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郁达夫
对郁达夫来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但将这句话反过来说也适用：所有作家的自传——起码郁达夫的自传——都是文学。郁达夫那种描写自我的冲动，就是他大部分创作的原动力。但另一方面，由于郁达夫认定艺术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艺术，为郁达夫作传的人就必须特别小心。他这样将生命和艺术结合在一起，看来很简单，但背后那种实际跟表面、自我跟自我幻象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千丝万缕，不易明白的。
自开始写作以来，除了有这种强烈要求描写自我的冲动外，郁达夫还结合了一种强烈的自欺成分。研究郁达夫的人，全部强调“他经常在描绘自我”，但很少人会注意到他同样坚持要描绘一个自我以外的自我——也就是要去建立他自己的幻象。由此，文艺创作对郁达夫有着解脱的作用：把他的灵魂从真正自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选取当中一些他需要的属性。
《沉沦》和欧内斯特·道森
在郁达夫第一部小说集《沉沦》里，自我和自我的幻象很明显是相互影响着的。《沉沦》写于1921年，那时郁达夫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三年级学生，该集收有三个短篇小说，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集子的标题小说《沉沦》。在该集的序言中，他解释故事内容时说：“《沉沦》是描写着一个有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也有几处说及日本的国家主义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压迫的地方，但是怕被人看做了宣传的小说，所以描写的时候，不敢用力，不过烘云托月地点缀了几笔。”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Ito Toramaru）评论《沉沦》时，讨论了“忧郁症”在该小说中的重要性。他指出郁达夫是受了日本著名新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Sato Haruo）的影响。1920年，即《沉沦》写成的前一年，他们经田汉介绍相识。伊藤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认为郁达夫借用了佐藤常用的忧郁主题，同时更受了佐藤的文学理论及那些所谓“私小说”的影响。而且，伊藤更认为《沉沦》的真正主题是郁达夫对性事的自咎感，而这自咎感是与国家和种族的屈辱有关的。
就主题而言，这部小说可算是在中国文学中第一部以极严肃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向来被人认为是社会禁忌或不能公开和轻牵胡闹的主题的小说。即使是林纾和苏曼殊，也避开这“性”的问题，或掩压之于一腔热情底下。因此，《沉沦》代表了中国文人第一次的认真努力，以朴素坦诚的笔调，把性和情感并在一起处理。
但郁达夫却喜欢称他在性事上的挫折为“忧郁症”——一个充满了日本和西方浪漫主义气息的名词。在写作时除了忠于事实外，郁达夫也予以一定程序上的艺术加工——一份受到佐藤春夫的作品所影響的艺术构思。而且，我们还可以说：在郁达夫心目中，“忧郁症”是浪漫主角所有的特征。换言之，郁达夫在描写“内在”的自我时，他亦在故事内结合了一个“外在”的自我。《沉沦》的主角是个年轻人，时髦而孤独。当他在日本的田园美景中漫步时，能够背诵出华兹华斯（Wordsworth）、海涅（Heine）、吉辛（Gissing）很多的诗句。照夏志清的说法：“歌德式的自怜，夸张了主角对大自然之爱好和内心痛楚。”此外，我们亦可在这自我形象中见到卢梭的影子。
