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我的阅读兴趣是在儿时贫瘠的文化土壤里艰难萌芽的，它历经后来的背井离乡和频繁搬迁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了。虽然无所不在的网络阅读不断试图进犯我可怜的业余时间，我依旧努力地维持着书本阅读的陈旧习惯。

　　盡管我阅书无数，可是视野的雷达屏幕里却始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几乎可以用“不可饶恕”来形容的盲点，毕竟世界太大，书太多，眼睛不够，生命也不够。以色列文学就是我诸多阅读盲点中极为显著的一个。

　　冥冥之中，我的书架上似乎预留着一片空白，在屏着呼吸地等待着来自世界那个角落的一本巨著的充填。

　　这一天是隔了许多年的无知之后才到来的。去年，有人偶然向我推荐了《爱与黑暗的故事》（译林出版社，2007）。那一天里，阿摩司·奥兹的名字才和我的耳膜产生了第一次的碰擦。

　　还没有翻开书，我的心就抽了一下。不是因为腰封。这年头大部分的书（包括我自己的）上市时都会包裹着一个耸人听闻的腰封。我们从这些腰封里掌握了排比对应押韵类比夸张意淫双关语反义词顾左右而言他等等在学校里没有真正掌握的修辞方式。我早已找到并谙熟了跳过腰封的阅读捷径。

　　真正让我吃惊的是作为封面主体的那幅作者肖像。这幅照片被艺术化地切去了小半侧脸。艺术化的意思是：局部比整体更准确清晰地反映了整体。肖像上的作者满脸沧桑，紧抿的嘴角微微上挑，似乎在努力制造一丝与温暖慈爱接近的微笑。

　　可是那丝微笑却夭折在了千辛万苦的半途，因为他的眼睛决意不肯配合他的嘴。那张脸的眉眼终结之处，凝聚着一股经过了克制却依旧了然的质疑与愠怒，温度接近冰点。还没有触碰到内容的时候，这帧封面就已经恰如其分地诠释了书的标题。

　　我原以为这本书将会是凯尔泰斯《无命运的人生》的另一个版本，后来才发觉我错了，而且错得相当彻底。奥斯维辛集中营是这本书里几乎没有提及的只能依靠经验和暗示来揣测的朦胧前史。奥兹打开的门里是一片我的认知经验鲜少靠近过的天地，他让我知道了黑暗和黑暗之间存在着一千个不同的层次。

　　其中的一个层次叫天真。

　　天真也是修辞，是委婉说法。剥去外套之后，天真的内核是自欺欺人。确切地说，是愚昧。

　　奥兹来自两个显赫的家族，父系的克劳斯纳家族和母系的穆斯曼家族。这两个家族留在苏俄波兰乌克兰捷克匈牙利等地的亲人和朋友，几乎无一逃过纳粹的死神。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自主选择留下的——直至太晚。他们不肯相信压在他们头顶的那片浓云，真的会下成一场摧毁他们生命的恶雨。

　　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他们孜孜不倦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彬彬有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非犹太人争论”，不要“高昂着头”，“和他们说话时口气要轻，面带微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怀有提高地位的野心，不能给他们任何借口指责我们贪婪成性”，那么周遭包围他们的敌意便会渐渐化解甚至销蚀。他们最终会被那个他们深以为傲的欧洲主流文化圈子所接纳。奥兹的祖父甚至在反犹风声甚嚣尘上的境况下申请加入德国国籍，尽管被拒。

　　这种自欺欺人的愚昧，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伊甸园。那个叫亚当的男人在吃了那枚禁果之后，竟天真地以为用几片树叶就可以遮挡耻辱，取悦上帝，或许还能躲过那场万劫不复的震怒。

　　这样天真的愚昧，不仅可以追溯到远古，同样可以衍伸至现代。它不仅损毁了当事者的视力，也把同样的疾病传给旁观的人。在纳粹政权孵化成势时，苏联正在进行一场范围极广的大清洗。

　　当出言不慎的人被从办公室里带走送往古拉格时，他的同事会在暗地里松一口气，庆幸自己不曾多嘴，庆幸同样的灾祸没有轮到自身，就如同虔诚的基督徒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相交甚笃的犹太邻居被党卫军带走那样。

　　而就在希特勒服毒自尽不久的一个年份里，北平城里发生了一起美国兵强奸中国女学生的事件。皇城根儿下的酒肆饭桌上，芸芸众生对女学生的好奇，远超过了对美国大兵。人们揣测一个名门闺秀为何要在报章已经警示过可能生出事端的圣诞前夜外出，她当晚穿的旗袍是否太短，开衩是否太高，否则怎么会招致如此飞来横祸？

　　这层裹着天真的愚昧，如一块黑布蒙住了当事人的眼睛，让他们失去了方向感和对时局的判断能力。它也给旁观者的沉默，甚至幸灾乐祸，找到了一层最体面的遮掩。它教人们以为一条捂得略微严实一点的裙子，一张稍稍紧实一点的嘴巴，一个不那么富有个人色彩的性格，或许就能让人安全地逃过一场属于时代的灾祸。

