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在《解题》之中已经提到的，小说的内容有很多是从民间传说演绎而成，或者从韵文的戏曲转变成为白话。既然这两个项目已经有所讨论，其实小说不必另立一类。而且小说作者撰写一本首尾俱全的故事，作品成于一手，更加反映作者本人的理念和观点，也就未必代表一般庶民的观点。然而，中国的小说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给文人、学士阅读的，另一类所谓“演义小说”，则与民间说书、讲故事传统很难分割。小说可能是从说唱艺人口中的短篇故事取材，将其扩大或是连缀而成；一本畅销的小说，其中的片段又可能被说唱艺人转换成他们的表演题材—于是，演义小说与民间的说唱、演义故事之间有来有往，彼此间并不容易分割。再说，这一类小说作者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地位，往往也是比较普罗的一个层次，居于常民与精英阶层之间。因此，演义小说的影响其实可以跨越上述两个阶层，而又同样可以渗透常民文化，成为常民文化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
本文陈述的第一部书是足本《水浒传》，不是金圣叹的七十回本。今天，《水浒传》已家喻户晓，其故事已经转变成很多戏剧和演义的题材，书中的绰号也常常被用在日常生活的会话中，成为大家借用和互相称呼的譬喻。《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作者施耐庵是受过一定教育却没有进入精英阶层的人物。《水浒传》里的故事发生在北宋，距离施氏时代已经有二百年之久。《水浒传》故事的原型，可能在宋代已经出现。南宋的笔记和民间传说，已经有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后来为张叔夜设计擒捕招安的故事。《水浒传》里面一些人名，例如关胜、宋江、燕青、武松等人，都曾经在说唱话本中出现。看来在南宋、北宋曾经有过的宋江故事，已经发展成为系列故事了。
在《水浒传》中，施耐庵描写的许多社会现象，有相当成分与宋代的情形类似，但也有若干不同之处。例如，宋代已经成为日常饮食的一些饭菜，在明初也延续不变；宋代并没有蒸馏过的烧酒，宋人喝的酒类酒精度不高，水浒里众英雄人物如武松和鲁智深等人也因此可以一喝就喝十多二十碗。水浒故事中描绘的那些豪强的庄园祝家庄、扈家庄等，是北方已经沦陷的辽金时代，中国人为求自保而组织的地方自卫团体。在两宋之际，那些占领山林的豪强包括梁山本身，也是自称为“太行忠义社”一类的武装团体。在元代中国，这一类的山水寨其实还颇有存在者。从这些方面看来，《水浒传》的内容，可能涵盖了两宋以至辽、金、元时代长江以北的一些常见事物。
这里容我介绍一下水浒故事的梗概。山东郓城小吏宋江，社会地位不高，广泛交结江湖朋友，包括地方的保正（相当于今天的村干部），横行街市的角头（黑社会头目），等等。他在黑白两道名声远播，也因犯罪被充军江州。在江州，朋友们劫法场将他解救，然后集体上了山水围绕的梁山泊。从此，各处英雄，一位又一位因不同缘故纷纷上了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来自四方，背景各不相同，他們结为弟兄，誓言“不必同年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日死”。宋江心念所在，是希望有一天被招安，在疆场上立功成名。后来他们果然被招安，朝廷指派他们平定南北“四寇”。前三役梁山人马没有折损，第四役征方腊，却每战必有伤亡。征方腊结束后剩下二十余人凯旋，回京后便分散各地任职。最后，朝廷赐宋江毒酒，宋江自知不免，邀来亲信李逵一起自杀，两个至交吴用和花荣，也在他们的墓前自缢。当年的一百零八人，只有鲁智深和林冲皈依杭州佛寺，武松留在杭州就近照料他们。梁山最早的头领李俊等人，宁愿浪荡江湖，组织船队，到海外称王。其他少数侥幸未死的人，在金人入侵时分别死于卫国战争。
《水浒传》更为详细的故事情节在此不必细谈，它所要表达的是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的艰难。混混的日子不容易过，有许多人为了谋生，所作所为往往在正邪之间。上层社会文化所标榜的一些行为模式，在这种场合无法完全体现。既然是合法与不合法之间，所以国家要求的忠诚、礼节等，都不能求之于这些底层的人物。忠、孝、节、义四个项目，前三项都是安定社会中的伦理，义字却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这些底层人物穷困潦倒，国家和主流的社会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有些人甚至没有能力成家，或者有家而不能归，孝和节或者亲族的伦理，往往也就顾不到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仅济困谋生，甚而生死关头寄身逃命，都只能靠朋友的帮忙。为了帮朋友也可能惹得自己一身麻烦，朋友之间的感情因此深厚无比。这也就是梁山英雄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在山上聚义，彼此之间的结交是以兄弟相称。他们憧憬的境界，是有一天可以摆脱这些身份重新做人：接受政府招安，进而建功立业，最后得到好的结果。可是，绝大多数的底层人物，不可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招安，终究只是一场大梦。于是，梁山故事的最后结局，是梦想的破灭—死的死，走的走，剩下来的只有朋友相处的义气，常为底层人物希望之所寄。
梁山好汉的故事所主张的义气，一百零八兄弟聚义的故事，自从《水浒传》完成以后，深入民间文化，被人们当作一个永久的楷模来效仿。洪门、青帮等这些地下社会的组织，他们的誓言之中，梁山的义气永远是被引用的前例。不仅地下社会如此，歌颂人与人之间的义气，甚至工匠的公会或商帮的结合，也是义字为先。这种对后世社会文化的影响，已经超过一般小说的范围了。
梁山故事强调好汉们被“逼上梁山”的苦衷—官逼民反，许多可以作为良善百姓的人物，因为官家的不公、豪强的欺压、财主的剥削，不得不起而反抗，投入一些已经存在的山寨，挑战既有的社会秩序。劫富济贫，是穷人的另外一个梦想：他们眼看着财富分配的不公，总觉得有钱人应该帮助穷困之人；如果富人不愿意如此做，英雄们可以代表穷人夺取富人的财富，分配给穷困无告的底层人物。