《沉沦》集中的另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更具体地证明了这点。故事的主人翁也是个身居日本的中国人：“年岁约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长五尺五寸，貌熟，色枯黄，颧骨颇高，发长数寸，乱披额上。”他在东京的街道上游荡，悲痛地回忆着去世的妻子，然后又去到一位熟稔的日本年轻女侍的家里坐。当他听到这位女侍快要结婚时，他典押了几部书，买了丝带、发簪和两瓶紫罗兰香水，作为结婚贺礼。他在她那里喝了很多酒，跟着便不知所终，翌晨被发现已经死了，口袋中放着道森的一部诗集。在故事后面，郁达夫还以英文加入了一段附言：“读者必须紧记这故事是虚构的。作者无法对其真实性负责。但有一点是要在这里说清楚的：作者在构想这个平凡的故事时，是借用了史蒂文森的《夜宿》和欧内斯特·道森的生平的。”
故事背景的设计取材于史蒂文森，而故事主人翁对年轻女侍失恋的主题则来自欧内斯特·道森跟美思（Missie）的恋情。美思是一位住在伦敦的波兰籍女侍，1892年时，她还只有十四岁。不过，《银灰色的死》中情节的实际要点和细节，则属于郁达夫自己。我们从他自己的叙述中知道：“每天假如我不看小说，便会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咖啡店内，找女侍陪酒。”我们也知道他1920年已经在中国结了婚。
由此可见，这故事并非完全虚构，也非十足真实，而是二者巧妙的结合。内中既有高度的模仿技巧，亦可见他热烈地要求描写自己。在这里，郁达夫尝试做两件事：第一是以他自己的形象为基础来描绘出一个虚构的人物，第二是要将小说中的人物提升为一个理想的、超现实的幻象。
也许郁达夫是从佐藤春夫处认识到道森的。但似乎道森的生平和性格比他的诗作更能吸引郁达夫。在《黄面志》里一篇写于1923年的长文中，郁达夫将重点放在道森对那位波兰籍女侍的单恋，他认为这单恋令道森沉迷于酗酒，更使他步向死亡。虽然郁达夫并没有说出来，但他一定会记得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将道森描绘成有着“济慈般的面孔：那是济慈沮丧时的面孔，一方面举止是那么高雅，一方面外表又常是那么颓丧，二者的分别真是奇怪”。郁达夫自己去召妓时，也一定会想到道森的例子，因为道森亦常和一些身份不明的女子如杜丽丝（Duleie）、艾丝（Essie）、美思（Missie）等混在一起。他甚至可能以道森来为自己的酗酒辩护。但很可能他并不知道道森不顾一切的酗酒和跟一些不名誉的女人调笑，很可能“主要是他对自己的理想缺乏信心的结果”。
当道森也许是在以颓废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里对于生命和作品的疑惑时，郁达夫却在找寻一个理想来仿效。我们可以从郁达夫对他心爱的中国诗人黄仲则的态度来证实这个论点。
黄仲则和郁达夫
黄仲则（原名黄景仁，1749—1783），是乾隆年间的一位抒情诗人，宋代诗人黄庭坚的后代，生于江苏高淳县。“他三岁时父亲去世，早期的教育全赖母亲和祖父。七岁时迁往武进，结识了洪亮吉。洪亮吉是他的邻居，比他长三岁，后来也成了作家和他的毕生好友。1760年，黄仲则的祖父去世，家道中落。”1765年，黄仲则考中了秀才，但其后的省试却屡次落第。因此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只能为一些欣赏他文才的人做书记。1771年，黄仲则在安徽做了安徽省提督学政朱筠的书记。翌年三月，朱筠召集了很多名人文士，来到采石矶太白楼赛诗。采石矶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淹死的地方。二十三岁的黄仲则是全部宾客中最年轻的一个：“身穿白衣，立于日影之下，洋洋数百言，来者莫不顿笔而观之。”