　　除了天真之外，奥兹描绘的多重黑暗中，还有一重叫耻辱和负疚。耻辱和负疚有很多个层面，几乎与黑暗本身一样丰富，大到可以囊括宇宙生命这样的哲学命题，小到只为一份产地错误的奶酪。克劳斯纳家族和穆斯曼家族在“二战”中失去了很多亲友，纳粹掠走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却扔下了关于他们的记忆。

　　活着的人不仅为自己的幸存负疚，也为偶尔沉醉于战前的幸福记忆而自责，他们甚至为自己贫瘠生活中的少许欢乐时光感觉耻辱，因为在他们享用“先祖土地上”的自由阳光时，成千上万的犹太幸存者在战争结束两年之后依旧栖身于世界各地的难民营，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

　　大人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所有的耻辱和负疚感之下，压着一个孩子似乎微不足道的感受。这个叫阿摩司的孩子，出生在耶路撒冷，既没有战前的欧洲记忆，也没有亲历过纳粹的逼迫。孩子的耻辱和负疚感是从大人那里继承的，几乎和遗传性疾病一样不可选择。

　　他为浪费一度电一滴水自责，为节庆时送给亲友的一束只能维持四五天的唐菖蒲负疚，为贪恋阿拉伯村庄物美价廉的奶酪而没有支持基布兹产品感到羞愧，因为他的国家尚处在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困境中，他没有尽上自己的那份气力。

　　他在身世显赫的阿拉伯邻居家做客时，误伤了主人家的儿子，他为此惴惴不安了许多年，因为他没有负担起父辈搁在他肩上的促进“两个睦邻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大使命。

　　他目睹他的阿拉伯邻居因联合国决议被迫离弃祖祖辈辈的家园，他无法不为这样的景象心生愧疚。可是他身上流淌着的犹太血脉，又使他为那样的愧疚感到耻辱。他以父亲苍白瘦弱笨拙得仿佛具有“两只左手”的知识分子形象为耻，同时又为自己渴望逃离家族中的学识修养渊源而自责。他渴望成为“坚定的拓荒者，大地之盐，希伯来革命英雄”，而当他终于挣脱父亲的束缚来到基布兹时，他又对自己无法抑制的阅读和写作冲动负疚。

　　在他终生负荷的耻辱和负疚感里，最沉重的那一层，是关于母亲的死。深受抑郁症折磨的母亲，在他十二岁的那一年里离家自杀身亡。母亲不同寻常的死亡方式，向那个没有多少隐私可言的紧密社区沉默而又响亮地宣布了一个家庭中爱的失职。

　　孩子覺得如果他“不把衣服丢得满地都是……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也许母亲做的就会是另外一种选择。

　　没有死在阴森森的党卫军煤气室里的母亲，却死在了阳光灿烂的“先祖的土地”上，孩子感受的耻辱和自责像影子，无法剥离地跟随了他一生，以至于后来孩子和父亲一直不能提及母亲，哪怕是一个字，仿佛她从来不曾来过这个世界，也从来不曾孕育过他的生命。

　　耻辱和负疚是八面来风，方向错乱，力度凶猛，这个叫阿摩司的孩子站在风口里，被各样的力量扭扯成一根麻花，失去了健康平顺地长大的可能。他没有足够强壮的肠胃，可以消化家族灌进他体内的爱和期望。爱很沉，期望更沉，它们像粘滞的食物，在他的身体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堆积成难以排出的毒素。孩子的自救途径只能是写作，因为写作对他来说是唯一一种触手可及的排毒方式。

　　在阿摩司的生活里还存在着一种黑暗名叫恐惧。克劳斯纳家族连一张床也铺不下的憋屈空间里——这个家不过是当时耶路撒冷几乎所有居住空间的折射，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只够把黑夜剪开一个小小的窟窿。窟窿只能更小，而不能更大，因为基布兹的拓荒者尚在摇曳的烛光之下工作，克劳斯纳们“怎能将他们遗忘而像罗斯柴尔德坐在明晃晃的四十瓦电灯下”？沿着这个二十五瓦灯光剪切出来的窟窿边缘，各种黑暗像阴沟里的污水恣意漫延。

　　别的黑暗是覆盖型的，在各自的身子底下孳生着各样的虫豸，但恐惧不是。恐惧是柔软的充填物，乳胶一样地注入黑暗和黑暗之间的边界线中，把所有的黑暗缀连成没有一丝破绽的整体。

　　比方说施罗密特奶奶对细菌极度恐惧，穷其一生对蔬菜水果服饰家具用品乃至自己和他人的身体，进行着希特勒对犹太人那样残酷的迫害，直至死于洗澡。再比如说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克劳斯纳伯公极度恐惧自己终将被后世遗忘，他必须把每一次大大小小的亲友聚会，演绎成他某个文学观点某篇学术文章的发布典礼和记录仪式。

