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利

　　1

　　有些事，我没办法一五一十地讲述。好在凭借往日旧友的闲言碎语，勉强能立起来一个与我无限相近的形象，记起被昼夜交替挤压成各种图案似的许多片段。

　　阿哲认同我的观点。他说，任何事都是有形状的。他说他的过去像一排组合柜，新旧不一。而我的过去，是不规则多边形。阿哲跟别人聊起我，通常先从高中同学第二梦毫无征兆的辍学开始说。第二梦这个名字和二十年前那部电视剧女主角的名字一样，复姓第二。

　　二十余年过去，第二梦在我的印象中早已变得格外模糊。据说她父亲是市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个精神病拾荒者，只要和他对视，他就露出难以名状的笑容。他住在锦纶厂的废旧大院，院子里翻出来不到半亩的一片园地，插满带着绿叶的半人高的树枝，逢人便说，这是外星人种下的玉米。他把小区装修剩下的木板，收集拼接成院门，还捡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和少了一扇门的冰箱。过年前，还不忘弄两张红纸贴在木板院门两侧，算作春联。

　　第二梦从未在班里提及她父亲，以至于同学们对她父亲的传闻深信不疑。她平时老穿一条橘红色灯芯绒长裤，一年四季多是如此，上衣是一件洗得煞白的牛仔夹克，如果不是这两样，便是校服。进出校园的时候，大家会刻意绕开她走。老师们很少叫她回答问题，也没关心过她的学业，检查作业的课代表更不会到她的桌子前一步。有一天，班主任领着一个南方转学来的女生坐到了第二梦的位置，我们齐刷刷地望着新来的女同学红着脸把书包放下，突如其来的集体注视引起的陌生感让她没能抬起头跟大家打声招呼。几个男生发现新同学拥有一张姣好的面容，课间十分钟纷纷围过去，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向南方来的姑娘送去北方三线市区的问候。没人在意第二梦去了哪里。

　　大二那年六月的一个周末，阿哲问我第二梦的消息。阿哲说，我一直没见到她，但她发邮件告诉我，她父亲失踪了，她让我找个本地人帮忙打听下落。听起来离奇，可这是真的。

　　咱们学校毕业的一位画家，在北京和上海都办了画展。他的作品，大部分画的是他的邻里街坊，只有一张例外。那幅画是第二梦的父亲，一身迷彩服，像工地上的搬砖工人，要么是维修暖气片的物业师傅。画的背景好像是市郊的锦纶厂。

　　我和阿哲找许师傅租了自行车，打算去一趟锦纶厂。尽管是夏季的午后，地面的温度极高，我们并未耽误行程。

　　锦纶厂的院墙已经坍塌殆尽，外面是新修的火车道。阿哲继续跟我说第二梦的事。一下午，我数不清听了多少次火车经过的响动。阿哲心有不甘地望着深绿色的车厢缓缓驶来又飞快驶去，他把手伸过去，又很快缩了回来。

　　据阿哲的描述，第二梦在高三那年冬天，产生了放弃学业的念头，她看到周围的同学跟傻子一样，老师们更像是照看一群精神病人，他们有的喜欢用普通话大声朗读课文，不论男女，难听得很；有的喜欢无限循环地念英语单词，像是一阵一阵的电锯声；有的喜欢翻阅某本文科综合试卷，工工整整地抄写答案，如同小学生拿着田字格本在抄写一百遍刚学的三十个生词。第二梦觉得自己是清醒的，她能看到老师嘴角脓肿的口疮，能看到楼管大爷的腿已经没有三年前灵便，能看到低年级学生半夜翻墙上网或者翻墙约会。她每隔两周回一趟家，看看园地里的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每看一次就难过一次，却不明白这难过因何而生。她看着院子周围四面高墙外的麦田，好几回想一把火烧掉它们，它们那么绿那么高，每天有许多老农穿梭在它们中间。她拿出偷偷洗出来的和男朋友一起拍的大头贴，每次都想拿起剪刀一刀一刀剪掉。那以后她再也没想过要遇见一个可以做男朋友的人，没想过抱着一个异性是什么感觉。没几天，她庸庸碌碌地辍学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里，每个人都会对她微笑，每个人待她如亲，她卖力地为工厂工作，哪怕老板不给她一分钱，她依然乐此不疲，干劲十足。

　　我不记得第二梦有男朋友。高中毕业，我和班上的同学再无太多交集，我们各奔东西，忘记彼此。有关他们的记忆十分遥远又残缺不全，短短几年就显得不真实。

　　最近一次和高中同学相见，是参加初恋女友的婚礼，当我赶到现场，接亲的队伍已走。一个小时后，班长开车捎我返程，车载音响放着那首老歌：再见了我的爱人，我要去流浪，追逐那遥不可及的第二个梦想，可能也遇到第二最爱的姑娘。

