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枪崩了月亮》，时不时会想起纳博科夫的一句话：“文学并不是观念的模式，文学是形象的模式。”小说从一个误会开篇，猛一看以为是个兔子，走近了才发现，不过是一袋土豆插着两根大葱。全篇从此定下了基调，女主人公，或者说作者想了些什么，并不重要，这只假想的兔子开始领着读者的思绪奔逃。一定是这样，想象和现实逐渐拉开差距，就像这对去采石矶闲逛的年轻夫妇，现实中的的风光就在前方，“见过世界上最亮堂的时候”的女主人公，却心神不定，随便一个形象就能逗起过往的联想。有一些意象，或者说隐喻，大概能形容她其时的心境，比如，映在打不开的电视屏幕上的面碗，想起“搁浅的船”，比如，晃见从前爱恋对象歪歪扭扭的身影，感觉“里面要挣脱出一朵玫瑰花来”。家庭和事业的危机，就在这些不为人知的景观中，夸张、变形，叠加成咄咄逼人的压迫，一如那些挣扎和不甘。“恐怕是我们还不了解人生。”“他给自己虚构了一个人生。”不断的对比校正，他们仿佛也成了打捞月亮的猴子。只不过这一回，男女双方抬起了头，甚而瞄准了月亮。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她似乎明白了这小小的改变意味着什么，一个崭新的自我正在她的指间颤动。

　　物资匮乏年代的记忆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们？《公社旧事》简朴严谨的句子里，或许有忧伤的抒情，但透过供销社门市、缝纫机、上海表，这些寻常词汇带出来的三段人生，最终汇聚而成一个宏大主题：选择如何生，甚至是如何赴死。这个时候，我们顾不上理论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只是琢磨着那些脆弱不幸的男女，他们的命运为何如此动人。《井园记》堪称火热生活的一幅速写。如此比拟，兴许怠慢了作家的精心构撰，更何况他展现的人物关系还如此复杂。在作家不乏戏谑的笔调里，人情，世故，种种合力，构成一段又一段严峻的计算。看起来马上就有了答案，转过路口，才看清，最困难的考验刚刚开始。

　　还是喜欢《去北京看房》的态度。形容一个年轻的写作者，说她豁达随性，是不是过于老气横秋？平常人等，面对动不动就是几百上千万的房子，得有多少压力啊，一经她的腹诽，或者说自嘲，仿佛都不值一提。她有的是本事把家长里短写得神采飞扬，信手拈来的细节里，坦坦荡荡，处处洋溢的都是生命活力。《不知味集》对种种食材的品评，同样是源自对生活的热情。若不是有那份固执和迷恋，又怎么品尝得到那瑰丽惊艳的味道，庸常人间又该失掉多少乐趣？不过，在作家讲究的叙述中，那些迫不及待的欢喜并不直露，确凿无疑的铺排，展现出她款待日常的从容态度。

　　父亲究竟做过些什么？《肯堂记》没有浮词堆叠，却总有惊心动魄的传奇在老乡的记忆里流传。父亲的形象越发清晰，一个简单的好人就能概括全部吗？“无论哪一代的‘肯构肯堂’，都是在构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找寻父亲之路，既是彰显父辈精神，更是在阐释“老祖宗的仁道”，正是那些努力，团结，对他者的同情和爱，最终汇聚成“一项伟大的共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