记忆——他就不是原来这个人了。在这个意义上，更换一个人的记忆，就是更换一个人的生命。

　　虽然从唯物的角度看，身体的物质需求决定人的思维精神。如果A的头与B的身体真能结合，合成的新人还是A。如果“换身体”的手术在将来可行，人们担心的是有财富、有权势者滥用，以延续他们无边的财富与权势。至于“换头”手术，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更换了一个人的记忆，他就不再是这个人了。

　　如果是一个社会呢？身体是经济、民主、衣食住行，头是文化、政治、意识形态，那么在巨大变革的时代，“换身体”与“换头，又是一个怎样的象征关系呢？

　　莫言之后，还有谁能获诺贝尔奖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来了。至少最近十几二十年来，每到这一天，各地的中文媒体都要忙碌紧张一番。记得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北岛还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每到这一天，台湾、香港的媒体就会赶到美国，在他家或者办公室等候，希望得到第一反应。北岛每年都被弄得很烦。其实现在已经有两位当代中文作家获奖了，另外还首次有中国人获医学奖，即便这样，仍然没有完全缓解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饥渴，尤其是对文学奖的重视。

　　记得多年前也是这个时候吧，稍早一些，忘了哪个网站打电话，说莫言最近很被人看好，问我从评论家的角度来讲，他有没有机会？我当时相当肯定地说，莫言是会获奖的，迟早的事，结果那一年就获奖了。事后，因为时间记录在案，很多媒体就把我看作是预言很准，以后还常常问我。说实在话，要是对别的赌盘也这么灵，那我早发了。其实我对莫言也是有点批评的，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直生气。

　　我那时为什么那么肯定莫言会获奖呢？在这之前我见过马悦然，跟他有过谈话，还有一次我在岭南主持过葛浩文教授的太太的一个演讲之后，跟葛浩文还有刘绍铭、郑树森教授一起吃饭。大家知道，葛浩文教授是莫言的主要英文翻译者，对于推广莫言的作品在海外功劳非常大。

　　除了这些私下的谈话以外，更多的还是基于一些逻辑分析。王安忆曾经开玩笑说，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好像中六合彩。她的意思是说此事有很大偶然的成分，并不必然代表文学成就。这六合彩有哪些必然的条件？我们都知道，所谓偶然性其实是多种必然性的交叉，六个幸运符号，六个基本条件。一是写中国乡土;二是写中国革命;三是用现代派手法;四是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传统有点关系;五是要有点不同意见;六是要有好的西方文学翻译。以此为例再看莫言，当然很清楚莫言写乡土，莫言现代派，莫言触及中国革命，莫言有好的翻译这四条非常准。莫言早一两年已获提名，但是因为大家过分强调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反而不利于得奖。结果当年翻译家陈安娜翻译了《生死疲劳》，而《生死疲劳》用了章回体，因此海外很多评论家就认为这是跟传统中国文学的一个关系，就满足了第四条。所以依据这样的逻辑，我当时认为莫言会获奖。我不怕得罪人地说，莫言在中国文学界的确是非常有成就的。

　　诺贝尔文学奖是欧洲中心主义，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纯文学的尺度，又夹杂着政治的考量，大家也说了这个奖遗漏了很多伟大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当中，鲁迅就谢绝了，沈从文就错过了——据说1987年就提名，1988年沈从文的作品翻成瑞典文，可是1988年沈从文过世了。但是，不管你怎么看，这还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也许它不大会改变行内人士对某个作家在本国文学中的评价——我们不会因为莫言获奖，就完全改变莫言跟王安忆、余华、贾平凹这些作家之间的关系、评价，但是在一般的读者和外国人看来，莫言现在肯定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之一。就好像我们看日本文学，首先会想到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看印度文学首先和最后都会想到泰戈尔。

　　我有个预感，最近几年还会有中国作家获奖。北岛依然有希望，尤其是他身体不好，从这个角度我很希望他获奖，代表《今天》这个杂志，代表1978年。最有实力的中国作家，从语言、乡土根底上看是贾平凹，可惜他的小说太难翻译了。据说葛浩文要翻《废都》了，但是谁来翻《古炉》呢？翻译是一个大问题。我看了一下，好的翻譯家如果是洋人，就有一个华人的老婆。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多鼓励一下翻译界的跨域婚姻，这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倒是非常有好处。

　　最近又看到有一个名单在传，有十几个作家上榜，据说有张悦然、章诒和等等。如果这只是一些民间人士的个别建议，那没关系，如果是官方推荐，我想说效果不一定好。

　　作家李锐，还有近年的阎连科呼声一直很高，有点墙内开花墙外红。台湾文坛对于大陆作家的获奖多少有些不服气。的确，在台湾看来，余光中、白先勇、杨牧等作家的文学、甚至文字的功力非常了得，但不知道为什么机会还不是很大。香港有个金庸，有很多商界人士推荐，据说作家自己也十分在意。但我想金庸是另外一个路子的大家，他的成就已经遍及全球华人世界，得不得诺贝尔奖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