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动笔之前，我看了好些已出版的资料，还托朋友从旧报刊上搜集到一些不经见的资料，对传主杨石先教授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先谈谈最初的感受，无论对这本书，还是对杨石先其人，都是必需的，也是有益的。
这是一个近现代中国，被忽略了的杰出人物。他的业绩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载入典册，为人称道，而他的人格与风度，除了他的学生同事之外，则鲜有人提及。实则，作为一个杰出人物，这同样是他身上闪光的东西。
他的人生，说简单也简单，简单到一个字尽可概括，这便是一个“学”字。将这个学字，定为处所，可以说，除了童稚时期，在母亲怀里呷奶，在家中庭院嬉戏，他的一生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小学中学，是国内的学校，外国读了大学又读硕博，仍是在學校。回国后参加工作，在南开大学，在西南联大，还是在学校。西南联大，名分上是另一所学校，实则包含了南开大学。一辈子教书，就在一个学校，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这样的教授决不会很多。
当然这个学字，也可以拆分开来，析为上学和教学，跟前面的解释也差不了多少。1923年从美国回来以前，是上学时期。以后直到去世，是教学时期。这期间，曾赴国外读硕读博，可说是进修，已不是寻常的读书了。
这样的人生，也实在太简单了，说是简单到乏味，都不能说用错了词语。
换一个角度，说丰富，也真够丰富的。这丰富，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所能想象的。不能全说了，挑几个说吧。一是身世的显赫，二是学业的优异，三是修养的完善，四是品行的端正，五是兴趣的广博而高雅。光这五条，差不多就是个完人了。我不会用这样的词语，我敢说的是，这些优异之处，呈现在杨先生身上，是那样的和谐自然，没有一点儿“装”或者“撑”的感觉。
写传，当然会写到他的事业，科研上的，教育上的。但是，我不想把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篇长文），写成光荣榜，或是功劳簿，那样的写法对某些大人物是适用的，对杨石先这样的人不说是亵渎了，总是一种简慢。事功是要写，我更愿意在他赫赫的功业中，漫漫的人生里，探索到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这种事，虚了不行，得落到实处。
几乎是无意间，脑子里窜出一个词儿，“持志守节”。这个四字词，有人用起来，还会跟上另一个四字词——安贫乐道。杨石先没贫过，祖上没贫过，他这辈子也没贫过。道嘛，不是现在可说的，显然这样一个四字词用不上。那就只有单单的“持志守节”了。
中文的四字词，多由两两组成，形成互文。这个四字词里，“持”和“守”意思差不多，“志”和“节”，干脆就是同义词，志节是也。因此上，想到的同时，我就做了变通，将之改为“持志守礼”。
这里持和守的意思相近，志和礼的意思可就迥异了。持志和守礼，结构相同，着力的方面不同，是互补的关系，也有因果的意思。志是志向，气节，层面要高些。礼是礼仪，风度，层面低了些，但对志向气节的生成，有支撑展现的作用。
细想一下，古往今来，尤其是近世风云动荡的时局中，持志的英雄多的是，守礼的人士也多的是，能持志守礼的名人，就不是很多了。对杨石先教授来说，究竟是持志不渝彰显了他的知书守礼，还是知书守礼促成了他的持志不渝？此中蹊跷，正是本书或本文要一探究竟的。
身世经历，平生事业，留待以后章节从容叙述，这一节，作为全书的引子，要着重说说他的知书守礼。
也要落到实处，这实处便是杨先生致柳亚子先生的一封信函。
亚子先生座右：
顷奉赐书，欣悉无忌兄明岁可以归国，愚前岁归来时，本劝其同返，因故不果。渠为南开老人，返校毫无问题。且西洋文学方面亦少杰出人才，各方将一致热烈欢迎也。系主任一职亦尚虚悬以待，目前暂由他人代理。蔼鸿女士在中学任教事，亦不困难，此地较好之中学颇多，距南大不甚远者，有南中、耀华、中西学校，目前均在扩充，需要生物、数理化及英文教员亦夥，专任兼任均可商量。请先生于寄家信时便中说明为感。耑此敬颂道安！
晚 杨石先拜上 九月二十六日