　　车窗外飘起大雨，玻璃上的水汽把街景弄得模糊不清。我们约了几个男生一起吃火锅，聊着无法触碰的未来和远不可及的昨天。几瓶啤酒几两羊肉下肚，我一个人走到市区好人广场的顶端，太长时间没上去，那里新修了健身区，旁边是用胳膊粗的木桩搭起的成排成行的柏树。以前没注意到，一直未拆掉的废旧烟囱居然和政府大楼拥有一样的高度，向右几十米三层楼的快捷酒店上方还有十几层的住宅楼。

　　那一刻，马路上出现了很多迎来嫁去的车。我觉得我可以回答在班长车上的问题了，非要说有什么遗憾，我想肯定是没能见到她坐进婚车的样子。

　　天黑前，我和阿哲把自行车还给许师傅。许师傅念念有词，像是跟我们说话：每天看着你们这些学生进进出出，老以为日子过的是同一天，前阵子有几个月总觉得光是白天就有二十四个小时，晚上反而短得不足一集电视剧。

　　许师傅转身问阿哲，你们的事情没办成吧？这世间的事啊，就是这样，总会有你怎么也想不清楚搞不明白的，不会按照你想象的样子发展，尽管你觉得它就是你想象的那样才合乎情理，哪怕不皆大欢喜也会让人认为说得过去。就好比咱们北方人打牌，打升级，老是打几不来几，你想要的牌，打完好几圈都不来，那些没什么作用，往往会影响整个牌局的，偏偏把把出现，哪一把等到心心念念的那张牌，一轮恐怕也就到头了，想打还得重新洗牌。这世间的事啊，就是在捉弄人，你今天有一件事做不成，心里不高兴，事情一推，其他排到后面的事就得跟着推，一来二去，一个月估计也干不了多少事。

　　我搞不懂许师傅怎么会知道事情没办成。吃晚饭的时候阿哲说，许师傅按照小说里的角色对号，得称其为异能者。我惊讶道，不可能吧。阿哲示意我不要打断他的话，接着道，半年前，有几天冷得要命，我把一封奇怪的邮件打印好拿给许师傅。许师傅让我看着他那修车时才会摆出来的盆，倒进去半盆水，双手压着一条等待打补丁的轮胎浸到水里，水面慢慢折叠。我看见第二梦，正在用相机定格两只落在松树枝上的鸟，两只鸟叽喳着，像一对打情骂俏的新人为某一方的生日派对要吃中餐还是吃西餐而对嘴逗舌。相机快门按下的瞬间，两只鸟仿佛有所察觉，飞了起来，在松树林绕了几圈后不见踪迹。更神奇的是，我发现她能看见我，我试着跟她打招呼。我们在市区街心公园聊了很久，周围人群熙熙攘攘，一会儿聚起来，一会儿又散开。后来我心不在焉地看向手拿气球欢笑着相互追赶着的小孩子，在大人们或呼喊或责备的语气中安静下来；三三两两结伴而行的人操着不同的口音或迎面而来或从身边超过我们快速远去；勾肩搭背的情侣手挽着手说着什么私密的听上去口齿不清的悄悄话，走走停停。

　　阿哲开始嘴瓢了，我也听得走神了。邻桌坐着一对情侣，男生跟女生说，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或者不好，我们在别人眼里也许不算什么，但是一定要捯饬好自己，上高中老是穿学生装，念大学就得打扮成熟一些，你夏天适合穿短裙热裤，冬天戴上毛茸茸的耳罩，你就会发现，衣服体现气质，衣服改变观念……

　　我想起刚进大学后那些日渐寒冷的日子，我和长我一两岁的学哥学姐是说着怎样的话在吆喝声四起可老长时间都决定不了买荔枝味奶茶还是草莓味奶茶的小吃街穿梭而过的。他们说话的样子，在我看来是多么潇洒，我觉得他们的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乐趣，而我的不是。经常是听到卖小吃的大叔大妈推着车子远去的响声，我若有所失地跟着学哥学姐往回走，他们的欢声笑语就更能让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沉重。

　　那些没能做到的和不曾拥有的，在毕业后变得越来越不真实，那些当初满心欢喜地所憧憬的未来，以及我笃定要和她结婚的孙小尊，最终都已远得让人无力追赶。我想我是失败的，就像一些大学老师之间偶尔若隐若现地存在着一种暧昧，尽管他们大部分已生儿育女。

