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决定借着这悲音，立刻动笔，迅速成篇。唯愿我的文字能追上逝者的魂灵，成为最后的道别，成为长歌当哭的祭奠。
我与姜老师相识于1987年的秋冬之际。那一年，我们这个专业的六位同学从四面八方汇聚山东师大，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生生活。那个时候，姜老师硕士毕业后已留校任教，是名副其实的老师，而我们这六人中，虽有四人都工作过，属于回炉再造，却无疑都是学生。我们与姜老师专业不同（他师从田仲济教授，是现代文学专业），身份有别，却不久就鬼混成了“感情深，一口闷”的弟兄，这件事情想起来都觉得有几分神奇。姜老师是1955年生人，我们中的老大、老二、老三分别出生于1957、1958、1959年，莫非是因为年龄相近？姜老师是从哈尔滨考过去的，我们则分别来自江苏、内蒙、河北、山西等地，莫非是同为外来户更容易心有灵犀？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是性相近，习相仿——姜老师有书生气，也有一些江湖气，他以本色“二气”示人，不像有些老师那样端着、装着、挓挲着，与他打交道没有任何压力。而我们这几人，抽烟喝酒，打牌吹牛，也基本上是“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的汉子。于是与姜老师在一起，我们仿佛是上了威虎山，进了聚义厅，是很有一些肝胆相照的匪气的。那个时候，我们都把他的“姜”谐音成“蒋”，然后便“蒋委员长”长“蒋委员长”短地叫着，他也哼哼哈哈地应承着，很受用的样子。九十年代我们通信，他落款时甚至干脆省去姓名，直接以“蒋委员长”亮相，仿佛他真是“蒋匪帮”的总司令，由此可见他对这一名号的认同程度。
到研二时，我与姜老师已相当熟悉了，于是有了他的一次约稿。
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而文学的兴盛也带动了文学评论的繁荣，于是各省纷纷创办评论刊物，仿佛是要为过剩的产能寻找出口。例如，广西创《南方文坛》，吉林办《文艺争鸣》，四川做《当代文坛》，甘肃弄《当代文艺思潮》，福建搞《当代文艺探索》，山西开始操练《批评家》，山东也整出个《文学评论家》。大概是草创之初，《文学评论家》缺人手，编辑部便就地取材，让山东大学、山东师大的老师做特邀编辑，姜老师遂成其中一员。有一天他跟我说：“刊物最近缺货，你能否聚焦近年文学，给咱来它一篇？”那时候我只是无名鼠辈，却居然有约稿可写，何乐而不为？而且，约稿者还是“蒋委员长”，他的话就是圣旨，我又岂敢抗旨不遵？于是我大包大揽，满口应承下来。
为什么姜老师会找到我头上？往事如烟，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可能的原因是，当时我已发表过两三篇文章，估计他知道我能写。而这篇文章究竟是他的命题作文还是我的自选动作，如今我也忘得精光。我能够记得的是，当时山西作家李锐等人已横空出世，他们的作品我不仅全部读过，而且还读出了一些特殊感受。尤其是《厚土》系列，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更让人觉得“新启蒙”任重道远。而那个时候，因给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写有关作家的广播稿，我也正好把山东作家张炜与王润滋的作品通读过一遍，于是，把这四位作家两两“拴对儿”，评其成败，论其得失，便成为我这篇文章的命意所在。对于李锐他们，我分析的是他们作为北京知青的异乡人之眼；对于张炜与王润滋，我思考的是他们“融入野地”的本地人之念，但倾向性也是明显的，因为我褒扬了前者而批评了后者。于是此文被命名为《失去和得到的——山东山西作家抽样分析》。
这篇文章自然首先是要交给姜老师审阅的，但他是不是夸过我，我也忘了。不过，此文一稿即成，姜老师没有让我做过任何修改，却是有印象的。而且，我的观点估计也很对姜老师胃口。那个时候，山东作家虽新作不断，却似乎并不受本地评论家待见。于是一上来就拉开架势，拎着板砖，开两枪，放一炮，似已成为评论界常态，与后来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出手便是点赞完全不同。我现在想到的是，那时候我年轻气盛愣头青，自然是不怕得罪当地作家的，但姜老师身份不同，他约了我的稿子，难道就不怕那些老少爷们跟他急？