这封信的原件，影印在《杨石先图传》第130页上。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书名另有副题为《纪念杨石先诞辰120周年》。
先说信的内容，再说信的格式与称谓。
要说信的内容，先要判定是哪年写的，因为信的落款上只有日月没有年份。
好在信中有言：“愚前岁归来时，本劝其同返。”杨先生这里说的归来，是指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做了两年研究教授又回到国内。返国的时间，《杨石先纪念文集》后面附录的《杨石先生平记事》里，是这样说的：“1947年12月，谢绝了美国同事的挽留，启程回国。1948年2月，抵达天津，仍任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
这里的“前岁归来时”，若指离美，当在1947年，若指抵津，当是1948年。
前岁若指1947年，写此信的时间就是1949年。前岁若指1948年，写信就是1950年了。
这是推测，很快就找到了实证。
网上有家专营名人信函的公司，出售的拍品中就有柳亚子给杨石先的回信。
很有可能是怕有人不买而下载了用，信纸上打了马赛克，不过，仍能清晰地看出回信的内容。略云，石先先生大鉴，九月二十六日手教收悉。无忌返回，蒙许复职云云。后面的字，看不清，大意是推荐两个人去南开教书。好处是同时放了信封，柳亚子在北京的地址是，北长街八十九号。信封的背面有天津的邮戳，上面的数字是“50.9.28”。
这样就可能确定，杨石先给柳亚子的信，是1950年9月26日写下寄出的了。
这时，天津已经解放，杨石先的新职务是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校长。用的信纸是“国立南开大学用笺”。
杨石先信函的开头是“赐书欣悉”，显然他是接到柳亚子的信，才有这样的回信的。
从信的内容看，是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及夫人，将要从美国回来，柳亚子问杨石先，南开大学能否给以安排。
柳亚子乃大名人。辛亥革命的元勋，又是南社的掌门人，解放后更是备受敬重。当时国内形势大好，他一面动员儿子回国，一面去信问杨石先可好安置。杨石先的回答很是痛快。柳无忌曾当过南开英文系主任，说这一职务现在还虚悬着，无忌先生一回来就是他的。他夫人蔼鸿女士要在中学教书，南大附近就有几个好中学，正缺教员，想去哪个学校随便挑。这事后来没办成。杨石先去世后，柳无忌在杨100周年诞辰时，写的文章里曾提及。先说抗战爆发后，他也随南开到了昆明，1942年他携家眷自昆明赴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结束了与杨石先十年之久的同事交谊。接下来说：
在重庆住了五载，我于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移家美国，甚少与石先通信问候。战事结束，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石先曾来函邀我返南大任教，并得到我父亲（当时在北京）的支持，他们为我返回事有书信往来磋商。我一时举棋不定，回南开教书当然很好，在美国教书则机会难得。这机会最后来临了，我于1961年得到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聘约，任职后创设了东亚语言文学系，在美国中西部开辟了培植中国语文的园地。后来发现，很巧的，16年前（1945）石先也曾在印大任访问教授二载，于1947年回国，比我早了十六七年。（柳无忌《缅怀好友石先校长》，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第41页）
柳无忌的文章，同时释开了杨信中的一个疑团。
柳无忌1932年回国进南开，确实是当了英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可他1942年就离开西南联大，也就离开了南开，何以杨石先给柳亚子的信上仍说“系主任一职亦尚虚悬以待”？柳1942年离校，此信写于1950年，系主任是实职，要管事的，能虚悬七八年吗？柳无忌文章中说，战事结束，南开大学在天津复校，“石先曾来函要我返南大任教”，这就明白了。原来早在1948年，杨石先曾有信邀柳无忌回南开，并许以系主任之职。虚悬两年，以待君来，是说得过去的。
再来看看信的格式与称谓。
先说格式。
