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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天福,从稷山走出去的巴尔思御史

时间:2023/11/9 作者: 山西文学 热度: 15275
岳岳姚公,百锻之刚。疾风震霆,烈日严霜。

  上壮其勇,锡名曰虎。赏视魏征,怒出少府。

  虽或其人,不皆为公。贫廉薄敦,凛其下风。

  稷山之城,善复其神。莙蒿上升,肃瞻伟人……

  ——虞集 《姚天福神道碑》

  姚天福一身元代紫罗袍,头戴乌纱帽,脚蹬黑皮靴,向我走来时,我怔在桌椅间,这样的风姿,这样的气势,这样的官员,我竟然不熟悉。

  鼓板响起,我才意识到,这原来是一场戏梦人生。姚天福,此刻是别人扮演的元代官员,戏里戏外,是一份虚拟的人生。

  舞台上的姚天福,不畏强权,对草菅人命的大名府太守小甘浦出手了,捕拿其归案,可朝堂上的官员们各怀鬼胎,保甘浦与杀甘浦,两派斗争激烈。元帝忽必烈喜欢小甘浦,下旨释放,终于酿成大祸,受冤百姓血溅圣旨,姚天福心中愤懑,祭起正义之剑,再次锁拿小甘浦,并上朝堂与忽必烈据理力争,终至小甘浦斩首,姚天福获“清官”之名。

  蒲剧的板腔,如悲声,声声绕耳,百姓之難,之痛,令今人时有共鸣。

  那部戏,名为《铁面御史姚天福》。

  1

  姚天福,竟然不是虚构。

  史有其人,出自稷山。

  姚天福查处大名府太守小甘浦也是真事,就在他任职监察御史时。

  姚天福之所以能到朝堂上力争,是因忽必烈对他很器重,这份器重,起因是姚天福曾上疏弹劾宰相阿合马。

  阿合马何许人呀?

  这位元代有名的权臣,色目人(元代把人分成四: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祖籍费纳喀忒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早年是忽必烈察必皇后的陪嫁奴隶,长期受忽必烈信任,甚是得宠,此人任职宰相,是很好的理财能手,动动手能使国库充盈,这样的人,可想而知在忽必烈心中的地位,但此人也狡诈残暴,卖官鬻爵,党同伐异,冤死人无数,可谓是民怨沸腾。

  面对这样的有恃无恐,姚天福决计弹劾阿合马。不论是阿合马的权力,还是忽必烈的偏宠,都是致命的,他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他穿好朝衣,手持笏板,从容站下,对忽必烈上奏阿合马24条罪状。其实谁也不知这样的对抗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好在,忽必烈这位人称元世祖的皇帝,懂得改朝换代之初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并未为难姚天福,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今后凡违法纪者,宜击之勿纵”,便再无下文。忽必烈没有追究阿合马,却又赐予了姚天福“巴尔思”之名。

  巴尔思,蒙语本意是“老虎”,也就是期望姚天福如老虎一样,能震慑朝堂。

  之后,姚天福不辜负忽必烈的期望,查处小甘浦,查办大宁路宣慰使阿老凡丁,几件大案下来,在朝堂中越来越位高权重。

  可阿合马辜负了忽必烈留下的机会,继续为非作歹,并几番打压姚天福。姚天福虽为御史,却未扳倒阿合马。但多行不义必自毙,至元十九年(1272),阿合马被一个叫王著的千户用铜锤击杀,死后,忽必烈才知其全部恶行,下旨掘其墓开其棺,任狗食其肉。

