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或八月初的一个夜晚，春生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正被一条人腿压着，他推开了它。腿的主人是一位国民党中央军下士，编号“丙139”，前天晚上塞进来连名字都没通报就病倒了。春生坐起来，周围死寂沉沉，臭气熏天，所有人不管衣衫褴褛，还是完整，都像尸体一样头脚颠倒插萝卜似的躺着。春生就恍惚了，迷惑了，我这是死了吗？春生怔怔地，不知是该庆幸，还是悲哀。他伸手推一下“丙139”，对方没一点儿反应，他又把脚伸到“丙139”脸上，依然毫无反应，春生更恍惚了，难道这些人，所有人，都死了？春生静下心，屏气试探“丙139”，那家伙的耳朵、脸和下巴都凉了。好好好！像这样无声无息死掉也挺好！可就在他轻轻将脚抽回来时，却隐隐感到一丝悠悠的热气，就像某人鼻翼翕张吁出的一丝微气，他顿时激动起来，伙计，尽管你是国民党兵，你要帮忙吗？春生揉揉眼，同时感觉自己的气管和食道干得简直要成纸了，于是转身把裹在衣服里当枕头用的砖头掏出来，拎起衣服，蹑手蹑脚溜出了营房。
这是违反规定的，性质非常严重。所以春生一出营房就被抓了，一片光，刺目的光，像一个透明罩子，早埋伏在那里一样“哗”地从天而降，不等春生惊醒，他已成了一只围笼里的猴子。这可毁了！春生在惊恐中哆嗦，东院的狼狗在叫，鬼子在恣意地嬉笑，中院的皇协军在划拳喝酒，可春生知道这探照灯后面或高高的围墙上，是一个个猎人的枪口。春生定定神，抬手挡住那束强光，光之外的世界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被深不可测的白光遮蔽了。春生知道害怕是没用的，无论是哭，是笑，是唱歌，做鬼脸，求饶，结果都得看鬼子的心情，而开枪或杀人又是鬼子最拿手的事，那些鬼子，心里不舒服了杀人；高兴了杀人；打赌了杀人；精力旺盛了杀人；瞌睡犯困了杀人；喝醉酒了杀人；愤怒了杀人；甚至是想家了也杀人，没人能猜出他们什么时候会杀人，仿佛杀人成了他们的本性一样。因此春生猜自己大概是必死无疑了，鬼子的枪法他是见过的，鬼子边走边聊，猛地反手，连肩上的枪都不往下取，就能把天上一只鸽子打下来，现在先不说有探照灯照着，就算没有，即使一只与夜色融为一体的猫，单凭它走路的身影或声音，鬼子也能一枪叫它脑袋开花，除非鬼子是想和你玩一会儿，之前有过这样的先例，几个战俘溜出营房，他们当然知道四周是高墙，高墙上还有电网，自己是逃不掉的，他们只是想出来透透气，营房里太臭了，就算身体累得散了架，也被臭气熏得无法入睡。他们溜出营房，东躲西藏，最终还是被巡逻兵发现，巡逻兵并没有对他们喊话，而是用探照灯和子弹做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巡逻兵用探照灯将他们逼进营房过道，又用枪子儿将他们逼到操场空地，他们到处乱跑，冲巡逻兵解释自己只是出来上个厕所，巡逻兵才不听他们，他们的存活时间要看鬼子的开心程度，最终鬼子还是会用他们的尸体告诉其他人，一旦熄灯哨吹过，就谁也不准离开营房，就算臭死，热死，被蚊虫跳蚤咬死，屎尿拉到裤子里也不行。
春生站在那里。他在等一声枪响，或者生硬的命令声——跑，跑，快跑！等他跑起来之后才是那声结束他生命的“啾”的一声。鉴于这种心理，春生还真动了，但镇定自若，他心想，无论我怎么做都快不过子弹，你个龟儿子想开枪就开吧，打死老子，老子壮烈了正好到地下去见爹娘。春生的衣服本来是抟在怀里的，这时索性打开了搭到肩上，大步走向操场，他要穿过那片空寂的黑暗。枪声就在这时响起，子弹不知从何处射进探照灯的光斑里，有的带来了一股凉风，有的击起一小团尘雾，它们离春生很近，却没有一发打入他的身体。春生明白了，这是鬼子夜间巡逻太无聊了，他们要和他玩玩，可没有他的配合，他们怎么也玩不起兴致来，因为无论鬼子怎样把子弹打到春生的腿间，甚至有一发穿过了鞋帮让他的脚生疼，他就是既不跑，也不跪下求饶，春生一心要去操场空地的东南角，那里有一口水井，那是他的目的地。
探照灯像舞台聚光灯一样一直跟着春生来到水井旁，停了一会儿然后突然移开。春生重新落入黑暗中，春生就判断自己应该是暂时逃过一劫，不用死了，巡逻兵破了例，这可能与那个叫高桥一郎的鬼子有关，那家伙这几天后背痒得要死，春生有办法给他止痒。不过现在，春生最着急的是水。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把水桶扔进井里，很快拽上来满满一桶，连水桶里七零八碎的月光都没看一眼，便一头扎了进去。春生“嗵嗵嗵”牛饮，满脑子自己光屁股跳进河里的画面，可现在再也体会不到那种快乐了，现在只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胃。水汩汩地冲进喉咙，流过食道，清凉开始蔓延全身，他惬意地坐到地上，舔舐着嘴唇，心想要是这个时候巡逻兵突然给他一枪，倒没有遗憾了。但他也就这么一想，因为想起了“丙139”，他估计“丙139”活不久了。可是就算去见阎王，也不能让他说自己是渴死的吧。春生开始把衣服浸到水里，一点一点地，突然回味刚才喝过的水，似乎有种怪味，说不清，淡淡的，有点腥。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从他旁边经过，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似乎很生气。春生用心听了，同时从身材、走路姿势和口音上判断，应该是陈翻译陈财。
随后，春生从水桶里捞出已经浸饱水的衣服快速跑回营房。他把衣服里的水淋到“丙139”嘴里，便哈腰去了营房最里边，秘密支部的负责人刘一新的铺位在那里，他说他有一个重要发现。
一新哥，我觉得陈翻译兴许很重要。
你是发现什么了？
我刚才听见他说话了，很怪。
他说什么啦？
“有些人就想把自己刻在石头上。”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哦，我也不知道。当时什么情况，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不是，说了很多。当时他从欧阳队长屋里出来，嘟嘟囔囔的，哦，好像还有一句。
说什么了？别急，你好好想想。
“善即上帝，可上帝却并非即善。”就是这句，这些话有用吗？
有用。非常有用。
其实刘一新也不知道是否有用。可他还是忍痛伸手捏了春生的鼻子。算是对春生这个情报员工作的肯定。
那是一九四一年。
对。
因为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文瀛公园就发生了那次爆炸案，你奶奶，哦，我希望她是你奶奶——江口慧子小姐，抱着一个孩子跑到我家。如果当时我要心软，听了我太太的话，那现在我就是你的爷爷了。
说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历史不能假设。
但不等于没这种可能。
月光下，我和陈翻译坐在文瀛公园的长椅上。我们是在几个月前认识的，我因为寻找奶奶的身世经常来文瀛公园，他尾随我，在我几次以为他是神经病后，他却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文瀛公园的爆炸案，我们由此成为朋友，可后来我发现，他是以此为诱饵钓我上钩，他真正的目的是讲他的故事——太原工程队的故事。就是说，他真正看重的是我作家的身份，虽然他并不要求我把故事写出来，但希望在浩瀚的历史里他也曾经存在过。我说，我会是一个忠实的听众，他说这不准确，因为他知道我为奶奶的事查了不少民国太原的文史资料，他很想知道资料里的内容，于是我们都成了讲述者，同时又成了听众。他所不知道的是，那阵子我的情况其实很糟，已过二审的稿子像约好了一样接二连三变成退稿，一个编辑还语气诚恳地给了我退稿原因——稿子看得让人崩溃，颠三倒四，逻辑断裂，句子与句子、段落与段落之间像是胡乱拼凑在一起的。我简直疯了，难道二十几年的写作我把自己写成了脑残？到底是我的小说不行，还是一些惯于以时间为轴空间为叶片把小说看成风车的编辑，一旦离开时空自己就会神经错乱？那天晚上，我把情况说给陈翻译，说我在琢磨我所理解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他就劝我最好放弃一切主义，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主义，人类有的只是内心，只要我们遵循内心，所做之事就无一错误。
后来公园的人越来越少了，夜色也往更深处走去了。我们继续聊集中营的事，他承认那天晚上他确实是从欧阳队长屋里出来，但他不承认遇到过春生，也不承认说过“有些人就想把自己刻在石头上”的话。
你是说春生，我们工程队可爱的小八路，当时就在井台边？
是的。我说，你一定说了那句话，春生当时还是个孩子，也就十一二岁吧，他说不出那样的话。
可我才不在乎自己刻不刻在石头上呢。陈翻译说，当时我的房租到期了，我在想办法筹钱。
那么另一句呢，“善即上帝，可上帝却并非即善？”
