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小学毕业，在等待初中录取通知书的暑假里，参加生产队劳动。某日上午，在我读小学的那有着古堡式校门的学校附近锄谷，休息时，和社员们到学校喝水。学校放假后，有一本村老师看门。众人进去时，老师正在整理旧书报，准备卖废纸。我见那里边有许多杂志，便一边帮老师整理一边翻着看，看着看着入了迷，别人都走了，我也未觉。老师说：知道你爱看书，你要喜欢，就挑几本拿去看吧。我没敢多挑，拿了十来本《火花》和《云冈文艺》，就从那十来本杂志上，我“认识”了焦祖尧：那十来本杂志上他的作品最多。读着他的作品，我想象，他是个戴着安全帽的年轻矿工，因为他的作品大多是写煤矿工人的。
以后，我看过他的长篇小说 《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跋涉者》。读这两本书时，我想象中的焦祖尧是个戴眼镜穿风衣梳背头，额上透着才气与深刻的大作家。
看《跋涉者》时，我已师专毕业，在地区教师进修校教现当代文学。这时我已发表过一些小说，《跋涉者》出版后，在书店买了一本。看后，感触很深，讲课时，便撇开教材，讲起了《跋涉者》。我这堂即兴发挥的课竟被一个学生做了完整的课堂笔记，并誊抄出来让我修改补充，我被他认真做笔记感动，亦为他认真修改补充。过了段时间，他高兴地对我说，他那篇《跋涉者》读后感在县里读书比赛中获了奖。
1985年，我的中篇《七月流火》发表后，入了省作协，翌年六月，我参加作协办的读书会，第一次见到焦老师。除头发稀疏和大背头的区别外，与我想象中基本相符。一个文学爱好者对他所景仰的作家，心存敬畏，拘谨得很。未见之前，在心里和他对过许多次话，非常流畅，真正见了，反木讷起来。尽管我是那届读书会的班长，他是作协领导，直接领导那届读书会，接触比其他学员多一些。焦老师关心读书会，来和学员们座谈过几次，代表作协解答大家的建议和意见。大家感到焦老师没架子，平易近人，我却始终没找到和他交谈的机会，也没勇气与他交谈。结业时，倒是他主动与我谈了一次。焦老师对我说：“你今年发的作品不少，以后要好好写，要关注现实，写精品……”我对他写精品的话没怎么放在心上，但我发在地市刊物上的作品他居然也知道，这让我感动。
读书会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处于内外交困之中：房子问题、妻子的工作问题、儿女的户口问题、上学问题以及创作的时间问题一齐夹攻了来，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
1988年，省作协换届，焦老师当选主席，并任党组书记。换届会上，一个朋友邀我去拜访焦老师。那朋友当年曾是他的部下，途中对我讲了许多焦老师的往事。说：当年老焦领导我们，想方设法为我们创造条件，给我们请创作假，向外推荐作品，关心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我们既把他当老师又把他当朋友。在焦老师那里，记不清为了什么事，他和焦老师激烈争论起来，焦老师像老大哥一样，丝毫不计较他的态度言辞，等他发泄过了，耐心向他反复解释。那份坦诚，那份雅量令在座的我十分敬服。
换届后，作协成立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作协知道我处境的朋友告诉我，各地区要成立记者站，让我勿失良机，找一找作协领导，或许会改善我的处境。在我们去晋城采访时，焦老师也去，我想起换届时那位朋友说老焦肯帮人忙的话来，在吃饭时斗胆向焦老师提出借调联谊会的要求，他当时没明确答应我，劝我好好写小说，和单位领导处好关系。我一向抱着凡事不可强求的态度，也就没再去找他。后来不知是他听到了我的处境，还是记着我的请求，作协下文件时任命我为忻州记者站站长，经过一些周折后终于借调到作协联谊会。三年后，又被聘为合同制专业作家，使我从困境中走出，每年都有十几万字文学作品问世。我永远不会忘记焦老师在关键时刻对我的帮助。
我遇到过好几位这样的朋友，他们并不轻易答应你什么，却实心实意为你办事。在下面的业余作者，总是遇到不少生活中的困惑，在我又几次当作协读书会班长期间，当焦老师知道这些作者的困难时，他都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比如有的业余作者的创作假问题，有的作者在单位或县里的职务职称问题，甚至住房调动问题，只要向焦老师提出来，他都要亲自找有关领导为之解决。
