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的时候，老瞒就已是村里的会计，也是村子里对我最好的乡亲。他中等身材，衣着得体，紫棠色国字脸上和蔼中透着一股英气，算得上俊朗而稳重。那时，我们村大概有六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人，编成了一个生产大队，统一核算。大队会计的工作量很大，每家每户都是财务往来账上的一个户头。一年365天，谁家出了多少工，评定为几等，一个工分值多少钱，按工分的比例应该分多少粮，按人头比例分多少粮，谁家欠了口粮款，谁家借了队里的粮，过年过节分了几斤羊肉或牛肉，扣除口粮款后谁家能分多少钱，等等，都在老瞒那里记得一清二楚。每年的年中和年底，村子中央的一面大墙上就贴出了公示榜，密密麻麻，整整齐齐，工整隽秀的字迹，清晰漂亮的阿拉伯数字，有序排列，就像一幅美轮美奂的图画，吸引着社员们凑上前去，围成一团，仔细地审看着自家的账目，也捎带着看看别人家的情况。我看着墙上的图画和围观的人群，心里充满了对老瞒的崇拜。
在村子里，我们家是小户人家，父亲去世得早，我们孤儿寡母显得势单力弱，一家人处处需要小心翼翼，隐忍求安。但在老瞒面前，却无需这样忐忑和卑微。他好像心底里天生就拥有爱幼助弱的正义，也好像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总是平等友善甚至有些偏爱地对待我这个“小朋友”。老瞒喜欢看书，也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的书，即便在擂粪等许多劳动的场合，他都要带着一本书，每每到了休息时间，就聚精会神捧起书看几页。我总是很好奇他在看什么，就凑过去看，看着看着就被书里精彩的内容迷住了。他从来也不嫌我小，不嫌我烦，总是一次次友善地调整姿势，方便我和他一起看，甚至和我讨论书里的内容，还答应等他看完了借给我看。浩然写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等，都是上高中前在村里与老瞒一起看的。在和老瞒的接触中，我平添了一些知识，也增加了许多自信。
早在上小学时，我就开始了干农活。放了学，除了给家里担水、拔猪草这些家务外，还给队里放牛、拾粪。上了初中、高中以后，每个周末和寒暑假期，我都要回村里参加劳动，想多挣一些工分，以缓解家里的困难。那时老瞒好像已经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还兼着会计。我回村里参加的很多农活，或是老瞒帮着安排，或是干脆跟着老瞒干。除了随同众人干大宗农活外，还有些临时小活儿老瞒也会惠顾于我，比如下雨天别人休息，我在大队院子里从小平车上往队部办公室卸煤，卸一车记二分工；晌午时分，社员们回家吃饭午休，我在选捡山药蛋准备入窖的场地上照看，一中午二分工；下雨冲毁了哪个地段的田间道路，我去整修，半天记五分工；晚上社员们用脱粒机加工莜麦等秸秆作物收工后，留下大队干部和少数几个人往仓库里起运粮食，我也参加；按照上级要求，往街上显眼处的墙壁上刷写标语，等等。这些零星小活给我提供了多挣工分的机会，虽然又忙又累，但是很充实很乐意。有一年大队在村子的河槽西边新建了几孔窑洞，准备做粮库，需要把窑洞的地面用水泥料铺出来。正好我放暑假回村了，老瞒就带着我一起给窑洞的地面打水泥。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项技术活兒，也可能是我们村里第一次使用水泥，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做。老瞒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技术还是无师自通，很自信很从容。他当大工匠我做小工子，我们两人推着个小平车，从河槽东边大队部的院子里，一袋一袋把水泥搬运到河槽西边的窑洞里，从几百米外的井口挑水过来，按比例将水泥和水倒进一口大铁锅里，搅拌成稠糊状，我用铁锹铲着堆到地面，老瞒拉绳吊线，舞动着一把泥瓦工用的铲子刮压抹平。我看着老瞒娴熟的动作，心想他什么都会，真能干！由于是要做仓库存放粮食，水泥需要抺得稍厚一些，工作量比较大，我俩好像干了半个多月才完成。在和老瞒一起干活的过程中，他就像个兄长一样待我，没有嫌我笨，没有嫌我弱，更没有颐指气使、埋怨指责，他对我充满了信任、关心和尊重，总让我感到很愉快，干活也很有劲。
高中毕业后，我就不得不回到村里，心想着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争取被推荐上大学。所以，我在方方面面都很上进很努力，得到村里干部和社员们的好评。而老瞒，也一直不动声色地继续关心我帮助我。先是推荐我接替他担任大队会计。一天晚上，社员大会后支书留下我谈了这个问题，让我考虑。当时大队会计在村里的地位很重要，人们普遍高看一眼，我心里很想当，就回家征求母亲的意见。由于母亲担心我记错了账承担不起，又担心一旦有个机会能出去工作时被拴住了走不开，就没有同意。后来支书说不想当会计当个保管吧，我就当了保管员。当时大队设有三个保管员，一个掌秤，负责粮油等各种实物入库出库的数量确认；一个掌印板，粮食堆放在场面或入库之后要盖上印记，印记动了就说明粮食被动过；一个记账，把粮油等实物出库入库的情况记到账本上。三个保管员都到场的情况下才能动用仓库的实物。我是负责记账的。当时保管员是兼职的，没有一个工分的补助，完全尽义务，但由于能显示出一定的地位和价值，大家都乐意干。
