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岚，本名谢凌岚，199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商学院， 长期供职于纽约金融业。美国《侨报》、腾讯·大家专栏签约撰稿人。中短篇小说作品发表于《江南》《青年文学》《北京文学》《香港文学》等多家纯文学期刊。

　　处女作《离岸流》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入选《青年文学》主办的2018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北京文学》主办的“2018年中国当代文学排行榜”、入围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榜。

　　获2016年腾讯·大家“年度作家”奖、2018年首届纽约法拉盛诗歌比赛奖。现居美国。

　　一

　　我二十多岁，大学毕业，一个从没有见过海的湖北汉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混在中国内陆省份走出国门的大学生中，来到美国，首站是洛杉矶。之前，我既没有坐过飞机，也没见过大海，离家最远的时候是到北京，那时我是县里唯一一个考进北京念书的。

　　美国到底是怎么个样子，我们谁都说不上来，但坚信它是“一个金砖铺地的花花世界”，这是我们出国时的共识，但這句话到底是许诺，还是激励呢？或者就是老华侨和偷渡蛇头中流传的谣言？飞机抵达降落时，下面一半是太平洋，一半是沙漠，在红色的云蒸霞蔚中（后来知道那是工业污染和汽车尾气造成的雾霾），一个城市的平面缓缓露出庞大的峥嵘面目。我想起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我必须学游泳，仿佛洛杉矶是一个海洋。

　　获得关于“离岸流”的知识，说起来缘起于我老婆红雨学车。出国离乡，扑面而来的事情太多，我们懵懂得像两只忽然被扔进水里的旱地小动物，我已经在洛杉矶这个海里住了四年，跟红雨结婚不到两年。

　　红雨怀孕至六个月的时候，决定学驾驶。理由当然很充分，之前她学过车，已经通过笔试，就等着路考通过拿驾照了，我也愿意教她，但是我知道她心里害怕开车。

　　红雨害怕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这是她过去几年放弃开车，坐公交上下班的原因。按理说我们住在洛杉矶的银湖区，出门没几步就得上高速，她来美国也四年了，并不是初来乍到没见识过。但是，红雨对高速公路有恐惧情结，她个子本来就瘦小，坐在我们那辆本田车的方向盘后面，双手死死抓住面前的黑色轮盘，那表情就像溺水的小兽。她一紧张，车开得就慢，时速掉到六十英里以下，旁边的车一辆接一辆从左右两旁的车道呼啸地过去，超车的时候司机还回头藐视地看看她。这样一来她就更紧张，整个人缩得更小，本能地屏住呼吸，脸憋得通红。我怕她这样屏住呼吸时间长了，会当场在驾驶座上背过气去，那样我们就车毁人亡。

　　怀了孕，红雨说无论如何她得拿到合法驾驶的驾照，家里有什么急事，她可以开车出门，就是不走高速，多绕点路也行。“不走高速”是她自我镇定的救命稻草，她的心思我明白，在我们当地的小街小巷里把车技练熟了，到时再上高速也就不会怕成那样了，熟能生巧。这样我们出门后就开始绕小路。

　　去老费家做客后回来的路，也是这样绕行的。老费新购的康斗大屋买在洛杉矶的“上只角”，上高速走不过半小时的路，去一程我开车，加上周五晚堵车，也就花了四十五分钟。暖房结束时我喝醉了，当我一手推着从老费家取来的婴儿车座，另一手拖着一个二手学步器，手臂上挽着一大包费大卫的婴儿童装和没有用完的纸尿片时，红雨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果断决定：“我来开车。”她的手在我的裤子口袋里掏车钥匙时，手指隔着口袋布摩挲着我的腿，只几秒钟，我感觉很好，有点浮想联翩。她最近不喜欢我碰她。

　　坐到副车座上，我把车窗打开，让夜里的凉爽空气吹进来，帮我醒醒酒。夏天的晚上南加州的风是温的，但是很干燥，吹在皮肤上很快把汗吸干了，很舒服。红雨端坐在方向盘前，手臂呈水平状各执方向盘的两侧，看着很正常。她举起的手臂带紧了衣服，勾勒出胸和腰的曲线，再次让我浮想联翩。

　　车开过圣莫尼卡的“时尚好区”时，我们同时被街上漂亮房子的前面和后院吸引住了，忍不住回头看。红雨看一眼，就克制住自己不看，专心看路开车，我可以随心盯着看—白色的泥灰涂面的西班牙式房子，红瓦铺顶，低垂的鸡蛋花树;日式庭院，门前的纸灯笼;墨西哥式带屋顶的宽走廊，深棕色的方木柱子，红方砖铺地，爬满墙的红影树;沃尔沃车，宝马，奔驰敞篷车，雪佛兰科尔维特复古式跑车。然后我们都说住在这里离城多远啊，哪里有我们银湖方便！但是我知道其实我们是住不起这里的，这些房子、花、树、车子，跟我们没有关系。我毕业后找到这个程序师的工作才两年，第一年的薪水一半用来还读硕士时问亲戚借的学费了，余下的钱我攒着准备买一部小跑车，那种叫银子弹的道奇跑车。红雨一直在餐馆打工包外卖。她的钱除了寄回湖北家里，其余的都存着，她想交学费读一个图书馆的学位，图书馆职员薪水不高，但是工作清闲，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竞争，据说。

　　开进好莱坞大道的时候，风景大变，更加热闹。这时晚上十一点了，下城的夜生活正式开始，沿路一溜儿站满流浪汉和野鸡，后面的人群是去夜店的华丽族，明星富翁奇装异服，鹤立鸡群。我把车窗摇上去合上，红雨一声不响地紧握方向盘，目不斜视，好像多看一眼路边这夜夜笙歌她会变成盐柱。路灯和酒吧的彩灯跳动着映在红雨的脸上，跟她苗族人特有的高颧骨和无辜的眼神很搭，曾经不止一次有洋人问过红雨是不是波利尼西亚人。