此文乃典型少作，今天看来自然是不成体统，却也有显摆之处：一、文章见刊后不久，即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1989年第4期）全文转载，让我着实得意了一番。而被人大资料复印，我这可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啊。二、拙文还是“论文随笔化”的最初尝试。写作此文前，我刚好读过王晓明先生的《不相信的和不愿意相信的——关于三位“寻根派”作家的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因对其随笔式写法尤为喜欢，便心慕手追，活学活用。后来我随笔体越写越多，虽被名刊编辑叫停仍不思悔改，甚至还鼓吹把论文写成论笔，细究起来，这篇文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就叫做冤有头，债有主。三、就在姜老师约我写作此文的同时，杨守森老师也在约我为刚面世的《想象心理学》（萨特著，褚朔维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写篇书评，而他也是在为《文学评论家》组稿。让我没想到的是，书评也要挤在那期刊物发表。估计是编辑觉得同一期发同一作者的两篇文章不成体统，便自作主张，从“趙勇”二字中各卸下一块，组合成笔名“肖力”，让它招摇过市。于是我不仅一期刊物发了两篇文章，而且还赚了一个马甲，让我有了一夜暴富的惊喜。
所有这些，都要归功于姜老师的约稿。四年之后，我写出《散文繁荣：喜耶？忧耶？》一文，想再续前缘，便寄给姜老师，请他向《文学评论家》推荐，结果却没能成功。随后他修书一封，细说原委，还捎带着寄来了审稿签。信中写道：“原说是《文学评论家》第六期发，可是由于他们要改刊，第六期是最后一期，便将你和我的稿子挤下来了。不是因為‘关系不到家，而是最后一期的稿子太挤了。随后我把大作送给《山东文学》，结果却让副主编枪毙了。今天，编辑将稿子退回来了，说了一大堆道歉的话。不过，我觉得并没什么关系，你尽可放心，我一定找个刊物给你发出来。”（1992年9月27日）
仗义，姜老师就是这么仗义！
而《文学评论家》是不是那时候无疾而终的，我已说不清楚。如今我上网查，百度搜不到，知网没东西，连一丁点关于它的信息都找不到，仿佛这家杂志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仿佛我发文发的是个假杂志。唉……呜呼哀哉！
如果说这次约稿是姜老师找我单练，那么接下来的又一次约稿却可以称得上是“发动群众”了。因为在姜老师的召唤下，我们几位师兄弟——陈朝豹、孙东、冯哲辉、胡建军等人——谁都没闲着，算是成了“蒋委员长”麾下的真正一员。
事情是这样的。
大概是1989年冬或1990年春，姜老师找到我们宿舍，说他有个朋友名叫罗琳的，准备主编一本《寓言鉴赏辞典》，他则作为副主編之一，负责招兵买马，把古今中外的寓言鉴赏落到实处。姜老师说：“若是古人的东西，我们抄一遍原文，做一做翻译，然后再写个三五百字的赏析，就齐活儿了。这个事情没什么难度，也费不了多少工夫。我的本意是请弟兄们帮我个忙，也让大家赚点散碎银两。怎么样，愿不愿意跟我蹚这道浑水？”
蹚啊蹚啊，不蹚白不蹚，蹚了不白蹚，跟着委员长，黄金有万两。
于是我们每人认领寓言上百个，热火朝天地开始了赏析文字的大生产。在这件事情上，姜老师让我印象极深者有二，一是他特别认真精细，尤其是后来“分赃”时，他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算是给我们示范了一把“亲兄弟，明算账”是什么样子。在1991年5月19日的来信中，他告诉我，罗琳从北京去了济南一趟，带去了已经出版的书和稿费。“我们共写了70万字，每千字稿酬又提高了3元钱，是17元；此外，又给我300元副主编费，50元寄稿费，所以公式如下：700千字×17元＋300元＋50元－190元（买样书8本）＝12060元。”而在随后（5月22日）的一封信中，他则告诉我：“书是每人买一本，定价34元，稿费已经算出来，是由我与张军锋分工，一人计算，一人复查，因此估计不会有大的出入。据计算，你写的条目是115条，共4136行，每行按27字计算，共计111672字。现将细目寄给你，请核对。……每千字是19.03元，每人再加3元。你的稿费为2128.12元，但减去买书的23.8元（七零折），你实际可拿到2104.32元。”
