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古》自序

　　西晋太康诗人陆机曾作摹拟《古诗十九首》的一组诗，题曰《拟古》。关于其写作的时间与动机，历来学界所持的看法并不一致。王瑶在《拟古与作伪》一文中提到：拟古是一种学习写作的主要方法，正如同习字之由临帖入手。姜亮夫在《陆平原年谱》中更推断：此組诗写于陆机入洛以前的青年时期，谓：“审其文义，皆就题发挥，抽绎古诗之义;盖拟模实习之作，且辞义质直，情旨平弱，即有哀感，哀而不伤，不类壮岁以后饱经人事之作，疑入洛前构也。其中虽不无可以牵合身世际会之语，故国黍离之悲，究难认为中年后作也。”

　　王、姜二氏之说，皆出于臆测，虽各有道理，却也未必是绝无疑问的。即以写作时间而言，若据姜亮夫所论，以为作品中“情旨平弱”“哀而不伤”即认为未“饱经人事”的人洛以前所构，其准则是相当暧昧主观的;因为拟古之前提本为“就题发挥，抽绎古诗”的一种受限制的写作方式，究竟有别于完全不受拘束的自由创作。不过，即使在如此受到拘束的限制之下，陆机的拟作中仍可以见其巧妙寄托情志的痕迹。试取一例为证：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古诗《明月何皎皎》）

　　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

　　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

　　（陆机《拟明月何皎皎》）

　　比对原作与拟作，虽然别思离绪之情景颇相类似，但古诗的语言辞义质直、以闺中思妇之口吻咏出，“隐隐衷，澹澹语，令人读之寂历自恢”。（明·陆时雍《古诗镜》语）至于拟作则采缛词赡，其“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二联，句法工整，显然已变汉诗风貌为太康特质了。陆机生为三国时代吴国的豪门后裔，复以才华见重于时，故司马氏灭吴统一天下后，逼于王命，不得不北上人洛，时年二十九岁。其后便在中原浮沉宦海，虽频频南顾而未能遂其返乡之志，因而他的诗文集中，常常不克自制地流露思乡怀旧、羁旅游宦之叹。前举的拟古诗中，虽然其内涵与基调皆蹈袭着古诗原作，仅以“游宦会无成”五字取代“客行虽云乐”句，却一转泛泛之别思为去国游宦之具体事实，而巧妙地与作者的景况、情怀有了一种紧密的联系。

　　我曾经仔细检视陆机的《拟古诗》，一一比对其所摹拟的对象，发现无论在内蕴情志，或遣词谋篇方面，这一组作品都有陆机个人匠心独运之处，绝非单纯地亦步亦趋于古诗旧迹“拟之以为式”（王瑶《拟古与伪作》语）而已，至于其繁缛精致的写作手法，更显示出相当成熟的艺术修养，亦不可能是年少入洛以前的摹拟习作。我推想《拟古诗》是陆机入洛以后所作，至于其写作动机，一者可能借古诗以寓托情怀;再者亦不妨视为出于游戏心态，甚或试与古人一较长短的比赛心态。

　　事实上，陆机所开拟古之风，在六朝诗坛上竟自成一种题材，许多大家都曾经尝试写作。如陶渊明有《拟古》九首、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鲍照的拟代诸篇，乃至于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陆机《拟古诗》的影响。不过，各家摹拟古人的方式却未必尽同，江淹拟陶渊明《归园田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逼真到了乱真的地步，后遂窜入陶集;而苏东坡景仰陶公，盖亦信以为真，乃遂有和诗。至于陶渊明的《拟古》九首，则每首非专拟一人之作，但求似古而已，后人无法窥测其所摹拟的对象，则其意或在托古以抒怀罢了。

　　我在授课及研究古典文学之余，又从事翻译及创作;创作以散文为主，已出版者有数册。多年来虽努力求新求变，但终觉不免囿于一己狭隘的天地，而重复踏袭老调，乃一时兴起，想到要仿陆机以降六朝文士的《拟古》;诗既然可以拟古，散文又何妨？六朝诗人拟古的对象在于汉、魏;但今日拟古，当然不必设限在遥远的古代。我所取拟的目标，是已作古的作家风范;而且就自己的阅读经验言之，也不必单取中文;是以我的散文拟古，可以包括古今中外，在比较广大的时空中选择对象。至于摹拟的态度，则是采取比较自由的方式，无意于呆滞刻板的“拟之以为式”一途。

　　写作对我而言，是严肃的，也是寓含游戏性质的;既是游戏性质，就必然存在着比赛因素。我喜欢跟自己比赛，希望每一次的比赛都能超越过去，或者至少不要落后太多。所以这种游戏，往往是相当辛苦的。至于这一次的游戏，则又有古人参与。我并未敢狂妄到想超越古人，但他们所遗留的典范，是我非常景仰且努力追随的目标。然而，并不是所有可钦佩的古人篇章，都适合成为我摹拟的对象，必须要其中的情致趣旨，或形式章法，与我想要表达的，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性，始为我所选取。而且，我也并不勉强自己为拟古而拟古，只是在写作的构思过程中，恰巧想到所读过的古人篇章中有能够吻合者，则取之以为摹拟之标的。不过，有时也会因为读古人之作品而启迪我写作的灵感。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其间差异，容我在此对于本书所收若干文章的写作过程略做解释。

　　《香港八日草》，是我的第一篇拟古之作。六年前赴香港八日，主要目的是去接受香港翻译学会颁赠荣誉会士衔，但是短暂的停留，所会见的故知与新友颇多，见闻及感思亦不少，撰成一文恐太繁芜，分别记述又嫌单薄。当时我刚刚完成日本平安时代随笔文学《枕草子》的中文翻译。《枕草子》的行文，兼采“类聚式章段”及“日记式章段”，可长可短、宜繁宜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正可供我写作之依凭，遂以为摹拟之对象。不过，同是随笔的短制散文，我却又选择了苏轼的《东坡志林》为另一篇《散文陆则》的摹拟对象，原因是《志林》虽亦不拘长短，其间繁简的差别较少;而且我的随笔里特别引用了一篇《记承天寺夜游》，那篇文章是我阅读经验里最喜爱者之一。

　　《江湾路忆往》与《往事》都是回忆的文章。二文之撰写，却相隔五年。人过中年，对于逝去的岁月与事物，弥感珍贵。我写前文，先是由于法国电影《再见童年》的引发，其后读萧红《呼兰河传》，更为她那淡淡感伤的文字及井然有序的空间感叙述手法所吸引，便试为摹仿而作;至于后者，乃因去夏在美国加州Fort Ross纪念馆中购得的一小册传记所触发而作。My Life at Fort Ross的作者Laura Call Carr并不是一个著名的作家，但是她以娓娓的语调记述年少时光，那种平凡而琐碎、似真又如幻、甜蜜而感伤的往事，恐怕许多平凡的人在回顾过去时，都会有深获我心的感动吧。其实，我自己的笔调，本来就有几分与Laura相近之处，即使没有读过这本传记，我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也会写出一篇《往事》这样的文章的。

　　我和儿女之间，一向维持亲密的关系，无论在他们年少的时候，或稍长留学之后，都习惯用书信往来表达关怀。我们在家书中所谈及的范围，不仅止于母子亲情而已，对于读工科而嗜好文学与音乐的儿子，和读建筑而喜欢美术的女儿，我经常利用书信与他们讨论问题、交换意见。《傅雷家书》不仅深深令我感动，同时以之为拟古的对象，对我而言，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洛阳伽蓝记》为我近年来在课堂上取做教材的一本书。作者是北魏官阶不高、无甚名气的杨街之。历史上找不到其人传记，但他所留下的这一部冷笔与热笔交织的书，已足令他永垂不朽。他记寺院、述历史、传人物，兼及于志怪谣谚、庭花苑草。以空间为经、时间为纬，正文与子注巧妙配合，完成了颇具特色的书。而巨细靡遗的《洛阳伽蓝记》，也是我百读不厌的好书之一。参观日本的寺院，甚至美国加州北部一所俄国正教教堂的遗迹，我都取以为行文之范本。《平泉伽蓝记》与《罗斯堡教堂》二文，也只有效仿杨街之的笔法，始能容纳我所要表达的整体。

　　《伤逝》写于先师逝世二周年忌日。台先生在《龙坡杂文》内也收有一篇《伤逝》，表面上是追怀他的两位好友张大千先生与庄慕陵先生，实则那时候，师母方去世一年。文章表面上约制着哀恸，而台先生的内心是十分悲哀的。去年十一月五日，我的父亲于缠绵病榻近五年后，终不治而离去。我衔悲写《伤逝》以追念台先生，遂更深刻地体悟到台先生当时执笔之际的心情。

　　追怀台先生的时候，除了他的品德风范、学问艺术之外，当然也会记得他饮酒时的豪情与趣味。不久以前，我应他人邀稿写酒事，撰成一篇与饮酒相关的零星记忆之文，一时间快乐的回忆与悲伤的回忆一齐涌上心头。《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与其说摹拟台先生的《我与老舍与酒》，倒不如说：撰写时我一直怀念着老师生前饮酒的模样，而他那篇文章更引发我想象台先生早年如何与老舍交往谈饮的情形。

　　一个作家如何同情他人，而将他人的心情转化为自己的心情，设身处境地说出那种真挚的感受呢？《你终于走了，孩子》，是我真正非借拟古之方式无以写作的一篇文章。虽然我始终没有见过那个男孩子和他的母亲，但听到那悲惨的消息后，我寝食难安，直到借六朝文士代咏或代笺的形式而撰成此文，才稍感释然。我承认把自己关在书房孤灯之下的当时，已不遑辨认拟古是否寓含游戏性或比赛性等问题了。于今回想起来，当时执笔写作，我的心已完全融进那位悲苦的母亲心中，既哀痛又肃穆。

　　我读台大中文研究所时，曾选修过“印度文学选读”课。糜文开先生导引我们去认识一个未知的世界，令我兴味盎然。后来，我的书架上也排列着《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以及泰戈尔、奈都夫人等的书籍。对于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园丁集》，我尤其喜爱，摹拟写作已有多年，开始撰写这个拟古系列的文章之后，遂补足而发表过两次。《园丁集》应该是属于诗类，至于《飞鸟集》却是既像诗，又像格言，有时也像短短的散文。这两组摹拟泰戈尔的文字附在末尾，也许有些不妥;不过，既然也是拟古，就让它们有一个归属之处所吧。

　　写此系列的文章，原本是出于一种严肃的游戏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实验性。文学创作在沉思与酝酿之际，实以创新为贵。而所谓创新，是指古人已用之意，谢而去之，古人未述之旨，开而用之，所以陆机《文赋》云：“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我期望达到的目标是：拟古而不泥于古，我并不想因摹拟古人而失却自己;而且，生为现代人，我可以自由选择摹拟的对象，而写作的范围，当然也不必限制在中国。例如：我以杨街之《洛阳伽蓝记》为摹拟之典范，却记日本的平泉寺及美国的罗斯堡教堂;以日本清少纳言《枕草子》为借镜，而写出在香港的感思。就此言之，我拟古的事实，也与陆机拟古略有不同了。

　　我当初的构想是，写出二十篇拟古文章才结集成书。但朋友们频频催问，又转思钟嵘《诗品》卷上、古诗条下分明写着：“其体源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如今我所拟，也正好有十四篇，便也找到提前出书的有力依凭了。数年来我所写的文章当然不只这十四篇，但我宁愿将那些不属于拟古系列的文章另行结集，而避免二者相联，是基于一种考虑：我希望这两个孩子是双胞胎，而不是连体婴。

　　于出版之际，我把自己所摹拟的对象摘录一部分附于文后，以供读者比对之参考。不过，这样的安排，也只是提供参考而已，这十四篇文章脱离所拟之对象，应该还是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才对。我曾经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看到过一些画，是将现代画家的作品与其所摹拟的古画并列在一起，观者可以分别欣赏两幅画;然而二者比对之下，则又可以发现今人拟古之际的用心与妙趣。可惜我并没有记下那个画家的名字，以及他所拟的古画。至于我所附录的“古文”，除My Life at Fort Ross外，均是中文，或者也应在此稍做交代。我所读的《枕草子》是日本古文，但我既然已将其翻译成中文，所以采用了自己的译文中的若干段。《飞鸟集》，我手头另有英文原作，但糜先生的译文极佳，故与《园丁集》同录自中译本。这样的安排，其实是对于终身默默从事印度文学译介的先师，表示我由衷的追思与崇敬的。

　　在我断续发表此拟古系列的作品时，曾接到认识与不认识的人来信。有人表示赞许，有人则担忧如此“摹拟”下去，会失却我个人的风貌，并劝告我及时回头写自己的文章。我感谢那些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事实上，这本书内的十四篇文章仍然是我自己的风貌，我只是将自己的创作与阅读做一些有趣的比对关联而已;如果因而有些变化，那也是我所冀盼的。什么叫作风貌或风格呢？一个人的生理现象有不同阶段不同风貌，创作也理当有不同阶段不同风格才是。如果有一天回顾，我大概会欣然认知自己曾经有过这个“拟古”阶段的吧。