虽然黄仲则因此而一夜成名，但因为他没有高功名，再加上轻狂的性格，令他无法找到一份固定的待遇好的差事。1775年，他到北京，考上了乾隆御准的一次特别试，开始在“皇家印务局”当抄写工作。他一直在北京逗留到1780年，改做了山东学使程世淳的书记。1781年，他往西安，向那里的提督毕沅借贷。回到北京后，他被提升为副知府，却只是候补的。1783年，虽然抱病在身，他还为债主所迫，再往西安求助，结果病逝在途中，年仅三十四岁。
正如章衣萍所总述，黄仲则一生贫病交迫。作为家中的独子（他的兄长在他十五岁时去世），他甚至无法养妻奉母。他体弱多病，面貌娟秀，终其一生耽于游历、读诗、写诗和饮酒;有时候，他更会读诗写诗至通宵达旦。根据他所写的自传：“年二十五而患喘疾，不能自持。”
黄仲则的诗特色在其简洁及有丰富的情感，这在清朝很不常见;而那时候大部分诗人都只会墨守成规，模仿唐代的大家。尽管黄仲则也追随清诗人袁枚，但许是由于他生性敏感，故能在诗中加入细致绵密的情感，在同期的诗作中，这是很少见的。据说，他十五岁时爱上了住在邻近的表妹@，但后来却在十八岁时与另一位女子结婚，看来他也一样的爱她。他不少细腻大胆的爱情诗，就是为生命中的这两位女子而写的。
1922年11月20日，郁达夫完成了短篇小说《采石矶》。故事开始时，黄仲则二十二岁，当时他在安庆，在朱筠的衙门工作，学使很喜欢他，但却太忙了，无法在他“沉默忧郁”时安慰他。衙门中有四五十位书记，却没有一人愿意接近他。稍微了解他的说他恃才傲物，那些不能了解他的认为他一点才能学问也没有，只是仗着上司的威望和宠爱，时常大发脾气。“因此，他的声誉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忧郁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来。”
他是一个伤感而孤独的天才，但除了好友洪亮吉外，没有一个人赏识他。洪亮吉深深赞赏他的文学天才，又知道怎样去应付他那起伏不定的情緒，但大部分时候，黄仲则喜欢独个儿游荡、作诗，沉迷于回忆之中。一个秋夜，当他孤寂地在月明露湿的园中散步时，突然想起了一个他所爱，而现在却留在乡间的伶俐活泼的姑娘，她时常“以一双水盈盈的眼光，注视着瘦弱的他的身上”。离别时，她暗泣了半个钟头，后来送了一条淡黄绸的汗巾给他作纪念。他在秋露中觉得很冷，但却没有钱买皮袍，他也想到自己应该寄点钱回去给年老守寡的母亲。感怀神伤之际，他吟出新句来：“茫茫来日愁如海……”
翌晨，他很迟才起床，写成了一首诗后，便出外散步。突然而来的冲动，激起他去登山找寻李白的墓。他终于找到那墓冢，但却是荒废了，埋于野草丛中。他不禁叫道：“啊啊，李太白，李太白！”眼泪便滚下来了。他在那里坐了很久，“想想诗人的寂寞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现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泪只是陆陆续续的流淌下来”。
他回去时，吊李白的诗也写完了。洪亮吉迎过他后，对他说那位著名的考据家戴震刚刚来了。在欢迎戴震的宴会中，戴震批评黄仲则的诗是“华而不实”。这样的批评，对于这位性情敏感和体质虚弱的年轻诗人，实在是太难受了。他病倒了，一直病到第二年的春天。
春天来时，他才渐渐痊愈起来，但他那“孤傲多疑的性格”却没有改变。他觉得自从戴震来过后，上司对他再没有以前那么客气了。一个晴朗的下午，朱筠在俯瞰长江的采石矶前太白楼上举行宴会。在请来的文人中站了年轻的黄仲则，“纤长清瘦……穿了一件白袷青衫，立在人丛中间，好像是怕被风吹去的样子。清癯的颊上，两点红晕，大约是薄醉的风情”。黄仲则和洪亮吉来到太白楼时，学使问道：“你们的诗做好了没有？”心高气傲的黄仲则答道：“我已经做好了。”其实他只为了一时好胜而说笑罢了。但朱筠看到了他那少年的傲态时便说：“你若是做了这样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写出来吧。”等到朱筠把墨预备好了，摊开横轴时，黄仲则敏捷的文思已在脑中凝结成一首长诗，一下子就挥笔写了出来。