  而姚天福于大德六年(1302)病逝于大都任上,归葬稷山。

  之所以最后魂归稷山,只因他是稷山南阳人。

  姚家祖上相当显赫,始祖虞舜,亦名姚重华。姚家后代在夏商时比较沉默,到周代,周武王找到了一个名为遏父的管理陶器制作的后人,封其到陈地(河南淮阳),陈国在遏父手里成了周朝十二大封国之一。遏父后代妫完避追杀到了齐国,改称田氏,传至田和时,田氏代齐,成为与三晋分家齐名的春秋大事件。汉高祖时,田氏迁到陕西,在汉朝居官,传至69代姚平时,朝廷纷争,亦为保全舜之血脉,举家迁隐至吴兴郡(今浙江吴兴县),改回原来的姚姓,所以后来就被定名为吴兴姚氏。吴兴姚氏于南北朝时振作起来,隋唐时达到兴盛,豪杰辈出,也有名卿贤相,尤其大唐宰相姚崇更是世人周知,被誉为“臣野第一名门望族”。

  历史中的姚天福,有血有肉,澹澹有威名。

  这样一个人,却由于我对元史的不通达,而“沉寂”着。知道姚崇的人多之又多,知道后人姚天福的却极少,这是实情,却不能宽慰自己的孤陋寡闻。想起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寻找姚天福的心理冲动驱使我踏上去稷山的高铁。

  2

  稷山无高铁,需要在侯马西落地,朋友杨继红来接我,我们认识已N多年,如果不是姚天福的牵引,或许还不能在相隔多年后再见。

  知我来意,稷山人七嘴八舌谈起稷山之景、稷山之人文。

  心里一一记下。

  寻找的路标一一排定。

  3

  稷山有玉壁城。

  土墙残垣,断断续续地叠落在高坡上,一条公路横穿其间。

  黄土,与寻常散落的黄土没有两样,只是风雨驳蚀了它最初的模样,我们只能看到倾颓的黄土撒豆成兵般一一高耸。

  高耸,是因为驱车而来时,我们是从河谷底往上走,自然是仰望的姿态。

  河,是汾河,汾河过稷山,只是短暂停留,前方是万荣后土祠,汾河要在那里跳进黄河。

  走过“玉壁城”文物保护碑,便可看到全景了。

  走近了,能看到黄土上的夯土痕迹,有了这痕迹,它便与寻常黄土区分开来,有了身份,这是经过先人们劳动汗水泪水浇筑的建筑遗迹,上面附着历史的无言述说。

  夯土的遗迹,在凉风中指向了1484年前。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样朗朗上口的《敕勒歌》,我们谁不会背呢?它是我们的少儿启蒙,早已融入我们的诗骨里。

  可我们不知道它和稷山的关系,必须经历过世事颠簸和诸多寻觅,才能体察到万物关联。

  北魏那个拓跋人建立的王朝,终于在公元534年土崩瓦解,分为东魏西魏。

  站在玉壁城上,向下望去,也能了解西魏为何在此建城。我们的来路上,汾河在流淌,成为一条天然屏障,其他三面竟然都是壕沟(稷山人称之为圈背椅地形),天降的好地势啊,建起城池,自然易守难攻。

  那时,东魏政权长期为高欢把持,建都邺,西魏政权为宇文泰把持,建都长安,虽然这两个政权不久就更迭为北齐和北周,但玉壁城建起时,还在东西拉锯。两魏因粮食发生战役,宇文泰竟然以1万兵士对阵高欢20万大军,还获得了胜利,高欢率数骑逃脱,宇文泰乘胜占领了河东三角地,这样稷山一带成了西魏前沿阵地。

  王思政,原先是跟随魏孝武帝元修的,是元修的幕僚,不愿意做高欢的傀儡,就建议元修到关中来投奔宇文泰。虽然后来宇文泰毒杀了元修,但王思政的表现却得宇文泰赏识,委以重任。到537年时,王思政任东道行台(行台,魏晋始有,是出征时随其所驻之地设立的代表中央的政务机构,自成行政系统,由此可知权限很大,东道行台,约莫可知,负责西魏东边一切行政事务)。

  王思政有战略眼光,知道稷山一带前沿地位之重要,将来也是对峙要地,必须有战备措施,经请示后,亲自规划,选择有利地势开始建造玉壁城。玉壁城建好,王思政还把行台治所迁到城里,之后,王思政被加封为都督晋并三州诸军事、并州刺史。

