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

　　

　　成洪才弟兄姐妹六个，他是老幺。家里人都叫他小六子，邻居也跟着这么叫。他们家的孩子，都起了气度非凡的名字，他的几个哥哥，叫作洪业、洪宇、洪政。

　　我与成洪才的友情，应得上“不打不成交”这句老话。我们那时候，小男孩武斗，还是家常便饭。不过我和洪才并不是对手，而是同盟。至于打架的起因，我并不记得了。

　　那是小学二年级。为了要进这所重点小学，爸妈将我从外婆家接来，这是我极其不愿意的事。这间学校的校风严整，中规中矩到了味同嚼蜡的地步，所以当那一架打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很有些热血沸腾。战场在校外摆开，模式套用西点军校老生欺负新生的桥段，不知道怎么打起来的，只记得我们三个转学来的男孩子，莫名其妙就成了众矢之的。那一架打得十分惨烈，当我衬衫上的扣子掉得还剩下两颗，和另一个鼻血横流的男孩子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成洪才出现了。他迅速地介入这场战事，没有任何审时度势的过程，就站在我们一边。他比所有的交战者都高了半个头，这使战局带有了宿命的性质。对手都是知时务的人，且战且退，瞅了空就落荒而逃。逃了几步，嘴硬了，回头喊，留级生，留级生……我们这边就有些群情激愤。成洪才不复刚才的勇猛，只是没听见一样，转身离开了。不过也并非如侠客似的绝尘而去，而是将书包拍一拍灰，拎起来慢慢地走远了。背还佝偻着，像个小老头。

　　过了几天，当我在我们机关大院里看到成洪才，异乎寻常地惊喜。我对妈妈说他就是成洪才，好像在介绍一个盖世英雄。成洪才倒有些羞涩，支着身体，耸一耸肩膀，用口音很重的南京话认真地问：你家也住这块啊？不等我回答，他又说，我家住街对面，四条巷六十三号1-3。

　　晚上吃饭的时候，妈妈说，那孩子的衣服，蛮旧的，兄弟姐妹应该不少，不知家里是什么状况，不过人蛮老实，毛果，下次叫这小朋友到家里玩吧。

　　成洪才是我们班上两个留级生之一。而他又是连留了两级的。那时候，因为教改，南京的小学都是划片入学的。一个区的适龄学童，不用考试，都连锅端进来。成洪才也被端了进来。他在这所重点小学一而再地留级，成为了尴尬的异数。老师们似乎都不怎么为难他，上课从来不要他回答问题。他比班上的同学都大上两三岁，因为个子高，就坐在最后一排。大家不怎么和他玩，他本应当是孤独的。下课的时候，看见他眼睛望了窗外去，是自得其乐的样子，似乎满足得很。

　　后来有天放学，我对成洪才说，到我们家玩吧。他也不说话，跟上我。家里大人还没下班，我把我的玩具都拿出来，什么斗兽棋、建筑积木之类。他的眼睛亮一亮，说，毛果，你玩的东西真多啊。我想一下，有些黯然，说，南京不怎么好玩，没有我外婆家好玩。一个人有什么意思。成洪才就说，那你到我们家玩啊。我们家人多。

　　几天之后，当我应邀去了成洪才家里，突然间看到的景象，是有些让我吃惊的。

　　记得听一个大学老师说过，南京好像个大县城。这句话是没错的。担着六朝古都的名声，南京或许是中国的大城市里面，现代化进程最为缓慢的一个。所以，地方官员要在南京取得政绩，是殊为不易的。南京人过日子，往往以舒服为第一要义，大多时候，是很真实的。其实，要是将上海话借用过来，说南京的生活观念是过日脚，也很不错，甚至更为贴切。因为这日子过得很砥实，对未来没有野心，所以生活就像被砖块一层层地垒起来。上海人的作风，日脚的观念是在心里，外面是有些张扬的，日子是用来过给别人看的。有个上海的朋友，来到南京，说南京人长得真是好看。细细地看，处处是俊男美女，可是为什么都穿得这样不讲究呢，土里土气的。

　　南京的土，也许就是一种包容力所在。成洪才举家从六合迁来，能够在市中心，建立起极为乡土的一隅，应该就是一个明证。

　　當那只叫高头的鹅张着翅膀扑向我的时候，我欢快地惊叫了一下。这只鹅在我眼中无比硕大，它凶猛地发出嘎嘎的叫声，试图对我进行攻击。成洪才并不阻止它，只是笑，说，它是我们家的狗。我抡起书包凶了它一下，它后退了几步，蓄势似的，又更加迅猛地扑过来。

　　一个面色很苍老的女人从门里走出来，将鹅喝止住。见了我，打量一下，问，六子，是谁啊。成洪才说，是我同学，叫毛果。为了给他的家里一个好印象，我很有礼貌地鞠一躬，说，奶奶好。女人愣一愣，对我笑了，说，好，好。说完回屋去了。成洪才说，你叫错人了。她是我妈妈，我阿婆在里面。

　　我有些难堪，终于说：“你妈妈年纪好像很大了。”成洪才说：“我妈妈快六十了。我大哥都三十多岁了。”门里面又长长地喊：六子—

　　我说：我知道啦，你排行老六。成洪才嘻嘻地笑了：是啊。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算了一下，说，不对，少掉了一个。成洪才说，我原来有两个姐姐，一个得天花死掉了。其实我还有一个弟弟，比我小两岁，也死掉了。