按说将全信按书写格式重抄一遍即可，不必了，太占地方，重抄两处，开头结尾各两三行就行了。开头两行是：
亚子先生座右顷奉
赐书。欣悉无忌兄明岁可以归国，愚前岁归来时。
末尾三行是：
均可商量。请
先生于寄家信时便中说明为感。耑此敬颂
道安。晚? 杨石先拜上 九月二十六日
不行。还是不能完全体现原信格式上的讲究，只有靠文字来说明了。
全信无现代式的标点，现有的标点全是我加的。要说明的有两项，一项体现出来了，是提行。第一句里“顷奉赐书”，现在是连写的，而杨信中，“顷奉”写罢，提行顶格才写“赐书”二字。这是旧式信函中，对长辈尊敬的规矩。同样的道理，末尾三行里，“请先生”三字，“请”在上行，“先生”提行顶格。
没有体现出来的，有三处。一是“欣悉无忌兄”中“悉”字和“无”字中间空一格。二是“愚前岁归来时”里的“愚”字，在“前”字的右上方且稍小。三是“晚杨石先拜上”中的“晚”字，跟前面的“愚”字一样，也是在后一字的右上方且稍小。这样的书写，都是表示对对方的敬重。一是对对方的敬重，二三是自己的谦逊，不聪明，是晚辈。
何以这样的谦抑，这样的讲究，这就要说到称谓问题了。
先看一下三人的年龄。
柳亚子1887年生，受信时63岁；
杨石先1897年生，写信时53岁；
柳无忌1907年生，提及时43岁。
往上数，一个比一个大十岁；往下数，一个比一个小十岁。
若纯粹以杨与柳亚子比较，两人并无交集。柳亚子是文化名人不假，但未在学校做过事，不存在前辈后辈的尊卑。两人的相识，该是在前一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柳是与会代表，杨也是与会代表，只大十岁，没必要尊之为师长。有书信交往，尊之为先生，也就够了。
然而，从柳无忌这边看，又不一样了。且看柳无忌在前面提及的文章里是怎么说的：
石先长我十载，却与我同时在美国新港耶鲁大学研究院读博士学位，同年（1931）在耶鲁的大礼堂内登坛接受博士文凭。所不同的，此时他已先在南开大学任教，有六年（1923—1929）的丰富教学经验，然后再来耶鲁做研究二年，而我却是得到学士学位后直接进入研究院，于三年内一口气读完博士学位的功课。虽然我们年龄相隔甚多，却一见如故，时相聚晤。我受他的影响极大，也由于他的介绍而在返国后就去南开大学任教，过着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五年（1932—1937），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南开校址遭敌人轰炸破坏而告终止！（柳无忌《缅怀好友杨石先校长》，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第40页）
哦，原来他俩是同学，还是同事。如此一來也就难怪以父执之礼，待其尊人了。
以这么一封信函，来说明杨石先的“守礼”，显得单薄了些。补充两件小事，或许看得更为明晰。
王端菁先生很早就在南开大学工作，跟杨校长多有接触。有件事，给他的印象甚深。当时他是校科研处的业务干部。
1957年春，校长办公室通知他，晚上到杨校长家去一趟。杨校长患病，说好去北京开的会去不成了。到了校长家，杨与夫人都因感冒卧病在床，他一进去，杨说：“我们都发烧了，防止传染，你就坐在靠门边处，隔着一段距离谈吧。”待他坐定之后，杨说：“科学院原定明天开个会，我应该参加，但高烧不退，去不成了。”杨让他次日早些去北大，先找见周培源先生，说明情况，代他参加那个会。到了会上，把会议情况记下来。
会议在北大校园深处，司徒雷登故居的一个大厅里召开。会议的规格很高，除周培源外，还有高教部一个年岁稍长的女干部，这个女干部知道王端菁是代表杨石先校长来参加的，很是郑重，将与会的人员一一做了介绍，他记得有吴有训、钱三强、华罗庚、傅鹰等十来位。会上，大家对重点学科的设置、科研条件、人力物力等问题，争论得很是厉害，有的专家不容他人讲话，争论不休。王端菁是第一次见识这种阵势，看到了专家学者们急于把科研教学搞上去和抢挑重担的精神，心里却有点替主持会议的周培源先生为难，觉得有的专家少了些平心静气的气度。
会间休息时，高教部的那位女同志带他参观司徒雷登的故居。在湖畔，他悄悄地问她，以往开会也是这样争论吗，这样能讨论出个结果吗。对方笑着说：也不都是这样，不过大家的意见都反映出来了。还说：你们杨校长在会上可不是这样。会议结束后，他又请示周培源先生，说会上的情况他都尽力记下来了，回校给杨校长汇报，问周还有什么事情要他转告杨校长吗，周先生说：“会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次会什么大问题都定不下来。事情不那么好办。你们杨校长威望高，大家都很尊重他，能听他的意见，你回校一定转告杨校长，如果健康情况允许，下次会议务必请他出席。”
