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畅洲

　　记不清当时为了什么缘故大开其窗，总之那天下午阳光和微风统统从阳台上涌进来。随后，一只麻雀飞进了我30平米的出租屋，在天花板底下振翅飞旋，发出雷电般的噼啪声。它时而掠过顶灯，时而从电视机前划过，在空中飞速穿梭，流弹一般，在精密的人类居室中无知而野蛮地乱窜。人类温驯得太久，一只麻雀都可以带来惊恐。说出来不怕被笑话：当时我的确是惊恐了。事后回想起来当然滑稽，一只小小的麻雀，怎么会把我吓成这样。正如我在小说中写到的：“明明在户外时，所有的鸟看上去都温柔无害，可一旦那种速度来到这间狭小的屋子，它竟能显得如此势不可挡。”那种野生的、迅猛的闯入姿态，即便在它飞去后很久，也似乎仍黏在家里的每个角落。

　　这一震惊，最后成了《鹦鹉大仙》。因此在构思之初，我首先想到的是人与自然、人与地球、人与动物性之间的关系。小说中有一句话：“自己虽然身处这毋庸置疑的地球，却好像从来都过着和地球完全无关的生活。”大抵是我最想表达的感受。有朋友曾建议把这句话删去，理由是它太过文雅，不够贴合主人公。我同意他的意见，但出于私心依然固执地保留了。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敢于对自己残忍，我暂时还没法做到。

　　比起这个“鹦鹉”的部分，我其实对“大仙”更为在意。毫无疑问，每个写作者都在探索人在当下时代中的精神病灶。长久以来，我的阶段性结论都是：我们的烦恼，来自绝对价值的缺失。这个绝对价值，未必非得与宗教有关。俗话说“安贫乐道”，重要的是后两个字。孔子曰：“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乐的正是他的道，即绝对价值。有人批评儒家太过教条，也许是对的。但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它看上去如此教条，才足够成为一种绝对价值。而人活着必须有所笃信。

　　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绝对价值是缺失的。上帝被破除，传统被质疑。我们不知该笃信什么，最后便只能笃信资本——也并不甚笃。譬如我们求职时，除了工资待遇，也往往还考虑这是不是自己爱干的活儿。我们好像什么都想要，但不明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这么什么都不笃信地活着，随波沉浮，“波波度一生，到头还自懊”。

　　这便是我在《鹦鹉大仙》中最想探索的问题：我们该信什么，我们还能信什么，我们是否还有信的能力。于是，鹦鹉成为大仙。在笛卡儿所谓“普遍怀疑”的科学时代闯进了绝对价值，恰如在人类物质精巧的屋室中闯进活生生的兽禽。我乐于在此基础上观察人们的反应与变化，寻找其中跟人性、跟精神内部有关的线索。当然，我目前的书写一定是过于浅薄了。今后还得继续努力，希望能有所进步。

　　在创意写作班学习了一个多学期，让我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变化，我想这主要来自每一次班级讨论中形成的思考习惯。意见的碰撞往往不是为了得出一个确定的共识，而是揭示每个人所看见的路径。也许写作这件事，从头到尾都不是寻找答案，而是走在路上。在这一点上，它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写作。

　　最后，感谢编辑拜妮的建议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