这句我说过。那天晚上我去欧阳队长那里拿钱。这事儿是事先说好的，可我去了，他就开始和我讲条件，要我十天内给他开一个释放证，我说，他可是工程队长，不比一般战俘，他的释放证即便我想开，那也得先做通日本人的工作。再说，当初他当那个队长是我保举的，你知道工程队长这个位置有多吃香吗？那些战俘们，我是说选人、派工、管理战俘，包括指定副队长、各班班长、战俘卫兵、灶房的伙夫，统统由他说了算，工程队说是由山西派遣军管理，具体负责人是所长松本大佐，但战俘们中间，那个工程队队长就是他们的王，他住单间，有人伺候，只要和日本人搞好关系，活得就和土皇帝一样，哪个战俘要想有好日子都得巴结他。可是他说我是找借口，说是我不想放了他这条大鱼。为此他威胁我，拿不到释放证，不仅一分钱不会给我，还要揭我的老底儿。唉，可能人就是这样吧，转念就从一种看法转向另一种，要符合他的意愿，他就觉得你真诚、善良、仁义、通情达理，什么都好，当有一天突然发现你不是他希望的，他就翻脸不认人，反过来还把“翻脸不认人”的帽子扣到你头上。我知道欧阳是个基督徒，可他根本不懂上帝，他却给我讲善，讲上帝，但他说的每一句都只是一知半解，话赶话我就说了那么一句。
看来你不信上帝。我说。
是我没办法信。有段时间我非常苦闷，体会不到人生的意义，我就经常去教堂，神父看我愁眉苦脸，就劝我没必要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人人背上都有一个十字架。可这不是我想的问题，当时我其实是想知道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恶，他一直在讲仁慈，说善，为何眼看着人类的自相残杀他却不闻不问。我每天就在工程队工作，我每天目睹的——我该怎么说呢，水甲虫先生（我的外号），我不知道谁能给我看到的那些事一个答案。
看来资料里的记载太表面了。我这么说，不管管不管用，本心是想给他一点安慰。
那些资料里怎么说我？他突然笑了笑问我。
贪财，贪色，胆小。
还有呢？
没了。
没了？就这么简简单单六个字？
那你还想怎么样？
是啊！那我还想怎么样？陈翻译自嘲式地笑笑。
夜更深了。再待下去，整个夜晚就都要来围观我们了。我提议先散了吧，回家，有空再约。回家？一个作家的家在哪里，难道不是故事吗？再说时间对于你们这种人来说应该没那么重要吧！走，咱们换个地方。陈翻译站起来，抖抖长衫。我说行，我听你安排。
我们走出公园，拐进桥头街，整条街接续钟楼街的风格非常民国，当然空气中也弥散着宁化府的醋香。我们去哪里，茶馆？酒吧？还是去上马街他那位相好的红莲姑娘那里？到了街口，他告诉我要带我回家。我知道他家在城坊街，去那里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再说——我说，有点晚了啊！
是啊，是太晚了，一晃几十年了。
我是说你太太，我这么晚去，会打扰她的。
这不是你考虑的。他的口气变得不由分说起来，去吧，就算认门。
这时，一辆出租停在我们旁边。司机摇下窗，问我们要去哪里。
一九四一年。陈翻译不露声色地微笑。
那是哪儿，酒吧？咖啡馆？
陈翻译用绅士般的微笑（连俏皮话都没说一句）打发走了出租。他说，我们步行，那样我们可以多聊一会儿，男人一旦回家，就没自由了。他嘱咐我，到了他家千万别提红莲姑娘的事。
行。看来你们很相爱。我说。
谁们？
你和你太太赵兰香。
我们还是聊工程队吧。陈翻译说。
于是我们向左拐，开始沿五一路一路北上。
不过，我还是不希望你称那里“集中营”。
但对战俘来说它就是“集中营”，“工程队”只不过是日本人为掩人耳目。
好吧！随你。反正很多事情我是说不清。
说不清？
你能说得清吗，水甲虫？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迷失吧。因为不会有人给你提供前提，哦，也就是背景，在我处的那个年代，我知道人们不是迷失在战争中，就是迷失在朝不保夕里。其实你也一样，你很可能迷失在现实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构成现实的真实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资料上说，那天晚上刘一新一夜没睡。被俘前他的眼睛被毒气伤过，被俘时有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右臂，受审时鬼子拉开他的衣领将一锹红火炭倒了进去。这些经历就发生在十天前，夜里他眼睛红肿、干涩、奇痒无比，右臂和后背在快速化脓，那种钻心的疼让他感觉都快烂到心脏了，为了保护后背，他只好侧身靠墙，但疼痛丝毫不减。其实其他人何尝不是一样，他们一个个死一样地睡着，可又有几个能真正睡着呢，即便因为疲倦暂时闭上了眼，但也没有一个人从心灵深处真正睡着。看看这连牲畜都不如的生存环境，想想每天两顿饭还不到三两的食物，还有睡前那四个被鬼子带走的女人，她们此时——可能在……如果鬼子抽她们嘴巴，撕碎她们的衣服，直接捅她们一刀，或顶住胸口开枪，倒是万幸了……刘一新心里很难受，因为其中两个是自己的战友，她们之前都在晋绥八分区工作，一个是文艺骨干，一个是机要秘书，那个机要秘书的爱人在前线，出生不到半年的孩子刚刚寄养到老乡家，她们，包括另外两个不认识的女人，不管她们是什么军，可她们都是中国人。刘一新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她们不如早点死了拉倒，一方面又希望她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希望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她们都不要把罪责加到自己身上。
因为身上的伤太疼了，刘一新无法入睡。他索性开始琢磨陈翻译的话。那时他对陈翻译一无所知，印象自然不好。那能好吗？陈翻译，一个中国人，就因为披了一张日本人的皮就耀武扬威，在日本人那里他是哈巴狗，转脸面对战俘就变成恶狗，晚饭吃饭时有战俘抗议小米发霉，他竟然站在板凳上乌鸦一样教训大家：你们别不知好歹，给你们吃发霉的小米怎么了，给你们吃黑面窝头怎么了，你们要知道，皇军没有土地，皇军不种粮食，可是你们，你们的父母、哥嫂、叔叔、大伯，你们中国人把粮食统统都藏了起来，宁愿烂掉也不交出来，你们的良心大大坏了，你们现在能吃上饭，都是皇军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这他妈什么逻辑？他竟然能说出这种话，难道他觉得自己把腿伸进鬼子裤筒，味一味鬼子臭气就成日本人了？
刘一新不知道难挨了多久，直到半墙上那个补丁般的黑窗开始由黑变青，又由青变白，他就知道新的一天就此开始了。刘一新努力动了动身，身上的疼就像突然被叫醒一样报复性地更疼了，他咬咬牙，控制住自己不要发出一声呻吟，这时早起的春生悄悄过来，他知道灶房里的那些老家伙，都是欧阳队长的人，就算早到，他们宁愿躲到一边抽烟也不会往灶火里撺一把火，春生得去灶房帮厨，但临走前想先看看刘一新的情况。感觉怎么样，一新哥？很好。你看，我还活着。那就好。去吧，我会好好活着的。好。咱都好好活着。说完春生走了。
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高墙外麻雀在城楼上鸣叫，一串清脆的马蹄声在麻雀声中“嘚嘚嘚”穿过城门，自东向西沿小东门街而来，那是一辆拉尸体的马车，用不了几分钟就会在“工程队”的木牌处拐进北巷。赶车的是南郊农民，也就四十岁，叫董成牛。马车向前走不了五十米，他就得下来，给第一道门，也就是集中营东院由日军把守的岗哨鞠躬，接受检查。这时几条还没关起来的狼狗会冲他跑过来，等他赔上一副笑脸后就离开了，然后他需要左拐通过皇协军把守的第二道门、战俘卫兵把守的第三道门，再穿过操场，才能去往营房北边的“病号隔离室”。那里说是病号隔离室，实际上就是一间停尸房，每天他需要跑一趟，有时候需要跑两趟，把里面的尸体拉走。
那天早晨，春生先到灶房点着火，确保灶房的烟囱准时冒出了烟，他看一眼锅，一锅水，就锅底那么点儿小米，再怎么熬，到最后也只能是一锅瞪眼米汤，再说米是前一晚下班前老家伙们就倒进锅里的，早上即便不烧火也早泡软了。春生给灶火里塞满片柴，便以给欧阳队长送洗脸水为由出来了，但他真正的目的是见董成牛，他要和他谈谈。于是他小大人似的站到了马车前，那匹枣红马在跺脚、摇头，努力驱赶着讨厌的苍蝇。董成牛正把尸体从隔离室搬出来又扔到车上，动作老练娴熟，就像屠宰场的工人。因此春生挺佩服董成牛的，要是换成自己，先不说那么多尸体需要搬，单尸体的污物与恶臭就让人无法忍受，再说有些尸体很可能已经染了病。那天的尸体好像特别多。见春生站在旁边，董成牛还发起了牢骚。你这孩子，没看见我在干嘛吗，要帮忙就下手，不下手就起开，你站那里干吗？
春生不仅没有躲开，反倒往车跟前走了走，他低声问董成牛，你把他们拉到哪儿了？
随便哪儿。
随便哪儿是哪儿？
以前是赛马场，现在是南郊的乱石滩。
然后你把他们埋了？
那得看情况，少的时候可以，多的时候就扔那了，就我一个人，埋不过来，只好喂鸟。
哦——春生突然感觉后背生疼，仿佛有成群的鸦雀在鹐自己的后背。
董成牛把尸体码好了，正用绳子往紧里捆，毕竟往南郊乱石滩还有一段路，他可不想让尸体在途中掉下来。春生默默地站在那里，他都已经忘记自己是为丙139来见董成牛的了，他怔怔地看着那些尸体，仿佛看到了自己。于是他说，成牛叔，我求你件事吧？
求我？我能帮你干什么？求我把你拉出去？
嗯。春生说，等我死了，求你把我拉出去，拉远点儿，别扔到乱石滩，我求你把我埋了，要埋深点儿，别让鸟儿鹐我。
