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茂宇

　　古典汉诗中一直隐匿有“哀歌”传统。哀是一种物哀的叹息，本质是博爱、宽广、哀叹的泛灵论。歌即一种不自觉滋生、外化、内化的兴，是视觉和韵化的双重产物。汉乐府中哀歌就有一定数量存在，如《古歌》中，“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长歌行》中，“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白头吟》《十五从军征》等等诗作中都有哀歌之叹息的特点。在古典诗歌中，兴是诗人对物象的主动投射，也是情在幻化空间和想象力思维中具有良好触感的条件之一，它保证了古典诗的抒情效力。而哀歌的起源，源初点在上古先人与自然、天地相处寻找的自洽之法，即宗教—祭祀。这种自洽之法中，叙述总是隐藏在兴之后，作为神话、史诗不可置疑性的工具，传奇的到来，叙述的功能性和结构性隐喻才得以很好地实现。

1.儒道下的传奇重构

旧有诗学系统中，叙述与哀歌呈现出某种失衡和断裂，叙述被认为是诗歌本质的偏移，叙述使诗歌的抒情变得曲折、隐晦。因为事件性和场所性是一种流动和复合空间，是含混的源头，诗歌的抒情中暗含隐晦的杂质。聂权的《富春山教》，一定程度上，是在稳定叙述中对古典人物、典故、神话、传奇等等进行重构。例如《富春山教》《深渊》《资寿寺》 《降伏》 《行密传》 《遵行》 《平衡》《车毂》《哄砚记》《生机》《温州辞》等等诗作，这种重构中体现私人化情绪和公共经验（史学经验）的平衡，也是想象力间接性的展现。如《温州辞》中，聂权写道：

　　郭璞规划温州城

　　山似北斗，城似岭锁

　　山包城，寇不可入

　　法，像自然

　　凿二十八口水井，应二十八星宿

　　又开掘五个水池，五行之水

　　与瓯江通

　　瓯江，与海通

　　可供日常饮用，可防洪涝

　　可防敌人断水

　　这首诗是历史和传奇的结合，诗中的历史回溯和镜像是显性的，聂权以定义式的语言和笔法的记录特性直接展现了这点。传奇和想象力则是隐蔽在叙述之后的，暗含有关于文学真实本体的投射，即虚构的真实与虚构与现实的交融、含混。骆一禾说：“诗中飘满上古。”上古对于万物的根源性命名，不管是神话、巫化现场、都具有不可置疑性和源意象的神秘气息。诗歌的兴、私人化的叙述，空间蔓延都与上古有相似的魅惑属性。而对于许多微小私人史进行想象力重构的同时，聂权用儒道的“礼仪、平衡、温和、悲悯、哀叹、古朴”等等，对当下的现代性困境进行反诘式的追问。如《怪松吟》中，“是的，距离神创世界/越来越远了，我们越老越相信/植物无心、江河无情，犹如/我们越来越不相信/决绝与傲骨，但是，真的/如果你真的去留意/人世间，遍布着这样的树”，现代性社会是一个无真相、无共识、无确定性的社会（钱理群语）。它祛除神秘和任何交感巫术，垂直的上古神秘和敬畏已消失殆尽，现代性社会缺乏稳定的精神追求和信仰。聂权偏执地当了卫道者，他痴迷古典话本、传奇中的图画，那是哀歌的物象起源。如 《传说》中，“‘木囚’只是一个传说/造它，要烦琐工序/和取意象象征的交感巫术/……将木囚置于其中/施以超秒法术/木囚便生出灵性/牵来疑犯/犯人有罪，木囚静卧/冤枉，木囚一跃而起/木质的脸/比犯人更激动、鼓舞手足”，话本、传奇中，物象（植物、动物）总是与人的身体性进行联结，进而暗示人与万物的身体性规律和精神导向。聂权借法术让木囚的身体与人的身体进行隐性链接，而木囚具有的精神哀泣，对冤屈、曲折的情感更加敏感，则是聂权虚构的含混隐喻，其中的反讽性，自然祛除了稚嫩感和突兀气息。实质上，话本、传奇是一个折叠事件，解释性图像，需要洞察里面的复向思维。诗人雷平阳说：“讲述为了发现，为了进入语言的心脏。”他讲出了叙事诗、记录、镜像的真谛。

2.哀歌的想象、叹息特性

哀歌是很复杂的概念，它需要想象力的原始性，需要内爆式情感和内视化空间的参与并作为原始动力，对万物进行主动地承接。哀歌（兴）能够把激情以意象的形式，通过变体、变形、拼接、暗示、重组等等方式留存下来。

　　诗集《富春山教》中，不管是神话、传说、历史记录题材，还是日常生活题材、行吟题材，聂权的诗歌都流露出哀歌的抒情气息。哀歌（兴）是古老汉语思维在兴之下的情感外延，它集中在由内向外的内爆型延伸。兴是内爆型延伸和外爆型延伸的统一体（敬文东《感叹诗学》）。哀歌作为兴和感叹的同体，是情感在精神空间的外延，语言有悲悯和泣的蛊惑力。聂权作为在多个镜像空间凝视的哭泣者，面对儒道的消逝，古典文化内核已成为边缘的艺术形式，他昂首顿足，进而产生低鸣的悲叹。在《禹喊》《羿歌》《左行草》《秘药》《不再》《植物谈》《苍南，无名山》《晓峰岭》《晚读》等等诗作中都有较好的体现。《歌羿》中，聂权写道：

　　而羿的伤心与悲剧

　　并未终结

　　其最亲厚弟子逢蒙，尽得其教

　　“思天下惟羿为愈己

　　于是杀羿”★

　　大约从羿始

　　后世许许多多的类似辜负上演

　　绝地天通的时代前后

　　人心，已不似上古了

　　★出自《孟子·离娄下》。

　　叙述的场景再现，是虚构的再一次抵达，它呈现的诗性审判和现实审判，有原始神秘气息的加持。这首诗体现某种木偶戏、皮影戏的讽喻，哀悯躲藏在光影之后，流露出类似话本的感叹。知恩图报、古朴式的人性、纯化的思维已经远去，聂权借助后羿既有的民间英雄形象，对古意进行深情凝视。“绝地天通”是事件性和形象性的双重隐喻，等级、权力、信仰实体的消失，衍生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个体精神变异、虚妄的入侵等等都具有超越时空的隐喻效力。诗中的后羿也是形象高于能指的具体体现，我们需要接受这种想象力的突变。《左行草》中，“左行草，使人无情”。这是一个具有稳定效性地定义诗句，左行草暗含的神秘性来自它的陌生化，即形象的缺失。导致诗歌的叹息具有纵深感，在各个复合场景中，以面具进行迁移。节制、隐忍、旁观，都会使哀歌的情绪效用更加绵长、高级，在各个流转空间得以保存、延展。

　　《富春山教》中，聂权对古典人物、典故、民间传奇等等进行重构的同时，给我们展示许多肉体的空间形式。在当下的汉语经验中，他贡献出一种“古今无所不同”的语言形式和精神求索。他的语言朴实、简洁、颇有古直味。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在对古直的精神形态，神秘、性灵的古意进行凝视之外，是否需要把现代性作为自由度调剂的润滑油，把现代经验的视角切换、流动、虚妄、空间碎片、荒诞、狂欢、语言离散、复象思维等等作为重要因素，与已有的文化隐喻形成统一的参与性空间。显然，《富春山教》给当下的诗歌经验、思维启悟，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