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功才

舂碓

有石碓舂的地方，一般都产大米。盛产大米的地方，舂碓几乎就是一件日常事。于清江边的人而言，能全年吃上大米，才算过上了好日子。到了鲍坪则降了几个层次，只要逢年过节有，好日子必定无疑。

　　尽管一河的清江水与能否种水稻毫无半点关联，地势较低且相对平坦，还是让清江两岸不少地方受到了大自然的恩泽。鲍坪是九百多米的二高山，看到大米简直就是个稀奇，但并不代表这里就没有石碓了。二高山产小米，也产高粱，这种东西石磨是对付不了的，得用石碓舂。而鲍坪杨柳坦唯一的石碓就在机匠包。

　　我曾在《鲍坪》一书开篇写到过，鲍坪和杨柳坦实际上是两个生产队，只不过外界知道杨柳坦的并不多，在外我们常称自己是鲍坪的，等于是一棵小树靠了另外一棵稍大点的小树而已。

　　关于机匠包的历史和来由，县志上当然查不到这个小得没法再小的山包。前些年恩施知名教授龚志祥去鲍坪做田野调查，找到我健在的族房幺伯，总算大致厘清了机匠包的历史。说，机匠包地处建始县南向驿道的关键位置，因此曾兴起过织布业和造枪业，得名机匠包。织布机匠负责生活所需，造枪机匠负责村落防御。至于究竟何时兴起的，仍没法弄清楚，将来的人估计更是无能为力。

　　我记事时的机匠包的确有幢比较古老的木栅子屋，靠山那排住着陈姓人家，转角厢房加上拖檐的，就住着幺伯和另外一家。而陈家与谭家的结合部，中间有个通道，靠上边是其中两家人共用的厕所和猪圈。即便大白天，光线也不是太好，空寥寥的楼锁和檩子上牵着蜘蛛网，还有几副漆得黑糊糊的寿枋。

　　那时的机匠包住着好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身穿青色长衫，头裹青色头巾，面布纵横沟壑，走路颤颤悠悠。我每次去戴家坡树琪伯伯家，都得穿过这个巷子，都得看那几副黑漆木寿枋，联想到那几位老人，天然就产生了恐惧。那时对机匠包的恐惧，还与那附近的一堆坟墓有关。从我住的麻岩包到机匠包，得经过一片杉树林，那里埋的全是机匠包过往的先人，浓密的林子弥漫着阴森和恐怖的气息。同样是大白天，如我一般胆小之人经过那里，自然也没几个敢的。大概十岁左右时，机匠包的阶哥英年早逝，在那片林子里又隆起了一堆格外惹眼的黄土堆，就更是不敢单独前往了。

　　去机匠包确实有时候又不得不去：要么去东姐家借盐，要么去那里舂碓，要么去机匠包半山腰的水井挑水。鲍坪三两户人家就占据一个山头，出行不是上就是下，唯去机匠包几乎都是平路。每次妈要我去东姐那里借盐，都得拉着其中一个弟弟搭伴。妈说，大白天的哪有什么鬼啊？为此，还被妈揪过好几次耳朵。对于舂碓这事，有妈在后面心里就踏实多了，倒是帮妈舂几个小时石碓，那种单调和寂寞有点忍受不了。至于挑水，也只有干旱季节里麻岩包的水断流了才去，且一去就是几兄弟一起。

　　鲍坪几乎没什么水田，仅有的几块地就在机匠包水井下面，每年分到户的谷子就那么十来二十斤，再加上一点小米或是高粱之类的，基本上只够过年塞个牙缝。说是去舂碓，似乎更像是一年一度必须要走的过场。

　　我估计机匠包那个石碓，是后来才安置在牛栏圈那里的，牛圈的泥墙很新不说，与老屋场还有点距离。那时自然不知道整个杨柳坦就机匠包一个石碓，更不知道当年驻扎在那里的织布匠和造枪匠，是他们置了这个石碓。按照杨柳坦人户的分布和集中程度，设在生产队保管室更合情理。如果机匠包的由来可以肯定的话，我们甚至能估计得出鼎盛时期的机匠包，一定不是我们后来见到的形状和样子。