　　后来阿哲与比他小三届的小玲谈恋爱，成为学校的模范情侣。过了一年，阿哲到省城实习，我们见过一面，他说三个月后，实习期满，辅导员会给他们班里愿意到南方发展的学生安排见习的企业。我们在一家小餐馆吃了个便饭，各自离去，阿哲那天没说太多的话，临走时给我留下一张银行卡，说省得注销了，让我把里面的三百块钱取出来当生活费。

　　我是在我们音乐系琴房，把他给我的三百块钱花完的。和我排上同一张练琴表的学姐名叫胡变变，论长相，真的不算漂亮，但是耐看。学姐住在混合宿舍，除了她，其余七个人全是中文系的。胡学姐经常跟我讲其他七位学姐的故事。我问学姐，你有没有男朋友，你为啥不讲你的故事。学姐笑着回答，你请我吃冰激凌，我就告诉你。

　　第二次练琴的时候，我带了冰激凌和碳酸饮料。学姐把冰激凌留给我，拿起碳酸饮料。我问她，今天能不能讲讲你的故事。她没说话，掏出手机，翻了几下，打开一篇空间日志。其中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那个曾经愿意疼我，愿意宠我的人去哪儿了。看完后，我郑重其事地跟学姐说，我给你二百块钱，我要买下你这个故事。胡学姐瞬间笑出声。她说，你这人真有意思，这不是我的故事，我的故事不卖，你也别想知道。我说，我就想买刚才看到的这个人的故事。学姐说，这是我舍友的故事。我说，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她说，以前是我讲，现在是你看，听觉记忆和视觉记忆往往落差巨大。我正在寻思这句话的意思，她又问我，你买这个故事做啥。

　　我看着她的脸，一张看久了发现也很美的脸。我告诉她，我要写文章，十年后，十年后的某一天，我要把这个价值二百元的故事写出来，写成小说，寄给杂志社，发表，挣稿费。学姐笑得更大声了。我把钱递给她，她说，你瞪大眼睛好好看看，我今天穿的裙子，没办法装钱。我仔细打量一遍，把钱放她手里。她涂着指甲油，黄色，发着光的橘黄。

　　半年时间，胡学姐把她舍友的故事说了个遍。她问我，故事说完了，你到底想干啥。我说，半年前已经说得很明确，十年后，我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我预感，十年后，我会跟你的舍友到一个单位上班，说不定还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并且天天去一个食堂吃午饭，或者吃晚饭。单位的地址在学校二十公里以内，也许会在市区，也许会在隔壁的省城。

　　学姐说，你有病吧，整天神神道道的，还想着投稿，难不成你要当作家？没等我回答，学姐提醒我不早了。我们走出琴房，学姐请我吃晚饭，说二百块钱还有结余，又带我去私人影咖，看了两部《大话西游》。

　　那天晚上的风，似乎都来自学校旁边的玉湖公园，那里的情侣，让公园更像公园，让夏天更像夏天，让故事成为故事。令我意外的是，胡学姐一边走，一边开始哭，她说她一个月之后就要订婚了，男的刚考上村官。我当时对村官的理解是扶贫干部。

　　学姐说，你还有两年才毕业，还是个纯粹的人。我说，我已经不纯粹了，我想用二百块钱做的事，也许到十年后就会放弃。她说，十年后，我们绝对没有对方的任何联系方式。

　　我说，不用十年，兴许两个人两年不见面，不聊天，不互相打听，就会不存彼此的电话号码。她说，那就好。我说，我二姨的二儿子说过，两个人结婚，跟爱情没关系，能过日子的就是婚姻。

　　她说，那什么是爱情。我说，爱情只是个名词，婚姻是生活，所以国家有婚姻法，没有爱情法。她突然笑了。我说，你看你一笑，就证明你还是向往婚姻的，订婚多好的事情，为什么女人订婚以后都要找一个异性倾诉，还要流泪，我老家有个姐姐就是。

　　2

　　胡学姐毕业后不久，阿哲打来电话说，他们班上一共十八个人被安排到徐州见习上班，刚去的半年主要以培训为主。过年前，阿哲说想拿三倍工资，春节不计划回家了。一年后，阿哲说，徐州根本没有见习单位，那是个传销组织，我们被骗进去半年多才反应过来。大冬天，十几个人策划了很久才一起从两米高的院墙翻出来。有两个女生的腿都摔骨折了。还有个男生胆小，脸被墙上的砖头面磨掉手掌一般大的皮。我问阿哲今后有啥打算。他说，再回徐州，我找了个正经营生。