　　给儿子的信——拟《傅雷家书》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夜

　　亲爱的孩子：方才我在书房里持续写作一个多小时，感覺身心俱有些疲倦，便踱出来坐在客厅的沙发椅上休息，随手捡出你临别时录制留赠与我的音带，听完了正面的男声四重唱。你唱的是次低音，在均衡整齐的和声中，你那略带鼻音的唱法依稀可辨。还记得去年暑假的一个下午，你们四个大男孩就在这个客厅里录制此音带，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你准备送给我的礼物呢。你从小就是比较沉得住气的孩子啊。我尤其喜欢录音带的反面，你利用合唱剩下的空白部分，为我弹奏了几首古典吉他的曲子。你曾经说过你最崇拜的塞各维亚晚年的演奏已至炉火纯青，往往不拘小节，而我听得出你的指法似乎也想逾越寻常音律，当然，你还太年轻，有限的自我训练更谈不上艺术造诣，不过，对于音乐的喜好和领悟力，确实是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之中自己培养出来了。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已经记不得了。你对于音乐的醉心，表现在精选古典乐曲的唱片之上。你把大部分的零用钱、奖学金和做家教领到的薪水都花费在购买唱片，以至于数量越来越多，我们不得不为你一再扩充放置唱片的空间。整个大学时代，甚至于在服兵役的假期里，你在家的空闲时间，往往就是守着一套音响，手中拿的书或是理工科的原文版，或者是英文刊物，抑或是关于音乐的杂志，就那样子专注地陶醉于你心向往之的精神世界，而全然无视于走过你眼前的家人。

　　有一回深夜，你像往常那样坐在客厅里欣赏音乐，我则在自己的书房内阅读写作。我忘记其他的人是外出还是在楼上，总之，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夜晚。于书写之际暂得片刻空隙，忽闻海飞兹的小提琴独奏曲《流浪者之歌》。一曲终了，我走出书房，要求你回放一次给我听。“原来，你也在听啊！”你的眼神竟有喜悦与兴奋的光芒流露。于是我们默默地并坐，再度欣赏那感伤而浪漫的曲调。那旋律和氛围，倒是至今记忆犹新的。

　　今年暑假，我们准备去探望你，问你可需要带些什么？你回信说什么都不要，却列出一些唱片的名单，要我们从你留下来的大批收藏中寻找出来迢递运去。原来，在异国留学的生活中，你省吃俭用，居然又买了一组旧的音响设备，以及另一些唱片。

　　在罗城与你共度的半个月中，我观察你的日常作息，除了要自己打理现实生活的一切琐务外，其余都与在台北家居时并无甚分别。你仍然勤勤恳恳地依照过去的习惯读书、做实验、慢跑、打篮球，同时还用大部分的休闲时间听古典音乐。新大陆东北部的夏天，太阳迟迟不下，有一个傍晚，我为你们三个人准备好晚餐，等待的时间，凝睇着映现在白墙上的窗外烦琐的树影，忽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产生，仿佛虚实莫辨，无法相信时间与空间变迁的事实。

　　十年前，你在台北自己的房间里拥着一只吉他，曾经愣愣地问我：如果你也顺应着时尚的叛逆心态而拒绝升学的话，我会如何看待你？我们温和而理智地辩论，结果你接受了我的看法，并且选择理工的世界作为你未来发展的方向。在我们回顾的时候，时间似乎流逝得很快，但我们实在并没有虚掷时间。十年来，你一旦对未来有了抉择和憧憬，便像是对准了罗盘的舵手一般，稳健而恒毅地驶往既定的方向。你顺利地通过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关口，以迄于今日。你从小到现在，几乎未曾遭遇过什么重大的挫折，一切都相当顺利，所以同侪或许会认为你很幸运。是的，人们往往把一个人的顺利归结于表面看到的幸运，却忽略了顺利的背后那一份努力和坚持。你的努力，我最知道。赴美之前，你悄悄地在我的梳妆台上留下一张卡片，那上面有感谢我和你父亲养育的话，也有一句自我期许的话：“我知道这次将是生命中最后一次做学生的阶段，我会好好珍惜。”你果然用事实证明了。每天不到凌晨不回宿舍，总是留在实验室或研究室内用功。你告诉我：“越到上面，遇见的对手越强。所以丝毫不能得意，更不能放松。”但我想，恐怕除此客观环境之外，一个人多读书后，心中更会明白知识的广大浩瀚，自然也就会变得更虚心谦逊的罢。

　　说到读书，我则又想起另外一些事情来了。你从小喜爱文学艺术，这也就是当初你在文科与理科的抉择之间徘徊犹豫的原因;既已选定理科为终生发展职志之所在，对于阅读文艺方面书籍的时间，自然不免相对地减少。这次在你住宿处的书橱上，我看到你从台北带去的《诗经》和泰戈尔《飞鸟集》等书搁置在较高部位，显示出你较少去翻阅这些书。我明白那是你全神投入本科，未遑顾及其余的缘故，但我还是希望你慢慢养成习惯善加支配时间，分一些精神阅读文艺的书籍，尤其是哲学的书籍。现代的社会已经不可能有全才、通才的存在，知识愈分愈精细，大家必须分工合作，每个人扮演某个专才的角色。不过，我始终相信，无论文学家、音乐家或科学家，若能够在自己专精的知识基础上，再多涉猎其他范围的书籍，将会有更多的领会而豁然开通;即使阅读之书驳杂无济于所志向的专科又何妨？何况人生之路多么宽阔，怎么分辨得了有用与无用之区别呢？即令所读内容一无济于专业本行，总是会有助于丰富生命之内蕴。我时常被人问到：如何拟定读书计划一类的问题，其实，我真心认为读书的乐趣乃在于无所为而为，骤然探得其中一点理趣的快乐，不太可能在功利式的阅读计划中获得。我又始终坚信，无论文学家、艺术家或科学家，终极的目的无非在追求真善美的至高境界，而生活中的丰富理趣，正可以从旁协助我们接近这个境界。生命的轨道决不是单一的，应该有多种方向、多种层面才对。

　　除了读书以外，做人更要紧。我认为无论从事于哪一行业，或者成就如何，最后的目的是在做一个完好的人，如果读书广泛专精，而人格卑下，还不如做一个无知素朴的人。在你去年临别的时候，你父亲曾经给你几句话，要你永铭于心，其中有一句是：无论失意或得意，在力争上游的过程中，千万不可踩在别人的头上求取胜利。我在这封信里为他重复一次，因为这也是我所深深同意的做人原则。今日的社会风气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功利主义，为达成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比比皆是，但我們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趋利忘义。无论什么时代，高尚的人格还是应该受到崇仰的。除此之外，我又希望你一方面能适应新环境，另一方面不要忘本，不要与你生长的故土脱节，所以去年八月间，我为你订购为期一年的《天下杂志》，作为你二十五岁的生日礼物。今年暑假，一年期满，知悉你已自动用奖学金续订了这份杂志，令我十分欣慰，因为我看得出你在用心阅读，发现其中联结你和故土动态发展的密切关系。有些青年人出去多年之后，专业的知识渐渐增加，却逐渐与自己的故土疏远陌生。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变成那样子无根的人。

　　一口气写到这里，才发现我竟然忘了问你近况如何，忘了一般母亲对于孩子应有的嘘寒问暖，说实在的，由于工作忙碌，近来甚至很久都没有提笔给你写信了。不过，我相信你是不会责怪我的。去年我生日的时候，你选了一张清雅的空白卡片寄给我，里面有句：“我比别人骄傲，因为我所受的教养使我比别人更能适应环境;我比别人骄傲，因为我和母亲的关系远比别人亲密。即使在地球的另一端，我仍感觉那条脐带紧紧相连着。您也必会觉得脐带的那头已经延伸得很好。”孩子，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正感到安慰和骄傲，因为千山万水遥隔，我们依旧是那么亲密，而且互相了解，彼此信赖。

　　夜已深沉，我将停笔熄灯去休息，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该是旭日东升，你自睡梦中悠悠醒来的时候，愿你有美好充实的一天。

　　给女儿的信——拟《傅雷家书》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孩子：近来较少收到你的信，来信也比以前简短了许多。我明白那是因为你生活逐渐上了轨道，学习和作业吃重致无法分神的缘故。我并不责怪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反而令我欣慰，因为这表示你正专心向学而无暇发闲愁，这也正是你千里迢迢出去留学的目的啊。

　　你最近的两封信虽然比较简短，却具体地叙述学习的过程和心得。好强的你，第一个学期便一口气选修了六门课，令我们有些担心。你父亲尤其不赞成你太早选修美术史，怕你的英文尚未熟练，在文字方面会吃亏些。没想到你第一次的考试竟得到高分，你自己固然自信心大增，而我们也稍稍放心了。但愿你保持高昂的读书兴致，切莫怠忽;更重要的是，要活读书，不要把本地学生那一套临时抱佛脚的死读书方法带过去。死记、死背是毫无意义的，一定要把所读的内容融会贯通才好。

　　你提到渐渐发现自己似乎没有“三度空间”方面的天分，至于“基本绘画”与“二度空间”则颇有心得。但是你所举的理由却十分牵强薄弱。你说：后两项常常可以得到授课教授的赞赏和同学们的羡慕;而前者却好几次都没法得到班上第一的成绩。有一些人是越挫折越奋发向上，不肯屈败的;另有一些人则是越有人欣赏赞美便越自爱且力求进步，以期不辜负他人期望的。你和我都比较倾向于后一种典型。这种个性的人，优点是不会沾沾自喜，不会沉溺在掌声里，而缺点则是比较脆弱，太在乎别人的看法，经不起打击。我这样分析给你听，其实也同时是在警惕我自己，希望我们两个人共同来改正这个毛病。

　　至于说到“班上第一”的问题，我倒是想和你进一步多谈谈。这可能也跟我们的教育制度有关联，因为无论从小学到大学，学校和学生方面都很重视名次排列，仿佛“第一”便是代表最好的，最有希望的，所以大家都想争取第一。或许你自己也已慢慢发现了，小学时代名列前茅的学生，到了中学未必考第一;中学时代的第一名，到了大学也可能落在人后。换句话说：在一个小范围中的佼佼者，到了更大的范围中，往往遭遇更多劲敌，想要出人头地便没有那么容易了。而在文学艺术的世界，哪有什么第一与第二呢？试问齐白石与张大千谁是第一？马蒂斯和毕加索又谁赢谁？所以要把眼光和胸襟放宽放远才对。只是在小范围中争取第一名，并无意义，若要比赛，你得和周遭的人比，还得和广大的世界比，又更有古来即享盛名、伟大成就的人物可比。这样说来，岂不压力非常大？当然，每个人的禀赋与气质不同，努力奋斗的情况亦有别，我只是想劝你：不要斤斤计较于眼前既有的一点小成绩。其实，要超越别人或许还比较容易，要超越自己才是比较困难的。你信中说，常常做功课到深夜，把作品放在远处自己欣赏，越看越满意。

　　我很了解你当时的心境，因为在我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也有过类似的情况。然而，满意和陶醉往往易醒，成为过去。也许可以持续一天、一星期、一个月或一年，你就会逐渐从陶醉中清醒过来而开始自我反省，看出一些缺点，于是就慢慢变得不满意了。但不要害怕，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如果不知反省，一辈子陶醉在自己既有的表现，一再重复既有，则无异是在原地踏步走，没有进步，便是“定型”了。所以反过来看，由当初的陶醉自满而转变为厌倦不满，正是一个人要突破超越自己既有的前兆;当然，这个时期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难免是很痛苦的，需要花一段时间摸索与试验，却也是极重要有意义的代价。

　　昨晚，我们去看从巴黎回台来开画展的朱德群先生，他是你父亲大学时代的老师。在整个晚上的叙旧寒暄之中，朱先生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每一个画家，在画来画去之后，最后常常都会画出一套‘公式来。然而，抽象画应该是没有‘公式的，一个抽象画家要设法避免落人‘自己的公式之中。”当时由于人多，我并沒有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但内心深深赞同。我想，不仅是抽象画家应该避免落入“自己的公式”，凡一切艺术创作者，如文学家、音乐家、雕塑家等，都应当不断求新求变求更好的表现;而不能一直徘徊踌躇于那个“公式”里。朱先生所说的“公式”便是我前面同你谈到的“定型”。创作者落入公式或停留既有，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不自知，不图反省，故不晓得自己在重复着一个模型;再则是明知重复，却不敢放弃既有成就，以求突破创新，因为突破创新有冒险性，尤其当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已颇有成就（或只是稍有成就）时，更会对未知的前途感到恐慌，所以常常会恋栈既有的某些成就。紧抱“公式”不放，这便是“定型”。

　　孩子：你才进入艺术创作的前门，距离艺术的殿堂还有一大段距离，我也无法预料你将来会有多少的成就;但我希望你记住我这些话：不要忘记向自我挑战。古人说：“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便是这个道理，真正聪明的人，是要时时记得内省的功夫的，而真正的强者，是在于恒常战胜自我。

　　至于那创作求新的泉源从哪里来呢？学校给你们的教育，固然都是很重要的基础，但无论从事何种创作，一定要有丰富的知识、高尚的情操，与热烈的爱心。这就要从平日的阅读习惯及生活态度上注意下功夫了。我常常觉得一个创作者只具备专业的知识是不充足的，就以画家为例子吧：一个画家倘若熟知美术的变迁历史和道理，有充分驾驭颜料彩笔的技巧，他可能会成为相当懂得布局结构着彩的作画者，但他要表现什么内容呢？这就牵涉到个人的内在涵养和思想的层面，而一牵涉到这个层面，就绝不单纯的只是专业知识的问题了。所以归根结底说来，要多阅读各方面的书籍，并且要多思考，多关怀，才能丰富你的知识，丰富你的生命，如此才能有源源不绝的内容可以表现。

　　孩子：我写这些事情和道理，不是要浇你冷水，也不是想吓唬你，正因为读你最近以来的信，看得出你渐渐有了求知的自觉。我欣慰你终于有了这样的自觉。你是那么年轻，那么有希望，所以禁不住将我自己的一些认知告诉你。说实在的，我对于你目前所读的美术工艺也一直是兴致浓厚的，倘若时光可以倒流，我真希望能跟你一同去读那所学校，尤其是听到你叙说他们的教学方式那么自由、那么重启发，一定是十分有意思的。

