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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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年晚秋的一天，晌午时分，我游走在伦敦街头，忽然想去约翰·索恩爵士的家看看。听说伦敦如果有鬼魂，它一定飘荡在那个深橄榄绿色的门洞之内。那就是索恩爵士本人。

　　这个十八世纪的建筑师为大英帝国设计过几个地标性建筑，但一生最大的杰作毫无疑问是他自己。我早早听说，他将旅行中收集的奇珍异宝都陈列在家中，我感兴趣的倒不是这些所谓的藏品，而是他布置它们的方式充满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诡异美感。

　　我在那个已经被改造成迷你博物馆的故居里消耗了一整个下午，直到管理员开始驱人。尽管有从穹顶透射进来的微光，这栋多层小楼里依然沉没于阴翳之中，不得不要求我垂首屈膝才能看清那些建筑残片或是羊皮古卷上刻印的一行行小字。这也是爵士的遗愿，不许有任何人造灯光。他强迫式地苛求参观者敬畏这座迷宫。

　　等我走出爵士的家，坐在一栋维多利亚时代建成的公寓小楼外的台阶前发起呆来，似乎还可以嗅闻到刚才空间里弥漫的危险和诗意。我看着天空，越来越觉得那就像一大团丢弃在市集角落里的枯枝败叶，团聚，涌动，散发着渐渐腐坏的甜腥的气味。这种气味，或者说气息持续了很久，追随我穿过了好几个街区，我才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种直觉。

　　我决定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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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想象那个堆满了古老残片的宝库里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完全确信，这里会是小偷的天堂。那些看起来没有太多高科技防盗系统保护的藏品——这也是出自爵士本人的意愿——不仅堆砌出一种混沌的诗意，应该也是小偷们喜出望外的目标。我查阅了关于博物馆的往事。果然在1982年，曾有一个盗窃团伙企图进入博物馆并和警方交火，盗窃团中的枪手被枪杀，至今大门入口处还有一个被填充的弹孔。后来还曾有人成功盗走了几幅画，并误将其中最值钱的几幅丢弃在了中央火车站。

　　索恩爵士的家就成了《偷火贼》的重要发生地。为此我特意在几天后重返博物馆仔细考察了“作案”地形。那天飘着细雨，博物馆的后巷空寂无人，整个公寓建筑的结构暴露清晰，我差点情不自禁地尝试爬墙，当然，是以失败告终。在拍摄搜集了关于地形的全部影像资料后，我终于心满意足地开始了思觉上的旅行。

　　整个故事就是在一种“感觉”中萌芽的，而逐渐发育成密集的情节则是在后面的旅行中。我在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一间极其简陋的小旅馆，和苏格兰西北部一座叫北哈瑞丝的小岛上写了《偷火贼》。

　　也许是因为当时一场戏剧化的风暴席卷了整个外赫布里底群岛，在海湾和荒野的奏鸣曲中，这个故事才有了现在这样悲戚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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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环境对于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或许是取决于我自己接通和认知这个世界的本能。这也让我更倾向于在旅途中写作，至少是在旅途中建构起整个故事的框架。

　　我曾在漫游美国和中南洲的时候写过一个关于猫骸骨、记忆和毁灭的故事，又将一段“情书式”的情感小品背景放在了北海道;住在印尼一座悬崖树屋上的时光给了我写一个复仇故事的冲动，那种潮湿的灾難性的天气永远雕刻在了字里行间。我的故乡和常居地都是上海，所以我也写过一出上海与一座台湾离岛之间的“双城记”。

　　这些故事的主角都是华人，却似乎无一例外地登场于“世界舞台”，或者换言之，这些故事本身具有原型的意味，它们只是关于记忆和命运的母题，而我为它适配了一个又一个具象的坐标。一方面这可能是由我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些“舞台”的选择也需要与故事本身的氛围达成内在的和解。比如《偷火贼》，即使不考虑故事的主要线索是索恩爵士的家，我也很难想到另有一座城市比伦敦更适合上演这样的阴郁和迷幻。

　　为了加深对小说角色的了解，我还在剑桥大学附近的一栋小楼短租了一个房间。《偷火贼》的主角袁星就生活在那里，我需要和他完成深度的对话。而故事中作为一个符号出现的位于伊斯特本的纯白悬崖，我也花了一周的时间游历。

　　这种游历有助于网罗更多网络没有记载的事实，比如某一年因为一场海啸而造成的海岸的损毁，最后也都被我组织到了这个故事之中。

　　我感兴趣的永远是站在“舞台”上的每个人内在澎湃的记忆，是笼罩了全人类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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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火贼》是一个很短的故事，它只是这片黑夜的一小片剪影。有些作者更愿意为自己的故乡而写，他们深信那飘荡在故乡上空的熟悉的气息就是这片黑夜最深刻的透射，对我个人而言，陌生带来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所激发的关注，被这份关注更新的感官，似乎要比故乡本身更能供给养料。至少在当下如此。

　　这种来自“世界舞台”的滋养，有时甚至可以绵延数年。我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故事的雏形，虽然尚未动笔，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使命感。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写下它，而这种情绪早在多年前的湄公河之旅就已经埋下了。

　　某一年，我从5300多米的冰川下来，拖着背包跳上了一辆破烂的货车，夜晚只剩下橘色车灯打亮的微小范围，照着微弱光亮，沿途被洪流磨圆的巨石匍匐于干枯的河床，那是一条我见过的最长的河。突然我觉得它就是银河。你看，“世界舞台”的聚光灯洒下，也在一次次烛照着我对于自己内心的省察。来自它的光给了我创作的勇气。

　　我想，不管身处何地，全世界都在共享同一个故事，作者只是提供不同的副本。我所做的也许正是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