　　关于第二梦的消息，阿哲没再跟我提起，就像往后许多年，我再没有听说胡学姐的任何消息。百度贴吧上，第二梦的名字出现在一篇“攻克熊猫烧香病毒英雄榜”的文章中。帖文说，榜单里的第二梦出生在我读大学的市区。几千条跟帖，其中就有关于第二梦的。按照时间线索，我推测着她的故事。高三那年，第二梦跟着一批四处游走的无业者去了南方某个工厂，做手工活儿。有贴文证实，工厂在徐州。没几天，贴文被删除。

　　夏天到来之前，我认识了孙小尊，我预感我们的暧昧关系会长达七年，也许是八年。我和孙小尊每天晚上逛一遍玉湖公园。孙小尊反复强调过，说她自己没有我想的那么好。她说她上高中交往过的一个男生后来参加了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止步全国三十强。孙小尊说她怕黑，特别怕。她觉得耳边的风，会随时随地把她推到深不见底的地方。

　　在孙小尊眼里，我们的故事如同大学操场跑道一样的椭圆。她很少跟别人提起，偶尔也会隐去姓名向其他人透露少许细节。我从未跟身边的人聊过孙小尊，我觉得男女之间的感情，不管是学生时代还是工作以后，不到谈婚论嫁那天，没必要向周围人抖来抖去，划进个人隐私区间更合适。

　　孙小尊比我小两届，我自认为等她毕业，我就能承担起信誓旦旦想好的一切。可找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为了攒下更多的生活费，我租住支教生宿舍，顺便在学校编辑部找了个活儿干。偶尔遇到些麻烦，我便硬着头皮佯装不屑从众多同龄人轻蔑的目光中匆忙挣脱出来，生怕那么多熟悉的眼睛窥探我羞于示人却昭然可见的羸弱。

　　当我不愿意面对这种状态时，会叫上孙小尊到玉湖公园，试图借助草木的纯净和小尊的声音掸去内心的烦乱。有一回路过十字路口，远远就看见一群人，松紧不匀地围成个圈，靠后面的人努力踮起脚仄愣着脖子向前张望，交头接耳，似乎在评判些什么。走近了，从众人的缝隙发现里面停了一辆不算新也称不上旧的银色奥迪。车旁一个全身运动服的中年人红涨着脸，额角的青筋愈发明显，正冲着一处调门高到跑调地竭力大喊。几次快速地抬脚收腿，才清楚地发现地上还躺着一段泥灰上脸、衣衫破烂的躯体，脸用双手挡住，身边歪七扭八的桃形铁锹和干瘪不堪的帆布工具包看上去也失了脸面似的毫无分量地被奥迪车主踢来踢去。

　　我和孙小尊就在如此索然无味的日子里，迎来她的毕业。可是从我上大学到孙小尊毕业的这六年，太多的事情被冬雪夏雨覆盖冲刷，又随着走道上成排成行的树木的枝条疯长骤枯，要么相互缠绕，要么暗自消损。一出校门，坐上公交理所当然会路过那熟悉的文苑街，脑子里无论怎么拼贴临摹都难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复原往日真实的景象。车窗外猛烈后退的街景让我觉得自己将要到达的是一个喜忧参半的远方，等回头时便望不见了那亲切的略显古旧的建筑，挡在眼前的，是别的高楼大厦，还有平日没怎么留意过的砖墙和大半年都进不了几次的店铺。

　　我和孙小尊互删微信一周后，小玲也在毕业季的倒数几天跟阿哲分道扬镳。小玲说，大学里所有发生的故事，都是操场跑道一样的椭圆，区别在于，有些人的故事在毕业时闭合了，剩下的人的故事还没来得及闭合。

　　她已经在操场的人工草皮上坐了差不多两个钟头。她说她和阿哲吵架了，准备分手了，不想恋爱了。她的声音越来越不像她的声音，似乎来自一张老唱盘或旧式录音机，听起来像是唱针的滑动或者磁头的旋转发出来的。

　　并肩散步或席地相拥的情侣在操场上千篇一律地重复着司空见惯的谈笑和打闹，让我分不清楚这是哪一年的哪一天。还有那些迎面而来的夜跑的人，他们像一种过耳既忘的声音匆匆和我打过照面然后背道而驰，我顿时觉得这样见一个格外熟悉的异性朋友还不如一次漫无目的的网聊赴约。