联谊会成立后，我和焦祖尧老师的接触多了起来，他关心下面业余作者创作，不论是开诗歌讨论会，还是小说研讨会，一般情况他都参加，和大家在一起，他从来不摆架子，会上谆谆教导大家，会下，和大家有说有笑，确实像一个兄长。他多次对我说，山西是个文学大省，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作家都出了一批人，成就很大，现在必须解决好后继乏人的问题，不能让山西的文学创作断了代。他专门跑北京，找 《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当代》《十月》等刊物主编、副主编，约他们到山西讲课组稿。
1990到1992年连续办了三期读书会。焦老师对我寄予厚望，三期读书会都指定让我任班长。焦老师让我当班长，是希望我能拿出好作品上国家级刊物，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辜负了焦老师的良苦用心。
1990年那次，读书会一个月左右头上，《人民文学》《当代》的副主编、编辑应邀来组稿讲课。焦老师引他们进读书会定点饭店时，大部分学员吃完饭已走，只剩了我们一桌七八个酒鬼还在喝酒海谝，可能正聊着某些名家的作品也扯淡的话题，被他们听在耳中，下午见面会上，《人民文学》副主编冯夏熊很不客气地说：……有些人很狂，你是陶渊明？你是李白？……说得我这班长心里很不舒服了一段时间。所以那次组稿，我准备了一个短篇，焦老师让我修改后给《人民文学》，我没敢让他们看，回去后即给了《五台山》杂志。而读书会其他文友的小说则有六七篇上了《人民文学》和《当代》。
我这人迟钝，经了这次读书会，大家都看出焦老师办读书会的目的就是往国家级刊物推人推作品，回去后写了小说便直接寄给焦老师，让他推荐。我却认为这一届办完就办完了，回去后也写，写了感觉够不上国家级就给省级，够不上省级就给县市级。1991年两个中篇，一个发《长城》，一个发《黄河》，五六个短篇则全给了地县级刊物。没想到年底又办读书会，焦老师又让我当班长，作协王宁当班主任。这次去了，第一个讲座就是《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章仲鄂讲的，显然要给《中国作家》组稿。下定决心在这一个多月内写个好中篇，上上《中国作家》。不料章仲鄂走后，焦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指着桌子上一大堆稿件说，去年读书会效果很好，《人民文學》等推出一批山西中青年作品，大家的积极性上来了，不断有人寄稿给我，你看这样一堆，有的我看了，有的还没来得及看。便让我抱走先看，看后再推荐给他。那堆作品我都认真看了，看后一篇篇客观写了我的意见，三篇两篇送回给他。有些重点作品，他看后，又拿来让我看，一篇篇斟酌，提修改意见。作为读书会的班长，我最清楚为那些作品的发表，焦老师倾注了多少心血。而我则在这次看稿和焦老师的交换意见中获益匪浅。
1992年冬天，作协又办读书会，焦老师仍让我当班长，我正忙一些别的事，实在走不开，只好向焦老师请假，匆匆赶到太原。王宁让我做了次讲座，住了一两天便回了忻州，等办完事，已是二十多天以后，自觉无颜再去当班长，便只在到太原时去了一两次看望焦老师和文友们。
1996年作协又在南戴河专门办了期理论研讨读书班，二十多个人参加，我和王祥夫共当班长，焦老师和我们一起学习理论，对大家在理论素养上都有提高。1996年出版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我的《野狐峪》是其中一部，这部小说焦老師看了三四次，看一次和我谈一次修改意见。
丁聪、陈四益《新百喻》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叫希神的人仰慕圣人，认为“不得圣人而事之”活着也没了意思，于是听了别人的话，“负笈游闽，得师晦庵，喜不自胜”，后来发现朱熹吃饭“咂然有声”，洗澡时露出嶙峋瘦骨，一文钱落地，也要寻找半天，种种表现，无异凡夫俗子。……看这个故事时，我想起了我对焦老师亦师亦友的交往，在我最初知道他的大名大作时，我对他仰而慕之，师之敬之；在他后来到县里见作者，采访引黄工程带着我，接触多了以后，我发现他也有着许多自己的痛苦和毛病，比如他得着糖尿病，吃饭时，许多东西不能吃；比如他有一对不太健康的女儿，常常为此苦恼（你说我为了什么？有那样两个女儿，自己的作品没时间写，我能不痛苦？）