王端菁在文末感叹：“这趟出差，让我进一步领略到了杨校长在科学教育界的崇高威望和举足轻重的讲话分量。”（王端菁《镌刻在心，音容永存》，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第154页）
这个例子太长了，再举一个短些的。
邢公畹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长期在南开大学任教。入校迟（1942年），术业不同，同在一校，与杨石先打交道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妻子陈珍考取了《天津日报》的记者，报社要一份类似介绍函件的证明书，这在当时，是个普遍的规矩。报社的人是知道邢先生的身份的，就给他出个主意说：“你是南开的教师，你找南开校长写一封证明陈珍是你的爱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词语，即指妻子）的证明书不就行了吗？”他一想也是的，就给校长办公室打电话，电话接通了，他问道：“杨校长在吗？”回话说：
“杨石先在听电话。”
邢公畹说，他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话方式，既严肃又有礼貌，很能表现杨先生的风格。他把自己的要求说了一遍，杨先生好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又说了一遍，这回杨先生听明白了，知道要证明的是一件明摆着的事实，当然是可以办的，于是给他写了一封证明信。
想想吧，邢先生是1914年的生人，安徽大学本科毕业，又考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生，师从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做这事时已三十多岁，也算个见多识广、颇有历练之人，竟是头一次听到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接电话。
通常情况下会是怎样的呢，可以设想一下。你说了杨校长在吗？客气点的回答是“嗯”上一下，不客气的，回答是“什么事”。像这样自报家门的少之又少。可也正是这样一句“杨石先在听电话”，才能让对方感到“既严肃又有礼貌”。
这两件事，一大一小，最能见出杨石先在“礼”上达到的境界。
中国的文化，对“礼”的认识是很高的。古代的贵胄子弟，必须学习并精通的“六艺”里，第一个就是“礼”。读书首先要懂得并铭记于心的，也是礼。现在人们常说“读书明理”，是讹传，正确的说辞该是“读书明礼”；礼是仪式，是行为，礼都懂得了，理就不在话下。
礼，东西方认知上若有什么差异的话，西方称之为文明，东方称之为教养。若再细细分辨，西方视之为文明，含有进取的精神，东方视之为教养，偏重自身的保全，两相贯通，融为一体，则礼者，是护身的法宝，也是进取的利器，最为允当。往下看看杨石先教授平生的为人行事，术业功德，对“守礼”二字，当有更为深邃的认知。
新南开来了个新教授
南开大学是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学办得很好，两位发起人严修和张伯苓二先生，就起了办大学的念头。两人曾赴美考察，决定照美国私立大学的模式，在中国办一所私立大学。1919年开办，招了一个班，十几个先生，就办了起来。到1923年这个班毕业，只有12名学生。
若说试验，这就叫试验成功了。
1923年，决定扩大招生，正式办起南开大学。同时在天津南郊六里台一带，买下大片土地，兴建新的校区。
好大学要有好教授。这一年先后招聘来的教授也有十几个，9月21日出版的《南开周刊》第68期上，有了这样一行字的消息：
南开大学今年暑假所聘之教师有：化学教授杨绍曾先生。
杨绍曾是杨石先的原名。后来好长时间，一直这么叫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天津有个写通俗小说的作家，也叫杨绍曾，这才将原先起的“石先”这个号做了名字。
杨石先，1897年1月28日出生于杭州，祖籍安徽石埭。祖父是进士，在杭州一带做官，便举家迁来杭州，父亲后来到济南做官，又迁居济南。再后来，父亲来到天津做事，又迁到天津。1910年上中学时，正赶上清华学堂招生，应考得中，便入了清华学堂读书。