你这孩子，说什么呢！董成牛刚要教训他，可看春生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就改变了口气，他就说，行，我答应你，不过那也得等你死了啊，你准备什么时候死？
不知道。春生嘻嘻笑，甚至还有点儿害羞，说，谁知道，也许就今天吧！
你这孩子。这次董成牛真生气了，以后不准你这么说，赶紧给我“呸”上三口。
资料上说，从那以后春生和董成牛就成了朋友。
那天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我和陈翻译说。
我没觉得，因为工程队天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新战俘要来，旧战俘要走，哦，我不是说“那种处理后的走”，当然也包括“那种处理”，自从冈村宁次到华北后，工程队的收容能力不堪重负，日本人也很头疼，营房面积就那么大，经费也没听说增加。日本人尽管怨气很大，但也必须面对。尤其是高桥一郎少尉和藤原苍介，每天牢骚满腹，不过他们从不向松本表达不满，尽管他们口口声声宣称要以实际行动效忠天皇，可实际上他们心里意见很大。陈翻译问我，这些资料上没说吗？
说什么？
高桥一郎，藤原苍介，还有春生。
没有。
真是太遗憾了！你知道春生为什么能进灶房工作吗？
陈翻译说，尽管工程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战俘，但战俘也分三六九等，只要你去战俘中间遛一圈，你就会发现，那些卫兵、班长、副队长、灶房相对干活少待遇好的位置都在晋绥军手里，接下来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最倒霉的是八路军，他们出力最多，却也挨打受骂受欺负最多，我开始以为和他们不配合不服从有关，后来又觉得可能和他们穷身上没钱，给工程队长塞不上好处有关，最后我发现是日本人从骨子里就偏袒晋绥军。
这个资料上有说，背后的原因可能与一个秘密计划有关。
什么秘密计划？那个“C计划”？可那是针对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的，冈村宁次为此还专门组建了一支挺进队。
是“伯计划”。日本人一直想拉拢阎锡山，很可能派遣军司令部给松本下了令，要他对阎锡山的部下好一点儿。
这个我真不知道。我一直还以为，也许是日本人知道那些晋绥军，尤其是带职的晋绥军释放后，有可能被安排去当警察和皇协军，或去他们的厂矿，便对晋绥军网开一面。因此春生能进灶房是个特例，当然这是高桥授意的，我不敢不听他的话。
看来这个高桥还挺照顾春生的。
是的，我也一直这么认为。你看的资料上有春生的相片吗？
没有。
哦，春生可是个可爱的孩子。
他很讨人喜欢？
怎么说呢，其实他的脾气一点儿都不好。他有一头乌发，还带点儿卷，鼻尖翘挺挺的，很像一个弟弟，标准的让哥哥宠坏了的弟弟，你没发现吗，一个家庭里那个真正的弟弟是从来不觉得小的，他总是口气很大，一出口就想让所有人都听他的。我不知道他在家的实际情况，但第一次见他就印象深刻，他是一九四一年春节前那批来的，战俘们从火车上下来，被绳子拴成一队，当时下着雪，寒风刺骨，一个个破破烂烂、垂头丧气，又趔趄踉跄，只有春生昂首挺胸地走在队伍中，即便消毒的高压水枪把他喷成落汤鸡也不低头，那些战俘是直接从战场上下来的，很多人身上还是单衣，只有春生身上穿着一身合适的八路军军装，虽然面料不怎么样，却是新做的，因此很扎眼。当时我就站在高桥旁边，每次有新战俘押来，不论日本人还是皇协军都很兴奋，尽管那些战俘被押送进来前身上的“油水”早已经被一遍二遍甚至是三遍榨过了，但他们还是相信多少还是有一些“油水”被深藏起来的，这就更加考验一个观察者的眼力，因此春生的表现，高桥一眼便看到了。战俘们一个接一个，从端枪的士兵面前经过，高桥突然举起了洋刀指向队伍对我说，你的，把那个小孩的弄来。那个？我想他指的是春生。是的。于是我把春生手上的绳子解开，让他去见高桥。高桥这时正用洋刀指着春生，我不知道高桥要干什么，但很有可能会一刀砍了春生，我知道高桥和藤原在暗暗较劲，比谁杀的中国人多。春生却毫不怵阵。那天春生是以自己理解的英勇走向高桥的，他目不斜视，直直地走向高桥的长刀，似乎只要那把刀不移开，就是穿透了他的整个身体，他也会继续走下去。高桥当然是不会移开的，他就是要让这把刀扎进这个中国人的身体里，于是他眯着双眼，鼓励春生，哟嘻，继续，哟嘻，大大的，继续。那刀真的扎进春生衣服了，高桥却突然把刀抽回来，架到春生脖子上，他说，你的，小孩的，死啦死啦的，不怕吗？谁是小孩子，我是八路。春生说。你的，八路吗，八路，死啦死啦的。死啦死啦的，我也是八路。春生这时竟然笑了，很自豪，似乎自己终于成为八路了。哟嘻，你的八路，高桥哈哈笑了起来，你的，我的小八路。说到这里，高桥把我叫到身边，给我下命令，这个小孩，小八路，死啦死啦的不要，你的明白吗？进了工程队后，我发现高桥似乎真的很喜欢春生，他经常把春生叫进他的屋里，用生硬的中国话给春生讲他小时候的故事，给春生糖吃，在春生给他洗脚时，还把水撩到春生脸上，惹得春生不高兴，冲他叫骂，奇怪的是高桥表现得反倒更喜欢。有一段时间，我真觉得他是把春生当弟弟了，高桥一郎有一个弟弟的，叫高桥次郎，就是江口慧子的未婚夫，但他们的兄弟关系并不好，我还猜想这个高桥是不是把春生当高桥次郎小时候对待了。因此他对春生格外照顾。
这些资料里完全没有。
当然没有。资料里只会记载那些铿锵有力又光鲜的人和事，这些无趣、无聊、看似没有多少意义但意义却非常重大的小事常常被忽视了。后来我把春生安排到灶房，尽管灶房里那些老家伙老欺负春生，但是欧阳队长挺喜欢春生的。只是他们越是喜欢，春生就越是苦闷，因为他觉得这是丢八路军的脸，自己就是不死，也不应该伺候汉奸。好在刘一新李光明他们那一批战俘进来，春生变了。
变了？
变了。变得开朗了。变得像个孩子了。所以我偶尔也可以带他回家了，让他去帮我收拾菜园，春生非常能干，完全超出他的年龄，我家的篱笆就是他扎的，既结实，又漂亮，我太太很喜欢他，让他叫姐。有几次她还和我说，能不能把春生收养成我们的孩子。
看来刘一新李光明他们的那个秘密支部还真是厉害。
是啊，连一个小孩子都让他们培养成了战士。春生就像开化了一样，开始跑前跑后照顾那些病号战俘，他不再抵触见日本人了，和我的关系也融洽起来。当然他很机灵，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一场病，有一次他病了，我奉高桥之命把他送进医院，我太太去照顾了他，出院时他就说，我这个汉奸翻译也没想象的那么坏嘛，看来汉奸的心也是肉长的。
他叫你汉奸？
对，叫我汉奸翻译。不过，我不在乎，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
但实际上他是在执行任务，为秘密支部搜集情报。
是的。而且搜集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譬如欧阳队长想要离开工程队，而我一心想弄到钱，譬如他伺候日本人从他们聊天中听说即将会有一千名战俘送往抚顺，等等等等。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春生，就不会有刘一新李光明他们后来的逃亡计划。
是的，春生应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在高墙电网的集中营里出逃完全没有可能，而那些利用外出做工零星出逃的，不是被当场打死，就是被抓回来在战俘们面前当众处死，再有可能就是发动暴动，可是谁去组织呢，再说时机怎么把握，大规模的行动就会有大规模的镇压，代价太大了。不过资料上说，有过一次成功，就是把一千名战俘送往抚顺的那次，他们暴动了，居然成功了。
那绝对是一次意外。那时工程队的人太多了，山西派遣军就和关东军签了一个协议，每往东北伪满洲国或日本关东军送一名“特殊工人”——实际上就是战俘，山西派遣军便可得五十元好处费。不过那次暴动，李光明已经当上队长，而且他一定和刘一新他们进行了策划。你想想，一千多战俘被送往抚顺，十几节车厢，每一节都是闷罐车，途中连拉屎尿尿都不会放他们出来，而且那些战俘晋绥军、中央军、八路军都有，车头车尾还架有机枪，我是说，那些战俘是毫不知情的，他们只能在车里听到哐当哐当地声音，鬼才知道第二天中午列车在唐山站，因为加挂几节货车停下来，皇协军抬着窝头筐给每节车厢送饭时，一打开车门，就在那一瞬，战俘们像山体塌方一样黑压压地扑下来，他们把皇协军压到身下，又抢了他们的枪，车头车尾的机枪当然会马上扫射，但是枪子不可能扫到每个人身上，有战俘倒下了，但也有战俘跑远了，跑出了射程。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细节——车门打开的一瞬，那些战俘齐心协力扑出车门，这一定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否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暴动发生在李光明当上队长的第三天。资料上说，春生将这消息告诉刘一新，刘一新马上把李光明叫来开会，他们想抓住这次机会。第二天李光明在分组时，每组都放进去了五六个八路军，那些八路军事先知道暴动计划，他们一上车就开始做工作，而且工作出奇地好做，因为是去关外的抚顺，还是煤矿，大家都想与其死在那暗无天日的地下，还不如死在亮堂堂的阳光下。没想他们居然成功了，近七百人逃了出来，有一半就地参加了八路军的冀东抗日武装。