；比如他爱激动，有时为些小事也可能发火；比如他在疲劳时也爱玩几圈麻将等等。我倒是在发现了他这些毛病后，反感到他更可亲近，听听他对两个女儿无可奈何的诉说；看他在输牌后气急焦躁的样子（快出！快出！打的什么臭牌！）；说到他新近发表的作品，听他讲这篇作品什么地方选了，什么时候改剧本，别人如何评价，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发现他有时十分单纯，单纯得近乎天真。作家们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感情却往往真纯，也许正因了这份真纯，有着一颗永远的童心，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吧！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尔，而固小之……”由于我的出身农家，由于我的敏感，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轻视。在那些“有身份”的人的倨傲面前，我往往吓得逃跑。焦老师不轻视我，且“循循然善诱人”，每次见面都要“狠狠”（谆谆）教导我一顿，告诫我一定要遵循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要关注现实、贴近生活，关心下层人民的疾苦，写对人民有益有用的作品。有时，他要我谈对现实、对人生、对艺术的思考；有时，他具体指出我作品的结构或语言问题，使我在文学创作上获益良多，以后发表的中篇和短篇好些都得到过他的指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野狐峪》写完后，送交省专家评审，自己并没抱有多大希望──由于创作上屡屡受挫，我的自我感觉从来没像别人那样好过──稿子送走后，便下了乡。焦老师看过小说后（他是评委之一）马上打电话给我，认为这部长篇是我创作上一个突破，十分兴奋地鼓励了我，给我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让我尽快修改，并让我参加了这年的“藏山笔会”，在笔会上又几次找我谈修改意见，为我设置情节，给我以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指导，对我这部小说寄予厚望。
我对改小说一直视为畏途，创作时有一种愉悦，改起来却味同嚼蜡，痛苦得很，宁愿再写一部，所以草草改过一回后，便给他送去了。焦老师看后，对我的草率很不满意，专门打电话把我叫到太原，耐心地给我讲应该有精品意识，并再一次提了修改意见，指导我修改时该看什么书，让我一定认真修改。我被焦老师的诚挚感动，第二次修改时，忍痛将后半部全部删去，重起炉灶。这次我改得认真，也改得很愉快，修改后，自己也感到比原来好了许多。焦老师第三次看了稿子，仍未十分满意，又提了许多细部修改意见，让我拿回去再改一次，让我改好后直接送北岳出版社。出版社看了稿子后，认为是近年来他们出版社收到的较好的长篇之一，正准备编排出版，省里要搞“恒泰杯”长篇小说征文大奖，焦老师打电话让我撤回稿子，再进行修改，参加评奖。我对评奖没自信，急于出书，含糊答应参加评奖，按出版社意见改好后，瞒着焦老师将小说稿送了一份给出版社，让他们尽快安排出版。
焦老师第四次看了我的修改稿，并获知我已将小说稿的另一份送了出版社，电话上批评了我一顿，让我到太原去，再接受他的狠狠（谆谆）“教导”。我到太原后，晚上和朋友们喝酒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到他家里去，他很热情地接待我，循循然给我讲了好多道理，我头脑昏昏，口中唯唯，却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第二天早晨，他出来散步，我准备上街吃早饭，在作协门口不期然而遇，他笑着问我酒醒了没有？我脸上发烧，知道昨晚在他家里硬撑着装清醒，并没能瞒过他。我们俩沿着五一路到建设路的人行道，从西走到东，又从东走到西，走了两个来回，焦老师以朋友的口吻与我探讨文学与人生，谈做人的操守和作文的境界。