  西魏有了玉壁城,就是加固了西魏的防御,为西魏争取到了几年的休养生息,一度安然。

  可毕竟高欢雄心勃勃,东魏实力也摆在那里,不容西魏壮大。东魏若想打过长安去,必须攻破西魏边界玉壁城,于是攻防战拉开。

  公元542年,高欢率军攻打玉壁,时值初冬,天寒地冻,东魏军士远征,饥寒交加,死伤无数,高欢强攻九个月,未果,只得撤兵。

  546年10月,高欢再征玉壁,此前两个月,王思政已由并州刺史转任荆州刺史,推荐韦孝宽接任,韦孝宽率军进玉壁,兼摄汾州,授大都督。

  韦孝宽按王思政方针,坚守不出,反正玉壁城易守难攻。寻常套路不顶用,高欢命人在城南堆土,土高过城墙就可以打进去了,谁知总也高不过,又在城下挖地道,被西魏兵士识破,上攻下攻都不行,高欢就启用攻城车、挖壕沟等办法,韦孝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软硬不吃,连侄儿被抓了威胁都不投降,高欢苦战两月,将士伤亡过半,只好班师回东魏。

  高欢虽回了鄴城,却因此战忧愤成疾,一病不起。面对动荡的军心,高欢命手下斛律金作《敕勒歌》,据史载,传唱者皆“哀感流涕”。

  《敕勒歌》作成一个月后,52岁的高欢撒手西去,与世长辞。

  西魏从此国力大盛,宇文家族建立北周,灭了取代东魏的北齐,杨坚又在北周基础上建立隋朝,南北朝的分裂局面结束了,中国在秦汉大一统之后再次迎来了一统局面。

  在这样的历史序列里,玉壁城是见证者和催命符,它让一代枭雄高欢陨落,它把东西对峙演绎成《敕勒歌》这样的一个王朝最后的挽歌,玉壁城成了高欢心中的一堵高墙。汾河绾着玉壁,把战争的零落创伤写成了兴亡之殇。

  杨继红说,不远处还有万人坑,当时有东魏将士的白骨堆积在土崖中,今人时能拣到白骨和箭镞。

  真的站在万人坑的高地上,向下看,依稀能看到白骨在太阳下泛出白光。终究,骨不溶于土,肉身分离,骨殖却超越了时间,留下了证据。

  风吹来,吹散历史之雾。

  战争,从来就是以伤亡和尸骨做交换的,而既得利益者最终也要归于尘土。

  姚天福魂归南阳,他是不是知晓故乡的战事,才那么去为民请命、为民与强权作斗争的?

  4

  稷山城中有稷王庙。

  稷王庙就在闹市中。

  对啊,教民稼穑的农神,自然就是有烟火气的,在闹市中与民同乐,看到炊烟升起,红尘中便充斥了吃饱喝足的快乐,这不就是稷王的初心吗?

  稷王庙不算太古老,算来,从隆庆元年(1567)到现在,也就455年,其间,还经历了战火与兵燹,倒下又站起,建筑的留存,不仅保存民间祭祀,也保存了农耕文明的夕阳晚照。

  年轻的只是砖木垒砌的物质形式,可稷王古老啊。

  《史记·五帝本纪》:弃主稷,百谷时茂。

  《史记》还写,帝喾与姜嫄生弃,与简狄生契(商始祖),与陈锋氏生尧,与常仪生挚。多么辉煌的一个父亲,不过,上古史是一笔乱账,无法追究。

  稷山有志载,稷便生于稷山,儿时能种麻、菽。尧听说其善于种植,就把他封为农官。

  说来,稷是掌握了种植技艺的人。一技在身走天下,古往今来,莫不如是。或许稷山旁边的稷王山就有稷逡巡的身影,他能把涝洼之地当好地用,能把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变成旱能灌涝能耕的土地,还能永保墒情,他还能让田里不长杂草、田野吹遍清风、谷物茎秆坚挺、庄稼穗大而坚实匀称、果实籽粒饱满而皮薄、粮食有油性吃着有咬劲……这说明稷不但解决了种植问题,而且解决了水利问题,还解决了土壤和自然环境问题,是一种综合治理的成效。