　　盖着石板的牛圈偏水飞出大约一米半左右，勉强能为石碓遮挡一下雨水。严格说来，稍有大雨或是飘风雨，都是经不住的。石碓平时自然少人用，东姐就用包谷梗子给掩了起来，直到年关逼近的腊月，杨柳坦的人才会来这里对她亲候一段时间。按照那时舂碓的频繁程度，远不至于将那个石碓的石臼舂得光溜溜的，依稀照得见当年机匠包红火时期的影子。在以包谷洋芋红苕为主食的鲍坪，机匠包这个备受宠溺的石碓，该过着何等光鲜幸福的日子啊。

　　石臼的深度约摸三十公分，如果按照模型倒出来，有点像大炮的弹头，只不过没那么尖而已。石臼与碓头合在一起，不免使人联想到男女之事。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思索，人类生命的延伸，除了男女之外，剩下的就只有人类与粮食之间的摩擦了，就像谷子之于石碓，就像包谷之于石磨。它们要么经过石臼与碓头的反复撞击，要么经过石磨不厌其烦地摩擦。

　　母亲将背篓放下，拿出毛巾将石臼抹干净，将谷子倒进簸箩里，再用升子舀出来倒进石臼，然后开始舂碓了。质地坚硬且厚重的碓头，同样光溜圆滑，只不过这种运用杠杆原理做成的跷跷板，着实费力。每踩一下尾部，碓头便高高扬起，像一匹昂首嘶鸣的野马，随着踏板的放空，重重落下的碓头，一头钻进石臼里的谷子里，发出一种难以描述的混合声。这声音并不大，犹如一块石头被投进一汪绿茵茵的水塘，极短时间内就几近完全消解。相反，连着碓头那根又长又粗又重的圆木尾部的两个支撑架，因多年反复承受重力摩擦而产生的缝隙，与埋在地下的两个支撑点，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即便有“坎坎伐檀兮”的节奏感，我听到的却是母亲沉重的叹息。

　　母亲曾多次拿舂碓的谚语给我们比喻人生，她说人这辈子就像顶起碓窝子唱戏，人又吃亏完了，戏又不好看。她说的戏不好看，指的是咱家的日子从来就没好过。也许，我那只活了五十多岁的母亲，在她刚为人妻人母的时候，也曾有过人生的憧憬，也曾有过片刻的欢愉，自我懂事以来，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却很少见过她的欢愉和笑声。

　　与一年一两次的舂碓相比，需要长年累月地推石磨，才是鲍坪人与生活对抗与拉锯的悲剧人生。即如我这个六口之家，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在堂屋角落里的石磨上消磨至少两个小时。年少时我和哥哥其中一个就给母亲搭把手，另一个就端着升子往磨眼里喂包谷，每隔两转就趁着空当喂那么十来颗。有时候帮着帮着实在忍受不了瞌睡虫的侵袭，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小，直到母亲感觉越来越吃力时，才发现身边的我居然睡着了。母亲就呵斥，就骂人，就揪耳朵，甚至动用过竹条子。没办法啊，父亲在生产队当会计，总是在深更半夜才能摸回来。年幼的我常常在想，何时才能吃上一口轻省饭啊。

　　这些情景，多半都是我在母亲舂碓时，用棍子一边机械地翻动稻谷一边胡思乱想的画面之一。想起一年四季推石磨的辛苦，顿感舂碓实在算不上一回事。与推石磨的手上功夫相比，舂碓用的是脚力，再加上巧力。一只脚站立，另一只脚用力踩踏板，还可以交替互换达到休息的目的。为保持身体平衡，母亲找出父亲的打杵作为支撑点，这样又可以减轻身体的不适感。

　　母亲自然也不愿意一直这样沉闷着，那样只会既枯燥乏味，又倍感脚下力量的后继乏力。于是，她就与我天南海北地聊天，很显然，没读过多少书的母亲，翻来覆去就是家里那摊子事。忽然某一天，母亲不知从哪里听来一个与舂碓多少有点关联的故事，就原原本本做了一次二传手。山里人本就不多，或许是孤独感较强，衍生出了一种逢人必亲候的喜悦文化，尤其在路上擦身而过的情况，一般都会主动亲热：您尔家到哪里去啊？或者您尔家走亲戚啊？有两个人中的一个就这样开始亲热起来了，孰知连问了两遍，或许是对方的毫无表情让主动方懵逼，于是，将声音提高了八度：“你耳朵有点闭啊？”“嗯，是的，隔壁有张碓！”答非所问啊，便更加恼火，紧跟着就是质问了：“你耳朵有点聋啊？”“哦，你舂了我舂！”