　　车窗外的人行道越来越挤，各种肤色的大胸，胖瘦不一的腿，空洞发呆的眼睛。摇滚歌手穿着带破洞的T恤衫、油腻腻的摩托夹克，长发披肩的音乐家瘦骨嶙峋，除了胸口挂一把吉他，跟要饭的流浪汉别无二致。他们都站在夜店门口，在守门的保安面前来回徘徊。一个穿皮夹克浑身金属环的家伙，骑在哈雷上，正在跟一个小姑娘还是小伙子讲价钱，夜色中美女或者美少年裸露着细长的咖啡色的腿，看不出区别。

　　红雨打工的餐馆在唐人街，经常有这些做皮相生意的人来买外卖，看到她这个孕妇，小费还会给得很多，还会要求摸一下她的肚子，求好运气。

　　“你真给他们摸过肚子？！”我很奇怪，她居然不害怕。

　　“没有啦！但是他们见到我还是很高兴，这些老外多奇怪啊！见到孕妇又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妈说的，见到孕妇和怀崽的母猪都得往地上吐吐沫，消灾……”红雨没有觉得她话里对自己有任何不尊重。她国内的家在恩施，红雨是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廖姓苗人，来美国之前她是中央民族学院苗文专业的留校青年教师，持商务签证来到美国。按理她的英文是过了国内大学六级考试的，但是，她连加油站的柴油和汽油都搞不清楚，坚持说diesel（柴油）不在六级英语词汇中。你听她说话经常分不清她在说美国还是说湖北，湖北恩施和洛杉矶银湖，如果不是特别说明，它们在红雨的话语中差别不大，除了对孕妇和母猪的态度不同。

　　我第一次见到红雨的时候，是在老费的旧家的派对上。一群人中间，一个小姑娘眉清目秀，漆黑的长发梳成马尾巴，穿着国内裁缝做的改良式旗袍，斩钉截铁地说：“打光火药，但这家伙没死透，倒在地上抽抽，我就毫不犹豫给了一枪托，砸得脑浆子都出来。脑浆子你们见过吗？不是全白的，像米豆腐……”这个彪悍女就是红雨。

　　“谁的脑子？”座中有人问了我想问的。

　　红雨：“野猪的脑子，比人脑子大，我也见过人脑子……是炸山开路时石头崩出来砸的……我二大大的脑子，好小……”那时正好是一九九二年洛杉矶黑人暴乱后，好多韩国人买枪保卫自己的店，怕被再次抢劫。洛杉矶的华人社区也怕被抢，见面都在商量购买武器的事。大家都没有摸过枪，不知道底细。唯一用过武器的人是红雨，她不厌其烦地解释在恩施用火枪打野猪的事。

　　你人脑子和猪脑子都看过，怎么还怕高速公路？这是我不止一次问红雨的话，她的回答都是“湖北没有那么宽的路，我一上高速看到六排车道就晕”。红雨在和我结婚前，上下班打工都是坐公交车。

　　穿过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我们的车从好莱坞转向佛蒙特大街，我也松了一口气，这条大路一直开下去，没多远就能拐进银湖区，快到家了。酒精的后劲开始上头。跟花花世界的下城比，这条路上灯光暗多了，四周也没有太多的行人，我昏昏然觉得很放松，把车座放倒，小睡一会儿……

　　一声巨响，小本田狠狠地往前踉跄一下，几乎像要飞起来，然后又重重地摔回到地上。我的身体像坐过山车，被惯性猛地抛到前车窗上，旋即又被身上捆的安全带给拉扯回来。我彻底醒了，扭头看红雨，她的头狠撞到方向盘上，右脸上狠磕了一下，已經红肿起来。她双目圆睁，脸色煞白，伸手拉我，说：“小刚你没事吧？没事吧？我还好，就是脸上磕疼……”红雨把车停下来。

　　我摸摸脑门，把车座放回直立状态，说：“我没事的，车子撞哪了？红雨你还好吧，除了脸别的地方疼吗？出门走几步看看……”

　　我们各自打开车门，起身出来，红雨除了脸上挂花，其他看着都还好，她一边走一边整理自己的连衣裙，脚步平稳，我松了一口气。我们转到车的后部查看，发现整个保险杠掉在地上，后备厢已经被撞得缩进车体里。我倒没有那么心疼小本田，反正这车也老得不行了，应该换新的了。

　　我们低头查看损坏的车尾，并没有注意那辆撞我们的白色中型货车。只听见身后那辆货车引擎熄火，车前灯随之暗了，车门推开，几个人跳了出来。我和红雨光顾着察看彼此的伤，一抬头，我们周围已经围了几个人。其中一个高个儿穿着连帽运动衣，背着光，他的大半个脸都缩在连衣帽的阴影里，看不清他的脸。他转身吼：“别熄火啊！你妈的蠢啊！把车开着。”随即货车的大灯随着引擎启动的轰鸣声又亮了起来。

　　他的骂声在夜里粗重刺耳，大灯照得像审讯。另外两个围上来的黑人好像很紧张，低头看着我们的脚底下。接着另一个人从车里钻出来，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屎屎屎屎屎”。等他来到我们面前，我见他头上顶着缠夹不清的金发，身上穿着无袖的篮球背心、阔短裤，上身和腿上露出的部分布满刺青，包括他拿枪的手，枪对着我们。他看到红雨隆起的肚子，有点吃惊，把手里的枪本能地朝我这边多晃晃。在货车的灯光下，黑洞洞的枪口好像电影特写。红雨尖叫起来。

　　“别开枪，求求你们别开枪！求求你们！把车拿走！”她用英文说着，声音又高又尖，像是锉刀划在玻璃上。她的湖北口音的英语听在我耳朵里，一瞬间我觉得五脏六腑都在害怕。

　　“把车钥匙给我们！你他妈的快点拿出车钥匙！”高个子呵斥着。

　　红雨弯下腰把车钥匙往前抛在高个子脚前的地上，车灯光打在她赤裸的手臂上，特别白，地上几块碎玻璃闪着寒光，她颤声说：“车钥匙给你，拿去吧，我们没有钱。”

　　“我来我来。”我听见自己说，说着往后裤兜里掏钱包，一切都是慢镜头，我有种缺氧的感觉，脑子蒙了。我平静地掏出钱包，把里面的钞票掏出来，伸直手臂递过去。高个子一把抓过我手里的票子，转身就往货车奔，其他两个跟在后面，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注意到那黑洞洞的枪口还在对着我们，没有挪开的意思。金发的小个子的眼睛里闪着疯狂的光。车灯下，我注意到他头上的金发是一个假发套，鬓角上有黑色的发茬从假发下支棱出来，让他脸上的疯狂更加恐怖，好像不是真的。

