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本期“步履”的作者是王占黑，她刚刚出版了自己的小说集《空响炮》，《小花旦的故事》是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也是我读过的她小说当中更为开阔的一篇。

　　小说写了一个热爱跳舞的大爷，名叫阮巧星，绰号“小花旦”。年轻时在工厂上班，退休后在小区里开剃头店，离婚后单身，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老人看起来有些女性化，颇为边缘又自得其乐，情感细腻，讲江湖义气，与“我”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故事的表面，在小花旦轻松的玩笑之下，写出生活的沉重与对往事命运的无可奈何，生动刻画了一个迷人的人物形象。拿到这篇稿件，我的整个阅读体验都很愉快，王占黑的文字非常有特点，字里行间弥漫着南方的生活气息，她透过自己的眼睛书写父辈祖辈的人生。“我”的成长、小花旦的命运、上海街道的变迁……时光流转的种种，写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重要的是，在这吴侬软语的背后，我看见一个坚定的有力量的灵魂。

　　（顾拜妮）

　　1

　　我攒了很多火车票。散在抽屉里的时候看不出，叠起来竟有四五副扑克牌那么厚。这就对了，上大学起，我坐过很多趟绿皮火车，从上海南站出发，开往广州的，深圳的，海口的，昆明的，每一个方向我都坐过，每一条线路上售卖什么商品，牙膏、毛巾还是火车模型，乘务员的普通话带着哪种口音，我都知道，可我从来没到过这些地方。我总是第一站就下车了。

　　十二块五，是上海到我家的距离。如果人们坐火车也像坐飞机一样计算里程的话，那么我的就不值一提了。一个钟头，去远方的人一碗泡面还没排队煮上，我就到了。我总想着，哪次能忍住不下车，一路坐到终点站，补完票出来，先给小花旦打个电话，喂，猜猜看，我在哪里了。

　　小花旦肯定会笑上一阵，细姑娘本事大啊，寻只茅坑，蹲下来摸摸看，屁股上是不是生满坐板疮了，讲完又笑一阵。

　　这是我和小花旦的约定。那时他一边往头上擦摩丝，一边讲，你要是敢坐到底么，我就出钱给你买三九皮炎平涂坐板疮，车钱也算我。

　　口说无凭，我讲。

　　小花旦从挺括的夹克衫里掏出车票，每趟去上海，他必定挑一件派头大的穿，配一双擦亮的尖头皮鞋。又问我讨一支笔，在右上角写了999，一笔连到底下的名字。画完，继续打理自己的发型。他的刘海卷卷的，垂落几丝，余下则统统往后梳，左边的朝左后拢，右边的朝右后拢，撇出一个爱心型额头，金光锃亮。轰隆一声，火车到站了，小花旦朝前冲了冲，手上的摩丝擦了个花边球，四六开的头路也撞坏了，变成乡下的虫马路，一歪一扭的。

　　赤逼，火车开得来好比拖拉机，卵蛋都要震碎了。我们出了站，便去坐地铁，一路上他继续收作他的头。

　　并没有人说过，地铁站不只是等地铁的地方，它还有长长的过道，四通八达的出口。各式各样的店面围在其中，人们进进出出，随时都能停下来买点什么，吃点什么。这明明是个很有花头的商场呀。平时要进大厦才能买到的高级运动鞋，那时只与我们隔着一堵玻璃墙，它穿在模特的脚上，就像穿在路人的脚上一样寻常。我和小花旦走得很慢，与一个个模特或路人擦身而过，还是来不及看。

　　我问，这么多店，生意都做得出吗？

　　小花旦讲，怎么会做不出，有人开店么，总归会有人去。

　　那你讲，到底是先有人开店还是先有人要买呢。

　　小花旦顿住了，我们停在一家美珍香门口对望着。这个问题我老早就问过了。那时我还小，他还没下岗。老王在打麻将，叫小花旦带我去吃中饭。我们走在小区外面的马路上，我说，路上开了这么多小店，怎么不倒闭呢，每一爿都有人去吃吗。

　　小花旦说，肯定呀，有人开么，总归有人会去的。世界上有交交关关人，人家在做啥，喜欢吃啥，你一个人是想不通的。

　　我没听懂。

　　他讲，好比你养一只鸡，就会得一窝蛋，你有蛋了，就能孵出小鸡来。

　　那你讲，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小花旦卡住了，在一爿面馆门口愣了很久。他朝里望了望，转而问我，想不想吃鳝丝面。于是我们叫了三碗，多一碗带回去给老王。

　　这次小花旦还是没答上来。他同美珍香的促销店员并排站着，听到人家喊试吃，上前戳了几片猪肉脯，又戳了两片给我。

　　还有吗？我觉得味道很好，不好意思自己去要。

　　怕个屁，免费的呀。小花旦握着用过的牙签，又去戳了好几片。店员却翻了个白眼，端着盘子走进去了。我们只好平分手上的，边走边吃。

　　小花旦突然讲，细姑娘，你看这个地铁站，像我们小区吗？

　　我吓了一跳。地下广场多高档啊，我们小区算什么。

　　小花旦指着麦当劳，这个么，就是毛头的臭豆腐摊。又指着便利店，这是闵珠杂货店。再过去是怪脚刀的棋牌室，阿宝的修鞋摊。他指着远处的游戏机，旁边坐着卖玩具的人，蛇皮袋铺了满地。还有贴膜的人摇着屁股底下的小板凳。被他这么一说，我倒真觉得像起来了。我们小区的房子，二楼才住人，底下都是车棚。如此一来，发大水了，也不至于叫家具浸烂在水里。十来平方米的地方，面朝马路，做做小生意正好，许多人家便把车棚租出去了。于是早饭铺啊，租书屋啊，剃头店啊，一爿爿老鼠打地洞似的开起来。整个小区像个吊脚楼，地面上到处是小店，单元楼前后畅通，走来走去，闭着眼睛也能到。这些店有的白天开，有的在夜里，办了执照还是三无，搞不清。可什么店里有什么人，倒是固定的，绝没有哪一处冷冷清清。我问的问题，小花旦答不清楚的道理，兴许就在这里。

　　我们边走边看，给每一家店找到小区里对应的位置，车棚找完了，就去外面马路上的店找。馄饨对馄饨，小炒对小炒，服装店对缝纫摊。快到出口了，小花旦忽然大步朝前，跑到一家美发沙龙门口，三色灯管在身旁转个不停，映亮了他的夹克衫。

　　小花旦伸开双手向我介绍，你看，此地就是我的店面了，派头大不大。他身后响着吹风机和流行歌曲的混杂声音。

　　小花旦叫我帮他在店门口拍个照，我说这样不好。他讲，有啥不好的，快点拍一个。

　　迎宾小伙子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们。我赶紧接过小花旦新买的诺基亚按了一记，人影很小，店面很大。他眯着眼看了一歇才讲，嗯，大归大，生意还不如我那好呀。这话说得梆梆响。

　　小花旦点开相册，往前翻几张给我看。照片里一个大大的油头，顶着“巧星美发屋”的红字招牌，上面露出一截楼上人家晾下来的短裤和胸罩。

　　我比了比两张照片，朝他望了一眼。不像，不像。

　　小花旦讲，没办法，人嘛，到了洋气的地方，肯定就要变来洋气一点。细姑娘，你慢慢也要洋气起来了。他提手抄了抄我的短头发。及耳，及额，及头颈，大人称之为游泳头，下水了也不会变形。背后看过去，男生女生是一样的。

　　我的游泳头从小就是小花旦剃的。小花旦是我们小区的剃头师傅之一。

　　2

　　我们小区虽小，理发店从来不会少。我读小学的时候，地面上竟同时开出了三家，哪一家都不缺生意做。东边便民理发店的阿姨戴一副酒瓶底子厚的眼镜，人们就叫她眼镜。眼镜的车棚因是自家的，价钿便宜，老年人去得多。西边惠民理发店的阿姨年纪稍轻一点，但块头大，人们叫她阿胖。阿胖开店的头两年，整个人像发糕似的发开来了。可她替人刮胡子刮出了名气，去过的都说适意，吸引了一帮男客。还有一爿开在小区门口的香樟树底下，不叫理发店，叫作美发屋，就是小花旦的地盘了。巧星美发屋店面不大，客不多，谈山海经的人倒是常来常往。路过不细看，只当是老年茶室。

　　眼镜和阿胖作为竞争对手，时常隔空传话，相互抹黑几句，眼红几句，小花旦却从没人同他吵过。一来，小花旦讲，好男不跟女斗，二来，小花旦讲，我同人家做的不是同一趟生意呀。

　　我说，那你同外头的美容店是一桩生意咯。我指的是对面马路是一些粉红色的铁皮屋。日光灯管拿彩纸包起来，叫人看着昏沉，几个皮松肉散的外地女人躺在沙发上，或坐在店门口，大冬天也要露胸脯，露大腿，三伏天还要擦厚厚的白粉。她们也叫美容美发。小区里哪个男人路过多瞄几眼，就要被老婆骂了。我放学走过也偷偷看，总想着这店里冷冷清清，如何开得下去呢。后来想明白，也许做的是夜生意，我看不到罢了。

　　小花旦瞪大眼睛，朝水泥地板狠跺一记脚，细姑娘不要瞎讲哦！人家卖人肉包子的，同我有啥关系！下趟走路不要东看西看，当心自家绊一跤。他拿起给客人喷头发的香水，先朝我脸上胡乱喷了几下，气味发冲。

　　小花旦的生意，同谁都不一样。他讲，五块十块的剃头生意，我不稀奇的。碰到老王这样的老相邻，旧同事，隔月去剃个头，不算数的。小花旦手脚快，三下五除二搞定，从没收过一分钱。巧星美发屋，专门做的是阿姨们的生意。小花旦讲，别说小区里，就是老远八只脚的老太太要烫头，要焗油，都情愿穿过大半个城来找我。

　　小花旦走的是一条龙服务。

　　老太太们要出客，要上台，想甩甩浪头了，早几个礼拜就要来巧星美发屋报到。小花旦先问好，穿什么，再定头型。人家若想不好怎么穿，索性全托给小花旦，一手包装。永红丝厂里跑了几十年销售，小花旦对穿着打扮颇有研究，真丝棉麻，料作款式，怎么显身形，怎么衬肤色，脑子里清楚得一塌糊涂。衣服还没做，小花旦上上下下一比画，一形容，老太太仿佛仙袍上身，头颈伸长，腰板笔挺，旁边的小姐妹齐齐叫好。然后小花旦再同人家细细讲，去哪里选料作，寻裁缝，不合身了找谁改合算。做这种事体，小花旦本身就很来劲。老太太自然一百个放心，过几天，衣服乖乖拿来，排队等做头发，店里闹猛得不得了。

　　小花旦讲，人家给老人烫头，好比工厂流水线一样，烫一个，走一个，走出来都是一式一样的，有啥意思，人老了就不要寻开心了吗。小花旦就舍得花时间，给老人研究头型，好好烫，细细弄，走出去有样子，扎台型。久而久之，妇女队伍里传来传去，小花旦就做出了名堂。三五结伴而来的，从头到脚问一遍，一个烫，几个在边上看，蜜饯咬咬，闲话讲讲，也问几句自家等会要怎么弄。小花旦确确有这样真本事，一边干活，一边服侍看客，聊得人家开开心心，服服帖帖。

　　要论保养么，阿姐比我有经验呀，讲穿了，皮肤同钞票一样，多拿出来摸摸，就不会皱。

　　大家有缘做几十年小姐妹，为一桩事体吵相骂有啥好处呢。老来不比美，要比大方。

　　阿姨覅气，媳妇么，讲究一个以静制动。你不骂，人家也不会主动吵上来。一样的道理，你不下指标，人家反倒不好意思，屋里生活就做起来了。

　　老太太纷纷点头。她们讲，哎唷，巧星这只换糖嘴巴，真真是甜的来。跑一趟巧星这搭，比寻个老娘舅还灵光呢。

　　巧星美发屋和保健品是一种道理，老年人里有口皆碑，正经人则视之为脓疮毒瘤。社区干部讲，人家东西两爿店虽说是小本生意，到底规规矩矩，有营业执照，有卫生许可的。你看看你这个地方，胡来。

　　进去检查，小花旦店里处处都是危险动作。电是从楼上接下来的，热水是煤球炉现烧的，烫头罩子万年不洗，各式药膏也没明确的来路，更不必说保质期。今朝用过了放进抽屉，下次再拿出来挤一点。小区每搞一次文明建设，巧星美容屋就面临一次严打。停停办办，实在撑不住了，有一天小花旦也搞了张营业执照，裱起来，挂在店门口叫大家来看，法人代表阮巧星，交关神气。谁晓得这个阮巧星仍是假的，是打给电线杆上的办证电话打来的。小花旦一边烧水，一边说给老太太听，两百大洋，给社区里买个放心。

　　小花旦讲，我做生意是做给客人的，又不是做给工商局的，要伊拉满意做啥。

　　老太太们听得有理，巧星美发屋便照开不误。她们不是不晓得安全问题，只怪小花旦的推销实在做得太好。人家店里贴了明星照，发型图，他这里专程有阮家阿婆做活体模特。

　　小花旦绝非每天都肯开店的，钓鱼要去，舞厅也要去的。他店门口贴着告示，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时间 ：下午 12∶30-5∶30（星期四休息）。但实际操作从不按纸上来办。但凡营业的时候，起来做的第一个头就是阮家阿婆的。吹好弄好了，叫阿婆往店门口的树底下一坐，蒲扇一摇，人们就走过来看了。

　　哟，阮家阿婆，今朝漂亮来！

　　3

　　巧星美发屋门前有一株老樟树，是小区还没造的时候就长起的。

　　每到夏天，树上的知了蜕过壳，一下就活络起来了。知了的脚明明抓在树上，耳朵却生在小花旦的店里。小花旦同客人们呱啦呱啦讲话的时候，知了只听，不响。小花旦的吹风机一开，知了就跟着叫起来了。它们越叫越响，盖过吹风机的动静，盖过店里的讲话声，还带动起远处的知了。整个小区上空好像有一个巨大无形的吹风机在运转，到处荡着回响。等到小花旦的吹风机一关，知了晓得了，便识相地跟着停了下来。

　　有时若不识相，影响了小花旦谈生意，阮家阿婆就拿起手里的拐杖敲一敲香樟树，敲一敲，知了就不敢再叫了。

　　我讲，阿婆，知了是你养的啊。

　　阿婆胡乱点点头。她讲，虫么，侪是空叫叫，胡叫叫，吓一吓就好了。阿婆的耳朵不好，坐在树下从不觉得吵，可她仿佛也另有一副耳朵，时时刻刻按在墙上，听牢店里的客人是不是叫树上的客人抢去了风头。

　　她总是比小花旦更关心小花旦的生意。

　　阮家阿婆活着的时候，只要不下雨，常常搬一只骨牌凳坐在树底下，有时起身扫扫地，张望张望马路。阿婆若走来走去，就是走给人家看的。人家看到阿婆的头发挺括，心里便有数了，噢噢，小花旦今朝出来做生意喽。三个两个围上去摸一摸，感觉好，再进店里去问问。

