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艳

　　这组短篇小说，是我去年疫情期间恢复小说写作后的其中三篇。一年多来，我发表了十三个短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还有为数不少的诗歌和散文。朋友说：“这是你创作的第二个井喷。”其实，我停顿小说、诗歌、散文门类的写作十年，刚刚开始回归，回归后的感觉仿佛回到童年时期对外部世界、对新生事物的好奇。

　　我始终认为作家的写作必须停顿和补充，不能像机器那样长年累月地批量生产。因此，2009年我访学于斯坦福大学，后又去了康奈尔大学进修。我在当年“风头正健”时，突然停顿下来潜心读书是我真正的“放下”。一个人要有“舍”，才有“得”，就看你如何选择。

　　我不写作时，亦在写作。写作是个积累的过程。有时我想，从前我对写作的追求是一种智性表达。智性在语言表达里有四种，即：苏格拉底的死亡式、耶稣的神性式、孔子的虚幻式和佛陀的虚无式。

　　停顿写作前，我是为虚无而写作的。我的虚无感常常有流浪者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穿梭。他们成为我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心灵是漂泊的、流浪的、寻找的。比如：《无家可归》中的叶凌，《走出荒原》中的沈越，《精神家园》中的周梦琪，《逝去的玫瑰》中的邬云云，以及《杭州女人》中的池青青、苏艺成等，从这些主人公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永无成熟的理性，看到人的怯懦和无奈。我在长篇小说《杭州女人》中，观察着女性是怎样被自身的虚幻性所击败的事实过程，又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疼痛的飞翔》里，探索女性在逆境里的智慧、柔韧、坚强和力量。

　　这种探索使我觉得女性在各自的视野及不同的生活经验里，提炼自己的智慧，提升到一种哲人的高度是很有必要的。2005年，我出版长篇小说《灵魂的舞蹈》，就是以哲思的力量来表达思想和故事的。

　　有了这种理念，我总是热衷于女性题材的小说写作。女性写女性，比之男性写女性更有一种切肤的感觉和心灵的体验。写女性是我的使命，我所要表达的女性世界不是发泄，不是控诉和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示高尚。也许，只有高尚才能使女性进入一种更理想的境界。我的写作和阅读、表达和交流已成为一种过程。过程是美丽的，它使我在如泡沫一般的圆球上呈现自己，以及整个宇宙。那么如果重新恢复写作，我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现和表达呢？

　　这就是我要思考的问题。

　　在恢复写作后，我也恢复了从前的勤奋。诗歌、散文、小说，齐头并进，只差没恢复评论写作了。不同的体裁，是不同的表达。有时内心的情感强烈时，就想写写诗。有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表达出来就是一篇散文。当然沉浸在小说想象里，暂时逃离生活中的现实，之于我是一种精神世界进入海洋的感觉。仿佛让我枯燥乏味的生活涂上了色彩，实在是件美好的事。因此只要进入写作，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我的心情总是不错的。

　　小说虽然不是抒情诗，需要强烈的感情来支撑，但小说不能缺乏内在的感情。内在的感情就像一股气流，是否与你笔下的人物相融洽，实在取决于你的眼界。一个作家的眼界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你的认知高度和广度。

　　疫情期间，孩子在家里上网课，我没办法有大块时间坐下来写作。因此，短篇小说就成了我的首选;但要把短篇小说写好，确实不容易。我读过不少短篇小说家的小说，譬如契诃夫、欧·亨利、亨利·詹姆斯、卡尔维诺、雷蒙德·卡佛的，还有汪曾祺的小说等。这些作家的短篇小说有的诗意、有的简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风格;无论哪一种风格，其语言、结构，还是在内容意蕴方面，都有着比中长篇小说更为苛刻的要求。如果我们把短篇小说看成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那么作家就需要有高超的艺术审美力，以及智性的思维表达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和驾驭好万把字的小说空间。

　　道理大家都懂的，就是写起来难。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除了结构上的统一、紧凑和重点突出，还需要在有限的文本中，蕴藉着无穷的艺术感知和审美韵味。也就是让读者品味到你语流中，那浓浓的艺术质感。这就需要长年累月地进行阅读和写作训练。说实话，一个优秀成熟的作家，基本都是博览群书，经过几百万字的写作训练的。但就是这样，如果没有才华和艺术感觉，那么写出来的小说也还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怎样才能写出优秀的短篇小说呢？我记得俄国的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任何一个短篇小说，如果不能抽出某一部分，不能把它挪到另外的地方，不能去掉一個角色，否则一切都将崩溃，那么这个短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正确的。”短篇小说写不好，关键还是结构问题。就好比盖房子，地基不牢固，房子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我恢复写作的头两个月，都在写诗歌和散文。我每天写一首诗，贴在微信朋友圈。后来《钱江晚报》开了个散文专栏，也开始给《今晚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等报刊写读书随笔和散文。去年六月，我重新开始短篇小说写作后，一口气写了五六个，全部控制在万把字内。先后发表在《作家》《湖南文学》《百花洲》《滇池》等刊物上。