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毕业生照例赴美留学。1918年毕业后，即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先入农科，后改入理科学化学。1923年获得学士学位，原本还要读博士的，因家庭变故，必须提前回国。经与导师协商，将原拟写而未完成的博士論文，改为硕士论文，授予硕士学位。
与他同船出国的，有后来成了大诗人的徐志摩，与他同船回国的，是后来成了著名考古学家的李济先生。李先生是博士，自然享受的是博士的薪水。多少呢，没有过硬材料，不敢胡说。过了三年即1926年，南开来了一个新教授，叫何廉，也是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他在回忆文章里说了，他初入南开，给的薪水是每月180元。杨石先生既是以教授名分聘下的，也该是这个数目吧。
想着该是，实际不是。
南开大学出版的《杨石先图传》上，有一图名为《杨石先工资年表》，字迹甚小，仔细辨认，能看出从1923年入职到1927年几年间薪水的基数与递增的状况。画格子列表太费事，且一行一行抄录如下：
1923年9月17日? 薪金130元? ? ? 每周钟点6
1924年2月2日? ?薪金130元? ? ? 每周钟点6
1924年9月16日? 薪金220元? ? ? 每周钟点7.5
1925年2月3日? ?薪金220元? ? ? 每周钟点6
1925年9月15日? 薪金170元? ? ? 每周钟点5
1926年2月2日? ?薪金170元? ? ? 每周钟点5
1926年9月16日? 薪金235元? ? ? 每周钟点6
1927年2月14日? 薪金235元? ? ? 每周钟点6
1927年9月5日? ?薪金235元? ? ? 每周钟点13.5
需要说明的是，表中的年份用的是民国年份，比如1923年9月7日，表中写作“12.9.7”
何廉初入职时的月薪是180元，时间是1926年。再看1926年，杨石先的月薪，已是三年的教授了，任课6个钟点还高点，5个钟点也才170元。
是不是杨石先起初定职称，不是教授，或者说不是正教授，连副教授都不是，而是讲师呢？
不是的，确实是教授。只是我们不懂民国时期的教授规范。
看看其时政府部门对国立大学教员薪俸的规定，就什么都明白了。
金国先生的新著《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变革时代的南开大学、政府与社会（1919—1946）》书中有一表格，名为《国立大学各类职员、教员薪俸表（1917年）》，系选自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法令选（下）》。表中将教员分为五类，分别为正教授、本科教授、预科教授、助教、讲师。注意，讲师排在助教之后。盖因讲师非正式在编教职，多为兼职与临时代职，比如，鲁迅在教育部有职，在北大讲课只能是讲师，陈豹隐去苏俄考察，郁达夫代他的统计学课，也只能是讲师。讲师以课时记酬，没有整月的薪俸。此外的四类教职，每类又分六级。正教授一至六级，分别为400、380、360、340、320、300。本科教授一至六级分别为280、260、240、220、200、180。预科教授1至6级分别为240、220、200、180、160、140。助教一至六级分别为110、100、80、70、60、50。
这样就明白了，何廉说他初回国，南方某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给他的起薪是300元，南开给他的起薪是180元，都是有政令依据的。南方某大学给他定的职级是正教授六级，南开大学给他定的是本科教授六级。
这一来，杨石先的130元，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他是硕士学历，虽聘为教授，只能按预科教授起薪，又减了一些，给130元，是说得过去的。好在两三年之后，就升为235元，相当于预科教授的一级了。
学历上差人一等，在杨石先来说，总是个心病。因此，入职南开后，1927年结了婚，仍未将新婚夫人带到天津，而是留在北京与父母同居，他独自一人住在南开的单身宿舍里，一面加紧温习功课，想着会有一天，可以再度出国，完成博士学历。