他仍然耐心劝我要有精品意识，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切忌浮躁，切忌急功近利，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讲文章以气为主，一要大气，气派要大，要宏阔，有气势；二要有灵气，有艺术韵味，艺术氛围；三要有节气，该收则收，该放则放，不可漫无节制，一览无余……在秋日早晨的清新空气中，我有了一种恬静的和谐的心态，我感到我在这样一种心态下修改我的小说，定会去除小说中急躁虚浮的戾气。回去后，我放开了日子，一边读书，一边慢慢修改，感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掌握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野狐峪》改完第五稿，自我感觉良好，打印了三份，一份寄文联出版公司，一份寄《中国作家》，一份我拿到太原送焦老师看。去太原后，焦老师不在，院里碰上影视中心主任赵建平，便让建平将稿子转送焦老师。建平说，他们影视中心正选择电视剧稿本，《野狐峪》也在选择之列，他想打印几份，送省里几个编剧看一下，如果能改编就改编电视剧，我当然高兴。过了一段时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来了信，说《野狐峪》他们已审阅通过，让我交18000元协议出书。看了信，我又是高兴又是沮丧，我写小说是为赚稿费，哪里能拿出18000元去出书，于是便没理会文联出版公司。又过几天《中国作家》杂志社退回稿子让我修改压缩到二十万字左右，他们再审后准备发表。这一下我来了底气，却又着实舍不得将35万字的长篇压缩到20万字左右，况且他们还得重审，发表不发表还是两说。因为电脑上存有底稿，再打印不想花钱，便把退回的稿子又寄到了作家出版社。稿子寄出后，感到自己这种两手准备，对不起焦老师，但评奖也没消息，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便给焦老师写了封信，谈我的焦虑。
焦老师收到我的信后，又把我叫到太原。告诉我，第五稿他已看了，他认为可以了，已交给评委们去评审，并告诉拍电视剧的事也定了，已安排赵建平找编剧改剧本，当我说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中国作家》杂志的事后，他又狠狠教导了我一番，说稿子哪里也不要给了，这次评奖是全国征稿，你的稿子一直是全省第一，如果评上一等奖奖金五万元。谁家能给你这样高的稿费？而且改编电视剧还有改编费。我这下放了心，死心塌地准备评奖了。让我没想到的是，焦老师竟把我给他那封信推荐给《山西作家通讯》全文发表了。《野狐峪》初评评在三等，终评时焦老师支持北京来的蔡葵、蔡仪、雷达、章仲鄂等专家的意见力主提到了二等奖。1996年评奖后不久便出书，同时二十集电视同名剧也进入编剧过程，2000年上映。
焦老师不仅关心我的创作，在文学上对我帮助影响很大，在做人上也是我的榜样。有一回我陪他到原平，他在路上吩咐我，到原平后，决不可打扰县里领导，不可对县里领导提什么要求。我们住下后，县里领导来看他，他让他们不要来，说有什么事，他让我找文联就行了。他婉拒了县领导的看望，原平的作者们带了作品来让他看，他却不管谁的作品，都要认真地看，一一和他们谈修改意见，看到好的作品总要推荐给我，让我也看。他婉拒了县领导，却拒绝不了这些作者们请吃饭，每天中午晚上都有人请。请了两三天后，说准备给他安排一场很简单的舞会，他听到后，严肃地和我约法三章：一，不再出去喝酒；二，坚决不参加舞会；三，回省城时，要坐火车回，决不让县里送他，弄得我十分为难，朋友们请吃饭时，只好我一个人出去代表他吃。
焦老师是完全将我当作一个朋友来看待的，他的作品发表后，一定要告诉我，让我看了给他提意见，他到下面来，路过忻州，必要叫我去，有时聊天，有时谈些创作上的问题，我到省作协去办事，他要遇上我，也一定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坐坐，一次，他和百花文艺社的王俊石谈起来，说在忻州，他有好几个忘年交的朋友，并向王俊石推荐了我。我的长篇报告文学《紫塞新歌》就是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焦老师并让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峰为《紫塞新歌》写了序。焦老师认我为朋友，但我对焦老师更多的是尊重，他是领导，又是有恩于我的师长，不过从内心，我是以他认我为忘年交而私下窃喜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