这两项口号或者两种诉求，大概在任何社会都一直存在，都有人会在走投无路时想到如此的抗议方式和如此的解决方法。于是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因为政治不良或是社会不安，出现有势的阶层压迫无势的阶层，富者剥削穷困者，最终都会引发大规模民变。那些民变的领袖能够号召穷困者组织大军，往往就以梁山同样的诉求为口号，组织无数群众揭竿而起。早于《水浒传》的年代，历史上已经有许多前例，晚于《水浒传》的明清，也不断地出现类似的官逼民反事件，都是底层民众希望以劫富济贫的方式来纠正社会的不公不平。《水浒传》所标榜的义气、官逼民反、劫富济贫等理念，也许正是总结前人的经验，同时又开启了后人的向往。
回头来看《水浒传》的内容，真正官逼民反的例子其实不多。林冲受高衙内的迫害，以致家庭破散，自己被充军发配，如果没有鲁智深一路同行保护，性命也不保。他是第一个上梁山的英雄，参加梁山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不得不在几个能力、本领都不如他的人物手下，委屈地坐了第四把交椅。因此，在一些人物的生活经验中，不公待遇并不仅限于外面的社会。林冲遭遇的种种困难，要在宋江上山以后才得到伸张。林冲故事在水浒中，实际上有更进一步的表彰“义”字的重要性。
至于劫富济贫，在水浒的整个故事中，我们并没有看见梁山英雄劫夺的财富被分配给一般的穷民百姓。每次看见下山征讨的情节，常常明白交代：山寨的粮食不够了，必须劫夺州县取得粮草。有时候，他们攻陷一个庄子（祝家庄、扈家庄），部分目的也是取得那些地方储蓄的粮草。只有在梁山，无论头领的地位高低，甚至一般的喽啰们，都能分到公平的一份。聚义厅上的分金，是一个重要的节目，也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义”字又一次呈现了具体的意义。
倒过来讲，上梁山的人物有许多是被设计甚至是被逼上山的，这就不是官逼民反了。例如秦明、李应、朱仝、呼延灼和楊志，一直到后来想方设法招来的卢俊义，这些人都是平白无故中了梁山的计谋，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上山。
梁山号称一百零八人都是兄弟完全平等，可是再仔细看看：三十六天罡，一部分是本领高强不能不列入天罡，然而宋江带来的江州老弟兄，还有如解珍、解宝这种小混混，也列在天罡之列就不是公平原则了。梁山聚集了一百零八人，公孙胜和吴用招来了擅长石刻的金大坚，刻了一百零八人的姓名和排序地位，号称这是天降的石碣，是天命所在。这个设计显然是为了宋江安排他的位置，也借“天意”确认新老弟兄的排序。
水浒故事之中时时透露宋江的心机，明明要做老大，却常常假装礼贤下士，“纳头下拜”让大位于人。每次有如此情况，他在江州招揽的李逵就会出头叫嚷。晁盖做领袖的时候，宋江不让他带队下山立功，以免自己的光辉被夺。晁盖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率领梁山弟兄攻打曾头市，受伤而死。在临终前他的遗言是，谁能活捉射他的仇家史文恭，谁就能继承领袖大位。后来，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如果按照晁盖的遗嘱，卢俊义就该担任首领，而且梁山罗致卢俊义，也因为卢俊义在江湖上有号召力，希望有他作为领导。然而，正在讨论谁该担任领袖时，江州老弟兄尤其是李逵，无不主张应由宋江担任领袖。这些作为，都摆明了宋江是假仁假义。
凡此作为，都是《水浒传》作者处处透露给读者的信息：起义的梁山好汉们，其实很多作为并不符合他们光明正大的口号。
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前面半本七十回，有所谓宋十回、武十回，表示有关这两个人的情节各占了十回之多。此外，林冲、鲁智深的事迹，所占篇幅也不少于十回。鲁智深和武松的情节，又因为他们经常搭档而难以分割。如此分配的分量，可见这四个人的重要性。其中，鲁智深占的地位尤其突出。从他上五台山受戒出家，智真长老就给了他一段偈子：“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此后，征四寇的时候，又给了他一段偈子：“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这两段偈子，预言了鲁智深的一生遭遇。征四寇之役梁山损兵折将，鲁智深在擒方腊前，曾经进入一个世外天地，其中一位老僧开示他摆脱尘世。于是，当大军凯旋，鲁智深却决定留在杭州六和寺。八月十五日钱塘江涨潮，鲁智深以为是大兵杀到，和尚们告诉他这是潮信。鲁智深忽然觉悟，这是他应该圆寂的时候了，于是沐浴净身，坐化圆寂。他也留下一段偈子：“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这是水浒人物中得到善果的人物。
前文提起过，梁山人物的下场是死的死、伤的伤。虽然剩下二十七将各自得到封赏，在地方为官，但带头的人物卢俊义、宋江都中毒而死，宋江的亲信李逵、吴用和花荣，也都为其殉死。武松伺候着风瘫的林冲，鲁智深坐化圆寂，林、武二人病逝：最后这些故事都发生在杭州。卢俊义的亲信浪子燕青，在班师途中则不告而别。按照书中的情节，他在双林镇遇见隐居田野的老友许贯忠，得到启示才消失人间。还有李俊、童威、童猛，则是驾船出海另辟一片天地。鲁智深、燕青、李俊等人，都是在梁山世界之外另寻自己安身立命之所。
五台山智真长老也曾经应宋江的要求，给过他一个偈子：“宋江向前拈香礼拜毕，合掌近前参禅道：‘某有一语，敢问吾师。智真长老道：‘有何法语要问老僧？宋江向前问道：‘请问吾师：浮世光阴有限，苦海无边，人身至微，生死最大。特来请问于禅师。智真长老便答偈曰：‘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缠已久。堪叹石火光中，翻了几个筋斗。咦！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频哮吼。”这个偈子的意义，更是明白地交代一切人间作为，最后都无非一场空虚。另外一位佛教高僧，为了鲁智深的坐化作了如下的提示：“凡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地狱天堂，皆生于念。是故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一念不生，则六道俱销，轮回斯绝。”这些开示宋江没有觉悟，终于遭灾；鲁智深等人觉悟了，遂得超脱凡尘各得其所。
以上种种，可以显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身处元明之际天下大乱时局中的人生体验，他自己也在乱世几遭不测。他对事情的悟解，就是最后这个偈子。由这一串隐藏的线索，我希望读者们理解：施耐庵的本意不是歌颂江湖义气，也不是盼望梁山归正，而是指出世间种种作为，犹如梁山的五年，其中有虚假、有苦恼、有失望，最后是一场空。
