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从中国大陆以留学、陪读、打工、访学、经商、婚嫁等形式移居加拿大，在他者文化的关照下，以华语进行创作的，反映其移居加国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方面状况的小说创作，被称为加拿大新移民文学。福克纳小说《喧嚣与骚动》中的最后一句话，让一个家族叙事者，成为跳出三界外的俯视者，形成一种悲天悯人的气势。如果边缘写作成为第三只眼写作，写作的角度和意义就有了发展，具有冷静客观的写作气质。有人称海外华文文学是第三空间写作，是第三只眼看世界。因为他们的写作，华文的疆域在不断扩展，华人集体记忆在不断丰富。有人说华文写作者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历史的记录人，记录着华人在异国的生命历程，同时，以一个国际人的姿态，在不断缩小的地球空间，展示着人类共同的命运和复杂多变的历史。陆蔚青说，“自己常感到岩石的力量，沉默不动，然而每一刻都随着时空旋转;世界是一个村子，坐地日行八万里，东方和西方，世界人民是邻居，分享纽曼街的故事无关民族和文化，只是有关人性”。因此，以“第三只眼”的视角进行有温度的写作，抒发异国他乡的家国情怀，书写加国努力生活的平凡小人物，展现华人文学世界性的亲和力。
一、“第三只眼”中，华人移民本土化经历
移民文学出自各国移民作家之手，延续着移民输出国家的价值观和生活内涵。当今海外华人移民作家之中，其作品中的文化认同，呈现出从自卑到自省、从割裂到融合的多元化特征。新移民作家在国籍和文化身份的双重转换中，逐渐培育出对移居国的文化趋同，这是现实境遇和长远目标中的最终选择，也是一段充满着阵痛和新生的复杂历程。因此，移民作家大多会经历一段聚焦个人“漂泊史”和“创业史”的书写阶段，逐步脱离“自抒怀抱”的主观型写作之后，移民作家的观察视角和写作视野会发生变化，从关注自我过渡到关注群体，从“自叙体”写作升级为“史诗叙事”。在魁北克华文作家中，来自中国黑龙江的陆蔚青，是强调“在地”书写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陆蔚青曾在黑龙江艺术研究所从事地域艺术史料的挖掘整理工作，并在黑龙江晨报社做副刊编辑，2000年移民魁北克，定居魁北克蒙特利尔市，这些经历都成为后来写作的财富。近年来，作为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理事，陆蔚青以文学活动为主，先后担任蒙特利尔《路比华讯》专欄作者，《七天》周报文学版面“北往”编辑和专栏作者，《北京晚报》专栏作者，出版有小说集《漂泊中的温柔》，散文集《曾经有过的好时光》，童话小说《帕皮昂的道路》，作品入选多种选本。2018年6月在《鸭绿江》文学发表中篇小说《纽曼街往事》，后又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之后中篇小说《乔治竞选》发表在《山花》，先后被《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小说中生活空间背景，全部定格在魁北克地区。正如她自己所说：“这是蒙特利尔生活赠予我的珍贵财富”，“生活在海外，几年和几十年的人生体验是完全不同的，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表现出生活在海外多年的经验，写出深邃的精神内涵，而不是浮光掠影”。和大多数书写“漂泊史”和“创业史”的移民作家不同，陆蔚青刻意淡化了华文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乡愁意识”，而表现出“既来之，则安之”“入乡随俗”的心理文化特征。陆蔚青在海外创作的作品中有一种迷人的合力，来自多组有张力的文本气质对比和体现：如外倾性和内倾性、国际性与原乡性、传统性和现代性……移居到加拿大后，其作品表现的地域和族裔背景都在扩大，北美原居民、南美古巴人、当地华裔……都被纳入文学创作的视域。陆蔚青的小说中也有以魁北克华人移民为小说主人公，探讨移民能否“入乡随俗”的本土化命题，通过移民本土化过程中的苦难境遇和心灵冲撞，聚焦移民在祖籍国文化和移民国文化之间的彷徨、失落和痛苦的适应过程。陆蔚青创作谈中说：“我所携带的文化因素，曾经与周边的环境，发生情感上的抵触，而其他族裔的朋友，对我的想法也曾感到新奇和陌生。我以一个新来者的耐心入乡随俗，从生活习俗开始，乃至价值观念。”《纽曼街往事》中描写了加国人对中国的误读的情节，甚至大人们用“再不听话，就让你挖一条地道，一直挖到中国去”把孩子吓哭。
对于所有加拿大华人移民来说，从对中国本土的渐行渐远到对加国文化的逐渐适应和认同，是一个质疑、撕裂并螺旋式认同的痛苦历程。从中华文化逐渐转向移居国文化的过程中，人们面临着不断远离故土、放弃“原乡”的文化痛苦。内外文化的摩擦甚至对立，会不断让其产生心理上的失衡。对于每一个华人移民来说，法律法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每个人都必将经历一段“否定”与自我否定、自我适应和成长的过程。以《日落》为例，“那是因为我们在文化休克中，忽略了新世界可能有的陷阱。当我们像山中的野马跑到平原时，会被新鲜的地形地貌、人文环境吸引而目不暇接。那是最兴奋的时候，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在这些表现魁北克华人移民生活的小说中，陆蔚青并没有注目或者反映华人移民生计的艰难，而注目于他们忧郁的心灵和对移民国文化背景的疏离感。“在一个既不属于自己却又不得不依赖的生息之地生存，物质相对充裕而精神却没有归宿，在彷徨的漂泊中完全游离于旅居国的社会和文化的边缘，我们内心积累的是混杂着不被认同的恐慌、不确定、没有着落和不知未来的郁闷和茫然。” 陆蔚青自述创作体会，“我们就是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生活在不同文化中，靠着不同的语言讨生活。然而当我们的内心需要表达，母国的文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内大声呼喊，就像一个生病的人，衰老的人，失忆的人，当他退回记忆的深处，母语就会呈现出来，像退潮后的岩石那样坚固，不能遗忘。”