　　这时我突然清醒了，路上所有的嘈杂都蜂拥进我的耳膜，就听见高个子和金发仔的叫骂声，枪响，子弹在空气中擦肩而过的锐叫，货车上的人拼命踩油门试图发动车子、引擎的活塞挣扎几下熄火复又爆破启动的声音。在这一片嘈杂中我听到红雨在一旁啜泣，只有一两声，我用手臂罩住她的肩膀，往路边的高草中退过去，蹲下，努力在乱晃的车灯中把身体缩小。金发仔坐进我们的车里，手里还是拿着枪，另一手捏着车钥匙启动车。他离我们是这么近，他脸上的粉刺在汗水下清清楚楚。

　　随后，汽车排气管里冲出的热浪扑面而来，热浪中满是汽车废气的味道。在汽车启动的同时，我拉着红雨转身撒腿狂奔，马路隔离带杂草里的刺划破我的腿，我们拼命跑着，跑进一条更黑的小巷，跑过已经打烊的小店。直到发现牵红雨的手已经空了，我才意识到把她弄丢了，复又跑回去找。她倒在不远的路边，在一辆路边停着的车旁，赤裸的双腿上血迹斑斑，连衣裙的下摆已经撕破，高跟凉鞋只剩下一只。我以为红雨被枪击中，等我抱她起来察看，发现血是从她两腿之间流下来的。她还有气，活着。

　　警察叫来的救护车把红雨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已经听不到胎音了。医生给了红雨引产的药，我坐在走廊里的椅子上等，医生跟我说为防止子宫大出血，要尽快引产—红雨没有被枪击中，但胎盘出了问题。引产前妇产科医生听我结结巴巴地说了车被撞然后被抢劫的事，叹了一口气，问这是不是红雨第一次怀孕。

　　医生安静地听完，说：“第一次怀孕可能会出现各种复杂情况，包括流产。晚上车祸和惊吓是一个因素，但不一定是流产的决定因素。”说完他拍拍我的肩膀，安慰我：“你们还年轻，以后还会有很多次机会。”我唯一的念头是红雨活下来，别出事。

　　引产很顺利，医生问我要不要见一见胎儿，我迟疑了一下，医生见我害怕，他说胎儿很完整的，就是很小，做父母的最后见一次是一个了结，我于是同意了。我被带进一间单人房间，类似于会客室，有沙发，有咖啡桌，沿墙的柜子上放了咖啡机和一排整齐的茶叶盒子，但不知道为什么那间房间给我布景的感觉，一切都是临时的设置。

　　我在房间中站了一会儿，前面有一个落地窗，窗帘里面透出光亮。我走过去拉开窗帘，才发现窗帘后面只有一张一米半见方的大照片，不是窗户，这个房间根本没有窗户。大照片后有灯光设置，外面装了落地窗帘。窗帘拉上以后隐隐透出来的光线像天光一样，其实是大照片背后的打光。我在那张大照片前看了一会儿，那是从洛杉矶天文馆方向拍的城市鸟瞰，洛杉矶天文馆是我跟红雨约会时喜欢去的地方，那处风景我非常熟悉，没想到在这里看到。这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招呼以后，护士长推着小推车进来，她从小车上抱起平绒毛巾包的胎儿，递给我，告诉我不需要着急，想待多久待多久，没有人会打搅。

　　我从她手里接过小白布包，胎儿只有儿童足球那么大，皮肤呈蓝紫色，很光洁，皮肤还有弹性，不像皱巴巴的新生婴儿的脸，双目微合，表情很安详。他靠近眉心处的眼槽微微凹下去，像红雨，苗人长相，我一眼就认出，然后我就不害怕了。我慢慢打开绒布包，看到他的全身，是一个男孩儿。

　　二

　　当红雨和我坐着救护车被送到医院的时候，登记完红雨的名字，我跟驻院的警察报了案。洛杉矶急诊室的警察真多。除了做笔录和让我在记录上签字，深表同情，警察基本就是爱莫能助。在我身后排着长队的人有报案的，有犯了事反抗逮捕而受伤，带着手铐被送到急诊室就医的。我从来没有想到离家这么近的医院里晚上有这些热闹，在我每天晚上回到家，吃了晚飯洗了碗看电视，洗了澡坐在床上发着呆等红雨的这些时间里，以及此后的暧昧长夜，整个洛杉矶犯罪在夜中狂欢达到高潮，这夜里枪与药的狂欢，是我的小日子以外的平行宇宙。

　　我们的车上有车辆登记的文件，上面有我和红雨的地址，我问警察怎么办，流氓会不会找上门来。警察说不会，洛杉矶路上持枪抢劫的少年团伙，基本都是吸毒狂，没钱买毒品了就出来抢劫，拿到钱就走，几乎没有发生过跟踪上门的案例。我问，从来没有吗？Never ever？警察看了我一眼，迟疑一下，点点头。他肯定想这英文磕磕绊绊的中国人怎么突然蹦出never ever两个词了。

　　红雨过了一天就出院了。公司给我放了两天假，邮购了一瓶插花送上门来表示慰问。红雨呆呆地看着花束里蓝色的绣球花，像自言自语又像在问我：“那孩子，到底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我不敢回应，几年后吧，再跟她提在小会议室跟“小蓝孩儿”告别的事。公司秘书邮购花的时候，电话咨询了我一下，问我要蓝色还是粉色的花。蓝色代表男孩儿，粉色代表女孩儿，这是美国习俗中生男生女的花语，但我当时并不知道，选蓝色是因为这是红雨喜欢的颜色。

　　出院后第三天，红雨的奶水来了，汁水饱满，乳房胀得滚烫，像小母牛，可惜全无用处。出院前医生已经给她开了镇静剂和止痛片，并警告我们流产后产妇情绪会大起大伏。我下班进门，屋子里黑着灯，唯一的灯光来自浴室。红雨光着上身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她的一对乳房变庞大了一倍，乳房皮肤下的青筋纵横交错，像放大镜下的叶脉。她用指尖轻轻挤一下乳头，就有奶黄色的汁水滴出来，红雨用指尖接住，放到嘴里尝尝，又接了一滴，给我尝尝，有股淡淡的甜味。浴室的空气都是热的，红雨的身体在全力开工，像一台努力产奶的机器。