第二部要讨论的小说，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罗贯中和施耐庵是好友，罗贯中年纪比较轻，以师礼协助施耐庵。他们二人的作品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就是因为他们彼此切磋，甚至互相帮忙才完成各自的作品。罗贯中曾经参加过元末张士诚的政权，可是后来离开了张氏，专心于撰述。他的作品甚多，不过《三国演义》大概是最主要的一部，也是演义小说中首屈一指的杰作。
《三国演义》是叙述汉末天下分裂的时代，魏、蜀、吴三家争夺正统的故事。三国的史事当然是以陈寿的《三国志》最为详尽，在陈寿写作《三国志》以前，还有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常璩的《华阳国志》，这两部书里都有很多三国的资料。尤其是《华阳国志》，记载的是巴蜀地区的地方历史，对于蜀汉的史实有最为详细的描述。这几部书彼此之间也有些异同：陈寿是以魏晋为正统，习凿齿是以蜀汉为正统，然后再接上晋代。这些异同的许多细节不必在此叙述，以免一般读者觉得繁琐。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包含的史事有大格局：他基本上是根据陈寿所著《三国志》讲述，而又以蜀汉作为正统，严厉地斥责曹魏，至于吳国则是置身于东南角，被当作中国的旁支来看待。由于这个特殊立场，《三国演义》所褒扬的对象，集中在刘备三弟兄和诸葛亮身上，将其当作正面人物，而将曹操描述成奸诈的篡位者。由于如此立场，也由于要铺张一些热闹的情节，罗贯中笔下《三国演义》的故事，与陈寿《三国志》所叙述的真实历史相比较，就颇有差别。例如，赤壁之战是《三国演义》故事中的一桩大事，真正的史实是吴国乃抵抗曹操南进的主要力量，刘备的武力至多是辅助而已；有名的草船借箭是周瑜的计策，跟诸葛亮没有关系；赫赫有名的过五关斩六将，关羽所走的路线其实也有错误—从当时曹操总部所在的许昌，到刘备依靠的袁绍总部邺城，大概只有二百华里，关公不可能走那么一大圈，过那么多关口……此处我们讨论《三国演义》，不是为了考证历史真伪对错，而是将其当作一部叙事小说来看待，也就不必太斤斤计较那些错误了。
三国演义的主轴，乃陈述汉末皇权衰败，因内戚宦官斗争惹来了董卓的军队夺去政权，汉朝从此灭亡—汉献帝最后也是被曹操挟制，曹操以丞相的名义篡夺了政权。当时天下分裂，经过许多年的内战，底定为占有中原的曹魏、据有江东的东吴和刘备建立的蜀汉三分天下的格局，到最后才被曹魏的继承者司马晋短暂地统一了中国。前面一段诸侯纷争的内战期，主要的情节是在曹魏兴起、挟天子以号令诸侯这个阶段。经过赤壁之战，三国故事进入了中间一大段三足鼎立的斗争。在这一阶段，显然主轴是放在蜀汉和吴国的关系，北方的曹魏则被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到第三段，吴、蜀关系破裂，刘备死后诸葛亮独撑大局，这个主轴就在诸葛亮如何坚持蜀汉的事业。
我以为，整部书的大格局是分辨忠奸，以确定魏晋的创业者曹氏和司马氏的罪名。贯穿全书的线索，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义气：桃园三结义，刘备、关羽和张飞因为意气相投结为异姓弟兄，终身不渝。桃园结义的典故，在中国民间伦理观念中已成为典范。他们三人起自草莽，互相合作结为一股力量，虽曾在艰困之中离散，但是三人不渝初衷，关羽和张飞独自安身，始终不忘寻找刘备的所在。关羽不得已时归顺曹操，但是坚持降汉不降曹的原则。面对曹操种种礼遇，关羽并不动心，一旦知道了刘备所在便立即封金挂印，护送刘备的两位夫人，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备身边。最后的考验是关羽失守荆州，死于疆场之后的这段情节。刘、张二人知道这个噩耗，张飞为关羽报仇心切，嫌部下行动不够快速而责罚过当，结果自己被部下刺死。刘备已经占有四川，他的大战略本应是蜀吴联合，共同抵抗曹操，可是他却因关羽死在吴人之手而气愤难平，倾全国之师讨伐吴国。也是因为悲愤填膺之下顾虑不周，蜀汉大败于吴人，刘备气愤之余一病而亡。他们三人为了义气彼此关爱，在这个关口上，性命、王位、事业，都不在顾虑之列，为了义气，他们可以牺牲一切。
另一段义气，则是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诸葛亮一时俊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是，经过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帮助，他为了知遇之感，从此死心塌地辅助刘备。刘备的大战略，是诸葛亮制定的：据蜀、联吴、抗曹，待机而动。这个大战略因刘、关、张三人死亡，事实上已经不能实现。他承受刘备托孤之命，尽心竭力维持蜀国的基地。诸葛亮执政时期，安定巴蜀，南征益州，北抗曹魏，最后六出祁山，长期留在关陇前线，食少事繁，在五十四岁撒手而去。他不惜肝脑涂地将一生送给刘备，也就是为了一个“义”字。
在吴国君臣关系，同样也有一个“义”字。孙坚创业未半就早逝，孙策、孙权继承父志，结交江东豪杰据有东南，东吴老臣对于他们弟兄二人忠心不贰，也是为了对孙坚的承诺。孙策和周瑜少年结交，都是一时俊杰，二人推心置腹。周瑜为了这份交情呕心沥血，还在壮年就因过度劳累撒手而去。鲁肃也是孙氏弟兄的好友，在初次认识周瑜时，他将家产一半的储粮交给周瑜，帮助他开创事业。周瑜死后，鲁肃俨然是吴国主要的安定力量，他辅助孙权也是鞠躬尽瘁。这四个人的交情，也是一个“义”字。赤壁之战以火攻为手段，老将黄盖愿意身受苦刑而施苦肉计，使曹操相信他是因怨而投降，又亲自驾驶燃烧的船只冲向敌阵，一把大火烧尽了曹操南征的水师。黄盖自愿冒死犯难，也是为了报答孙氏三世的知遇之恩。
《三国演义》故事里，还有一对彼此相知相信的契合者，就是诸葛亮和鲁肃。他们共同持守吴蜀结盟，抗御曹魏的大战略，彼此了解互相信任，保持了两国之间二十年的和平。这就是另一类情谊，却也当得一个“义”字。
相对而言，在曹魏方面却处处都是奸诈、利用和欺骗。曹操篡夺汉廷的权力，他的儿子曹丕完成夺汉的事业。一报接一报，曹氏父子重用的司马懿，也是经过父子三人的经营，由专权而致篡夺。曹魏手下的将领们，罕见彰显“义”字的事迹。曹氏阵营里只有徐庶本来是追随刘备，却因为曹操“劫持”了他的母亲，使他不能不追随曹操。但是，徐庶离开刘备时，发誓一辈子不为曹操进一言、筹一策。这是一个曹营难得看见的义气之士，然而，他的义气是倒过来的。
这些现象说明，罗贯中在写作时特意安排，将曹营和刘家做强烈的对比。《三国演义》故事对中国一般人民的影响是：他抬举了刘备阵营的诸葛亮和关羽—前者是智谋的象征，后者是义勇的代表，曹营则是奸诈、欺骗和篡夺的代表。曹、刘两家的地位，至少在唐代以前，并不是如此的对比。例如，曹操始终被称为魏武，是公认的战略家，也是被人称颂为结束汉末混乱的人物—在唐代，“魏武子孙”还是褒词。蜀汉在唐代以前的印象，是三国之中最弱之国，在列举这个时代的辉煌事迹之中，孙吴的英雄人物如孙权、周瑜，都排名在前。