　　阿婆一看到来生意，就高兴了，朝楼上大喊，阿星啊，客来喽。

　　阮家阿婆生得瘦小，皱皮躬背，一头白发却长而浓密。小花旦隔一阵学来了新发型，就先给姆妈做一个。网兜子罩住的，油光光贴着头皮的，盘起来的，蓬开来的，各有各美。有时也回归老法的麻花结，马尾辫。人家都讲，阿婆这张面孔，一看就晓得，年轻辰光不要太漂亮。

　　阿婆不自夸，她只夸小花旦，吾阿星手巧吗，一只死老太婆，做出来也好看呀。

　　或是一并夸赞丈夫和儿子，阿星爸爸当年样子神气，吾阿星也神气的。阿星爸爸做事体细摸细想，全传给吾阿星了呀。

　　阮家阿婆平时话不多，一旦张了口，就是吾阿星，吾阿星。好像小花旦是个太阳，阿婆每天绕着他转似的。可实际上，丝厂的人都晓得，小花旦从小到大，无不是他围着阮家阿婆转的。

　　小花旦是阿婆的末子。

　　小花旦的大名，正是不识字的阮家阿婆取的。她讲当年自己预备同丈夫养十个小囡，当上光荣母亲，就能去天安门见毛主席了。丈夫进步，国家造卫星，他也想了个“造星计划”，要按太阳系十大行星（他以为）来取名，搞得有文化一点。水金地火木土，养到第七个，丈夫在睡梦中暴毙。阮家阿婆讲，我又不懂天文地理，只晓得光荣妈妈当不成了，日脚也度不下去了，管伊第七颗叫啥，索性就叫个星。于是阮巧星成了阮家七大行星之末，同六个兄姊围着姆妈转。

　　阮巧星虽是离得最远的一颗星，却跟得最紧，转得最快。

　　阮家阿婆当了一辈子的湖丝阿姐。她讲，好茧子泡在滚水里，要伸手进去，一边洗，一边剥。机器比不得人手，手抽的蚕丝不会断，出来的才算好货。我懂，这和做肉饼子，滚刀切的总比摇肉机摇出来的鲜，道理是一式一样的。

　　可是城里稍微有点关系的，谁会跑去做这种生活。两只手伸下去，再缩不回，木掉了呀。半天浸下来，十根指头肿得像胖大海一样。阿婆摊开手，缫丝工的手掌，到老来仍比平常人的厚很多。她讲，冬天蛮好，热烘烘的。倷就看，谁从来不生冻疮的，十有八九就是老阿姐了。到夏天公，真真下不去手。皮泡软，烫开，一抽就是一条口子，嘶一记，痛到心肝里。下了班，两只手通通红，好比木头砧板，上面全是印子呀。

　　我听了，吓得不敢回话。阿婆却讲，哎唷，出好物什嘛，肯定要吃苦的。

　　湖丝阿姐苦，阮家阿婆又是其中顶苦的。一人拉扯七子，三个上班，三个读书，还有一个背在身上，每天带到厂里来养。阿婆抽丝，小花旦在背上看抽丝。阿婆吃饭，先往背上的嘴巴塞几口。我插嘴，阿婆，你的背脊是背小囡背弯的吗。阿婆不回，只管讲，人家看不下去，就省一点给我们吃，空下来帮我领小囡。

　　阿婆又笑了，吾阿星真乖呀，不哭不闹，车间里人人待伊好。老话讲，遗腹子隔着肚皮听到姆妈哭，还没养出来就决心要待姆妈好了。吾阿星不单晓得肚皮里的苦，还晓得车间里的苦。三四岁已经端着搪瓷杯走来走去了。读了书，放学先到车间来。早班送饭，夜班来接，从来不肯同我分开的。人家讲，我好比养了个管家公呀。

　　一直跟到阮家阿婆退休，小花旦书不读了，顶职上岗，成了厂里唯一的男缫丝工。小花旦一上来，已经熟练得像一个老工人了。

　　男人做湖丝阿姐，到底上不了台面，下趟老婆也讨不好。后来我托关系，叫吾阿星转到销售科去了。

　　阮家阿婆讲丝厂旧事，每每讲到小花旦转科室，就打住了。她说，一个人嘛，早前苦够了，老来就有的甜了。阿星爸爸生眼睛，晓得我命苦，派阿星来待我好。阿婆顶着时髦的头发，坐在店门口笑。

　　不讲了，不去想了。她摇起自己那双厚大的白手，上面泛起密密的黑斑，像摇一串熟透了的香蕉。

　　细姑娘，倷大起来，要同阿星叔一样，待姆妈好，晓得吗。我点点头。只是阿婆口中的阿星叔，让人产生一种怪异的陌生感。我实在难以把孝子阿星和店里边剃头边陪客聊天的小花旦联系起来。照平常来看，阮家阿婆和小花旦并不多话。开店的时候，一个做头，一个看店。一个谈天，一个听听不响。关了店，一个出去白相，一个就待在楼上。小花旦钓了鱼回来，阿婆就烧鱼吃。小花旦跳完舞，空了两只手回来，阿婆出去买点挂面和熟食。怎么看都是阿婆在照顾小花旦。可是听大人讲，阮家阿婆自从守寡，到死没离开过小花旦。这些年她只跟着小花旦住，小花旦结婚，也是带上姆妈一道进的新房子。

　　我想来想去，还是名字的问题。阿星是阮家阿婆的阿星，小花旦是大家的小花旦。这是两个人。尤其在阿婆这里，她容不下第二种叫法。人家若讲小花旦怎么样，阿婆就要动气了。这个名字，阮家阿婆不喜欢听的。谁不识相，再讲，阿婆就要翻面孔，下逐客令了。

　　可是除了烫头的老太太称呼他巧星师傅，我们小孩子叫他剃头阿叔，小区里的大人都喊他小花旦，丝厂的人也是。这从来都不是一位耳朵不好的老太太能阻挡的事。

　　小花旦自己倒是不介意的。

　　4

　　小花旦这个绰号，早在缫丝车间就有了。并非喜欢唱戏，只怪生了一副太监喉咙。照理说，高大的人声音浑厚，小花旦却不是。他的声音细细尖尖，却不如小姑娘的软糯，反有一种中年妇女的锐利和响亮。激动的时候，语调一升高，像铜炉里烧开了水，涩涩的刺耳极了。动起气来，又变成木锯子拉在生锈的铁皮上，磨人心肝，好在这种时刻是少有的。小花旦更多的是放声说笑。他一开口，脏话不断，倷个赤逼，伊个赤逼的，同他的细喉咙很不般配。小时候我质问他，你怎么老是骂人。他却说，这怎么叫骂人呢，这叫口头语，懂吗。小花旦把所有不文明的词汇都称之为“口头语”。他聊起天来，一个句子里的口头语比主谓宾还多。

　　后来我知道了，厂里面人人都讲口头语，开心不开心都要讲的。上班了，口头语在车间里飞来飞去，下班了，口头语在小区里飞来飞去。上下班的马路上，口头语要更生脆些，才能互相听到。

　　小花旦，去寻死啊！

　　赤逼，迟到了要！

　　更可怕的是，小花旦在小学附近也离不开口头语。老王上夜班的时候，常常叫工友送我去读书。轮到小花旦，他送我到校门口，突然大声喊，细姑娘，进去先撒泡丝噢！值班的高年级同学和老师都笑了。这份旧账我长大后跟他翻过不下一百遍。从此我同小花旦约好，送到校门口不准讲话。他仍坚持要对口型，两只细脚杆扒开，同校门外的栅栏重合在一起，栅栏尖上戳出小小的头，两片薄嘴唇放慢了速度扭来扭去，像一个滑稽演员，故意要逗笑值班的同学。

　　小花旦长长的腿，长长的身体，连到长长的脖子，不知怎么生出一个短小扁平的头来，头上的眉眼是细窄的，嘴巴狭长，像粘了几条被甩软的挂面。说起话来，眼皮上面，眉毛底下，都是微妙的小动作。好在他皮肤黑黄，鼻梁高挺，现在回想，小花旦四十岁以前，侧面还有一点模特的英气。

　　可他走起路来全无模特的利索生风，做贼似的半吊着手，两只脚软绵绵的。小区里的人讲，说难听点，女人堆待久了，跷根兰花指剥茧子，总归有点阴阳怪气。

　　阮家阿婆必定深谙这个道理，才大费气力帮小花旦换了工种。然而人们早已叫惯了，小花旦去了新科室，或出厂跑外勤，还是小花旦。他自己并不反驳。

　　只有阮家阿婆从不满意，她讲，瘦长条子么，叫秀才不是蛮好，做啥要取个娘娘腔名字，吾阿星气力不要太大，身体不要太好噢。又说，巧星年轻的辰光，往蚕种库门底一走过，多多少少小姑娘盯牢伊看。伊是眼界高，一个看不上。

　　但她并不提起小花旦后面的一桩婚事。

　　小区里的人都晓得小花旦结过婚，却不知全。只见小花旦带姆妈去新房住了三年，又带姆妈悄悄搬回来了。人们估计，是婆媳之间出了问题。而后阮家阿婆要把房子专留给小花旦，六颗行星跑过来吵过多少次，总算拗断，留下两人清静度日。人们便一口咬定，若不是当初逼得小花旦离婚，阿婆何苦千方百计保他。至于小花旦的老婆是谁，在哪里，没人问过。

　　直到暑假的一天，做头发的队伍里来了一个新面孔。这位客人听说城东有个蛮好的烫头师傅，就跟过来看看。到了才发现，是老熟人了。小花旦特意找出茶叶罐头，拍拍围裙上的灰尘，客客气气喊了一声，姆妈。这不大不小的一声，把树底下的阮家阿婆引过来了，两个姆妈在巧星美发屋的招牌底下碰面了。

　　丈母娘讲，阿星啊，还没讨好老婆啊，光杆司令准备当过去看了噢。

　　小花旦笑笑不响，招呼客人们一一坐下，自己上楼去泡茶了。丈母娘在店里走来走去，冷箭频发。

　　天天蹲在这种地方，搞这种娘娘家生活，哪个女人看得上么，也是笑死人了。

　　阮家阿婆的耳朵不好，可是她想听什么，总是能听到的。

　　她讲，有种人在外头胡来来瞎搞搞么，覅讲二婚头，三婚头四婚头也是省力的呀。吾阿星家教好，做不出这种事体。

　　丈母娘跳起来了，倷宝贝阿星稍微争气点，玲玲会得逼出去吗。阮家门不要后代，我屋里厢还是要的好吗。

　　哟——要后代不要面孔喽。

　　好嘞，覅讲了。老客人想劝一句。

　　要面孔，哈哈哈哈，大家听听看，娘娘腔不来事，还讲得出要面孔。

　　丈母娘比阮家阿婆年纪轻，块头大，喉咙响，这么一笑，店里鸦雀无声，我看呆了。只剩小花旦踢踢踏踏冲下楼来，轻轻说了一句，好嘞好嘞，覅吵了。老底子没吵够，过掉十多年还要来寻气吗。

　　他扶阮家阿婆上楼休息，叫丈母娘在店里等一歇，马上就来。又关照我把茶分给客人。

　　丈母娘却讲，哼，等啥等，要晓得是伊开的店么，我绝对不会来的。转而对着客人，大家晓得吗，当初看伊一表人才，好说好话，心想有点娘娘腔也不搭界。想不着是只软脚蟹，真真苦了玲玲，不好讲出去。丈母娘推开我的茶杯，像一只憋足气的青蛙，冲着楼上提高音量，我么，这辈子见都不想见到伊，还要叫伊来帮我做头发，真笑死人。

　　楼上传来一阵骂，老赤逼棺材，死远点，一只嘴巴吃糠不清不爽，乌龟外孙还不晓得啥地方落的种！

　　我从来不知道阮家阿婆的耳朵这么好，喉咙这么响。我也从来没听过，小花旦天天讲的口头语会从阿婆的嘴巴里一个一个跳出来。小花旦却像被抢了台词一样，并不开口。

　　一个在楼上骂，一个边走边骂，于是那天下午的生意全都跑光了。小花旦倒不动气，他下楼收拾，把没人喝的茶都喝了，还提前给我剃了头。剃完头他提议去游泳，我们就去了旧厂边上的水池。他看起来心情不坏，游了几圈，买了棒冰，语气也比平日里温柔了一些。甚至让我觉得，结了婚又离的人是两个姆妈，而不是小花旦和什么玲玲。

　　晚上回到饭桌，我问，软脚蟹是啥东西。

　　妈妈说，小囡问这种怪搭搭的问题做啥，吃饭。老王说，哎呀，不大巧，现在不是吃蟹的季节。

　　我就不问了。

　　5

　　印象中，阮家阿婆到死只吵过这么一次架，可是那次之后，小区里有些人看小花旦就不一样了。阿婆恢复到往日的温和，常常坐在树底下自说自话，哎呀，人生得好看么，就会叫人家讲闲话，阿星爸爸老早也被人家欺，后来同我结婚，不是照样很好嘛。我知道，阿婆是专程讲给那些走来走去的耳朵听的，寄希望于他们的嘴巴能在菜场里，麻将室，或回到自家的饭桌上，把这些话慢慢说开去。

　　小花旦仍旧不响。就像从不介意自己的绰号一样，他也不介意这桩被曝光的旧婚事。小花旦的口头语骂天骂地骂工厂，偏偏在这件事上从不使用。这也愈发让一些人坐实，问题出在小花旦身上。大家都相信，理亏的人才会沉默。

　　小花旦的客人渐渐少下来了。并非外头的风言风语影响了妇女队伍里的口碑，她们受过巧星师傅的恩惠，绝不说半句坏话。而是阿婆病了，严格地说，是阿婆老了。她生了七颗行星，末一颗都转了四十多圈，阿婆自己就转不动了，她的轨道上沾满了往事的灰尘，它们缠住她的手脚，要把她也变成灰烬。

　　直到小花旦每日驮着眼神呆滞的阮家阿婆进进出出，我才懂得那位反复出现在阿婆口中的阿星的存在。他把阿婆背下楼晒太阳，又背回楼上睡觉，在大树和美发屋之间的晾衣绳上撑开了尿湿的床单和绒裤，我想起阿婆说过的那个在充满水蒸气的地方，由大人背来背去的小婴孩，车间雾蒙蒙的，蚕丝白乎乎的，他的小眼睛看到什么了吗。

　　后来，阿婆转不动了。和徐爷爷一样，在这个小区里，任何老人的离去都是惊不起水花的小事。人老了，人死了，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走来走去的耳朵们，更愿意去关心谁家新降临了小生命，这关乎着一族的延续。至于将要垂落入土的家庭的枯枝，就由它去吧，谁没有那么一天呢。