　　说完这个关于耳朵有点问题的故事，母亲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我一点喜悦感都没有，这让母亲多少有些失望。不过，那个阴沉沉的下午似乎是在为第二天的记忆埋下伏笔。我清楚记得是1977年腊月二十九的上午，我们一家人正在推小磨打豆腐，生产队长跑来逼催我们交缺粮款，将我们推了一半的豆浆给掀翻泼了满地。那时，做小队会计的父亲与生产队长的过节，已导致了生产队长在团年当天还要催缴缺粮款，可以看出仇恨的种子早已长成了大树。

　　生产队长与母亲的对白以及推搡等情景，父亲自然不在场面，腊月二十几里那段时间的父亲，几乎每天都奔走在借钱的路上。如您所知，家徒四壁者借钱，一般都是空手而归。有心借者自身难保，有钱借者担心你还不上。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机匠包那张石碓还在不在，生产队长和父亲早已作古多年，当年那个拿着斧头要砍死队长的人，他也过了知天命之年，不仅成功扔掉了斧头，更是拿起了笔头在为鲍坪树碑立传。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如今都变成了满满的乡愁，和难以述之于笔端的回忆了。

　　这个出版了一部《鲍坪》，还在继续书写鲍坪的人，不用说就是我了。

　　2022.02.13龙斜口

火钳

火钳的前身是火筴，像筷子，用来给风炉添加炭火。唐·陆羽《茶经》有关于火筴的描述是这样的：火筴一名箸，若常用者圆直一尺三寸，顶平截，无葱台勾锁之属，以铁或熟铜制之。

　　我一度认为中国许多工具的前身都是极其简单的。这种简单不仅包括制造方法，更包括制造技术和材料。比如鲍坪家用的火钳，前生必是火夹。这里的火夹，用的原材料是竹子。将竹园里的竹子砍伐回来，截取底部段一破为二，经过简单的修整，然后在火苗上烤一烤中间段，趁着竹片柔软之际将其两端慢慢弯曲，向内合并成几欲平行的状态，用细绳绷起，或找合适之地将其稳固起来，待竹片完全冷却，一副竹制的火夹就自动生成了。

　　百度上说火钳的前身是火筴，而我则认为鲍坪火钳的前生是火夹。音虽相同而意则相去甚远，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味。鲍坪不产煤，几十公里开外的高辽或是邻镇官店，以及清江北岸更远的大里都是有的，只不过那时通过手扶拖拉机或者东方红拖拉机运到鲍坪，虽不至于豆腐捧成肉价钱，买得起的家庭的确也不多。

　　火钳与有没有煤炭，或者买不买得起煤炭有什么关系？当然有，还是很直接的关系。煤炭燃烧的温度高，竹制的火夹耐不住煤炭的火力，通常一把火夹用不了多久。再且，通常买得起煤炭的人家，买把火钳自然也就是小菜一碟。我说的是改革开放前的鲍坪，他们为叫起来方便干脆就叫夹夹。此火夹与百度上的彼火筴，虽说差距不小，功效上大致也就是那么回事。

　　竹子做火夹，简单方便快捷，成本还很低，并不是说鲍坪人就不想买一把铁制的火钳了。相反，她们想买想疯了。她们，自然是指婆娘们。鲍坪的婆娘刚迎娶回来还叫媳妇子或女人，娃们一旦稍稍长大，就变成他（她）妈了。孩子面前既不能直呼其名，也不能叫媳妇子，有伤大雅，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婆娘们一旦接进门，主要任务就是看猪养狗，服侍一家老小。这里的看猪，远没有看那般轻巧简单。这个看，就像一条无形的绳子，会捆住一个女人的一生，直到她死去。如果说看猪养狗是女人的主要职责，那她们的次要职责一样得肩挑背磨犁田打耙，只不过在分量上有所减轻而已。快到开饭时间，女人得先回家做饭，熟了，在坎上或是包上大声一喊：“回来逮饭喔！”