易卜生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地往还，父母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信哉！斯言也。
朋友贵在相知，贵在理解，贵在彼此的尊重和相互间的坦诚，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当你需要朋友时，朋友及时地站出来，当朋友需要你时，你能两肋插刀在所不惜，而不企求对方的报答和感谢，这才是真朋友。诗人贾真在一首题为《朋友》的诗中说得好：“往昔的相交是一根长长的电线，朋友，应是一盏灯/白昼，能耐得住对你的冷漠/炎夏，能理解适当的避离/而当夜色漫上我的双眼后/你能燃烧自己为我照路/当黑暗笼罩我的心时/你能使我为之一亮/这样交往才会是日益延伸的线路/友情就是不断充进的电/你照着我，我照着你/走进光明一无所憾。”
附：
致焦祖尧老师的一封旧信
焦老师：好！
太原回来后，准备改《野狐峪》，有些想法想就教于您。
写《野狐峪》时，我并没想它会受到重视，本想写完后，找家出版社出了就算了。写的时候没负担，很轻松，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着有了事便放下，隔一段再写。写到一处卡住了，就跳过去，所以，有的章节精彩，有的就一般化，跳过去的地方则以叙述语言交代。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毛病当然多。写完后，草草看过一遍后就让打印去了，校对时修改了一些小毛病，大的则没动，想先发出去看看反响如何？如果能马虎交代，有人给出，就懒得改了，如果提出修改意见，就按意见改，总之，出了就行，能不改最好不改。
我对写作向来这样，写时十分激动，认为必可轰动，写完后就没兴趣了，再去写下一篇，总认为下一篇会更好。
《野狐峪》动笔大概在1991年冬天，两届读书会当班长，别人的作品上了《当代》《人民文学》，上了《收获》，我却仍在原地踏步，便想写些大东西，写了三四万字后，感到不解劲，便去写另一部构思中的长篇《漩流》，又写了三四万字，还感到不够狠，于是又开写另一部《天地玄黄》，构思很大，原计划三部，第一部清末辛亥革命到抗战，第二部抗战到建国，第三部建国后。第一部写了两万多字，写不下去了，写第三部，写了一万多字后，又不想写了。返回来写第二部，第二部写得比较顺手，写了四五万字，起名叫《白虹》，不知什么原因又放下了。这一放就是一年多。
1993年，陜西作家的几部长篇出来后，我一部部买来看，看后有了信心，感到我的《野狐峪》也还不错，就接着往下写，一气写了十几万字，这才进入角色。有朋友拿了我的部分章节去给一个书商看，书商看后很感兴趣，答应买我的版权，给我出书。催我赶快写完，我便赶着写。写完后，我不想给书商了，便打印了几份，分别寄了出去。（打印前复写誊抄过一份，作过一些修改。）
去年的藏山笔会对我触动很大，我感谢您对我的鼓励和要出精品的谆谆教诲。从此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感到我不能再如以前那样对创作持一种随意性态度。说实在话，从那次会议后，我才真正有了精品意识，对“十年磨一剑”“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语不惊人死不休”开始重视起来。
藏山笔会后，我开始修改《野狐峪》，第一次修改，按您的意见将“铁支队”事件稍作了修改，把原来跳过去的地方补充了四五万字，加强了改革开放后那一部分的分量。第二次修改基本删去了铁支队的内容；将笔墨集中到主人公亢一公的命运浮沉上，删去四五万字，又补充了四五万字；第三次在结构上作了些调整，把《山西文学》发表过的那一部分恢复到开头部分，文字上也作了一些增删；第四次是送出版社后，听他们的意见，增加了一节五千多字。第五次从头到尾打到电脑上，重点是对文字和结构的严密性推敲。有十几节作了重大改动，写了些自我感觉很好的段落。改后打印出三份来，其中一份此次开会时带去，本准备让您看，后来看您忙，没给您，给了赵建平了。他说，想看一看能不能改电视剧。从太原回来后，我想还是让您看一看好，让您再提些修改意见，我修改时好参考。您是否可以从建平那里取回去抽时间看一看呢？（这是我给您这封信的主要目的。）