不过也就只此一次。陈翻译说，松本大佐被筱冢义男，哦，当时的山西派遣官司令，骂了个狗血喷头，他不可能再犯这样的错误。后来我才得知是春生的功劳，因为那是一次秘密行动，连我都不知道。
你恨春生吗？
我为什么恨他？暴动又不关我的事。陈翻译看着我，不过，对春生，我还是挺失败的，我一直以为，只要有我，他就不会死，可是结果——唉，不过我已是历史了，失不失败已无意义，但你不能，你得写出令人信服的好小说，高级小说，米海西，起码你不要以为那种把人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小说就是好，人除了情感需要，还有精神需要，我是说那种独立的、理智、深刻的精神需要。不过我相信你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不投机取巧。我从来不信“机”“巧”可以凭空得来，聪明人都在下笨功夫，可你看看你的周围——这时一只猫，看不清颜色，突然从我们面前穿过马路，钻进旁边绿化带里去了。陈翻译问我，你知道我最痛恨什么动物吗？
这我怎么会知道。
是乌鸦。因为它们总吃死尸，吃完死尸就哇哇乱叫。你不觉得吗？现在有太多的乌鸦，你的周围，包括你——我不希望你也变成乌鸦，最起码别变成一只大乌鸦。
我们继续向北，过了府东街，路东是成片的复古建筑，有不少名人故居。我知道往东走，进入校场巷，便可以看到河本大作，就是那个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后又以浪人身份来到山西，成为山西派遣军和阎锡山座上宾的日本人的居所。可是时间太晚了，几乎看不到几个行人的我，也恍惚的感觉，自己好像正走在一九四一年的太原大街上。
那天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只不过在普通战俘们看来，是无数个苦难日子里的平常一天。他们依然腹胃空空，却不得不在第一声集结哨吹响时快速爬起来，班长、卫兵早已站到门口，像牧羊人那样“快、快、快”将他们赶出营房，他们成了必须服从指挥的羊群或奴隶，稍有迟缓或反抗，就会劈头盖脸挨上几棍。战俘们其实多数人已经体力不支，他们努力了，但还是有不少需要战友们架着才能行走。刘一新混在其中，为了保护自己的后背，尽可能贴墙而走。这被认为是消极行为，因此肩上挨了两棍。李光明在另一个营房，他从后面上来，扶住了刘一新，问他怎么样，能挺得住吗？挺不住也得挺，刘一新说，然后冲李光明笑笑，这么下去绝不是办法，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戴袖章的班长和卫兵又在喊了，“快、快、快”，好像迟上一秒，他们就会被枪毙了一样。这时那辆已经被陈翻译和医务室的医生检验过的拉尸车正要通过，它忙中添乱一样混在人群中，臭烘烘的，有人在拥挤中被推上去，直接扑到死人身上，叫嚷的同时露出一副难看的表情。
战俘们来到操场，接受第一次点名，日本兵和皇协军站在十米开外的地方，各班班长站在各自的队列旁，点名由队长负责，有时会有副队长代劳，但那天是由欧阳队长点的，他手里有一个花名册，其实上面只是最新更正过的战俘编号，那些编号由“天、地、人、财”“春、夏、秋、冬”“甲、乙、丙、丁”等字开头，后面跟一个具体数字，如果是军官，前面的文字会是“官”字，这个编号会对应地出现在战俘胸前的白布块上，因为不提供服装，所有的战俘都穿着自己的服装，黄色的国民党中央军，深灰色的晋绥军，灰色土布的八路军，一眼便可以认出，但也因为这身服装，他们中暗地结成了各种团团伙伙，不过，在鬼子眼里，他们统统是马鲁达、废物，不该存世的下等货。现在能到操场上的都到了，一个个无精打采，一个个神形憔悴，一个个木讷呆板。欧阳队长开始点名，以权力的威风产生的洪亮之声喊出编号，队列中对应喊一声有气无力气的“到”。
春生在灶房工作，因此他不需要参加点名，可他的心一直悬着，响亮而悠长的集结哨中，一新大哥的身影他找到了，可他没有发现“丙139”的身影，那家伙是绝不可能自己走出来的，但他又希望是自己的误判，战俘们形形色色，有的人特别能装，谁敢保证丙139不是装的呢？可他还是放心不下，他去了厕所，耳朵的注意力却始终在操场上，可他刚跑进厕所就返出来了，因为在清晨明亮的阳光下，他发现清悠悠的粪水里居然躺着一具女尸，就是前一夜被鬼子带走的那个八路军的文艺兵。他着急跑出来，这也给了他去操场的理由，队长在点名，他不好打断，他只能去拽陈翻译的袖子。陈翻译听了他的汇报，只是说，我知道了，我安排处理，就让他回灶房了。
可是操场上，春生所担心的事，还是无法避免地发生了。一开始，春生确实听到了“丙139”，以及与之对应的那声“到”，接着是“丙140”，接着是“丙141”，然后“到”声在“丙141”那里突然被叫停了。时间停顿了那么一下，早已大亮的天空中突然又响起一声“丙139”，这时春生放慢了步伐，他所希望的那声“到”却没有应声而出，春生再也无法往前走了，他停了下来，躲到营房的拐角处，然后他看到藤原苍介，提着洋刀阔步走向人群，人群很自然地像羊群一样躲开，最终留下一个中央军士兵，那不是“丙139”吗，不是，简直太像了，春生马上意识到出事了，这人要不是“丙139”的哥哥，就是弟弟，应该是弟弟，因为瑟瑟发抖中他的裤子已经被尿液浸湿了，这时两个卫兵也将“丙139”拖了出来，他们把他扔在空地上，藤原就站在他们中间，看看站着的，又看看躺着的，藤原开口说话了，你们的，哥哥，弟弟的，你的替他的——藤原没有把话说完，当他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就挥刀像表演一样，横一削，竖一砍，两个人就人头落地了，一对兄弟被切了西瓜。战俘们躁动不安，李光明挑头儿要往前冲，但被刘一新拉住了。于是李光明和刘一新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欧阳队长，因为前一夜他们找过欧阳队长的，他们让他第二天点名时把“丙139”跳过去，他完全可以，他有这个便利，可是为什么呀——除非是欧阳队长胆小，或者——后来他们明白了，因为欧阳队长在想办法被释放，他的前任释放出去后，混了个‘兴亚黄军’司令，成天打着扩军的旗号搜刮民财，他听说这事了，这可能成了他的目标，他不想在被释放前有任何闪失。
战俘们重新在命令下整好队形，点名后，出操，接受日本宣抚官“大东亚共荣”“中日一家亲”的教育课。很快第二次集结哨吹响，进入早饭时间。战俘们像难民一样，分两排站成长长的队伍，不知道是鬼子的要求，还是队长的发明，他们把早饭当成游戏，一个大饭桶装在小推车上，由伙夫们拉着从队列中经过，那些战俘面对面站着，手里的器具各种各样，铝饭盒、搪瓷缸、头盔、草碗、破瓷盘、布帽，甚至两只空手捧成一捧，他们早早做好准备，小车经过自己面前时就赶紧捞上一下，当然不一定有饭盒的就会胜算，因为有时会被挤掉，有时扑空，接下来就会有人争吵，甚至大打出声，卫兵很快出面制止，他们才不负责评理，他们只需要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因此各打五十大板，甚至罚争吵的人三天不准吃饭。三天，谁受得了？老战俘都已经皮包骨头，很多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仅够维持喘气的，如果少吃一顿必定得被饿死。
那天早晨陈翻译一直都在，这种情况很少见，只有春生知道他是在盯欧阳队长，只要有机会他就逼欧阳队长掏钱。欧阳队长一直笑着，说一定会给的，但必须得事成之后。欧阳的态度让陈翻译深为怀疑，怀疑他口袋里可能根本没有钱，他已经从战俘那里弄不到钱了，说不定这才是欧阳闹着要释放的真正原因，他害怕在某天夜里因为没有兑现战俘们的要求而被突然弄死。但陈翻译不管他，陈翻译有自己的麻烦，房租真的要交了，他必须得尽快弄到钱。因此陈翻译一大早就拉着脸，看谁都不顺眼。他一直看似友好地跟着欧阳，战俘中又发生骚乱了，闹事的是李光明，因为他把帽子伸进了饭桶里，汤水透过布丝流出溅到后面一名中央军中校的身上。有人竟敢把帽子伸进饭桶！陈翻译顿时火冒三丈，他知道肇事者纯粹是在找事，他出手就扇了李光明耳光。这本不是陈翻译该管的事，他这样做也纯粹是没事找事。李光明一早上的火气还没处发泄呢，一把就抓住了陈翻译的衣领，另一只手握紧了拳头。这在集中营里当然是不计后果的行为，刘一新赶紧上来拉架，把李光明拖走了。
早饭过后，李光明、刘一新和其他战俘一起来到水井旁，那是集中营唯一供战俘们使用的水源地，井台旁有一个和饮牲口用的一模一样长条形水槽，战俘们洗漱、喝水都在那里。有人从井里拽水，第一桶还好，第二桶就出问题了——战俘们发现水桶上挂着一只袜子。李光明过去，拎起水桶往水槽里倒，水一股股平稳流出，竟然有颜色，水井旁马上骚动起来，队长、卫兵、皇协军，高桥少尉很快赶来，作为翻译陈财自然也必须到场，春生，快去……欧阳队长叫来春生，又让他去自己屋里取来手电，在手电光的帮助下，有人跳井的事实被确定了。战俘们七手八脚，把井绳绑在耙子上，很快把尸体捞上来，一个中央军少校，手腕被割了，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尸体放到水井边，衣兜、裤筒、耳朵、鼻腔里的水流个不停，高桥转脸看欧阳队长，欧阳队长把两个当班卫兵叫来，狠狠地抽了他们嘴巴。我们真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看见。我们只看见小八路出来喝过水。真的，我们没有打瞌睡。当班卫兵如此解释。欧阳给高桥鞠躬谢罪，又自抽嘴巴自罚。高桥一声不吭，脸上有两道还没结痂的抓伤，但没人敢问。他并没有责怪欧阳队长，也不打算深究事情原委，只是看一眼陈翻译，当听到陈翻译说“我会安排处理”后便走了。