　　我跟成洪才一路往屋里走，那头鹅不屈不挠地跟上来，成洪才捏住它的脖子，把它头上鲜红的肉瘤狠狠地敲了一下，它才蹒跚地走开了。

　　进了门，黑得很，见不到光。我们走进一条甬道，听见成洪才说，小心。这时候我的胳膊肘被什么碰了一下，只听到身后哗啦一声。成洪才的声音慌了，叫你小心的，没有磕着吧。他在我脚底摸一下，把一个东西立起来。我说，这是什么？他说，锄头。我阿婆就是这样，什么都不肯扔掉。

　　到了堂屋里，有些亮了，仍然是昏暗。屋里弥漫着奇异的腐旧气息，像是浓重的葱蒜味，混了中药的味道。成洪才的妈妈抱出一个陶罐，说，六子，倒酸梅汤给同学喝。成洪才答应着，去了里屋，出来时拿了两只白色的搪瓷茶缸，茶缸很大，上面漆了红通通的五角星。我记得我们家，本来也有这种茶缸的，搬家的时候，都给妈妈扔掉了。成洪才倒了满满的一茶缸给我，我喝一口，又甜又酸，清凉得很。成妈妈问我，好喝么。我说，好喝。成洪才就笑了，说，当然好喝了，阿婆做的。成洪才本来是有些呆相的，笑的时候，脸色就生动起来，有了儿童的鲜活样子。

　　成妈妈手上忙着，在案板上揉一个面团。这个面团的奇特之处，在于通体碧绿。我问，阿姨，你在做什么？成妈妈说，做青团。我又问，青团是什么？成妈妈就说，等会上笼屉蒸出来，你吃了就知道了。成妈妈一边揉，一边淋一些绿色的黏稠汁液在面团上，然后再更加大力地将汁液揉进去，面团发出滋滋的很劲道的声音，颜色也渐渐绿透了。我忍不住又问，这是什么？成洪才接过话去，这是阿婆打的“青”，用我们家种的“墨子”。我想，这个阿婆，一定是个令人崇拜的人。

　　成洪才指指窗口，说，走，我带你去看。我走到他们家的后院，禁不住在心里惊呼，对一个城市小孩来说，这里算得上世外桃源了。一大架的葡萄藤，闯眼的绿，层层叠叠的，一直蔓延到屋顶上去，蔚为壮观。这其实是个杂果架，还搭着苦瓜和丝瓜，去年的老丝瓜，结着青黄的壳子，从梁子上垂到地下。院子后头，有一小块田，几米见方的，被仔细地耕耘过。现在想来，那真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田地了，却有着完备的规模。一垄一垄地种着各种作物，茂绿的一片，都是我不认识的。成洪才跟我介绍，这是花生，这是毛豆，这是“墨子”。这其实是麦子，“墨子”是因了成洪才六合口音的浓重。我也是第一次见了正在生长期的麦子，茁壮的一丛，还长着幼嫩的穗，顶了尖利的芒。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所谓“打青”，是江南一带农村的风俗。就是在清明前后，将正在灌浆的青麦粒轻轻搓下来，打成糊，和了面粉和米粉捏成团，蒸熟了吃，是讨丰收的意思。

　　这个院落，有心要独立于这城市之外的。因了地盘的狭小，又是见缝插针，连墙角里都种着绿油油的葱和青蒜。成妈妈走出来，手里端个盆，去了葡萄架底下，打开了一只笼。立刻有一群鸡扑啦啦地跑出来，沿着盆争食。吃完了四散开去，却很神异地不去侵害微型田地里的作物。鸡的神情都是很怡然的。我想这并不是我的主观想象，因为我记得有一只黄脚掌的母鸡，走动的时候，一直半垂着眼睑，嘴里发出很惬意的咕咕声，你甚至可以摸摸它。成洪才教我把手插在它的翅膀底下，真的温暖极了。这些鸡实在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菜市场的那些鸡，总是高度警觉的样子，碰一下就惊慌失措，身上的羽毛七支八楞着，有的嘴角疲惫地流着口涎。这院子里的鸡昂扬从容的生气，对我而言，也是十分新鲜的。

　　我想有那么一瞬间，我对眼前的一切几乎到了着迷的程度。令我着迷的，是城市孩子在平日间触碰不到的一种宁静的美感。

　　成妈妈在里面喊，青团蒸好了。我走进堂屋，发现多了一个人。这是个老太太，一个十分丑陋的老太太。我在心中蓦然升起恐惧。这个很瘦小的人，穿着一件洗得稀薄的老头衫，好像将自己装在一只口袋里。脖子筋筋络络的，风干了似的。头发很稀疏，露出粉红和暗黄色的头皮。她的一只眼睛似乎盲了，蒙着白色的障翳，另一只眼睛却鹰隼似的盯着我。总而言之，她在我眼里，像一只面相庄严的老猴子。我在想，这是谁啊。这时候听见成洪才冲她叫：阿婆。

　　阿婆翻了翻眼皮。成洪才说，这是我同学，毛果。阿婆大声地说，什么？成洪才就大声地重复了刚才的话。我于是知道，阿婆的耳朵似乎也不很好。我走到阿婆跟前，也向她大声地问好。她这时候咧开了嘴，露出没了牙齿的红黑色牙床。我想这是她欣喜的样子了。她的笑忽然间收敛了，然后转过头，和成妈妈絮絮地讲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她很庄严地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用南京话大声地说：阿毛头。