  中国自万年前迈入农耕文明,一直到工业社会的碾压式到来。

  传说中,稷有三代,第一代是弃,即人们所说的后稷,第二代叫公刘,后稷的六世孙,第三代叫古公亶父,是后稷的第十三世孙,周朝的先祖。是后稷这样的序列,以及同类的人在前赴后继延续农耕文明的种子,延续这个族群,直到挺立成华夏文明。

  是该成神,安享祭祀啊。

  后稷后人到了陕西,建立周朝,后来灭了商,但有时候想想,上古时代挺有意思的,稷与商的先祖契本为兄弟,都来自东夷集团啊。今年夏天到日照采风,便为那样一个“日光初照”的地方而震撼,五帝时期大约相当于考古中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遍及全国。若往上追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真是宏大而又精微。

  稷王庙,始建于元朝。

  清道光二十三年,知县李景椿重建。

  如今可以进庙去祭拜一番了。

  “稷王庙”三个字的金色牌匾,立于献殿顶端,题写者是姚奠中。

  踏山门而入,正殿和两边的钟鼓楼合成一幅画,背景是蓝天白云,映衬得红墙绿瓦愈加庄重。

  阑额间的蒙尘雕花像古代工匠们尘世里的笑容,脚下的台阶上,雕上了盘曲的龙。因为是稷王吧,便可以雕龙驭龙,廊柱上的龙盘旋向上,爪间祥云错落,细腻地飞扬跋扈。

  正殿里,后稷安坐,把所有的功绩和不足都化作了淡定。

  稷王庙里的木雕,以刀和木的此消彼长为见证,留下了艺术瑰宝。

  稷王何时成了稷王呢?

  遍查未见,或许这只是一个民间的美好希冀。

  从龙柱间走出的时候,不由回眸,后稷的目光是朝向千年后的稷山吗?稷山枣,稷山饼,稷山麻花,稷山花馍……稷山人依然有农事底色,以食为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口腹之欲却也是盛世本色。

  稷王庙初建在元朝,与姚天福同时。

  姚天福知不知稷王庙,我们无从猜测,但姚天福知道后稷是肯定的,不然也不会在那样的时代,以汉官之身份,向蒙古强权和人种等级发出挑战。

  物质可灭,精神不灭啊。

  5

  稷山有砖雕墓。

  离开日久,砖雕墓里那个半掩门扉、梳斜髻的妇人就越让人记忆深刻,朱红大门半启,她探出头来,张望什么呢?

  考古人早把答案告诉我们了,那妇人的对面是戏楼,上有杂剧演员在表演,引戏、装旦、副净、副末、末泥,行当齐全而分明,还有乐队,大鼓、腰鼓、拍板、篥、笛等乐器,清晰可辨。

