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缘起于一则社会新闻,讲到一家独立书店濒临关张,人们纷纷前来“打卡”纪念,虽然其中许多乃是借机蹭热度的网红,又有几台机器对着书店老板轮番拍摄,并开始问各种乏味的问题,“书店为什么突然不做了呢?”“书店以后在哪里开?”老板对这些以制造新闻热点为目的的打听,自然很不悦,训斥记者的“无聊”,也是训斥时候那种富有个性的血气,促成了我塑造小说中老吴这一人物的原始动力。新闻里又用纪录片笔法回溯了书店经营的点滴,其中便涉及小说提到的一些情节:譬如因续约问题而断电,书店的装修与选址等等,然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倒是新闻里书店老板的形象,并非典型意义的理想主义者,如大众认知一般,完全沉溺于一种文化情怀中,采访时,他不断说,开书店赚不到钱,并不断自嘲“我也不过一个臭屌丝”。他对未来的规划也和本篇小说一样“现实主义”,预备到一家出版社做编辑,谋得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不再做亏本买卖了。这恰恰是我喜欢在小说中展现的世界的“真实”,意在解构那些我们总是念兹在兹的所谓“理想”及“理想主义”,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就事论事,世俗世界的主人公也只能如此,因而,小说结尾老吴对过上相对美好生活的未来的念想,既是一种期许,自然也有一种无奈感。
至于女主人公的加入,则是我偶然看到的一项特别的事业:开办图书馆。由此,图书馆和书店,就有了碰撞,有了情节上产生交集的可能,也就有了现在这个故事里邂逅的故事。当然,走向仍旧多少要反驳理想主义的调子,两个在外界看来坚守理想的人,虽然可以基于相似的志趣成为朋友,却并没有任何天然的理由结为伴侣,更不可能如小说最后提及的,真的上演我们喜欢想象和构建的,在大理的苍山洱海间开书店开咖啡店的“诗歌与远方”的故事。其中一个理由,是小说也不时暗示的,同样是“现实”的因素,他们的阶层差异及其由此带来的眼界和认识的悬殊。因此,女主人公更愿意选择的,自然是与自己同属一个圈子的“事业有成”的金融人士。
我现在又回到了2021年跨年夜时构思这个小说的情景,坐在公交上,想到了Y,想到与之发生的种种,心底又明晰我们不过是普通朋友罢了,没有进一步的可能。这种稍稍失落的情绪,也许也间接影响了我对小说感情线的处理吧。当然,这应该是“失败的”教训,因为根據一般的教条,小说的写作,是不应该掺入太多“个人感情”的。
闲叨这么久,还是打住。感谢《山西文学》杂志提供的平台,也感谢编辑的辛苦付出,祝愿“步履”栏目越来越好,发掘更多的优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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