　　她就这样宣布了我的昵称，我至今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为什么坚持不懈地称我为—阿毛头。

　　成妈妈打开笼屉，一股甜香传了出来，笼布上整齐地排了冒着热气的青团。成洪才伸出手，被成妈妈打了回去，说，烫。成妈妈用竹夹子夹起一只，放在碗里给我，说，小心吃哦，有馅子的。我咬一口，一种奇异的清爽气，黏在牙齿缝里，兜了一圈到了喉咙口。又咬一口，是糯答答的香味，十分耐嚼。再咬就咬到馅儿啦，原来是豆沙的，被热气融成滑腻腻的汁了，香甜得很。成洪才递过来一只小碟子，说，要蘸红糖吃，更好吃。

　　我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青团。成妈妈说，毛果这个小朋友好，很爽快。天慢慢黑了，我要走了。阿婆大声地说，青团给阿毛头一碗啊，带给他姆妈吃。

　　离开的时候，成洪才送我出来，在黑暗的甬道里头，我听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成洪才就说，啊，姐姐醒了，你先回去吧，我来帮姐姐吃药。

　　我捧著一碗青团回了家。

　　妈妈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啊。我说，青团。妈妈仔细看了看，又问，这么绿，能吃吗，不是色素吧？爸爸开心得很，当然能吃，好吃得很哪，纯天然食品。说完揪下一小块放进嘴巴作示范。然后说，要有红糖就好了，小时候，二哥的奶妈方婶是个无锡人，每年来看我们，就会打青团给我们吃啊。到了清明节的时候，我们就盼着她来。

　　我说，是成洪才妈妈做的，让我拿给你们吃。

　　妈妈也就欣喜地说，我们毛果好人缘，来了没几天，就交上朋友啦。

　　爸妈同我一样珍惜如此的友谊。所以，隔一天，妈妈就拿出爸爸去广东出差买的芒果，让我给成洪才家送去。

　　这一回，成洪才家里多了几个人。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这是成洪才的爸爸。他是个没什么特点的中年男人，头顶已经谢了，但是面相似乎比成妈妈还要年轻些。成伯伯人很和气，他用家长的口吻对我说，你爸爸妈妈不要这么客气哦，大家都是邻居了。然后就沉默下去，埋下头继续帮成妈妈剥一头蒜。

　　还有一个男人，年纪是看不出来的。戴着一副眼镜，但似乎是乡下人的打扮。簇新的中山装，穿了一双旧得起毛的布鞋。这是成洪才的大哥，从六合的乡下来的。还有一个半大的男孩子，这是成洪才的五哥，他在附近的中学上初中，唇上已起了淡青的短髭。他的装束在这屋里是顶时髦的了，腿上套了紧绷绷的牛仔裤，有一搭没一搭地抖动。脸上是不屑的神气。

　　不知道为什么，这天，成洪才家里有些闷。阿婆的精神很好，兴头头地看着我，可是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成伯伯突然说，毛果是住在哪里？成洪才说，对面的大院。成伯伯有些动气，说，插什么嘴，没问你。我就说，对的，对面机关大院。成伯伯就说，哦，那你爸爸是工程师吧。我自豪地说，对啊。成伯伯就说，好，好，毛果将来也要作工程师。

　　阿婆这回好像是听见了，总结性地，也大声地说，是啵。

　　成洪才的大哥，突然说话了，口气有些小心翼翼的：爸，你再考虑考虑吧。

　　成伯伯过了半晌，轻轻地说，哦。

　　这时候，突然听见一个纤细的女声：大哥，你不要逼爸了。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倚门站着。其实还是个少女，但是穿了很老气的羊毛衫，而且不合时令。头发蓬松着，似乎刚睡醒。看得出有些虚弱，面孔异乎寻常的白。五官散淡，眼睛很大，目光也散着。皮肤好像半透明的，在黯淡的屋子里头，发着晶莹的光。她的双颊在白里透出红晕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都是不健康的，是肺弱的症状。我只是觉得她很美。这种美是没有烟火气的，是这屋里的一个异数。

　　她是成洪才的姐姐，成洪芸。

　　成洪芸说：大哥，你不要逼爸了，又不是你一个在乡下，二哥全家也在。

　　她说完，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她只有捂住嘴，肩膀耸动，隐忍着，似乎要将这咳嗽吞咽下去。

　　成洪才的大哥，冷笑一下，低声说：我至少不会拖着家里面。

　　“洪业！”成伯伯大喝一声，使了力气将一把剥好的蒜掷在桌子上。

　　蒜弹了一下，落在了地上，那只叫高头的鹅不晓得什么时候进来了，衔起蒜，一口吞了下去。

　　少女終于平息了咳嗽，虚弱地笑一下，转身走了。

　　我走出来，成洪才对我说：这几天，我大哥天天来家，他来过了，二哥还要来。

　　这时候，成洪才的五哥，成洪政走出来，突然回了头暴怒地朝屋里喊，操，顶班，等老头子死吧。说完狠狠掐灭了手中的烟头，扔在地上，看了我们一眼，依然是邪暴的目光，说，现眼！