　　与施罗密特奶奶克劳斯纳伯公相比，父亲阿里耶的恐惧复杂得多。阿里耶学识渊博，通晓多门外语，假若没有战争，他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位在欧洲某所大学任职的教授学者。

　　可是希特勒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经历了大流散后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专家学者，甚至超过了学生的人数，阿里耶在大学任职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他沦落为在厚厚的积尘里编辑卡片的书目整理员。

　　他传承了家族的渊源，崇尚知识和秩序，以及从这二者自然延伸出来的社会等级，他始终对在希伯来大学任教德高望重的克劳斯纳伯伯保持着一种“踮着脚尖”的恭敬聆听姿势，而且教育自己的儿子也如此行事。在沉湎于自制的词源学冷幽默的同时，阿里耶也忍不住被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带着古铜肤色的“诗人—劳动者—革命家”形象所吸引，他们闯进他深夜的梦里，召唤着他的生命热情。

　　可是阿里耶惧怕一切对他产生吸引的东西，在他心目中，爱和恐惧之间的分界时时更改，模糊不清，如同欧洲某些地区之间的国境线。他从不教他的儿子除希伯来语之外的任何一种语言，因为他害怕欧洲文化会对儿子产生“致命的诱惑”，就像对他的先辈一样，从而使儿子坠入又一个奥斯维辛陷阱。

　　当儿子到了上学年龄，他在传统宗教学校和劳动之家学校之间徘徊犹豫甚久，最终选择了黑色（宗教）教育，因为他觉得“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

　　阿里耶的每一种恐惧，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死亡，他每一次抉择的十字路口，都匍匐着一头奥斯维辛的怪兽。他把这种恐惧基因，随着血液传给了他的儿子阿摩司。

　　阿摩司在恐惧的暗影之下怯怯地睁开眼睛观察世界，渐渐进入其间，并滋养着属于自己的恐惧。集中营的经历，与其说他是从大人的口中听来的，倒不如说是他从大人缄默的眼神里领悟出来的。

　　他害怕英国军队一旦撤离，几天之内耶路撒冷就会成为另外一个集中营，“杀得连一个孩子也不留”。于是他宁愿长大成为一本书，而不是一个写书的人，因为一本书“至少有良机可单独生存下来”。

　　在他进入朦胧的青春期后，他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为无法抑制的自渎行为。他无法抵抗荷尔蒙的巨大推力，却终日处于对黑夜对床对独处的惊恐之中。他害怕这种“肮脏行为”所导致的严酷惩罚性后果，他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把母亲的自杀和自己的自渎联想成一种因果关系。

　　逃离恐惧的一个途径——至少在他小时候，是做白日梦。他梦想成为一名与强悍的新希伯来英雄主义形象相符的消防员，梦想成为一本在任何大屠杀中依旧有可能幸存的书，梦想成为一名可以用巧智调动千军万马，拥有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绝对掌控权的指挥官。在他十五岁的时候，他终于把白日梦落实在了行动上：他决绝地挣脱了家族的束缚，改变姓氏加入了基布兹胡尔达，并在那里生活了三十一年。

　　在恐惧的路途上，儿子把父亲甩得很远。阿里耶被恐惧挡住了步子，他停在了每一次抉择的路口。阿摩司不是。阿摩司把恐惧像行李一样地扛在肩上，跨过一道又一道抉择的门槛。儿子走了更长的路，于是儿子不幸地看见了恐惧的孳生物——那是幻灭。

　　阿摩司看到了每一种人生价值在他眼前一一破灭。在那个彻夜未眠等待联合国以色列分治决议公布的日子里，阿摩司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可是那天带给他的激动和热情余温犹存，新政权已经开始显露出丝丝缕缕的漏洞和破绽。出于对那些形容枯槁软弱无力的老一代幸存者的失望，他转而崇拜健康粗犷永远不会对紫外线过敏的新一代希伯来拓荒者。

　　出于对知识修养和社会秩序的叛逆，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基布兹，而一旦进入基布兹单调乏味的体力劳动轨道，他却无法战胜内心私密的阅读写作意念。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他永远是他者，“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变成他们当中真正的一员”。

　　阿摩司的认知经历了一系列的轮回和否定：他所追崇的每一种社会价值，在替换前一种之后，都被后一种所否定，接而替换。生命似乎是一串由气泡所组成的链子，充满了幻觉，偶然有些许色彩短暂地闪过，但最终归于虚无和黑暗。

　　这样浓腻和层次丰富的黑暗是从伊甸园一路延伸下来的，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绵长。奥兹既不是它的创造者，也不是它的发现者，更不可能是它的终结者。奥兹只是把它如此近距离地推到了我们眼前，叫我们无可推诿地看见了人性的丑陋面孔。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译文的质量。钟志清的翻译行文典雅流畅，段落章节衔接自如，几乎完全没有当下外国文学译文中随处可见的翻译腔。译者的翔实注释使不了解以色列人文历史的普通读者受益匪浅。奥兹对一千种黑暗的描述，终于没有在走向汉语的路途中丢失其丰富的层次和质感。

　　选自《散文·海外版》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林幼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