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润良

　　一

　　海外作家陈河在和我的访谈对话中曾经说了这么一段话，“海外作家的人生经历啊，相比起国内目前一些年轻的作家肯定是要多一些吧，因为毕竟在海外要流离颠沛或者是艰苦创业啊，总是会吃过一些苦头。但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过去呢，因为这个海外作家好像这种海外的经历啊，可能就是特殊的经历，比较重要一点，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出国出得少嘛，比方说以前最早的那些叫什么《北京人在纽约》啊，后来还有《曼哈顿的女人》，当时在国内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反响。现在这种情况就不会存在了，大家都可以出国很容易，出国一张机票可能比到一些西北地方还便宜啊，这个情况是有变化。”在他看来，海外作家靠海外传奇经历吸引国内读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话也对也不对。确实，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传媒的发展，国内读者对海外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作家单纯依靠异域奇观来吸引国内读者这一招越来越不奏效了。但是，相对于书写国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书写海外经验的作品还是能够引起更大的关注度。毕竟，中西方国家的国情、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于国内普通读者而言，阅读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的很大一部分动力依然来自于对异域特殊经验的了解和接收。因此，如何展示不同文化从日常生活景观到制度文化等深层次人文景观的不同，有效拓展国内读者的文化视野，依然是海外华人作家的重要写作任务。就这一点而言，凌岚做得相当成功。

　　凌岚的小说写作起步相当晚，她在国内引起较大关注的处女作《离岸流》2018年才发表，处女作《离岸流》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离岸流》入选《青年文学》主办的2018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北京文学》主办的“2018年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入围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榜。《离岸流》被选入《2018年华语小说年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之后她的一系列小说作品迅速占领国内各大文学刊物，被选刊转载，可谓“大器晚成”。

　　《离岸流》写一个华人青年刚刚在美国立足，突然遭遇了黑人抢劫导致妻子流产、终日生活在恐惧中。这部作品是凌岚的小说处女作，也是凌岚小说风格的代表作，奠定了凌岚对于异域生活书写的基调和色彩。如果我们把同样在美国的海外华人作家陈谦和凌岚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同样是揭示文化对人物心灵的负面影响，陈谦更着重强调与生俱来的母国文化的负面影响，而凌岚则更强调异域文化对主人公的心灵冲击和伤害。比如陈谦的《哈蜜的废墟》与《虎妹孟加拉》在题旨上有相似之处，都是揭示父母的错误观念导致子女人生道路的蹉跎。在禁欲年代成长的“哈妈”一直为女儿哈蜜灌输“男人是色狼”的观念，使得后者一次次错过本应拥有的幸福。《莲露》则批判了中国男人的处女情结对女性的伤害。相对于母国文化，异域文化更具现代性与人文的平等性。陈谦的《木棉花开》讲述了曾经被遗弃的女主人公戴安的心理困境，在多年后得知親生母亲要来相认的消息时，她几乎再度精神崩溃。最终，在心理医生辛迪的帮助下，她勇敢地面对自己内心的伤痛，坦然与母亲相认。和陈谦对异域文化的接纳与欣赏不同，凌岚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带着惊悚和恐惧与异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不期而遇的，《离岸流》中的主人公无法理解那些抢劫者的犯罪逻辑和行为，“我们低头查看损坏的车尾，并没有注意那辆撞我们的白色中型货车。只听见身后那辆货车引擎熄火，车前灯随之暗了，车门推开，几个人跳了出来。我和红雨光顾了察看彼此的伤，一抬头，我们周围已经围了几个人。其中一个高个儿穿着连帽运动衣，背着光，他的大半个脸都缩在连衣帽的阴影里，看不清他的脸，他转身吼：‘别熄火啊！你妈的蠢啊！把车开着。随即货车的大灯随着引擎启动的轰鸣声又亮了起来。他的骂声在夜里粗重刺耳，大灯照得像审讯。另外两个围上来的黑人好像很紧张，低头看着我们的脚底下。接着另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屎屎屎屎屎。等他来到我们面前，我见他头上缠夹不清的金发，穿着无袖的篮球背心，阔短裤，上身和腿上露出的部分布满刺青，包括他拿枪的手，枪对着我们。他看到红雨隆起的肚子，有点吃惊，把手里的枪本能地朝我这边多晃晃。在货车的灯光下黑洞洞的枪口好像电影特写”。在这段抢劫场景的叙述中，来自中国的主人公与异域的抢劫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极大的文化隔阂，体现在心理上、语言上、外表穿着等诸多方面。其实，不仅仅是华裔居民和这些本土黑人之间存在着文化隔膜，就连本土警察和这些黑人之间也无法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逻辑。在小说后半部分主人公和妻子去警局辨认罪犯时，“警官让最后一个穿风衣的小个子留下。小个子的外套风衣不像风衣，辨不出什么颜色，上面唯一的扣子挂在线头上。外套里是跨栏背心，运动裤，下面一双耐克鞋。他的脸在强烈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好像自带马赛克。后来我意识到，看不清是因为他习惯把脸缩进竖起的风衣领子里，你看到的只是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警察发话：‘你喜欢夜生活。‘我不喜欢夜生活，我循规蹈矩，长官。‘那你深夜两点在夜枭酒吧前干什么？衣服下夹了一把半自动步枪，你难道不知道枪会走火吗？‘长官，我是退伍军人，我有合法持枪执照。‘你有合法杀人执照吗？你以为可以随便进酒吧对人脑袋瓜轰一枪吗？‘他推搡我，要打我，他先动手的。‘他是谁？‘他就是那个酒吧请老兵喝酒的人，喝着喝着人来疯，他打我骂我，让我滚蛋。‘那你怎么办？‘我就如他所愿，回家了。‘然后呢？你取了长枪回来要把他脑袋打成两半？退伍军人和警官之间的话你来我往，夹枪带棒，充满机锋，加上他们各自不同族裔的口音和俚语，让这些话中话更隐晦，我和红雨如在云里雾里，好像大学时看没有字幕的外国电影”。显然，在主人公看来，异域文化充满了不可理喻的矛盾与冲突，如同一部没有字幕的外国电影，让人抓狂，让人受伤。