　　后来才知道，成洪才并不是举家迁到南京来的。还有两个哥哥，留在了六合郊县。现在的房子，原本是成洪才的舅爷的。舅爷就是阿婆的弟弟。舅爷解放前在连云港跑码头，跑了许多年，一来二去攒了一笔钱，就到了南京来。开了个小机械厂，不过解放后公私合营，给并到国营的曙光机械厂里去了。曙光厂给舅爷一个进厂工作的名额。舅爷只姐姐一个亲人，自己没子女，就将名额给了外甥，就是成伯伯。没多久舅爷就去世了。成伯伯带上了小女儿，跟着阿婆进了南京城，两个儿子放在六合老家里。后来又在南京城里生了两个，老五和老六。所以，成洪才其实是生在南京，可是口音是改不过来了，随爸妈还是一口六合腔。阿婆本是江阴人，成洪才说话也会在末尾加上句—得哇，否则意犹未尽似的。这回，成伯伯快退休了，老大来了，老二来，跟老的打了持久战，都想着顶他的班。不为别的，有个南京户口就好了。可是手心手背，成伯伯为难得很。

　　过一天晚上，成洪才再到我们家，给了我一只鞋盒子。说：毛果，送给你。打开来，好多蠕动的白白的小虫。我说，这是什么啊。妈妈探了一下头，说，毛果，这是蚕啊，妈妈小时候养过的。我说，成洪才，你不要了么。成洪才叹了口气说：不要了。姐姐说，他们天天在家里吵，蚕惊了，就不长了，搞不好会死。

　　我很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蚕。成洪才又拎出一个塑料袋，说，这是桑叶，给蚕吃的。我取出一片就要放进盒子里。成洪才说，不行，要洗干净了。还要把水擦干净，不然蚕会拉肚子的。

　　我们将桑叶一片片铺在盒子里。成洪才一边对我说，蚕有两种，一种是桑蚕，吃桑叶，还有一种叫柞蚕，是吃柞叶的。桑蚕也有不同，你看这个黑头的，叫虎头蚕，吃得多，将来结的茧子也大。

　　这一晚上，我和成洪才趴在桌子上，盯着盒子。看那些小小的动物，安静地将桑叶咬成一圈一圈的锯齿形。它们的吃相，是有条理而优雅的。成洪才让我闭上眼睛，听它们吃的声音。这声音是绵密的沙沙声，好像一张柔软的纸，被轻轻地揉皱了，再慢慢地展开的声音。

　　成洪才突然站起来，说，我走了，我大哥应该回六合去了。

　　我做事情，有着一般孩子不及的毅力和恒心，这回终于有了一个体现。我每天按时地换蚕沙，添桑叶。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将新买来的大片的新鲜桑叶剪成易于食用的形状。然后就是长时间痴迷地凝视着这些蠕动的小虫。这是我父母都大为惊奇的，因我并不是天生这样心智安定。妈妈说，这孩子怎么会对这个事情这么感兴趣，别是有什么小农经济的思想。爸爸就笑着说，我看我们家是要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了。

　　他们并不懂得我。我很珍视成洪才给我的这些蚕，像是看守了一些希望。它们是一些始终带给人希望的动物，因为，它们不断地在生长，而这生长是看得见的，这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很多年后，看了巴里科的《绢》，我很能理解书中对蚕的赞美。时过境迁，只是几张蚕种，就有了家破山河在的希望，支撑人走到底去。

　　然而然而，它们实在是长得太快了。当它们扭动肥白的身躯，在鞋盒子里造就出熙熙攘攘的局面时，我终于失去了在成洪才每次来的时候向他汇报生长进度的兴趣了。而更大的问题是，我将我所有的零花钱搭进去，也不足以在学校门口的老头那里购买足够数量且价钱昂贵的桑叶。但是，作为一个自立的孩子，我是不愿意再向爸妈伸手的。

　　成洪才说：我有办法，我知道哪里有桑叶。

　　从此以后，我放学就有了新的事情做。成洪才又表现出令我敬佩的地方了。他总是能够拐弯抹角地在附近找到一棵桑树。并不是盲目地找，而是心中有谱，好像一架卫星定位探测器。比如他说，今天去西流湾吧，少年宫后门那里好像有一棵。我们就去了少年宫，果然那里就有一棵。而探测的范围也随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大。终于有天，我们徒步远征一直到了辅佐路。在和平桥底下，我们看到了预想的目标树。成洪才像一只猴子一样，噌噌地爬上去，将桑叶摘下来扔给我。这种采摘并不是暴虐的，因为成洪才有着原始的环保主义观点。他只会采下大的叶子，而留下树梢的嫩叶，用他的话说，芽掐得了，树就死得了。

　　采摘的难度，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最危险的一次，是一棵树斜生在污水泛滥的护城河上。不过，什么都是难不倒成洪才的。后来我终于不甘于做一个助手，要求成洪才教我爬树。我天生的聪颖使教学相长成为另一桩乐事。当我历尽艰辛，第一次站在一棵高大的桑树上，极目远眺，心潮澎湃。我对成洪才做了一个鬼脸，想的是，我毛果也有今天啊。