　　喊逮饭的，必是半大还下不了田地的小伙子。这个年龄段的除了上学外，一般都要帮忙家里做这做那的家务琐事。比如刮洋芋皮，比如帮忙往灶膛里添加柴火。这样的日子，对于一位母亲而言，必然是难得的幸福时光。更多的时候，却是忙了这头忙那头，灶膛前连个添柴火的都没有，常常忙晕了头才发现，灶膛里的柴火早已奄奄一息。如若柴草干枯倒还顺趟，一旦遇到水淋淋的枞树之类的柴枝，免不了要用吹火筒一阵猛吹，直吹得眼冒金星天旋地转，就是不见多大效果。这种情况下还不冒火的婆娘，一定是性子疲的那种皮拐棍。通常情况下，起码也得发一阵牢骚，边骂骂唧唧边捯饬着灶膛里的柴火，然后拿手里的火夹夹或者吹火筒出气。火夹夹还好，吹火筒一扔或是一摔，十有八九就成了赶鸡赶鸭的响篙。

　　男人见多了，当然会心生歉疚，就发誓明年情况再孬，也要去铁匠铺里打把火钳回来。竹子做的火夹夹实际上不经用，一把两尺长的顶多也就用个把两个月，而火钳的长处还在于用的时候稳准狠，不耽误工夫。尤其每年过年烧猪脑壳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工具能够替代。

　　那年月生活再艰难，过年还是要杀一头年猪的，管它大小，管它是不是光骨头，人家有猪脑壳煮咱家也有，娃们要核桃肉总有个下手的地方。一个猪脑壳寄托着两代人的期盼，大人要拿它敬亡人，娃们心里想的就是猪身上最好吃的那两坨核桃肉了。核桃肉好吃，猪脑壳难烧。这个时候，火钳就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母亲将火钳放在柴火上烧烤，烧得变了颜色，才拿出来将火钳往猪耳朵里面一插，伴随着嗞嗞嗞的声音，一股股青烟直冒，感觉那薄薄的猪耳朵立马就要被火钳给烙化了。以至于每次母亲切猪耳朵我都在旁边观看，很有些疑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火钳由两部分组成，两部分均由手柄、钳肩、钳臂组成，两部分在钳肩处相互交叉嵌套活动连接，钳肩上各有数目相等且位置相互对应的至少2只安装孔，两部分间在安装孔上由一字螺栓活动连接。乌黑的样子就像剪刀，一头也是两个豆瓣形的把手，中间有铆钉将其连接起来；另一头就与剪刀不同了，是长长的铁脚。铁脚顶端打铁师傅将其打成薄薄的圆形，这样更容易钳牢各类东西。这两根铁脚也非长些不可，不然手就得往灶坑深处伸，火就会烫伤握在把上的手。

　　这段文字是百度里面的，应该说非常准确，按照我的叙述无非也就这样。不过，火钳被现实生活所开发出的多重功能，不是谁都能想象得到的。在我的童年或者少年时期，火钳不仅变成过母亲的暴力工具，也曾变成过我们兄弟之间打架的武器。我们通常赞美母亲，说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母亲上演更多的却是刀子嘴刀子心。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对于生活的死缠烂打，尤其是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毫无保障的时候，母亲们唯有将那种绝望而窒息的怨气和怒气，一股脑泼向她们的孩子们。她们骂女孩子叫扫烂花、烂妲己，骂男孩子化生子、犯瘟的、搭飞岩的、砍脑壳的，那个恼火啊那个恨啊，不把最恶毒的话一股脑喷在孩子们身上绝不放过手。此时，最倒霉的孩子，无疑是母亲手中的那把火钳，一定会朝着你的腿部、背部，甚至头部袭来。

　　表面上看，母亲们咒骂的是自己的孩子，实则是对现实生活无能为力的诅咒。因为对着天空对着大地对着山林，一定不会引起丁点回音。咒骂过后，依然不觉得解恨，还得补上那重重的一火钳，来鞭挞生活的脚镣手铐。