　　之后护士上门家访，教她把两袋冰冻豌豆放在胸口，想把这奶涨冰镇回去。就这样她半躺在沙发上，穿着碎花睡衣，敞着的胸口堆着两包冻豌豆，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天花板，一声不吭。过一会儿等豌豆焐热了，她自己起身去冰箱里再换两包。疼吗？我问红雨。她摇摇头，已经不疼了。我不知道是药物的作用，还是她真的就很坚强。红雨从一周前怀孕的少妇，变成了老气横秋、不修边幅的妇人，头发蓬乱，随时可以脱掉上衣察看自己胸口的情况。因为奶水时不时会漏出，她基本都穿那几件邋遢的旧睡衣，加上她木然的眼神，让我心疼，也让我难为情。

　　我下班，带来老费家做的饭菜，煲的鸡汤。没过两天，红雨就下地自己做饭了。但她还是不怎么说话，我怕她是不是吓出毛病了，劝她给湖北家里打电话，写信也行。她回头冲我笑笑，说这么“衰”的事有什么可说的，平白叫家里人担心，还一点用处没有。过了一会儿，她叹口气，说想不明白，那些坏人怎么挑中我们这辆破车的，没有一点迹象表明我们有钱啊。说着说着，她又问，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么倒霉？他们为什么没开枪杀了我们？

　　我没心没肺地全盘转述警察的话，这些少年团伙就是吸毒成瘾，抢钱抢车买毒品，不是想杀人，他们不会上门来的。说到这里我停住了。

　　从红雨的表情，我知道最后那句把她吓到了。红雨是聪明人，她出院后几天思想都被“小蓝孩儿”占了，等她的伤心过去，她就开始反反复复地想那天出事的每一个细节—最早在哪条街看到那辆白色货车的，它跟了我们多久……很快她就想起车里放的车辆登记卡、保险证明，这些文件上清清楚楚写了我们的姓名地址乃至社会安全号码。“警察怎么能知道这些流氓不会上门来找我们，再抢我们？”她反复问我。

　　“那我们也买枪自卫，”红雨认真地说，“到哪里去买枪？我可以打长枪的，手枪没有打过，应该差不多……”过了一会儿，她又绕回到那个“为什么挑上我们”的老问题。“我其实注意到后面跟的车一直是那辆，离得那么近，我一点都没怀疑……”红雨的口气像祥林嫂。

　　“不要再想了，红雨，已经发生了，洛杉矶那么高的犯罪率，我们摊上一次也不是没有可能。”

　　“离得那么近，怎么可能不想呢？”她伸出手，摆出一个手枪的姿势，指着我的胸口。

　　对红雨的话，我心有戚戚，我从来没有想过周围那么多人拥有枪。我开车在路上，前后左右并行的车，它们的仪表盘上的小柜极有可能藏着一把手枪;去超市，有多少顾客身上是带枪的？公司同事呢……枪变成一个身份了。但是我的当务之急是买一辆新车，本田的下落没有任何音讯，保险公司已经确认了报失，赔偿很快就会寄来。

　　这时，我们两个同时听到墙壁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红雨打住话头，指指墙，侧耳听，然后压低声音说：“又来了！”

　　三

　　第二天晚上进门时，我发现床垫被拖进储藏间了，一个双人床垫，把储藏间的地面塞得满满的。储藏间一侧挂红雨的衣服，主要是连衣裙、丝绒套装、毛料西裤等等值得挂起来的精致衣服，另一侧挂了我的西装、衬衫和各种各样的领带。一只从宜家买来的活动衣柜装我们的内衣、T恤，被挪出去了。

　　红雨带我走进储藏间，顺手关了门。储藏间里没有开灯，仅有的亮光从门下那道窄缝透进来，我看到红雨穿了绣花拖鞋的脚，还有她朦胧的身形。

　　“怎么回事？为什么睡这里？”我问。如果我平躺在床垫上，我的脸和身体就在那些真丝旗袍、领带、长风衣、全羊毛西裤裤腿的丛林里。 红雨压低声音说：“这里没有老鼠。”我这个能打长枪、看过野猪和二大大脑子的老婆现在胆小如鼠。 “你是说墙壁里的老鼠不会跑到储藏间来？它们在墙里转晕了找不到这里来？”说着我都想笑出声来。 “不会的，它们现在只在卧室到客厅的那面墙下。”红雨还是压低声音说，好像怕老鼠听到，应声而往，找到我们。 “你知道上次我已经把墙上所有的洞都堵上了……它进不来的……”我也压低声音对她说，我们像在黑暗里密谋。 “不行，我听到它们吱吱嘎嘎的声音，都要发疯了。”红雨说着声音有点发抖了，“我睡不着。”

　　“好吧，好吧，亲爱的，你想睡哪里就睡哪里。”我伸出手臂抱住她，隔着薄薄的T恤，她的胸和腹部的皮肤开始恢复到正常状态，温热的抱着很舒服。

　　红雨忽然哭了：“我们本来过得好好的，忽然就变得这么惨……”我把她抱紧了，储藏室里闷得透不过气来。

　　三个多星期前，我们在厨房的水池下发现老鼠屎，那是第一次。红雨开始疑神疑鬼，觉得晚上老鼠吃过厨房里摆的水果。她跟房东抱怨，房东保证立刻派人来灭鼠，然后就没有下文，也不再接我们电话了。银湖区是洛杉矶少有的几处租金便宜的地方，房源紧俏不容易找到。我们拿到这个一卧一浴还带一个正式厨房的公寓，是顶替朋友的租约，如果仅在市场上找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住进来。房东绝对不会管什么老鼠不老鼠的，你嫌这里不好，你自己另找房子去啊，反正有人愿意住进来。

　　我从建材店买了合成板、水泥，还有填胶的工具枪，把水池下的洞先补上，然后检查全公寓的犄角旮旯，把能填能垫的洞和缝隙都给堵死了。红雨开始放下心来，不会在淘米时把米抓在手掌里反复查看，老鼠风波才算过去。