　　现在回忆起来，寻找桑树这件事，其意义远远超越寻找本身。这成为我对这座城市最初的人文地理探索。南京在城市新兴的表皮之下，有那样多的不为人知的遗迹，甚至在市中心这样被现代化清洗过的地方。这些，都是在我的成长路径之外的。比如，我们偶然发现在渊声巷后面的卤制品厂，其前身是一间教堂。因为有着一个被炸去一半的尖顶。墙头上倒栽的玻璃碴子，曾经是拱形的珐琅彩窗的碎片，是众多被分割过的圣经故事的一部分。而在屋檐底下，依稀还辨得出，雕镂着已被油腻的烟火熏得面目不清的耶稣像。在西桥附近的山坡，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废弃的防空洞。青条石上长满了苔藓，门廊上写了“李新岚是狗”。我们钻进去，光线慢慢黯淡，终于伸手不见五指，闻着里面经年的臊臭气，还听得见自己的呼吸。正紧张着，突然传过来一声怪叫，成洪才说，哈哈，活丑。我们才仓皇地跑出来。

　　我们的历险，有个固定的分享者，那就是成洪才的阿婆。阿婆是个举一反三的听众，她总是在耐心而艰难地听过我们的陈述后，大声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往往带有迷信而独断的色彩。阿婆总是用见怪不怪的口气说，什么什么什么，南京那个时候，你们是看不到的。

　　南京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是看不到的。

　　那个时候，鼓楼公园以西的地方，全都是荒地。而西橋菜场一带，曾经是个颇具规模的坟场，所以，到现在，还经常有些脍炙人口的鬼故事，这些故事在我们的小学里也曾经流行一时。比如说有些鬼会遁地术，有天晚上，一只鬼无端地从烤梅花糕的炉子里探出一个脑袋。这些当然都是扯淡，我不相信哪个鬼会忍受得了菜场里的市井喧嚣。然而，鬼这个意象所暗示的荒凉感，却对我造成吸引。阿婆是这些故事的集大成者。她讲的鬼，往往是带了烟火气的，且做派喜剧，像些孤独而搞恶作剧的孩子。阿婆讲完后，才幽幽地说上一句十分唯物且饱含世故的注语：这世上哪里有鬼，可怕的其实是人。这话经不起细想，因为个中意味是真正恐怖的。

　　而阿婆的记性，其实又是不大好的，所以经常将故事讲得颠三倒四，云里雾里。成洪才的姐姐成洪芸担当了这些故事的诠释者。她在阿婆的讲述告一段落的时候，会将情节给我们做些梳理，或者补充其中的疏漏之处。这些故事，她应该听过很多遍了。她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因为身体虚弱，说话往往有着游丝一般的尾音，在房间里回荡。

　　这时候，家事已经平息。成伯伯终于将接班的机会许诺给了成洪才的大哥。尘埃落定，两个儿子不再上门。这个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黄昏的阳光照进来，被稀释了，在每个人身上笼了毛茸茸的一层。安静的气氛中又有一种同样静好的忙碌。成妈妈总是会从街道工厂接来一批活，在家里做。或者是些半成品的火柴盒、绒线花；或者是那些堂皇的大吊灯上的玻璃珠串。他们围着桌子，手上飞快地动作着，机器一样。成洪芸又似乎是手最巧的一个，做好的活儿堆成了山。然而，嘴上却还娓娓地给我们讲着故事。坐在她身旁，可以闻得见中药淡淡的苦涩味道。然而，她的脸上泛着喜悦的光，为她的虚弱带来了生气。讲到高兴的时候，她抬起头来，眉目温柔地对你笑一笑。我想，我要是有个这样的姐姐多么好。

　　后来出的那桩事故，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作好景不长。

　　这天放了学，成洪才对我说，他在N大学的食堂旁边发现一棵桑树，还是营养价值极高的“奶桑”。我说，太棒了。

　　到了地方，那棵桑树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不说参天，也入了云，遮天蔽日，成精了。我们自然是采了一个够。本来是皆大欢喜了。满载而归的时候，路过食堂，远远看到一条狼狗在啃骨头，成洪才得意忘形，冲着狗猛吹口哨。那狗耳朵支愣一下，就追过来了。成洪才吓得跑。我跟着跑，跑得不及他快，只觉得小腿一麻。回头一看，血正顺着腿肚子流下来。狼狗的门牙齐根嵌进肉里去了，喉咙里还发出恶声恶气的呜噜声。我是忘了害怕了。瞧见成洪才也傻了，朝这边看了又看，撒丫子跑了。我闭了眼睛，说，完了。正当孤立无援的时候，食堂里的师傅掂了大勺出来了，大叫一声“娘的”，喝退了狗。看了看我的腿，说：“毁了。”说着又一把将那狗腿揪过来，在狗耳朵上揪一撮毛，燎了火就往我伤口上贴。我吓得直往后退，师傅一把揪住我，说：“娘的，止血。”血是止住了。师傅推了单车过来，将我抱起来放在后座上，说：“上医院。”走到半路上，看到妈妈迎面急急地走过来，旁边跟着成洪才。妈妈铁青着脸看着我。师傅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他正要做更多的解释，妈妈说：不怪你，是小孩不好。言简意赅的山东师傅如蒙大赦，说：“快，上医院。”妈妈回头对成洪才说，成洪才，你回家去吧。