罗贯中创造了一个智谋绝世的诸葛亮，其实颇有张冠李戴的意味，将别人的事迹放在诸葛亮身上。赤壁之战火攻的策略是周瑜策划的，也是周瑜指挥的，这笔账被放在诸葛亮身上。甚至草船借箭之事，也是在别处借来的，并不在当时的记载之内。借东风是很有戏剧性的一段事情，罗贯中描述诸葛亮运用法术借来了东南风，使得吴军的火船可以直冲北岸的曹营。后人解释，认为十月小阳春风头乱转，本来就可以有东南风。在我看来，既是风头乱转，谁能算得准黄盖火船正好碰上那阵风？
抗战时期，我家就在荆州地区，对那带的地理情形比较熟悉。抗战胜利复员，因为长江航道八年没有疏浚，也没有标志，我家搭乘的船只恰在赤壁之下搁浅。那一段的长江主流，过了荆州将近汉水入口处，却被虎牙、荆门丘陵拦住，折向南流。从洞庭湖口（城陵矶）转向，汇合洞庭湖冲出来的洪流，由南向北直冲到汉水口上，就是今天的武汉，方才转向东流。从荆州到汉口长江河道是一个“V”形，先是南流转向北流，然后才是东流。在赤壁之下，西岸是虎牙和荆门，东岸是黄盖湖（黄盖水师驻泊之处）。我们的船长指点江山：“东吴从东南岸发动的火船，正好趁着北流的大溜，直冲扎营在北岸的曹军，哪需要东南风！”
至于诸葛亮的八阵图，在历史和文学上都很有名，杜甫的诗句“名成八阵图”，就是形容诸葛亮的功业。前面我也说过，八阵是一个安营扎寨的安排，按照四方、四隅八个方位来布置：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加上四支辅助部队，在扎营时如此安排，拔营交战时也是先以这基本的阵容整体投入战场。其中并无奥妙，却是一个稳扎稳打的基本战术。
诸葛亮的功劳是在他的《隆中对》，替刘备策划了群雄之中唯一可以建立基业的方针。他在东吴游说，与鲁肃讨论的孙、刘联合对抗曹魏的大战略，也为三国鼎立的局面底定了一个根本的形势。他治理四川，以法家的精神贯彻儒家的仁民爱物，甘棠遗爱，四川人至今怀念。他南征益州，能够以战决胜却以和抚民，才使得“南人不复反矣”。他对刘备也并不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刘备犯了最大的错误，就是相信关、张胜于相信诸葛亮。诸葛亮隆中对的大方针无法实现，就是因为刘备没有真正遵从他的安排。刘备死后，诸葛亮支撑大局，终于五十四岁就在军中逝世。总结来说，诸葛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而且有了不起的品格，却不是一个罗贯中描述的有道术和未卜先知能力的道士。可是今天，“诸葛亮”三个字，几乎等于半个神仙了，这是罗贯中留下的重大影响。
相对于诸葛亮而言，罗贯中委屈了周瑜。在真实的历史中，赤壁之战那年周瑜三十四岁，诸葛亮才二十七岁，但在罗贯中的笔下，二者倒过来了，周瑜成为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而诸葛亮是老成的君子。周瑜在东吴的地位很高，他是孙策的好朋友，孙策死时弟弟孙权只有十九岁，全靠周瑜作为主要的辅助。“周郎”这个称谓，是形容他很早就有大名，而且才华绝代。苏东坡的词句中用“羽扇纶巾”形容周瑜的潇洒，这四个字后来却被罗贯中移置在诸葛亮身上。鲁肃也是江东豪杰之士，在罗贯中的笔下，他却是一位易于上当的老好人。罗贯中对后世的影响，可想而知。
关羽成为武圣，也是在历史中逐步发展而来的。论及关羽自己的能力，他是一个勇力善战的战将，很难说是一个掌握大局的帅才。他受命镇守荆州，是诸葛亮《隆中对》大战略中右手的主力；左手主力则在汉中到关中的北线，是张飞的任务；中央一线的职责应当是呼应左右，刘备派遣义子刘封镇守上庸，也就是今天的丹江口，在汉水流域的上游。关羽出兵攻取襄阳、樊城，虽然一时得利，却没有联络左线和中线呼应—右线独自出战，乃战略上极大错误。他为人自信，既看不起东吴，也看不起刘封。他抱持着个人英雄主义，一心想独立建功，所以说他的失败，很难诿过于他人。只是，关羽之死确实是中了东吴的计谋，在当时也有人替他喊冤。在他死后，东吴曾经有过极大的瘟疫—一般人认为，是关羽在复仇。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描述，在首级被孙吴送给曹操后，关羽显灵，天天晚上大叫“还我头来”，一位玉泉山的老僧回问：将军要索回自己的头，五关六将的头向谁索讨？这种厉鬼的形象，大概在当时已经颇为流传。
关公地位逐渐被神化，当始于宋代追封其为公—从汉寿亭侯升了一级。到了元代他又被追封为王，明代皇室崇信道教，他已经被追封至帝的一级，成为关帝，列入天庭诸神中的最高层次。清朝没有入关以前即已崇拜关羽，称其为“关玛法”，尊为父称。努尔哈赤用《三国演义》作为军事教科书训练将领，关公的地位因此越拔越高。每一位清朝的皇帝，都会在关帝的名称上面加几个尊崇的词语，到了光绪年间，他的尊号长达二十六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今天，中国民间信仰里的关公，既是道教的尊神，也是佛教的大护法（因为玉泉山的和尚已经将关公收为大伽蓝）。关公不仅号称“武圣”，地位和孔子相当，也是商家尊崇的财神。大概借关公之光，张飞在道教的神庭之中，也是一位巡游各处惩罚贪官污吏的使者。凡此转变，关公在中国庶民心目之中，地位确实崇高无比，而且和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既然谈到关公成神的事迹，那么另外一部小说《封神演义》，其中列举的三百六十五位尊神，在民俗信仰中俨然已经是神界官僚系统的名单。《封神演义》出现于明嘉靖年间，但是在宋代已有一些雏形，例如说书人所传唱的“武王伐纣”的话本，明人在这些话本的基础上编著小说。至于《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有很多的说法，至今是以许仲琳、陆西星最为可能。这两位可能的作者都是道教人士，甚至就是道士。不论作者是誰，《封神演义》的内容的确反映了浓厚的道教信仰。在道教非常兴盛的明代，有此作品出现也不意外。
《封神演义》的内容，充满了各种各样瑰异的神怪故事。刚即位的商纣王才力非凡，有可能是位年轻有为的君王，殷商的诸侯也都是才智之士，国家可能延续已有的基础发展为盛世。但是，商纣王贪于自己的欲念，招致外面的诱惑：九天妖狐篡夺了王后的灵魂，顺着商纣王的欲念，将他的人格扭曲为昏君。可能出现的盛世，竟转变为昏君暴政的乱世。他的朝臣和外藩，有的死于谏争，有的起而反抗，导致国家发生内乱。直到西伯周文王领导反抗运动，终于将纣王推翻，建立了新的朝代。在内战过程中，有两个教派—阐教、截教—介入内战，分别拥护周、商，竟成为敌对的团体。二者本是同源，都是习道之士。阐教属于正派，其中的人物几乎全是修道人，修得了一定的道行足以斩杀邪魔；截教的人士，却是以妖精、怪物作为主体，挑战阐教的抗纣战争。以元始天尊为首的阐教、以通天教主为主的截教，有共同的教源，都是鸿钧老祖门下，而且两派之外还有一个也是鸿钧的弟子，称为太上老君。在《封神演义》之中，提到三个教派的纠缠，似乎他们既是朋友又是敌人。
