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学文先生开宗明义：“人们常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华夏文明看山西。”“山西与华夏文明的关系是怎样的？”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中国古文化的发展演变有一条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的文化联结带，这一文化联结带就在今山西沿汾河流域北上，再返回至晋南的区域中。他认为，“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
杜学文先生以一本书二十多万字的篇幅论证了山西的“何以直根”。
每个民族都有“寻根”情结。自美国黑人作家埃力克斯·哈利的名著《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我国的翻译出版，一股寻根之热成为几十年来的不竭话题。闯关东、走西口、大槐树，建祠堂修家谱，我从哪里来？又走向何归宿？寻寻觅觅，上穷碧落下黄泉，众里寻他千百度，望尽天涯路。
根深才能叶茂。那些曾深扎于地下的根株，为了伸展大地与天空的枝干花叶常葆旺盛的生机，默默潜植于黄土层下，千万年来，不论遭遇何种阻遏，都拼力伸出自己的触须，哪怕是青岩挡道，石梁崩摧，千回万绕，曲扭攀缘，也顽强地、不停从地层深处，吮吸营养，源源地、无保留地输入躯干，以保证生命的新鲜与活力。没有根的枝干难道能够有绚丽的花朵么？
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曾经看到过的画面。我已经不记得畫家的名字。画面上是一株枝繁叶茂的树，及它盘曲错节的根。画家把深埋地层的根须也全部裸露出来，只用一根线条，表示了地层上下的空间关系。画面看上去，根须犹如枝叶在水中的倒影。于是，根须与枝叶的对应关系，就十分强烈地展示于我们面前。画家把这幅画，匠心独用地题名为《血脉》。蓦然间，本来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升华到了理念的层面。它可是蕴涵着“中华血脉”的传承关系？
我想到，“根深叶茂”的因果关系；我想到，“叶落归根”的归属感；我还想到，作家管桦那副《咏竹》的题联：“根扎大地，渴饮甘泉，未出土时便有节；枝横云梦，叶拍苍天，及凌云处尚虚心。”
中华好大一棵树！正是中华文明的“母亲乳汁”，生生不息地哺育了华夏五十六个民族的炎黄儿女。
一个时期以来，“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成为时代的主题词主旋律。一时间人云亦云众说纷纭，探究中华文明的渊源，成为文人学者趋之若鹜的时代显学。
十年前，我读到徐江伟先生的《血色曙光——华夏文明与汉字的起源》。此书从语言学的考证入手，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以及当代分子遗传学的科研成果，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了对上古人物及古代传说中各种谜团的新诠释，开启了审视华夏文明起源的新视角：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尽管三皇五帝在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变幻不定。但不管怎么说，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舜禹，我们中华民族视作理所当然的祖先，成为我们炎黄子孙顶礼膜拜的鼻祖。突然却听闻异样声音：我们炎黄子孙祭拜了几千年的黄帝不说汉语，也不是汉民族；夏商周秦的创建者们也都不说单音节的汉语，而是说多音节的阿尔泰语；唐朝也并不是汉民族建立的王朝，我们引以为豪的唐太宗也不说汉语……我无法全部读懂书中关于阿尔泰语与古汉语中的对应关系，但我直觉，语言是比文字更为准确的考古依据。仓颉可以造字，但不可以“创音”，语音是很难由一个人来创造的。帝王可以为自己造字，但从他不懂事时就必须学习语言。……徐江伟先生别开生面独辟蹊径，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揭示了解读华夏文明的一个新视角。
这两年，我又陆陆续续读了李琳之先生解读中华古代文明的《中华祖根》《祖先，祖先》，及此后衍生出的“上古中国时代系列”三部曲：《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年-前2300年华夏大地社会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年-前1800年华夏大地社会场景》《早中国时代——公元前1800年-前1046年华夏大地社会场景》（出版时根据出版社的建议改名为《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李琳之先生以五部巨著近二百万字的篇幅来解读上古中华文明史的生成、演进、发展、传播的经过。
近来还读到李硕先生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论证了：“周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这不仅是朝代的更迭，也是一种文明的交替，自此，礼乐文化、宗亲文化，代替了巫鬼文化、祭祀文化，周文明与商文明有很大的不同。”等等。
我还读到更为奇异的研究视角，董并生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林鹏先生为其序言 ：《“文明”的唯一性》。为了论证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的唯一文明，提出“古希腊文明虚构论”，旁门佐证，“从源头上系统地揭穿了‘西方文化的假面，揭示出‘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学者们虚构‘古希腊文明过程的大致轮廓，揭露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甚至还提出，“欧洲近代‘文明来源于中国，无论是西方的‘科学，还是‘哲学，‘艺术，其源头都在中国。”认为此书“彻底解构三百年来的‘欧洲中心论，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并更进一步提出：“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全世界二十六种‘文明的生灭，提出了‘中华文明救世论，近年有人据此提出‘中国文明的独一性。”
正是在这一鱼龙混杂的“寻根”大背景下，我读到了杜学文先生的《何以直根》，翻开即放不下，有了浓厚的拨乱反正辨伪求真的兴趣。
杜学文先生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在书中这样论述地球上的四大文明：