　　最后，我要提醒你一事：你的信中常常夹杂着一些英文单词或句子。在我看来，并未到非用英文不足以表达的地步，所以希望你以后尽量改去这个习惯，用纯正的中文写家书。你或者会认为我矛盾，因为我曾经鼓励你要适应环境，日常生活里要多说英语。你同一位美国女孩子同住，我也认为是可以增强你英语听讲能力的好机会;不过，这并不意味叫你疏远自己的母语。精习英文与不忘中文，并不互相矛盾。我常见到出外多年的人，后来几乎写不出通顺纯正的中文信，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正因为你日常生活中要多用英文，所以才要以写信作为提醒自己不忘中文的机会，我不但希望你一方面求英文进步、不废中文，还更希望你也时时复习你在大学时期习得的法文。一个人多具备各种的语文能力，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尤其你现在改学美工，法国在这方面也是前卫之国，必然有许多法文的相关书籍。试想将来你能用原文阅读那些书，是多么惬意方便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怠忽了你已具有的语文能力才好。

　　中秋节已过，天气渐转凉了，要注意加衣，自己多多保重。想到你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异乡独立生活，不免有时觉得很心疼;但每一个孩子都终究要脱离父母的庇护才能真正成长，就又盼望早些看到你能羽毛渐丰翅膀强壮起来。

　　给儿女的信——拟《傅雷家书》

　　一九九0年三月八日晚

　　亲爱的孩子，近日来，由于准备搬家，整顿琐细之际，接触到许多你们留下的东西。你们先后出外留学，我一直都把你们的房间维持原样，床上依旧是你们往日的衾枕，书桌抽屉内也还是你们走时没有带走的品物。不是我懒散不愿意清理，也不是怯懦不敢面对你们离去的事实，只觉得有一天你们回来时，这个家仍旧像往日那样，有一间你们各自熟悉的房间欢迎你们，该有多美好温暖！

　　但是，因为客观外在的因素，我们不得不迁居，离开这个住了将近二十年的家。记得刚搬来时，思蔚方读小学五年级，思敏才是二年级的小女孩。时间如此悠悠又匆匆，你们在这里度过成长变化最大的一段日子。

　　灯下翻看你们个别的相簿，许多过去的欢愁又重新涌现于眼前，每一本照相簿都具体而鲜明地呈现你们的成长过程;虽然有些老旧的照片色彩已然有些消褪，却都十分清晰地唤回当时的情景。

　　如今的你们，在经过一些挫折，甚至病痛之后，都长成身心结实的青年，而且远离了你们双亲的庇护，独立在异乡追求自己的梦想。诚如思蔚在出外前夕悄悄留在我书桌上的谢卡附言：“谢谢你们四分之一世纪的辛劳。我想我以后可继续走你们不能全部铺好的路了。”是的，天下父母心，谁不想为所爱的子女尽力铺一张锦绣的坦途呢？但是，父母与子女聚首的时间毕竟也是有限的，人终究要开创自己的前途。想象你们在远方正一步一步踩着踏实的脚步铺开自己的前途，我心里也有踏实的安慰了。这许多相簿，我将分别为你们寄去，不是我不愿意继续为你们保留，一者新的房子空间较这个老家小很多，在有限的空间里，不得不做一些割舍安排;再者，我不能永远拥有你们的记忆，一如我不能永远留住你们在身边。我希望那些相片都能完整地寄达你们手中，希望你们继续珍惜那些无价之宝。

　　前些日子，思敏深夜里打长途电话回来，得悉我们的房子果真要拆除重建，音声哽咽地问：“那么，我们的家真的要消失了吗？下次回去时，再也看不到我们生长的地方了吗？”思蔚大概也有同样的感慨与感伤罢？我又何尝能免于怵惕不安呢？

　　一面收拾种种，禁不住地抬头四顾。这个家，当初搬进来时，位于小巷弄的中段，人口稀少，多么安静;十余年之间，台北市的变化快速得令人不能置信，许多高楼在我们的周围矗立，捷运系统又选择了这一段地方为车站，拆除毁灭遂不可避免。

　　孩子，不过，我想开了。有许多事与人是不会因为消灭而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的。譬如你们的外婆，到今年她过世已届满十年了，可是，我每次想起她生前的欢愁种种，她的音容永远鲜活地铭刻在我的心扉上，相信你們也不会忘怀那样宠爱过你们的外婆的。我们爱一个人，记得他，那么他就永远活在我们的心头;同样道理，我们爱这个家，珍惜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一段时光，那么无论走到天涯海角，甚或有一天它被夷为平地，片瓦不存，也一定仍会鲜活地存在于我们四个人的心头。这个世界，没有永恒的事物，但我们的心却有一种魔力，能使有限的事物化为永恒不灭！

　　近半年来，很少接到你们的信，我知道那是因为你们都在忙着读书，我不责怪你们。思蔚想从材料科学跨入光学研究，是否顺利得到指导教授的首肯？你说如今越多阅读，越觉自己的知识有限。我倒认为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虽然我们读文学的人无法了解实验室里的枝节琐细事体，但一切学问都有类似的阶段：从满足到不满，复又因而自我惕励，更上层楼。果然，在上个星期的信里，你告诉了我们好消息，你去选修光学的课程，而实验室的困踬也有了新转机，教授希望你夏天提出Proposal。我真为你高兴，这一年来，你虽不言不语，我知道做学问陷入低潮的打击，那是不分科系，感受都是相同的。你说现在更忙，压力更大。可是我知道你宁可如此忙碌，也不愿意在茫然的摸索中虚掷光阴。

　　我也很高兴知道思敏的情况有类似的突破性发展。上个学期，都市计划课程耗费了你不少时间和体力，为了赶制图表，你经常两三夜都没有休息，带着睡袋在教室熬夜。做母亲的听来，如何能不心疼呢？但我知道有些努力是不可避免地要耗神费心的，我也知道做父母的无论如何疼爱子女，有些事情也是无法庇护代劳的。不过，你的努力并没有争取到授课教授的赞许。为此，你曾在信中表示气馁，在电话里抱怨。分数虽然不能代表绝对的客观公正，但总是一种程度的参考。我劝你与其怨叹，不如反省和努力。寒假中，你读了一些专业的书，也重拾中国文学的书籍。这个学期，你的表现带着民族的风格，成为你自我的风格，也因而获得教授的青睐，你在电话中对我叙述如何赢得全班最高的荣誉时，语气是多么充满自信！

　　这次，努力没有白费。但更重要的是，你终于了悟：一切艺术都是相互沟通的。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的高层面不是单独孤立，而是融会贯通的。技巧终须有思想为领航，所以今后你还得多读一些哲学的书籍才好。这一点，也许你已经体会到;迟早是要体会到的。

　　孩子，虽然你们离我远去，我并没有变得稍稍清闲。一如你们记忆中忙碌不已的母亲，我有许多教书写作的正业，复加上移居的琐务，使我无暇分别给你们回信。这封信将影印分别寄与你们两人。我重读前文，觉得信的内容竟像是给我自己的学生写似的，或者也可能像是给年轻的朋友写的。岁月流逝，我亲爱的孩子终于长大成熟，这是多么值得安慰的事情！

　　新的家，仍然会保留一个房间等待你们回来。届时，你们也许会感觉陌生，但是相信很快就会习惯的，因为“家”并不只是一所房屋，有父母子女的爱与关怀，才是真正的家。让我们保留对老家的美好记忆，同时也让我们共同来营建另一个温馨的新家吧。

　　【附录】

　　傅雷家书

　　傅雷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夜

　　亲爱的孩子：昨天整理你的信，又有些感想。

　　关于莫扎特的话，例如说他天真、可爱、清新等等，似乎很多人懂得;但弹起来还是没有那天真、可爱、清新的味儿。这道理，我觉得是“理性认识”与“感情深入”的分别。感性认识固然是初步印象，是大概的认识;理性认识是深入一步，了解到本质。但是艺术的领会，还不能以此为限。必须再深入进去，把理性所认识的，用心灵去体会，才能使原作者的悲欢喜怒化为你自己的悲欢喜怒，使原作者每一根神经的震颤都在你的神经上引起反响。否则即使道理说了一大堆，仍然是隔了一层。一般艺术家的偏于intellectual，偏于cold，就因为他们停留在理性认识的阶段上。

　　比如你自己，过去你未尝不知道莫扎特的特色，但你对他并没发生真正的共鸣;感之不深，自然爱之不切了;爱之不切，弹出来当然也不够味儿;而越是不够味儿，越是引不起你兴趣。如此循环下去，你对一个作家当然无从深入。

　　这一回可不然，你的确和莫扎特起了共鸣，你的脉搏跟他的脉搏一致了，你的心跳和他的同一节奏了;你活在他的身上，他也活在你身上;你自己与他的共同点被你找出来了，抓住了，所以你才会这样欣赏他，理解他。

　　由此得到一个结论：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知识，必须要进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换言之，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法文里有句话叫作“伟大的心”，意思就是“爱”。这“伟大的心”几个字，真有意义。而且这个爱决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

　　从这个理论出发，许多人弹不好东西的原因都可以明白了。光有理性而没有感情，固然不能表达音乐;有了一般的感情而不是那种火热的同时又是高尚、精练的感情，还是要流于庸俗;所谓sentimental，我觉得就是指的这种庸俗的感情。

　　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不论是作曲家，是文学家，是画家……）必然兼有独特的个性与普遍的人间性。我们只要能发掘自己心中的人间性，就找到了与艺术家沟通的桥梁。再若能细心揣摩，把他独特的个性也体味出来，那就能把一件艺术品整个儿了解了。当然不可能和原作者的理解与感受完全一样，了解的多少、深浅、广狭，还是大有出入;而我们自己的个性也在中间发生不小的作用。

　　大多数从事艺术的人，缺少真诚。因为不够真诚，一切都在嘴里随便说说，当作唬人的幌子，装自己的门面，实际只是拾人牙慧，并非真有所感。所以他们对作家决不能深入体会，先是对自己就没有深入分析过。这个意思，克利斯朵夫（在第二册内）也好像说过的。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最可厌的莫如自以为是，自作解人。有了真诚，才会有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己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自己。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

　　而真诚是需要长时期从小培养的。社会上，家庭里，太多的教训使我们不敢真诚，真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作后盾的。所以做艺术家先要学做人。艺术家一定要比别人更真诚，更敏感，更虚心，更勇敢，更坚忍，总而言之，要比任何人都less imperfect！

　　好像世界上公认有个现象：一个音乐家（指演奏家）大多只能限于演奏某几个作曲家的作品。其实这种人只能称为演奏家而不是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胸襟不够宽广，容受不了广大的艺术天地，接受不了变化无穷的形与色。假如一个人永远能开垦自己心中的园地，了解任何艺术品都不应该有问题的。

　　有件小事要和你谈谈。你写信封为什么老是这么不neat？日常琐事要做得neat，等于弹琴要讲究干净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做人的作风应当是一致的，否则就是不调和;而从事艺术的人应当最恨不调和。我这回附上一小方纸，还比你用的信封小一些，照样能写得很宽绰。你能不能注意一下呢？以此类推，一切小事养成这种neat的习惯，对你的艺术无形中也有好处。因为无论如何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所谓学习，不一定限于书本或是某种技术;否则随时随地都该学习这句话，又怎么讲呢？我想你每次接到我的信，连寄书谱的大包，总该有个印象，觉得我的字都写得整整齐齐、清楚明白吧！

　　（录自联合文学出版社傅雷著《傅雷家书》）

　　散文三则——拟《东坡志林》

　　共赏与独赏

　　我一直非常喜爱《东坡志林》中的一篇短文《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元丰六年，东坡四十八岁，贬居黄州已三年。此文共八十三字，记一次月下与友同游之美感经验，无一字虚设，而景色与心境俱澄明如水如月，平静祥和，丝毫未染宦途失意之挫折愁怨，愈令人感佩。是何等胸襟与修养，始能写出如此文章！谢康乐有一首《石門岩上宿》诗：

　　朝搴苑中兰，畏彼霜下歇。暝还云际宿，弄此石上月。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妙物莫为赏，芳醒谁与伐。关人竞不来，阳阿徒唏发。

　　陈胤倩《采菽堂诗选》有笺语云：“东坡所谓‘何地无月，何处无竹柏，特无如吾两人者耳。东坡幸有两人，康乐终身一我。悲哉！悲哉！唏发阳阿，傲睨一世！”意下甚为同情康乐。诗好，笺亦佳。但东坡寻友共赏月色，而康乐宁愿终身一我，固与二人个性有关，自赏美一事而言，独赏亦自有其凄凉兀傲不足为外人道的境界，未必就是比共赏为可遗憾罢。

　　记黄石公园枯林

　　今年暑假终于一偿游美国黄石公园的夙愿。行前朋友特别叮咛：“黄石公园不可不游，但三年前一场大火，据说林木焚毁极惨重，尤其不可不注意。”遂铭记于心。公园幅员广大，只能车游，取重点游览方式。其中，老忠实（Old Faithful）地热泉，依旧忠实可靠，每隔一定时间必喷出数丈许高之白色雾气，颇为壮观。大小硫黄潭，亦以其翠碧或乳白之姿态吸引游人。至于美洲日形稀少之野牛（Bison），则曾见于清晨浓雾中，浩浩荡荡，成群结队，自远而近，通过眼前，消失于另一端山麓雾色里。火余的林木约占全林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比例。据说大部分倒下的余烬已清除过了，触目所及，仍见一整片接连一整片的枯林。枝叶虽已焚尽，主干亦已枯死焦黑，却仍旧仡仡乎伟伟然挺立于原生地，如永不屈服的烈士们。夕阳薄暮之中做一次枯林的巡礼，衷心十分感动。寄语朋友：黄石公园虽历大火，枯林傲岸，甚有尊严。

