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江涛　王春林

　　只要是真正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朋友，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所谓改革开放事业愈益向着纵深处的推进，横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现实状况明显地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状态，越来越显得暧昧不明难以判断了。一方面，无法被否认的是，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速度惊人，以至于GDP总量都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了。但在“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这样一种越来越令人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的社会现实，对于当下时代我们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我们的作家到底应该对于这种暧昧不明的社会现实进行怎样的一种理解和认识？应该以怎样的一种艺术想象力，以怎样的一种艺术方式来应对表现这种社会现实？确实是摆在广大中国作家面前一个不容回避只能直面的重要问题。

　　那么，面对如此迫在眉睫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家所提供的答案究竟如何呢？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尽管有不少中国作家都努力尝试着提供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认识，但就他们所写出的小说作品本身来说，真正能够切中中国社会现实之肯綮、之关键症结者，其实并不多见。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或者与官方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积极倡导有关，现实主义问题以及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再度引起了公众的密切关注。很多时候，面对此类问题，单纯抽象的理论探讨恐怕是无益的，真正可能对现实主义创作有所推动的，反倒是结合相对成功的作品展开一种具体而微的文本分析。这里我们所列举出的小说文本，均属于那种对于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状况有独到理解与发现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成功经验，或许会给予其他作家以有益的思想艺术启示。

　　首先，是张炜这部可以被约略概括为“资本批判与人性忏悔”的《艾约堡秘史》。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肆意吞并如同叽滩角这样的村庄，另一方面在随意草菅人命的同时却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凡此种种，皆属于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这一资本大鳄在自身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现实罪恶。但请注意，由于置身于中国如此一种威权体制中的缘故，包括狸金集团在内的所有资本的积累与发展过程中，实际上都少不了与现实权力的结盟与联姻。质言之，只有在后者的强势支撑下，资本才会有如虎添翼的迅猛发展。张炜的深刻性，就在于不仅敏锐地洞悉了这一点，而且还在文本中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揭示与表现。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以上林林总总的所有罪恶，归结在一起，似乎正应了马克思曾经讲过的那句名言，意即资本是一种来到人间之后，“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部《艾约堡秘史》中，与狸金集团这样的资本大鳄坚决对抗到底的，就是那位带有突出民间社会身份的渔村守护者村头儿吴沙原与身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阶层杰出代表的民俗学家欧驼兰。套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说，在吴沙原和欧驼兰身上所体现出的，乃是一种满满的精神正能量。

　　在进行深刻资本批判的同时，张炜的另一个难能可贵处在于，通过吴沙原和欧驼兰两位人物形象的塑造，还突出地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生态意识。身为民俗学家，欧驼兰之所以要千里迢迢地离开繁华的京城，远赴叽滩角村这样偏僻的海边渔村，正是为了完成她所承担的民俗调查使命。事实上，也正是在叽滩角村围绕民俗问题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在对诸如“二姑娘”这样的渔歌号子以及开海节这样的民间节日逐渐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欧驼兰不仅深深地爱上了叽滩角村这样虽然偏远落后但却充满自然与文化原生态意味的渔村，而且更是从文化与生态保护的思想价值立场出发，在叽滩角村与狸金集团的这场尖锐冲突中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叽滩角村一边。