　　同样，在《老卵》中，来自中国的前著名诗人老卵最终落得被美国律师妻子扫地出门的悲惨结局，“天使挣脱，说：‘你敢动手啊，我就报警！让纽黑文警察来带你走，记得管家暴的史密斯警官吧？说着她转身就往厨房跑，紧接着就听到她在厨房里拨电话。我和老卵这下怕了，从前门往后退，结果刚离开几步，大门就自动砰地关上。老卵站在他家的街对面，有足够的距离保护自己，又有足够的距离对着那栋殖民地式的房子喷射眼中的怒火。“老卵说得唾沫横飞，激动得开始喘气，我怕他哮喘发作，拉他离开。他推开我，从地上掬起一把雪，团成一个雪球对着房子砸过去”。老卵与律师妻子的结合，实质上就是一个中国人试图与西方的法律体系、法律文化、现代工具理性结合。但显然，这种企图最终是失败的，浪漫的中国诗人老卵无法获得资本主义世界冰冷的工具理性的接纳。

　　凌岚通过一系列的作品生动书写了中国人进入异域文化所遭遇的各种艰难与困境。这种艰难与困境也是对国人原有的“美国梦”“西方梦”的解构。正如《离岸流》中所说，“美国到底是怎么个样子，我们谁都说不上来，但坚信它是‘一个金砖铺地的花花世界，这是我们出国时的共识，但这句话到底是许诺，还是激励呢？或者就是老华侨和偷渡蛇头中流传的谣言？国航飞机抵达降落时，下面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沙漠，在红色的云蒸霞蔚中（后来知道那是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造成的雾霾），一个城市的平面缓缓露出庞大的峥嵘面目，我想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必须学游泳，仿佛洛杉矶是一个海洋”。凌岚写出了海外华人生活的另一面。