　　红雨挣脱我的怀抱，站直了，从鼻子里长长抽了一口气，说：“你必须马上把留言机里的录音换了，现在是我的留言声音，得换成一个男人的声音。”

　　“为什么？”我问。

　　“换成男声留言，说明家里有男主人。”

　　“你是说那些流氓惯犯上门抢劫前，会给我们打电话留言？”我忍不住调侃。

　　“去你的！你这就去改留言！”红雨娇声说，她拍了我一巴掌。她忽然恢复温柔，愿意跟我缠绵，我觉得这没开灯的效果挺好，如果能这样，我愿意一直睡在储藏间。结果她转身推开储藏间的门，大大方方走到光明中去了，我只好跟出来。

　　“还有—”红雨说，她在厨房门口，又转身对着我，我等着她发号施令。

　　“还有什么？”我问。

　　“我记不得我想说什么了，一会儿想起来再说。”红雨说完，进了厨房。

　　晚饭的时候，我注意到公寓里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包括厨房里碗柜下的小灯，我们这个家像被置于聚光灯下的金鱼缸，那样的亮，那样的清晰。我指指房间，红雨点点头，说是的，就应该开灯，灯光如昼，坏人也就不敢上门了。

　　彻夜不关灯？

　　不关。

　　睡觉时也不关灯？

　　睡觉时也不关灯，睡觉不就包括在“彻夜”里了吗？红雨說得一点都不含糊。

　　我闷头吃饭，终于想起一个借口，对红雨说：“你身体好了，最好还是去打工吧。钱不重要，关键是得出门散心，省得在家里神经兮兮……”红雨筷子上夹了一块冬瓜，筷子一抖，冬瓜掉下来。

　　我即改口安慰她：“打工太累，你至少坐车出门走走，闷在家里老在烦心老鼠……”

　　红雨定定地看着我，说：“我明天就给吴老板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先做几个小时再说，有钱总归是好的。我要买一辆四轮驱动的大车，不怕撞的。”她嘱咐我：“天热，多吃点冬瓜海带汤，清凉败火。”

　　厨房的墙壁里又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红雨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她说：“刚才忘记说了，我打电话找了一家灭鼠公司，过两天就可以来。老鼠身上带病菌的。”

　　灭鼠公司上门时，已经是周六。

　　前来的是一个墨西哥人，穿一身整齐的制服，左胸口戴着名牌，“马可·波罗”。他查看了公寓的各处，对储藏间里放的床垫没有多问，只是多看了两眼。我带他去看客厅里那面发出老鼠叫声的墙，墙是干板壁，被我们打破过，想掏进去捉老鼠，未果后复又钉上。他经验很足地用手指敲击墙面，侧耳倾听，好像老中医望闻问切。

　　墙壁里静悄悄的，武松打老虎，老虎不在家，老鼠也不在家。

　　“解决办法是从中央空调的出气口把老鼠夹放进墙壁之间，越深越好。”马可·波罗说，手指指客厅墙壁上唯一一个冷气出口。

　　“那老鼠夹还取出来吗？”红雨问。

　　“不取，逮到老鼠后就留在里面。一开始会有点异味儿，过几天就好了。”马可·波罗说。

　　红雨脸色发白，我过去搂住她的肩膀。我问：“老鼠从哪里进来的？”

　　马可·波罗说从屋顶的瓦下钻进墙的。红雨问：“墙里并没有食物，它们为什么想钻进来？” “动物也喜欢房子能遮风挡雨啰。母鼠产崽前，喜欢钻进墙之间，它们钻进来也就再出不去了，其实它们早晚死在墙之间……”马可·波罗同意把鼠夹放到屋顶上。然后他带着专业人士的微笑，戴上消毒手套，去车里取鼠夹和工具。

　　等他离开，我们俩盯着客厅的那面墙看了好长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我心里闷，找了个借口，离开家自己出门走走。红雨像平时上班一样，把我送到门口，嘱咐我坐车当心，好像这就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我们还没有被人持枪抢劫过，好像我们还是岁月静好，不是钻进墙缝里坐以待毙的老鼠。

　　没有车，等于没有腿。唯一选择就是坐轻轨车，我漫无目的地上了轻轨红线，居然无意中跟着一群台岛游客，在天文馆那站下了车。日当午，天文馆的山脚下的停车场停满了车。好多亚洲人和墨西哥人，扶老携幼，大呼小叫地从车里出来，跑得快的孩子已经冲到人前，腿脚不好的老人落在家人的后面，一家一家人往山上走。

　　我喜欢天文馆前那个气派空旷的广场，可以看到远处洛杉矶山上标志性的HOLLYWOOD几个白色的巨大字母，也可以看到下城的全貌。在没有雾霾、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洛杉矶海岸线外的大海。现在空气质量不好，只看到一团灰扑扑红色的雾气，罩在大地上。天文馆是我带红雨约会第一次出门玩的地方，它不收门票，是我们这样的小青年免费的浪漫之地。我们以HOLLYWOOD为背景的合影，洗印后放大了寄回到国内家里，那是我们的定情照。结婚以后先是没有公寓住，只能分开住在原来各自的地方，分居半年多才在银湖区找到那个公寓。搬家后的晚上我们再次跑到天文馆的山顶，俯瞰洛杉矶，眼前万家灯火，像巨大的星盘一样的城市之光中间，终于有了我们的家。家，一个美好的结婚后的家，老婆和老公组成的安宁生活，忽然之间唾手可得，在我们到达美国的第五年。

　　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小会议室里，护士把包了白绒布的“小蓝孩儿”递给我，我接过来抱住。他的样子，是那么安静，好像随时都可能睁开眼睛，我一点看不出什么不对头。这是我的孩子，这是红雨的孩子，但是他不能动不能哭，不能像别的小婴儿那样长大了。