　　在美国这些年来，我对来美读文科博士的留学生有比较多的了解。他们各有各的困境和难处，漫长的读博生涯，即使拿到博士学位，找教职仍然是件非常困难痛苦的事，我有一种想写写他们的欲望。

　　如今新移民文学在国内主流文坛，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我找了一些海外作家的作品来阅读和学习，发现各有各的视角和表达，但由于作家的天赋秉性不一样，表达的东西也就不同了。归根结底，每个作家都只有抓住自己的那个“我”，自己的那一份天赋和诚实，表达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才是独特的。我想新移民文学的独特性，根基就在于此吧！

　　自去年12月以来，我写了五六个新移民题材的短篇小说。我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玫瑰园草地》和大家简单交流一下。这个小说讲的是“外嫁女”丈夫丢孩子的故事。因为夫妻有着不同国别，就有了更复杂的背景。我写小说都有原型，但并非生活实录，是一种提炼，赋予某种意义。这个小说，我以寻找失踪女儿为小说叙事框架，描述了这对夫妻遇到危机时不同的人生态度。因此，小说展开的过程，就是这对夫妻不断互相发现的过程。从而在虚与实的艺术转换之间，故事超越了现实的隐喻意义。华裔女主人公独立自强，敢于发声，掌控着家里的主动权，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十年前，我的表弟，他们的独生女儿失踪了。这组小说里的《迷途》，就是写孩子失踪后父亲的感受。我以男性视角，梦幻般的第六感官和诗意般的语言来叙述故事，揭示人类心灵所面临的复杂而深邃的问题，使男主人公灵魂深处的痛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从这个男主人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中年男人的绝望无处不在，但他们有着女人无法知晓的隐忍和克制。因此，当他们被沉重的痛苦缠绕时，想说的话越来越少。痛苦有时与生命顿悟有关，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范永和就是在极其痛苦中，最后意识到自己才是事件的原罪。

　　这组短篇小说中的《海边的椰子树》，主要展现中国外婆在美国的生活。中国外婆在美国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早些年，我在斯坦福那边时，遇到过很多中国外婆。她们从故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帮着管孩子的孩子。她们不会英语，不会开车，最要命的是儿女们下班回来很累，也不想和她们多说话。她们的等待落了空，难免沮丧。有些老人包容着，有些就和孩子们产生了矛盾。天长日久，隔阂越来越深。

　　这个短篇小说集众外婆于一身，主要表达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通过绵密叠嶂的细节，阐释女主人公外婆的艺术形象，并揭示出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拼搏和不易。小说中的外婆，是一个上海女人。为了儿女来到美国，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肩负着管教第三代的重任;但海外生活对老年人来说是更加不容易的。外婆和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外婆一样，除了语言不通，不会开车，还有无处说话的孤独。在经历了两次失去亲人的疼痛后，外婆克服许多心理障碍，对这个破碎的家依然尽心尽责，撑起一片天空。然而，外婆的姿态始终是低到尘埃里去的那种，比如：

　　在阳光的照射下，外婆发现厨房墙上的海边的椰子树，出现了霉斑。她拿着一块抹布去擦，结果被她擦成一块五彩的云团，破坏了画面的审美效果。她“啊呀呀”叫出了声，海瑞森回来准是要责备她了。她走到后院，希望微风能安抚她紧张的情绪。她的手在抖，树枝划过了她的头顶，黄昏即将来临了。

　　外婆骨子里是中国传统女人，有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力量。在孩子们面前，她内心也是最柔软的，同时又具有一颗丰富敏感的心灵。外婆这一角色，也就是一个女人从出生到成长、到衰老的最后历程。她们有着丰富的人生历练，或悲或喜，但到最后都不可能一個人孤独地存在。她们必须与亲人、与世界共存，直至生命的结束。

　　写好短篇小说不容易。我思索着，努力着。每一个写作时间段，我都想在思想上、技巧上有所提高。这就需要眼界、品位和格局。我希望把短篇小说写得像诗歌那样精致。当然，比之短篇，我更喜欢写长篇小说。在长篇小说那里，我的想象可以很过瘾地腾云驾雾。我可以与我的人物交流，不需要像写短篇小说那么克制。不过克制是一种能力，短篇小说就是培养作家这种能力的。

　　最近我重温了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其中《真品》是一篇十分耐人寻味的小说。它通过故事揭示了“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换言之，“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的道理，并通过此小说验证了自己的艺术理论：“超越生活的描绘，把显而易见的、世俗的东西引向更高的层面。”

　　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把心理小说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一些理论也是我比较欣赏的。的确，“优秀小说不仅应当展现（而不是讲述）动态的社会风貌和生活场景，更重要的是应当鲜活有趣，能使读者获得具有美学意义的阅读快感”。

　　接下来的日子，我仍然没有大块时间写长篇小说。那么如何用短篇小说这个艺术形式，更好地展现现代人的精神困惑，以及对社会各种不同场合的生动纪录，就是需要我去努力探索的。我希望自己的短篇小说越写越好，成为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也是我的理想。

　　2021年6月21日于美国华盛顿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