　　然而没有延续的小花旦却很少开店了。楼上的灯也不常在夜里亮着。他睡觉了，他去钓鱼，还是去跳舞，阿婆走了，没人知道他的动向。我读寄宿学校，我也不知道了。只是一个月剃一次头的惯例还没变。我发了短消息，上楼从他家空置的奶箱里拿了钥匙，下来开店，然后回家喊老王过来，我们家的头，在我离开家之前，从来都是一起变长，一起变短的。

　　小花旦收到短消息，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赤逼，又一个月头过去了！他的细脚杆像两根高跷，从不知何处踩回来了。

　　这些事是近来才想起的。我在上海住了八年，地铁站走了无数回，早已不觉得地下广场像小区。香樟树，阮家阿婆，巧星美发屋，连同整个小区，都成了昨日的世界。

　　火车票里，年份久远的，字迹都褪去了，只剩下一片片浅蓝色，或者更早些，粉红色的纸。写着我名字的，叠起来有四五副扑克牌那么高，还有薄薄的一沓，是别人留下的。这时我才发现，头几年来上海找我最多的，不是家人，也不是中学好友，也许是这个叫阮巧星的人。他的身份证号码还模模糊糊地印在上面，1967，他和我一样，属羊。

　　阮巧星，小花旦，小花旦，阮巧星。小花旦是老山羊，我是小山羊。可是这只老山羊从不喜欢蓄胡子，他的下巴总是亮光光的，和他的头发一样，精心打理过，如同公园里那些跳交谊舞的人。

　　老山羊同我去本地的人民公园玩，总是我先陪他看小树林里的人跳舞，然后他才答应请我去淘气堡玩。我又问那个奇怪的问题了，你说，人民公园里下棋也有，遛鸟也有，吃茶也有，为啥每个地方都不会缺人呢。

　　小花旦还是那个经典的回答，各人各欢喜，有人来白相么，就有人过去看呀。

　　那你为啥不去看下棋。

　　细姑娘，你看看下棋的人，啥样子。

　　我看了一眼坐在树墩上的老头子。

　　你看看跳舞的朋友，哪一个不是头面清爽，衣裳挺括。你再看看我。

　　我点点头。那你为啥不去跳舞，要同我一起白相。

　　你看我是啥。小花旦假装捋胡子。你是啥。

　　我们是老山羊和小山羊。小花旦教会了我这个道理，我却在很久以后才懂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成语。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上海的人民公园跳舞了。

　　6

　　和小花旦打赌坐板疮的那一年，是我离开家的头一年。家里忙，没人送，小花旦关了店，自愿陪我去了。

　　我们穿过长长的地下广场，坐上轻轨，换了公交，两个钟头后总算挨到了学校宿舍。我惊呆了，原来从上海的这一处到另一处，比从我们那到上海远得多。好在一路上有的看，并不无聊，只是辛苦。小花旦拖着我的行李箱，夹克衫甩在肩上，汗出得快要融化他黑亮的油头。他把蛤蟆镜推到前额，在即将开口“赤逼，这爿天热死人”之前，我先和他讲定，进了宿舍绝对不能讲口头语，绝对不能。

　　不要紧，这什么地方啦，大学呀，天南地北的人都有，人家又听不懂的喽。他讲，细姑娘，进去覅忘记先撒泡——我打断他，听不懂也不能说！小学校门口那种事，再也不能重演了。何况我早已不是喜欢憋尿的小朋友了。

　　不过很快的，就像服侍店里的老太太一样，小花旦趁我上厕所的工夫，已经和一楼的宿管阿姨攀谈上了。他并不说自己是谁，只管用一种假装客观的语气评点人家的打扮，暗暗戳中对方的心意。只听他说，这条裙子噢，面料服帖，也好，也不好。腰身稍微粗一点的人，穿上就不好看了。阿姨笑了。他转而又讲，美中不足是发根同烫过的颜色不搭，要补一补，两只手一摆弄，我就知道他又在习惯性地捞客人了。

　　我走过去，阿姨问，你女儿住几楼呀。我脱口而出，他不是我爸爸，是……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介绍小花旦。他是老山羊？他和我爸爸下岗以前在同一爿厂？他家和我家住同一个小区？他是从小帮我剃头剃到大的……师傅？他给我买过几十个鸡蛋煎饼，上百只奶油棒冰？我突然发现一个很熟悉的人，如果没有血缘关系，是很难形容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而这种无法形容的关系，我后来才发现，是很容易断掉的，无论是被时空扯远了，还是故意疏远了。

　　小花旦见我答不上，宿管阿姨又面露异色，就主动模仿上海口音，阿拉侄囡儿呀。我笑出声了，兄弟高瘦，侄女矮小，实在不像。小花旦却很入戏，在登记表上写了个“王巧星”，搬起我的箱子上楼去了。我们找到房间，小花旦为我整理各种东西，床单，被子，台灯，衣架，他好像在叔叔的角色里沉迷了，一边收作，一边像模像样地关照我，毛巾不要滴滴嗒嗒晾出去，茶杯每天洗干净才能喝，好像他自己的生活十分清洁似的。我听得极为专注，生怕他一不小心又蹦出几个口头语，叫我被人嘲笑。可是他很留心，小花旦一开国语腔，浑身透露出一股后妈的做作感，高声换低语，引得几位室友的妈妈都回过头来看。又不得不承认，小花旦做起后妈来，有条不紊，正如小区里人说的那样，女人家的味道十足。他细长的手指一遍一遍拧着擦桌子的毛巾，脱了尖头皮鞋爬上去帮我铺好床具。我感到很惊奇，一个熟悉的人面对另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竟然能表现出一个天一个地。对我来说，那个时刻，我的那位走在路上和熟面孔互甩口头语的小花旦朋友完全不见了。

　　各位妈妈整理完，陆续走了。小花旦作为男眷不能久待，他也下楼了。临走前关照了十几句日常起居的话。我真吃不准，是我妈教他说的，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总之和我妈能想到的一样周全。我没心思弄明白，忙着和我的新朋友们去办饭卡，买二手脚踏车，然后相约食堂，每件事都新鲜而急迫。一回头，却发现小花旦还在楼下，他正和傍晚新调班的宿管阿姨攀谈。攀谈是小花旦的专用语，他总是说，不认得嘛，攀谈攀谈就认得了。攀的意思其实是拍马屁。小花旦一个劲地夸人家头发灵光，又讲究，又不显得刻意。他夸得很到位，确实，我所见到的大多数宿管阿姨都和我们小区里的妇女不一样，她们看起来像是刚从巧星美发屋里走出来的人，要去参加亲家的寿宴，或是老同学聚会。尽管她们只不过是来查房和收信的。而我们小区里的阿姨，烫得再挺括，第二天还是会变回鸡窝头。我和小花旦打了招呼，匆匆走过传达室，如同以往路过巧星美发屋，接着拐出小区一样自然。学校里天快黑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要带他一起去食堂的意思，而他也似乎并没有买好返程的车票。

　　我回头看，小花旦把夹克衫搭在肩上，朝我挥挥手。

　　我就走了。也许小花旦不仅仅是来帮忙送我开学的，他的心思大了，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攀谈。他和我一样，想在小区之外的地方看一看，多停留一会。

　　7

　　小花旦在上海的时候，去过哪儿，我并不全知。有时他会发一张带照片的彩信给我，起初里面永远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加一个叉腰的人，他从不买票进去，只在门口作八十年代风范的合影留念，两条细长的腿摆出一个工整的“八”字。彩信里不写字，我懂他的意思，这里很好玩，你也去一下。确实，几幅眼熟的背景，我在头半年的周末也一一去过了，只不过没舍得花钱发彩信给他看而已，可我却舍得花那些门票钱。唯一发过的，是一张中国馆的照片，因为小花旦一直没有去。后来世博会结束了，很多展馆随意开放，我一下收到了好几张小花旦的照片。大大的房子，小小的人。我懂他的意思，看，我也去过了。

　　后来，小花旦叉腰留念的地点变得陌生，或说普通了，有时是一个公园，有时是一个商场，它们可能会出现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我猜不出是哪里，我也不感兴趣了。年轻人总是这样喜新厌旧，我飞快接受了现代都市的一切并融入其中。小花旦并不是，老山羊年纪大了，消化时间比小山羊长久些。每次来学校找我，他必定要打开手机相册，一张张翻过去，这是什么，那是哪里，下趟预备做点啥。而我则不再细听，只顾着打开他的行李。

　　小花旦大概隔三四周来一趟学校。每次碰面，我妈会托他带些吃食和衣物给我，再叫他回来讲讲我的近况。要知道刚读书的半年，我就像个出了笼的小鸡，从没想过回家。大人上班忙，巧星美发屋可有可无，于是小花旦主动充当跑腿的，十二块五，说来就来了，通常乘的是周末的早班车。我刚起床打水，他已经在楼下和阿姨攀谈了，脚边堆着大包小包。一看便知，我妈又塞了些我早就不想穿的旧衣服。而小花旦呢，他好像从不担心自己的一身行头会过时，永远衣裳挺括，头路清爽，阴天晴天，蛤蟆镜架在前额。

　　细姑娘，长远不见！

　　我上大学之后，小花旦开始用大人的语言和我打招呼了，放在从前，见我经过巧星美发屋，他向来说的是，细姑娘，到啥地方去野啊？后来我想，也许是出于牢记我们关于不说口头语的约定，他要在阿姨面前格外表示出对我的文明礼貌。要知道，他停停歇歇跑过来，我们从不是长远不见的人。

　　我和小花旦长不长远，看我的头发就知道了。从小就是这样。头上鸡毛乱窜，不用家里大人关照，小花旦见我回来，就会捉我进他店里修理一下。走出来，又是一只清清爽爽的短毛小鸡。小花旦就像放自家刚洗完澡的宠物出去溜达一样，苦心叮咛，细姑娘，下趟自觉点过来！

　　小鸡去外地了，小花旦仍然任务在身。分享完他要分享的，关照好我妈要他关照的，小花旦还要完成常规动作，给我剃个头。游泳头剃起来很省力，洗不洗都无所谓。他带一把推子，我搬一个凳子，我们找块宿舍后面的空地，再披上一条围裙，就开始了。几条我从小所熟知的路线，从头颈一直往头顶走，从耳根一直往太阳穴走，像小区里定期会来的割草机，匀速而连贯地在耳边呼喊着前进，嗞—嗞—嗞，留下坦荡的表面。再修一修刘海，刮一下汗毛，半包洋葱圈还没吃完，围裙已经取下来了。按小花旦的话来说，你这个头，老子眼乌珠闭牢也能剃出一式一样的来！却每次都要骂几句，小棺材，头发生得这许快！又毛又兴，野狗草也比不过你！然后数落我的身高，头发生得快，个子倒上不去了，哪里像个大学生样子！

　　我要还嘴，可是剃头不能乱动，这是从小教过的事，只好干忍着。

　　剃完他又要苦心劝谏，人到了上海么，行头也要洋气起来，啥辰光肯变一下啦。

　　我说不要。心里却暗暗想着，如果我也有微卷的短发，或者大波浪的长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可我又总害怕洋气到了我身上，会变得半人半马，不土不洋。

　　小花旦剃头手脚快，嘴巴也快，尖细喉咙一出来，宿舍楼里很多人都站到窗前看了。长头发的看两眼就走开了。几个外地的同学，和我一样剃短头发的，围着站了好久，终于派了个代表过来问话。

　　代表用北方口音说，师傅，铰头发不。

　　小花旦愣了一下。

　　噢——铰呀，铰呀。来来来，三一五学雷锋，剃学生头不出钞票了哦。小花旦师傅反应过来，将围裙一抖，示意我走开，立刻邀请下一位客人入座了。

　　于是三四个长短不一的游泳头就站在草地上边看边等。小花旦和他们聊天，你家在哪里呀，今年几岁呀，学什么专业呀。小花旦和年轻人说话并不用原来那套攀谈法，而是换一副女亲眷的口气，细细过问，认真点头。最不正经，也无非是模仿一句对方的家乡话，引人发笑，还要问，标准吗，以博得三五寸的亲近。然后全身心投入我的叔叔这个角色中，打听大家的生活，关照大家好好相处，不要打相打——他想不出吵架用普通话怎么讲。我心想，这楼里住的又不是你店里的客人，哪来这么多口角。后来才发现我错了，不管什么年纪的人，聚到一起总会吵架的，幼儿园里，养老院里，吵架的理由总是比相安无事的多。等到不吵了，就分崩离析了。

　　小花旦给别的同学剃头要稍微慢一点，以示认真。剃完了，围裙利落一甩，引导人走到窗户前看个正面，再看个侧影。

　　焐心吗，焐心下趟再来！

　　我听呆了。这句经典的收尾词竟然被他从小区门口照搬到了我宿舍楼后面的草坪上。我突然发现，这也许是离开小城后为数不多的还留在我身边的东西。

　　游泳头，喜欢的书，睡觉要抱的熊，小花旦，以及小花旦的一部分。余下的，都没有随我来到上海。一切都是新的。

　　有了第一次学雷锋，就有第二、第三次，往后楼里几个人听到传达室有小花旦的声音，隔一会就往草地走过来了。他的生意一度拓展到隔壁几栋男生楼。毕竟寸头比游泳头更好剃。虽说省力，有时一开工就是半天，客流不断，小花旦的嘴巴也停不下来。老板拒不收钱，客气的同学就送一点家乡特产来。小花旦激动得不得了，话更多了。有时竟然同别人讲我小时候的事，我很生气。本来自己剃完就犹豫着要不要先走，这下挪不开脚了，天晓得我不在他会瞎说些什么。只好留下来当一路陪客。

　　小花旦很来劲，索性问我能不能去更闹猛的地方摆摊，反正不扒分，不会被赶走的。

　　我讲，你不扒分，人家学校里的剃头店还要挣钱的，到时候你生意好了，人家倒要上门朝我寻仇来了。

　　小花旦只好继续打快闪。他多了一个来上海的由头，听大人说，小花旦那几趟出门前总对小区里的人大喊，走咯，去给名牌大学生剃头嘞！他得意极了，好像巧星美发屋在上海开了个分店似的。而我被指定为店里的接客小妹，负责提前一一通知各位回头客，以免有需要的朋友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那个冬天，小花旦的推子，剪刀，木梳，乱七八糟的喷雾，围裙，整日放在我书架的最上层，和床板顶在一起。同学过来借书见到了，也会顺口问一句，你叔叔什么时候来呀。大家都晓得我有个剃头阿叔。有时夜里翻身动静大了，某样东西就会咣当一声掉下来，抖落些细碎的头发在桌面上，还得爬下来收拾。我很纳闷，小花旦的吃饭工具都交代在此了，小区里的店还要开吗，老阿姨生意不要做了吗。

　　我甚至做过一个可怕的梦。小花旦在给老客人做头，白发一簇一簇剪下来，掉在地上却是噼噼啪啪地响，踩上去像瓜子壳一样，又脆又硬。再回头，后排几个熟悉的女人面孔，正围坐着边聊天边吃白头发，嘴里发出嗍粉丝的声音。