　　我无心思继续翻着小玲的手机看她和阿哲的聊天记录。我知道每个毕业季，大家都会很入戏地把自己置身在旁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几乎没有任何值得追念品味的离愁别绪中，男同学借着一瓶一瓶的啤酒或者白酒装疯卖傻，女同学用一张一张的照片或者写真留住美貌，像小玲这样和男朋友分手刚超过一个小时就打电话叫别的异性朋友出来诉衷肠的同样大有人在。可我如约而至到底是为了什么？

　　小玲有一段时间好像没说话，我们不看对方一眼，目光朝着操场上黑漆漆的人影，偶尔望着一张接一张的铁丝网，它们像某种大型鸟类的翅膀，把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拦截下来，毕业后一踏上校门外那条再熟悉不过的马路，每个人都与大学里的点点滴滴恩断义绝，宿舍那群朝夕相处的同学似乎以后就要老死不相往来。

　　小玲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问我想啥呢。我下意识地要把她的手拉住，我觉得我要是能够拉住她的手，就能够一下子回到六年前刚进大学校门的那个中午。可我的手故意抓了空。小玲没好气地冲我说，干嘛啊你，想占便宜。我说，想，但我不占。

　　她终于笑了。她说阿哲常常重复同样的梦话。那些梦话像以前看过的一本书上的句子，或者是一张报纸上的，让她回忆起小学的某一节语文课。

　　小玲没说阿哲梦话的内容，讲了一个她拍毕业照那天晚上的梦。她梦见她在旧校北区旁边的玉湖公园坐上了公交车，只是她不记得坐的是哪一路。她好像是要去火车站，手里还拿着四张开往黄河西面的火车票。她感觉自己吃力地抓着公交车上的吊环，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炽热的阳光从车窗外照进来，可就是看不清楚公交车上的人。公交车走了五六站，有了几个空位，当她走过去时，空位上已经坐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和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她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时候坐上车的。小玲又仔细看了看刚才空出来的位子，千真万确是坐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孩。男孩听到公交车报站时，对女人说，妈妈，咱们要去哪里呀？女人说，去你舅舅家，拿枣拿核桃拿玉米面，再给你理个发。男孩说，妈妈，还是在超市下车吗？能不能给我买一包果冻？女人说，先去你舅舅家，然后去理发店，回来路上给你买果冻。男孩说，先买果冻再理发行不行？女人说，先理发，再买果冻。男孩说，不，先买果冻吧。女人说，买吧，不过买下也是回了家再吃，也不能一下都吃完。男孩说，行，先买果冻吧。公交车到了火车站，小玲下车后迅速取了车票。进站的时候，小玲觉得自己好像忘记带什么东西了，又返回去坐上了公交车。旁边一个女生穿着牛仔短裤，很短的那种，她问小玲，这个车是去大学城的吧？

　　在2008年,针对英语专业课程改革,文秋芳以 Swain 的“输出假设”作为理论基础,首次提出了基于“学用一体”理念的“输出驱动假设”。2013 年文秋芳将该假设拓展应用到大学英语教学,2014年该假设被修订为“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并将其正式命名为“产出导向法”(如图1所示)。

　　我跟小玲说，你估计是梦见我们四个人一起爬华山了。七天前，孙小尊就是坐那趟火车回了黄河西岸的老家。我在车站帮孙小尊取票后转身就走，没再回头看她一眼，我怕我一着急也买了票偷偷挤上车，突然出现在她旁边，听她来一句“神经病啊”。卖灌饼的阿姨四下看了看，正要推车离去，我像是忘了问孙小尊吃过饭了没，快步走到那阿姨面前，准备开口，才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吃过午饭了，我还让她多吃点西红柿。那阿姨也顿了顿，看我欲言又止，蹬上车子走了。出租车司机一个个袒胸露乳地站着，抽着烟，相互聊着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关心每一个匆匆行走的人将要去哪儿。站台上的人把脑袋齐刷刷地扭向一边，望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他们的神情给我一种一切都来不及的感觉，我不愿意和他们一样。

　　孙小尊很快发来了短信：谢谢你送我，其实，我很开心。

　　这条短信她发了两次。第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她。她一定是怕我收不到才发了第二次，可她应该是很想马上看到我的回复吧。

　　我回复她：今天的你，是我在学校见过最美的你。毕业快乐。

　　车载音响正好播放《恰似你的温柔》。窗外每一条街都仿佛是我和孙小尊一起走过的，我会逗她开心，她会发一些牢骚，我努力想一些安慰她的话，她不停问我还有多久能回学校。好多次，我们坐在操场聊天，我躺在地上，孙小尊不让我躺，说，地上脏，我在和你说话！其实，我想告诉她，热闹的操场上我只能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的每一次拥抱，她的声音在我的面前软得站不起来，眼睛像是刚刚睡醒不能立刻睁开。听着孙小尊越来越重的呼吸，我觉得自己是真实存在的。我开心又难过。