　　记台府夜赏昙花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台先生和师母邀约庄吉、马浩夫妇和豫伦与我，带同两家的四个孩子去观赏庭中昙花。吃过师母亲手做的简单晚饭后，大家分坐于走廊间，将玻璃门敞开，以便于览赏。有顷，月光破云，澄辉照白中庭。廊边一棵树并不高大，居然次第绽开昙花，大者如巴掌，小者似握掌，颜色粉白清雅，约莫有十余朵。人称“昙花一现”，词云“云破月来花弄影”，我们何其幸运，于一夜间得赏十余朵昙花月下婆娑，是前所未见的奇观！大人们饮酒闲谈赏花，已忘怀时间流逝，但孩子们却由好奇而倦极困甚，开始吵闹不休。庄吉的儿子当时大约六七岁，他不耐烦大人们的雅兴，竟将一只皮鞋踢人院子里。于是停杯罢饮，大家分头在树下花下草丛间找寻，居然遍寻不见，最后只得光着一只脚回家去。今晚月色亦正佳，静坐书房，忽忆起往事历历;然而师母和老师已经先后作古，温州街十八巷六号的日式木屋已改建为高楼大厦，昙花草树亦不知去向。友朋离散，子女已各长大成人。追思曩时，真一梦耳。

　　【附录】

　　东坡志林

　　苏轼

　　记游松江

　　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架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元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黄州临皋亭夜坐书。

　　游白水书付过

　　绍圣元年十月十二日，与幼子过游白水佛迹院，浴于汤池，热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东，少北，有悬水百仞，山八九折，折处辄为潭，深者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溅雷怒，可喜可畏。水压有巨人迹数十，所谓佛迹也。暮归倒行，观山烧火，其俯仰，度数谷。至江山月出，击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复与过饮酒，食余甘煮菜，顾影颓然，不复甚寐，书以付过。东坡翁。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游沙湖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日螺师店，予买田其闲。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闲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

　　记梦

　　予尝梦客有携诗相过者，觉而记其一诗云.“道恶贼其身，忠先爱厥亲。谁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数句芳铭赞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贼其牛。”

　　予在黄州，梦至西湖上，梦中亦知其为梦也。湖上有大殿三重，其东一殿题其额云“弥勒下生。”梦中云：“是仆昔年所书。”众僧往来行道，太半相识，辨才、海月皆在，相见惊异。仆散衫策杖，谢诸人曰：“梦中来游，不及冠带。”既觉，亡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复理前梦，因书以寄之。

　　宣德郎、广陵郡王宅大小学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丧其母吕夫人，六十四日号踊稍闲，欲从事于佛。或劝诵金光明经。具言世所传本多误，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为善本，又备载张居道再生事。德公欲访此本而不可得，方苫卧柩前，而外甥进士师续假寐于侧，忽惊觉曰：“吾梦至相国寺东门，有鬻姜者云：‘有此经。梦中问曰：‘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有居道传乎？曰：‘然。此大非梦也！”德公大惊，即使续以梦求之，而获睹鬻姜者之状，则梦中所见也。德公舟行扶柩归葬于蜀，余方贬岭外，遇吊德公楚、泗闲，乃为之记。

　　昨日梦有人告我云：“如真飨佛寿，识妄吃天厨。”予甚领其意。或曰：“真即飨佛寿，不妄吃天厨？”予曰：“真即是佛，不妄即是天，何但飨而吃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临皋闲题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子，上無两税及助役钱尔。

　　（苏轼著《东坡志林》）

　　伤逝——拟《龙坡杂文》

　　今年十一月九日是静农师逝世二周年祭。匆匆二年过去了，而昔日谈笑教诲，仿佛尚在目前。现在他和师母双双安息于背山面海的白墓中。今年的祭日，由益坚学兄撰写的碑文，已由孔达生先生书成楷体字，铭刻于墨色大理石、安置在墓上。台先生应可以含笑九泉了。

　　师母过世时，豫伦与我正在英国访问旅行。旅次中辗转得悉噩耗，不胜惊愕。返台后，一日黄昏，去温州街的台大宿舍拜访。向师母的遗像行过礼后，依往常那样，在书桌对面的旧藤椅中坐下。台先生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面庞略显憔悴，但神色倒还镇定。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吊唁的话才好，只是静静听他叙说师母临终的情况。他又摸索着，从面前的抽屉里取出一张诗稿给我看。那诗题是《伤逝》七言绝句：“韦家阿姊方家嫂，晚岁萦怀绝可怜。今已同归原下土，可曾相遇话当年。”并为我讲解师母与昔时情同姊妹的妇女友谊种种。声调是淡淡的，却令我凄楚感动不已。最后，又说：“思蔚和思敏兄妹还真是懂事。那天公祭，他俩一同来参加奠祭。是的，真令人感动！”他说的是我的儿女。他们当时都仅有十余岁，平日与台公公、台奶奶都十分亲近的。因为豫伦与我未能赶回来，所以兄妹二人代替我们去参加了公祭。听到台先生说及此，我一时忍不住眼泪就流下来了。

　　师母走后，台先生必定是十分落寞的，但他有益公、惠敏，以及三个孙儿陪伴，多少可以安慰晚年，尤其是小孙儿么么还很小，没事总在书房调皮捣蛋。台先生和他斗斗嘴，下下棋让几个子儿，表面上不胜烦扰的模样，其实大概也相当宽慰解闷儿的吧。有时赶巧我去拜访，台先生就会装出爷爷的威严道：“走开、走开，去那边玩。爷爷要跟林姑姑讲话。”小家伙噘起嘴说：“走就走嘛，有什么了不起！”径自走开，手上还摇晃着他爷爷题署篆体“楚留香”三个字的小纸折扇。“咳，没大没小的。真没有办法！”台先生说的时候，分明疼爱多于责备。不由得令我想到陶潜《责子诗》的语气。

　　台先生的书房里，经常还是有许多学生及慕名而拜访的人。多年来，我总是不定时地去拜访，有时与同侪相偕而往，有时则独自一人去。若是午后，他常会斟些酒给我，自己手中也有一杯;中午以前，则通常是亲自到饭厅去倒一杯熱茶，而无论上午或下午，香烟总是有的。那张大型的阅读兼书写的木桌上，终年放置着烟盒、打火机及一只仿毛公鼎的烟灰缸。抽着烟，啜饮着茶闲谈，忽然他会插一句：“喝酒是有意思。烟这东西可真讨厌！”起初，并不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直到一天他说了：“唉，这烟灰缸太小，一下子就满了。从前你师母在时，总是由她清理的。”依旧语气淡淡，可我明白台先生是在怀念师母。他们家有一位年轻能干的媳妇打理大小家务，而师母晚年背脊弯驼，虽不便操劳，却总是缓缓移步，给台先生清理那只毛公鼎形制的烟灰缸，这变成了师母的一种习惯性运动。她老人家过世后，台先生自己清理，难免会睹物思人的。

　　其实，台先生除了必要的应酬外，并不爱多出外游动，一者年纪渐大，毕竟不如往昔的健步如飞;再者，台北的交通情况愈形恶化，便也视出门为畏途。居家在书房，乃成为他生活的重心了。自从退休以后，台先生更勤于书艺，而且也颇有意要写一些回忆的文章。他告诉我：“许多人劝我写回忆录。我就是不喜欢。我这人疏懒得很，也没什么可记述的。倒是老朋友的故事，有些很值得写下来。”有时候，一两天没有人登门拜访，他提笔撰成文章，晚饭以后会带着微醺的语调打电话说：“你近两天有空，到我这里来。有一篇文章给你看看。”我就知道，台先生一定有什么自己得意的作品写好了。

　　一次，他给我看一篇记述抗战初时自己如何冒险自北平赴南京探视胡适之先生的文稿。那篇文章有台先生一贯澹涩的味道，却又充分流露当时知识分子的关爱与忧患，没有真感情与亲阅历是万万写不出来的。我当着师长作者的面前读完，反而不好意思赞美。台先生也许看出我的心态，便自己先讲：“这题目想的还不错。”那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始经丧乱》。文章和题目都非常好。后来收入了洪范书店的《龙坡杂文》内。

　　又有一次，是他书成一幅巨制倪体鲍明远飞白书艺，气势万千，雄浑秀逸，他自己也十分满意，要我尽快去欣赏，因为那是为香港某人书写的，不能久留存。记得一日午后下课，我与方瑜、邵红三人连袂登访。台先生高兴地为我们展示那幅字。由于纸张颇长，只得将书房与卧房的纸门拉开，在那日式的房屋，字的上半部在卧房榻榻米上，下半部在书房的地板上。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字，一时感动得不能言语！方瑜和邵红也都连连赞赏。台先生更高兴了。他说：“难得的是，写字的两个钟头内，没人按门铃，也没人打电话来。这就一气呵成了！”我虽不懂书艺，也隐约感受其间一气呵成之气势。

　　“这幅字要卖与香港的人吗？太可惜啦！”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办法，收了人家的钱了。”“这张不能卖，您自己留下来。再另外写一张好了。”我们纷纷建议，并且找出尺来量：长三百七十四公分，宽七十四公分。上书四言二十八句，共百十二字。这幅字，后来收入华正书局出版的《静农书艺集》内，虽已较原样缩小许多，依旧不掩其雄逸之势;至于其原件，则已捐赠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了。至今，我仍觉得那一个黄昏我近乎无理的坚持是对的。

　　师母走后，我们这些老学生有时去坐坐闹闹，或许也是一种宽慰。有时，台先生还请惠敏做些精美可口的菜，又备妥美酒，在家中招待我们，临走更赠予每人一两张字画，说那是“试新笔的”，或是“别人送的纸，练练字的”。实在令大家受宠若惊。老师的慷慨大方，有时令我们觉得局促不安反而不自然了。据我所知，许多学生辈手中所保存的墨宝，往往是在如此自自然然的情况下乍得，而非刻意向老师求取的。

　　如此硬朗豪爽的台先生，竟也会病倒，真是出乎我们意外。犹记得最后一次与台先生燕谈，是在张亨、彭毅伉俪府中，因有海外老同学返台，遂有那一次小聚。那时台先生已自温州街十八巷六号搬至二十五号，与张府仅一巷之隔。豫伦与我先去接台先生，再步行至另一条巷弄。暮色之中，一时弄不清门牌号码，便像小学生叫朋友一般，在灯光渐起的弄堂里大声喊叫：“张亨！”“彭毅！”三两声之后，我听见台先生也直起嗓门喊“张亨”，那声音相当洪亮且还带点皖北的腔调。那一夜，吃酒聊天极尽兴。当时台先生的身体已有些不适，却也流连不忍离去，经家人再三打电话催促，才依依不舍地先走。据说，隔天尚兴致浓郁地打听：“他们大家聊到什么时候才散的？”

　　可悲的，那一夜竟成为台先生与我们最后一次的饮宴欢聚。相隔不数日，他的健康状态渐呈不良，精神开始衰惫，缠绵病榻，几度往返医院，所罹患的是食道癌，而台先生自己是明白的。他先已戒了烟，犹自我调侃：“总算摆脱掉那讨厌的东西，也用不着倒烟灰缸了。”后来，酒也不得不戒止。

　　病情恶化而尚未长期住医院时，有一夜我去探病。台先生的三位子女纯懿、益坚、纯行都从远方赶回来侍病，大家正在饭厅内饮酒。是他们的父亲要他们那样子做的。台先生见我，也叫我过去：“去吧。你难得跟他们喝喝酒。”喝了几口酒后，我又回去看斜卧在床上的老师。他笑笑说：“自己不喝，隔墙听听人家喝酒讲话，也挺有意思。酒好，香气果然远闻。很好。”台先生说的可能是真心感受，但我当时听此，几乎有支持不住的酸楚。饭厅和起居室的灯光，从日式房屋隔间上方镂雕隙缝流泻下来，在台先生盖着的微暗的衾被上投射有花纹的光影。

　　两年过去了。奇怪的是，我至今清楚记得那一道一道照射在衾被上有花纹的光影，以及当时仿佛麻木地看着那些光影的自己的心情。

　　一九九二.十一.

