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故事性的构筑。 “如果你想说明一个道理，最好的方式便是讲述一个故事。”这，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阐释之道。无疑，王朝军深谙此道，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深谙如何在中西文化和文学的互文性解读中，来进行故事语码的转换。事实上，自“五四”所开启的现代文学起，百年来我们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在中西文化的互文中来进行本土化创造。而在当下，随着大众娱乐媒体的兴起，能够留存下来为读者阅读的所谓纯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归属于“无限的少数”的精英意识的探索作品，在这些作品的缔造者的作家背后，往往站立着作为精神信仰的世界文学大师影子的存在。那么，如何在中西两种文学语码、文学故事之外，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阐述为可供读者理解的第三套批评话语，便显示出了极具挑战性的难度。在此，王朝军有着属于自己的探索。比如在《道德内部的暗影》一文中，他评论的对象是作家陈鹏的短篇小说《翠湖》。在行文一开始，王朝军便决定用不被文本故事绑架的阐述性故事讲述的方法，来型构自己的批评式故事体系。他以“一个下午，最好是黄昏”“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被一场不期而遇的雨赶进了公园小山坡上的一处亭子”这样循循善诱的故事开端，将我们引入他要阐释的批评话语的疆界之中，进而用暧昧不明的气息来布局，来实现他所要阐释的主题：“道德暗影”。接下来，他又将文本同小说大师纪德的《田园交响曲》并举，来展示表象道德背后的暴力性、反噬性。这样的讲故事方式，型构了他批评话语的稳固地基，显得真切、形象，有意趣、有反思，显示出了他非同寻常的文本建构能力。
其二，诗性的蕴藉。王朝军，作为一位青年评论家，是让人惊喜的存在，他以温热而富有弹性的文笔，践行了一种具有诗性蕴藉的批评文体尝试，这在评论高度同质化的今天显得难能可贵。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上，于文学主潮之外总有一些富含诗性的独特存在，譬如上世纪20年代启蒙主流下的郁达夫，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潮流下的沈从文，40年代救亡背景下“九叶诗派”，“十七年”文学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中的孙犁等。正是这些富有诗性的、独特的存在，让我们的文学在历史脉动中显得葳蕤多姿而富有温婉、灵动的生命力。在山西批评领域，有着强烈诗体意识的现代评论家首推李健吾，他在上世纪30、40年代批评政治化、机械化的大语境下，聚焦批评的审美艺术功能，以自我生命情感的融入与含英咀华的文字入笔，构筑起了具有诗性美和人性美的印象主义批评方法。新时期以来，评论家聂尔的批评文字，无疑在语言文字的曲径通幽与秉烛发微处，亦有着独属于自己的诗性构筑。而作为青年批评家的王朝军，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这一诗性批评的航向。在他的诸多作品中，文学评论不是作为一种证明演绎，而更像一首首含蓄蕴藉、温润饱满的诗文，这是他特立独行也弥足珍贵的创作特色。在他对诗集《世界等于零》、散文集《人是泥捏的》等诸多作品的赏析文字中，有着基于情感的交流融通，基于灵肉的发微探幽，并使得孜孜探寻的笔触真正抵达了物质实体所指体系之上更具微妙意味的能指体系之中。可以说，故事性的构筑努力与诗性的蕴藉追求，有机组成了王朝军评论体系的“一体两翼”，使之具备了完整、健康而丰满的艺术构造。
其三，先锋性的突破。从原始意义来看，先锋是指行军、作战时的先遣将领或先头部队。以此出发，艺术领域的先锋根本上有着反叛既定秩序，突破约定陈规的冲锋陷阵的意味。谈及先锋艺术，有时人们会有一种相对肤浅的理解，认为先锋便是所谓形式主义的文体实验。其实不然，先锋在外在形式探索背后，有着更具根柢性的“天赋文权”的意识形态性的审美主导权的追求。以此为凭借，我们能看到王朝军以批评为志业的先锋性追求，更多是建立在文学诗性意味上的突进精神的探索。他或许有一种基于文学艺术的紧迫感，认为唯有保守先锋性，以正面强攻的姿态不断孜孜进取，才能使评论有希望，有生命力和活力。在其诸多作品中，都留下了他这种先锋性的身影。以评论集开篇对于残雪小说《綠城》的批评文本为例，便不断地进行着作品内在密码的破解。在文章的第8部分，他运用了32种解读方式，实现了小说表象文字图码朝向“残氏”内在文学性艺术秘境的转译性解读。这是他对于文学先锋性的天赋文权的精神性的捍卫，也是他挑战文本庸俗性转述体抑或论证体解读的尝试。而正是这种富有挑战性的文本突进，使得我们的文学评论的图谱，有了活色生香的存在，也证明他具有独特价值的批评品格。
概而言之，王朝军在孜孜不倦评论疆野的跋涉中，捍卫了文学评论的独立品格，也具备了冲击一流评论大家的潜质。愿能多出精品，更多地为文艺金字塔添砖加瓦，赋形增重。
【作者简介】董晓可，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赵树理文学研究会理事。在《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及光明网、中国文艺评论网、《收获》书评、《草堂》综评等网络媒体发表评论作品30余万字，荣获2019-2021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出版有评论集《盖茨比的鞋子》。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