　　然而，同样是对于一种现代生态意识的倡扬与表现，迟子建在她的“大中篇”《候鸟的勇敢》中却呈现出了另外的一种思想艺术风貌。在呼唤一种现代生态保护意识的同时，作家更是非常深入地把自己的笔触探向了自我内在精神隐痛的书写。在后记中，迟子建曾经明确指出：“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岸散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茅草丛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爱人說那一定是传说中的仙鹤，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我跟母亲说起这种鸟儿，她说她在此地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儿出现后我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吉祥鸟。可在我眼里，它的去向，如此灿烂，并非不吉，谁最终不是向着夕阳去呢，时间长短而已。因为八九十年，在宇宙的时间中，不过一瞬。我忘不了这只鸟，查阅相关资料，知道它是东方白鹳，所以很自然地在《候鸟的勇敢》中，将它拉入画框。”在读过迟子建在后记中的这段文字之后，毫无疑问地，我们就会把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张黑脸和德秀师傅，把那对东方白鹳，与迟子建爱人的不幸去世“三位一体”地联系在一起。却原来，从一种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迟子建关于张黑脸与德秀师傅，关于那对东方白鹳，甚至她的《候鸟的勇敢》这部“大中篇”本身，都可以被看作是深潜于作家内心深处的某种精神情结的艺术书写。质言之，迟子建的这部“大中篇”之所以让我们读来不仅倍觉感人，而且也倍觉沉重，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然后，就是周大新的那部《天黑得很慢》。这部长篇小说所聚焦的，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周大新对老龄化问题的成功表现，首先得益于择定了一个很好的叙述者与巧妙的叙述角度。叙述者“我”也即钟笑漾，被设定为一位从河南南阳进京打工的家庭保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介绍到男主人公萧成杉家做家庭保姆。由于生活习性极不一致的缘故，他们一开始的相处很不愉快。但随着相互间彼此了解的逐渐加深，“我”不仅慢慢地改变了对萧成杉也即萧伯伯的看法，而且还建立了非同寻常的亲情关系。正因为存在着如此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亲情，所以，到最后，当萧伯伯那位身患抑郁症的独女跳楼自杀后，身为家庭保姆的“我”才会毅然决然地承担起陪护照顾日益衰老不堪的萧伯伯的责任来。

　　但正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人至老境之后的萧伯伯，不仅因意欲延年益寿的问题而屡屡上当受骗，而且在不幸痛失爱女之后，自己也不断地罹患各种疾病，到最后，甚至凄惨到了老年痴呆，智力彻底退化成一岁左右孩童的地步。为了把视自己若亲生女儿的萧伯伯从如此一种惨境中唤醒过来，“我”竟然不顾女性本能的羞耻心理，坚持每天夜里都把自己的奶头塞进萧伯伯的嘴里去让他吮吸。事实上，也正是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奇迹终于出现了。那一天，“萧伯伯关于人生的一点微末记忆出现了，他记起了最爱他的母亲”。小说结尾处，面对着处于复忆状态中的萧伯伯，“我”所给出的精神立场是：“我不知道他的记忆力最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不知道老年痴呆病在他身上会不会还有反复，但我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他。”借助于家庭保姆“我”如此一种令人倍觉尊重的洋溢着爱意的行为，周大新所给出的，其实是身为作家的自己一种难能可贵的悲悯情怀。如此一种悲悯情怀的存在，極明显地提升着《天黑得很慢》的内在思想艺术品质。

　　最后要提到的，是诗人余秀华的自传体小说《且在人间》。某种程度上说，小说就是一种离不开“矛盾冲突”的艺术，如何在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情节，勘探人性世界，塑造人物形象，乃是一部小说作品的题中应有之义。余秀华这部小说，正是在周玉与她的父母、丈夫以及一厢情愿的“情人”这三组矛盾冲突中逐渐展开故事情节的。细究这三组矛盾冲突，一个共同的问题，恐怕就是周玉那过于有些敏感的自尊的一再被冒犯。对此，周玉也给出过自己的特别理解。在她的理解中，所有这一切的发生，皆缘于自己有一个残疾的身体。只因为如此，所以，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自传体小说”中，曾经多次出现周玉“痛恨”自己身体的文字。比如：“周玉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残疾恨得牙齿痒痒：身体的残疾不是我的错，我为什么要无端承受这一开始就有计谋而没有一点情谊的婚姻？她感觉到真正的痛苦不是残疾带来的生活的不方便，而是引起的这么多问题。他们两个人都被困在中间，如两条缺水的鱼，越挣扎，在沼泽里就越陷得深。”通过对于精神痛苦的真切书写而真诚呼唤一种生命悲悯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理解与尊重，当可以被看作是余秀华此作重要的思想意义所在。

　　王春林，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曾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二百万字。出版有个人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曾先后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