　　【附录】

　　龙坡杂文·伤逝

　　台静农（中国台湾）

　　今年四月二日是大千居士逝世三周年祭，虽然三年了，而昔日燕谈，依稀还在目前。当他最后一次入医院的前几天的下午，我去摩耶精舍，门者告诉我他在楼上，我就直接上了楼，他看见我，非常高兴，放下笔来，我即刻阻止他说：“不要起身，我看你作画。”随着我就在画案前坐下。

　　案上有十来幅都只画了一半，等待“加工”，眼前是一小幅石榴，枝叶果实，或点或染，竟费了一小时的时间才完成。第二张画什么呢？有一幅未完成的梅花，我说就是这一幅罢，我看你如何下笔，也好学呢。他笑了笑说“你的梅花好啊。”其实我学写梅，是早年的事，不过以此消磨时光而已，近年来已不再有兴趣了。但每当他的生日，不论好坏，总画一小幅送他，这不是不自量，而是借此表达一点心意，他也欣然。最后的一次生日，画了一幅繁枝，求简不得，只有多打圈圈了。他说：“这是冬心啊。”他总是这样鼓励我。

　　话又说回来了，这天整个下午没有其他客人，他将那幅梅花完成后也就停下来了。相对谈天，直到下楼晚飯。平常吃饭，是不招待酒的，今天意外，不但要八嫂拿白兰地给我喝，并且还要八嫂调制的果子酒，他也要喝，他甚赞美那果子酒好吃，于是我同他对饮了一杯。当时显得十分高兴，作画的疲劳也没有了，不觉地话也多起来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他毕竟老了，看他作画的情形，便令人伤感。犹忆一九四八年大概在春夏之交，我陪他去北沟故宫博物院，博物院的同人对这位大师来临，皆大欢喜，庄慕陵兄更加高兴与忙碌。而大干看画的神速，也使我吃惊，每一幅作品刚一解开，随即卷起，只一过目而已，事后我问他何以如此之快，他说这些名迹，原是熟悉的，这次来看，如同访问老友一样。当然也有在我心目中某一幅某些地方有些模糊了，再来证实一下。

　　晚饭后，他对故宫朋友说，每人送一幅画。当场挥洒，不到子夜，一气画了近二十幅，虽皆是小幅，而不暇构思，着墨成趣，且边运笔边说话，时又杂以诙谐，当时的豪情，已非今日所能想象。所幸他兴致好并不颓唐，今晚看我吃酒，他也要吃酒，犹是少年人的心情，没想到这样不同寻常的兴致，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晚餐。数日后，我去医院，仅能在加护病房见了一面，虽然一息尚存，相对已成隔世，生命便是这样的无情。

　　摩耶精舍与庄慕陵兄的洞天山堂，相距不过一华里，若没有小山坡及树木遮掩，两家的屋顶都可以互相看见的。慕陵初闻大千要卜居于外双溪，异常高兴，多年好友，难得结邻，如陶公与素心友“乐与数晨夕”，也是晚年快事。大千住进了摩耶精舍，慕陵送给大千一尊大石，不是案头清供，而是放在庭园里的，好像是“反经石”之类，重有两百来斤呢。

　　可悲的，他们两人相聚时间并不多，因为慕陵精神开始衰惫，终至一病不起。他们最后的相晤，还是在荣民医院里，大千原是常出入于医院的，慕陵却一去不返了。

　　我去外双溪时，若是先到慕陵家，那一定在摩耶精舍晚饭。若是由摩耶精舍到洞天山堂，慕陵一定要我留下同他吃酒。其实酒甚不利他的病体，而且他也不能饮了，可是饭桌前还得放一杯掺了白开水的酒，他这杯淡酒，也不是为了我，却因结习难除，表示一点酒人的倔强，听他家人说，日常吃饭就是这样的。

　　后来病情加重，已不能起床，我到楼上卧房看他时，他还要若侠夫人下楼拿杯酒来，有时若侠夫人不在，他要我下楼自己找酒。我们平常都没有饭前酒的习惯，而慕陵要这样的，或许以为他既没有精神谈话，让我一人枯坐着，不如喝杯酒。当我一杯在手，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死生之间，却也没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

　　（录自洪范书店台静农著《龙坡杂文》）

　　香港八日草——拟《枕草子》

　　一 柏立基学院

　　柏立基学院，其实非授课听讲之学堂，而是香港大学之宾馆。正如中文大学之雅礼宾馆，可供外地学者暂居，亦有该校研究生住宿于其间。

　　柏立基学院位于半山际，颇有山水佳境之趣。院内各屋宇建筑于坡下，故抵达后须步下层层石阶，始得至大门前。穹形门，黑漆木扉，铜环门扣;予人浓郁的古雅氛围，而略近四合院式的蓝色琉璃瓦与浅灰色素朴的建筑外观，配合长廊与方庭，更呈现中国传统居处的特色，与市中心竞相矗立的高楼大厦迥异其趣。

　　我一周访问的暂时住处，便在二楼部位的三十一号房间。喜欢这三十一号房间，不仅因为它在长廊尽头，开门可以面对一庭草树花卉，也因为在数目当中，三十一仿佛较三十，或三十二有个性的缘故。

　　二 从三十一室的窗望出去

　　从三十一室的窗望出去，一小方形阳台之外，是浓密的热带性阔叶植物，亦有各色花朵点缀其间。远处有港湾，但枝叶茂密，无从饱览，只能在叶丛之间隙，隐约看到蓝天浮云之下的某一段湾水，运气好的时候，风吹枝摇，视界便稍稍可以宽广些，但也总是容不下一整艘的舰艇。一日清晨醒来，微闻雨声轻打阔叶，拉开窗帘，看到灰蒙蒙一片，只见眼前伸展过来的枝枝叶叶，也无天空也无海湾，遂不知身在何处。推开那旧式的玻璃窗，晨晓的空气拌和着植物的清香，扑袭一室，顿令睡意全消，十分有情味。再探身向右下方望去，见一妇人撑伞兀自步行于晨晓的林中。距离遥远，身影模糊，却可以想象那风流趣味。

　　三晨间的餐厅

　　晨间的餐厅，是安静用餐、轻声交谈以及结识陌生人的场所。虽然长形的餐桌列为三排，通常只用靠窗阳光充足的一排。早餐从七时半始，至九时止，星期例日则延后半小时。用餐者随到随坐，有工读生模样的年轻人默默端来各人所点的中、西式早点。你可以愉快地与陌生人并肩或对面而坐，亦可以羞涩地离群独坐于较远的一端。不过，在进餐的过程中，总是难免有陌生人，或曾遇见一两次面的人礼貌地问：“可以坐在这儿吗？”于是，无形中你也加入一长排的行列中了。

　　一次，礼貌地这样征求同意的是皮肤黝黑的青年。看来也是羞涩的人，但是既已比肩而坐，等待餐点送来之前的空白，似乎不宜保持冷漠与矜持的吧？他用略带腔调的英语问我，“你从哪里来？”“在此地访问教书吗？”一类的问题。我回答他，特地自台北赶来住宿于此，是由于香港翻译学会的安排。“你呢？”应该轮到我问他了。“我从坦桑尼亚来。来这儿进修学习塑料工程方面。”他也许是怕我听不清楚，用黑色的手指轻轻敲了敲面前咖啡壶上的塑料附件。又有些谦卑地问：“也许你不知道坦桑尼亚在什么地方。”我当然不会完全不知道。但是，坐在他对面的一位香港学者卻代我而答，“坦桑尼亚已是举世闻名了”。

　　又有一次晨间，我在较空疏的一边背着晨光用餐。稍早来的两位东方人正用普通话交谈着。一位讲的是十分爽脆的京片子，另一位语调略迟缓的人说的，则无由辨识是哪一省的方言腔调。不过，从他们对谈的内容，我渐渐听出有腔调的一位，当是日本教授，而且他们也都是专研中国文学的。他们似乎已用完餐，也喝完了咖啡或红茶，乃起身握手。坐我对面的另一位沉默的东方人，这时忽然站起来向讲京片子的人自我介绍：“我是从西安来，搞电子工程的。”同时从左胸口袋摸出一张名片送给对方。京片子的那位也连忙掏出自己的名片说：“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于是，我对面的三位先生便全部站立，用中国话交谈，而且忙碌地互相交换着名片。受此气氛感染，我不禁也起身说：“我从台北来，也是教中文的。”但是，我不习惯带名片在身上，接受了他们三张名片后，只得将姓名的三个字一一报出，同时说：“很抱歉，我明天早餐时补送给三位名片吧。”那位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却说：“不必了。我九年前已经收到过你的一张名片了。”接着，他告诉我，九年前在另一个地方的国际性学术会场上曾相遇并互换过名片的事实。“你可能忘记我了。”我端详眼前这位稍嫌拘谨的日本学者，中等的身材，戴宽边眼镜，头顶微秃。委实是不记得了。不擅记忆生人是我的擅长。这真是不礼貌且令人尴尬的场面，便也只好不置可否地微笑。

　　日本学者将于次日离开香港。北大和西安大学的两位教授则仍有数日停留。我和他们，其后又几乎每天早晨在餐桌上或前或后地相遇。北大教授是一位头发灰白、清癯而温文儒雅的人，说话的调子轻而缓，内容十分含蓄。对于台湾的学术界和教学方法表示兴趣，也主动告诉我一些大陆方面举行学术会议的情况等等。西安大学的教授较胖，发黑而顶秃，颜面宽阔，眼球微突，眼神犀利。

　　北大教授和我是同一天离港，但那天早晨，我未能在餐桌上见到他。他曾告诉我，无法订购到飞机票，所以决定乘火车，取道广州转赴北京。他曾告诉我，要花三天的时间才到得了北京。我一边喝着杯中残留的咖啡，看微雨的窗外，想象：或许这时他已经赶往车站去了吧？西安大学的教授知悉我亦将于午前离去，伸出厚实的手掌同我道别。他说：“后天，我也要回去了。”

　　四 聒噪者

　　聒噪者，如拂晓林间不知名的啼鸟。铜锣湾街头的行人。星期日茶馆里持牌等待叫号码入座的食客。雄辩者未必聒噪，却是滔滔不绝;聒噪者未必雄辩，只是喋喋不休。

　　女人聒噪，实不可取。男人聒噪，徒增人厌。大小宴席间的应酬话，最是聒噪乏味，而往往有人卖弄知识或幽默。谈烟草、品美酒、讲笑话、说双关语，聒絮一个晚上，自己回到家里已不复记得所言所语，听众则未跨出餐馆大门早已忘记谈笑内容了。“话不投机半句多”。

　　五 沉默者

　　沉默者，如晚间远处的海湾，但见渔火明暗，波涛声全不闻。早餐桌上读一本企鹅版小书的英国学者。讨论会场上坐在前排而不发言的专家。酒席间尽管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宾客。聒噪者，大部分的知识或幽默都挂在嘴皮上;沉默者的知识与幽默以及其他可贵质素，则悉藏于腹中，不肯为庸俗之辈轻易吐露。聒噪场合中的沉默者，未必真正沉默，他们的心中大概正热烈地自我问答，甚至批判，甚至讥讽，只是别人多数听不见那声音，偶有一二知音，或可以在沉默中领会其心境耳。所谓“大言不辩”，良有以也。

　　六 令人感动者

　　令人感动者，如语少而能洞识人心。有一种人所言不多，却有内容，属于正义感，也有适度的情趣;所做之事收敛，极有分寸，令人事后回味感动。另有一种人，心直口快，幽默豪迈，积极乐观，甚至表面仿佛玩世不恭，实则敏锐多感，对于朋友流露不着痕迹的关切，对于国家民族之事，实亦极度热爱，有理想抱负，令人思念感动。还有一种人，见面谈话，三句不离本行，看似絮絮叨叨，实则言行一致，忠于职守理念，奋励不已，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七 获赠书

　　获赠书，是一大乐事，尤其是突如其来地获得意想不到的好书，更令人喜出望外。

　　抵达香港翌日，与董桥通电话，约定在第三天晚上共餐。我只有一个要求：“请尽量简单，尽量减少陪客。”“好。”他在电话中答应。铜锣湾的“老正兴”有地道的上海佳肴，选这个餐馆，大概是董桥知悉我幼时生长于上海的缘故吧。菜肴从冷盘到甜点，更有一道大闸蟹豆腐羹，倒未必真的尽量简单;但是由董桥、康蓝夫妇做东，宾客只有钟玲与我二人，倒是令我意外感到真正轻松自在，而况，木制屏风隔得一隅宁静，也适宜率真的话题。

　　我送与主人的礼物是一对购自日本的茶杯及旧作《京都一年》。董桥说此书他已有，便题签赠予康蓝女士留念。

　　而我得自主人的却是上下两大册新版的日本旧版画集，《唐土名胜图会》。董桥说：“这里面的日文，我看不懂。不知是什么年代的？”我略略翻阅那仿古的新书，从画面的朴拙与说明文字的体势，直觉地认为：“可能是江户时代的书吧。”但餐馆的灯光微暗，我的眼力又不如从前，而且佳肴之前的话题也似乎不宜考据求证一类的枯涩，乃先道谢收下。

　　当晚返归柏立基学院，灯下展书，方知是日本文化二年（一八0二）刊刻之书。果然是江户时代的书籍无误。“唐土”，是日人自平安时代以来对中国的昵称。书中以版画为主，文字说明为辅，表现中国之城郭苑囿、山川风景、历史人物、衣饰器物、节令行事等，引用书目多达数十余种，或可谓：礼失求诸野。编书的体制看似北魏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而版画风格则略近于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未及细览，其间应有差别，不过，是一部珍奇好书，当无疑问。

　　参加九月二十六日的香港翻译学会午餐会，是我此次来港之主要目的。翻译学会会长刘靖之先生早先已预告我：宋淇先生可能会打破一年来不出席任何应酬、会议之例，特别来临。

　　我在众多陌生人之中局促不安地寒暄握手，眼睛始终盯视着大型餐厅的门口。果然，在十二时四十分左右，看见穿一袭深色西装的瘦高身影。我快速地离开寒暄中的众人，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一瞬犹豫后，他很高兴地伸手握住我的手，原本严冷的脸上，忽然绽现温和的笑容。他二句话没讲完，便从手提包中取出两堆分装于透明塑料袋内的书籍交给我。那是昨日他在电话中辞谢我去拜访而说要送给我的一些旧书。后来算一算，计有十二本，是相当沉重的分量。想到他近半年来羸弱多病，却亲自从家中辗转坐地下铁提了这许多书来到会场上送给我，感激与感动，真非言语可以表达。大家见到宋先生，亦都热烈地趋前和他谈话问近况。