机会终于来了。清华大学有规定，教授满七年，可有一年的带薪出国进修。张伯苓为了稳住南开的教授队伍，也采用了这一制度，且定下从杨石先做起，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读了博士，必须仍回南开任教。杨石先原来的清华留学资金，还有一年的余额，加上南开给的，就有两年的时间。这样，他去了美国，入耶鲁大学化学系，师从一位得过诺贝尔化学奖的学者，两年之后，获得了博士学位。遵照先前的承诺，仍回南开任教。
杨石先如期回来，本该是有言在先的君子之行，仍让张伯苓校长有种意外的惊喜。留洋学者的话，固然诚信为重，学术上的名气，与社会上的责任，不同时际会有不同的考量。跟一个得过诺贝尔化学奖的学者学上一年，即是门里出身，再好听点，就是得意门生，这名头可不能算小。前几天接到他张校长的信应承了的事，过几天诺奖教授劝说两句，也不是不能反悔。拿了南开的钱却一走了之，反唇相讥的话是不能说的，像杨石先这种身世的人，最不怕的就是钱，你张伯苓敢说这种话，他一个“计利归还，一文不少”，就能把你噎死。
真人站在面前，站在校长办公室的水磨石地上，除了喜欢，只能起坐相迎了。
过去，杨石先只是化学系的普通教授，系主任是有博士学位的邱宗岳先生。经过此番的交往，也可说是一种考验，杨石先品质上的优秀，学问上的才华（两年轻松拿下博士学位），得到张伯苓的认可。张伯苓当校长的用人之道，简括为两个字，一曰忠，二曰才。行政上要忠悫之士，教学上唯才是举。只有才，德上差点儿，亦可宽容，有才又有德行，那就另眼相待了。
化学系的老主任邱宗岳，有博士头衔，又恪尽职守，自然动弹不得。其时南开正在实行一个扩张计划，在何廉的擘划下，文学院的经济系已与大学的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为经济学院，文学院原先就有，数理化各系原本也想合为理学院，各系主任、教授差不多全是博士学位，资历有深浅，学术上无甚差别，谁当院长难以定夺，合为一院之事，也就延宕下来。
现在好了，杨石先获得耶鲁大学研究院的博士学位，在本校又有差不多十年的教授经历，理学院院长，舍此君而谁何！
对这一教学资历上的变化，《杨石先生平记事》上，1931年项下是这样记载的：
6月以《从乙酰基二硫代碳酸酰胺和乙酸基异硫脲合成d、b-呋二唑》博士论文，获耶鲁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推选为美国科学研究工作者（Sigma Xi）荣誉学会会员。后对欧洲各著名大学、化学研究机构进行了两个月的访察，经西伯利亚回国。
9月17日，由东北乘车返回南开任教授。
10月，兼任理学院院长，不久将家属由北京接到天津。
過去薪金上的差异，纵然心有不快，也只能隐忍不发。现在呢，不说博士衔的教授该是多少大洋的月薪了，理学院院长这一头衔，他的月薪就该跟何廉的经济学院院长等量齐观了。
还是先前的西装革履，还是先前的仪表堂堂，走在新开辟的南开校园里，不管怎样步履如常，心情定然是不一样了。
杨石先去世后，百年诞辰的时候，南开大学要搞个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之一是征集文稿，编本《杨石先纪念文集》。这时是1997年，距西南联大时期近，距抗战前的南开时期远，因而入选的四十多篇文章中，写西南联大的最多，写抗战前南开生活的甚少。且写作者大都老迈。所写文章概括叙事多，具体叙事少。纵然如此，还是要摘录几段，以见二次留美回来，杨先生的风度神采。
刘?年先生是南开的老学生，文中说了他在中学上杨先生课的情景。
1939年至1934年我（大学）一年级时，在思源堂阶梯教室听先生讲授《普通化学》课，他虽然只是教过我一年，但以后我同他仍保持着联系。他的言传身教，使我永记在心，终身受益。
杨先生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绝不允许他们有半点懈怠。他特别强调学生要进行课前预习，认为这是提高教学效果最好的途径。为此，他每节课必布置课外作业，其中就包括预习，并用讲课前三分钟进行随堂测验，以督促检查。这使学生普遍提高了听课效果和考试成绩，增加了学习化学的兴趣，增强了学好化学的信心。我走上数学教学岗位后，也一直采用这种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刘?年《缅怀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杨石先先生》，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107页）
