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一嘉

　　2006年，还在读高中，一不小心喜欢上隔壁班的女孩子。想追，但没有实战经验，放弃，又觉得生无可恋。尝试着给她写了张字条，内容忘了，无非是表达“认识一下”的意思。回复也快，当晚班主任就找我谈话了。这件事让我很沮丧，第一次用文字去和一个人交流，就遇到了行政干预。之所以想起这件事，是因为它里面暗含着一个理：人生的复杂性就在于人的一厢情愿和命运的随机应变。换成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我看来，这是悲剧传播学最早的表述。

　　2016年7月，鲁顺民老师说，可以试着写写小说。那阵子，正埋头文学史中，梳理着四十年代的文艺论争，大有春秋无义战之感。忙着的考博，更是遥遥无望。人生仿佛和那个年代一样，在观望中停滞不前，胶着下暗流涌动。突然想起十年前悟出的那个戏剧性的“悲剧”，如今已变成平稳而扎实的悲剧，这是发生了什么？实在难受，便把心中淤积诉诸笔端，先在晋东南的上党盆地，后在关中平原上的西安古城，最后落脚到嘉陵江畔的重庆山城。兜兜圈圈，辗转了几千里地，磕磕绊绊，筹谋了一两万字。没头没尾，无枝无叶，像梗概，像大纲，像形而上的失控，像形而下的沉溺，总之，对自己非常失望。闷头苦想：我要写个什么东西？

　　以前读书写论文的时候，拿捏一本小说像拿捏一只小鸡，品头论足，手到擒来，左右摆弄，不在话下。朋友说，如此大放厥词，你倒是写一个小说看看。我说，花钱吃饭，卖闲读书，饭不好吃，书不好读，还不让人说了？如今，自己真的下笔去写，才发现这一行的门槛，在照壁后面，在院子中央。

　　我写东西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多管齐下，四五个小说同时开头，写到后面，注定都要烂尾。我把所有写过的都放在电脑的E盘，文件夹取名为“小说碎片”，《关于胡呦呦的一切》便是侥幸存活下来的一篇。

　　我的这篇《关于胡呦呦的一切》，涉及犯罪，涉及教育，涉及记忆的建构，涉及生活的荒诞，但都没有涉及令人满意。为了写它，我上网搜集了很多新闻，又读了好几篇阿加莎克里斯蒂，想从破案入手，批判为底，带点深情，反映现实。写到一半，突然发现，有点儿《走近科学》的味道。小说反映现实也不是这么个反映法儿，否则有了新闻，还要小说干什么？我需要的是自然伸张的故事！我以为，这是我第一次触及小说的主体性问题。摆正了态度，小说写起来顺畅了很多，拿给信得过的朋友看，她说，里面的人又滑稽又可怜，还神经兮兮的，说实话，我读不出来一个明确的主旨。一听这话，我苦恼了很久，作为一个以身作则的中学语文老师，写出来的东西竟然“主旨不明确”，这不是现身说法的反讽吗？作品写完，作者已死，再说什么，都不足论。心灰意冷了两天，朋友又来安慰：“主旨不明确”，这不正是你一直追寻的吗？动荡的世界观，芜杂的人物关系，张牙舞爪的行为，波涛汹涌的性格，越努力越卑微的命运，这是陀氏低配版。我一听，果然，评论界已经浮夸到这个地步了。但这个理念，我是接受的。为什么要有“主旨”呢？这就是我所认知的世界，总是伴随着变形、震荡和反逻辑。这一切，可能都肇始于《狂人日记》：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在《狂人日记》的世界里，所有人都是淹没在尘土飞扬里卑微的生命。

　　跨入2018年，我也逼近三十了，不得不琢磨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是继续当一名中学语文老师，还是辞职考一个北上广的博士，还是一门心思肩负起写作的责任，虽然写不了严肃文学，但写作的态度还是严肃的。亚里士多德说：一个讲不好故事的时代，其结果是颓废与堕落。在一个寒冷的晚上，我想起亚里士多德这句话，思量再三，觉得不能把责任推给时代。突然，像所有焦虑的夜晚一样，失眠了。我对自己说：操，不干了。一时心尖颤动，仿佛出手拿云，连忙起身敲了几个字，又再撤回，冲动无法维持写作的精度。终于找到一种火上烤雪的感觉，是丝丝凉气尽散，是幽热火浪扑面，暴烈与潮湿都在翻来覆去中拿捏，一不小心，烫了手，一不小心，灭了火。

　　写到这儿，才发现这不是创作谈，而是谈理想的创作。一句话，珍惜时间，认真创作。明早一觉醒来，继续守着学生上早读。但所有流过心尖的思绪，都可以落在笔端——在那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试探一切，像写给某个时空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