没有人注意小八路春生是什么时候跑开的，他本来是往厕所跑，结果在营房门口被刘一新拦住。他不停地干哕，感觉肚子里有千万条黏糊糊的红色蛆虫在蠕动，那么恶心的水，自己竟然饱饱地喝了个痛快。唉！春生，你静静了，春生你可是小八路啊。刘一新把春生搂到怀里。我想死了，一新哥。春生满面的泪水。说什么呢，春生，你要死了，我们怎么办，谁给我们搜集情报，谁还能给我们提供情报，那样我们可就永远也逃不出去了。早上我就和董成牛说好了，他答应我死了，会把我拉出去埋好，不让鸟鹐。可是那样你就真死了。那不一定——于是春生跟刘一新讲，董成牛早上刚给他提过一件怪事：一个死人跑了。什么？刘一新赶紧把春生拉回营房。春生继续对刘一新说，董成牛说，前几天他把尸体拉到南郊乱石滩，结果他前脚走后脚就发现一具尸体站起来跑了。真跑了吗？真跑了。不会是董成牛眼花了吧？绝对没有。哦——哦——刘一新狠狠拧了春生的脸，很疼，惹得春生撅着嘴一把甩开刘一新，冲他发牢骚，你干吗呀！
一个人还能死而复生，这多重要啊。陈翻译说，于是他们的计划就有了眉目？
是的。春生并不知道这有多重要，他只是听从刘一新的告诫，不告诉任何人。因为那样会牵扯到董成牛。
这些情况我并不知道。
你没必要知道。他们很快研究出了“复生计划”，论证各个环节，就发现你是一个绕不开的坎，要想计划成功，必须得把你搞定。有了春生这个密探，他们很快知道了你的情况，你抽大烟抽得很凶，从日本人那里领的工资不够支出，你在上马街万寿宫那片养着一个小的，你需要钱，抽大烟又违反规定，你必须找一个可以弄到钱的门道，于是你在和工程队长合作，你从欧阳队长那里拿钱，烟瘾犯了的时候还会偷偷躲到他屋里抽烟。
他们以为抓住了我的把柄，对吗？陈翻译笑笑。
是的。
事实上，我的情况日本人并不是不知道，我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都请他们下馆子了，有一次我请高桥，高桥还教育我，说，人这一辈子啊，其实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你等等，这话怎么这么耳熟。我打断陈财，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王朔的一句话。
王朔是谁？不管他是谁吧，反正这话有道理。但在当时我却听得很生气，我和高桥碰杯，冲他大笑，夸他像哲人，然后问他，那么，高桥君，你说生活的前提是什么呢？他一口酒下肚，却让我来回答。我说，最起码得“活着”吧，可我的钱都用来孝敬皇军了。是吗？高桥呵呵笑，他根本不信，他说孝敬皇军必须孝敬，因为是皇军让你活命，再说——他推了我一把，你是个老实家伙吗，鬼才知道你从战俘身上捞了多少油水。我没有。我说。你没有，那就是我有了。高桥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中国人顶顶狡猾，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抽大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养女人，你说，抽大烟养女人你不需要钱吗？
看来——
看来什么？
我想说什么你应该猜到了。你确实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你得让对方觉得已经抓住你的把柄，这样的交易，哦，或是关系吧，才会牢靠。
我可没这么说。陈翻译说，很快在一天李光明找到我，和我挑明了，他说——我们需要你行个方便，而你需要钱，以你目前的处境，我们的合作一定会很愉快。不过当时他态度诚恳，没有一点威逼我的意思。我说，让我想想，我要求他必须让我知道他们那个计划的全部内容。
他说了吗？那个逃亡计划，他们取名“复生计划”。
没有。他只是说我只要正常行使我的权职，不要怀疑自己就行，再说我知道得越多，对我越不安全，我接受他的建议。当然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得成为新的工程队长。
事实上他成功了，而且欧阳队长推荐了他。
关于这一点，直到今天我也没想清。欧阳队长为什么要推荐他眼中的刺头儿，他给我的解释是，李光明有头脑，是个狠家伙，管理这些战俘就得这样一个人。他还说，他希望选一个新手，这样在他离开后，之前曾受他照顾的人也就不会出现内讧了。他这么一说，似乎有点儿道理。但我一直觉得欧阳和李光明之间有着什么关系，难道是李光明对他行了贿？
资料上说，当刘一新李光明他们知道欧阳队长即将被释放时，就对他采取了行动。当然秘密支部开会推举李光明时，他并不乐意，因为他不想当汉奸，李光明一九三九年加入牺盟会，曾是抗日决死二纵队的人，他是共产党，被俘前还是晋绥军的少校团副，这个工程队长人选只有他最合适。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厕所里发现女尸，井里捞出死人那天啊。早饭过后，第三次集结哨吹响，战俘们到操场上集合，队长分派任务，一部分去汾河边修坝，一部分去修新开路，再留下十个人清理那些尸体和打扫集中营，那天要有新的战俘进来。大部分战俘希望自己被派出去做工，因为出去做工，可以换个环境，晚上回来还可以得到一个窝头。刘一新作为病号是被留下的，李光明为了照顾他也留了下来，他们在被留下的十个人中。外出的战俘，被端枪的日军和皇协军看押着，排起队，如苍蝇般哼哼着日本歌走了。留下的人两人一组去埋尸体，李光明和刘一新当然选择一组，分配给他们的是那名中央军少校。那天负责看管的是皇协军，皇协军当然比鬼子要好点儿，只要你不跑，基本不怎么管你。四具尸体被抬出集中营，大家都以为会抬出城外，可是快到城门时，皇协军就让他们往北走了，那里有一条五十米的空地，之前是鬼子练习射击、训练狼狗、埋死人的地方。后来因为埋不下，才雇用了董成牛的马车来拉。现在皇协军要他们把尸体埋在这里，就是在此期间，刘一新和李光明说了春生对他说的事，一个人死而复生了。他们觉得利用“死人”非常靠谱，因为在集中营，“死人”最常见，而且一个战俘一旦死了，就成了废物、垃圾、多余之物，鬼子巴不得及时清理掉。这样，既腾了地方，减少了病毒传染，也掩盖了罪行。这样陈翻译和医务室的负责陈继祖就成了整个计划的关键性人物，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共同认定一个人死了，那个人才是真的死了。因此必须得搞定这两个人。李光明和刘一新谈论着，只要李光明当上工程队长，拿下陈翻译和陈继祖应该就没问题。这时一个皇协军过来了，把枪口对准李光明，李光明以为是嫌他们说话，但对方是要他对一具尸体进行搜身，口袋，鞋，衣领，内衬，头发，嘴，都要搜，那个少校的尸体还真藏了东西，李光明从他的衣领角上抠出来一枚金戒指，然后开始挖坑，可只是浅浅挖了几下，就不能再挖了，否则就得把另一具尸体先刨出来。草草把尸体埋掉后，他们回到集中营开始打扫卫生。李光明就是在此期间伺机溜进欧阳队长屋里的。他借上厕所之机，绕道进了欧阳队长屋里，当时欧阳正躺在床上哼自己的小曲——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李光明没等他反应过来，就上去捂住了他的嘴，这样欧阳队长就只有听他说的份了。李光明把话说得简洁明了，他要求欧阳必须推荐自己当新的工程队长，否则欧阳队长只能在厕所粪坑里或水井里找到自己——你自己选吧，是粪坑？还是水井？我们一定会让你如愿。欧阳队长先是惊恐，后是服软，等李光明允许他说话时，他嘻嘻地笑，说大概这应该是李光明的去处，因为他现在就可以去向皇军报告。他以为这样可以吓住李光明，可以反败为胜，谁知，李光明让他现在就去报告，李光明说，我敢来，难道还不知道你会有这一套吗，我可以死，但你也必须得死，你弄死我一个，但你弄不死我们所有人，你懂吗？他们不会让你活的。这次，欧阳队长就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他当然在脑子里做着快速思考，既然这样，何不来个顺水推舟呢，他亲眼看到李光明抓住陈翻译的领口，他真希望自己被释放后，这家伙能替自己教训教训陈翻译。
原来如此。陈翻译说，看来那天确实发生了很多事。
那天他们还发现了你的另一条软肋。
我急需要钱？
不，是你的心。我说。