　　承会长的好意，将我和宋淇先生安排在同桌的邻席上，让我可以多一些向他请益的机会。

　　这一位笔名林以亮的翻译界前辈，也是著名的红学专家、批评家和诗人，以前更曾出任编辑。如今已退休，近时则因为夫人邝文美女士生病，所以大隐于市内家中，绝少出门，也不大接见客人，认识或不认识林以亮的人都异口同声说：他褒贬分明、以青眼与白眼待人。我不甚记得当初是何种机缘认识宋先生的，但分明记得这是我第三次与他见面，而他每次都对我格外提携与厚爱，令我既兴奋又惶恐。

　　说实在的，我对于宋先生的认识，系来自港台间的书信往返。这些年来收到宋先生的信，恐怕不下于数十封。他的字细密，有时大概因为疾书而致潦草不易辨明，须得从上下文意去臆测，信的内容则多半是有关翻译或解诗等大问题，所以三张、四张，甚至五张信笺，也是常有之事。

　　坐下来后，宋先生又掏出一张他做《译丛》（Rendition）主编时代的便条纸。那上面列出十四本书名，其中二种上方有记号，他说：“这些就是给你的书单。这两本书将来也是要送你的，现在我还要暂时保留着。写文章可能会用到。”顿了一下，他又说：“宝剑赠烈士嘛！”然后微微笑着。我一时弄不清英雄与烈士之间的区别，日后要仔细想一想这句话的意思。

　　进餐时，我注意到宋淇先生的胃口颇不差。吃完盘中所有的奶油鱼片，他问会长刘靖之：“这一道菜是Main Dish吧？否则我就吃不下了。”他把甜点的大部分也吃干净。其实，宋先生看来比我想象的健康得多，餐席间曾批评一位外国汉学家的基本训练贫乏，声色疾厉，情绪激越。餐后，他那略嫌苍白的两颊，居然也相当红润起来。他俯耳对我说：“内人这一向身子不好，倒要我反过来去照顾她呢。”“她一直照料您无微不至，这样子倒也不失公平。也许是因为您要照顾别人，所以身体反而比较硬朗起来的吧。”我嗫嚅而道，也不知这话得体与否。他只是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

　　午餐后，有朋友从沙田来接我去中文大学，而时间未到，我一再请宋先生早些回去休息，然而他坚持陪我等待我的朋友。我们乘电梯自九楼降到底楼，再乘电扶梯上二楼的大厅，觅得一个较静的角落，隔着一盏大台灯，分坐于左右大沙发椅上。宋先生问我孩子们的近况，也告诉我他的孙辈故事。尔后，话题又绕回到写作之上。

　　“这些书，我送给你，是因为近日来粉刷房屋整理出，发现对你有用。”他从我手中取回一袋书，抽取其中几本，一一告诉我版本由来诸细节。忽然又说：“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有几本书要整理出来。其中有的书名都想好了……告诉你没关系吧。”于是，他极其慎重地读出那构想中的书名。“真是好书名！”我不得不为那精彩的书名喝采！他高兴地笑了，显得十分得意且慈祥。巧的是我心中也正好有一个秘密的书名，尚未对外公开，遂亦极其慎重地向他宣布其名，以及所以如此取书名的缘由。他静静地想了一想说：“好极。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一本书。”共同拥有对方的秘密，使我们感觉十分神秘而快乐。

　　这时候，我的朋友从楼下的大厅走上来。我把宋淇先生介绍给朋友，然后三个人一齐乘扶梯下去。宋先生不准我送到门口。他说：“我坐地下铁就到家了。”我只好留在厅内熙攘的人群里目送他走入午后微阴的街心。我的眼睛温润，看不清他的表情是坚毅还是肃穆。

　　八 润子

　　润子，严格说来并不算是我的学生。十余年前，她从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毕业，来台大攻读硕士学位，是跟已故蒋谷孙先生写清代画家的论文《王翚年谱》。她只是偶然得悉我懂日文，便要求课余到我家学写中文。我们用翻译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做功课，但后来却往往忘记正事而讨论起炒米粉之类的事情。所以她学成返日后，信上往往不称呼我“林老师”，却更亲近地叫我“林样”。

　　十多年来，我们维持着若即若离、亦师亦友的关系。我的生活忙碌，她的生活多变化，忽而在东京，忽而在福冈，有时则又自伦敦寄贺年片给我。四个月以前，中断了近两年的信，忽自长春转来，说到她将赴香港任日本商事的翻译工作，问我可有机会于暑假在香港和她相会。那时我正准备和家人赴美度假，所以觉得暂时无法偿她的愿。可是，就在我回信表示歉意的次周，突然获悉香港翻译学会准备颁授荣誉会士衔给我的事，所以急忙修成短笺告诉她，事情似又有了转机。待我游历归来，书桌上有一快信寄自福冈。原来，她已辞去香港日本商事之职，另外谋得在廣东番禺县的工厂担任日文教师之位，她说等我赴港行程决定，便可设法利用周末乘渡轮到香港和我见面，并且小心地预留若干可以间接联络的电话号码。

　　那天上午，在中环的大会堂剧院相遇，彼此一眼便认得了对方。我们只听了翻译学会研讨会的开幕词，便悄悄走出室外，在咖啡厅坐下来叙旧。“九年了！您看，我头发都变白了！”润子指着她那依旧丰多的短发说。是有不少银白色在浓密的黑发问隐约闪现。在明亮的晨间光线下，她那一双细长的眼下，且见有了明显的眼袋。几经周折重逢，我们不是为了互相证明变老而来，只是，九年暌违，要说的话太多，究竟要说哪一句才好？要如何开始才好？两个人都有一些局促焦急。她这句话，也许就算作我们叙旧的开幕词吧。

　　我们一面喝茶，一面漫谈别后种种。但我必须在中午前赶回去参加翻译学会的午餐会，午后又有别的安排，对于润子刻意来访而不能长谈，心里委实过意不去。她安慰我：请不要介意，能见面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次日赶巧是润子的生日，我们相约：由她来我住宿处，再一齐到市区购物、逛书店、共进午餐。但柏立基书院地处市郊偏僻之区，许多香港当地人都不容易找到，一位日本女性怎么寻找得到呢？“林样，别为我担心。我会讲普通话，也会英语，有办法找得到的。”她用日本话讲。想到她这些年来独自浪迹天涯之事，我便也稍稍放心了。

　　翌晨较相约的时间稍迟十多分钟，润子来敲我的房门。她微喘着，鼻尖上有几粒汗珠。“我下车后走错了方向，所以来迟了。真对不起！”她边说边卷起长袖管。门口的坡路，令她在这个初秋凉爽的午前感到如许燠热，她是从住宿的旅馆换坐两趟公共汽车来到的。“原来想叫旅馆门口的侍者替我叫一部的士，但觉得应该自己认识一下陌生地区;而且，我想这样子对您下午回来，也有帮助，才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真抱歉，迟到了。”她鞠躬的时候，倒是十足像一位日本女性。

　　午后，润子与我都另有他约，算一算我们只有四小时左右相聚的时间。她问我：今天上午想做些什么事情？“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庆祝你的生日啦。”“但是，时间这么有限。庆祝生日，只是吃一顿午饭的事情。请不要客气，香港的情况，我可能比您更熟悉，让我暂充向导吧。”见她穿一套牛仔裤的便服，真有陪我走路的意思。

　　我們遂乘坐方才她搭乘的公共汽车到市中心区。铜锣湾的街道未必较台北闹区宽广，但商店密集，路人行色匆遽，而且声浪特大。我平时说话的音量本不如人，而近日来的旅行繁忙，加以连夜失眠，嗓子更变得沙哑，在如此喧哗的环境里，实在无法畅所欲言。润子的声音倒是比以前响亮些，未知是否也与她在香港居住半年余的生活经验有关？在狭窄拥挤的人行道上，她时而居前，时而在后，忽又左、忽乃右地在人群缝隙中同我断续说着昨日未尽之语。除了买书时分别在不同层楼个别选购外，即使在挑一双皮鞋或拣一件外套时，我们也总有办法接续先一刻的种种话题。也许，有限的时间使我们变成了两个饶舌的妇人;其实，正常时候我们应该是属于比较沉默的人;我们仿佛在害怕着什么话忘记讲，别后会懊悔。而下一次的再会又是几年以后的什么情况呢？

　　所以，在餐馆面对面地坐下来吃一顿润子的生日午餐时，环境虽然比较安静些，我们反而觉得大部分该说的话都已经讲过了。话题一转再转之余，竟然谈到死亡的问题。“啊，真对不起，我们今天不该谈这些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你会介意吗？”“我当然不会介意。”“生与死乃是自然现象。哈哈。读过中国的庄子，至少还记得这个道理。何况，我十年以来到处旅行，遇见过种种事情，可以说随时都有心理上的准备。”“对于死亡，我也是不一定赞颂，可是也不像普通人那般的忌讳。”“我和林样不同的是，您是以家为一定的根，然后时常游移。我看您勤奋持续地在追求着什么，精神和物质，好像都要最好最上乘的;我则是彻底的无根，自己赚钱，然后去流浪。觉得对父母感到抱歉或思念的时候，便回故乡去暂住一些时日……所以我不能拥有太多或太好的东西，因为那样子在割舍的时候，会变成心理的负担。我的意思是说：我时常是以旅邸为家，打开行李盖又合上行李箱的生活，使我对于物质只能要求实用的和牢靠的，而不能太过讲究;当然，我也会在这个限制之下稍微发挥一些个人的品味和风格的。”她的话不一定全部对，但是观察犀利，确乎有异于一般泛泛之交。我放任她滔滔不绝，心里却想到《韩诗外传》的故事：子夏遇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为公费乎？”曾子曰：“有三费，饮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问三费？”曾子曰：“小而学，长而忘之，一费也;事君有功，轻而负之，二费也;久友，交而中绝，此三费也。”

　　虽是断断续续的交往，但十余年的友情终究是甘醇，如眼前一杯酒。也或许是基于相反的理由，中年以后愈发不愿交新朋友了，因为无论认识对方，或让对方认识都很不容易，实在太累。

　　晏食的午餐，到下午两点半才吃完。润子须赴机场迎接另一个朋友，我也得赶回宿处，方向不同，但她怕我迷路，坚持送我到公共汽车站。

　　我接过她手中替我提的几个纸袋，告诉她不必陪我等车。但她只是从越来越长的队伍中脱身，站在铁栅之外陪我等。街心车水马龙，道旁行人熙来攘往，不同号码的公交车停了又驶，我要乘的却迟迟不来。几番劝说，她终于说：“那好，我就不陪您了。”

　　润子消瘦的背影很快就被淹没在人潮声浪中。我忽然想起，两个人都忘记说珍重再会之类道别的话。

　　九 上回吃大闸蟹

　　“上回吃大闸蟹，是在什么时候呢？”离港前夕，承翻译学会负责邀请我的会长刘靖之先生好意，到他家晚餐，与三数友人共啖新上市的大闸蟹。刘先生问我这句话时，大概期望得到的答复是：五年前，甚至是十年前吧。因为距离我上次到香港，已整整十年了。

　　我犹豫不便骤答，朋友们都望着我：“你要我坦白的答复？还是美丽的谎言呢？”当然，大家都期望我坦白的答复，所以我只得说：“中午。就是今天中午。”我希望真实的答复不致扫了主人的兴。

　　也同样是基于不忍扫兴，那天中午，我与钟玲去一家上海馆子吃大闸蟹的时候，完全没有透露晚上啖蟹之事。这些日子以来，钟玲于开学的繁忙之际时常陪我，又为我安排与港大教授们会见。为了感谢她的种种帮助，我们早已讲定离港之前要好好吃一次我多年未尝的大闸蟹，条件是由我做东。

　　那位有浓重上海口音的跑堂，特为我们二人觅得楼上较为隐蔽的一隅。我们看到盘中的那两只蟹，似乎不够大，并不像是方才在进门处玻璃柜中所见最大的一种。“没办法啦。除非就是特选最贵的。”跑堂的说，他们店里通常选留一些真正最好的，预留给熟客人。钟玲有些犹豫，我说：“就要最好的两只吧。”十年前来香港时，并没有吃到大闸蟹;那么上一回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已经没法子记得的遥远的从前了。

　　然则，一日之内连续两餐都享用大闸蟹，也未免太奢侈了些。奢侈就奢侈吧，我并不是常常奢侈的人;何况，这类事也可遇不可求。

　　海鲜之中，蟹类算得是最好吃的一种，不像鱼翅或海参，其本身除了腥味并无甚特殊鲜美可言，须俟作料与烹调之技艺始可称胜，而蟹肉、蟹黄本身即鲜美无比！我非饕餮之徒，无资格谈论佳肴，但亦稍有啖蟹之经验，觉得中国人还是最懂得吃蟹之道的。日本人吃得太素淡，西洋人则太浓腻，过犹不及，两不相宜。中国人无论住在地球的哪一端，都会发挥敏锐的饮食天分。伦敦唐人街的广东厨子炒那种葱姜青蟹，最是拿手，其中尤以琼华楼的手艺最佳。台北的阿唐食府，则是以酱爆蟹出名，甜咸黏滑之间的掌握分毫不失，且十拿九稳，有一定的水平，最是可取。至于友辈当中，庄因的贤内助祖丽，以擅长烹饪出名，颇取地理之便，最爱做金山特产之螃蟹，且样式变化多端。七月过湾区，得一尝她的豆豉爆蟹，至今思之，令人垂涎。即因这一道佳肴，庄氏夫妇寓所乃有“酒蟹居”之雅号。诗人杨牧尝赠对联，其下联曰：“君子啖蟹恨他横行”，亦成为朋友们啖蟹之际必然的联想。

　　不过，大闸蟹之鲜美，则又为众蟹之冠，其烹煮之法，盖不出清蒸，火候之控制最须注意。趁热剥食，蘸以上好镇江酢、少许糖及姜末;若有温热的加饭酒自锡壶中斟出，以佐美肴，乃更佳妙。