　　在师傅的协助下，我被送到了医院，打了狂犬疫苗。看着我一瘸一拐地走出来，妈妈并没有安慰的话。她痛心疾首地说：毛果，你已经变成一个野孩子了。

　　第二天，成洪才拎了一个篮子来，说是阿婆让他送来的。他说，阿婆攒下来的，我们家小母鸡的头生蛋，很补，给毛果养伤。妈妈看了看这些玲珑的鸡蛋，叹了口气，说，阿婆要攒好久啊，我们不能收。成洪才，最近毛果功课忙，你不要来找他玩了。

　　我的软禁岁月开始了。除了上学，星期天上绘画辅导班，我都被关在家里，做妈妈布置的永远做不完的参考题。腿上的伤已经好了。大院里一群孩子玩得震天响。妈妈用毛线针敲敲桌子，看什么看，该收收心了，我就知道，给外公外婆惯得不像样了。还有都是些什么朋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是气了，我不懂这句成语，但是听出来对我的朋友很不利。我说，成洪才不是猪，妈妈你还老师呢，骂人。

　　妈妈又用毛线针一敲桌子：做题做题。说完就不搭理我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妈妈将我的蚕送了人，送到一个不为我知的地方。这下我彻底缄默了。这是我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当我为巨大的悲伤慑住时，不会用泪水来表达，而是长久地沉默，不复一个八岁男孩通常的饶舌样子。爸爸对妈妈说，你这是矫枉过正。妈妈说，我是为他好，他长大就明白了。

　　就这样过去了半个月。

　　这一天，我正在做功课，听见外面的铁栅门响起来。抬起头，看见一个丑陋的老太太，正在往门里望。我跳起来，大声地喊：阿婆。

　　阿婆对我笑了，露出了黑红色的牙床，也大声地喊：阿毛头。妈妈赶紧迎出来，说，您是成家阿婆啊。阿婆却将脸冷下来，说，你是他姆妈吧。

　　妈妈说，是啊，都说阿婆对我们毛果好，我早应该要谢谢您。

　　阿婆说，不要谢我，我对阿毛头不好，我家小六子将阿毛头带成了野孩子。

　　妈妈说，阿婆，我不是这个意思。

　　阿婆并不理会，说，小孩子不懂事，可是我们大人应该懂。我没有文化，可是我们江阴有一句老话：羊圈里圈不出赤兔驹。我们都很欢喜阿毛头。他一个人，没有兄弟姐妹，是很可怜的，你不应该关着他。

　　妈妈脸红了，我第一次看到，她一个大学老师，表现得这样无勇无谋。

　　阿婆接着说，小孩子要有小孩子的样子，要玩，只要不瞎闹，都很好。你和他爸爸工作很忙，你要放心，交给我带，要是带成野孩子，你就开罪我。

　　妈妈的口气很软了，阿婆，怎么好麻烦您……

　　阿婆这回笑了，一只眼睛眯起来：不麻烦，不麻烦，我们都欢喜阿毛头。

　　我一头扎进阿婆怀里，阿婆太伟大了。那是我唯一一次听到阿婆这样思路清晰地长篇大论，达成了成功的谈判，将我解救出来。

　　从此以后，我放了学，就在成洪才家里做功课。阿婆说，不做完功课不许玩啊，阿毛头的姆妈要怪罪的。不过做功课倒也不闷，因为阿婆给我们做好多东西吃。阿婆用红枣和薏米做八宝粥。红枣是六合老家带来的，薏米是自家在后院种的。粥在小火炉上慢慢熬，直熬到鲜掉眉毛。到了端午，阿婆做了一串元宝粽挂在我脖子上，粽子上串了五彩的丝线，神气得很。

　　这时候是五月底了，天气晴好。成洪才家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很快活。而我们并没有看出，一个人在悄悄起了变化。成洪才的姐姐成洪芸，还像以往似的，安静地坐在我们身旁。她的病，其实是好起来了。不怎么咳了，双颊丰润起来，那层稀薄的红晕褪去了。皮肤泛起了芽黄色，似乎不及以前好看，但却是健康的。因为她的安静，在这个家里，她时常被忽略。我们做功课，她一边做活一边注视着我们，那目光，仿佛母亲一样，又有些小心翼翼。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道附加题。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她突然开了口，说，拿给我看看。她看了，笑一笑，很快说出了答案，甚至没有在纸上演算的过程。这让我大为惊异，对这个姐姐刮目相看了。成洪才说：姐姐很来事（南京方言，厉害）的，以前在班上都是第一名。我这才知道，成洪芸以前在省重点木渎中学里，是个高才生。因为生病，才休了学。我说：姐姐，等你病好了，又可以回去读书了。她欢喜了一下，然后黯淡下去，又恢复到原来那种忧愁的笑容了：不晓得了。休了快两年了，班上的同学都上了大学了吧。

　　这天到了家，却没有看到姐姐，我们都很意外。成洪才问他妈妈，说是不知道。问阿婆，阿婆神秘地一笑，说，玩去了。小孩子，在家里闷了这么久，应该出去玩玩。

　　过了一会儿，却看到成洪芸从外面回来了。她再次让我们感到意外，这个成洪芸，不是我们熟悉的成洪芸了，好像另外一个人。长头发披散开来，烫了发梢。那件不离身的旧羊毛衫也不见了，穿了条白底红花的连衣裙。V字领的，露了白皙的脖子出来。看到我们，笑了，这回笑得也不同，很灿烂，青春逼人。阿婆一拍手，说，我家小四儿，像个洋学生了。成妈妈倒是不以为然，皱一皱眉头：打扮成这样子干嘛，过来做活。