资料上说，上午十点，小东门外的太原北站响起火车汽笛声。打扫一新的集中营操场空地支起桌子，摆好椅子，鬼子和皇协军也已全都到位。没一会儿战俘们就陆陆续续进来了。他们排成一队，依然没什么行李，两手空空。李光明、李一新他们和欧阳队长站在一旁听候命令。一切如常，陈翻译却和平日不一样，他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很像出于对别人的不信任自己要亲自出马的意思，他坐在桌角上，一会儿将木棍拄到腿上，一会儿又敲打自己手心。新来的战俘，在一声声“下一个”中，走到桌前，无精打采地报出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和所属部队番号，然后领上那块写有自己编号的白布离开。按比例来说，这批战俘中八路军可是占了不少，而且还有好几位女同志，刘一新、李光明认真看着，内心非常矛盾，他们既想看到熟悉的面孔，又非常害怕看到熟悉面孔。战俘们依次做着登记，陈翻译却一个不落地盯着，还用说吗，他一定是在寻找可以榨出油水的猎物，可是看着看着，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刘一新和李光明搞不明白了，按理说那天陈翻译是不开心的，他却莫名其妙地吹起了口哨。这时一个战俘走过来，是个晋绥军，陈翻译把木棍压到他肩上，只见陈翻译低下头，不知道说了句什么，那个晋绥军突然面露疑惑，结果一言不发勉强笑笑溜了。接着是下一个，陈翻译用木棍厾到他脑门上，又是一阵低语。难道是直接开口索要财物吗？还是给了战俘什么暗示？这次是一名中央军士兵，他先是赔上一个敬重的笑，后是立正身体给陈翻译敬礼，突然，是，非常突然，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是投降的，我还带了一挺机枪。嗓门那个大呀，巴不得在场的人都被吓上一跳。他也确实把在场的人吓倒了，所有人都把目光聚集到他这里。这时只见陈翻译头往前伸，闭上眼，慢慢张开嘴，用心感受着手中的木棍，他也突然大喊一声——你以为你带一挺机枪就有功了？皇军需要的是大炮。接着就用棍子辟里啪啦把那个中央军士兵打了。中央军士兵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地逃走了，接着是下一个，但刘一新和李光明发现，有的被打，有的却顺利通过，他们就觉得这个陈翻译绝不是想拿战俘撒气那么简单，其中必有玄机。
资料里还记载了这些？陈翻译问。
是啊。你当时没有注意到春生吗？他去给负责登记的日本兵送水。
但他只待了一会儿，都没和我说话，后来高桥把他叫走了，我还以为是叫春生给他治痒痒。
治痒痒？
那几天高桥后背起了很多疙瘩，奇痒无比，他找陈医生，陈医生说没办法，不过我猜陈医生是不想给他治。资料里应该有陈医生的记载吧，他叫陈继祖，也曾是战俘，被俘前是中央军三十五军中校军医，出身于中医世家，人很老实，日本人释放他就是为了把他留在工程队，不过有了释放证，他晚上就可以回家了，那时他在运城会馆附近租了房子。
春生会治痒痒？
是啊，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说的，为了给高桥治痒痒，春生连我家的扫炕笤帚都拿走了，他用火点着了笤帚，快速扑灭后趁热给高桥涂擦后背。
管用？
很管用。那天我还以为高桥带春生走是为了这个。
但是春生听到了你说的关键性的话。
哪有什么关键？我只是问那些战俘——你是投降的，还是被俘的？
当然关键，因为刘一新仔细回想那些被你放过的和打过的人，他就得出了一个规律，凡是有可能说“投降”的都挨了打，而那些说自己“是被俘的”，尤其是八路军战士用恶狠狠的眼光看你，你反倒没打他们。他又结合你前一晚上说过的话，最后得出结论，你其实心底里佩服有骨气的人，也就是说你身上属于中国人常讲的“良心”的那部分还在。
这就是我的软肋？
你觉得不是吗？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因为有这个软肋而自豪。因为它证明我们还是人。
可是当时春生被高桥带走了。
资料上说，春生是在中午将这个情况告诉刘一新的，当时春生非常不开心，甚至是沮丧，刘一新问他怎么了，是不是挨了高桥的打，春生也不回答。
这就对了，那天中午我也碰见春生了，他躲在一处阴凉地里哭，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长吁短叹，我也问他怎么了，我一提高桥他就干哕，非常难受的样子，然后就说没事，什么事也没，他只是想哭。
可是后来，资料里突然就没了春生的记载。上面只是说有一天春生被鬼子叫走，就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遭遇了什么，就是后来抗战胜利、太原解放，依然没有春生的下落。
那是因为春生死了。陈翻译的语气突然沉重起来，仿佛一块铅石堵在他的嗓子眼。他说，我最后一次见春生，是他来找我，他让我去欧阳队长那里，我去了，欧阳队长和李光明同时在那里等着我。
春生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陈翻译哽咽起来，春生死的那天，就是他来找我，让我去欧阳队长那儿的那天，他还和我斗嘴，他要和我比谁有文化，他问我鸭子的妈是鸭还是鸡，问我一个松核桃里有多少个松子，我当然答不上来。可我告诉他我会说日语我就能活下来，如果他要跟我学会说日语将来就会活得更好。可他说，只有汉奸、软骨头才会学日语。最后我向他认输，他突然扑过来给我一个紧紧地拥抱。春生死了以后，一到月夜我就会听到钟声，那种悠远的，极具力量的，不知道来自山里还是梦里的钟声，我太太说我产生了耳幻，可我知道不是，真的不是。
春生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
我们来到小东门街和五一路的十字路口。夜风习习，其实很凉了。因此我们没多停留，只等了一个红灯便朝西走，前面是坝陵南街，过去是北肖墙路口，再过去就是城坊街了，我知道民国时那里有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加辣女学校，山西王阎锡山的堂妹“五妹子”阎慧卿就曾在那里就读。
喂，陈大翻译，春生到底怎么死的？我追问陈财。
被砍了？
不是。
被捅了？我知道有战俘喂猪时因为偷吃了猪食里的白菜根，被鬼子发现后用刺刀捅了。
不是。
被钉在木桩上晒死了？我知道有一个少校因为背砖不听话，鬼子将他钉到木桩上直到晒死。
不是。
被逼疯了？我知道一个女战俘被鬼子轮奸后，从鬼子营房里跑出来，直接疯了。
不是。
那是被抓去抽血，直到抽死？我知道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战俘被带去抽血，以充实日军血库。
不是。
那是被关起来养了跳蚤？我知道日军在太原设有秘密机构，他们在用战俘研究病毒和生化武器。
不是。
那就是解剖了。我知道有一天，二十多名日军军医来到集中营，他们把三个战俘绑到东院，那些军医分成三组，每组配一名战俘，日军先向战俘腹部开枪，然后剥光他们的衣服，用绳子分胸、腰、腿三道绑到台子上。战俘的腹部在流血，疼得骂不绝口，军医们这时一拥而上，快速摆弄手中的手术刀。他们剖开战俘腹部取出子弹，切断战俘的上肢、下肢、肘关节、膝关节，在鲜血中开始练习缝合伤口，不合格的，就再次切开，整个过程连一针麻药都不给打。
不是，不是，不是，都不是。陈翻译突然站住，他回过头冲我咆哮，你们总是这样，你们总以为什么都知道，你们，你都是乌鸦，乌鸦！他哭了，没有灯光照到的双眼闪着湿漉漉的光。天道恶杀而好生，你以为我不懂？一直以来我知道我在稀里糊涂地活着，可我不想活明白点儿吗？知道吗，春生和我斗嘴，用鄙视的口气说我是汉奸，他甚至教训我还不如一只虫子，他说一只萤火虫在黑夜里，哪怕只有一点点力气也会发光。春生想说什么，我当然明白，可我不想和他争辩，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他哪里知道我的苦衷。春生的死让我难受坏了，我跑到万寿宫去问红莲姑娘，也回家问我太太，我问她们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们一开始当然都说是“好人”，我再问就变成“狗”了。我笑，我不否认。可她们否定了，我太太抿着嘴，万寿宫的那位摇起杨柳腰，她们异口同声说我是个屁！我还笑，我不生气，真的，我一点儿也不生气。倒是她们以为我生气了，连忙说她们自己其实才是屁，甚至连屁都不是。我还笑，觉得她们没必要那样埋汰自己，无论如何她们都比我有用。这时我太太不吭声了，万寿宫的那位来了劲，她把嘴里的瓜子皮呸地一吐，我有用？我他妈的，也就有点×用。我就更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她扑过来打我。我就哭了，她们哪里知道我多想活成一块石头啊，石头多好，没鼻子，没脸，就算打碎了，它仍然还是石头。
春生怎么死的？
春生是阴魂不散啊，他变成了那个敲钟的人，越是有月光的夜晚，他就越敲那口钟。
春生到底怎么死的？
春生到底怎么死的？陈翻译孩子似的用袖子抹着眼泪，我×他奶奶的，米海西，你是作家，不需要我说得那么详细，就在李光明当上工程队长那天晚上，高桥和藤原突然请我去喝酒，就在高桥的宿舍，这种事放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高桥很抠门，他从来不请别人，其实只要花点小钱他就能去察院后、三圣庵、正太街、豆芽巷的日军慰安所找个放心的女人，可他每次总是冒着被抓被咬的风险去强奸女战俘，别人说他是极具控制欲，可我知道他真正的原因是抠门。那天晚上我去了，以为是什么喜事，我还猜是不是他的弟弟高桥次郎要调回太原了，他知道我和高桥次郎关系很好。酒喝到半场，高桥突然站起来向我宣布这是一顿庆生酒，庆幸自己第二次重生，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难道他遭到了战俘的袭击，这时藤原就笑了，说真是天皇保佑，高桥这时解开了裤带，我看到他两腿间那团纱布，高桥说，哟嘻，那个小八路，良心的，大大的坏了，嗯，陈翻译，这盘菜，你的，吃出什么的味道……还要我说下去吗？春生一把鼻涕一把泪坐在营房拐角处不停干哕的样子，顿时出现在我眼前。陈翻译说不下去了，停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我……我……我从高桥宿舍里跑了出来，一路呕吐，觉得春生在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嘲笑我。