　　后来我讲给小花旦听，他站在宿舍后面的草地上，笑得死去活来，腰都快折断了。好不容易缓过来，他说，细姑娘，你晓得吗，年轻人嘴巴挑，到了老太婆嘴里，吃头发同吃瓜子是一样味道的呀。说着自己又笑起来，并不提店里的生意。我想他的客人要是知道了，恐怕气得再也不会来了。

　　再后来，有同学过来借书，发现剃头物什不见了，就问，你叔叔很久没来了呀。

　　我说，他不来了，回家做大生意去了。

　　8

　　若不是我的缘故，小花旦的生意也许会在宿舍后面的草地上长久地做下去。可是他带我去了那个奇怪的地方，我就再也不要他来剃头了。

　　一月是我的生日。小花旦不知从谁那里听说我有个很要好的男同学，千方百计要帮我促成约会。他不给我剃头，反叫我留长一点，到时候改个样子，变漂亮点。我坚决不肯。小花旦的本事我有数，做惯了老阿姨生意，他给所有人烫头都会烫出老阿姨的风采。我绝不想把自己送去巧星美发屋那只脏罩子底下蒸两个钟头，端出一个又香又臭的钢丝球来。那种小孩面孔戴一顶假发套的滑稽感，几乎就在眼前。为难的是，我更舍不得花钱到外面的美发店去，只好一路拖延，头发越来越长。

　　直到小花旦再怂恿我，我冲他喊，我不想叫你弄呀，你弄得太老气了！

　　小花旦沉默了一会，他不生气，好像承认自己手艺老气似的，转而安慰我，细姑娘，我又没叫你回家弄咯，我们在上海弄，洋气一点，好吗。

　　小花旦伸手去掏皮夹克，我以为他要给我钱，结果是在翻手机，他讲，这种事情么，要找熟人呀。我不来塞，人家来塞呀。

　　于是小花旦带我去了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叫定海桥的地方。它比学校更偏僻，这地方一点都不像上海，电视里没有这样的上海，世博会海报里也没有。

　　那天下着雨，有些阴冷。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最后在一条狭窄的旧马路下了车。街上除了全国各地的小吃，什么商店都没有，小吃摊又因为天气而各自收进了。两边的矮棚棚掉落着檐头水，敲打在支起帐篷的石砖上，大大小小的盆罐张着脸迎向顶上密集的漏缝。风一起，雨水依旧能打湿关不拢的香烟玻璃板，手推车上的毛笔字菜单，还有靠墙竖立的折叠餐桌。我们走过一条卖水产的小马路，腥臭飘满前后，装着鱼虾贝壳的水缸，浴盆和塑料板侵占了大半的过道，脚底下不是泡沫，就是闪着彩虹的油光。生意受阻的人们自顾自关起门来吃饭，打牌，说闲话。马路像一条小溪缓缓流向各条支弄，流出不大不小的声响。

　　我们就在其中穿来穿去，绕过几个看上去差不多的公共厕所和出来倒马桶的睡衣阿姨，在一个三岔口拐进那条弄堂。我有些眼花，如果不是墙上残留的海宝贴图，我大概会以为自己回到了从前放学必经的那个有美容店的地方。而小花旦看来是很熟悉这里了，就像熟悉我们小区一样。他快步走在前面，雨声大得我们无法说上半句话，我只好心虚地追随着他伞底下两条微湿的细脚杆，它们掀起的泥水不时淋溅到我的裤子上。

　　终于收了伞，小花旦引我进一栋稍许高些的，没有招牌的房子。鞋都湿完了，我有一种想回学校的冲动。

　　越走进去，室内的音乐显得愈发清晰，脚步声也密集起来了。黑暗中挂着一个闪动的迪厅灯光球，底下是年轻的面孔，各种发色，各种方言。小花旦叫我站着别动，他钻进人群，从里面带出一个年轻的男人。小花旦说，细姑娘，这是小彭。伊比我洋气多啦，懂门道。叫小彭来弄，肯定没问题。

　　还没从舞池缓过神的小彭说了几句被周围杂声淹没的自我介绍，我隐约听出了四川话的气味。他的刘海遮住了半只眼睛。

　　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也许小彭已经知道我了，一个想变好看又没钱又不要剃头阿叔帮忙的小姑娘。他带我们走出房子，周围的人好像都认识小花旦，他们经过，喊他巧叔。我和巧叔、小彭拐进另一条弄堂，几番逶迤，已经身处另一个有点像巧星美发屋的房间了。潮湿，杂乱，周围因为雨天而显得昏沉。沙发上散落着一些衣服，我隐约觉得那是小花旦的。

　　那是一个比此前的噩梦还恐怖的下午。我不明白小花旦为什么要把我交到一个陌生的小彭——也许是小鹏——的手里。小花旦一定也感受到我的紧张了，他宽慰我，不要紧的，有我在，怕啥呀。还让我和小彭讲，想要什么样的发型，直接说。我哪里开得了口。小彭问了一些，我不记得自己答了没有。

　　我们洗了头，涂了一些药膏，然后僵硬地坐下来。陌生质感的围裙把我牢牢压制在皮椅中，我感觉自己倒不如店里的老阿姨，她们至少可以热烈地讲话嗑瓜子，我却什么都不敢，只听到自己的头发咔嚓咔嚓被剪下来，闻到一些温热又刺鼻的气味。房间太暗了，我看不清镜子，也看不清沙发上的小花旦。我终于还是不可避免地戴上了那个半透明的头罩。和我预想的差不多，那里面闷热，叫人晕眩，就像过年前的公共澡堂。多年后我才发现，与它的窒息感更为接近的，竟然是上午八点半的地铁一号线。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就像墙上贴着的很夸张的非主流青少年一样，变成了一个看起来丝毫不是我的人。小花旦对小彭说，蛮好，蛮好。

　　可他一定也感觉到情况不妙了，匆匆和小彭打过声招呼，拉着我走出去了。雨停，天色亮起来，他看着我，面色十分尴尬，小声说，过几天，过几天长长就好了，头发么，总归要慢慢顺起来的。这话太耳熟了，从前在他和老阿姨的对话里，我听过多少遍呢，大约就是我所见证过的生意的总数减去听过的另一句“焐心吗，焐心下趟再来”，所剩下的时候了。

　　小花旦要请我吃饭，他说附近有一家定海炸猪排很好吃。我推说晚上有课，压着伞冲回去了。

　　那一路是怎么回去的，回去之后有多少同学带着惊讶或忍笑的语气向我打招呼，由于过分恐怖而全部忘却了。只记得我没去上课，守着浴室开门就冲，拼命洗头吹头，却怎么也弄不回去。小彭的手艺，比我想象中的小花旦的手艺更糟糕，更顽固。好心的本地室友问我发生了什么。听我说到定海桥时，她的梅花色指甲油都涂歪了。

　　你去那么偏的地方做什么！那里很乱的，都是外地人呀。这种事情，怎么不找你叔叔呢？

　　我解释不清，那个房间所带来的压抑和阴影还没消散，小花旦成了除口头语大王和做作后妈之外的第三个角色，一个我不明白的人。

　　我第一次主动给小花旦发了短消息，下趟你别来了。然后把书架上的工具都收了起来，扔进放鞋的抽屉。

　　第二天我拿着几乎半月的生活费，跟着室友去理发了。那里的店不叫店，叫沙龙。也不开在马路上，而是商场的顶层，紧挨着在玻璃橱窗内跑步的人群。洗头和剃头的小哥是分开的。我再也不用靠热水瓶里的水来冲洗泡沫了。一个小时，长胡子的理发师和室友聊着天，把卷过的和染过的痕迹差不多去除了。定海桥的迷乱终于离开了我，可我还是认不清我自己。

　　后来头发长到脖子了，贴着耳朵和下巴，我看起来竟然有点像小姑娘了。生日到了，和要好的男同学出去玩，他说，听人讲你换了很夸张的发型，我做了好久心理准备呢，这样很好呀，很可爱。他摸摸我的头发，于是我开始了第一次恋爱。带着这个被解构，被重构，又自然生长的自己的头，渐渐地，走在学校里，坐在图书馆，有人会给我递小纸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小花旦给我剃了十几年的头，我当了十几年的学生子，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我想不明白，只好把问题归结于我那个模糊性别的头，现在，我把它抛下了。

　　同时也把小花旦抛下了。

　　然而小花旦并不抛下我，那天他照例发了彩信，是在麦当劳的窗外拍了别人的生日气球。他还是没打字，我懂他的意思，细姑娘，又大一岁啦。他没忘记，他没忘记。

　　9

　　读大学的头一个寒假，我终于回家了。家里和从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也许在这个收藏了你全部的过去，又难以随着你前行的空间，别说三四个月，即便是三四年不回，一旦进入旧地，它也能在一瞬间把你拉回无比熟悉的气氛与情境中，变回原来的那个人。比方说当我听到楼上楼下照旧为了浇花而饭前一吵，爸妈照旧因为家庭开支而争嘴，而我默不作声地待在房间里假装看书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仍是那个一无用处的游泳头。如果这时我走出去，说个理，大人会说，小孩瞎管啥！走开！

　　小花旦也还是原来的样子。小花旦回到小区里，仍然是那个在妇女队伍里出了名的嘴里灌了蜜糖的烫头师傅。

　　年底了，巧星美发屋里闹猛得很。一个老阿姨静候小花旦打理拨弄，三四个阿姨坐在后排细细观赏，诺基亚铃声不时响起，新生意又来了。门敞开，招牌歪斜，大树底下晾着几块湿搭搭的洗头毛巾，那只阮家阿婆坐过几十年的骨牌凳还在旁边，只是上面坐了另一位常住小区的阿婆，或许她也是当年的湖丝阿姐之一。这个位子不好坐，人们从不敢乱坐。常坐的老人，没有谁能熬得到来年开春。而敢于上去的，多半也知道自己日脚不长了。这一位，恐怕也是铁了心的。天越来越冷，她的眼神愈发渺远，而店里的生意愈发兴旺。这些熟悉的场景叫我感到安定，又莫名袭来一阵心慌。那两个从舞厅灯光球底下钻出来的男人，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

　　我和小花旦快一个月没见了。我的头发第一次斗胆冲出了他的管辖范围，却没有惨遭他的训斥。路过店门口，小花旦朝我眨了眨眼睛，细姑娘，样子好来！大家看呀，上海回来的就是不一样。他好像完全忘了那天从定海桥落荒而逃的我，头上是什么样子。

　　老阿姨们一齐转过脸来。我走进去，踩着软绵绵的头发丛，把那包弃置已久的工具放到他桌上。

　　早晓得你有好几副吃饭家生，我就直接扔掉了。我好像还很记仇似的，讲话硬邦邦。

　　哪好扔掉呢，那副是配给二十岁美女用的，这副么，我是专门给十八岁美女用的呀。此话一出，店里的十八岁美女们发出了哄笑。我知道，小花旦又戳中她们心怀了。她们的心荡漾的时候，身体也会跟着前俯后仰起来，像一排种在河边的柳树，重心不稳，风一吹就扭啊，扭啊。而小花旦坐在岸边树下钓鱼，从来不为所动。他只关心他的鱼。

　　腊月里的巧星美发屋日日开张，高朋满座。人家都讲，剃头匠一年就靠两趟黄金生意，一趟在腊月里，一趟在二月里。这和浴室老板的生意经是一样的。靠近年关，每个人都要从头到脚弄得清清爽爽，好像除夕一过，好坏清零，大家又是全新的自己了。年复一年，小区里每个人都这样想，阮家阿婆也这样说过。

　　她讲，我一觉醒过来，一看，吾阿星又大一岁啦，享清福辰光又近一点啦，多少开心呀。于是她撑过了一年又一年。

　　可是正月十五一过，人们发现隔年的坏事并没有停止堆积，就像持续长长的头发一样，越来越密，越来越乱，于是大家又急着来剃掉烦恼丝了。

　　唯有正月不剃头，正月成了剃头匠的白相日脚。巧星美发屋大门紧闭。小区里另外两家呢，眼镜早就搬走了，阿胖的店还开着，她说刮脸生意不分日脚都可以做，别的女人却说她掉进铜钿窟窿出不来了，也有人说她勾引男人成瘾，一年到头还不肯松手。剩下的小花旦师傅，人们从不晓得他去了哪，也不挂心他的归期，一来他毕竟是神龙尾巴，二来，开春的生意，任谁都不会错过。可是谁也没想到，我也没有，巧星美发屋居然同店门口的老太婆一样，还没熬到开春，就永远停在了辛卯年的正月里。

　　没有社区改造，也没有工商局查岗，而是阮家阿婆生下的六颗行星不让他做了。

　　六颗星忍了几年，不能忍了。他们找来律师，说阮家阿婆的遗嘱没经过正规的公证，是立不住脚的。照理，这套房还得交给七颗星平分，绝不可由小花旦独占，哪怕他是唯一一颗没有卫星环绕的孤星。

　　小年夜，老五阮巧木跨过大半座城，站在店门口讲给大家听，巧星不要老婆，我儿子还等着出钱讨老婆嘞。

　　可是不到六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在这样的小城，卖了又能分到多少呢。老大阮巧水就说，巧星想住，不是不可以，要么出钞票买下来，要么交房租，楼上和楼下都要交，当作补贴。

　　小花旦两样都不肯，没几天，六颗星就派人把他踢出轨道了。

　　这是一桩相当省力的事情。年初五迎财神，小花旦放过零点的鞭炮，自管作夜游神去了。天未亮，路灯也还没暗下去，楼上已经悄悄地换了锁。车棚全数被清空，那个多年前用红油漆手写的巧星美发屋的招牌也摘了下来，拗成错误的两段，一半巧星美，一半发屋，像个被打成残废的人平躺在地上，身下沾满了血迹似的火红的炮仗屑。环卫工还没来清场，假营业执照的玻璃碴子碎了一地，楼道散发出一股烫头药膏的气味，那只脏到不透明的蒸头罩子就堆在杂物的最上面，底下也许藏着我刚还不久的剃头工具。这一夜，小花旦的地盘上，唯独树下的骨牌凳毫无变化。和死亡沾边的家生，人们不敢触碰。

　　我路过的时候，六颗星早就走了。这天上午，小区里所有早起的鸟儿几乎都在大树底下集合了，没人敢坐下来。大家望望楼上，又望望楼下，不敢说话，干等着小花旦回来。我看到那块木头牌匾，想起九月里，我们在上海南站的地下广场，他拿给我对比的那张手机照片。油头，红字，顶上悬着人家晾出的短裤和胸罩。我心中仿佛有个人伸过一只粗暴的手，把照片撕碎了。

　　小花旦迟迟不来，早起的鸟儿便各自飞散开去了。我走过去，把巧星美发屋捡起来，一手一片，像在机场迎接贵宾一样，站在小区门口，等牌子上的名字回来。初春的清晨，路上人影零落。小花旦吃着鲜肉大包，跨着两条细长的腿从雾里走来，整个人单薄得如同被三夹板压过一样。他看到我手里的牌子，却好像早就料到了似的，吊着细长喉咙说，细姑娘，下趟阿拉上海见啦！