　　成洪芸在家里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常常我已经回家吃饭，她还没回来。在家的時候，人显得轻快了许多，有时候嘴里还哼着歌。这都是以前未见的景象。手上做了活，她似乎又有些魂不守舍，望了窗外去。我们顺着她的目光看出去，什么也看不见。她就嗔怒道：犯嫌，做你们的功课。

　　有天我们放学，走着走着，成洪才停下来。我说，怎么了？成洪才说，姐姐。迎面走过来一男一女，女的果然是成洪芸。他们偎得很近，男的年纪也很轻，冲着成洪芸咬耳朵。成洪芸听了，在他胸前狠命地捶一把，又絮絮地说了什么。看见我们，成洪芸和那男人倏地分开。我们喊道：姐姐。成洪芸答应着，却有些不自在。已经走过去，成洪芸却又追过来，对我们说：六子，你和毛果回去别跟他们讲。我们点了点头，看她走远了，我问：成洪才，我们不要讲什么呢。成洪才说：废话，讲她谈朋友了呗。

　　我们又互相点了点头，守口如瓶。

　　六月中的一天，老五成洪政血头血脸地回来了，把我们都吓了一跳。成洪政喝了一口水，在嘴里咕嘟了几下，噗的吐出一颗带血的牙。成伯伯从腰里抽出皮带，恨恨地说，老五，你是皮又痒了。成洪政并不理睬他，冷笑一下，站到墙角去了，说：打吧。成伯伯真的气了，说，好，不信治不了你了。一皮带抽到他脊梁上，说，为什么打架？成洪政背对着他，仍是一声不吭。成伯伯父举起了皮带，成洪芸看不下去了，护着弟弟，说，老五，别犟了，好好跟爸说话。

　　成洪政猛地回过头，眼泪夺眶而出：我说什么，我有什么好说，还不全因为你。他们骂你搞破鞋，你是能听，我要脸，我听不下去。

　　成洪芸的脸白了，声音打了颤：你，胡说什么。

　　这回成洪政是放开了吼：是，我胡说，你和叶建伟的哥哥叶志国，在三院的仓库，他们都看见了。

　　成洪芸身体晃了晃，手扶住了桌子。

　　成伯伯血红了眼睛，走到洪芸跟前，一巴掌扇了上去。这一巴掌太很，成洪芸打了个趔趄，慢慢地蹲下来，捂了脸，血顺了指缝流出来。

　　阿婆颤巍巍地站起身，将拐杖朝成伯伯扔过去。成伯伯扶住她，她握紧了他的手，举起来：你打，你打我的老脸，朝这儿打。你这样打一个病孩子，你是小四儿的后爹啊？

　　我和成洪才都被这阵势吓坏了，跑了出来。

　　我问成洪才：什么是破鞋？

　　成洪才想一想，摇了摇头。

　　成洪才的姐姐成洪芸，遭遇了与我曾经相似的命运，被关在家里了。我想，因为成洪芸也成了一个野孩子了。

　　成洪芸又变回了原来的成洪芸。穿着陈旧的羊毛衫。头发挽了一个蓬松的髻，说话轻声细语。只是，她脸上连往日那种虚弱的笑容都没有了。

　　这时候到了南京的梅雨季节，天气闷热，潮湿。随便抓一把空气好像都能挤出水来。这一天，屋子里的景象是灰扑扑的。我们看着成洪芸，也成了屋里一个灰扑扑的陈设。她静默地坐在桌前，机械地做着活。做好了一些，放进盒子里，拢拢头发，然后接着做。

　　突然，成洪芸站起身来，捂着嘴巴，一阵阵地干呕。我们吓坏了，成洪才说：姐姐，你又病了吗？我去叫妈妈。

　　她惊恐地拉住我们，说，不要去，没有，没有……我好得很。

　　我离开成洪才家，他姐姐跟出来，说，毛果，大方巷你认识吧。

　　我点点头。

　　成洪芸说：姐姐请你帮个忙，你把这封信帮我送给这个人。

　　这封信上，没有收信人，只有一个地址。

　　六子不愿意送，怕妈打他。我说：为什么……成洪芸不让我说下去，只是将信塞到我手里，声音有些发抖地说：姐求你了。

　　我将信按照地址送过去，开门的是个年轻男人，我见过。那天在大街上，和成洪芸走在一起。

　　我将信递给他。他脸红了一下，很快平静下来，说：你跟她讲，红与黑。

　　我愣一愣，说：什么。

　　他重复了：红与黑。

　　我见到成洪芸说：姐姐，红与黑。姐姐的眼睛亮一下，释然地舒了口气，然后很激动地摸了我的头，说，毛果，谢谢你。

　　当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梅雨天的雨，没有这么暴虐的，混着大风。我们家院子里的梧桐树，掉下来一丫很大的树杈，被风刮下来的。