华夏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形态之一。所谓的四大文明就包括华夏文明。在距今大约6000年的时期，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基本就是今天伊拉克一带，出现了文明形态。按照一般的研究认为，这是人类最早出现的文明，它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稍后在非洲东北部沿尼罗河一带出现了古埃及文明。距今大约4500年的时候，在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文明形态，人们认为这是古印度文明。与此相应，在更东的东方，沿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的流域，也出现了华夏文明。由于学者依据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考古发现不同，所说也不尽一致，各有出入，比如有很多人就认为古埃及文明是最早出现的文明形态等等。这四大文明形态是人类创造的最古老的文明形态，对人类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如主要是沿大河形成，均在北半球温带亚热带地区，多以农耕为主等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除华夏文明外，其他三大古文明都陆续中断了。
杜学文先生在《何以直根》中还论述了“中华文明”与“华夏文明”的关系：
很多情况下，人们常混同二者，认为华夏文明与中华文明是一回事，只是叫法不同而已。从某种意义来看，这种观点也基本是可以的。但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说，二者是有区别的。中华文明是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文化形态。或者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中华大地上由中华民族创造的以华夏文明为主体，包含了华夏文明等诸多文明形式的文明形态。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在华夏文明形成之后，由于其文明程度较高，所在地生产力发展较快，对其他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周边的人民逐渐认同华夏文化及其生产生活方式，被华夏族群同化，成为华夏的组成部分。
华夏文明是一种取长补短兼蓄并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融合发展的文明结晶。
杜学文秉持一个学者的严谨态度，从“文明生成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统一”；“太行山与二级阶梯地貌对文明形成的意义”；“黄土地的恩赐”；“农业的出现和丰富的物产”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梳理、论证了文明形态形成的条件和原因。
杜学文的行文论证风格，没有学霸的强词夺理，也没有权威的唯我独尊，行文中时有“可能”“有一种说法”“从考古学的层面来看”“但是也有人认为”等口吻，把各种异议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一并呈现，有根有据娓娓道来，充满着与人探讨商榷的诚意。使他的著述有著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杜学文引经据典，在对华夏文明产生的平静阐述中，不时有智慧的真知灼见，对读者产生启迪作用。
杜学文这样追溯着一个古老民族文明的起源：
实际上山西就是最早的华夏之地。我们所说的“华”，是指华族。如果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是指华胥氏族群。这一族群大约从今天的西北地区不断迁徙，终于在山西的汾河流域中南部驻留发展。当然也有认为华胥氏族群的原生地就是山西，在今天的阳城县析城山一带。他们从这里迁徙发展，至西北天水等地，又继续迁徙，其中也有一部分返回了包括晋南在内的中原地区。从考古学的层面来看，人们在山西等地发现了大量的绘有抽象花卉图案的彩陶，认为制作这种彩陶的人崇拜花，是以花为图腾的族群。“花”“华”通用，他们就是最早的“华人”。在今天山西西南部，陕西中东部一带都有以“华”为名的地方，如山西有华水、华谷等，而陕西有华山、华阴、华县等。有学者王克林先生认为，还曾有一个被称为“华国”的古国。总之，早期的“华人”应该是生活在黄河沿岸山西西南以及与陕西、河南交界的三角地区。而夏人则属夏后氏族群，他们有可能也是从西北地区迁徙至今晋南地区，并在这一带驻留生活。大禹就是其标志性人物。但是也有人认为所谓的“华人”“夏人”本来就是同一族群的人，只是称呼不同。在中国古文字中“华”“夏”同义，所谓华则夏也，夏则华也。
杜学文先生文中提到“华胥氏族群”。关于“古华胥国”的故址，有陕西说，山东说，山西说，甚至浙江说多种。我并无意去考察华胥国的“故居”？我是对“古华胥国”产生了诸多联想。为什么自老子始，历代圣哲先贤们的心目中，“华胥国”是一个理想向往的国度。
华胥国是中国上古时代城邦国家，三皇时代的部落中心即华胥国，华胥的姓氏为风。华胥国属前仰韶-大地湾文化时期，留有前仰韶-大地湾文化遗址，是中国传说时代的一个氏族部落，距今约8000—5000年。据《竹书纪年前编》：“太昊庖羲氏，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小渊曰渚），踩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相传隧人氏时代，一位名华胥的妙龄少女，居住在弱水南麓的蓝田县境内。一日，发现一行巨型脚印，踏之，便有了身孕，在成纪生下伏羲、女娲。今陕西省西安市东约20公里的蓝田县华胥镇，有一块记载三皇功绩的碑石，其中一块碑石上，中间有华胥国三个大字，左边有“伏羲肇娠”，右边有“黄帝梦游”的字样。
《列子·黄帝篇 》记载：“（黄帝）昼寝（白日梦）而梦游于华胥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惜。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摘无痛痒。乘空入履实，寝虚若处林。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用各种方式构想自己的未来，在传说的华胥国中，没有统治和被统治之分，人民没有超出必需的欲望，也淡然面对生死。对人对物，一以待之，毫不偏废。既不爱惜什么，也不畏惧什么。一切都顺其自然。这个理想国是天下为公无有尊卑等级的大同世界。
在《列子·黄帝篇》中的华胥古国，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在《庄子》里是“至德之世”；在陶渊明笔下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在《无能子》里是“无夺害之心，无瘗藏之事”的太古之世。是人们向往中的理想国。