在工资每月只有百十来元的九十年代初，我忽然有了一笔两千多元的巨款，这是不是值得载入史册？我是不是一下子顿悟了“马不吃夜草不肥”的道理？
第二个印象嘛，就不得不提及书中的一则寓言了。全文如下：
一秀才数尽，去见阎王，阎王偶放一屁，秀才即献屁颂一篇曰：“高耸金臀，弘宣宝气，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味，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
阎王大喜，增寿十年，即时放回阳间。
十年限满，再见阎王。此秀才志气舒展，望森罗殿摇摆而上，阎王问是何人，小鬼回曰：“是那个做屁文章的秀才。”[ 文杰、罗琳主编：《寓言鉴赏辞典》，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页。]
这则《屁颂》妙文，我记得姜老师讲过多次。待讲到“是那个做屁文章的秀才”时，他先是扑哧一笑，然后就“真他妈绝”地赞不绝口。那是对马屁精的极度鄙视，也是对讽刺手法的高度认可。这则寓言给我带来的后遗症是，因为姜老师的重复，我甚至都把它背下来了，以致现在写文章，还时不时地说某人“志气舒展，摇摆而上”（“摇摆”二字，传神写照，入木三分，越琢磨越有味道），只可惜此梗偏僻，懂得它的人实在是太少。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我强烈建议大家诵读《屁颂》，直到把它印在脑子里，融化在血液中为止。
转眼就到了毕业季。而那年夏天，最值得一提的事情莫过于看世界杯足球赛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
记得1990年的那届世界杯，我又在上学，楼道里却再也没人去支电视了，我等球迷就没了去处，只好跟一个打得火热的年轻教师求援。年轻教师算不上铁杆球迷，半夜三更的球原本是可以不看的，但为了让我们饱眼福过球瘾，不得不与弟兄们一起挑灯夜战。多好的革命同志啊，想起来就让人感动！于是每到夜深人静，我等数人就像溜门撬锁的贼，离宿舍，出校门，摸到他家门口，轻叩门扉，悄然入室。他的妻子与孩子在另一间屋里睡得正酣，我们就高抬腿，轻着地，鱼贯而入他那间斗室。电视已经打开，画面正在闪动，音量调到最小。高声大气的叫喊自然是不合时宜的，一到精彩处，我等看客只好把拳头狠狠地往自己的腿上砸。一晚上下来，大腿全成了青皮萝卜。[ 参见拙文：《我的电视记忆》，赵勇：《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135页。]
这位年轻教师就是姜静楠。世界杯期间的许多个不眠之夜，我们几位师兄弟都是在他那间斗室中度过的。《意大利之夏》的悠扬乐曲……米拉大叔的四粒进球……马拉多纳塞给卡吉尼亚的那记妙传……“德国战车”的全攻全守……所有这些，都成为镌刻在我们生命年轮中的珍贵记忆。现在想来，假如不是姜老师敞开门户，我们的毕业季该会是多么寒酸！
看完世界杯之后，我便重回上党革命老区长治市，在晋东南师专教书育人了。但回长治不是回延安，那里没有宝塔山可搂，没有亲人怀可扑，这件事情本身就让人郁闷，再加上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揪心，所以九十年代初那两年，我的心情是比较黯淡的。烦闷之余，我便只好向朋友倾吐，而姜老师也是我诉说的对象之一，于是我收到了他的第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去了一趟泰安，见到了我的师兄孙东，然后便由此说起，给我排忧解难了：
其实，孙东的状况并不比你好。见他独自一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给他介绍了两个朋友，但要想形成那种“侃”的气氛，恐怕一时是不行了。不过，乐趣是自己找的，待你度过刚去时的陌生，肯定会找到一些乐趣，也许是另一种乐趣。比如长治有个土作家什么的，认识了，就能变为另一种生活方式，关键是你自己要主动。
……我这里有几个山东作家寄来的作品集，他们要我给他们写评论，我至今都没有答应。你现在有兴趣干这个活儿吗？如果想干的话，请来信说明，我将作品寄给你。如果你不想干，在你现在的情况下，我倒劝你盘算一个写本书的计划。不论是哪方面的，我们总要走这一步，或迟或早而已。现在动手，可能会赶上好时机的。另外，我也不相信你会在长治待一辈子。有些狗日的地方，绝不可能待上五年以上。因此，只要你对那个学校不屑一顾，不与他们在那里争名夺利或斤斤计较，一句话，只要你在那里“没工夫操它”，一切暂时的孤独苦闷，也就不再会苦恼着你，你也便有了冲出悲哀的办法了。关于这一点，在下是有切身体验的（1990年9月23日）。