　　现在红雨是惊弓之鸟，怕到连晚上睡觉都把所有的灯开着。我后悔没有带红雨一起来天文馆，我们应该一起来这里的，我忽然非常想念她。我站在天文馆旁的山峰顶，俯视下面半沙漠的山谷，太阳已经行过头顶，山谷里朝东的部分已经在阴影里。冷热对流，从谷底升起热风，一只鹰利用上升气流在我不远处展开翅膀，在空中一动不动。它在峭壁上投下影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鹰展开翅膀后有那么大，两翼足有五尺宽的幅度，明黄色的利爪在褐色的腹部下蜷着。山谷两侧的石壁里长了一人高的仙人掌植物，几棵绿的尤加利树从谷底一直长上来，笔直的树干像巨人一样。仙人掌丛下有垃圾，快餐店印着店名的餐巾纸和饮料杯子丢弃在那里，白色的塑料袋和保险套挂在仙人掌的小枝上，被谷里的热风吹动，鼓起来像半个气球。砸碎的玻璃啤酒瓶子在我不远处，反射出光，像一堆星星。

　　在烈日下，鹰、仙人掌、垃圾，连同眼前这个山谷，近旁像星盘一样错落的城市，它们都是完整的一体。不知为什么，眼前那些荒凉肮脏的东西给了我心里不少安慰，它们本来就是这个大都会的自然肢体之一，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我转身下山，计划要不要带红雨出来走走，我们可以一起去选车。

　　四

　　大半年后，我在公司接到警察局電话，开始还以为是通知我们小本田找到了。警察说小本田的确已经找到，但这不是他打电话的原因。他希望我和红雨都能去警察局帮助辨认罪犯。我知道红雨不肯，也知道这种受害人帮助警察辨认嫌犯的事是自愿的，所以只简单地说不，便把电话挂了。

　　等我下班，公司门口有个穿西装的人在等我。见我出来，他立刻出示了警察证。他为辨认罪犯的事上门来找我，想说服我们。这次不是青少年团伙小打小闹，一个警察前天晚上在佛蒙特大道被枪击中。

　　他说：“出事的是同一地点，警察相信是同一团伙，所以才找到你们。”

　　便衣警官有沉重的眼皮，面对面说话时双目都像半开半合，里面的黑白眸子偶尔一现。他把找到我们车子的地点告诉我，写下那个地址时，圆珠笔在上面敲了两下，见我没有反应，他抬眼问：“你在洛杉矶时间不长吧？”我摇摇头，他说那是一个治安很不好的区。“比我们被抢的佛蒙特大道还不好？”我问。

　　他笑了：“佛蒙特跟它比好得像比佛利山庄，你们如果去找车，最好一大早，比如早上七点钟之前。再早也不行，六点之前是夜间，还会有枪战。”

　　我谢了警官，答应第二天答复。

　　我跟红雨说，没想到她一脸镇静。“我愿意。”她的口气英勇得像“双枪老太婆”，“我们明天起早先去把小本田领回来，晚上就去警察局看嫌犯。”我说：“那个区治安挺差的，你不怕？”

　　红雨说：“能差到什么地步？像电影《街区男孩》那样？洛杉矶太大，好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车去了“街区男孩”的地盘。街道上近于无人，夜生活好像刚刚结束。街上唯一开门的是波多黎各人的早点摊子，我停下来买了一杯咖啡。几个形销骨立的人在吃培根鸡蛋，他们并不看我，好像夜班工人才结束一晚的工作。我出门时一辆警车停在门外，蓝色的警灯无声地转着，车里出来的警察腰上别的报话机啪啦响着断续的无线电声音。我跟警察擦肩而过。

　　我和红雨都紧张，后悔来找小本田。转过那些堆满垃圾、墙上满是喷漆涂鸦的街道，我只想尽快离开，红雨已经看到路牌，说就这里了，小刚你停下。

　　那是两栋楼之间的一个空地，旧楼是被拆掉了还是着火烧光了，说不清。青黄的荒草已经长到一人高，荒草之间堆着残瓦，折断的水泥预制板露出里面的钢筋，也在地上横着。这里那里都有丢弃的耐克鞋，一只芭比娃娃脸朝下，身上的裙子已经被剥光了，露出肉色的硬塑料身体丢在地上的脏水洼里。到处是麦当劳快餐的纸盒子、饮料纸杯，我们下了车就闻到一股奇怪的腐烂的恶臭。红雨和我紧紧拉着手，朝废墟之中的唯一一辆车走去。

　　那辆车已经不是车了，是一些组装零件。能被拆下的东西都被拆卸下来：四个轮子、电池、音响、汽车坐垫、无线电天线，连雨刷子和方向盘都没有了。挡风玻璃已经粉身碎骨，挡风板上和前座上落满了玻璃渣子，车里的废纸垃圾里有几片纸看着眼熟，是被撕烂的汽车注册纸和保险卡，上面有我和红雨的名字。为什么车里有那么多快餐外卖的纸包？还有一叠中餐馆的外卖盒子，七八只筷子和白色塑料刀叉。我想象不出，抢劫和拆车活动会让你那么饥饿吗？

　　小本田的尸骨只残存了外面的车壳，银色的车漆伤痕累累。我带着红雨离开，在上高速前看到一个废旧汽车回收站，把地址告诉他们，付了六十美元把车拖来垃圾站，这是我能替这辆陪伴了我四年的车做的最后的事。

　　当天到警察局已经是晚上十点以后了。不知道警察局里这种站成一排，被黑暗玻璃外的聲音问话的活动，是不是都在晚上进行。问话的警官是个高瘦的黑人。他让秘书给我们倒茶，然后解释那个房间的声音和视觉的单向原理，基本就是警匪片里看到的那样。一共有三队人，辨认时警官会问话，说话时认人最方便，表情很难伪装。见我跟红雨点头，警官说那我们就去“剧场”吧。那里已经有七八个人，从身形和坐姿看基本都是警务人员。我们在玻璃隔板前坐定，屋里没有灯光，唯一的照明来自玻璃墙那边。

　　最先上场的一队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个一看就是陪跑的，堂堂正正，连T恤都是一尘不染的白色和藏青色。警官让最后一个穿风衣的小个子留下。

　　小个子的外套风衣不像风衣，辨不出什么颜色，上面唯一的扣子挂在线头上。外套里是跨栏背心，运动裤，下面一双耐克鞋。他的脸在强烈的灯光下看不清楚，好像自带马赛克。后来我意识到，看不清是因为他习惯把脸缩进竖起的风衣领子里，你看到的只是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

　　警察发话：“你喜欢夜生活。”

　　“我不喜欢夜生活，我循规蹈矩，长官。”