这一年春耕开始后，有个犁把式生病了，队干部让我试着去顶工。我从来没有犁过地，但小时候跟着犁把式在后面溜化肥、捡山药蛋都做过，地头休息的时候也扶着犁走几步玩耍过。就大胆地承揽下来。我向老农讨教知道了犁地有两个要点，一是墒口壕要直，二是翻过去的土要匀。做到这两点，眼要向前看，手要执稳犁。我按照老农教给的要领，赶着一副牛犋，三天犁了十几亩地，社员们在上地和收工的路上驻足观看，纷纷夸赞说：“双喜耕得好地！”大队就决定让我正式执掌一犋牛，成了村里最年轻的“犁把式”。到了秋收的季节，大片大片的莜麦熟了，田野里铺满了金色，收割莜麦成为工作量最大的任务。社员们在干部的带领下一字排开，一个跟着一个弓腰舞镰挥汗大干。我弯腰时间长了，腰疼得厉害跟不上趟，就笨鸟先飞，以时间换进度，午饭后大家都歇晌睡会儿觉，我不歇晌提前到地里割起来，社员们出工到地头时，我已豁着垅子（在连片的莜麦地里割出通道）割到半地或另一头。我不怕苦不怕累干啥像啥的表现，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评工分时给我评的“顶子工”（最高等级），县上和公社的下乡干部还经常表扬我。老瞒顺势而为，积极联系大队支书、主任推荐我入党。在他的努力和下乡干部的帮助下，1974年冬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过一年，我就是“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了！
也是在1974年冬天，在各方面的帮助下，我进城当了县委机关的通信员。老瞒进城办事，就顺便看看我。有时碰上大礼堂里放映电影，我就买了票留下他看电影。不知什么原因，有段时间我失眠得很厉害，经常晚上睡不着觉。老瞒知道后，打听到宁武县一个村里有位民间医生医术不错，就带着我坐火车到宁武去找到这位医生开了几服草药。后来慢慢失眠症缓解了。
1979年我调到忻县地区工作后，和老瞒的接触少了。每年过中秋节过春节回家，都要见一见。老瞒提出村里没有电，能否帮点忙？我找地区计委的领导软磨硬缠列入了计划，我们村在周边率先通了电，家家户户安上了电灯，加工米面用上了电磨。农村改革初期村子分成了两个核算单位，老瞒和村主任各领一个队，听说因为划分土地两个人产生了一点误会。他俩原来关系很好，我和他们也关系很好，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专门买了点酒菜回到村里，让母亲准备了一桌便饭，请他二人喝酒吃饭恢复旧情。
老瞒是个头脑灵活行动力很强的人。随着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展开，老瞒率先在当地离土经商，长途贩运过土豆、玉米，小本经营开过饭店，都干得如鱼得水，小有成就。1992年，我在五寨县工作的时候，有一天老瞒跑到办公室找我，说是通过五寨火车站往哪里发运土豆，交谈中流露出资金有点紧张。我理解他的难处，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和我说起这些的。我帮他安排了食宿，翻遍抽屉衣兜找出一千多块钱让他拿上。我知道这太少了不管用，但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一二百元，再多了也真拿不出来。那以后我又调到静乐县工作，又调到地区工作，和老瞒的联系渐渐少了些，听说他到朔州市朔城区街上开了饭店，挺火的。我为他高兴！1999年我从忻州调到了朔州工作，很快就找到老瞒的小饭店里，接上了头。他的饭店在火车站附近，门面不大，家常便饭，价廉实惠，回头客多。他和妻子做饭炒菜，端饭上菜，有时孩子们也会过来帮忙，很热闹很景气。我隔段时间想吃土饭了就跑过去解解饞。老瞒有空就过来陪我喝杯啤酒，有客人来了就出去应酬。他自称“高小姐”，意说大饭店里都有女服务员端茶倒水端菜上饭，他这里只有自己了。很多常客也知道他这个自封的雅号，我在他的饭店里常能听到有人高喊：“高小姐，上酒！”“高小姐，过来喝一杯！”老瞒是成功的，他靠着自己的聪明睿智和辛勤努力，全家从农村走进了城市，几个孩子都成家立业，日子红火。
2006年我从朔州调到省直机关工作，和老瞒的联系虽少了许多，但也经常打听着他的情况。听说老瞒又开了一段时间的饭店，就收拾摊子回归家庭陪侍老父亲去了。2021年7月的一天，我接到老瞒弟弟也是我要好的玩伴朋友高富国打来的电话，说老瞒生病了，你来看看他吧。我第二天就和妻子赶到朔州，去了老瞒的家里。只见老瞒坐在一个轮椅上，面容消瘦而眼神明亮，话语缓慢但低沉有力。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我俯着身子和他四目相望，互相说着些叙旧轻松的话题。他说也许过几天我还要到太原去再看看，到时咱俩好好说说话。我说你来时提前给我打电话，我给联系医院。我爱人也凑过去和老瞒说话，老瞒像往常一样开起了玩笑，指着我爱人说：“这是个孙悟空！”逗得大家都笑了。从老瞒家里出来的路上，富国对我说：癌症转移了，医生说不好治了。时过不久，老瞒走了！
老瞒作为一个神池县段笏咀村当年稀有的初中生，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一名村干部，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名弄潮儿，作为我童年的崇拜对象和一生的朋友，他是优秀的，成功的，值得怀念的，更是村里那一代人的骄傲！他参与村务公道正派，待人处事友善明理，聪慧睿智行事周全，紧跟时代上进努力，展示了最好的自己，活出了人生的精彩！
【作者简介】李高山，1957年生，山西省神池县人，曾经在中共五寨县委、静乐县委、忻州地委、朔州市委、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党校、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工作，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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