海外华文文学经历了离散、乡愁等不同时期，五千年中华文化，依然深埋在灵魂深处。于是许多移民处在社会环境与个人生活环境的相交地带，处在西方与东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相交地带。用“第三只眼”来看，海外华文写作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异质性，那些从其他文化中传递过来的合理因素，正在丰富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内在精神和审美形式。这正是海外华人作家对文学的贡献。
二、“第三只眼”中，加拿大底层影像
对于在加国生存、发展和最终定居的华人移民来说，都经历过从“客居”到“永居”的本土化过程。在经历了“双重家国”意识重构之后，渐渐开始了对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这种重新定位的核心在于从“他者”到“主体”意识的置换和调整。加拿大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属于发达国家，全球富裕指数位列第十一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加国不存在底层问题。陆蔚青说：“在经历了中国经验和西方生活的错位之后，如何回到生活的原点，不仅仅讲述想象中的故国，更有对新一代移民在居住国的叙述，这是海外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陆蔚青开过书店，有机会接触各类人群。书店的顾客“会讲一些自己的故事，有一些还真被我写了出来，很多故事中都有客人的痕迹”。“遇见不同的人，与他们交谈，是写作者的幸运。”对于一个从中国“祖籍国”移民至“移居国”的“新加拿大人”，陆蔚青提倡放弃外来人的情绪，将自己作为加拿大的一分子，置身于加拿大人的精神和情结中，真实地反映加国底层百姓的生存镜像，她作品中渗透出来的平民意识与人文关怀，盖过了国家和民族意识，延展到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意识之中。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25%以上的加拿大人在加国之外出生，因此，陆蔚青所关注到的魁北克底层社会人们生活的影像，既包括华人草根移民，也包括其他族裔的芸芸众生。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迥异，在加拿大最初的移民生活不是十分顺利。比如《楚雅如的寂寞》《季夏》中所塑造的老年华人知识女性等。《楚雅如的寂寞》中写到魁北克当地人的生活婚恋方式。《季夏》中的主人公季夏这个看似十分西化的中国女性内心深处有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中国文化观念对她的影响。陆蔚青的写作源于自己对加国普通人生活的体验和感受，书写的是普通人读书和街头的事情，是移民新生活的感受和普遍生活经验的认同。陆蔚青对魁北克人的书写，尤其是对加国底层百姓影像的呈现，是体验型的，是“实描魁北克移民的草根生存”。陆蔚青关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华人移民，离开以“我”为主的创业史和心灵史的移民写作路径，书写加国人“经历”的生活。这种主动“融合”的“主人公”思维，是一种更为宽宏、开放而多元的写作姿态，它既是“跨国界的、包容的、开明和流动的，又是民族性的、有着历史根源的、地方性的”。 这种强调“在地”的主体意识思维，有助于推动跨疆域、跨文化的华文文学思路。“随着世纪之交国际格局和移民环境等等因素的变化，这种晚近出现的华文文学，不再像早期的华文文学那样对故土有较多的牵系，而是更多着眼于新生活的体验，更关注当下生存的表达，更热衷于对新国度的描述，因此这种创作的‘在地特征非常明显”。
近年来海外文学发展势头迅猛。与早期留学生文学相比较，新移民文学更多地融入当地生活。从此岸到彼岸，从中国到北美，对移民作家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和接纳不同的世界。在蒙特利尔居住着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有上百种语言在街头交汇，每个族裔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文化风俗。陆蔚青一直以积极的态度主动“融入”：“我所携带的文化因素，曾经与周边的环境，发生情感上的抵触，而其他族裔的朋友，对我的想法也曾感到新奇和陌生。我以一个新来者的耐心入乡随俗，从生活习俗开始，乃至价值观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移民面临的问题与早期华人大有不同，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海外华人也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风貌。因此，海外写作的题材也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于是，在陆蔚青的小说中出现了“红塔山”“田七”“七喜”接地气的代号，出现了热情的小辫教授，炫耀女友私照的丹尼，被家暴的安妮等这些活生生生活在异域的“素材”（《纽曼街往事》）。“这些我身边的邻居们，我了解他们的语言、性格、行动和身世，就像了解他们的鼻子、眼睛和嘴巴。当我要写某个人时，他的原型就会默默出现在我面前。