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在霍县矿务局辛置煤矿期间，您才26岁，写出了《明天》《新房》《金链环》《一把火》《三遇杨坚》等20多篇中短篇小说。那个时期是怎样的创作状况？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作的？

　　答：多美呀26岁！我的26岁哪去了？就像《人证》中的那顶草帽，飞走了再也找不到，成了一个凄美传说。说来可叹，这一批早期作品是业余时间趴在床沿上写出来的，屁股下是个小板凳，5平方米容身空间是一间俱乐部大仓库的西南一角。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大学毕业后被打发到这座煤矿工作7年之久。这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我在散文集《学洒脱斋夜话》中多有写及，这里不提以免心酸。那时节身心伤累，前途迷茫，怎么办？唯有写作，既为打发孤独忧伤，也是从小就有的爱好，一不小心就出产了这些中短篇小说。1973年，处女作《明天》在《山西日报》发表;1974年，《第一个师傅》（又名《金链环》）在《光明日报》发表;同年，中篇小说《一把火》在《解放军文艺》发表，并被翻译成英、法文介绍至海外，还改编成苏州评弹和小人书等文艺形式。一生的文脉就此开通了。

　　问二：《一把火》影响之大，甚至改变了您的命运。山西人民出版社召开全省“短篇小说学习班”（时称东阳笔会），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应邀参加。笔会给您带来了什么？

　　答：改变命运之说，不无道理。“东阳笔会”不光于我，于整个山西文坛来说，也是功不可没，一个不可忘却的里程碑。40多年前，当作家协会还没有恢复建制时，山西人民出版社有一个部门叫“文艺编辑室”，实际统领着全省的文学创作队伍。从负责人刘江先生、关守耀先生，到周文、林有光、罗继长、常德顺等具体干事诸位先生，为培养新时期作家尽职尽责，殚精竭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文革”后期的1973年至1984年这十多年间，如果没有“文艺编辑室”和上列这批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震撼全国文坛的所谓“晋军崛起”就无从发生，新时期山西文学大省的地位就无从谈起。这话不是我一个人说，作家张石山在其大著《穿越》中如是评论：“追溯历史，‘文革结束后的山西文坛所以能够兀立于中国文学之林、晋军挺然崛起，‘文革期间的‘东阳笔会实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坛盛会。……东阳笔会，想不到聚会了那么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支撑山西文坛的骨干力量。单凭记忆，我可以数出如下若干人的名字来。年龄二三十岁的，计有周宗奇，李锐，张石山，周山湖，崔巍，贺小虎，郑惠泉，王红罗，邓建中，马立忠，王巨台等人，皆是年轻新锐，后来多数活跃在文坛。”

　　现在活跃于中国出版界的北岳文艺出版社，即脱胎于山西人民出版社之“文艺编辑室”。我的“第一桶金”——小说集《无声的细流》便得之于北岳文艺出版社，为此，我要在这里向它的编辑出版者，我的良师益友们，立正敬礼，鞠躬者三。尤其仙逝长者关守耀先生，在世时一直对我青眼有加，关爱备至，永久难忘。祝这位公认的老伯乐在天吉祥，冥福无算。

　　问三：作为“晋军崛起”中的骨干一员，您愿意谈谈“晋军”吗？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强大有实力的创作队伍？

　　答：在中国当代文坛，“晋军”和“晋军崛起”的话题已觉不新鲜，各种论者谈论了30多年，已然不容我拙喙再置。山西作家协会曾经拥有驻会专业作家十多名，我大致列出他们进入新时期文坛时的“原始出处”，或者就能说明一点什么。以姓氏笔画为序：王东满，农家子，大学生（指“文革”前在校大学生，下同），普通干部;成一，平民子，大学生，普通干部;张石山，农家子，机车厂司炉工;李锐，北插青年，临钢工人;麦天枢，农家子，团新闻参谋，记者;周宗奇，农家子，大学生，煤矿干部;柯云路，北插青年，山西锦纶厂工人;钟道新，北插青年，神头电厂工人;赵瑜，干部子弟，晋城巴公化肥厂工人;韩石山，干部子弟，大学生，乡村中学教师;蔡润田，农家子，大学生，文化局干事;燕治国，农家子，地方煤矿工人;潞潞，干部子弟，插队青年。