在整整两页的来信中，姜老师果然像老大哥那样关心着我这位小兄弟的处境。他的那番宽心话让我感动，也让我理解了友情的珍贵。而那句“没工夫操它”虽然匪气十足，不登大雅之堂，却既是他的口头禅，也关联着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语境，是只有我们之间才能懂得的黑话暗语。还有——他把“长治久安”放在“即颂”之后，这种祝福语别出心裁，让我过目不忘，一下子就记了三十多年；他的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端庄秀气，像是钢笔字帖，读着它赏心悦目，愁闷立刻就减少了几分。而这样的蝇头小楷也断断续续，如此这般地绵延在九十年代的时空隧道里，一直到他1998年用起电脑，由手书变成打印的文字为止。而那时候我也即将离开长治，北上京城，我与姜老师的通信史也將告一段落，差不多要划上一个句号了。
想起翟永明的几句诗：“在古代，我只能这样／给你写信 并不知道／我们下一次／会在哪里见面／现在 我往你的邮箱／灌满了群星 它们都是五笔字型”（《在古代》）
一个时代结束了。
就在旧世纪行将终结之际，我收到了姜老师与刘宗坤合写的一本著作：《后现代的生存》（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后现代”是九十年代知识界喊得山响的“主义”之一，以至于起劲吆喝者被戏称为“陈后主”或“张后主”，以至于孙津曾经高声断喝：“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 参见孙津：《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读书》1992年第4期。]而那个年代我虽偏安一隅，却也饶有兴味地关注这个学界动静，不断补充着新知，以求破译后现代主义这一高级机密。姜刘之书的到来可谓适逢其时，于是我不仅细读此书，而且读后还有了一些心得体会，便一不做二不休，一口气写了两篇读后感，一是《后现代主义：掀起你的盖头来》，二叫《后现代主义的重新解读》。我把稿子寄给姜老师，向他汇报，他说两篇单独来看，似只适合报纸发表，但若两篇论到一起，“你其实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外来文化的传播，由于传播者的不同，会造成文化的‘变形”。随后他又写道：“如果你能修改，就送修改稿给《读书》，你看如何？反正不论哪一个，我都很满意。尤其是你谈张洁与电脑那部分，我觉得太精彩了。细想一下，其实，我的文风发生改变也与电脑有关。电脑使人不再那么傻逼，不再那么清高，不再那么浪漫，不再那么愤世。它讲究的是人的智慧，冷静的智慧！”（1998年7月8日）
电脑是不是像姜老师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因我当时还没有“换笔”，所以不敢妄议，但他这本书让我确有收获却是真的。以前我看待后现代主义，多用人文知识分子之眼，如今却有了科技知识分子的视角。更有收获的是，姜老师见我对“网络化信息”那章感兴趣，便寄我一本尼葛洛庞帝的 《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让我眼界大开，于是我当即决定，必须把买电脑的事情提上日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而且，因为这本书，也让我对姜老师的价值立场有了更多了解。他曾经跟我说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读过好几遍，正是在对米兰·昆德拉的反复阅读中，他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精神危机。而当他如此坦陈自己的心迹时，我不仅秒懂了他当年的困顿，而且也接通了我们共同的创伤记忆。我也是昆德拉小说的迷恋者，我也在研三时读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和《为了告别的聚会》。以我的阅读经验，昆德拉的小说既有本雅明所谓的“震惊”之维，也确实有让人遗忘的疗伤之效。当托马斯在性与爱之间浮沉，在轻与重之间摇摆之时，苏联坦克的轰鸣便渐行渐远，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音乐；与此同时，耻辱之痛也就不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而是日渐空灵，抽象，虚无，脱离人的躯体，随风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托马斯或许便是“后现代生存”的始作俑者，他也完成了从现代型知识分子到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