　　小花旦什么也没带走。也许他有了照片，再无需什么身外之物了。我从他的遗产中捡了几样工具，连同那块招牌，一起藏进了自家的车棚里。

　　还有那只蒸头罩，原来当它被拆离机器的时候，单独戴上去是很美的，仿佛一个宇航员戴上他的吸氧头盔，就同时拥有了里外两个世界。小花旦摘下它，从此不在原来的世界。

　　10

　　小花旦去哪了，住什么地方，小区里没人知道，也不关心。人们感兴趣的是那套房子，会怎么分，会卖给谁，新来的住户是什么样的人，至于那些走了的，就像死去的一样，人们概不闻问。也许只有阿胖会对小花旦的离开产生一点反应，她很得意，谁笑到最后，谁笑得顶开心，被女人们指指戳戳十来年，阿胖终于做起了一家独大的剃头生意。

　　阮家阿婆的房子，在小区唯一一家中介店的黑板上挂了好久，名字惹人发笑——二零二（含美发屋），好像小花旦的车棚不是车棚，只能作店面用的。人们走过看一眼，又看一眼，二零二（含美发屋）从第一档划到第三档，划到最低档的时候，总算被擦掉了。

　　新房东说，六颗星的老大关照他，要以各种方式转达小区里的人，他们一旦联系到小花旦，就把七分之一的钞票还给他，也算手足情深，互不亏欠了。然而房东只采用了最僵硬的方式，他每认识一个新邻居，就迫不及待地讲起这件事。这反而引起大家的厌恶，他们说阮巧水太贪心，又要做坏事，又要当好人，不作兴。大家也不喜欢新房东。他姓赖，人们叫他赖屁股，因为他一同人聊天，就赖在人家门口不肯走了。而赖屁股说这些话的时候，拍拍胸脯，十分自豪，意思是，我这房子没什么纠纷，买来放心，住得舒坦。

　　可是他不晓得，有一件事，六颗星欺骗了他。他们告诉赖屁股，家中老人是死在医院里的。实际上，阿婆正是在赖屁股和他老婆每天躺着的大房间里，一个十分闷热的夜里，悄悄睡过去了。这才是房子长久卖不出去的原因。老话说，死人最喜欢去他死前最后一个地方白相。这话在小区的嘴巴之间传来传去，最终还是传到了赖屁股老婆的耳朵里。他们睡不着了。赖屁股扬言要找六颗星算账，甚至不惜打官司。

　　他对邻居讲，想骗人，骗人噶好骗的啊！

　　六颗星上门好几趟。最后的退路是，赖屁股收到一笔赔偿金，不再说话了。好像收了钱，就换了个叫人安心的房间似的。他很自豪，对大家讲，蛮好蛮好，楼下车棚白送我啦！

　　人们背地里说，赖屁股骗骗自家倒是省力来兮呀。

　　那笔赔偿金，据赖屁股称，刚好是房钱的七分之一。

　　大概半年以后，我把这些后话讲给小花旦听，他对于小区里的烂污事体，总是能笑得死去活来。可那次他非但没笑，反而皱着眉，抿紧两片扁扁的嘴唇，对赖屁股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他说，这个老赖倒是蛮惨古的噢，姆妈天天捉牢伊。

　　老赖，听起来好像赖屁股是他的要好熟人似的。

　　有啥惨古，无非自家吓自家。

　　真的呀，老早我在屋里困觉，姆妈常朝来寻我的。小花旦的脸上闪现出难得一见的正经，或许这个天大的秘密，他从没和人透露过。

　　可我作了大学生，是毫不相信这些的。我说，你讲讲看，梦到阿婆做啥了。

　　没啥，就是两个人一道吃吃饭，看看电视。姆妈洗衣裳，晾出去，再收进来，铺好被头，喊，阿星啊，好困觉了，同平常一式一样的。

　　戆蠹。这是因为你想阿婆了，不是伊来寻你。

　　小花旦立刻露出凶相，他变得很警惕，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草狗，眼睛一拎，不是的噢！我小辰光，姆妈讲过的，上半夜梦着谁，是你想伊了，伊就过来。后半夜梦着谁，就是伊想你了，要来看看你。姆妈老早就专门在后半夜碰到爸爸。唉，走得太早的人，心里恨啊，只好常朝回来看看。讲到这，小花旦的脸色又衰暗下去。

　　好比我，搬到外头去了，还是会碰到姆妈，不用讲，肯定是伊想我呀。

　　我一时说不出话，做梦的道理，我听过不少，却从没有人这样解释过。

　　老赖就不一样了，伊肯定是心里虚，越怕，姆妈晓得了，就越要作上去。不相信你回去问问看，两个人是不是上半夜见面的。

　　我才不会去问，这样的说法，赖屁股如果晓得了，恐怕更加寝食难安，要闹天闹地了。何况我对这话半信半疑，很快也就忘了。这个世界上的人死了，会去哪儿，会不会回来看看，大部分人是不会去细想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一旦有了，就会像小花旦一样，长远地，笃信地想下去。

　　直到几年后，我总是梦到老王，梦到我坐在他的电瓶车后面，我们去菜场里买菜，到小区后门吃早饭，在巧星美发屋轮流剃头。然后就醒了。我终于又想起来小花旦说过的这番话，想起他当时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有点明白了，是老王想我了。先走的人在那边想着谁，就回来看看。小花旦的爸爸想阮家阿婆，阿婆想着小花旦，老王过去了，老王就想着我。他们在那边的生活大概有些寂寞，只好每天想一想，哭一哭，笑一笑，同这边的人一样。

　　小花旦告诉我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正在闸北区的一爿小店里吃鳝丝面。那是他被赶出小区以后，我们头一次见面。而我快要升大二了。

　　前一天晚上我刚考完试，回到宿舍，收到小花旦的彩信。他已经很久没联系我了，我也没联系过他。小花旦离开之后，我开始学会两地生活。十二块五，说回就回了，和高中同学见面，去长辈家吃饭，听大人日常吵架，那半年，我渐渐适应周末通勤的节奏，尽管心里仍然更偏爱新地方的一切。巧或不巧，家中无需小花旦来跑腿了，我也找到了固定的理发店来维持自己的形状，那根曾经十分紧密的绳索，一下就被松开了。在小区里，我们走来走去，不过相隔五百米，而在上海，我无从想象小花旦流落在何处，何况每日新鲜的大学日常让我渐渐疏忽他，淡忘他。小山羊和老山羊，好像并没有谁缺不来谁。

　　久违的彩信，是一张小学生放学的照片。我懂他的意思，细姑娘，放假了吗。

　　我回他，明天放假。

　　明朝会，好伐。小花旦难得打字，打出来都是口语的味道。

　　哪里见？

　　哪里人在哪里见。

　　这是小花旦的暗语。第二天上午，我们在虹口区的嘉兴路碰头了。

　　11

　　在小区以外的地方见面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我和小花旦是小区里的两个人，却先后跳出了小区的围墙，现在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不再收揽于小区人的眼皮底下，这是一种奇怪的自由。

　　而我们来到嘉兴路，这又是一种奇怪的亲切，好像重新回到小区里，站在自己的地盘上。所以当小花旦大笑着向我打招呼，细姑娘，长远不见唻！我丝毫没有感到被时间拉长的陌生。尽管他的样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头发长了，人瘦了，打扮时髦一些，发亮的衬衫拴在紧身裤里面，底下配一双底很厚的球鞋，看上去脚杆更长，却并没有使他显得更后生。老山羊到了年纪，总归变老了。我冲向他，就像小时候冲向他手里的棒冰。

　　嘉兴路是一条又小又破的老马路，在上海这么多马路里，它恐怕是不值一提的。你问南京路，人人都晓得，你问嘉兴路，人家就要把问号甩还给你了，有这样一条路？

　　这就对了，一条马路和一座小城一样，在这么广阔的地方，不值一提。

　　可我们走在嘉兴路上的每一步都劲头十足。出于阳光，或出于它的名字，我比参观任何沪上景点都要兴奋。而小花旦来过很多趟了，他的眼睛望来望去，自然而坚定。什么地方平常会有些什么，一一讲给我听。我们仔细看每一爿店面，每一扇二楼窗户里探出来的衣服和拖把头，好像这一切都仅仅因为门牌而与两个路人产生了深邃的联系。如果说电视广告与海报中的上海是一类，这里（后来加上定海桥）是另一类的话，我情愿走在另一类中，它让人平心静气，借由自己的记忆仓库对陌生的事物投射出莫名的信任感。我们再一次玩起在上海南站的地下广场玩过的寻找对应游戏，闵珠的杂货店，阿宝的修鞋摊，老蔡的粮油米店，这里都有，连同马路外的一条河，也和长水塘取得了表面的一致，细缓，闪银光，有人在岸边淘米洗脸盆，唰——唰——唰。

　　支弄的拐角有一间剃头店，小花旦停了下来，他说，你猜是我的还是阿胖的。

　　我说，阿胖的。你还在困觉。

　　我们探头进去，我猜对了。一个女人正在给一个男人剃头，她手上的推子发出再熟悉不过的嗞嗞声，与天花板上的吊扇节奏类似。

　　小花旦说，气煞人啦，到处都是阿胖的市面。

　　不不不，你去钓鱼啦。我安慰他，目光转向河边，堤上有个鸭舌帽。他坐得很高，白线拉得老长，深深垂入水里，毫无动静。我们走上去，不说话。小花旦讲过，钓鱼等于在练功，不好打扰的。围观的人，望望天，望望树，望对岸的高房子，都可以。若看一眼水里，看一眼钓鱼的人，就要看坏了。人和鱼的对峙，哪一方都承受不起多余的分量。小花旦晓得我吵，从不肯带我去。

　　我们在鸭舌帽旁边站了一会，悄悄走了，就像从没来过一样。我问小花旦，钓鱼好白相在哪里呀，不许说话不许动，像个木头人一样。

　　好就好在，不用动嘴巴呀。

　　你不是顶欢喜讲闲话吗。

　　我哪里欢喜，讲话么，都是做戏呀。

　　什么不做戏。

　　钓鱼不动嘴巴，不做戏。跳舞也不做戏，懂吗。

　　我不懂，可我突然发现，小花旦并不适合小花旦这种唱戏的绰号。

　　那天阳光正好，梅雨过完，天气清爽起来。我们在嘉兴路上来来回回走了两遍，看奶箱，看报箱，看路边的盆栽，有老人或空着的藤椅子。中途我问小花旦，要不要帮你拍张照留念。

　　不要不要，自家门前有啥好留念的呀。

　　你不要我要的。我站到嘉兴路225号的米店门口，叫小花旦帮我按了一张照片。米店的招牌，和巧星美发屋一式一样，粗糙不平的白漆木板，上面是红油漆手写的两个大字，米店，笔势细软，挂起来有点歪斜。我的头也跟着歪斜了一下。

　　小花旦说，细姑娘，下趟我们就在这爿米店门口碰头。

　　我说好。米店外面有条长板凳，先到的人可以坐着等。

　　后来我在那条长凳上坐过好几趟，从没有碰到过小花旦。再后来，米店拆了。

　　小花旦说，走，我们到小区外头去白相相。于是我们走上吴淞路，穿过海宁路，又借道乍浦路和昆山路，去看苏州河。小花旦告诉我，过了河，对岸还有无锡路，宁波路。只是看上去近，走起来还要费点工夫。我们干巴巴望了一会，继续朝前走，终于转进了浙江路。小花旦不时拿出手机来拍，我不清楚他在拍什么，也跟着乱拍。我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拍一张他的照片，再不至于往后常常想不起他细长的身体上，到底生出了一个怎样的脑袋。也许我被新鲜的困惑包裹了，比如为什么海宁路看起来比浙江路还宽阔，比如我们明明游走在南方小城之间，怎么老会不小心撞上哈尔滨，山西，天津，四川这些遥远的地方。小花旦也不知道，他像在赶路一样，只说，快点跑，快点跑。这些并不影响我的心情。边走边看，我高兴得全然不觉得累，也全然忘了要问他，这半年住在哪里，做什么生活，过得怎么样。我就像丧失了对过去的知觉，只顾眼前的乐趣。

　　在浙江路桥上，小花旦说，他听人家讲，上海还有一条嘉善路。我们不愿错过，继续往前走，可这一路上，远方的地名愈发密集地出现了，嘉善路还是没影。直到在地铁站的露天标识牌上，我发现嘉善路竟然在另一个方向。小花旦气极了，赤逼，上海人会不会取名字啊。嘉兴到嘉善，还没有嘉兴路到嘉善路远呢。他愤怒地拐进路边一爿小店，老板，两碗鳝丝面。

　　我太饿了，只顾着吃。坐下来，还是没问小花旦这半年的情况。

　　那天我们最终没能去成嘉善路。小花旦问了老板，老板讲，嘉善路啊，哈远，走过去一个多钟头嘞。正午过后，太阳毒辣得叫人吃不消，我们只好作罢，转而进西藏路，往人民广场的方向去了。这一路像是预演过的，小花旦消化掉嘉善路的遗憾，边走边介绍，对附近了如指掌。我问，到哪里去。

　　这个地方嘛，我们有，上海也有，全国都有的。

　　什么地方？

　　于是他带我去了人民公园，这个他最常去的地方。

　　12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人民公园，如同每座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一所光明小学和若干间便民理发店一样，它们是自己城市里的基本元素，就像人缺不来肝肺心脾肾一样。人民公园就是一个肺。所有人都可以走进来，在公园里畅快地呼气，吸气，把阳光和四季轮换的花的香味吞进去，吐出口香糖，塑料垃圾袋，狗粪和隔夜老痰。人民多的地方，人们的吞吐量大，人民公园就要相应地大。上海的人民公园，按小花旦的话讲，是全世界顶大的人民公园。

　　这么大的地方，小花旦却表现得熟门熟路。从花展，儿童乐园，到野餐和放风筝的大草地，哪块地上不干净，哪片人少好走，他都有数。小花旦的厚底球鞋在前面啪嗒啪嗒地响，隔几步，响声换作拉警报，当心脚底板！我就晓得腻腥的物什又要来了。而传说中的人民公园相亲角，小花旦头也不抬，带我远远地绕过了。我依稀看到站着的人托举牌子，向走过的人招呼着，女人多，男人少，像菜场，也像房产中介，只不过他们不卖货，卖的是人头。小花旦灵活地在冷清与热闹之间穿梭，中途逗留了一个吃茶的走廊，不知从何处取回自己的茶杯，又在另一个打牌的地方得了包香烟，我没留意是谁给的，公园大得我来不及看。一歇工夫，我们就走到了假山后面。朦胧的乐声袭来，角落里有一团密集的人头正在上上下下地轻微颤动，像是没风的时候，一簇簇平稳的火苗。