几次修改我感到得益是很大的，特别是前述第一次修改和第五次修改，我改得很认真，很投入。第二次修改删去铁支队内容，将笔墨集中到主人公身上后，全书的基调取得了协调，改得很顺手，基本上将原稿的第三部分重写了一次，比原来精彩多了，人物性格发展脉络更加明显，结构也更加紧凑。第五次修改前，我重读了二十多部名著和当代长篇，对我写长篇是一次很好的训练，感到以后写长篇有把握多了。修改时在语言上字斟句酌，一些拖沓冗长的叙述也由形象描写代替，毛病基本上消除了。通过这几次修改，我写作的随意性习惯基本得到遏制。改完后写了三四篇短文，都是改了又改，不再像以前那样一稿交差，以后或许我的粗糙会少些。
这次修改，我准备大动手脚，首先在结构上作些大的调整，将亢一公第一次逃亡调前去作第一章，加强悬念加强可读性，部分章节打乱穿插着写。手法上也准备变一变，有些地方改为第一人称，打破原来一以贯之的叙述。准备先看几天书，两个月改完。
那天会上，您点我发言我没发，一因迟到一天，没准备，二因中午喝了酒，三因别人发言踊跃，插不进去。有些看法还是想和您说一说。
我从1972年开始写小说，1978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到现在发表了十几部中篇，60多个短篇，将近100万字。但我感到至今仍不知小说该怎么写。别人有着太多的自信，我却总是自信心不足，在创作上我有过许多困惑。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我左冲右突，在题材上下过功夫，在艺术手法及向现代派借鉴上作过努力，始终没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像黑瞎子掰玉米棒一样，掰一穗丢一穗，到后来仍是两手空空。有时寻找的东西仿佛找到了，他就在你前面闪闪发光，等你走过去它又消失了。有时写起来，激情横溢，一泻千里，写着写着却又泄了气。更多的时候则笔下枯涩，感到所写的离自己要求的相差太远。我认为所以这样，是我缺乏一种坚定的信仰。
我是相信人需要有一种坚定的信仰的。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一种思潮有一种思潮的文学，那些写出传世之作的大家们，都有着自己的坚定信仰。我痛苦地寻找信仰，从各种哲学著作和理论书籍中寻找，读马列的书，读黑格尔、尼采、叔本华，读萨特、读弗洛伊德，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一直在上下求索。我认为他们都有道理，但都征服不了我，我自己又不可能创造出一种哲学体系来，我便只能做一个没信仰的人，为此我十分痛苦。叔本华说“天才最痛苦”，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天才，顶多能算个中人之才吧。曾国藩说过，以中人之才而欲成就大事者，就要比别人更付出加倍的勤勉。我很欣赏他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句话，这倒似乎与我有些相符。
年已过不惑，有些恐慌。文学上无所建树，我得找到我的星座。于是停了一段写作，读书思考。坚定的信仰找不到也罢，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有的，就在做人上修炼吧。我要求自己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为人为文都要做到一个真字，要真诚、真实、真挚、真切，要与人为善，对人，对人类充满爱心，在坚持真善美的同时抨击假丑恶。在我二十多年的创作中我都努力让自己做到这一点，只不过以前朦胧，不清晰，此时清楚了而已。
在对境界的进一步感悟与思考上，我研究别人，审视自己，认识到境界有大小，写大境界的大家都有大境界，他们站位高，想得远，他们思考的人类的大苦难、大困惑、大解脱。他们摈弃了小我，所以他们能出大作品。我则常为自己身边卑微琐事所缠，经常想在作品中发泄一下，写出来的作品品位自不能高。作品要想大，做人首先要大，作品要想大起来，人首先要大起来。认识到这一点，我欣喜异常，接连写了三篇文章，一篇《生之惑》，一篇题目就是《境界》，一篇是对自己平时感悟的辑录，题为《文学小言》。《野狐峪》和我的另外两个长篇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在《野狐峪》中，我想写一种困惑，——与新中国同龄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我想我如果能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写出来，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吗？写到三四万字时，我感到写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境界还是不大。莫如写我们民族近百年来的困惑，那会来得更为有力。于是开始写《天地玄黄》三部曲，便放下《野狐峪》，又去写《天地玄黄》，写着总不如写我们这一代人顺手，于是又放下《天地玄黄》写《漩流》。