黄帝醒来，醍醐灌顶幡然悟道：“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此时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是黄帝以华胥国之模式治理十八年，国家大治。
在混沌鸿蒙的母系氏族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自然、淳朴、和谐成为文明时代提倡清静无为、返璞归真、小国寡民的道家的社会理想，于是便有了理想中的华胥国的社会模式。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向来是“不患贫，患不均”，端铁饭碗吃大锅饭，你好我好皆大欢喜。削有余补不足，一视同仁平均主义。
我们为华夏文明溯源，不是为了钻古纸堆以自娱自乐自得其所，而是古为今用借古鉴今不忘初心，寻求今天我们应该吸纳的华夏文明的最佳制度设计和生活方式。
杜学文在《从华夏到中华文明的演进》第五章第十节“文明的演进与中华文明品格的确立”中，在讨论了华夏文明向中华文明的演进之后，也讨论了以华夏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杜学文先生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华文明是一种以道为基点，以人为本位的文明。以道为基点，就是说思考一切问题，要从道出发。什么是道？道就是宇宙万物按照自身要求形成与运行的法则。道是体现了宇宙自然存在运行的自然而然的现象。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宇宙万物却在自己的运行中体现了道。人并不是独立的、绝对的，而是宇宙万物之一种，所以人也必须遵循天道，才能体现人道。中华文明体现出来的是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首先要从道出发。但是从道出发并不是为道而道，而是使人能更好地遵循天道，体现人道，按照道所体现出来的规律性决定人的行为。人是这一切的目的，根本，这就是人道。所以中华文明既不割裂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又肯定其间的差异，强调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与目的性，使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其次，中华文明是一种强调事物之间相互联系作用的充满辩证智慧的文明。任何一种事物都不是简单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人的思维方式已不再是简单的单向思维，而是具有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的思维，是一种关于天、地、人、物相互关联的有机综合形态，这种在事物相互联系作用中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体现事物存在的整体性、联系性的更高级的方法。它看到了事物相互联系作用之后产生的变化，以及人所应该采取的应对之策。
再次，中华文明是一种洋溢着开放与包容精神的文明。它不排斥其他文化，能够以正常的、客观的心态来对待异质文化 ，使其能够相对平和地与自身文化接触、融合。由于包容，它对其他文化不采取极端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尊重、审慎的态度来容纳其他文化。这使中华文明能够接受吸纳自己所没有的文化因子，并转化为自身发展进步的动力。
第四，中华文明是一种坚守中道不走极端的文明。“中”是通达天地之人的所在，也就是人要找到能够沟通天地人的大地之点。这个点被人们称为“地中”。要考虑事物的方方面面，找到能够代表不同利益的结合点。在中华文化中，此与彼、黑与白、是与非、对与错都不是绝对的，而是视具体条件的变化决定的。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有事物转化的过渡地带。不走极端，固守中道，考虑不同处境、不同利益的诉求，才能更好地体现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趋势，抓住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带动影响更多方面。
第五，中华文明是一种极富想象力与重视内心体验之审美理想的文明。美的形成主要不是得到物质利益，而是一种符合价值需求的内心感受。中华文化尊重人的权利、利益，更强调人们心灵世界的满足，而不是对物质利益的获取。
第六，中华文明是一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明。孔子在 《易传》 的《象传》中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之人，也就是那些道德高尚有担当有使命追求的人，要自我奋发，不断强大自己，并以此作为一生的追求。君子之人就要使自己的德性更加饱满丰厚，以承载涵育万事万物，使之能够受到道泽德润。
杜学文先生从中华文明传统中提升出来的精华，正是塑造我们民族品格的金玉良言。
李琳之在《答央视〈华夏之源〉执行总导演袁静女士的几个问题》中，对追溯中华文明的意图有着精辟的见解：“探讨华夏文明之源，是我们不忘初心的需要；是我们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重新树立我们民族精神信仰的需要。”
我想，这大概也是杜学文先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撰写《何以直根》的良苦用心。
【作者简介】陈为人，祖籍上海，太原为第二故乡。出版作品有《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马烽无剌——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最是文人不自由——周宗奇叛逆性格寫真》《山西文坛的十张脸谱》《兼爱者——墨子传》《特立独行话赵瑜》《柳宗元传》《冯霞是谁》《撇捺人生王秀春》等人物传记，《走马黄河之河图晋书》《摆脱不掉的争议——七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台前幕后》《太行山记忆之石库天书》《中国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反思》《弦断有谁听——世界文豪自杀档案》《红星照耀文坛——苏维埃八位文化人的命运》《地标的文明足迹——西欧行》《话说红颜》《歪批诸子》等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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