　　火钳给予鲍坪人的，当然不仅仅只有辛酸和苦辣，而甜的部分虽少，但鲍坪人懂得去寻找。就像再烂的红苕，他们一定会小心谨慎削掉那些极为糟糕的部分，然后再去品尝那一小坨即便仍有苦味的部分，甚至还能咀嚼出那苦中带甜的生活。这种甜，犹如稀释剂，让原本暗无边际单调乏味的日子，或多或少有了生气。

　　像大多数国人一样，鲍坪人也热衷于将黄色如添加剂一般，适量楔进每一个日子，火钳无疑也成了最合适的道具之一。他们常常拿公公和媳妇或者嫂嫂和小叔子的关系来调侃。尤其媳妇做饭，公公一般是不会往灶膛里添置柴火的。鲍坪人称之为烧媳妇的火，有点像北方公公扒媳妇的灰。哪怕公公坐在火塘边，手里若握有火钳，十有八九会被来人来客说事：“他大婶啊，公公手里有家伙呐！”

　　而火钳作为经典段子则是偷情了。说的是一男一女在大集体生产时眉来眼去，便趁了男主人不在家时夜晚去厕所边的厢房偷情。女在内男在外，中间隔着一扇穿孔的板壁。一来二去，不知怎么就被男主人发现了隐情：每每子夜时分听到外面有毛狗的叫声，媳妇总要去解溲。发现惊天秘密的男客也不吱声，便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佯装约会，一把烧得很烫的火钳便直入穿孔板壁。后面的故事变得极为隐晦，媳妇受伤谎称不舒服，缺德的男客不仅若无其事一般，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半夜毛狗叫，屁股往外翘，我“嗞”的一火钳，烙得乌烟冒。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然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表面看来似乎是鲍坪人对于黄色段子的痴迷，实际上折射出了他们物质文化的极度单调和贫瘠。在一个连基本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时代，他们唯一的乐趣恐怕也就只有两性关系那么点事情了，即便毫无实质性的东西，起码过了一下嘴瘾。

　　鲍坪那里的土灶、石水缸、木水桶、锅盖、水瓢、汤勺、刷竹，还有簸箕、筛子、筲箕、背篓、花筐、粪桶等等，这一路数下来，唯有铁质的坚、硬、冷，让火钳做了一次全权代表，在我们青少年时代烙下了清晰而有颗粒感的疼与痛。无论是哪种颜色给予我以记忆，火钳在那个时代自然充当了一种道具，同样给予了鲍坪一个时代以烙印。

　　2022.02.09龙斜口

遮盖

我一直认为“遮盖”这个名词是鲍坪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不错，遮盖在鲍坪它就是个名词，而且是两个动词组合在一起的名词。我无法确定鲍坪就是原创，但我敢确定整个中国将雨伞之类的叫遮盖，肯定不多。

　　那时候地处武陵山腹地的鲍坪，应该说经历了一个不确切而极其漫长的饥饿期，鲍坪人念叨得最频繁甚至咬牙切齿地，不外乎包谷、洋芋、红苕、麦子、油菜这些名词，与此同时，他们熟练而坚毅地运用背、挑、抬、登、爬、挖、砍、剁等动词，来完成对生活艰辛的挑战，这是鲍坪人生存技能中的一门必修课。而像“遮盖”这类动词异化成的名词，就显得异常轻飘甚至轻浮了，但它们由动词成功演绎为重叠式名词后，更能形象表达出鲍坪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生活窘态，倒是不可忽视的。

　　遮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有点像生活中萝卜白菜之类，永远没法与主粮相提并论。因此，很多时候它们都安静地或挂在或躺在某个不显眼的角落。比如墙角，比如晾衣竿上。只有起风了，或者变天了，我妈就会临睡前提醒我们，明早上学记得带遮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要找好几个地方，平时我们将它太不当一回事了。

　　那时我正在好几里外的粟谷坝念小学，山路崎岖如草绳，随着山形和地势一直蜿蜒到一个稍微平整的地方。那个叫粟谷坝的小盆地，有着太多鲍坪人没法比的地方。往大点说，公社革委会和众多公家单位就设在那里，全公社唯一的一所中学也设在那里，而我们村小学就紧靠在中学旁边。