境界一词是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来的。我在师专上学时偶获此文，爱不释手，曾手抄全书，经常翻阅，好多段落如今仍能背诵。这对于我对艺术的感悟获益匪浅。
在创作上，大境界必须全方位修炼，即古人所说“才、学、胆、识、力”，“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才、胆、识、力各依所托，学问筑基而力俱，方有进取之方向。”（清叶燮）“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有其胆而无其才，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明李贽）大境界首先必须识见高，对人生，对人类的过去、现在、未来，有独特的发现与认识，对艺术有独特的领悟与见解。思想境界，人生境界，艺术境界得高。大家眼中所见，笔下所写皆与小家不同，就因为识见不同。写什么，不写什么，什么当写，什么不当写，全在于识见。大家总要求自己开宗立派，自成一家；小家则只会跟着别人鹦鹉学舌。有识见才会有胆有力，李贽说得中肯，“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才学胆识力都是可以修炼的。我虽只具中人之才，但我坚信只要我堅持不懈地修炼，是可以达到大境界的。
我的感悟一方面来自对自己创作的总结审视，一方面来自对整个文学发展的关注。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它的第一阶段主要着眼点在题材上的突破和拓展。这一阶段是文学最为热闹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作家们肩负使命感赤子之心未失，言人所不敢言，道人所不敢道，佳作迭出，往往轰动，大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气势。第二阶段，转向自身提高，基本趋向在“怎么写”上争奇斗艳。文学从外域汲取营养，追求所谓“体裁的取姻化，描写的内向化，题材的多样化，风格的怪味化”，在文体上、方法上、表现形式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阶段的文坛也很热闹，对外界的影响却渐趋冷落了。这时期理论家们提出了“淡化”“朦胧”“模糊”“空灵”等等说法，借来“现代派”“后现代派”“超现实主义”等等名目，这阶段佳作也不少，但引人注目的不是现代派、后现代派、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也不是淡化、模糊、空灵了的东西。好的大家力作还是现实主义的。当表现形式上的追求也基本完成后，新时期文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理论家说是新文学的成熟期，文学不再注重“写什么”“怎么写”而看“写得怎样”？理论家们在“文学评论的术语革命”完成后，再拿不出什么新的花样，悄悄隐遁了。剩下作家们自己在文坛的“灯火阑珊处”“众里寻他千百度”。（这里说的是境况而非境界）这阶段的文学从一开始就泥沙俱下，“媚俗”与“矫情”之风日甚一日。有的作家放弃了自己的纯正文学语言，去学小青年们的俏皮话，借用或制造一些日里歪怪的词语，去学港台通俗歌曲中语法不通的媚语。有的严肃作家在自己的严肃作品中放进市场上书摊上那些滥污书中才会有的性描写；有的作家的作品故意淡化得让人莫名其妙。有个作家公然在自己文集中一卷上标了“矫情卷”。有的国家级刊物登得全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还自命高层次高艺术。翻开有些严肃刊物嗲声嗲气、风花雪月莺声燕语的东西触目皆是。