　　我让司机绕大学城多跑一圈。我给孙小尊发了一段话：你说，眼下这次告别，是不是像极了我们的不期而遇？说来惭愧，我早已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和你搭讪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你送我的围巾和杯子，还有，我们一起去看《又见平遥》，还有，你在我面前哭过两次，还有，我生病那天你给我买了不少水果。还有，还有很多呢，你也说说。总觉得有许多话要对你说，可就是想不起来是什么话。要不，你帮我想想，凭咱们的默契。刚才忘了告诉你件事，早上你的舍友把学生证和饭卡和水卡收回去了，我说过要把水卡里面的三十几块钱帮你退出来，咱们去买冰激凌，但我偏偏就忘了。你一定会转过身，冲我喊“那又怎样”。

　　等到操场上的人越来越少，我把手机递给小玲。小玲的眼睛里忽闪着一种明火执仗的不快乐。她说要回去收拾东西，打算尽快离校。我说，小玲，明天我去送送你。小玲说，我后天走。

　　几个小时前，我和小玲在学校西区餐厅二楼靠北的东南角吃午饭。看见学生们说笑着，我想起了我刚上大学参加军训的某个晚上，一个大二宿舍的六个男生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站在操场上向一个大一宿舍的六个女生表白。

　　我从许师傅那里偷看过阿哲的过去，又看了他和小玲相遇的情景和分手的瞬间。我期待有一天能去看看我和孙小尊将来会不会在一起，但我不敢。

　　3

　　火车站一别，一连几个月，孙小尊都处于失联状态。我们延时八年的暧昧关系，将在那段日子里发生措手不及的反转。我发短信向孙小尊表完决心后，回了趟老家。我的故事在邻里街坊眼中渐渐围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

　　十月的长假，连续阴雨。天一晴，父亲领着我收拾院子外的淤泥和碎石。我拿着铁锹，慢慢吞吞，懒懒散散，装模作样地跟着打扫。那情形已然模糊，父亲单薄的身体握着长长的铁锹在自己亲手种的杨树旁弯下腰努力地铲土，尘土落在他的背上，焜黄的枝叶和青灰相间的树干在正午的阳光里微微发亮。

　　我发现父亲的牙齿上有血印，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却批评我干啥都不认真，说是谁不是好几天不刷牙就这样，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看着父亲的背影，还有即将平整好的路面，我傻笑起来。

　　两个月后，住在医院的父亲已经没办法看清我的模样，睁着泛灰的眼睛军姿般地躺在病床上，瘦如干柴满是针眼的双臂从被角伸出来搭在两边。转相的脸庞和深陷的眼窝，乍一看完全一个陌生人的脸。他完全说不出话来，张了半天嘴才发出语焉不详的浑浊的喘息。

　　在邻里街坊熬着年迈的筋骨悉心维持家计的光景里，父亲却即将永远地沉睡在这片他一辈子都几乎不曾踏出去的土地下。绿色大铁皮门里，砌好的台阶上，再不会出现穿着格子衬衣等待某个熟悉的身影，却也本就没有三五知己的父亲了。

　　葬礼过后，我站在老家院子中积雪未消的石窑门口，开始无端地心痛起来。院墙外的柳树在风中簌簌作响，光秃秃的极细的枝条将头顶的天空划得像一张剪碎的打印纸。我想到了之前两位堂姐哭着说从此再去城里那座大院再没有踏实落脚之地的话，望着空空荡荡失了人气的院落和在争论后僵持以对的大伯与姑姑，心里悲凉暗生。我知道，他们说出那些令人心酸的话时，也在恨铁不成钢似的怨怼命运的不公与岁月的吝啬。

　　父亲得病的概率在他们的谈资中，像平面象限里以向量的形式存在的，可谁也无法准确画出坐标，更不能预先得到消息偷偷抹去。父亲生前喜欢摆弄文字，可偏偏装在心里的滔天巨浪，到了纸上就死水微澜。打开父亲的笔记本，会想到阿哲的一番箴言：曾经想要细细咀嚼着的人生，不经意间就被囫囵吞下，不是人生缺少了乐趣，只是再好的家乡饭，尝得多了，味道也就淡了。精神的萎缩同时也让人清醒地明白，很多理想不是被扼杀在了别人与社会的漠视、不解和嘲讽之中，而是在痛苦的自我否定中一步步走向了毁灭。因为不论你身上套满了光环还是落满了灰尘，在你周围的大众是羡慕还是鄙夷，都不会改变你在他们眼中等价物的本质。