心情的变化，会表现在言谈举止上，也会表现在衣饰佩戴上。
这情形，后世的怀念文章里，只有他的得意弟子申泮文先生记录下来。
申先生早年在南开大学化学系教书，后来长期在山西大学工作，“文革”前与“文革”中有五年的时间，我是山西大学的学生，纵不相识，在校园里也是遇见过的。
其时申先生还有个特殊的身份，是50年代后期，依教育部的安排，对口支援内地高校，由南开大学化学系调到山西大学化学系。在山西大学受了不少苦，“文革”后很快就调回南开大学，并成为中科院院士。杨石先去世后，他写了悼念文章，名为《缅怀恩师，自强不息》。其中有一段云：
我家境贫寒，在旧社会本无上大学的条件，由于得到中学老师的帮助，又获得南开大学每年免交90元学宿费的奖学金，才勉强在1936年秋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杨石先教授是我步入高校化学大门的启蒙老师，他给我们理工学院一年级讲授基础课普通化学。那时石先师正在风华正茂的四十岁上，因早年是足球运动健将，身体极强健魁伟，挺胸直背，箭步胜人。石先师容貌堂堂，气宇轩昂，光彩照人。石先师最讲究仪容，都是衣冠楚楚，面容严肃，使我们学生总怀有敬畏之感。他每次来上课都换穿不同的笔挺整洁的西装，背心的小口袋里揣着一只金壳怀表，表链垂出连在纽扣上，链上悬挂着他在国外学习获得的荣誉纪念物——一枚金钥匙，同时手腕上还戴着一只手表。上课时为掌握讲课节奏，他不时看表，有时看怀表，有时伸长手臂看手表，奇怪的是他有时又从西服裤的小口袋里拿出一只无链怀表摆在讲桌上看时间，学生都很惊异，说杨先生一身带了好几只表，一时传为美谈。（申泮文《缅怀恩师，自强不息》，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第77—78页）
奇怪的是，这是1936年，抗战尚未爆发，南开大学在天津时的事。从1923年开始上课，至此已13年，教过的学生至少也以百计，而后世的回忆文章里只有大弟子申泮文先生写了此事。《杨石先纪念文集》里收文数十篇，有两篇还是综述性质的长文，却无一人无一篇提及这“三只表”的轶事，推想不会是见过的人忘了，只是不像申泮文先生所言，将之“一时传为美谈”，而是“长时传为笑谈”，也就依普通中国文化人最爱挂在嘴上的“为尊者讳”的原则，视若无睹，笑在心里，避而不谈了。
申泮文先生真是个好学生，对老师感情深，观察细，文笔也好，在他的文章里，还记下了杨老师上课“偏爱”女生的事。
石先师授课时十分认真负责，第一次上课就跟学生约法三章，规定女生坐第一二排，男生坐在后排，把学生坐的扶手椅按行列编号，每人的座位固定，不许更动，这样谁不到课座位就空了下来。石先生师从讲台上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出某排某座的学生缺课。所以他一步入课堂，学生起立坐定后，他便拿出点名册给缺课的同学画旷课记号，花费时间不多，只两三分钟便点完了名。学生迟到超过十分钟的不准进入课堂，记为旷课。这些微细的地方都显示出石先师对学生严格要求和追求课堂效率，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讲课的教室就是今日经重建的南开大学第二教学楼211阶梯教室。（申泮文《缅怀恩师，自强不息》，收入《杨石先纪念文集》第78页）
申泮文毕竟成就大，年龄也大，他能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他的杨先生，也就无挂无碍地写了出来。
（此文为《杨石先传》二章，全书由山西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
【作者简介】韩石山，曾用名韓安远、韩富贵。1947年生，山西临猗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任中学教员多年。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曾任《山西文学》主编。2007年退休。有 《徐志摩传》 《李健吾传》 《张颔传》《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等著作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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