在这些教派以外，还有“西方之教”和“人教”两家，在书中只是偶尔提到，似乎分别代表佛教和儒家。周人领兵的大将姜子牙是阐教的弟子，他的战友都是阐教的修道之士。惨烈的战争结束之后，周取代商建立新的王朝。姜子牙奉三教领袖之命，安置战争中双方死亡的道友，分派他们在神界的职务。三百六十五个阵亡人员，不论敌我都得到神职，就是所谓的“封神榜”。这一不分敌我一概封神的做法，其一视同仁的气度—插一句我的意见—倒有点类似美国内战后，林肯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的讲演，为双方牺牲的战士们同申哀悼。神魔大战的故事在西方也有，最早的一次是两河流域古代城邦时代“埃努玛·埃利什”（Enuma Elish）的故事；在基督教已经普及的中古欧洲，但丁的《神曲》也叙述了神魔大战。在这两个传说中，失败的魔方都被打入地狱，永远不得翻身。以西方天主教传统为代表的观念，和以“封神榜”代表的中国观念，二者的区别判然可见。
《封神演义》在十六世纪中叶出现，也反映了当时明代的政治局面。嘉靖皇帝非常相信道术，他在位四十五年，只有前面十余年和朝中众臣合作治理国家，有过一段比较安定的岁月。余下三十多年，他耽迷道术，相信祈禳求福，也相信服用丹药可以延年益寿。在道教徒的要求下，他又更相信采阴补阳以及房中术。当时中国的道教大概分成三个大支派。一派是正一教，就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教派，这一派相信符箓、丹药。张天师是官方指派的道教领袖，因此这一派在宫廷里面非常活跃。嘉靖帝曾经十分相信两个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前后分别任命他们担任政府的高官。他还花费大量的国家经费为道教修建各种宫观、坛庙。同时，为了经常以“青词”上奏天庭，嘉靖充分信用严嵩，严氏父子专权朝廷数十年。因为使用采阴补阳，他搜集大批青春女孩供其蹂躏侮辱。为此，宫女十余人共同谋杀皇帝—这一宫女集体弑君案，明史称为“壬寅宫变”，史所罕见！
君王如此荒唐，與正一教的助纣为虐息息相关，另外两个道教宗派（北方的全真派、湖北的武当派）都对正一教不满。这两个教派注重济众积功和养身全生，都是主张内外修行的功夫，确与正一教派的理论不同。无论《封神演义》的作者是谁，大概都是以阐教的名义，谴责助纣为虐的截教。故事中，商纣护短拒谏，被害的大臣有比干、黄飞虎等；嘉靖时，遭殃的直臣有杨继盛、海瑞、沈炼诸人。商纣昏庸，引发内忧外患；嘉靖时代，中国也是南有倭寇骚扰，北有蒙古余部犯边。《封神演义》有可能是借古讽今。
《封神演义》的故事情节，是由治乱未定陡然进入混乱，经过斗争又恢复正常的秩序，是一个既是预定的也是发展的历程。《封神演义》陈述的修道境界，最高等级的是仙，神次之，人又次之。精怪也可修到一定程度，却终究是主流之外。故事中的阐教自居正派，截教则颇多妖魔精怪，他们拥有的法宝，也比较邪门。故事主角姜子牙受命扶周灭商，他的同门师兄弟申公豹妒忌心重，四处煽动截教中的精怪出山与姜子牙作对。这一现象，在中外社会常可发生于主流人士与流外人士之间的冲突。流外之人身处边缘，努力上进却难以进入主流。他们表现的行为，往往是以狂言怪谈哗众取宠，更进一步甚至倒行逆施，但求一逞痛快。《封神演义》的情节，未尝不是描述人类社会的常态。
这些封神榜的人物，有许多在今天民俗信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台湾民间信仰的“三太子”，就是封神榜里的哪吒。他本是仙真投胎成为李靖的第三子，由于性情刚烈，与东海龙王父子发生冲突，因将小龙王抽筋剖骨而犯了大罪。李靖惩罚他，哪吒愤而自杀，剔骨还父、割肉还母，从此断绝亲恩。他的灵魂飘荡无主，幸得太乙真人怜悯，摘取莲叶作为他的身体，莲藕作为他的骨骼—他因此不再有形骸，也免于毁灭。这个故事本身，在中国的一般伦理观念中，非常特殊：为了原则他可以牺牲性命，否定父母。而因为有如此不败之身，他成为所有妖魔的克星。
第二位阐教大将杨戬，本身是玉皇大帝的妹妹与凡间情郎生下的孩子，有一个不很清白的身份。但杨戬拥有神的血脉，又高于凡人。他有特殊的视力，在民俗传说里他的额头中间有第三眼，可以看透妖魔的原形（顺便一提：殷商领军抗周的忠臣太师闻仲，额上也有第三只眼，可以明辨正邪）。杨戬的这种形象，也很不寻常。哪吒、杨戬这两位大将，其形象与行为颇似脱离常轨，也正说明中国民间的理想人格，并不完全符合儒家的伦理。
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封神演义》更重要的价值则是在这本小说出现以后，中国民间信仰普遍根据封神榜的众神，安置了超越人间的一个神庭。到今天，大家提到东岳大帝大概一定认为是黄飞虎，即那位叛出朝廷的商代大将；一谈到科举的功名，就会想到比干担任的文曲星；财神爷必定是赵公明，他手下的四个副将，分别掌管招财进宝职务。相对于其他主要文明系统所建构的神庭，中国的神庭却是由于《封神演义》这部小说的出现，取代了以前种种类似的神庭的安排。这部小说在民俗信仰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神魔大战的主题，始于中东。我曾经提起波斯祆教二元世界的历史背景，是在中东地区。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种种的对立，经过混沌进入斗争，然后达到永恒的和谐。这三世的安排，开启了中东和中亚普遍存在的启示性信仰。经过佛教的转介，启示信仰和救赎的观念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三个阶段的变化被称为劫数。混乱的存在必须解脱，要经由毁灭才能回归秩序。《封神演义》似乎正是表达如此的神学观念。故事中那些教主，鸿钧、元始、太上等，都代表着开始的时期。西方的诸佛，如准提菩萨，据柳存仁的研究，乃观音的前身、救赎的象征；燃灯古佛，则无疑是来源于祆教的光明之神。经过这些神佛的安排，从一个混沌的开始，又经过欲望和诱惑，才有斗争，然后方能产生秩序。
《封神演义》第十五回，正是宣示应该建立的秩序，是全书的主旨：
话说昆仑山玉虚宫掌阐教道法元始天尊因门下十二弟子犯了红尘之厄，杀罚临身，故此闭宫止讲；又因昊天上帝命仙首十二称臣；故此三教并谈，乃阐教、截教、人道三等，共编成三百六十五位成神，又分八部：上四部雷、火，瘟、斗，下四部群星列宿、三山五岳、布雨兴云、善恶之神。此时成汤合灭，周室当兴；又逢神仙犯戒，元始封神，姜子牙享将相之福，恰逢其数，非是偶然。所以“五百年有王者起，其间必有名世者”，正此之故。