这小说可算是郁达夫其他不少短篇小说的典型：有从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层次交织而成的完整形象，亦有那撩动起来的昔日残存的余韵，更有随着丝丝回忆而慢慢发展的情节，以及那娓娓道来却不甚完整的特点。但它又是郁达夫极少数不以现代作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之一。在这里，他是为历史人物——一位他最为爱慕的诗人——写小说式的传记，他在这篇小说里再次创造了一个自我的幻象。
显然，黄仲则和郁达夫是一对生于不同时代而骨子里却是相同的人物。1909年在杭州第一高等学堂念书时，郁达夫初次接触到黄仲则。有一次，他买了一部黄仲则诗集，只是为了要让店员知道他有钱买得起这部书，同时要令那些年纪较大的同学以为他读得懂那么晦涩艰深的诗。事实上，那时候，他根本不能领略它的好处。十年余以后，当他在法政学堂教书时，他重读这本诗集：“闲来无事，想多读一点线装的旧书，才又买了一部两当轩全集，从头到尾地细读了两遍。……把那全集细读了两遍之后，觉得感动得我最深的，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还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短命的死。”
因此，郁达夫对黄仲则的欣赏，就正如他以前对欧内斯特·道森的沉迷一样，是带有一种强烈激动的认同感的。他们二人一生中有着不少巧合相似的地方，更加强了郁达夫这种认同感。
在自传的片段中，郁达夫说到他父亲是“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病死的”，黄仲则的父亲亦在黄仲则三岁时去世。在他早期的生活中，郁达夫也和黄仲则一样，贫病交迫。又由于郁达夫染上了肺结核病，他也相信黄仲则夫妇也是因痨病致死的。
郁达夫也在自传里描写了在他初中毕业那天晚上的优美情景：一对青年恋人互相凝视着，“一股满足、深沉、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这情景无论在气氛和细节上，都跟黄仲则独个儿回想起初恋时的情景完全一样。此外，郁达夫在日本时也曾加入了一个由日本人组织的中国诗会;在一次时近中秋的聚会中，他很快便写成了一首步袁枚诗韵的诗，令那些日本会员大为钦佩。回到中国后，他在安庆的政法大学任教;而在一百五十年前，黄仲则就在那里做学使的书记。郁达夫也一定到过采石矶和李白墓。那段形容黄仲则找寻太白墓的经过，一定是根据郁达夫自己的经历写成的。
李白和黄仲则二人，也是和郁达夫自己一样，受尽了那不能赏识真才的鄙俗社会的屈辱。而且，在文艺圈子里，有人又开始向他攻击，胡适就曾写过一篇文章，就郁达夫翻译奥伊铿（Eucken）作品中的一个小问题来挑剔郁达夫的英文不好，他更说郁达夫一群人都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郁达夫深受这种嘲笑辱骂的刺激，甚至写信给郭沫若，说到要投黄浦江自杀。
就是在这个时候，郁达夫闷闷不乐地在失意愤怒中消磨岁月之际，他再读了黄仲则的诗，也写成了《采石矶》。我们不难清楚地见到郁达夫是将他自己积压的情感投射在小说里。在这些小说人物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小说人物是与真实名人相符的：朱筠就是泰东书局的老板，而那个傲慢、心存恶意、但却没有才能的文坛巨擘、考据学大师戴震，就是那位提倡“重整国故”的胡适。（据说，当胡适知道自己被比做这个清朝大家时，很是扬扬得意。）那么，除了郁达夫自己外，又有谁会是那位孤寂痛苦的天才？
这许多恰当的巧合和相似，成功地将真实灌输入小说里，把历史跟现代的事实混淆。郁达夫利用黄仲则来说自己的故事，但黄仲则更扩大了郁达夫一向在建立的幻象。很明显，黄仲则和道森二人都有相似之处：两人都体质虚弱、两人都面貌俊秀、两人都不顾一切地拼命喝酒，两人都染上肺病而早死：道森死时只有三十三岁，而黄仲则只有三十四岁;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二人都同样不为大众所赏识。一方面，郁达夫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自己的性格和经历中找到与二人相似之处，去跟他们认同;另一方面，他那种追求幻象的魔力亦能深入他“真正”的生活和性格。结果，他便有一种倾向去模仿自己这个理想的幻象。最后，郁达夫的公开形象已经是涂上一层幻想的色彩了。