　　和定海桥不一样，这里的舞蹈舒缓一些，大概是交谊舞的某种，人们的面孔也更老，有人在跳，有人在学。没有迪斯科灯光球洒下的碎屑魅影，这里太阳照耀，每张脸上泛起大片小片的炽烈的亮斑，更显得头路清爽，油光满面，正是小花旦从前和我说过的，跳舞的人该有的样子。而树荫下的脸则为树叶的影子所遮挡，透露出一种毫不黏腻的快乐感。夏天的颜色是鲜亮的，人们穿得再红再绿也绝不显得笨重，反有一种适时的轻盈。即便是女人的花裙子，花头巾和图案繁复的紧身裤，也是分明的，好看的。

　　音乐停滞，几秒后换成稍轻快些的舞曲，火苗就像起了风，忽然间参差不齐地蹿动起来。花衣花裤忽飘忽停，酿成更多的花，晃了眼睛。我走近看，花丛中以男人居多。再看，发现穿紧身裤和裙子的，好像也是男人。

　　小花旦带我走入其中，火苗们胡乱跃动着同他打招呼，他们喊他阿巧。在小区里，我从没听过谁这样称呼他，可是没错，一连几个走过来的人都喊，阿巧啊，阿巧。阿巧则回以对方的昵称。一个用红头巾蒙住眼睛的男人跳到我们身边，他停下，阿巧来了啊！结果抓到的是我。他摘下头巾，一双大小眼蹬着我。没办法，放在剃游泳头的过去，我或许能浑水摸鱼，可那时候不行了，及肩短发，细长的脖颈，我是个实打实的小姑娘，人群中唯一的女性。

　　小花旦对红头巾说，阿拉侄囡儿，名牌大学读书的噢。

　　红头巾转而笑了，频频点头，结棍，结棍。他拿头巾擦了擦脸上的汗，又扎回额头，转向不远处大声招呼。又有几个人围拢过来了，有木墩模样的，也有像吊长丝瓜的，他们说话的时候并不停下自己来回的脚步，高兴中显得有些喘。最后出现了一个纤细的葫芦，身材凹凸有致，皮肤保养得很好，叫人猜不出他的年纪。他走过来，身上飘散着香味，一双细长眼睛望向我，像两盏灯闪着流转的光，照得我暖融融的。我突然觉得，跟他一比，小花旦实在有点愧对他的名字了。真小花旦拉着我的手，用与我平时听到的完全不同的，像汤圆里流出来的细豆沙一样温润甜糯的上海话，不知是朝着小花旦还是朝我讲，侄囡儿会得跳舞吗，来，一道白相相。

　　真小花旦教我跳起慢三步，我却总是抢拍了。一低头，二错步，三就撞到了他身上。葫芦上身的凸处被我撞瘪了一半，显得异常尴尬，我努力忍住不笑。他反倒毫不动气，也不紧张，像发现头上停了只苍蝇一样稀松平常，慢慢走到树下弄好，挺着胸回来，仍是那种温婉的语气，小姑娘，覅急呀，一步一步一步，哎对了，一步，一步，一步……他的口令细细地渗入我的毛孔，害我出了很多汗。真小花旦又说，眼睛呢，覅盯牢脚，脚板上寻不着舞伴，要到眼睛里厢去寻。于是我抬头去迎那两盏发亮的灯，看到他白净的脸上也印出汗珠来，透明的，细细的，像荷叶上的水滴，轻轻晃动却不落，毫不显得油腻。我想，电视广告里的人不就是这样的吗。

　　几曲慢歌告终，坐着的换了一拨站着的，风一起，火苗又烧旺起来。这么热的天，三步舞也是费气力的。我坐下喝水，小花旦走过来，他讲，细姑娘，今朝运道好啊，人民公园的华尔兹女王亲自来教你哎，下趟毕业了，上班了，绝对要去出出风头，晓得吗？名师出高徒，腔势不要太好噢。他刻意的上海话带着还没褪色的口音。

　　真小花旦在旁边擦汗，拿的是一块方格纹素净的布手帕，他忍不住笑了。阿巧啊，人家是舞池里厢跳，地方大，衣裳漂亮，阿拉水泥地皮里瞎踏两脚，有啥面孔讲出去噢。

　　真小花旦讲起道理来，假小花旦接不上话。

　　我转而问小花旦，你平时就在此地白相吗。

　　哦哟，白相的地方多唻。和平公园，曹阳公园，徐汇那边植物园，啥地方有场子，阿拉就到啥地方去呀。他讲得大声，掀起后排休息的人的笑。

　　上趟的地方呢？

　　你讲爱国路啊，我难得——

　　这时，那张熟悉的，实际上又很陌生的面孔走过来了。它理应拖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潮湿、灰暗和不愉快的长长的影子，再次与我相见，可是它并没有。

　　小花旦说，细姑娘，还认得吗。

　　阳光下的小彭和那个雨天里很不一样。他看起来要老很多，寸头，黑色紧身短袖，有一点胡茬，更显出沉稳。他大概有三十岁，或许不到一点，总之绝不是携带杀马特气质的我的同龄人。太阳照下来，他的影子是很短促的。站在细长的真假小花旦旁边，他的身体也成了一个短促的倭瓜，敦实有力。

　　小彭讲，小姑娘，好久不见噻，越长越漂亮喽。他的四川口音送进我耳朵，我发现自己毫无恐惧。那个昏暗的屋子我忘了，这一年，头发长了，剪了，长了，剪了，定海桥的一切早就烟消云散了。我像一个全新的人，和他展开自然的对话。

　　小彭讲，他和小花旦准备在上海开一家舞厅，位置就选在虹口或杨浦，再往里就租不起了。他说到时候开张了定要喊我来捧场。我推说不会跳舞，去了很尴尬，小彭说，怕啥子，叫巧叔教你噻。

　　小花旦说，什么话，华尔兹女王在此地，还轮得到我来教什么教。真小花旦听了，直拿手帕捂着嘴笑。小彭也笑了。小彭笑起来，嘴角两边不断晕开小括号形状的褶皱，一对，两对，三对，这让我相信，他超过三十岁了。

　　于是真小花旦又带着我跳了一轮，他的汗迹被风干了，留下那张毫无瑕疵的荷叶面孔迎向我的眼睛，五官始终透露出无懈可击的端庄神态。原来比起乐声，我更容易从他翻动的睫毛中找到一种微弱的节奏，一步，两步，三步，走。小花旦和小彭也跳了起来。比起我和华尔兹女王的笨拙，他们看起来老练而默契，似乎故意在我的四周游走，打转，带着一种展示而非挑衅的得意。任何东西，风，日光，树叶，都无法拨乱他们稳固的发型和笑容。小花旦跳舞的时候，长久地持有一副标准到僵硬的笑容。这看上去很假，谁灵活的身体上会生出这样一个半开半闭的固定表情呢。可是看久了，又会觉得他是真的在笑。也许整个舞池里，在人们标准的笑容背后，都有另一个真的嘴巴在开怀大笑。它们高兴死了，笑得停不下来。而标准正是出于对大笑缘由的敬重。乐声四溢，盖过蝉鸣，盖过四下其他角落的吵嚷。这个角落不说话，显得单一而齐整。火苗窜动，移步，转身，晃头，每个人搭着舞伴的腰肢和肩膀，安静地离开了燥热的地面，正在缓缓上升，上升。

　　我有点明白不做戏的好玩了。

　　我也有点明白，小花旦刚来上海时，那些叉腰的照片是谁拍的了。

　　13

　　后来几年，上海的各个公园里，我再没见过那样一个安静得只剩音乐在响动的角落。人们跳舞的时候，往往交混着谈天，吵架，打电话，随音乐大声哼唱，像任何一个聚众晨练或打牌的地方，唯恐不够闹猛。再后来，广场舞席卷了所有可见的地盘。而人民公园的假山秘地，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也许那个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也许它需要信使的引领。而我一旦离开了小花旦，就永远无法获得那条曲折的路线，进入其中。这件事的神秘，就像小花旦本人一样，如果他不来找我，我就永远找不到他。

　　那天傍晚别过，我又失去了小花旦的消息。给他发过几次短消息，没有回音，打电话也是。我去公园，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地方。天渐冷，他和夏天一起消失了。几个月之后，我穿过黄兴公园，在一个男女混杂的集会中望见一个眼熟的身影。我本记不住他，不过那块在人群中窜动的红头巾，让我立刻想起来了。

　　可是他并不记得我。他没有蒙住眼睛，而是将之扎在头上，气质大变，像一个唱山歌的人。当我问起小花旦的消息时，他立刻弹出那双大小不同的眼睛，像一头被触怒的野牛。

　　迭只宗桑，侬寻着伊，叫伊拿老子五千大洋还出来！

　　红头巾并不说小花旦去了哪，也不说人民公园的场子，只留下这大为光火的一句。我无法再问下去。也许当他回忆起我是小花旦侄囡儿的那一瞬间，他就决定好要把怒气撒我身上了。我甚至觉得，如果我看起来不那么穷酸干瘪，他恨不得让我代为把钱交出来。

　　他像是晓得自己因为红头巾而被认出来了一样，奋力将红头巾解下来，塞进裤袋，自顾自跳舞去了，留我在他愤怒的残云里。

　　吃了闭门羹，我脑海里那个跳舞的烈日少许黯淡下来。原来舞者的情谊，和小区里的人没什么两样，一旦关乎钱，说断就断了。钱最伤感情，这个道理是小花旦教给我的。即便上了大学，小花旦也不准我付吃面的钱。他讲，细姑娘记牢，万事覅讲钞票，钞票一讲出来，人就尴尬了。小花旦怎么会去做这种尴尬的事呢。然而，红头巾绝没有说谎，这一点我敢肯定。那个冬天，小花旦唯一一次来学校找我，也是为了借钱。

　　那时我已搬到大二的宿舍，离原来的住处挺远。而我正巧我骑车经过老宿舍的时候，在大门口看到了小花旦。湿冷入骨的阴天，一个穿得如此单薄的人，太容易被注意了。宿舍换了一拨学生，也换了宿管阿姨，没人为他开门。小花旦几乎成了一根剥皮的白甘蔗，在外面荡来荡去，我远远地感受到了他的瑟瑟发抖。

　　他也看到我了。

　　细姑娘，长远不见！搬家了啊！

　　我生气地直接发问，跑到啥地方去了，消息也不回。

　　他并不讲，只问我，一个月生活费有多少，这个月还用剩多少。这种单刀直入的聊天方式，在我和小花旦身上可能是头一次出现——在老山羊所能开启的无数种话头里，钱是最少出现的一个。我立刻感到他的窘迫，于是我们向校园里最近的取款机走去。

　　我取出仅有的五百块。太单薄了，五张纸的厚度，和一张纸有什么差别呢。小花旦的脸上写着失望，手插在干瘪的裤袋里不肯伸出来。我坚持让他拿着。

　　五百块省一点，也可以撑一段日脚噢，我讲。那时我竟以为他和我一样，这点钱只是用来吃饭和坐地铁的。

　　小花旦收下了。他摸摸我的头，细姑娘，样子越来越好喽，身边飞来飞去的屎苍蝇肯定交交关呀。找男朋友，眼乌珠要亮一点，晓得吗。他冷得跺了跺脚，后半句话伴着嘴里的白气一同呼出来，人大了，自家要当心，老山羊帮不来你啦。

　　我想知道的事，他什么都不说，偏偏无关紧要地来了这样一句，却几乎要逼出我的眼泪来了。我感到一种告别，老山羊对小山羊的最后关照。他踩着两只细长的高跷往回走，我什么都没问到。

　　我突然反应过来，大喊，房子！七分之一的钞票，要不要讨回来！

　　小花旦甩了甩手，走远了。就像上一个冬天，他甩手走出小区大门一样，他走过了我宿舍区的保安亭。我懂他的意思，这种钞票，不稀奇！似乎又回到从前那种轻蔑的语气。

　　返回室内，我才看到一个多钟头前的彩信，旧宿舍楼的照片。也许太冷，小花旦拍得急了，半个手指印还留在左下角。在我经过之前，小花旦站了多久呢，他有没有企图和新的阿姨攀谈，有没有去后面那块剃过头的草坪上看看，为什么不打电话呢，这些我猜不出，也不敢猜。人一旦进入室内，就无法体会外面的温度了。我只是很后悔没有追上去多问几句，没有带他去食堂，坐下来好好说一说。我所后悔的事情太多了。大人们没有把我当大人看待的时候，我也忘了要主动去做一个大人。

　　后来人们开始用飞信，然后用微信，发照片不要钱了。拍一张，点一下，就送出去了。好几次走在路上看到什么，我想送给小花旦，他的电话已经成了空号。

　　14

　　小花旦剃的游泳头，在我十九岁的时候离开了我。他的剃头家生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被六颗星当作垃圾掩埋了。如果说前二十年，小花旦是一只同我形影不离的，持续发出叫声和臭气的老山羊，那么后来，老山羊所留给我的，只剩下一个渐趋想不起的身影，和某个微小的器官——他在我身上留了一只眼睛，带我去看上海的另一个部分，电视新闻和海报里并不常有的部分。

　　没课的时候，我养成了在外面乱走的习惯。每一条路的地名，让人错以为走在其中，是走在某种比例尺下的城市模型里，尽管明知它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干。嘉善路我去走过了，它比嘉善新得多，洋气得多，体面或不体面的店铺总是相互夹杂着出现。我拍给小花旦看，并没得到回复。宁波路和无锡路，我也到过了，那里人多路小，闹猛得很，若是雨天，地上的垃圾就像生了发亮的眼睛似的，牢牢跟着来去的脚底板走动。苏州河南北两岸的各个街道，我一一去过了，站在低处望高处，或是登上高楼看对面低矮的棚户，竟是天差地别。再去些更远方的马路，或是与地名无关的马路，走得越多，越发现很多地方是去一次少一次的。旧马路上的建筑，就像它们各自的路名所代表的城市，正进行着新一轮景观更替的建设，矮房子下去，高楼起来，隔几周去看，脚手架严密包裹着旧房，像白绷带包裹着一个重度烧伤的病人，再隔几个月，病人植了皮，变成面目全非的样子了，也许能参加选美，跻身第一种上海的名录。我开始跟上小花旦的脚步，快点跑，快点跑，为了看到更多即将消失的地方。

　　奇特的是，定海桥成了最让我放心的一处。也许因为它的偏僻和干瘪，还没有人相中它的价值，给它改头换面的机会，连旧主人也弃之而去了。只有鱼货市场和全国小吃仍持续涌进来，扎根，聚集，只有通往复兴岛的小路仍散发着废工业的金属气息。新人们接管了漏风漏雨的店面，维持着与这座城市不太相称的物价水平。油盐门市里，狗还是狗，小孩仍是小孩，一切来不及进化为城市的宝贝。我好几次路过那栋高房子，大门紧闭，里面安静极了，透不出任何声与光。窗户太高，我看不见，只听人说拿来作仓库用了。也许入了夜，对侧的卷帘门一拉，送货卡车就进来装箱了。那是另一种不眠不休的灯火通明。这就对了，定海桥从不是一尘不变的，这里的人来来往往，只是不被留意罢了。几年前蹦迪的年轻人，必定和小花旦一样，继续逗留在上海的某些角落。