　　第二天放学的时候，成洪才对我说，姐姐走了。

　　我有了不祥的念头：啊，去了哪里？

　　去了广州，和叶志国一起走的，留下来一封信。大概是清早走的。

　　你爸妈怎么说。

　　我爸看了信，说，作孽。我妈没说什么。中午叶志国他妈找到我们家来骂人，说姐姐拐走了她儿子。

　　然后呢？

　　然后阿婆出来，说，不关姐姐的事，是她拐的他们两个，是她替姐姐打的包裹。

　　成洪芸就这样消失了。

　　阿婆在堂屋里头，摆了一个神龛，上了香火。她看见了我，说：阿毛头，你也过来拜一拜菩萨，保佑姐姐在南边平平安安。

　　我拜过了，问：阿婆，是你放姐姐走的么。

　　阿婆闭了眼睛，手里举着香，高过头：是老天，老天爷放他们走的。

　　夏天了，放暑假了。我们坐在后院子里，跟着阿婆乘凉。这时候的小院子是丰收的景致了。葡萄一嘟噜一嘟噜地藏在巴掌大的叶子里头，泛着丰实的青。其实不止是葡萄，还有透了黄的癞葡萄。还有丝瓜，优柔地垂下来，发了白的花。到了屋瓦上，还看得见一个团圆圆的大南瓜，已经是熟透了的。

　　几只油鸡都长得很大了。母鸡在土堆里扒了个沙坑纳凉。公鸡踱了方步，在院子里走动，抖一下黑亮的毛，伸一伸脖子，要打出一个响亮的鸣。叫出来却是嘶哑的，自己先泄了气，继续走来走去。天太热了。

　　阿婆摇着蒲扇，打着盹。入夏以来，阿婆的精神有些不济。不怎么吃饭，伙着我们喝几口绿豆汤。成妈妈说，每年夏天时候都这样，老人最难熬了。

　　这天下午，来了一个人，戴了个红袖章。

　　这男人说自己是市容办的，听人报告说成洪才家养了家禽，所以来动员处理。

　　成妈妈问，怎么处理？

　　男人说：宰杀，吃掉。

　　成妈妈说：我们吃不掉这么多。

　　男人说：那就宰杀，掩埋，或者……委托我们处理。总之，一个星期之内处理掉。市中心哎，养那么多鸡算怎么回事，搞得跟乡下一样。市容健康，人人有责。省人代会要开始了，南京市民要作个表率。

　　成妈妈纳闷地说：人大代表会到我们家来看么。

　　男人一时语塞，想了想，有些不耐烦地说，你这个同志。我怎么知道，政策啊，政策就要听。

　　这时候，高头听到人声，摇摇摆摆地过来凑热闹。男人看见了，也很惊叹：这么大的鹅。那目光几乎是饶有兴味了。看我们都看着他，突然正色道：这也得杀！

　　成妈妈还要同他理论。

　　阿婆将蒲扇在藤椅上狠狠一敲，大声地说，杀，都杀掉。

　　男人说，你看，还是老太太觉悟高。

　　阿婆声音更大了，我没觉悟，你快给我走。

　　周末时候，我发现高头不在成洪才家门口了。

　　一进门，阿婆远远地喊，阿毛头，坐下来喝汤。我这才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

　　我结结巴巴地问：不是，不是高头吧？

　　成妈妈叹口气说，都是鸡，不是高头。高头送到六合老家去了，养了四年的老鹅。怎么舍得杀。

　　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家四周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平房上都用石灰画了一个粉白的大圈，圈里写了一个字—拆。

　　成洪才家的房子也写上了。

　　成洪才说，他们要拆我家的房子，要我们搬到二条巷的楼房去。

　　我说：成洪才，住楼房好啊。

　　阿婆说：我不要走，我要死在老房子里。

　　成洪才家来了许多人，叫作动迁组，说话似乎比市容办的还要不客气，说成洪才家是钉子户，妨碍市政建设。

　　阿婆说，我不要走，你们要拆，等我蹬了腿再说。

　　动迁组的人，下次再来，带了铁锹，将葡萄藤从架子上斩下来，田里的庄稼全都铲平了。

　　阿婆的一只眼睛里流出了泪水。阿婆说，你们拆吧，我离死不远了。

　　阿婆病倒了。阿婆躺在暗影子里，反复地念叨一句话：没的青打了，没的青打了。

　　过了一个星期，成洪才到我们家来，说：阿婆死了。

　　我呆掉了。愣一愣神，放下飯碗就跑出去。

　　我看见阿婆，哇地一声哭了。阿婆一动不动，身上盖着床单，身体缩成一个小孩子那么大。阿婆的一只眼睛睁着，嘴唇翻着，比活着的时候更丑了。

　　阿婆死了，没有人再喊我阿毛头了。

　　成妈妈说：阿婆没熬过夏啊，阿婆九十八岁了，都以为能活到一百岁的。

　　开学的时候，成洪才对我说：毛果，我们要回六合老家去了，爸爸退休了，这边新房子让给大哥住。

　　第二天，我和爸爸妈妈去送他们。

　　成洪才捧着阿婆的骨灰盒，上了一辆大卡车。

　　卡车要开的时候，我对成洪才喊：成洪才，你还要回来的，对吧？

　　成洪才也对我喊了一句话。卡车发动了，他的话淹没在发动机轰隆隆的声音里头了。

　　成洪才没有再回来。

　　他们家被拆掉了，原地盖起了一幢双层小楼，上面写着：南京市华侨事务办公室。

　　有时候路过，我会听见阿婆的声音，听见阿婆低低地说：没的青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