　　妈说的遮盖，笼统而又具体。或者斗笠帽，或者油纸伞，甚至是用胶纸缝制的，只要能遮住雨水盖住身子的，都叫遮盖。只有蓑衣好像有点羞于与遮盖为伍，或者说鲍坪人对遮盖的定义非常精准。虽说蓑衣与遮盖有着相同的功能，但蓑衣的实用性则更为突出，可以披着它在雨天里干农活。有这样的实用功效，鲍坪人哪里舍得让它与普通的遮盖为伍？

　　说到蓑衣，想必不少人知道土家族的蓑衣饭，它的来源还真与蓑衣有关。位于长江中游一带的鲍坪，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常年多雨水，尤以春夏为甚。鲍坪虽山地贫瘠，数量却不少。鲍坪人说盆大刮稀饭，靠的是以山田的基数取胜。于是，常年在土里刨食不足为怪，尤其是披着蓑衣还要劳作，以至于回家吃饭都顾不得脱下，一碗包谷饭泡上一木瓢活渣，三下五除二搞掂又披着蓑衣下田干活去了。于是，土家人将包谷饭和大米饭的混合物称之为蓑衣饭。为何？披着蓑衣在山田和水田里来往穿梭，蓑衣饭这个形象的名字就脱颖而出了。

　　鲍坪可谓山中有山，梅雨季节几乎出门必带遮盖，尤其是六月天，说变天马上就翻脸，一阵滂沱大雨可以在顷刻间落下来，坎上暴雨如注，坎下的土疙瘩却不曾润湿。我妈常说晴带遮盖饱带干粮，累赘还是其次，主要在于遮盖不是斗笠就是胶纸缝制而成，与许多同学的雨伞一比，总感觉矮人一等。这遮盖只能勉强遮住来自上天的淋漓，却无法遮住孱弱内心那种强烈的自卑。

　　鲍坪不太盛产竹子，箬叶还是有的，会做斗笠这门手艺者并不多，难在上面圆尖形的帽子，不是师傅级别的就是整不出来。鲍坪坎下的河坡有大半坡箬叶，暑假时我们就去那里打回来，晒干，捋成一扎扎卖给供销社，再买回斗笠。那时我们哪里晓得簝叶就是箬叶啊，鲍坪人眼界之窄可见一斑。鲍坪少有吃粽子的机会，有句关乎粽子的歇后语倒是蛮流行：芭蕉叶包粽子——无聊气。芭蕉叶包出来的粽子哪里闻得到簝叶的气味？后来学张志和《渔歌子》里面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终于纠正了多年来读错的那个“簝”字。回头再看那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犁水田的栗子坪人，一时间觉得画面感十足，有些许的诗情画意了。

　　鲍坪几乎没什么水田，每年端午自然也少了包粽子的琐碎环节。艾蒿到处都是，随便扯几枝回来晾干，往木门框缝隙间一插了事，那半坡箬叶最后的唯一的归宿，自然只能是供销社了。

　　油纸伞的遮盖好像买过一次。年轻时父亲患有眼疾，曾去州城做过一次手术。那时恩施自治州还是专区，我也尚属顽童一枚，其中的细节自然是一无所知，后来也不曾从父母口中得知一鳞半爪。成人后自我思忖，那一定是他们不愿意轻易说出口的痛。手术后的父亲虽说并无大碍，但一只眼睛从此蒙上了一层云雾，直到六十九岁那年带进了棺材，算是彻底治愈。

　　于我而言，父亲去州城带回来的东西，除了一个金竹做的饭碗，就是那把油纸伞了。那个金竹碗我用过后，又被两个弟弟按照顺序用过，对于贫瘠年代的孩童而言，这种不会轻易打烂的金竹碗，也算是为家里做出过贡献。而那把红色的油纸伞，全是用竹篾片和油纸做成的，闻起来一股桐油味。撑开时比斗笠大得多，走在雨中格外显眼，自然也就成为我们几兄弟争相打主意的猎物。应该说是那把油纸伞在成为破伞之后，我们才有亲密接触的机会。哪怕一柄破伞了，父亲还在想尽一切办法修复。伞骨与伞骨间相连的是一种线，时间稍长就会断线或者脱线。伞顶部的油纸也因时间和雨水的交替侵蚀，而变得格外脆弱。