　　“那你深夜两点在夜枭酒吧前干什么？衣服下夹了一把半自动步枪，你难道不知道枪会走火吗？”

　　“长官，我是退伍军人，我有合法持枪执照。”

　　“你有合法杀人执照吗？你以为可以随便进酒吧对人脑袋瓜轰一枪吗？”

　　“他推搡我，要打我，他先动手的。”

　　“他是谁？”

　　“他就是那个酒吧请老兵喝酒的人，喝着喝着人来疯，他打我骂我，让我滚蛋。”

　　“那你怎么办？”

　　“我就如他所愿，回家了。”

　　“然后呢？你取了长枪回来要把他脑袋打成两半？”

　　退伍军人和警官之间的对话你来我往，夹枪带棒，充满机锋，加上他们各自不同族裔的口音和俚语，让这些话中话更隐晦，我和红雨如在云里雾里，好像大学时看没有字幕的外国电影。我的理解主要来自他们说话的口气和表情，剩下的自行补充。红雨就更蒙了，她呆若木鸡地看着玻璃墙后的表演，到那个人下场她才合拢嘴巴咽了口口水，她在我耳边耳语，问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那个犯人那么硬气？他到底犯了什么事？我摇摇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警察审人，我原来以为警察开头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

　　下一队上场的人马有六个人，我们都不认识。第三波人马出场，眼前三个人看着都差不多，除了肤色不同，两黑一白，都有刺青，都挂了花缠着绷带，但是部位不一样。一样的是他们血迹斑斑的T恤，还有空洞无畏的眼神。他们像走T台的模特，水仙花一样施施然走进房间，停下，转身面对我们。警官让他们侧转、停住—让我们好好看看侧脸，再转身—“仔细看他们的背影，记住了啊！”又让他们往前走三步，往后退三步—“记住他们的步态”。

　　红雨突然指着最左一个小个子黑人说，那个是不是？我瞪大眼睛，但还是完全分辨不出来。我的记忆里只有一头金发，脸上的粉刺。

　　坐在我们身边的警官轻轻点头，然后对着全屋子里的人说：“对的，左边就是在佛蒙特大道对奥尼尔警官开枪的那一个，我们先问他，问完，我们的客人可以离开了，让他们先走。其他的人我们明天再审。”

　　“剧场”里的其他两人按令退下，只剩下那个小个子。警官对着麦克风说：“你认识奥尼尔警官吗？”

　　小个子：“老相识了。”

　　警官：“那你把对我们说的话，再说一遍吧，老相识。”

　　小个子：“我在六十四街以南过佛蒙特大街，准备找个人找点事玩玩。”

　　警官：“几点钟？”

　　小个子：“我不知道几点钟，没有手表，但我记得你们抓我的时候，警车上表盘的时间是两点四十二。”

　　警官：“过佛蒙特前你就开枪了？”

　　小个子：“不是，是之后。我过街时就看到奥尼尔，他没有穿制服，他对我说‘晚上好！”

　　警官：“你为什么要过马路？为了朝他近距离开枪？”

　　小个子：“不是的。我看见他招呼我，我停下来，注意到他手里端着一个东西，看外形就是一把手枪。他把手枪对着我，我就开枪了，他对我开枪，打在我的胳膊上。我换了手继续对他开枪，好在手枪是连发的，我手臂受伤，换不了子弹。”

　　警官：“他现在生命垂危你知道吗？”

　　小个子：“不知道。我本来不想对他开枪的。”

　　警官：“你不担心吗？奥尼尔死了的话你就得上电椅了。”

　　小个子：“没有感觉。是好是坏都不知道，开了枪就有我没有他了。最坏的是我过不了二十岁生日了。”

　　警官：“你怎么被抓的？是在佛蒙特大道？”

　　小个子：“不是的，是自己人告发我的。我受伤后流血严重，回到家里，正在包扎伤口，等我妈出去买了炸鸡回来……”

　　讲完，“剧场”另一侧的门打开，小个子一瘸一拐地下场。天花板上的灯在他身后熄灭，“剧场”瞬间就像一个黑洞。墙这边的灯亮了，我们的影子倒映在玻璃上，大家面面相觑，红雨除了几个单词以外，基本没有听懂，偷偷问我是不是买炸鸡外卖时开枪的。我也不清楚小个子的一番慷慨陈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口音更重，把英文中的“我”都说成“哇”：“哇本来不想对他开枪”“哇受伤以后”……听着听着我走神了，恍惚间觉得他们在说陕西话。

　　从警察局出来，已经十一点半了。警察局的停车场在城市轻轨下面，最后一班夜车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像穿空而过的子弹。这一天从早上去黑人区找小本田，到晚上去警察局认嫌犯，我好像被人再抢劫了一次，被夺走的，是我对洛杉矶这个城市的信心。这个让我完全找不到北的城市，真的是我生活了五年的地方吗？

　　红雨说，就是没有车祸，你又能懂多少呢？我们来美国时，谁也没有教过我们任何事啊，你知道胎盘会出血吗？你知道在路上开车好好的，有人会撞你，抢你钱抢你车吗？你知道抢劫的人会当着你的面互相射击，自己打自己吗？

　　我说不知道，我至今不会游泳，洛杉矶是一个海洋。

　　五

　　红雨流产后的一个月，我们收到一个挂号包裹，接收人必须签名的那种。邮差离开以后，我盯着发件人里的那行字发呆，“伊鲁迷娜”，眼熟但是一时想不起来了。红雨从厨房走过来站在我身边，凑近看我手里這个小巧的包裹，它像一个小号的首饰盒，被黑色的牛皮纸包裹得整整齐齐，四个角都是尖尖的，没有一点折损。我们几乎没有收到过礼物或者包裹，红雨对这忽然降临的“小首饰盒”格外好奇，她仔细看着外层精致的包装，不停地问：“谁寄来的？里面是什么？”

　　这时我想起来“伊鲁迷娜”是什么了，但已经来不及阻止红雨了。她已经取了剪刀在拆包裹外的黑色牛皮纸包装了，她用细小苍白的手指捏着红色的张小泉剪刀，好像在做手工的孩子。没办法，我只好实话实说。“伊鲁迷娜”是我在医院填葬礼安排的表格时选的火葬公司的名字，三选一，我选了第二个。