　　父亲的离去，在时间的推搡中，又逐渐变成类似于三角形里一个慢慢收缩且度数极小的锐角。我开始忘记他的面容，这是不是应该叫，想着想着就忘了。

　　第二年的春天，和人们经历过的所有春天雷同，河道两侧的草木，地里的庄稼，山上的松柏，以崭新的面貌朝着季节轮回中最旺盛的角度生长。人们脸上的笑容，吹在脊背的暖风，屋檐下麻雀的叫声，都是可以证明时间正淙淙流向那个说不出会发生什么但又让人着迷的未来。几个老人坐在河边的石沿，声音高高低低地分享着亲友间最新的消息，谁家有了喜事，谁家遇到了难处，笑声和叹息的轮换道出了生命的不息与倔强。

　　坟茔上倒插的哭杖已有枝繁叶茂的势头。可在命运面前，我们总是节节败退。

　　回到市区，我继续在大学城租住宿舍度日，又从许师傅浸湿车胎的水里看到了我和孙小尊五年后的事情，我们在大学城附近买了房子，准备结婚。我患得患失地与孙小尊保持着联系，生怕一句话或者一件事会导致五年后的结局发生改变。就连每个中午，我都能强忍着学生们在楼道的嬉笑吵闹或者其他宿舍传来的打游戏输了一把后的骂骂咧咧。

　　我花一百块钱从许师傅那里收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以此来保佑我看到的接下来的五年能过得有条不紊。学校门口投放了几百辆共享单车，我从来没骑过。只要出门，我就骑上我的二手自行车，我感觉那些骑共享单车的人肯定羡慕我这种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的人。

　　许师傅只要看见我骑着他卖给我的自行车在校园里出现，就会带着来自长辈的赞同的目光冲我点点头。后来许师傅掌管学校阶梯教室的钥匙，不少学弟学妹知道我跟许师傅交情不浅，特意约我在全校伙食最好的音乐餐厅吃饭，好让我绕过教务处的审批直接拿到他们需要的钥匙。而我从未让他们失望，并告诉他们，不必再请我吃饭。

　　许师傅的身影消失在学校举办的第一届职工象棋大赛上。据说是半决赛中遇到了一位樊师傅，连输三局。樊师傅少言寡语，他儿子和我是同一年毕业的校友。我未曾听说樊师傅的过人之处，直到有一天在编辑部跟着老师校对一篇大二学妹的散文。学妹在文章里说，认识一位下象棋出神入化的老大爷，观棋者在棋盘上看到了真正的楚河汉界，涛声，马蹄声，兵戎相见声，甚至士卒丢盔弃甲的叫喊。

　　编辑部的老师们说笑间把文章撤了，我赔笑着继续校对新换的稿件。回到宿舍，我托人寻找那位学妹。半年多时间，无果。

　　我时常怀念起住在旧校南区七号楼的时光，听见最多的便是琴房里传来的大家练习声乐器乐所发出的或优美或奇怪的声音，也会听到其他同学走在宿舍楼与教学楼之间那条必经之路时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对话。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楼到五楼再熟悉不过的台阶，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每一次沿着它去了何处，只意识到它一声不响地承载了我近六年的往返。

　　我和孙小尊回过一次玉湖公园旁的旧校北区，不记得是哪一年，可能是二〇一三年，又像是二〇一四年，我们看着叶子脱离枝干后，飞舞、旋转，跟着四散、陨落，像是一些匆匆行走的人不知怎的突然就倒在了地上。留在枝头的也不安稳，风一来，它们就嚷嚷，叫人心烦意乱。掉下的叶子多是在树的周围相互拥挤着，一层一层的，似乎等不了多少时日，就能高过树干上刷白的防蛀带。

　　孙小尊毕业后的三年，换了两次工作。我从太原到西安辗转五年，终于在一家报社谋了个职务，好几次想辞职做别的事情，却一次次打响退堂鼓。

　　钢骨建筑的办公室随着六月的夕阳渐沉一寸一寸地昏暗下来，我收拾好案头的文件，从玻璃窗看着天上一动不动的巨大的白色的云，它的背后仿佛藏着一些神秘的存在，也许是一件事情，也许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石头，也许是另一个空间的入口。我锁上门往单位食堂走，路上碰见正要开车赴约的同事，她是胡学姐的舍友，我们到了同一个单位，但不在一起办公。相视一笑，算打过招呼。胡学姐一语成谶，我和她当真十几年未曾联系。