第九十九回“姜子牙封神”呼应前言，交代了结局：
太上无极混元教主元始天尊敕曰：呜呼！仙凡路回，非厚培根行岂能通；神鬼途分， 岂谄媚奸邪所觊窃。纵服气炼形于岛屿，未曾斩却三尸，终归五百年后之劫；总抱真守一于玄关，若未超脱阳神，难赴三千瑶池之约。故尔等虽闻至道，未证菩提。有心自修持，贪痴未脱；有身已入圣，嗔怒难除。须至往愆累积，劫运相寻。或托凡躯而尽忠报国；或因嗔怒而自惹灾尤。生死轮回，循环无已；业冤相逐，转报无休。吾甚悯焉！怜尔等身从锋刃，日沉沦于苦海，心虽忠荩，每飘泊而无依。特命姜尚依劫运之轻重，循资品之高下，封尔等为八部正神，分掌各司，按布周天，纠察人间善恶，检举三界功行：祸福自尔等施行，生死从今超脱，有功之日，循序而迁。尔等其恪守弘规，毋肆私妄，自惹愆尤，以贻伊戚，永膺宝篆，常握丝纶。故兹尔敕，尔其钦哉！
第九十九回这一段话，是全书的总结，其中的观念合并了佛教与道教的词汇与理念。一位修道者，可以从人身开始，甚至也可以从兽身开始，逐步提升自己的境界。这个艰难的过程，中途会遭遇许多的诱惑，其主要者则是贪、痴、嗔、怒。佛教思想中所认为的苦厄，除了生、老、病、死，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和五阴炽盛，这正是上面四個字“贪、痴、嗔、怒”的原始出处。这些人被封为神的使者，必须要经过兵灾的解脱，才能够历劫而得到提升。最后，一个宇宙秩序建立，总管天人，有八部正神分司管理—这才是混沌转入和谐的世界。因此，《封神演义》反映的思想，是佛、道的综合，也将儒家文官体系的观念发展为神庭的系统。这部演义小说在我看来，毋宁是表现三教混合的神学思想。一般读者，只是拿《封神演义》当神怪小说来看待，有些文学史家，以为《封神演义》只是影射明代嘉靖时期的混乱时局。我则以为，上述神怪和影射两个层次的解释以上，作者也有建构一套三教新神学系统的企图。
下一部小说，则是众人熟悉的《西游记》。这部小说根源当然是借用三藏法师玄奘西去求经的事迹，然而真正的玄奘西游记载里却没有小说里的神怪故事：玄奘弟子辩机写的是《大唐西域记》，另一本则是慧立、彦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本书里都没有神怪故事。可是，后世逐渐出现与玄奘法师有关的民俗传说，才有一些片段的神话，其数量其实不多，也并不能连缀成长篇。在宋代，民间的说唱活动盛行，若干情节才逐渐被扩大。这些零碎的故事，终于在明代被纳入小说《西游记》之中。
这部书的著作时间也在明代，作者究竟是谁，有过相当多的纷争，不过现在大概落实为吴承恩，它产生的年代稍晚于前面讲的《封神演义》。《封神演义》里面的神佛名字和形象，颇多出现于《西游记》，显然后者接受前者的影响。吴承恩与《封神演义》的作者之间有无交流，则不得而知。然而，这两部书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毋宁是宗教性的寓言，都有相当程度的宗教观点。只是，《封神演义》的宗教观念以道教为主；《西游记》的观点，自从陈元之为世德堂本《西游记》所作《西游记序》以下，就有不同的主张：有人解释为道教作品，有人认为体现的是佛教教义，也有人以为是三教合流的寓言。故人余国藩翻译《西游记》为英文，书名是Journey to the West。他是一位神学教授，基本的训练是基督教的神学，从此角度讨论佛道，又掺杂了一些基督神学的观念。我们二人是老朋友，宗教观念彼此并不完全一致。可是，我们都认为，《西游记》包含的讯息相当复杂，应是多源的宗教思想。
《西游记》的故事，以孙悟空为主角，一般读者都非常熟悉这位泼猴以及他大闹天宫的故事，细节便不赘述了。我想开宗明义，就交代孙悟空的来源。这一只石猴，其来历是宇宙成形时剩下的一块顽石。这就意味着，孙悟空本身是与宇宙同质的。他可以是宇宙的一部分，但他也是从宇宙中切出来的一部分（请注意，《红楼梦》中的宝玉，其来历也是这块顽石）。石猴成了精，他学艺的地方，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老祖师须菩提（佛教释迦牟尼的大弟子）。灵台方寸是“心”，三星斜月就是“心”的字形。这一出身的解释，很显著地标示主题：灵猴就是心，也就是你我众人之心。（美国著名的电影《星球大战》，其中教导两个主角的祖师，也是一个外貌不起眼的尤达大师，也住在洞穴之中）孙悟空从祖师学道，须菩提祖师给他若干选择：如果他有兴趣学“术派”“流派”功夫，那就是儒家、墨家等种种人间的学问，孙悟空说不愿意；又让他选择“动派”和“静派”，两者都是道教的功夫，他也不愿意；最后，祖师提出佛教，他才觉得这是应该学习的功夫。令人不解之处在于，须菩提祖师交代的诗句，却又是陈述道教的道理。在悟空告别时，祖师警告：必须戒备每五百年一次的劫数，天风、阴风和赑风，都可能令修道之士形销身灭。三风有各自独有的性质：天风起于身外；阴风出自体内，由下而上，当是欲念引起；最暴烈的赑风则发自体内，由上而下，源头乃在心神，如果不能约束，所导致的灾害不可收拾。三劫的观念佛、道都有，只是阴风与赑风均是循体内穴道毁伤身体，这就是道教的理论了。
后来，孙悟空遇见观音时，观音特别提醒他，学习功夫应当注意“六贼”：“一个唤作眼看喜，一个唤作耳听怒，一个唤作鼻嗅爱，一个唤作舌尝思，一个唤作意见欲，一个唤作身本忧。”这六个项目，正是《心经》的六色感官所及。禅宗佛教特别标明应当防止的项目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由此引起喜、怒、哀、乐。人要克服这些心情上的诱惑和障碍，才能得到解脱和自由。《西游记》第十九回里悟空收服八戒，亦即西行才刚上路，观音叮嘱他常念《心经》，而且列举经书全文。这更是表明西行大要，即体会“色即是空”“心无罣碍”的要义。这一《心经》在后文不断出现，全书思想以佛教为主，显然可见。
整部《西游记》，唐僧师徒西行路上所遭遇的，也就不外乎傲慢、食欲、色欲、怒气、怨恨等。许多的妖魔，也就只是这些情绪困扰的化身。例如，他们碰到一个很大的劫难就是火焰山，此处的“火”，其实就是怒气和暴烈之火。唐僧屡次遭遇色诱，盘丝洞的蜘蛛、陷空山的老鼠都是以女色引诱。孙悟空和猪八戒，经常是既合作又冲突—猪八戒代表的是食和色两种欲望，而孙悟空在被观音制伏后，他额上的紧箍咒，时时刻刻提醒他不要让心放纵。金公和木母之间的冲突，五行的相克是金克木，也就是以金（心）克木（欲）。凡此“密码”，都是陈述禅宗信仰中，将心放开的基本原则。我以为，《西游记》所传达的宗教信仰大概是佛教为主，道教居于次要地位。
孙悟空学到种种高强武艺，也有七十二般变化的能耐。他辞别祖师下山，不知该到何处去，却找到了花果山，成为众猴之王。他和他的众猴都是似人而非人，却要向人求得平等。在寻求武器时，他大闹东海龙王的龙宫，取得了定海神针—那是大禹治水留下来的一件遗物。这件武器，和他自己是与天地同寿的顽石一样，都具有宇宙一体的意义。这时候，他才标出“齐天大圣”的旗号，直接向天庭上的玉帝挑战。他大闹天宫所向无敌，这一段闹天宫的故事，处处指明了天庭治理系统的颟顸糊涂，以及天神、天将的无能。最后能打败他的，却是二郎神（封神榜的杨戬）和他的哮天犬。