　　啖大闸蟹，固取其肉黄鲜美，但慢慢挑剔，徐徐喝酒的饮食过程，恐怕也是情趣所在，故不宜乎正式的大型宴会，最适合三数知己小聚。我离开香港的前一日，大小公事已毕，心情轻松，所以无论中午与钟玲，或晚间在刘府，都充分享受到其间情趣，是则啖蟹之乐正多，或不必斤斤计较其横行与否了。

　　[附录]

　　枕草子

　　清少纳言（日本）

　　七二 无从比拟者

　　事之无从比拟者，如夏与冬，夜与昼，下雨天与阳光普照之日，少与老，人之笑与怒，黑与白，爱与恨，蓝色与黄色，雨与雾。虽是同一个人，一旦而变了心以后，与当初相爱之时，真个令人感觉判若两人！

　　七三 常青树聚生处

　　常青树聚生处，憩息着许多乌鸦。半夜里忽醒，喧扰不已，又从这一枝头飞到那一枝头，困思懵懂地啼叫;那情景，较诸白昼见了惹人嫌的模样儿，别有一番趣味。

　　一三三 九月的时分

　　九月时分，下了一整夜的雨。今晨雨止，朝日晃朗照耀，庭前种植的菊花，露繁欲滴，非常好看。篱笆啦，其上的罗纹装饰啦，还有芒草之上所张结的蜘蛛网，都已经残破。那丝网，到处不绝如缕，而雨珠儿挂在上面，晶莹犹如珠相串，饶有风情，惹人冷爱。

　　月稍高升。胡枝子原先看来是挺沉重的样子，待露晞之后，径自枝动，也无人触摸，竟会忽然向上弹起，有趣得很。

　　我这儿说：有趣得很;可是别人却认为：毫无趣味;那才又有趣哩。

　　一八七 优雅有致之事

　　优雅有致之事，如隔着东西听到仿佛不是女官者在那儿轻轻拍手呼唤人，回答的声音饶富青春气息，尔后得闻裳裾纺纺之声，遂有人参上的样子。大约是在用膳罢，有筷子、汤匙等碰触的声音。这种时候，连隔置杓子把手的声音也会传入耳中。

　　在光泽鲜明的衣裳上，不是乱七八糟，而是十分自然地流泻着长发。

　　讲究设备齐全的屋子里，日暮后也不点灯，火盆中倒是炭火艳艳，借那火光也看得见几帐的丝组啦、帘子的帽额啦，还有那卷帘的钩子等物，都挺清晰的。精致的火盆里，炭灰清爽，火势炽烈，那火盆的内侧还画着画儿什么的，挺有意思。而火箸格外光亮地斜搁着，也饶有情趣。

　　夜深人静后，靠外处有人在跟殿上人之辈聊天，而里边则又时时听见有人在收拾暮仔儿的声音。那种情调，十分优雅有致。若是走廊上点着灯，那就更有情味了。有时夜里忽醒，隐约听得有人偷偷来幽会，那说话的内容虽听不到，却闻男人低声笑，到底他们在谈些什么呀？怪有趣的。

　　（錄自林文月译《枕草子》）

　　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拟《我与老舍与酒》

　　七年前，我获得访问外国学界的机会，在英、美及日本各停留一个月。在众人广庭之间寒暄，本是我最不擅长之事，但那三个月的访问旅行，偏偏就是最多那种令人腼腆尴尬的场合：而且有许多场合是特为我而举办的。有几位陌生的外国学者，经人介绍后竟然睁大眼睛说：“啊，你就是那个很会喝酒的林文月吗？”更是令我哭笑不得。我就是很会喝酒的我吗？无论如何，“酒名”竟流传至海外，真是始料未及之事。

　　据云，饮酒与体质遗传有关。我的父亲一生滴酒未尝，母亲小酌半杯即酡颜欲眠，弟妹们也没有能饮者。外祖父有句：“寒夜客来茶当酒”，想必也不是喜好杯中物的罢。不过，我的舅舅曾自诩为他那一辈友朋间的懂酒之人，而表弟酒量亦不差，则先天上，我或者也稍稍秉具饮酒的基础亦未可知。

　　第一次饮酒，是在大学毕业的谢师宴会上。当年的学生都比较穷，社会风习也尚俭朴，未闻有酒楼大饭店设宴的阔绰事。我们班上共有十一人毕业，敬邀授课的每一位师长，就在文学院二楼的大教室里席开三桌。足见师长人数比学生还要多了。那酒席是专门承包外烩的台式菜肴。课椅搬开、圆形木桌上铺一条红桌布，便十分有毕业的喜气与敬师之诚意。厨师们大约是在楼下池畔大煎炒的罢？细节记不清楚，菜式也早已忘了，但分明记得所喝的是“公卖局”的清酒。那种不甚讲究外观的酒瓶放置在我们平时上“文学史”等大班课的教室磨石子地上。我第一次喝的便是“公卖局”的清酒。

　　许是毕业的兴奋以及师生聚叙的欢愉气氛使然，我跟着其他的同学举杯敬谢师长们，又同学之间相互地酬酢，不知不觉间喝了许多清酒。喝酒的滋味如何？说实在的苦中带辣，并不好喝。但是，那一夜酒宴之间，平日严肃的师长们都变得十分可亲，连声称已戒酒的毛子水先生都为我破戒喝了半杯。喝酒的感觉如何？一杯继一杯之后，面孔发烧，有些晕眩飘然;最后，我便是在飘然晕眩之中，由人左右夹持着走回女生宿舍的。那种感觉十分奇妙，腾云驾雾似的，众星熠熠，两排大王椰斜斜，仿佛足不着地就已经回到了寝室。很久以后，我才了解，日本人称酒醉者之步伐为“千鸟足”的道理。不过，痛苦却在后头。整晚上，辗转反侧难眠，口渴而且胃里翻腾。次日毕业典礼，我的脖子上、双臂里外都红肿奇痒，起了大片大片的酒后风疹肿块。同学们见我竖起衣领，拉下长袖，都笑我昨夜逞强。

　　但是，自从那一次饮酒引发疹肿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同样症状。大概是免疫了罢。那次之后，虽不好酒，偶尔应酬之际，也知道自己能小饮若干无妨。中国人饮宴，好劝人以酒，又每每斤斤计较。争少嫌多，或者是乐在其中。而我本拙讷，不擅言辞，与其唇枪舌剑比口才，不如仰饮干脆。常观察别人饮酒，觉有如兵术，讲究攻防之间的技艺，乃至于不厌诈术。我饮酒只迎敌而不攻伐，又讲究信用公平，不与人计较多寡;复以女性之故，久而久之，遂渐渐以讹传讹，夸张其事，乃有了所谓“酒名”也说不定。

　　自省能饮与否？较诸不能饮者，自属能饮几杯的量;可又与真能饮者比，则是逊多矣何足称！倒是自从浅酌之间获得的情趣与可记忆之事良多，值得记述。而既然我个人饮酒肇端于大学时代的谢师宴，故不妨自中文系的酒事写起。

　　在我读大学的时期，根本未设有导师制度。然而，可能由于当时学生人数少，师生之间十分亲近。课堂以外，我们和师长也保持种种关联，包括个别的登门拜访请益，以及每年必然有的不少次师生聚叙宴酌。通常都是在某位老师的寿诞之日，由学生合宴祝寿。某位老师是寿星主客，则必定也邀请其余的老师做陪客;少则三两桌，有时遇着整寿大规模的祝贺，也有过席开十桌的热闹场面。又由于我们的师长与历史系的老师往往有深交，便亦形成文史合宴的情况。太史公写滑稽列传，称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大王之前或亲有严客，越是严肃的场面越不能开怀畅饮。但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似乎没有古人的忧虑，在尊敬的师长面前，往往都能尽量而饮，即使酒后稍稍越礼失态，我们宽容的师长也多能原谅不介意。师长们不惟不介意学生辈饮酒改变常态，他们自己也会表露出平日教室之内所不易见到的另一面。系里的老师，从系主任台静农先生开始，戴君仁先生、屈万里先生和孔德成先生都是大家;郑因百先生和许世瑛先生虽然比较含蓄，却也都能适量斟酌，谈笑助兴。我们的老师皆各有专精学问，他们于酒酣耳热之际的谈吐，十分隽永诙谐，只可惜未编成现代《世说新语》。而听他们饮酒之余，互比酒量与酒品，戏封“酒霸”“酒圣”乃至“酒赖”“酒丐”等有趣的称呼，更令大家忍俊不禁。

　　其实，非必限于宴席之间，我们私下也往往有机会与师长浅酌对饮的。我个人与台先生在温州街的日式书房内喝酒最多，也最难忘怀。台先生好酒量，却似乎颇能节制，我们未尝见过他醉。但据他自己说，从前在北京、在青岛、在重庆，也常常喝醉，也曾闹过一些笑话。谈及饮酒醉否时，台先生最喜欢引述的是胡适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近日来读陈子善、秦贤次二位合编的台先生早年佚文集《我与老舍与酒》，果然，里面有几篇及于当年酒事，令人想见上一个时代的文人们清苦中作乐的情况。

　　台先生不仅酒量好，烟抽得也不少，又甚少运动，所以体型硕壮，但一向比同年龄的人健康。这一点，许多人都以为不可思议，而他似亦相当自豪。记得，他晚年常常反复同我提到袁家骝先生报知的好消息：美国医界发现，适量饮酒可致长寿。好像这消息又增加他理直气壮的依据。不过，后来他罹患食道癌恶疾，不得不相继戒除烟与酒。戒烟之际，犹尚戏称：“总算把那讨厌的东西戒掉了。”至于戒酒之时，则未免于神情寂寞。我想到台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唯好饮酒，也感到非常寂寞。陶潜《止酒诗》云：“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也许正是患病戒酒接受治疗时的台先生的心理罢。今年寒假赴美，益坚学兄寄给我台先生的遗墨手札，以为编印书札遗稿之用，其中有一封他病中寄与在美国的夏卓如先生的信，后文写着：“去年见到袁家骝先生，谈美国有研究长寿之道者，以酒可以延年，不喝酒者则不能延年。以告吾老友。可悲者，弟无此福矣。”卓如先生即是當年封为“酒丐”的历史系教授，退休后隐居美国。我想象夏先生收到这封信时，他的心境也必然是非常非常寂寞的罢。

　　我的父亲不饮酒。年少时，曾见母亲小酌而量不大，待我成长稍解酒中趣味时，她已不再饮酒。所以我没有陪伴父母斟酌的经验，委实是很遗憾的。不过，我的舅舅倒是善饮者。平时严肃的舅舅，喝了几杯好酒以后，会变得十分可亲近，谈兴也随酒兴而浓郁起来。我的母亲过世后，有一回在舅舅家中做客饮宴，舅舅忽然对我说：“文月，你最像你的母亲。我现在看你，就如同看到阿姊年轻时候一样！”舅舅没有女儿，我知道他是最疼我的。我当然也知道他思念他的姊姊，如同我思念我的母亲。

　　又有一回，舅舅在家里宴请他的老友，打电话叫我去陪长辈们喝酒。他说：“舅舅现在不大能喝酒了。阿战夫妇也对付不了那么多客人。你就来帮舅舅喝几杯罢。”我义不容辞地赴宴。那晚上的客人多为报界和艺文界的长辈们，其中一位有先见之明，居然带了代饮的青年出席。一桌主客十二人，佳肴与谈兴均属上乘;奈何酒过三巡后，有些老先生说话已次第脱序，举箸维艰了。表弟夫妇与我三个做小辈的，一一敬酒，自不敢怠慢，也渐渐有些不胜酒意的感觉。最后散席时，我看到好几位客人都是颠颠危危跄跄踉踉的步伐，却人人异口同声地说着：“今晚喝得真痛快！”那晚上喝的是大瓶的白兰地，在三瓶至四瓶之间。那晚上，舅舅也喝了两三杯，显得神情愉快至极。

　　我的舅舅晚年得痛风之疾，宜当忌酒，且需多喝白开水。但他常常在几上放一杯水，于座位之下置一瓶酒，九分水中，掺一分酒。见到我便苦笑道：“医生嘱咐每天喝七杯水。这白开水，没滋没味的，怎么咽得下去？只好想办法对一点味了。”说着，用小杯子倒些酒给我：“你喝纯的，舅舅就算是陪你喝鸡尾酒罢。”又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是李白的诗句罢？哈哈，你是读文学的，会懂。”舅舅的话和苦笑，我约略懂得。记忆之中，那是我感觉最接近舅舅的一次。他纵横谈论了一通。临走时，又步履蹒跚地走入书房，取出一枚外祖父《延平王祠古梅歌》的遗墨铅版赠送与我：“舅舅老了。这块铅版，珍藏了多年，现在送你留着。”如今，那枚铅版珍藏在我的书房里。每次摩挲那灰暗凹凸的版面，我就会想起那一个寒冬午后的景象，逝去的音容，甚至酒香，遂仿佛又都鲜活起来了。

　　在《我与老舍与酒》中，台先生有一篇短文的开头写着：

　　“今天是中秋节，又该弄酒喝了！”

　　什么酒好呢？白兰地罢！太和平了;红玫瑰罢，更无味了;还是老白干罢，虽然汾酒还可口，只是太不容易得到的。白磁的酒杯和发光的锡酒壶都不免于太小气而且寒酸，还是用漱口大洋磁碗罢。（见联经版，页五五）