　　二

　　作为一个中年才开始小说写作的作家，凌嵐很自然地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中老年人身上，聚焦到生老病死的人生基本命题和人性的孤独上。正如凌岚所说：“我对老人故事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对他们熟悉，另一方面，我也想写大多数作者不写的小说题材。”《盲》写一对独居南京的老年夫妻，在其中一个中风前后的事。《有时》继续这个故事，老季去世，扬子独自生活在老人公寓里。老人族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人数巨大，却每每让人绕开目光的一个群落。崇拜速度和青春的潮流不独中国，全地球都如此。既没有速度也不拥有青春的老年生活成为一个低关注的孤岛。随着年龄鄙视链的门槛年纪越来越低，超过35岁在中国已经是中年，超过45岁是老人，走进这个孤岛的人越来越多。老人们不被社会关注，却又离不开寻常人家的矛盾纠葛。比如张老太用钱和自己的房子帮了儿子，却招致女儿怨恨。这些经济纷争和情感纠葛让老人生活与社会现实接驳，琐屑平静的夕阳红从不缺少波澜。扬子的丧夫之痛，在朋友的生死抉择前一扫苦情，自从老季去世后她内心第一次起了变化，这是扬子人生的向前一步。“有时”这两个字来自于《圣经》“传道书”的第三章—生有时，死有时，聚有时，散有时……这一长段中的“跳舞有时”曾经很流行，其实全文远比“跳舞有时”要沉重得多，写尽人生选择的无奈，残酷的必然。老人院里的这群人，从扬子开始，院长徐总，“万人迷”老董，躲债的张老太、护工大王、小刘、秋香，连只露了一小脸的老董之女小董，他们都在这个“有时”序列上占据了各自独特的一点。

　　凌岚笔下有很多濒临晚景的孤独的女人，不得不面对陷入病苦的丈夫或者一次次忆起丈夫生前的病痛。比如《潮来》中的沈宁不得不接受退休后突然老年痴呆的丈夫老麦的病状，一次次徘徊于记忆中丈夫的青春身影与眼前老麦生命力日渐衰退、萎缩的现实，“‘过一星期，又得陪老麦进城看病了。沈宁脑海里闪过下周要做的重要的事，在心里过一遍。那是一个常规性的微创心脏小手术，前几年在左心房做的，这次做右心房……都不用全身麻醉，小手术……沈宁慢慢进入梦乡，她再次回到涨潮的海边，她和老麦、两个孩子、米佳一家人，还有过去认识的好多人，他们站在夜色中的海滩上，一只手电筒打出光柱，把他们的目光引向海的深处。虫鸣声像合唱一样包围过来。那晚之后，老麦再也没有醒来”。显然，步入中年的凌岚认为生老病死乃人类无法摆脱的轮回，是每个人必须直面的人生课题。

　　三

　　日本美学家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苦闷的象征》一书是厨川白村文艺理论及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被认为几乎涵盖了厨川白村文艺理论及美学思想的全部精要。鲁迅将《苦闷的象征》的主旨归结为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这可以说是对《苦闷的象征》的题解。根据凌岚自述，她之所以从事小说写作也是为了摆脱失去父亲的苦闷。《一条名叫大白的鱼》中，“我”无法回国看望病重的父亲，第二年回去时只来得及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这些情节无疑带有作者本人的经历折射和情感投入。异域文化的不适感，生老病死的残酷与无情，这些都是生存的苦闷。凌岚愿意把它们如实说出。但她也不愿意沉溺、沦陷于这些苦闷中，写作也是她自我升华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了那条名叫大白的鱼，虽然很多地方无法容身，最终却终于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站上去以后，大半个池子收进眼底。只见大白这条锦鲤，已经长近一米，在池内有限的水里尽情畅游，横冲直撞，来回遨游，他的身后跟着几十条大小不一的墨色灰色的草鱼鲫鱼青鱼，大白像大将军一样。它是其中唯一一条白色的鱼，其余的鱼都是墨色。大白和他的黑鱼群，像一对活的阴阳太极，在水底永不停息地游动着，这是大白的秘密世界，在这一刻，他显露给新近失怙的我。我看得呆了，不知不觉流下热泪。”同样，《冰》中的林里与流连花丛、患病归来的前夫涂途，尽管两个人的关系千疮百孔、危机重重，但面对大自然的极限和人类生命的极限时，内心的悲悯、同情、相濡以沫的情感依然战胜了报复、相互伤害的狭隘欲望。凌岚善用象征，尤其是与水相关的象征。这些象征，既是苦闷的象征，也是人性自我突破、自我救赎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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