  这样精美的雕刻,是把生活从地上搬到了地下,人死魂在,依然要看戏,演员自演,乐队自奏,弦乐不断,笛声悠扬,却再无战乱,多好的世界啊,余间绕梁千年。

  我们看不到的世界,是存在的,只有那个半掩门扉的妇人,见到了两个世界的影影幢幢,只是我们不知她在想什么。

  这样的地下繁盛,才是姚天福追求的盛世安乐,笛篥自奏,田园有戏,如此,才值得姚天福赌上生命和毕生所学去追求。

  只是任重道远罢了。

  6

  稷山有青龙寺。

  从砖雕墓的阴飒飒中走出来,阳光便像一双佛手温暖地拂过来,闭上眼,享受一下,深吸几口空气,伸出双手把阳光搂过来。

  再睁眼时,看到的就是青龙寺。

  据寺内石碑记载,青龙寺修建于唐高宗年间。

  在门口与铜狮打个招呼,便可步入寺内。

  差不多的建筑,红墙灰脊掩映于枣林的枝丫间,寺内松柏安静。初时我并不在意,直到我看到壁画,意绪瞬间越过了惊讶,跳达惊叹。

  中间的殿宇,他们叫腰殿,其实是接引殿,殿中有阿弥陀佛塑像,殿脊檩间有“时大元国至元二十六年中秋”字样。至元二十六年(1289),竟然与姚天福同时代。

  腰殿里所绘为水陆画。北极紫薇大帝、南极天皇大帝、善惠地登光地极善地菩萨、九天众、二十八星宿、后土圣母、玉仙圣母、五岳帝君、真武大帝、河神水神火神药神林神土神风神电神雷神……纷纷而来。大日如来,卢舍那和阿弥陀佛,再两边还有弥勒佛和地藏菩萨,还有梵天圣众以及明天、城隍等神。除神之外,依稀还可看出苏武、关羽、花木兰、唐太宗、狄仁杰等人间神,还有地狱。

  天堂、人间、地狱,在此汇集,佛界、仙界、人界、鬼界,在此显示,成了仙的、入了凡的、有功名的、有声名的,红尘声色都以画的形式凝固在墙上。

  那是一个墙壁上的王国,在这个王国内,自己是自己的主宰,而游客只是看客,人生如逆旅,谁又不是看客?甚至是匆匆一过客。

  世间事都是虚妄的,此刻的眼之所见,也不过是幻象,去去来来,不争不抢不着相,或许是修行的暗示,而世人难悟。

  这个水陆画,是国内最古老的遗存。

  后殿为三圣殿,塑像已无,唯有壁画留存。

  工作人员制止了我欲拍照的冲动,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面对古代壁画时的常规操作,壁画之精美一时让我忘记。

  后殿内东墙绘有佛祖说法图。佛结跏趺坐,手作施无畏印,阿难和迦叶侍立两旁,正听佛祖说法。佛两侧有文殊、普贤菩萨,菩萨两侧还有帝释天、梵王天、护法金刚、众飞天以及信众。西墙有弥勒佛和二胁侍菩萨,弥勒佛踏在莲台之上,结说法印,菩萨持经卷,跏趺坐。佛像顶上有迦楼罗一对,人首鸟身,鸟羽伸展,手持莲花,自天而降。两侧还有国王皈依图。

  殿内壁画之佛意瞬间让人安详,仿佛祥云在流动,迦楼罗在歌唱,佛在说法,天地安静下来,红尘俗事退据成寺外飞扬的枣树叶,婆娑着,婆娑成娑婆胜境。

  壁画之神,我们不可解,但壁画之美是可以看得见的,不论是吴带当风,还是曹衣出水,此间皆有表现,端的是古朴典雅,满目神光。

  是的,就在这运城地界内,还有永乐宫壁画,都在元代,细究起来,比永乐宫还要早上几十年。

  慢慢走来,青龙寺竟有“姚天福神道碑”一通,真是惊喜,这才是我要寻找的吧。

  这通高达5.16米的石碑,本该在稷山路村庄姚天福祖茔的(元代时这个村还是一片荒地,跟南阳不远,姚家祖坟选在这里,所以也有史书说归葬南阳),破四旧时被铲平,只留了这块碑,1970年,人们把碑移入青龙寺,12年前,文物部门追回了姚天福墓地被盗的石人石马石羊,就都放置在寺里了。

  碑文为虞集撰写。

  元统元年,元惠宗命虞集为姚天福树神道碑以兹纪念。

  碑文共5023个字,书写了姚天福平生功绩,其官威直逼汉之汲黯、宋之包拯(元史如此评价)。

  虞集为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经筵官,这道石碑竟然是虞集行楷书的代表作。

  我们所知事迹竟多来自此处。

  姚天福事,虞集文及书法,这通石碑不愧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为我们留存了文化、艺术和历史三重价值。

  青龙寺与玉壁城之间,可划一条对角线,线上汾水纵流,流淌着烟雾般的历史诱惑。

  7

  魂归南阳,便驱车去南阳村吧。

  可是在村中游荡,却遍寻无果,村人皆知姚奠中,无人可识姚天福了。

  连传说都没有了,一代老虎御史,泯然于众人矣。

  8

  世說姚父避居雁门,雁门哪里呢?