　　所谓“文如其人”或“文学反映时代”，其实用不着刻意寻求，此段不到一百字的文章内，自自然然就显现出作者的气质与那个时代的风貌了。任何人读此段文章，都可以感觉出台先生豪迈通傥的性格，而他确实也一向偏好喝烈酒;至于“白磁的酒杯”“发光的锡酒壶”，在现今的饮酒场合上已不复可见，那应该是半个世纪以上的文物了，乃用“漱口大洋磁碗”喝酒，则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与物质生活，同时又看得出台先生品酒的量大与风格了。

　　我饮酒不像台先生那样讲究与量大，也几乎未有过顾影独酌的经验。至于酒兴，唯视对饮之人与场合耳。最不喜欢的场合，是与一群半生不熟的人应酬，那种场合，能避则避;设若躲避不及，连说应酬话都觉其多余，更遑论饮酒之兴致了。不过，时则不得不做礼貌性的酬酢，又有时偏逢在座有人风闻我能饮若干，便说好说歹劝酒。遇到那种情况，我又不擅长忸怩计较，只好饮尽杯中物。那要比多费口舌计较或推辞简单利落得多。饮酒固非易事，自忖日常所做之事中，也多属不容易。做学问、写文章，乃至译事斟酌，哪一样是容易的呢？若其勉强过量喝酒，大不了一醉罢了。

　　对于酒类，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资格可以品评。不过，以为喝什么酒须看什么场合：享用中国菜肴，微热的陈年绍兴酒最合宜。台先生的文章中提到的“老白干”或“汾酒”，以其本身芳醇浓烈，往往掩盖佳肴美味，不免喧宾夺主。有人临宴，以饮酒为主要目的，则又另当别论;我则宁愿两者兼顾。尤其私人宴客，女主人亲自下厨展显手艺，总应当特别专心品尝，借以体味个中奥秘，若因酒而忽略佳肴，实在辜负了人家一片心意，既可惜也失礼之至。品尝西菜，无论牛排或海鲜，最好佐以红色或白色葡萄酒。白兰地或威士忌牛饮，委实糟蹋且煞风景。在微暗的灯下或烛光摇曳之中，见琥珀色的液体在晶莹剔透的杯中轻漾，虽然不免布鲁乔亚气息之嫌，但人生偶尔自工作之重担解放、放纵一下享受一下，又何妨！至于吃食日本料理，则非东洋酒佐餐不可。那清酒甜甜，单独喝起来未见得多好，但微温之后倒人小陶壶中，无论自斟自饮或相互对斟，配着清淡精致的料理细啜，确实有其独特的风味与情趣。许多年前，我在京都独居。初夏时节，十二段家料亭的老板娘秋道太太特别为我留一瓶浊酒，夜深工人散去后，敞开纸门窗，准备一些水煮毛豆等小菜，我们两个人喝到星星都倦。那种冰凉的黏白甜酒，有一种特别的滋味。而独在异乡为异客，能结识同性好友谈心，也是一种特别的缘分。秋道太太的友谊，与她为我准备的浊酒，以及那晚上的整个氛围，都是我难以言喻的温馨记忆。

　　与家人小酌，也别有情趣。我們的儿女在出生满三个月后，都曾由他们的父亲以箸端蘸一滴甜酒放人小嘴里。不知是否因此之故，他们长大后多少都能喝些酒。不过，我们平时并未鼓励他们多饮。思蔚是在服兵役时，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而锻炼出酒量。至于思敏则是在大学时期参加我们邀宴师长的场合偶嗜威士忌，她出人意外地竞嚷嚷：“哦，原来你们大人喝的是这么好喝的东西啊！”虽然，孩子们长大总要离家远走，我们一家四口聚叙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我记忆的与饮酒有关之事仍还是有一些的。

　　五六年前，豫伦和我带了思敏去日本东北地带游览，我们买的是一种可以随意挑若干地点下车的火车票。那时正值日本人祭祖的“御盆”节日，全日本的人归乡扫墓，人潮汹涌，我们只得尽量挑选小乡小镇，免得赶上热闹。有一晚住宿在某处温泉乡。由于地方小，除三数家旧式温泉旅馆外，别无甚可观之名胜古迹;而旅馆又乏娱乐设备，晚餐后，无以打发时间，乃温泉浴罢，三个人穿着旅馆准备的浆烫过的“浴衣”，罩一袭和服外套，足蹬木屐，出外闲逛。小镇的民情朴素，入夜之后，大多数的人都返家，路灯暗淡，街巷也平静，只有三两家店半开着门，有灯光泻出。我们挑选灯光最亮的一家小酒店，从布帘垂覆的门口钻入。中年的老板即刻响亮地喊出：“欢迎光临！”约莫是十张“榻榻米”大小的店铺，一边是烧烤煎煮的调理台，前面一排窄窄的吧台，可坐五六人;另一边是稍稍高起的“雅座”，摆着三张矮几和几个座垫。吧台和后面的矮几上已有客人，都是些中年的工人模样男子。我们被招呼到最前面的矮几前，各自脱下木屐入座。那个小酒店朴实而拥挤，却有一种亲切的气氛。我们叫了几壶温水对烧酒的地道日式小饮，又佐以烧小鸟、烤鱿鱼和腌白菜等小碟酒肴。浴后身上的硫黄味犹在，而微烈的酒精渐渐使血液循环加速，不久就有了醺然的感觉。女儿青春的面庞上也泛起了桃花似的酡红。我们自自在在地啜饮着、漫谈着，竟未发觉外面已下起了骤雨，还是听坐在靠外吧台上的酒客嚷嚷才知悉。下雨就下雨罢，反正一身无事，温泉乡长夜漫漫。我们喝到雨脚歇了才离开酒店，也不清楚到底喝了几多酒。但见矮几上列着许多陶壶，大家走路的步伐都有些不安稳。

　　翌年，思敏赴美留学。我和豫伦也曾于假期旅游探访，思蔚因远在东部，又值实验室的工作繁忙，一时未能赶来团聚，我们三人遂又于加州旅邸饮酒畅谈。孩子离开了父母的身边，心智成熟得更迅速，难怪日本人有谚语云：“疼爱子女，令其出远门。”我醉眼蒙咙地看着十分独立自主的女儿，心中充满了欣喜。那一夜，我们喝的是含有胡椒籽的俄罗斯伏特加酒（Stolichnaya），辛烈无比。但细啜慢饮，三个人竟喝完一瓶意犹未尽，又另开一瓶，直喝到每人讲话都有些舌头打结。后来，不知是父女之中哪一个先提议的，开始打电话给远近朋友问候致意。从美国打到加拿大、夏威夷，复又及于台北，甚至到巴西。起初，我尚且理性劝阻，见他们兴致浓郁，不觉得也参与其间。三个人争着向遥远的地方饶舌，地有南北西东，时分白昼黑夜，却一律都被我们纷纷吵过明白。后来，电话费的账单若干，已不记得;但那一次三个人分明都醉了，醉得像顽童一般。

　　在台湾生长的男孩子，受兵役年龄限制出境，所以思蔚一直没有机会同我们出远门旅游。而他大学毕业，服役完后便飞往美国，在冬季冰天雪地的罗城专心攻读他的镭射光学;再回到台北来，已然时隔五六年。台北变化很大，我们的家也不再是他离开时那个有庭院的老房子了。去年岁暮，他利用论文已撰成而口试尚未的空当，返回母校演讲，同时来陪我在陌生的新家住了十天。当时适巧我一人独居，他告诉我：“来看你是主要目的，演讲是顺便次要的事情。”做母亲的，听了这样的话如何能不感动呢？尽管他忙进忙出的，十天的日子里，见面时间并不多。

　　临别前夜，他推辞了各方的邀约，只答应晚饭后去和老同学打一场篮球。“妈，我大约九点就回来。你可以准备一些消夜等我吗？”当然可以。思蔚果然准时回来，迅速淋浴，换一身干净的休闲服，与我夹餐桌对面坐下。看着桌上丰盛的消夜，他惊喜地欢呼：“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应该喝些酒才好。”“家里有酒吗？在哪儿？”顺着我所指的方向，他打开柜子，摸索出一瓶上好的白兰地。“咽，好久没喝这种好酒了。”是的，好酒自是不同寻常，打开瓶塞，便有一股甘芳溢出。好酒应该与久别的儿子共享。

　　我们饮酒、吃消夜，谈文学和音乐，仿佛又回到往昔。我们一直都是很谈得来的知己。他忽然有所感地说：“妈，其实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只有你跟我。”我懂他的意思。人际关系很微妙，即使亲如父母子女，一生之中，能有几回这般澄净如水地单独相处呢？何况，他已在夏天新婚，我把他交给了另一个深爱他的小妇人。在学业告一段落之际，能兼程千里迢递回来伴我十日，那心意我明白;可是，有些话是不必说出来的。喝酒罢。其实，能这样子对饮交谈的机会也并不多。

　　一九九三.四.

　　【附录】

　　我与老舍与酒

　　台静农（中国台湾）

　　报纸上登载，重庆的朋友预备为老舍兄举行写作二十年纪念，这确是一桩可喜的消息。因为二十年不算短的时间，一个人能不断地写作下去，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也想写作过，在十几年以前，也许有二十年了，可是开始之年，也就是终止之年，回想起来，惟有惘然，一个人生命的空虚，终归是悲哀的。

　　我在青岛山东大学教书时，一天，他到我宿舍来，送我一本新出版的《老牛破车》，我同他说，“我喜欢你的《骆驼祥子》”，那时似乎还没有印出单行本，刚在《宇宙风》上登完。他说：“只能写到那里了，底下咱不便写下去了。”笑着，“嘻嘻”的他老是这样神气的。

　　我初到青岛，是二十五年秋季，我们第一次见面，便在这样的秋末初冬，先是久居青岛的朋友请我们吃饭，晚上，在一家老饭庄，室内的陈设，像北平的东兴楼。他给我的印象，面目有些严肃，也有些苦闷，又有些世故;偶然冷然地冲出一句两句笑话时，不仅仅大家轰然，他自己也“嘻嘻”地笑，这又是小孩样的天真呵。

　　从此，我们便厮熟了，常常同几个朋友吃馆子，喝着老酒，黄色，像绍兴的竹叶青，又有一种泛紫黑色的，味苦而微甜。据说同老酒一样的原料，故叫作苦老酒，味道是很好的，不在绍兴酒之下。直到现在，我想到老舍兄时，便会想到苦老酒。有天傍晚，天氣阴霾，北风虽不大，却马上就要下雪似的，老舍忽然跑来，说有一家新开张的小馆子，卖北平的炖羊肉，于是同石荪仲纯两兄一起走在马路上，我私下欣赏着老舍的皮马褂，确实长得可以，几乎长到皮袍子一大半，我在北平中山公园看过《新元史》的作者八十岁翁穿过这么长的一件外衣，他这一身要算是第二件了。

　　那时他专门在从事写作，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太太温柔地照料着小孩，更照料着他，让他安静地每天写两千字，放着笔时，总是带着小女儿，在马路上大叶子的梧桐树下散步，春夏之交的时候，最容易遇到他们。仿佛往山东大学入市，拐一弯，再走三四分钟路，就是他住家邻近的马路，头发修整，穿着浅灰色西服，一手牵着一个小孩子，远些看有几分清癯，却不文弱，原来他每天清晨，总要练一套武术的，他家的走廊上就放着一堆走江湖人的家伙，我认识其中一支带红缨的标枪。

　　廿六年七月一日，我离青岛去北平，接着七七事变，八月中我又从天津搭海船绕道到济南，在车站上遇见山东大学同学，知道青岛的朋友已经星散了。以后回到故乡，偶从报上知老舍兄来到汉口，并且同了许多旧友在筹备文艺协会。我第二年秋入川，寄居白沙，老舍兄是什么时候到重庆的，我不知道，但不久接他来信，要我出席鲁迅先生二周年祭报告，当我到了重庆的晚上，适逢一位病理学者拿了一瓶地道的茅台酒，我们三个人在×市酒家喝了。几天后，又同几个朋友喝了一次绍兴酒，席上有何容兄，似乎喝到他死命的要喝时，可是不让他再喝了。这次见面，才知道他的妻儿还留在北平，武汉大学请他教书去，没有去，他不愿意图个人的安适，他要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但是，他已不是青岛时的老舍了，真个清癯了，苍老了，面上更深刻着苦闷的条纹了。三十年春天，我同建功兄去重庆，出他意料之外，他高兴得“破产请客”。虽然他更显得老相，面上更加深刻着苦闷的条纹，衣着也大大的落拓了，还患着贫血症，有位医生义务的在给他打针药。可是，他的精神是愉快的，他依旧要同几个朋友支持着“文协”，单看他送我的小字条，就知道了，抄在后面罢：

　　看小儿女写字，最为有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身淋漓之致。

　　为诗用文言，或者用白话，语妙即成诗，何必乱吵絮。

　　下面题着：“静农兄来渝，酒后论文说字，写此为证。”

　　这以后，我们又有三个年头没有见面了。这三年的期间，活下去不大容易，我个人的变化并不少，老舍兄的变化也不少罢，听说太太从北平带着小孩来了，应该有些慰安了，却又害了一场盲肠炎。能不能再喝几盅白酒呢？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事，因为战争以来，朋友们往往为了衰病都喝不上酒了;至于穷喝不起，那又当别论。话又说回来了，在老舍兄写作二十年纪念日，我竟说了一通酒话，颇像有意剔出人家的毛病来，不关祝贺，情类告密，以嗜酒者犯名士气故耳。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写作者，只有说些不相干的了。现在发下宏愿要是不迟的话，还是学写作罢，可是老舍兄还春纪念时能不能写出像《骆驼祥子》那样的书呢？

　　（选自台湾洪范书店《拟古》）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马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