　　那把油纸伞遮盖只有在我们全家，或者有父母其中一个在场，还得在走重要亲戚时，才舍得拿出来。无论什么时候，一到屋檐下，他们就会尽量甩掉上面的雨水，找个闲地撑开晾起来。应该说是父亲手术后好几年时间，我们才有机会在下雨天带上油纸伞去学校。反正到我们能带去学校时候的那把油纸伞，并未为我们带来多少艳羡的目光，犹如打了无数处补丁的衣服，那早已不是它最初的颜色和形态了。大雨滂沱之下，那些细小的漏眼，争相将我们的身子逐渐攻下，回到家里只能说身上没被完全淋湿而已。

　　要说小时候用得最多的遮盖，当然得数雨衣了。这里的雨衣自然不是从合作社买回的那种，更不是帆布做成的大雨衣。依稀记得最初的雏形好像是一件雨披，只是后来经过不断地缝补，其本来面目完全变成化肥口袋了。那阵子还是人民公社时代，我们县有了自己的化肥厂，每个公社都有相应的指标，公社分到大队，大队又分到生产队。父亲是小队会计，多弄几个化肥口袋尚不至于成为多大问题。

　　受到用化肥口袋缝补雨衣的启示，不少鲍坪人开始将它们广泛运用在斗笠，甚至是草帽上面。每到雨季，尤其是春季下雨天割草，戴上这种草帽，披着蓑衣去割草，几乎成了鲍坪人的标配。

　　早年有个说鲍坪人穷的笑话。当时除了胶袋装的化肥，后来还出现了尼龙袋的尿素，说我们鲍坪有个叫享享的二醒包，用这种袋子缝制了一套雨衣雨裤，下雨天去供销社赶场，不知谁看到了他的裤裆后捂着嘴巴偷笑，惹得旁边的人一起围观，继而也跟着笑。起初享享还一头雾水左看右看，有好事之人便一字一句地念道：净重五十公斤。这二醒包才如梦初醒，原来那几个字刚好在裆部。二醒包就是憨包，等同于广东人说的番薯佬，北方人说得傻×。

　　每每回想到这事，就觉得发明这个词的先人恐怕从未料想到会出现这样经典的笑话。遮盖，遮盖，究竟要遮盖什么？如果说遮盖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好身体免受雨水的淋湿，其最终目的则是用世间唯一可靠的身体，去对抗生活中将要发生的一切。

　　想到了1976年小学三年级下学期端午节前后，天上的那个雨水哟，牵起线往下落，连续几天都是如此，不少地方田坎被冲垮，大路被冲成水沟，头两天长时间被雨淋的我去到学校发起了高烧。父亲披着雨衣穿着草鞋来到学校接我，将我用胶纸裹起来，然后背着我回家。一公里平路，两公里上坡，我趴在父亲背上，听着父亲爬上坡时的喘气声，几次要下来自己走，被父亲的一阵吼骂而作罢。我用另一种形式的遮盖，真切感受到了父爱的炽烈与坚韧。

　　如今的鲍坪，与几十年前相比，不单单是都用得上最好的雨伞或者雨衣的问题了。前年我唯一的一次回老家过年，见到各种牌照号的小车穿梭在鲍坪的水泥路面上，我想：当雨水滴滴答答敲着车窗时，他们也只有在上车下车才用得上雨伞了，而“遮盖”这个名词恐怕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仅如此，这些年哪怕是一把简单的雨伞，也在不断翻新花样，它原来唯一的功能，起码变成了两种以上，爱时尚的年轻人还将它当作一种陪衬，妆点本就美好的生活。而那些聪明的营销人也不失时机地在雨伞上下工夫，将自己公司的产品或者商标打上去，然后送给那些需要雨伞的人们。所以现在去到乡下，如果你看到那些打着形形色色广告的雨伞，一点也不奇怪。

　　单一的社会从来就只有单一的生活，多元的社会不仅丰满，还诱惑着更多的人去创造。

　　2022.01.29龙斜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