这一反讽的意义非常明显：如此庄严的天庭，实际上不配和石猴对抗。明代的政治，在历代主要王朝之中的确不好，尤其皇帝和皇帝周围的近臣，人品、能耐颇多不堪。大闹天宫的故事，就是揭露看上去庄严的朝廷威严的真相。帮助天庭制伏灵猴的众神，包括太上老君和佛祖，也都是仗着势力在欺骗他。这一番讽刺，也毋宁是直接指责替皇权帮凶的官僚和佛、道法术之士。大闹天宫的批判性，不容忽视。
在西游求经以前，灵猴被压在大山之下，观音给他的任务是等待求经的唐三藏，而且授予三藏控制灵猴的诀窍“定心真言”，又名作“紧箍儿咒”。这些情节，毋宁是指向怎么控制自己的心，不能任性、任意、自我放任。一位以慈悲为怀的观音，却让灵猴上这样的圈套，其中也有反讽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因为慈悲为怀，所以才让他约束自己的心态，不任其放肆。须菩提祖师给予悟空的法号，明明就是心经的“色即是空”—悟觉一切都是空虚。这就点明了，在佛、道两家皆有求“悟”与求“空”。
西行路上种种的灾难，从表面上看来，只是玄奘西去求经的途上，曾经在沙漠之中幻觉里的种种邪魔妖怪。然而，真实的意义则是在“心”的求解放的历程上，必须面临种种的诱惑。唐僧同行的人物，悟空是“心”，白龙马是“意”，心猿意马反过来就是在强调心要去的方向，和意自己走的方向，必须互相配合。唐僧是智慧的象征，或者是虔诚求道的象征；他不能放任意之所向，必须要有心来驾驭。猪八戒法号“悟能”，本身是一个因为被“欲”诱惑，从天庭堕落为猪身的天蓬元帅。他的能耐也不小，至少有三十六般变化，而且身强力壮。在西行道上，他的功夫却不在正面，反而惹是生非，带来许多麻烦。如前所述，那些麻烦不是色欲就是食欲，再不然就是逞强好胜的欲望。猪八戒经常说小话，在背后迷惑唐僧、糟蹋孙悟空：这是一个典型的小人。可是，他有他特别的“能”，能也必须由心驾驭，才能配合“智慧”想要走的方向，完成求道的任务。沙和尚法号“悟净”，原是天庭的卷帘大将，犯了小错被贬入流沙河，等待唐僧西去途上收其为伙伴。这一行五众之中，沙悟净最没有特色，然而挑担追随，一切供给都在他肩上。“净”代表清净，是水的象征。也只有净，心才能够无所牵绊，智才可以前进无碍。
这一路行程，经过了许多灾难，到了将近完成的后半段，唐僧五众遭遇了最严重的几次灾难：牛魔王夫妇火焰山，狮头岭上三魔的挡路，然后是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阻拦。这几次对他们的考验非常严重，每一次都要劳动佛教中的如来、观音等重要人物出面干预。火焰山的大火，只有牛魔王的妻子罗刹女持有的芭蕉扇才能扑灭。风和火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印度的观念，风既可以灭火也可以扇火，是可以抵消也可以互济的关系。孙悟空号为金猴，在中国五行的观念里，火可以胜金，这火焰山的试验，对于心猿几乎是过不去的难关。直到观音手下的龙女带来了水，才将火灭掉。
狮驼岭下的三魔，一个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青狮，一个是普贤菩萨的坐骑六牙白象，最厉害的则是如来佛背后的大鹏金翅鸟。文殊、普贤是如来佛的左右胁侍菩萨：文殊代表智慧，他手中的利剑和青狮的狮吼都如当头棒喝，可以斩断世间情欲；普贤代表戒律，白象的六牙象征了六种必须要注意的规矩和约束。智慧和戒律，都是修道人必须具有的修养，然而这两者都可能过犹不及：智慧过头是放诞，戒律过头是迂执。这二位菩萨的坐骑，也就象征着过犹不及处，可能损害修道人的修行。大鹏金翅鸟来历非凡，他是如来的大护法，无所不见、无所不及。因此，他飞行的速度，可以远超过孙悟空的筋斗云。然而，太快、太急也是修道人自修的禁忌，这三个巨魔象征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对于孙悟空的警惕—过犹不及，即使最好的行为，做过了头也会造成灾害。至于为什么这三魔会在西行路上出现？我们可以解释为佛祖对唐僧五众的试验，也可以解释为提醒任何修道人，凡事不能做过头，必须有所约束、有所警惕。
红孩儿来历非凡，他是风和火结合的孩子。如上所说，印度四元素—动的风、火与静的地、水，兩者各自互济，而风和火都在动方。红孩儿是个孩童的形象，一身红色童装，装扮很像封神故事里面的哪吒。孙悟空个儿不大，与小男孩的体型相差不远，只是一副猴相，恰好与红孩儿的俊秀形成对比。红孩儿的特色是好强斗胜，这也是孙悟空不受约束的一面。观音出手降伏红孩儿，也是用了金箍圈，一套五圈分别套住头顶和四肢，才收他为座下的善财童子，与龙女常在左右。套住红孩儿的金箍圈和孙悟空的紧箍圈，都以“定心神咒”来约束。由于这些对比，我才觉得他们二人是一个对照面—这两次的大试验，主要也是佛教“收心”的意义。
经过了这些灾难，《西游记》有一章是在寇员外庄上遭贼的事情。这一件事，在《西游记》中显得有点突兀：那些小贼没有什么能耐，就是进门抢劫而已。可是，寇员外这一章节，却占了不少篇幅。我以为此处特别交代，小贼可能隐射《心经》中的六“色”。在孙悟空遇见乌巢禅师以后，观音菩萨授悟空《心经》，其中提到的“无眼耳鼻舌身意，五色身香味触法”，就是心经中的“六贼”，其事很小，但后果可以很大。
《西游记》八十五回三藏与悟空有一段对话。悟空跟师父提起四句颂子：“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他又提醒师父，修心的道理：“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差错些儿成懈怠，千年万载不成功。但要一片志诚，雷音只在眼下。”果然，到了灵山，却又碰到牢狱之灾。八百里之外便是灵山，唐僧即将圆满，妖魔鬼怪尽除。这时候，他们要注意的乃是禅宗修炼“破三关”之说：第一关破本参，指开悟；第二关破重关，指见性；第三关破牢关，是证道。唯破此关，方能成佛。唐僧即将成佛还遭遇牢狱之灾，不过是点明这一个大的关键。
西行将近完成，在通天河上凌云渡头，唐僧五众遭遇又一次重要的提升：“那佛祖轻轻用力撑开，只见上溜头泱下一个死尸。长老见了大惊。行者笑道：‘师父莫怕，那个原来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你！那撑船的打着号子，也说：‘那是你！可贺！可贺！他们三人，也一齐声相和。撑着船，不一时稳稳当当地过了凌云仙渡。三藏才转身，轻轻地跳上彼岸。”书中赞语：“脱却胎胞骨肉身，相亲相爱是元神。今朝行满方成佛，洗净当年六六尘。”于是，结论就是：“猿熟马驯：此诚所谓广大智慧，登彼岸无极之法。”