　　嘉兴路没有拆，但也经历了修整。后来的嘉兴路为人所知，多半是因为星梦剧院。每周固定几天的夜晚，宅男洗过澡，带着钱、欢脱的心和应援棒从家里出来，在此地甩下两个钟头的汗水和呼叫，又带着浓重的体臭和不肯洗掉的手心满意足地归去。嘉兴路成了少女的象征。地上的垃圾从空瓶硬纸变成了抠去照片的唱片壳子和海报。而那个碰头的米店，后来拆掉了。牌子没了，我和小花旦像两个单线特务失去了联络地点，再见不到了。

　　和消失的旧马路一样，有些人若不常去看看，也快要见不到了。老王的身体越来越差，像上海的老房子，叫人一边高兴地看，一边心酸地扳手指头，不知还能来几趟。我的火车票越攒越多，去昆明，去广州，去海口的，我都乘过了，第一站下来直奔家里，或者医院。病房里的人一拨换一拨，小区里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它老了，新陈代谢慢下来，少量的人搬进去，少量的人老死去，余下的一切照旧蠕动着。

　　赖屁股也住成老面孔了。他退了休，在巧星美发屋的原地开了一爿杂货店，这是堂而皇之地要和闵珠抢生意做。他地段好，进门头一家，多少不缺客人，却被一些古旧的居民骂得抬不起头。他们讲，人家闵珠一个寡妇带了儿子，就靠一爿小店度日脚，这样轧道抢生意，不作兴噢。赖屁股却说，这叫市场竞争，越竞争，生意越好，晓得吗。他搬出一套一套的大道理，什么双赢呀，客流量呀，要秀一秀从前在办公室的厉害，可是小区里谁听得进，大家只晓得，先来的总比后到的正义。

　　赖屁股在小区各处侃侃而谈，他总是有分享不完的道理。唯独那件事，人家戳他，他只能笑笑了事。时间无法改变这种无端的心慌，也许对赖屁股来说，鬼是没有新旧之分的。每到清明、冬至和七月半的夜里，夫妻二人就亮起楼上所有房间的灯，裹着被子缩在楼下店里，天亮了再扛着被子回去。被邻居笑惯了，赖屁股索性把这种季节性的避难叫做开宾馆。他说，宾馆里回来啦！老太婆，这趟旅游适意吗！当他拿自己开玩笑的时候，别人便不再去笑他了。然而大家知道，赖屁股害怕夜里，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曾经有好事者告诉赖屁股那只骨牌凳上的定理，吓得他当天就举起来扔河里了。从此再没有老人可以坐在树下乘凉。可人们又说，阮家阿婆在树下坐久了，树上的知了都听她的，赖屁股便恨极了那棵树。每次小区里有卫生检查，赖屁股就引人到家门口，以声音太吵或遮挡太阳为由，要求工人把树砍了。可是这棵实在树太老了，老到进入了文物保护的范畴。人们打赌说，就算赖屁股死了，这棵树也死不了。

　　时间就是这样硬气，无需阮家阿婆或环保部门的庇佑，这棵树足以牢牢站在大门第一栋楼的左边。哪一天它不见了，必定会有很多居民以为自己走错了小区，绕道重来。地标的消失是需要适应的。我曾以为巧星美发屋也有这样的本事，可是当我看多了赖明生超市的招牌，我才意识到自己和小区里的人一样，渐渐忘了那个白底红字招牌下的面孔。一个小小的脑袋，油亮的头发，可是脸，我想不起。从小灵通换到诺基亚，再到智能手机，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他的照片，一张也没有。

　　最为接近的，只能是那些跟在他屁股后面拍的视角类似的上海。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小花旦从来不是乱拍，他的每张照片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

　　15

　　再碰到小花旦的时候，我快要大学毕业了。那是在舟山路的一个舞厅里，确切地说，是集舞厅、卡拉OK和洗浴中心于一身的综合服务场所。定海是舟山的一个区，舟山路自然与定海路相隔不远，小过道，旧店面，气质多有类似。当我抬头看到那个招牌少许褪色的天天见舞厅和它门口的艺术字海报，我确有那么一秒想过，如果小花旦和小彭开了店，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呢。然而我并非进去找人，只是走到半路尿急了，找个厕所解决一下。

　　如果说公园是城市的肺，那么厕所是马路上一个微妙的器官。对某个地方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能漏掉对它的拜访。这和与一个人交心必要同他吃酒是一个道理。例如经过陆家嘴的写字楼，静安寺的商场，我会跑去上个厕所，豪华的，温暖的，或看似豪华温暖实则简陋的。若是普通的马路，就去网吧、酒店或行政部门找，实在没有，只能去公共厕所了。看看里面有没有值班的，收不收钱，卖不卖五毛钱一包的卫生纸。可我在舟山路上，甚至连公厕都没找到。依靠杂货店老板娘的指点，才走到了天天见舞厅门口，据她说，这里有整条街上唯一的排泄口。

　　没想到排泄口里人多得几乎要倒灌出来。洗脸的，补妆的，穿衣服的，个个人高马大，堵住狭小的通道。没有灯，黑暗中亮着几根烟芯，我闷头往里挤，耳边充斥着粗细不一的喉咙，练唱，或是对着手机骂娘。在一路香粉味和屎尿味的混杂中，我蹲下，手抵着关不住的门，总算迎来了放松。

　　走出来看，柳暗花明，大厅里灯光闪烁，一副九十年代的舞美效果。台上有人唱歌，台下悠悠地跳。歌手一身暗红拖地长裙，胸脯雪白，头发盘起，仍是九十年代婚纱照风格，唱的是《女人花》。她声音低沉，和梅艳芳有七八分相似。

　　若是你/闻过了花香浓 /别问我/ 花儿是为谁红……女人如花花似梦。

　　曲终，后排几位白衣伴舞甩着水袖洒下塑料花瓣，落入前台，观众起哄。灯光聚焦，歌手用温柔而低沉的上海话讲，噶冷的天，谢谢大家来捧场，接下来有请阿拉咪咪演唱，《爱你在心口难开》，大家白相来开心。我忽然感到耳熟，感到自己曾经紧张地盯着鞋子发呆，而这个声音叫我抬起头来。我在人群中踮脚，抬头，仔细望去，正是人民广场的华尔兹女王。我忽然明白了刚才厕所里的身影为什么这么高大。

　　光线转亮，伴奏响起，台上华尔兹女王变成了穿露脐装和皮短裤的咪咪，台下的人也匆匆换过一拨舞伴。节奏加快，咪咪踩着粗高跟，唱起上海话味道的英文。

　　Oh Yeah Yeah……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舞池里黏腻的人们忽然像活虾倒入了油锅，伸手伸脚，纷纷弹动起来。场子沸了，噪声四溢，我往外围走去。只听前面有人喊，快点呀！阿巧！上去了呀！才看到门口有个抽烟的人，他一回头，脱下刚才的白衣，露出黑西装，拼命往人群中挤，像一条洄游的鱼。阿巧跳上台，和咪咪对跳起来。底下一片呼声。两个人像两块同极的吸铁石，靠近了，又弹开去，靠近了，又往后移。那身笔挺但布料劣质的黑西装配上白袜子，细长的四肢随太空步晃动起来，有点MJ的意思。舞台灯照下来，他满脸堆笑，抖着肩膀，肩膀抖落下细密的光亮。

　　我挤到前排入口，等着一曲结束。灯光连续强闪，他下来了。

　　阿叔。我叫不出剃头阿叔，我太久没有找小花旦剃头了。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许久才说，细姑娘，长远不见嘞。这话我听不清，周围太吵了，可我看懂了他的口型，分明感到他稍显激动的嘴角。很多人涌上来了，要签名，要挂历。阿巧被围堵在台边，他忙起来了。

　　舞池里有人喊安可，华尔兹女王返场，唱了一首叶倩文的粤语歌，深情而怀旧。后面屏幕放着盗版的音乐录影带，池中仿佛长起了一片细软的水草，随着忽高忽低的声音摇摆。我走出来，四面墙上贴着台柱的新年海报，红艺人咪咪，萧人，华尔兹女王叫白玉兰，还有一个阿巧。海报里的他梳大背头，叉着腰，半身金色西装马甲，端正地笑，像酒店里的大堂经理。他胖了，脸上肉多起来，我窥探到一丝衰老的痕迹，带着一种接近阮家阿婆的神情，安静，温和，眼里饱含着要同你说话的意思。回头望去，阿巧仍在人群中，签着自己的年历纸，他本人比照片里更圆润一些。

　　阿巧卸了妆，换好衣服，变回小花旦。羽绒服加窄脚裤，粗毛线围巾，显得愈发臃肿。再仔细看，他确实老了，胶布一样细长的五官，走到边缘就往下垂了。小花旦说实在对不住，叫我等这么久，要请我吃饭。这天风不大，我们一路走到提篮桥。在一家他常去的店里，小花旦叫了一碗菌菇面，一碗大排面。我说，我也要吃肉。

　　他讲，就是给你的呀，我吃素。

　　我吓了一跳，你信佛了？

　　小花旦摇摇手，老来肉头松了，再不减肥，紧身衣裳就穿不进去啦。

　　我说，相当有职业精神嘛。

　　肯定的，我现在也算个明星了，多少要注意点。

　　我对着如此自律的小花旦竟说不出话来。

　　小花旦先问我，侬哪能，屋里厢哪能了。他的上海话很自然了。我说自己在找生活，还没头绪，又说了老王的情况，他沉默了。点了一支烟，回头招呼，老板，再来一碟现切牛肉。

　　我说，你怎么破戒了。

　　给你的呀。跑来跑去交关辛苦，多补一点。

　　我有点要哭。尽管早就习惯了这种提着心两头跑的日子，可毕竟还没有谁这样说穿过。大排和牛肉，我飞快吃完了。小花旦只咬了几口面，又点一支烟。我劝，少抽点。

　　我这种命，不搭界的，无牵无挂。倒是老王，伊等了享清福的，香烟覅碰。话说到此，他大概也发现自己说坏了，老王哪里还有时间呢。他沉默了，转而问我，在哪个医院。

　　我们加了微信。小花旦换了号码和手机，壳子带钻，时髦得很。他的微信名叫巧巧美神仙，头像是在台上跳舞时一回头的特写，眼里有光。

　　我讲，舞厅开来蛮好嘛，还做大唻，一条龙。你不睬我，我只当你到啥地方讨饭去了。

　　小花旦讲，我哪开得起舞厅，打打工的呀。

　　我未料到。又问，小彭呢。

　　伊啊，伊前年子就回老家去，开剃头店了。小花旦讲，也好。大家侪出来打工，老家倒反缺人才了，这辰光回转去开店，生意正好。

　　我竟接不上话。这些年借的钱，怎么借的，去了哪里，被他这么一讲，我半句都不用问了。

　　小花旦像是看出了我的尴尬，又说，啊呀，我又不要紧的咯。现在这爿店么，大家侪是来看我的呀，等于是我开的呀，呶，外国人特为跑过来同阿拉拍照片的，覅太出名气噢。

　　小花旦打开手机相册给我看。几个白皮肤的客人同穿着粉色西装的小花旦、一身白裙的白玉兰站在一道，白玉兰穿了高跟鞋，比外国人还要高，还要显白，像一个走红毯的电影明星。小花旦立在当中，凭借一只鸡冠头勉强和周围人站齐，保持着当年舞池里的标准微笑。

　　我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餐桌前的小花旦，皱皮耷眼的，不像，不像。小花旦生气了，大叫，赤逼，侬看电视里的明星，不化妆走出来，个个吓死人噢！还是这个磨人心肝的高音喇叭，只是长久不磨，稍钝了些。

　　我说，明星还可以讲口头语啊。

　　啥口头语，这叫地方文化。阿拉要发扬光大，传到外国去的，晓得吗。于是又把手机相册翻出来，一张一张细讲，自己去过哪里哪里演出，受到谁人谁人的欢喜。

　　怎么不回去演。

　　这种小地方，只晓得吵相骂，有啥去头。伊拉不懂，伊拉懂个卵。小花旦显得忿忿，又说，细姑娘，侬也千万覅回去，回去没出山日脚，晓得吗。

　　下趟再不回去了？

　　去做啥。不去。

　　我就没由头再讲小区里的事给他听了。

　　那天送我回学校的路上，小花旦像个导游似的，到处问我这个要不要吃，那个要不要买，我说又不是来旅游的，不要不要。他看上去有些急躁。要进站了，他忽然提起这个月演出费还没到账，只好先还我两百块钱。我才明白他的不安。

　　我说，谁人开了店，做了生意，叫谁来还呀。他摇头，同小彭不联系了。我又问，红头巾的还了吗。他说钱攒不够，没面孔还。于是我们约定好，一笔一笔攒，按数目大小来还。我是最后一个。

　　小花旦很高兴，他讲，有道理，钞票还清爽么，朋友就回转来了，对吗。他夸我脑筋灵光，像个大人了。

　　地铁上，我给巧巧美神仙发了两张拍他跳舞的图。他回了我中老年专用的谢谢表情。我总算有小花旦的照片了，也能传给他看了。只是这样的照片，若是给别人看，小区里的人，六颗星，宿舍阿姨，他们还会认得出吗。

　　我不知道。我倒是希望红头巾能忘了他，也忘了那令他大为光火的五千块钱。

　　16

　　一个多礼拜之后，我去医院，小花旦已经在了。他正要收拢一张护工用来睡觉的折叠椅，预备给老王剃头。术后的老王取掉一块头骨，脑袋再没有平坦的路线了，推子走上去，就像割草机从平地忽然陷进了沼泽，每一步都是危险动作。剃头的担不起这个责任，老王的头发也越蓄越长了。可巧这关头小花旦来了。隔出几年，他的手仍然这样熟悉老客人的头。小花旦的围裙甩出去，一把兜住了老王极为瘦小的身体，手上的推子发出令人安心的平稳的叫声。我坐在旁边，老王望着我，对小花旦讲我的近况。我只对他讲好消息，他能讲给小花旦的也尽是好消息。小花旦连连点头，结棍，结棍。这一切让我感觉回到了那间小小的美发屋里，老阿姨的生意做完了，小花旦空下来，剃掉一大一小两个游泳头。

　　老王讲，细姑娘又考头一名啦！

　　小花旦就讲，结棍，结棍，下趟要读名牌大学啦！

　　我坐在旁边，嘴里含着一粒阮家阿婆给的话梅糖。

　　只不过病房里的小花旦戴上了一副老花眼镜，他要把脖子伸得远远的，才能看清楚在头上移动的推子。那副椭圆的黑框眼镜架在他椭圆的脸上，显得脸更加长了，长到和他的眉眼，嘴角一样，正在垂落下来。羽绒服，窄脚裤，一双看不出真假的带N的球鞋，这些都无法遮盖，小花旦变成中老年的事实了。