太残忍，太瘆人了！这些资料里一点都没有。
当然没有。就是一九五六年审判那些战犯，他们也不会承认，但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我们来到城坊街陈翻译家门口了。他停了下来，尽可能平复心情。他嘱咐我，一会儿进去不要提春生的事，因为他告诉他太太，春生是被释放的，春生获得了自由。
资料上说，“复生计划”是在李光明上任后马上就开始实施的。李光明首先把副队长、各班班长、卫兵、伙房的伙夫换成可靠的自己人，那些晋绥军、中央军老战俘尽管愤愤不平，也只能去骂欧阳队长的忘恩负义。为了便于管理，李光明一夜之间让所有战俘打乱着装，八路军的上衣，晋绥军的裤子，中央军的帽子又戴在八路军头上，这样鬼子就无法从服装上看出战俘的军种了。他又把刘一新调到队部从事文书工作，这样既便于让陈继祖来给他疗伤，也有利于秘密支部商量对策。
资料上说，陈医生的工作相对要好做一些。在李光明的安排下，陈医生到队部来给刘一新疗伤。他把一瓶紫药水，几块纱布，往桌上一放，说这就是医务室的全部家当了。刘一新并不怪他，反倒是很随和地和他聊起各自家乡的事，慢慢地，陈医生冷冰冰的态度就变了。后来他给刘一新带来自己熬的草药和自制药膏，刘一新的伤口开始愈合。在他们可以推心置腹地说话的时候，陈医生主动和刘一新讨论战局，这时陈继祖才承认自己有个儿子就在八路军的队伍里。陈继祖说，之前自己不信儿子的话，总以为儿子是被共产党骗了，这几年在集中营里，他目睹了八路军的表现，也就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了。他说不管自己能不能看到抗战胜利那一天，他都愿意为八路军做点事。刘一新于是给他详细介绍了“复生计划”，想听一听他的意见。陈医生说，这个计划好，因为以他的观察，虽然鬼子对战俘进行的是一种恐怖管理，但是除了恐怖，管理并不严格，客观上战俘流动很大，而且所有战俘一进集中营就变成了一堆编号，少一个编号，或编号对应的是谁，他们并不清楚。主观上鬼子嫌战俘脏，又害怕自己被染上传染病，除非必要，他们并不愿意靠近战俘，更不愿意进营房，尤其是那个隔离室，所以真正的管理是掌握在队长和陈翻译手里的，这里面确实有机可乘。
资料上说，李光明很快就将第一笔钱交到陈翻译手上，解了陈翻译的燃眉之急。当然钱的来路，他才不会关心。
资料上说，因为那个逃亡计划是一个大计划，不只是针对八路军，因此在日军这个共同敌人面前，秘密支部研究决定必须让晋绥军、中央军，尤其是军官，摒弃前嫌，求同存异，进而各尽所能。为了筹集资金，秘密支部说服了国民党军官，让他们将自己私藏的“法币”掏出来，这些法币在日占区，无论保存和使用都是要被杀头的，再说这些东西在集中营毫无用处。秘密支部把这些法币收集起来，请陈医生带出去偷偷换成“联合票”，一百元“法币”换三十元“联合票”，回来后给当事人二十，留下的十元价差作为秘密支部的活动经费，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军官们也完全接受。
资料上说，“复生计划”的第一次行动送出去三名八路军，作为探路者，复生计划的第一批试验者，三名八路军自告奋勇被卫兵抬进隔离室，三个人紧紧抱在一起，尽可能离开那些真正的死人，熬过一夜，第二天一早拉尸车一到，董成牛将他们装上车，他们躺在真正的死者中间，在死人的保护下经过陈医生和陈翻译确认，被董成牛拉出城。他们一到南郊的乱石滩，就复生了。他们成功了，其中一位身上带有刘一新写给上级的亲笔信。
资料上说，第一次行动成功后，战俘们就通过这个“复生计划”三个、五个、六个、七个，一批批的，从鬼子眼皮底下逃了出去，很多战士重新又回到了部队，走向了抗日战场。
这个计划一共救出去多少人？我问陈翻译。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些人中哪个是真死，哪个是假死。陈翻译说，我只是照他们的意思做了就行。
陈翻译打开院门，我们走了进去。他家确实有个菜园，几片茂盛的绿菜，半人高的西红柿已经开始塌秧，一条土狗沿着高低均匀疏密适当的栅栏跑过来，它向主人摇尾，又闻了我的裤脚，就像懂事的孩子一样往回跑了。顺着它的方向，我看到一排五间平房，中间靠右的一间亮着灯，如果忘记城市的背景，很像一户农村人家。我们进屋，温馨舒适的感觉扑面而来。因为听到动静，陈太太已经在忙着为丈夫准备泡脚水了，却不想后面跟进来一个我。一见生人，陈太太就拘谨起来，但当她听说我是米海西时，又很激动。她看上去年轻漂亮，她为我们冲茶倒水，贴心又贤惠，可我知道她曾经做过几年妓女，曾经像一具死尸躺在绸飞绫舞的屋子里两眼死盯着屋顶，眼前的她丝毫看不出有过这段经历。我坐下，我说我和她的丈夫是在文瀛公园的月夜里认识的。她说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她等这一天都等很多年了，她急着问我江口慧子的情况。
那我该从哪年说起呢？
随便哪年，只要是你知道的。
你这个人，一向慢悠悠的性格，今天怎么这么急，今天海西只是来认门的。陈翻译提醒自己的太太。
哦，难道不是为江口小姐的事来的吗？她问我。
是的，是的。我说，只是陈翻译他，他总是跟我说集中营的事。
是工程队。陈翻译再次纠正我。
集中营。我就是不听。
那个破工程队有什么好聊的，你们还嫌知道的日本人作恶的事不多？我很想知道江口小姐后来的情况，四九年太原解放后我们就再没见面，我想过她被抓了，被送回日本，想过她死了，还有她怀里的那个孩子……谁知道，这一切净是我瞎想，你看，她的孙子现在就坐在我面前。陈太太说。
你可以确定我就是江口慧子的孙子？我环视家里的布置，心里在诧异她的结论。
我不知道。我可不敢保证。但我希望你是。好了，你们继续聊吧。我不打扰你们。陈太太赵兰香坐到一边去补一件以他们的景况完全可以不补的衬衫了，温温润润的样子，像块光泽柔软的琥珀。
其实我们也快聊完了。如果你困，你就先睡吧。陈翻译说。
是呢，是呢！我也赶紧说，时间实在太晚了，我坐坐就走。
没事的，你们聊吧，你们难得一见。
资料上说，最多的那次，一次就救出去一百三十多人。我转头跟陈翻译说。
多少？一百三十多人？这也太胆大了吧。陈翻译被惊到了。怎么可能，哦，我记起来了，应该是那次霍乱吧。
是的。资料里有陈医生的口述。他说那次刘一新和李光明他们一定要救那几个女的，这让陈医生犯难，因为女人太扎眼，对于那些施暴成瘾的鬼子，他们在战俘中搜刮漂亮女人的眼睛比搜刮钱财还要亮，他目睹过一个女战俘，被抬到医务室，身上盖一条破毯子，他掀开了那条毯子，看到一具十七八岁的女性身体，她是光着的，一丝不挂，而且脖子、手腕和腿上都有勒痕，他叫她一声“孩子”，又叫她一声“闺女”，最后叫她一声“同志”，都没叫应她。她就那么躺着，白净俊美的脸，大腿和腹部青一块紫一块的，两腿间已是血迹斑斑，两只乳房上都有被疯狂咬出的牙印。那姑娘很快就气绝身亡了。因此陈医生很想救那些女战俘，可又怕因为扎眼而事情败露，李光明天天来催，可他没有一点儿办法，李光明替他想过办法，可以让女战俘女扮男装，可是万一鬼子去营房要女人呢？一旦他们去，事情就完全败露了。就在这时，一条突然传来的消息帮了他的忙。他连夜找到刘一新，说了自己的想法，要那些准备营救的战俘做好准备，如果计划顺利，第二天就可以得到释放。
第二天的事我就知道了。上午松本大佐把我叫进办公室，他派我带人去核实情况，看陈医生的报告是否属实，因为他刚刚接到陈医生的报告，说集中营里已经开始流行“虎列拉（即霍乱）”，陈继祖在报告里请求松本大佐尽快搞到药品，扩大病号隔离室面积，准备迎接不堪设想的后果。陈继祖说，太原周边已经有霍乱流行的传闻，谁知道是怎么传进这工程队的呢？陈医生没有说谎，那个传闻我也听说了，我相信松本也听说了。我带了两个日本兵去西院，那里的隔离室早已人满为患，几十个奄奄一息的病人也已躺在操场，如果不出所料，我猜操场上躺的应该是那些真正的病人，不过我不确定那些人是否真的得了霍乱，但“传染”两个字已经把日本人吓倒了。我们匆匆走了一遍，便回去汇报。松本戴上口罩亲自走了一遭，回到办公室就向派遣军司令筱冢义男汇报，他想争取药品，谁承想，他不仅没有争取到药品，还挨了批。筱冢义男在电话里训他——你打算让我们的苦力统统死光？你要知道中国苦力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重要，没有了苦力，我拿你是问。当天傍晚的时候，松本就紧急下令释放了那一大批霍乱病号。
是的，那些战俘相互搀扶着，什么证都没有拿，就被押送出了小东门。一共是一百三十一人，其中有八路军四十七人，国民党中央军八十人，其他社会人员四人。
那次刘一新本可以走的，但他没有走。
那是因为秘密组织已经通过先出去的同志和上级取得了联系，上级要他们继续潜伏，营救更多的同志。
那么大的规模，我真不知道里面大部分人是装的。李光明刘一新他们紧紧抓住这个霍乱的传闻，继续借势发力。很快，李光明就让我引他去见松本。他说要和松本谈判。
这个李光明的回忆里有。
他是怎么说的？
他回忆说，当时你也在场。