姜老师想过这些问题吗？他对托马斯的选择是欣赏、鄙视还是同情的理解？所有这些，我并没有问他，但是凭借对《后现代的生存》的读解，我似乎已找到了某种答案。
姜老师送我的第二本书是他与另一人合作的译著：《蒂姆·波顿的电影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这自然是他许多年前转向戏剧影视的一个成果，但此书我却没有细读。记得他送我书时是2011年春节期间，他来京，陪其父亲过年；他的高足宋伟才博士请我们一起吃饭。饭间长聊，自然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无甚记忆，唯独聊到知识分子时，他的一个说法让我动心。他说：“你知道我是怎么给学生解释‘社会良心的吗？当官方与老百姓发生冲突时，成为官方的对立面；当富人与穷人冲突时，成为富人的对立面，这就是社会良心！”我连声叫好。此说也丰富了他的价值立场，不由得让我心中一震。但只是甩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时，他才稍稍有了一些活力，其他时候则显得比较颓。他说明年就不想带研究生了，现在已在考虑退休之后做什么事情。我问还打球吗？他说不打了，打不动了，打一会儿就累得不行。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我去济南，除了找他喝酒聊天，还是要跟他打打乒乓球的。他打球好身手，一招一式很是讲究。而转瞬之间，他已挂靴退役，这让我很是伤感。
一年之后，我们又有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电话长聊，起因是我给他寄了一本《抵抗遗忘》（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此书中的豆腐块文章是我学萨特的东施效颦之作，自然不可能没有一些知识分子气息。而姜老师读过拙书，最有感受的也正在于此。于是我们先在电话中聊，意犹未尽之处，又变成了QQ上的文字。他说：“读罢大作，坚信了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的根本区别，表面上是知识，是文化，是性格，骨子里却只在于良知和责任。知识分子是传统的，知道分子是流行的，传统的需要时间而不断经典化，流行的永远像流感一样，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异出新品种。知道分子受益于知识分子，却不是知识分子。”我说：“厉害！几句话比我那篇两万字的论文还说得好。前几年我曾写过《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就是想弄清楚这两者是怎么回事。”然而，在这一话题之外，我感觉他不仅依然颓唐，而且甚至更为严重了。他说，夫人的脑袋里长了个恶性肿瘤，春节时才发现，医生说只有两年时间了。他还说，自己的状态非常差，差到把书当废纸，全部卖掉了。这个举动让我大吃一惊。亲人的不治之症确实会给人重重一击，这我可以理解，但书生卖书，却是彻底躺平的节奏，就让我有些看不懂了。于是我只能无言以对，心里却有了一种空旷的悲凉。
姜老师是学现代文学的，但大概从我们毕业那年起，他就转向了影视文学，其证据之一是，我记得毕业前夕，“蒋匪帮”们曾被他邀请，在他的办公室用专业设备，看过一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们刚进校时，适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翻译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面世，那时候买此书，还需要系里出具证明，写明“供研究之用”。没想到两年多之后，我们已能看到电影开洋荤了。而姜老师能搞到这种录像带，也让我看到了他转型后的能耐。关于电影，我原本是门外汉，对于他的研究是不敢置一词的。但2005年我为《文艺报》写“阅读榜评”，认真读过他的一篇文章——《国产电影的生存与文化立场》（《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之后，终于还是没忍住，写下了几行点评文字：