我一向认为在文学上应该宽容，我并不排斥现代派、后现代派、超现实主义，也不反对“淡化”“朦胧”“模糊”“空灵”，但我对文学的媚俗和矫情深恶痛绝。在我读的书中，现代派等的东西占很大比重，我努力学习过现代派、后现代派等的东西，我也受过淡化、空灵等的影响，也曾要求自己能淡化点、空灵点，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作品中也不经意地出现过媚俗的东西，正因为此，我对媚俗和矫情深恶痛绝。中国文学更需要黄钟大吕，更需要阳刚之气，现实主义的厚重作品，有深度有力度的东西。诚如王国维所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所以写什么的问题并未结束，怎样写的问题也并未完结。一个作家在终生创作中永远面临这两个问题。清人何绍基云：“地盘最要扩得大，则室宇楼序听其所为。若止方丈之地，则一亭已无可布置矣！”语云“师法乎上，仅得其中”，在写什么上如果没有大的识见，在怎么写上如果没有开宗立派，自成一家的境界，写得怎样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一次创作会上，我反对喋喋不休谈语言问题。我认为，创作会应该谈对现实和历史的感受和发现，谈构思，谈立意，至于用什么手法写，用什么语言写，那不是创作会能解决了的，那是完全个人的事，如果是作品讨论会，则另当别论，这两种会应该分开来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分别来谈。
我追求一种粗犷豪放的风格，朴实，干净，有力度的语言。我是现实主义的，我要求自己的作品尽量有力度，有厚度，有深度。相比“小桥流水人家”，我更喜欢“枯藤老树昏鸦”和“古道西风瘦马”。我以傅山先生“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论书法原则来要求自己。我知道这样走很艰难，但我愿意。我知道我这样的作品在浮华之气正盛的现在文学界很不受欢迎，但我不怕。中国这样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既认定了，就不会去趋奉，去投刊物之所好。
请焦老师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一定会让自己写出有力度有深度的作品来。这封信写了三天，我想把想到的一切都写出来，但还是言不及义。
此纯为个人之间交流，向您请教！
顺祝
安好！
学生? 彭图
1995年8月24日，夜。
这几天正重看《契诃夫戏剧集》，《海鸥》里的特里戈林是个作家，他有两段台词颇道出我的一些心事：“是的。写作的时候是感到快活的，……而且校对自己作品的大样也是快活的。但是作品一出版，我马上就讨厌它了。我觉得它写得失败，觉得它是最大的错误，我完全不应该写它。于是我对自己就起了满腔的愤怒和憎恶……”
“什么是成功呀？我从来没对自己满意过，我不爱这个作为作家的我，最坏的是我生活在一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我时常不懂得自己所写的是什么。……我爱像这样的水，这样的树，这片天空。我对大自然有感情，它在我内心唤起一种热情，一种不可抗拒的写作欲望。但是我不只是一个风景描写者呀！我还是一个公民，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人民；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我就有责任谈谈我的人民，谈谈他们的痛苦，谈谈他们的将来，谈谈科学，谈谈人权以及其他等等问题……”
8月25日晨，彭图又及。
【作者簡介】 彭图，1950年生，山西原平人。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出版有长篇小说《野狐峪》《白虹》，小说集《彭图小说》《我是谁》《楚楚》，杂文集《拭尘集》，评论集《言平广予集》，散文集《漩流》，诗集《中国谣》，长篇报告文学《紫塞新歌》《不负人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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