　　老王很高兴，许久没有这样适意地剃过一次头了。小花旦说，焐心吗，焐心再来刮只面孔。于是拿出小刀，端整好毛巾、面油和热水来刮脸。老王的脸很瘦，两颊深深凹陷，和少了骨头的脑袋一样，时常让小刀刮在空气里。老王憋足一口气，鼓起脸，努力让自己的皮碰到刀片，胡渣成屑，热毛巾一敷，他快活地翻动着两片浑浊的眼白，大喊，适意，适意！他放松下来，转而问我，细姑娘，这腔小区里有啥事体呀，讲给我和阿叔听听看。此前一个月，因为回不了家，老王拒绝收听任何小区新闻。

　　我看了一眼小花旦，他并没露出抵触的神情。我就讲，禁了烟火，赖屁股的炮仗生意做不下去了。春光关了店，天天在外面帮人家修冻住的水管。后面一幢有个老人，昨天——我没说出来。

　　老王被赖屁股的惨状逗笑了，小花旦却说，迭个老赖啊，真是作孽，自从搬到姆妈房子里，一路触霉头没停过。

　　老王讲，管伊哪，要是剃头店一路开下来，多少好呀。小花旦现在店开来啥地方？他似乎认定了，这些年小花旦手里的推子没有闲过。

　　我啊，开来杨浦区，侬下趟过来白相，到上海来剃头。

　　小花旦说得自信极了。他晓得老王不会来了，这个谎话永远不会被戳穿。他没听到，此后老王同这里的人反复提起，我有个朋友，手艺相当不错，剃头店开到上海去啦。老山羊和小山羊都在上海，这是一桩令老王骄傲的事。

　　那天走的时候，我问小花旦，要不要回小区看一眼。

　　有啥看头，还不是同老早一式一样，没劲道。

　　又补了一句，看到老赖帮我同伊讲，心里覅吓，姆妈不会做害人事体。

　　他先乘火车回去了。住在哪里，我没问。

　　就这样，在老王的最后一个冬天，我和小花旦又开始一道乘绿皮车来回了。他大概两周来一次，下了车直奔医院，给老王刮个脸，也渐渐在这一层做起了剃头生意。轻松和气，永远都是那一身羽绒服，一包剃头家生。这些东西，是他撒了谎以后特地重新收集来的。

　　小花旦一到，隔壁几个病人就醒转来了，他们头发乱乱的，倚在门口等。小花旦在走道尽头的半封闭阳台上摆了摊，一个一个剃。此后几趟，愈多人涌过来，连护工也排上队了。他们有手有脚，却难得出门。小花旦一进门就响起了高音喇叭，今朝剃头不出钞票了哦！各层便顶着杂乱的头发出动了。

　　上海的剃头师傅来嘞！大家奔走相告。

　　小花旦讲，侬这帮人啊，有气力的，自家先去汰个头，没气力的，寻护工帮忙汰个头，汰到精光滑溜再过来，阿拉清清爽爽剃，好吗。

　　于是一只只耷毛老鸡在走廊上排起长队。小花旦挨个问，老底子是啥样子呀，牢监头，三七分，还是艺术家腔调呀。前排围拢聊天，后面就竖起耳朵听，彼此间说的，莫不是当年的形象，入院前的威风。

　　这一层的人，住进来了，都是出不去的。肿瘤把大家绑架在这里。手，脚，头脑，等到五脏六腑都被绑架了，就要叫一部特别的车来接出去了。轮替勤快，床位总是满的。上周走了几个，下周又有来补位的了，进来的无不是面色蜡黄，浑身精瘦。稍住上几天，就能看清楚自己的将来了。而小花旦却能为大家讲出一个更远的未来，这些年，他边剃头边聊天的本事从没生疏过。

　　他讲，下趟出去了，阿拉到咖啡店里吃咖啡去，好伐。要顶苦的咖啡，放交交关白糖，吃回本来。

　　他讲，等到出去了，钞票千万覅省，自家吃吃用用，留给后代做啥。儿子养孙子，孙子养儿子，啥辰光是个头啊，对吗。

　　他讲，马云弄的网购会吗，学会了网购，覅讲一辈子蹲医院里厢，跑进山洞做人也好买衣裳，买小菜呀。

　　听者认真点头。

　　剃完头，耳朵好的人，听小花旦讲上海是啥样子，南京是啥样子，广州是啥样子。记性好的人也回几句，广州我老早出差去过的，男人女人时髦来。小花旦讲，香港衣裳么，肯定是时髦的。一群人就讨论起距离此时的病房万分遥远的事情来。

　　眼睛好的人，等小花旦拿出手机，点相册来看。明明是城市风景，小花旦却叫他们看出一惊一乍的哄笑来。评论的声音忽有忽停，引得护工也围过来了。

　　一阵沉默之后，有人大喊，啊！这搭这搭！

　　紧接着又有高呼，噢哟，还是伊眼睛尖。

　　一阵沉默，有人大喊，寻着嘞！

　　又有高呼，啊呀，叫伊寻去啦。

　　一阵沉默，小花旦伸手一点，大家发出哎唷、哎唷的恍然。

　　我才明白，一群人眯着眼睛在找什么，而小花旦从前在拍什么。

　　路边杂货店的冷饮柜上，茶室里面的立式空调上，摆在弄堂口的椅子背上，怎么也擦不掉印记的社区宣传墙上，某户人家的玻璃窗上，电线杆上，小汽车的雨刷底下，垃圾桶里，城市规划馆旁边，每张照片里都有一个蓝色的身影，他伸开双手，保持绅士的笑容，一会大，一会小，忽隐忽现，小花旦叫大家一道来寻。

　　世博会过去快十年了，海宝长到十岁，人们渐渐把他忘了，小花旦却从没有过。从繁闹的市区到落魄的周边，有些地方面目全非，有些还是老样子。这个曾经被高挂在大街小巷里的过气的明星，如今隐藏在被人忽视的各个角落，而小花旦把他一一找出来了。他又带着一群寸步难行的朋友，眯起眼睛，在被人遗忘的医院里，满世界找着另一位被遗忘的知心老朋友。城市是万分陌生的，大家努力搜索某个熟悉的身影。他们看到了海宝，发出惊喜的呼叫，海宝朝他们笑，他们也便笑了。

　　这是周末必玩的游戏。玩久了，小花旦成了病房里的熟面孔。人人都晓得，老王有个剃头朋友，也时常托他从上海带点东西来。香烟也好，糕饼也好，一切从外面进来的，都和小花旦一样受到欢迎。隔壁病房有个安徽来的护工，年纪不大，他说自己曾在上海当过护工。因为照顾一个老头子，没能及时安排子女见上最后一面，被投诉了，才辗转调到此地。两个人对上海都有些熟悉，便常常坐在一道说话，小花旦邀请他再回去。护工看了小花旦剃几趟头，说也想要试试看。于是小花旦教了几次，又把东西放下，让他有空自己练练。再来的时候，几层楼的生意已都给这位护工做去了。

　　小花旦有点不开心，要把剃头家生拿回来，没想到那位护工抓起包裹就扔到地上，他喊给大家听，不正经的人的东西，白送我都不要。

　　护工剃头的时候，把小花旦同他讲过的事情都讲出去了。他也在护工之间骂，他算什么剃头店老板，娘娘腔，变态。护工们听了，把控着各自手里的病患，渐渐没有人去找他说话了。

　　小花旦坐在老王的床头，我们三个聊聊天，讲讲厂里的事，我小时的事，不讲小区。老王的身体越来越差了，讲一会，嘴巴干了，就讲不动了。他睡着了，我去办公室找医生，只留小花旦悄悄坐着，独自翻看手机里的海宝。他还没醒，小花旦就悄悄地回去了，留下一点舟山路买来的糕饼。

　　后来，小花旦再也没来过。发微信也没有回音。我特意去了一趟舟山路，很多人正要大包小包回家过年。天天见舞厅也关门了。没说停业，也没说搬迁，只是不开了，一条龙服务落得不剩只毛片羽。我问杂货店的老板娘，她说不清楚，语气里却透露出对这个地方的讨厌。她讲，伊拉这种生意么，老里八早好关门了！

　　冬天到春天的拐弯口，忽冷忽热，头发像草一样飞长，人却渐渐熬不住了。楼层里走了一个，两个，又补进来一个，两个，哪一间病房都没有常胜将军。黏稠的雨季过去了，天气总算回暖，趋于稳定，老王说，差不多了，我也要回去了。

　　17

　　在老王的灵堂里，我给小花旦发了一张照片，小区相邻过来折纸元宝。这次小花旦回我了。一条语音，细姑娘，自家当心点，老王来寻我白相了，侬放心。

　　这以后，小花旦常常给我发语音，一讲就是好几条六十秒的。有时他离话筒太近，录下的全是粗重的喘息，有时又充满四周的杂音。我隐约听明白了他的一些事情。

　　他说他在广州了。那里也有人民公园。广州的人民公园不大，但他很喜欢。南方没有冬天，三月份也可以穿短袖子到露天来跳舞，这好极了。因为短袖子买起来便宜，一件羽绒服的钱可以买很多短袖子，每天都换不一样的行头。

　　他说他经常出国演出，南边那几个小地方，他都去过了，还发了照片给我。有一张穿着半透明的白细纱长衫，隐约露出两只细脚杆，头发留长一把扎，像个道士，脸稍微有些晒黑了，他和几位台柱站在一群矮小的客人旁边，神气极了。小花旦问我，我这件演出服，挺括吗，漂亮吗。他说南方人长得粗糙，过得也粗糙，他们选不来料作，而他作为丝厂里出来的人，眼光是很独到的。后来这张照片就成了他的新头像。

　　小花旦有了新的艺名，他不叫阿巧了，到了广州，他叫上海宝贝。我知道，他是希望人家简称他为海宝。白玉兰也改名了，因为南方的观众觉得他像王祖贤，干脆就叫做王祖贤，咪咪还是咪咪，也有人叫他夏威夷辣妹，他的裤子越来越短了。他们和东南亚人合照，显然他们更美一些。照片总是带来一种距离，隔着屏幕，我感受不到小花旦的衰老。白玉兰更是不老神话。也许南方湿热的空气能叫人老得慢一点，看起来轻盈一些，就像很多年前，上海的人民公园里那个燥热的下午，人们怎么穿红花绿叶都不为过。

　　小花旦并不提上海的事，我问他，舟山路还来不来。他说，下辈子吧。

　　每次说完一堆话，末了他总会补一句，细姑娘，有空过来白相。阿叔带侬白相。

　　我有些羞愧，老山羊的心这样野，去了更远的地方，小山羊却还困在原地。那时我开始工作了，每天朝九晚九，挤地铁，吃外卖，加班，昏睡整个周末。这样也好，没有时间去细尝生活中没有老王的味道了。然而我还是会在夜里梦到他，几乎每一个夜里。老王下了夜班，跑进门喊，懒虫，一只冰冷的手指伸到我被子里来。他在厨房里杀鱼，洗鱼泡泡。他在楼下晒太阳，脚边躺着别人家的狗。我也常常梦回到小区里，我们在巧星美发屋等小花旦回来剃头，镜子里是两个年轻的游泳头。

　　在一个异常闷热的雨夜里，我梦到自己坐在车上，一路经过小区，那是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视角。每栋房子的窗户都成了乌黑的方洞，每个门牌上都写着××之墓，赖明生，沈春光，我看到了一排排熟悉的名字，河水倒流，知了叫得发疯，我吓醒了。小区死了吗，小区里的人死了吗，是哪个弥留之际的老人给我发射这样的信号，我不知道。我想讲给小花旦听，不过他是不会感兴趣的，在他心里，小区早就和阿婆一起埋进了她的坟墓里。

　　小花旦从不回去看，他只在梦里和阿婆碰面。如今我也变成这样了。

　　阿婆会跟着你去南方吗？我在微信里问他。

　　他回我，我吃饭，伊也吃饭，我在啥地方，伊就跟到啥地方呀。我忽然觉得阿婆就在小花旦的背上了。我问他，阿婆欢喜看你跳舞吗。小花旦就不回我了。

　　毕业前搬家，我整理了所有的火车票，粉色的，蓝色的，许多都褪了色。其中一张皱皮的，上面残留着一点圆珠笔划过的痕迹。三九皮炎平，一个箭头。这像是一个魔法，我把这张纸藏起来，再找到它的时候，画箭头的人已经在这趟列车的终点了。

　　下个假期是“五一”，我准备买一张火车票，上海南到广州，从头坐到尾。我上车之后，一定会很快听到，亲爱的旅客朋友们，嘉兴到了，请在嘉兴下车的旅客朋友们提前做好准备……而我和我的行李将安坐在原位不动，静静望着在这一站上下车的人们，企图分辨出，哪些长久住在古旧的小区里，哪些将要走进小区里的廉租房。这一路上，我会吃好几碗泡面，泡面会因为急刹车而溅到我的衣服上，头发上。我会很多次地生发尿意，但我不会忍着，耐心地在厕所门口排队，等那个不锈钢的蹲坑，被细小的水流一趟一趟冲刷。我会反复听到列车销售员的高声推销，一包蓝莓干果，日用品，或是列车模型。如果是吃的，我就买两包，吃一包，留一包。如果是玩具，我就买一个，塞进包里。我还会拍很多照片，沿途的田野，房子，还有数不清的电线杆。尽管我知道，离开始发站后，就再难看到十年前那个蓝色的过气明星了。他正在人们所想不到的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笑着迎向每一个将会忽视他的路人。你若是正眼看了他，他就要哭了，太久没人看过他了。可我一定要离开，一定要坐到最后一站，带着我生了一屁股的坐板疮，油腻的头发，疲乏的眼睛，走出人满为患的火车站，打个电话，给我的老山羊，我的上海宝贝。

　　我会跟他说，南方真热，给我剃一个游泳头吧。

　　注释：

　　[1] 自家：自己。

　　[2] 闹猛：热闹。

　　[3] 伊拉：他们。

　　[4] 吾：我（们）的。

　　[5] 生活：工作。

　　[6] 倷 ：你。

　　[7] 撒泡丝：撒个尿。

　　[8] 焐心：窝心，满意。

　　[9] 扒分：赚钱。

　　[10] 来塞：可以。

　　[11] 家生：工具。

　　[12] 惨古：可怜。

　　[13] 常朝：经常。

　　[14] 戆蠹：笨蛋。

　　[15] 白相：玩。

　　[16] 跑 ：走。

　　[17] 腻腥：脏。

　　[18] 结棍：厉害。

　　[19] 迭只宗桑：这个畜生。

　　[20] 交关：很多。

　　[21] 噶：这么。

　　[22] 哪能：怎么样。

　　[23] 出山：出息。

　　[24] 这腔：最近。

　　[25] 汰 ：洗。

　　[26]老里八早：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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