  我以为将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求证,没想到很快我便从大同到怀仁,落脚怀仁寻找金沙滩时,得知姚天福生于怀仁。

  世间事便是如此吧,凝视的东西,都会来眼前集聚,我们亦可称之为妙缘,也或者是姚天福神识有知,指引我到此处。

  当宋旭将一本《怀仁文史》递予我的时候,我眉开眼笑。

  唐代姚崇之后有姚伯禄,金代时曾在绛州做官,就把家安在了稷山。时值金末,我们都知道,天下大乱,宋金辽最后都被元的铁蹄踏平。战乱中的稷山,肯定不太平,姚父名为姚居实,只身逃出,来到怀仁,这时的怀仁已被蒙军占领,反倒是安全的。姚居实投奔父亲的好友进士赵泰,姚居实与赵泰女在相处中情投意合,结为连理,不久就生下了天福,也就是说,姚天福虽算稷山人,却出生于怀仁。

  姚天福得赵泰教导,聪慧敏捷,“公之见识所为,从小异于常人”(出自“姚天福神道碑”),因才颖出众,在怀仁街巷也小有名气,遂被荐为县吏。

  姚天福能被忽必烈注意,竟是始自于葡萄酒。

  忽必烈还未即位时,曾驻守白登(大同附近),怀仁知县携葡萄酒进献,姚天福当时随行,忽必烈见姚天福生得伟岸,对答如流,颇有见地,不禁奇道:小小怀仁竟有此人才。

  随后姚天福就跟在忽必烈身边,任宿卫(值宿宫禁,担任警卫)。忽必烈即位后,命姚天福归乡,任怀仁县丞。后来,元丞相塔察尔在代州见到姚天福,知其有济世之才,便选其任御史。姚天福45岁时,被忽必烈擢升为监察御史,开启他不畏强权、为民请命的一生。

  可怀仁的街头巷尾,却没有姚天福一丝踪迹,遍寻不见,老虎御史退缩于书籍中。

  9

  皇天不负,我补齐了姚天福的一生。

  就在稷山的稼穑间,就在怀仁苍凉的粗粝的城廓内,流荡着姚天福的事迹,尽管已不能相见,但不妨碍我把他讲出来,讲给你听。

  在我们漫长的历史中,从未断过姚天福这样的人,他们“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这样的信念做成一门学问,也生成血液在历史长河中流动,朝代更迭只是背景,这股浩荡之气以林下风的姿态,一代代注入血脉,我们这个民族才这样蓬勃虬劲,纵使风雷交加,我们也不会覆灭和断流。

  10

  舞台上,正演晋剧《巴尔思御史》。

  这是姚天福与阿合马的对决。

  廉与贪,能与德,飞翔与坠落,自私与公正,金钱与欲望,构成黑与白的反差,服饰可以随朝代更换,而人性与现实是永久的,就在这世间游荡,由此谁能说历史剧就不是现实剧呢?

  曲终人散,我们无法讲清爱与恨,我们无法准确批判或试图改变什么,但我们能从自己做起,开始修身啊。

  满目稷山,玉壁城,青龙寺,稷王庙,南阳村,各有各的风情,却在寻找姚天福的路途中,为使清醒,皆作清风句。

  暗香飘尽,英雄何处。

  【作者简介】 王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映像》副主编。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几百万字。著有长篇纪实《天地间一场大戏》以及散文集《沉吟》《關城怀古》《拈花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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