是的，我在场。他们需要翻译。
下面是李光明在松本办公室和松本的谈判对话。
松本：你说我们日本人违反国际法，虐待俘虏，不讲人道，你觉得这话说得对吗？
李光明：我认为对。之前我见过被俘的日本军人。他们不参加体力劳动，只是参加学习。他们的伙食和我们的军官一样，每周还有一天要特别改善。他们每人都有一张床、一套被褥。我们还给他们定期检查身体，我们并不怎么看管，他们也不逃跑。你见过有逃跑回来的战俘吗？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说，跑回来还得去打仗。他们不愿意打仗，为此还自发地组织了反战同盟。
八嘎！他们都是叛徒！是大日本皇军的叛徒，武士道精神的叛徒！松本停顿一下，反问李光明，那我问你，是你这个队长吃不饱吗？生活得不好吗？
李光明：今天我来谈的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全体战俘
松本半天没吭声。
李光明：阁下经常给我们训话讲“中日友善，东亚共荣”，可是现在，人都快要死了，还谈何友善？包括大家喝的都是泡过死人的水，如果大多数人病死饿死，我想也不是阁下愿意看到的吧。
松本：你说我们虐待战俘，可是这些人是战俘吗？我们日中之间有过正式宣战吗？既然没有宣战，哪来的战俘？
李光明：这些人是不是战俘要靠事实说话。我们都是在战斗中被俘的，我们要不是战俘，那是什么？我今天来，就是为大家讨个说法。你也看到了，所有人的身体都已经坏到极限，用不了多久就会大批死亡，如果那个局面出现……
松本恶狠狠地说：统统死啦死啦地！
李光明：战俘们手无寸铁，阁下当然可以对他们死啦死啦地。
对这次谈判李光明本不抱希望的，没想几天后，战俘们突然发现口粮增加了，虽然还是麸皮、黑豆、发霉的小米，而且也由汽车拉来了干净水，送来不少磷磺，供大家熏死臭虫、跳蚤和虱子。
这时，摆在我和陈翻译中间的座钟“当当当”敲响三下。时候真不早了。我们再聊下去，就太过分了。我们没理由影响赵太太赵兰香的休息。于是我加快了推进速度。
据刘一新说，他是被你亲自放出去的，你不仅给他开释放证，还把他送出城。
那是因为没有我，他出不了城。当时他给我的理由是，他要亲自回去和他的上级商谈给我租商铺的事，毕竟这不是件小事，如果合作愉快，那里还有可能变成他们开展地下工作的秘密联络点。
在当时，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我的脑袋早已经和他们拴在一起了，只要他们检举我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我都得被“咔嚓”。刘一新走后没多久就又回来了，还带给我二百元钱，就在这里，我们家，他亲手给了我。因此我挺佩服他的，他本可以一走了之。他回来真的是在冒险，可能真正地共产党就是不怕死吧。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拉尸的董成牛也成了他们的人。
就在咱们家？你是说那个和你来谈合作生意的人，是个共产党？还是你亲手释放的战俘？你可——赵兰香突然说，我一直以为你这个人胆小怕事，没想你——可真有你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这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出吗？陈翻译冲赵兰香嬉皮笑脸，这些事你不知道最好。再说那段时间江口慧子天天往咱家里跑。
慧子喜欢我，你和高桥次郎是朋友，她来咱家很正常啊。赵兰香说。
可是我和高桥闹翻了，他在找我的茬儿，要知道江口可是高桥未来的弟媳妇，再说，谁敢保证江口慧子来家里没有别的目的。陈翻译说。
听到了吧，海西，他在怀疑你奶奶是日本特务。赵兰香笑着。
后来呢？我问，那个商铺租了吗？
租了，就在桥头街。也多亏有了那个商铺，太平洋战争很快就爆发了，日本人对我们的工资克扣更多了，自然工程队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了。
据我了解，复生计划在一九四二年突然停止了。
因为李光明被释放了。那时秘密支部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叛徒。
叛徒？
是叛徒。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李光明突然来找我，问我是不是有一个战俘被日本人带到晋中公馆去了，晋中公馆是日本人在太原设的一个特务机关。我说，是。他就告诉我，原来的计划必须停止。算是自保吧，我也赶紧设法释放了李光明。没几天，我就听说董成牛被抓了，好在那个平时臭烘烘的家伙，也是硬骨头，什么也没交代，日本人关了他半个月就放了。
后来呢？李光明走后，集中营里什么情况？
能有什么情况，情况只能更糟。
李光明走后，日本人绕开我直接从晋绥军中选了一个新队长，工程队就恢复原样了，不，是更糟，一九四二年“大扫荡”后，大批大批的八路军被押进来，日本人比之前更加喜怒无常，也更加丧心病狂了，每次看到他们折磨战俘，我就会想到李光明、刘一新他们。
那你呢？你后来怎么样？
我？我能怎么样，我还是我，依然稀里糊涂活着，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了。
那个钟声你还会听到吗？
会啊。只是我不像之前那么难受了。我习惯了。有时候我就觉得那是春生在我和说话。
再后来呢？
再后来我就死了。资料里没有记载吗？我死了。
怎么死的？
喂，一个人说自己死不是件开心的事吧。我说了，今天你是来认门的，你下次来，咱们再聊。
那好吧！那咱们下次再聊。
我起身向陈翻译陈财和陈太太赵兰香告辞。外面月光如银，当头而照。他们两口子站在月光里，送我的目光却殷殷切切，热乎乎的像是暖炉。
主持人：本周来我们分享会的做客嘉宾是位作家。他自称是一只为寻找奶奶身世一头扎进民国历史的水甲虫，他的名字叫米海西。他说，他曾在文瀛公园遇到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是台湾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来到太原担任“工程队”日语翻译。他在太原娶了一个做过妓女的女人赵兰香为妻，赵兰香认识一个叫江口慧子的日本姑娘，一九四二年夏天，文瀛公园发生爆炸案，江口慧子在现场意外捡到一个中国孩子，米海西怀疑那个孩子正是自己的父亲。
米海西：是这样。那个翻译叫陈财，我们建立联系后成了朋友。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到太原集中营，我问他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太原来，难道在台湾生活不下去吗？他说在台湾怎么能活不下去，可他必须来，因为他的父母被日本人扣押做了人质，他要不来，日本人会杀了他们。
主持人：今天米海西先生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太原集中营。现在我们进入米海西先生的讲述时间。
（现场响起掌声。）
米海西：好，那咱们先对太原集中营来个初步了解。太原集中营位于今天太原市小东门附近，之前一直叫太原“工程队”，它建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占地三百亩，由东中西三个院子组成，东院住日军，中院住皇协军，西院是关押战俘的营房，三个院子中间有隔墙，由小门出入。院中有一座十几米高的岗楼，是整个集中营的制高点，岗楼上配有探照灯、轻重机枪、燃烧弹等火力。关押战俘的西院，除西北角几栋砖房供队部、医务室、女战俘使用外，其他的九栋营房就和马棚一样，其中五栋是原有的砖房，中条山战役后战俘人数激增，日军就在其东边临时用柳条、席子和泥巴搭起四栋简易大棚。不过，所有营房条件都很差，冬不保暖，夏不散热，而且只能住一百人的房子，动不动就要塞进去三百甚至五百人，营房里没有床，也没有铺盖，战俘们只能躺在地上，枕砖头，铺稻草，身上的衣服就是他们的被褥。据不完全统计，太原集中营存在的七年里，共关押战俘十几万人，是关押和残害八路军战俘最多的一处日军集中营……
（两个小时后。）
主持人：海西老师，我突然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米海西：你问吧。
主持人：那个陈翻译陈财最后怎么死的，回到台湾了吗？
米海西：他自杀了。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太原解放前一夜，残留在山西的日军特务疯狂地报复，他们突然冲进万寿宫红莲姑娘的屋里，那时陈财已经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门，特务问他你这是要干什么，他嘿嘿一笑说，回家！然后……
主持人：哦，原来是这样啊！兴许我们真该给他竖个雕像。
米海西：那他一定不会高兴的。我了解他，他只希望自己变成一块石头。
2022年4月 太原百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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