郁达夫：两个幻象
从欧内斯特·道森和黄仲则结合而幻想出来的中心形象，是一个脆弱和孤独的天才，时常生病和忧郁，只能在与他疏远的社会里，耗尽自己的生命及才华。其中一些郁达夫所喜欢的作家一屠格涅夫（“他那温和的外貌，双眼带有忧郁的神色”）、蓝波（Rimbaud）和魏尔伦（Verlaine）——亦一样可以合适地套上这个形象。虽然这形象是从西方借来的，但它也很类似中国旧小说中的才子类型。显然，郁达夫是将它在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中具体化起来了。他在二十年代所写的许多小说，无论是写他自己，或是关于他小说中的自我的，都同样包含了这个主观英雄的形象。即使是在他写于1934年至1935年间的自传片段中，那主角也是屠格涅夫式的零余者。
把郁达夫一生的事迹孤立起来看，不难发觉他本来不应长期活在忧郁之中。他的生活经历其实是他那时代一般生活方式的典型，虽然带有些伤感，但却绝不是如他所说的是一个“结构并不很好的悲剧”。他和童年伴侣使婢翠花玩耍时，一定有过不少快乐的时光;他在学校的学生运动中也很活跃;在东京时那种狂放不羁的生活又是那么的闲适和无忧无虑，那时候根本“没有人会勤力读书”;就是他跟第一位妻子的生活也不是那么悲哀的，他那守旧的妻子既受过教育，也很能体谅他，而郁达夫对她也并非全无爱意。其实，只是郁达夫将自己幻想成一个长年受苦，在黑暗的生活里沮丧漂泊的失败者;这样的幻象令他对自己现实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感到不满。
说来奇怪，郁达夫一方面对自己感到不满，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他一部分著作中觉察到他对欧内斯特·道森加黄仲则这个自我幻象也不再感到满意。他脑海里潜藏着一个相反的形象。对于这个形象，他只能远远地羡慕，却不能跟它认同，那是一个强壮的、充满生气的、要自我主宰生命的英雄的积极、精悍的西方形象。在郁达夫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这形象的代表，诸如马克史特林（Max Stirner）（“自我就是一切，一切就是自我”），亚历山大·赫兹（Alexander Herzem）（“如果我们要做，就得要有如赫兹那客死异乡的勇气”），罗曼·罗兰（“他主张奋斗到底，直到生命的终结”），亨利·巴贝斯（Henri Barbusse）（“他开始了光明运动，希望以一把火烧尽整个世界的邪恶社会”），最后還有卢梭（“反抗的诗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大自然的骄子”）。
其实，在郁达夫笔下，女性方面亦有相类似的两个典型。伊藤虎丸将郁达夫小说中的女主角分成两类：迫害者和被迫害者。前者——肥大、性感、耽于逸乐的妖女——多出现于他在日本时写成的小说;而后者——脆弱、温顺、社会中可怜的受害者——则在他回到中国后的小说里经常出现。那些“迫害者”在性事方面挑逗他，教他时常屈服于她们的诱惑下，后来却受尽自咎和懊悔的折磨。那些“被迫害者”引发起他的同情，让他宣发了感情，进入了她们的苦痛中，但却只能像她们一样的绝望。就正如他那些男主角的情形一样：在感情上他不能不被那些被迫害者所吸引，但在肉体上，他却有求于迫害者。据说，郁达夫在唯一的长篇小说《迷羊》中，本来想以怜悯的笔调来描绘出一个“茶花女”式的人物，但结果却失败地创造出一个道德观念很低的妖女，“令读者减低了信心”。更明显的就是在他现实的生活中，他的原配夫人是旧社会中的受害者，但他却宁愿和一个现代女性同居，而事实证明她是个“迫害者”，最后更毁灭了他的创作生命。