我按着他的性格向前走，让他走进新情节。我知道他会说什么，会做什么，会如何表现自己，会如何选择。这就是生活给予我的细节和真实。我享受这些熟悉的陌生人带给我的快乐和新鲜有趣的创作经历。我和我的人物共舞，他们微妙的心理、鲜明的个性，不仅仅是因为种族，更是因为独特的人，人的个性和人性。”这种创作方式试图引入新移民文学中的新问题，帮助读者理解其他族裔的生活，在共同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到相同的人性，在多元文化中保持价值观念的内在平衡，以宽容独立自尊的形象立足世界等。海外华文写作，就是在一个崭新的语境中，表现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故事，开拓和挖掘更加深刻的人性。在经历了中国经验和西方生活的错位之后，回到生活的原点，叙述新一代移民在居住国的平凡故事，这是全球化写作时代应该关注的问题。
生活与写作，是一种镜像关系，他们相互联系又各有不同，拥有不同生命轨迹。陆蔚青在《乔治竞选》中所呈现的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在某个虚构的纽曼街上发生的故事，人间的平凡故事，呈现出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人類社会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很难用“移民”二字全部概括，因为人们的共同情感和生命体验是如此相通，无论生活在何处，都面临着相同的选择。
三、华人文学世界性的亲和力
“家国情怀”来源于华人对故乡、故国，对中华民族的情怀，但在第二故乡写作中被放大拓展了，被注入新的含义，赋予新的价值。环视全球不难发现北美已经成为移民华文写作的重镇，其中加拿大更为突出。在“家国情怀”的写作中，“家”是移居地的“家”，“国”是移居地的“国”，“情怀”也是对第二故乡的“情怀”。作家们在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华人移民的坎坷经历时，也关注其他民族移民的困苦;在发掘华人移民族群生存品格的美好的同时，也发掘其他民族移民的精神品格。
陆蔚青描述，当时她住在纽曼街一间公寓里，从窗子望出去，能看见正在行走的人。“每天都行走着悲喜交集的人们，他们身形迥异，身世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的纽曼街就是我的海洋”。这样的故事，已经跨越了“族群”的地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写作趋向。把不同种族生存区域看作同一个地球村，把人性关怀视为作品的灵魂，把异国他乡人们的喜怒哀乐也当作自己家人的喜怒哀乐。这种创作视域下，传统的“家国情怀”发酵为国际天空下更广泛的亲和力，引发了新的审美。陆蔚青近年来的作品更呈现出强烈的新世纪价值，为“家国情怀”抒写注入了新内涵，提升了华人文学界的亲和力。许多华人移民积极融入新的社会，不但对第二故乡产生感情，还有了越来越强的移居地公民意识。第二故乡是他们越来越关注的“家国”，对第二故乡的责任成为他们心中越来越重的“情怀”。海外的华人作家，由于他们生活地理的跨度性，社会交往的多族性，加上人生经历的丰富性等，使他们创作视野更广阔，包容度更大。除了书写移居地的公民意识、公民责任外，他们的作品更具有“地球村”的气息。作品中常常出现世界性的环保意识、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对联合国人权公约以及公民权利的推动等主题。这种视野与情怀，不但超越了第一故乡的疆域，而且超越了第二故乡的领域，进入了全球化创作语境，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体现。这种超越，使他们的作品在世界文明的建设中多了一份担当。“家国情怀”写作，是海外华文文学走出“族群”、融入全球化语境的写作，体现出与时共进的魄力，体现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与奉献精神。这种写作方式大大提升了华人文学的功能，使移民文学在华文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可以说陆蔚青作品中体现的“家国情怀”，助推了华人文学创作进入新时期。
以陆蔚青为代表的海外华人作家们用华人的眼睛看世界，用华文记载历史，同时用很强的个人经验和个体生命体验将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传递给国人。这种“第三只眼”的写作方式是海外华文对中华文学的贡献，是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丰富。这种有温度的写作，不仅是对海外生活的记录和见证，也是每一个海外游子的灵魂抒写。
参考文献
[1]许文荣：《华文流散文学的本体性：兼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再思》，载《华文文学》2014年第4期。
[2]马仕：《由离散到聚拢，从解扣到织锦》，载《华文文学》2010年第5期，第101页。
[3]【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19页。
[4]【美】黄宗之：《从疏离迈向融合的实践》，载《新移民文学的里程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81页。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林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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