　　四个小时前，阿哲打电话说，他的表哥三喜拿菜刀把自己的手剁了。我问阿哲，是哪只手。阿哲说，人就两只手，不是左手就是右手，不是右手就是左手。我正要插话，阿哲又说，我也懒得打听那么清楚，难不成他还能一下子把两只手都剁下来？人有时候不能不信命运这个东西。不过命运本来也不是什么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命运怎么会是东西呢？你说它是桌子还是椅子，是火铲还是簸箕，是改锥还是锯条？

　　三喜结婚时我也在，看热闹的，去上礼的，敲锣打鼓的，一个个都铆足了劲仄楞着脑袋朝新房瞅个究竟，瞧瞧这俊小伙儿娶媳妇会打扮个啥样。看热闹的窃窃私语，去上礼的客套寒暄，敲锣打鼓的轰隆响动，在三喜的新房前变得不分彼此。阿哲端着盛了五根油条的碗在人群里走着，走得异常艰难，像是在冬日里的山梁上顶风冒雪地寻找一个人，或者是追赶一个人。阿哲走到表哥新房前的时候，表哥并不在新房，一低头发现碗里的油条少了一根，他回头四下看了看，地上也没有，他想也许本来才夹了四根，是自己一开始就数错了。

　　阿哲吃完四根油条，又舀了一碗菜汤，新房里还是看不见表哥。夜里十一点，阿哲看见表哥像个精神病人似的说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踉踉跄跄地迈上院子里仅有的三层台阶回了新房。阿哲等了一段时间，见没人来跟着闹洞房，索性偷偷地蹲在表哥家的窗台下。月亮明晃晃地不像是月亮，星星看上去跟图钉一样，阿哲像是正在吃着一串足够大足够圆的葡萄，津津有味地抿了一下嘴唇。阿哲想起许多雾特别大的走在去学校的路上的早晨，总会觉得自己的衣服湿了，用手摸一下，还是干燥的；进了教室的门，也会觉得教室刚刚被几个值日的女生擦了讲台洒了水扫了地，充满一阵女同学发香的湿润；上课后，那些女同学回答老师的问题时，声音也像是沾了水似的比往日柔软；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课文提纲，字写得越工整越清楚，越觉得认不出来；老师手中凉凉的竹制教鞭一敲向黑板，就仿佛是朝自己敲来，阿哲手臂会立马往后一缩。

　　那年我和阿哲读高三。一提起三喜举办婚礼的晚上，阿哲就咕吱咽一下口水然后就把目光移到了课本的某一页，或者是窗外走过的其他班的女同学身上，他看见那些身材姣好女同学，会因为她们穿着的紧身裤或者短裙子而变得紧张兮兮，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阿哲经常梦见的女同学也穿着紧身裤或者短裙子，但记不住她们的脸。那样的梦里，阿哲总是寸步难行，逐渐变大的太阳高度角会慢慢撑开女同学交头接耳间的笑声。

　　那会儿我们几个发小觉得阿哲是将来能帮我们一把的人，尤其是在经济方面。逢年过节，我就去阿哲家里坐坐，带上几瓶酒和家里的绿皮核桃。阿哲的母亲炖排骨，煲鱼汤，拌老醋花生米。阿哲的父亲脾气似乎总不好，经常絮絮叨叨，说喝酒的话做差不多够吃就行，说他们当年在矿区的时候，两个人靠一个馒头和一碟咸菜也能下一斤散酒。菜摆齐，酒满上，阿哲的话越来越多，仿佛从广播里传来，调频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让人摸不着头绪，一会儿是音乐频道，一会儿是体育频道，甚至还会换到广告，多数是卖楼的广告。阿哲的母亲给我们端来果盘，阿哲的父亲吃罢坐在沙发上抽烟，一根完了又一根。

　　挂掉电话，走出办公室，忙碌且俗气的一天即将过去，吃晚饭的人陆续进了食堂。保洁大姐和门卫小哥互相打趣，做饼的师傅和炒菜的大厨低声犟嘴，切好的苹果和香蕉争分夺秒地氧化。这季节，老家那黄梨脆枣一定又在人们的精心照料下散发出异乡人一整年都闻不到的香甜。母亲发微信说，今年村子里的核桃长得稠，收秋的时候能卖个好价。

　　夜里的办公楼零星有窗户亮着灯，偶尔起落的人影晃动着一座城市的贪婪与疲惫，回家这个概念在大多数上班族的生活中成为三角形内与回忆过去相对的抬眼相望的度数很小的锐角。

　　假如孙小尊现在打来电话，她会说出那个慢慢变大的钝角究竟代表了什么吗？我不由笑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