在郁达夫的想象和生活中存在两个相反极端的人物形象，亦令人想起了他前辈林纾和苏曼殊的例子。林纾对茶花女的女性美反应热烈，但同时又不能不羡慕哈葛德（Haggard）小说中散发着男性活力的英雄。苏曼殊也一样，他崇拜他的英雄——拜伦，但却努力为自己创造一个浪漫不羁的僧人加隐士式的不朽形象，且踌躇于两个极端的女性形象之间——一种是较放肆的，另一种则是较温文驯良的——郁达夫小说中的他我，最后却一定为后者的热烈情感所吸引。就正如两位前辈一样，郁达夫选择了那较为感伤而不悍辣的一种。
这样看来，郁达夫较他同期的人如郭沫若和徐志摩等来得保守。事实上，他那苍白的面孔，长衫还有饮酒、吸烟，甚至召妓，更重要的是他写得一手顶好的旧体诗，都会得到林纾和苏曼殊的认同。唯一可能令苏曼殊感到不安和激怒林纾的在于他那自觉的和自我沉迷的颓废。至于他的朋友和敌人，却全都被他那份如郭沫若所说的“特异”所困惑。“达夫是个怪人，他喜欢暴露自己的坏处”。究竟为什么他要暴露自己的弱点？究竟为什么他要长期刻意颓废下去？
如前所述，郁达夫著作和生活中那股忧郁和颓废的气息，主要是因为他要建立一个自我形象而产生的。他内心热烈追求这个形象，可能跟他天生悲观的性格有关。最近一位评论家指出，这悲观性格是受到他父亲的去世所影响的。可能他痛苦地觉得自己为家庭带来一份“诅咒”，他根本不应出生。在他心目中，他在正常的人群中是多余的、怪异的。但另一方面，不少敏感的文人其实也受到诅咒和为耻辱所负累。苏曼殊也时常提到他那“说不出的痛苦”;鲁迅十五岁时也有过伤痛的经历，他被叫来亲眼看着垂死的父亲在生死边缘受苦。埃里克·埃里克逊亦提到在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甘地（Gandhi）一生中的“诅咒”。但在伟大人物的心目中，受到“诅咒”的感觉往往会产生一种使命感来，这使命感可变成个人创造和领导的原动力。不少文学、宗教和政治上的大人物的行径，很多方面都是他们个人痛苦的再造。他们的成败往往决定于他们的历史背景和群众反应。在中国新文学中，鲁迅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位能够将自己的“诅咒”再造于生活和作品的伟大人物。
郁达夫来到日本时，所走的道路也是差不多的。他也如鲁迅一样，没法确定知道自己的身份：大家都由学科学转到学文学去。他在日本的经历，也必为鲁迅和其他很多中国学生所感受到。鲁迅比郁达夫伟大的地方，似乎在于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对抗內在的痛苦。鲁迅能够以近乎超人般的力量，将内心的斗争和忧虑隐藏不露，更将它们抑压于精神和痛苦的自我反省中，从而凝练成一种深刻的洞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郁达夫却选择以写作和暴露他内心魔鬼给他想象中的读者来祓除和驱去这些内心魔鬼，自白就是他的治疗法。在他将自己全部的弱点暴露出来后，便觉得舒服些了。
但他并不止于自白。他不像鲁迅那样单独面对和力战自己的“诅咒”，却去找寻和幻想一些和他相似的人物来解救自己。欧内斯特·道森和黄仲则的例子，显示出郁达夫是借用了和他相似的历史人物给自己创造传奇性的形象——一个望广大读者去接受和模拟的形象，就像他模拟道森和黄仲则的形象一样。他没有去“再造”他的“诅咒”，但却继续去追求它的形象。他的作品流行起来，使他成为出名的人物，结果令他更为深入自己的幻象：他必须是颓废的。最后，风格变成了独特的格调，习惯变成癖性，他个人的弱点变成了公众的资产。形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终于在他中年时候既非穷困、亦非孤寂之时完全暴露出来。他丰富的文学创作力消沉了。他变成了全然的旧式学者——一个品评家——这实在是很大的倒退，也实在是他真正悲剧的开始。
（选自新星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本辑责任编辑：马洪滔 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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