　　听我说完，她的手把包裹慢慢放下：“真轻！”

　　那个“小首饰盒”就一直保持那个半拆开的状态，放在厨房的小圆桌上，直到我把小盒子收起来，收进卧室里柜子的最下层，在我们的护照和毕业证的下面。那以后的几天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地避免目光接触，好像两个心怀鬼胎的犯罪分子。

　　我们最后决定把骨灰撒到洛杉矶附近的海里去。我去问同事洛杉矶哪里的海滩游客少。同事说要选一个背静的海滨，就得把车沿着一号路往西南开，开过文图拉县到达马里布的公共海滩。那一带离我们住的地方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的车程，我从来没有去过。因为怕像上次那样出事，我专门买了地图，用彩笔把路线在地图上描出来。同事以为我们计划周末郊游，提醒那片海不适合游泳，湾里布满“离岸流”，海浪会不停地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推。

　　我们早上五点就出门了，一是为了避开周末的交通拥挤，二是为了在晨跑的人到达海滩前把事办了，开着我们新买的车，道奇“银子弹”。我喜欢这个名字，虽然它已经不新了，里程表上有一万多里程了。一旦恢复有车状态，我们在洛杉矶就是自由人。

　　红雨手里捏着地图，坐在副座上，一路上她很注意看着车窗外的风景，这一带我们都是第一次来。我知道出门前她好好打扮了一下，穿了平时很少穿的墨绿色绉纱连衣裙，还抹了脸化了妆，把衬衫熨好让我穿上，比平时上班都郑重其事。

　　等我们开到那里，发现马里布的海滩都是公共性质的，没有游客，路边荒凉的坡地上零星聚着仙人掌类多刺的植物，灌木丛下有不少垃圾，包括饮料瓶子。停车场边的凉亭和公交车站里三三两两站着形容枯槁的流浪汉，他们的脚边放着过夜用的毯子和破烂的提包。看到他们，红雨不由自主紧握住我的手。我们挑了一个看不到流浪汉的停车场把车停下来，整个停车场只有我们一辆车，“银子弹”孤零零地落单在那里，旁边竖着一块破旧的州立海滩的海浪警告牌。等我们开始往海边走，才发现那个停车场离海滩最远，必须爬过一个陡峭的山坡才能抵达海滩。

　　山坡上没有一个游客或者晨跑的人，铺了枕木的小路在一人高的野草中蔓延。那些被太阳晒得颜色发红的野草，带着夜晚过后清晨的露水气息，顶端开着星星点点的黄色和粉色的单瓣小花，这是洛杉矶半沙漠的野地里特有的植物，俗称“鸟眼”。这些细小的花成千上万在晨风里浮动，像太阳的光斑洒在我们的周围。红雨穿着黑色的细高跟皮鞋，在小径上小心翼翼地走着，怕被地上的石头和草坑崴了脚。她的挎包里放着那只拆开到一半的小盒子。早上觅食的海鸟成群地从我们头上飞过，发出呀呀的叫声，它们也朝海滩飞过去。

　　翻过陡坡后下山朝海的路是一段更窄的碎石和枕木铺的台阶，看上去有一百多级。为防止跌倒我们都低头小心看着脚底下的路，尽量挑平地落脚。等我们到达最后一级台阶，一抬头，周围已经是开阔的沙滩，海浪在不远处拍打着。海水是深灰色，近海岸的黄沙滩地上漂着浪带来的白沫。海滩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一群一群的白色海鸟，它们会突然起飞，张开浅褐色的大翅膀，白色的腹部掠过海面上的细浪，在天空中转一圈，又在原地落下。

　　我跟红雨呆看着海，眼前的空旷和单一风景几乎让我忘记此行的目的。过了好一会儿，红雨点点头，就这儿吧。她把挎包打开，把那个小盒子取出来，飞快地把原先拆开的包装纸一层层撕下来，露出一个更小的白盒，她掏出来递给我。“我们就在这里撒吧。”说完就打开白盒子的盖子。

　　盒里的第一层是白色泡沫塑料盖，上面安了一截小小的白绳，拎起细绳，就可以看到里面用透明塑料袋装的棕灰色的粉，只有两调羹的量，像躲在盒子内心的小鸟。我把裤脚挽到膝盖以上，取出那只“小鸟”，握在手心里，把盒子递还给红雨：“你在这里等着我。”然后我一个人走向海滩。红雨并没有跟我过去的意思，她眼巴巴地看着我，像海滩上那群鸟。鸟群以为我手里拿的是什么可吃的东西，它们一边朝我走来的方向慢慢挪动，又不靠近。我没有什么可贡献的，只有“小蓝孩儿”的灰。

　　我朝海水里走下去，尽量走得离岸远一点。如果能起风，风带动波浪，会把灰扬起带到海滩之外。但是没有风，海面平静着，远处有一艘弃置的旧船，黑色的桅杆斜支着，此外海平线上一无所有。我低头看着已经没过膝盖的海水，一股细小的海浪在我腿边流转，搅动脚底的沙。我把手里的袋子抖开来，袋子里的东西像烟灰一样撒在我的腿边，只那么一下，袋子就空了。我既不敢立刻迈步离开，怕一抬腿它们就随着水里的沙子一起粘在我腿上，又担心浪把它们都冲回到海滩上，被跑步的人和流浪汉踩着，跟那些海鸟的排泄物和破碎的贝壳水草臭烘烘地堆在一起。

　　这时我脚边的水底升起一股看不见的流动，带动海水，海水里微小的尘粉像四散开来的鱼卵，轻盈地漂起来，随着海水的流动打着漩儿，成群结队地往海洋外的方向漂着，我的腿感觉到离岸流的推力，几乎不由自主跟着。过了几秒钟，周围的水里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我慢慢走回岸上。

　　红雨一双眼睛红红的，但她的脸被海边的太阳海风沐浴，反而有了一点血色，加上出门前抹的脂粉，她看着比过去一个多月都漂亮。海滩上开始有一两个晨跑的人。我们顺着石阶而上，往停车场的路走。在坡顶我们停下来，回头看看那片海，海鸟群烟一样地升起，海面除了那艘破船，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我有好几辈子可以活，直到离岸流把我的灰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