经过死亡这一道关口，一切解脱，他们终于到了灵山的境界。如来鉴于唐僧远道求经的诚意，也心喜他们能够通过重重关口的试验，允许给他们真经带回东土。主管经籍的阿傩问他们，给你无字的经好吗？唐僧回话：我远道求经，就是希望拿文字经带回东土，如果带回无字经，又有何用？阿傩把经籍给了他们。可是，中途他们发现经书空白无字，回来再次求经，阿傩才交付有字真经。这一段“有字”“无字”的差别，是禅宗很重要的譬喻：无字的，是自己体会的经典；有字的，是前人传述的经典。真正的要义，必须经由自己体会而来。同时，《金刚经》也说过：“以色相见我，音声求我，不得见如来。”色相、音声与文字，都是一个介体，而非本义。也因此，禅宗六祖慧能著名的偈子：“本来无一物，何处着尘埃？”这些理念其实佛、道互通，老子《道德经》也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在前面几段，我屡次提起这个问题：《西游记》表达的宗教观念究竟是佛教还是道教？我的结论是，一方面，在吴承恩所处的时代，中国的道教有符箓和丹鼎两派，符箓的正一派迎合皇室和权贵的喜好，主张借用神力求得长生，也借用神力排除灾害。丹鼎的全真派却是以炼内丹，也就是运用特定的方式在自己内部修炼，以提升道行。另一方面，唐宋的许多佛教宗派，都已经隐入学术范畴，唯有禅宗、律宗和净土宗三家鼎立。禅宗的教义和道教内丹派的全真教的信仰，其实颇可互相呼应。《西游记》中所谈的一些道教观念，尤其使用的名词，姹女、婴儿、元神等，都是内丹派的名词。姹女、婴儿并不是真正身外之物，婴儿乃意指人身的纯阳，姹女则是指真阴。阴阳二元必须互相配合，二者互助、互济也互补，才能养成“元神”，也就是真正的自己。至于五行之说，在西游之中表现为金公、木母，则是以心制伏欲。唐僧他们五个角色，颇有读者设法将他们分别认定为五行之一，可是都不能妥当分配。《西游记》整体而言，悟空的师父须菩提应当是佛教人物，可是传授的诗句却是道教的；经过乌巢和观音，孙悟空才受到了《心经》的约束。
在《西游记》中，玉皇大帝的天庭并不庄严，只有装腔作势的官僚系统。太上老君是玉皇大帝之外的另一系统，如来、观音又是道教以外的另一套系统。这两大系统，却独立于玉皇大帝的神庭之外。如前面所说，《封神榜》中玉皇大帝的天庭属于道教，将宇宙之间一切事物都分配给道教的神统管理。将佛、道两个神统对比，《西游记》显然是尊重佛统的程度大于道统。
综合言之，我同意余国藩的意见：《西游记》是“心”的历程（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命名为“心路历程”，余光中为我取了英文书名The Journey Within，当时只是借用“天路历程”，无关《西游记》。现在想想，倒可真能用于《西游记》）。从余国藩的结论稍作修正：《西游记》是佛教禅宗的寓言，可是加上了当时流行的道教内丹派的一些观念；如此配合，也正因为禅宗和全真之间，不仅有许多理念是互通的，而且全真派的形成，可能接受了相当成分的禅宗影响。再者，王阳明的心学中禅味甚浓。《西游记》没有提起王阳明，可是儒、道、佛三家的合流，却真正是近世中国思想的重要特色。
回顾本章，我罗列了四部通俗小说，作为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影照。这四部书的联系，也未尝没有时间轴上的连续和变化。施耐庵的《水浒传》，写作时间正在元明之际，蒙古征服中国后，经历了文化大劫；继之而来的是明代专制，现实的世界是暴力构成的统治。施耐庵要创造一个理想的秩序，让那些被压在下层的人物可以翻身，改变应有的秩序。但是，事与愿违，梁山的世界并不如此美好，一样也有许多欺骗、计谋、暴力等因素。于是，创造这个理想世界的努力，不能不终结为梁山大梦的破灭—只有鲁智深逃到世外，李俊逃到海外，燕青云游不知所终。
《三国演义》则是借着汉末天翻地覆、国家分裂的时代，勾画成两种极端的形态：正统人物和篡位者。正統的人物，特别标出关羽的义勇和诸葛亮的智慧；而他们的对照面，则是董卓、曹操这些人物—以奸诈对照义勇，以欺骗对照智慧。《三国演义》留下的关公和诸葛亮，竟因为这部小说成为永久不朽的神人。贯穿整部《三国演义》的精神，是强调“义”—自己选择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因为既有的社会地位和伦理。不过，读《三国演义》有时也难免产生疑问：刘、关、张的交情，何以如此缺少默契，以致关公威震中原的大举动，没有取得刘、张的配合？诸葛亮见大事如此清楚，何以没有培养班底，以致事无巨细一肩担起，终于鞠躬尽瘁，累死了自己？
第三部书《封神演义》，却是勾勒神、魔两个世界。神、魔两股力量却是同源，神、魔之间的对抗，都借着死亡取得解脱，将互斗时期的种种恩怨，化解为宇宙秩序中各种事物的排列，以及其中的互相关联。神界的官僚系统，或可象征宇宙事物应当是个整体；因此，神与魔之间，最后终于恩怨尽了，共同纳入一个彼此依赖的网络。
第四部书《西游记》，接着封神榜故事的观念，却将宇宙秩序内转为心的世界。“心”作为人精神的主体，必须经历种种关口，在试验之中不断自我克服，进而提升境界，能够超越感官与意识之间的烦恼，经过悟解“色”“空”无别，到达“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心无罣碍，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西行路上八十一难，都是自己内心的业障。历经这八十一难，也就是终于排除自我引起的烦恼：这一个“心路历程”，大概也代表了中国儒、道、佛三家逐渐融合，取得共识的过程。
这四部小说串成系列，似乎可以想象为人类理想境界悲喜剧的四段乐章：水浒是由“聚义”结合为一个理想人间，其间的尝试和破灭令人唏嘘；三国是挑选“义”这个字，塑造为几个典型人物，他们功业未成，却留下理想人格千古彪炳；封神是对于善与恶、成与败种种对立和斗争，提出辩证过程的对抗、超越和解脱，最终出现共存的和谐；最后，西游竟将人间的许多艰难困苦，内化为人类内心的挣扎，由认识欲望到克服欲望、提升自我，终于悟解一切俱空而得到自由。因此，这项小说的串联，谱成了既悲又喜的人生心路。
这些作者都不是大儒、高僧，也不是当时知名的大人物。由于作品的内容丰富，情节热闹，人物鲜明，数百年来无数读者都被吸引。他们传达的一些观念，也就不知不觉潜入读者的内心。于是，闾里乡村街谈巷议的场合，姜太公、诸葛亮、关公、武松、三太子、孙悟空……俨然百姓心目中的英雄。五皇、东岳、观音以及封神榜的众神，构成主宰我们生活的神庭。市井江湖，也以“义气”为人际交往的要件，以“良心”为做人处世的根本。这些作品未必来自民间，却已融入民间，构成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部分。
（选自《中国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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