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问世之后，国内批评界可以说是骂多夸少。但是姜静楠却指出，不分青红皂白地“骂”它一通其实并不解决什么问题，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文化立场发言并进行电影研究。通过分析，他发现中国电影的基本现状是：管理层固守着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编导们固守着电影的艺术表达功能，制片厂固守着电影的娱乐功能，发行公司固守着电影的商品功能。然而在这四个环节之间，却相互形成了某种错位。如此来思考中国当代的电影格局，我以为是非常到位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电影就依然甩不开膀子，迈不大步子，就依然得在互“掐”中求发展，我想，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一种局面。
此文才胆识力俱全，让我看到了姜老师五十岁时的文章模样：那是思想成熟的季节，也是“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时候。但他去世之后我进“中国知网”中搜寻，才吃惊地发现，此文几乎就是他的封笔之作。是不是那时候他就已经看透了这世间的一切？
我是去年年初从宋伟才那里得知他生病的消息的，而这一年因为“非必要不离京”的警报不时响起，让我不敢轻举妄动，便没有了去济南看他的机会。但在他去世之后我却得知，他这两年其实一直在北京治疗，顿时让我生出无限遗憾。现在想来，我与姜老师交往最密切的时候，一是八十年代最后三年，二是整个九十年代。而自从有了更便捷的数字传播工具，我们反而疏于问候了。比如所谓的微信互动，也只是他转个段子，我回个表情包，说话通常是只言片语，这是我一直不知他在北京的主要原因。他去世后，我找出他九十年代的那些来信，才忽然意识到，我们用“五笔字型”交流，实际上已陷入海德格尔所说的“贫乏”状态，是远没有书信交往瓷实、厚重的。这是不是也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整理姜老师的书信时，我发现其中的一封是这样起笔的：“赵勇兄：你好！今天收到来信，估计在济南费了一番周折。本委员长在百忙之中亲笔回信，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待我百年之后，这可能是最珍贵的手迹，拍费价将高达25美分，如果有人愿意出价的话。”（1992年7月6日）这几句玩笑话读得我百感交集，心里难受，于是我与宋伟才通话，问他姜老师生病以来的一些情况。谈至末尾，他说，姜老师走了虽在意料之中，但这两天却止不住泪水长流。我知道，那是他作为弟子的疼痛。我是朋友，疼痛没他那么强烈，但我也有我的伤悲。
那么，就让我在这无限伤感和悲情的冬季中与姜老师作别，并以一種后现代式的、同时也应该是他喜欢的称谓说一句：“蒋委员长”安息！
2023年1月19－22日写于北京、阳城，2月1日改，7月13日再改
【作者简介】赵勇，山西晋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从事法兰克福学派、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独著有《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人生的容量》等十余部，合著有《反思文艺学》等，主编有《文学与大众文化导论》《大众文化理论新编》等，合译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刊物发表文章二百余篇。在文学刊物、报纸发表散文、随笔、时评等数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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