　　这批人的共同点是：1、进入文坛时都因各种“文革贱民”子弟身份处于社会底层，身陷逆境，日子很不好过，急需改变现状。2、都具有异于常人的、程度不同的文学天赋。3、都受惠于改革开放大潮，即得“天时”之功也。周瑜抱怨老天说“既生瑜，何生亮”？我则庆幸说，老天有眼，居然为山西成全了这样一批中青年作家！

　　问四：您的创作曾得到山西文学界马烽、西戎、胡正等“山药蛋派”老一代作家的赏识。您可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

　　答：岂止是赏识，那叫恩重如山。是马烽、西戎、胡正三位老先生亲去临汾，把我从该地区所属煤矿挖到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多所倚重，12 年中从小说编辑一路提拔到《山西文学》主编、作协常务副主席，不到40岁就成了体制中的副厅级干部，据说他们是要我来接班的。不光对我有恩，我们这一批作家均受惠非浅，对此，至今大家仍“供认不讳”。可是我们，尤其是我，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好心。

　　中国文化中的师道部分，始终存在一种难以破解的悖论，或者说是一种怪圈，就是：你要你师，还是你要真理？往往难倒后学。我就为此深深痛苦过，我爱父亲般的山西老作家，可我又不想背叛自己的良知和追求。没有“山药蛋派”这些老作家，我也许成不了作家;但没有对他们的反思和背离，我绝对得不到今天的创作自由与灵魂自由。我的选择正确与否，天知道，我知道。

　　问五：1975年春天，您被调到刚刚成立的《汾水》（“文革”前叫《火花》，1982年改名《山西文学》至今）编辑部当小说编辑。从作者到编辑，是怎样的心情？边当编辑边写作，您在那段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老干事吴诚》由《小说选刊》转载;《新麦》获《汾水》短篇小说一等奖;《黄金心》由《小说月报》转载;《古月劫》由《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清凉的沙水河》被《作品与争鸣》选载，获1984年“赵树理文学奖”，并由日本学者小林荣翻译到日本;长篇小说《风尘烈女》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您的创作几乎都是喷发式的，似乎没有“低潮”，什么原因？

　　答：什么“喷发式”呀，你是鼓励我。我清醒着哪！一个作家成就大小高低，首先不在作品数量，质量第一;其次，与同在一个编辑部的李锐、张石山比，他们在创作路上已然遥遥领先，我不进则退，已然是身处“低潮”了。这就不能不说到编辑之累。我成了刊物领导者之一，按我的天性，我不能对不起提拔我的老前辈，更不能对不起广大基层作者，那种业余创作的艰难困苦我感同身受，所以我要把编务做到最好。但是，编刊与写作矛盾之大且极难调和，有经历者谁不叫苦？痛苦选择之后，我毅然辞去了主编职务，专心文学创作。一时颇多震动，有一前辈老者亲自登门劝告说：小周，可不敢孟浪，我30年才熬了个副主编呀。我生性中有一种决绝之气，后来干脆连常务副主席也辞掉了，副厅级干部与有尊严的作家称号相比，它算个啥呀，辞就辞了，了无后悔。当然，也有一种对创作前景的自信在。

　　问六：进入1990年代，您把写作的方向从小说转向纪实，后来的近10部作品几乎都是大部头，这种转向的思考及其动力是什么？

　　答：以什么样的文学样式写作，我看是作家的个性使然，各有所爱;当然，也与写作环境改变和作家思想认识改变不无关系。我是写小说走上文坛的，先是煤矿题材，接着是农村题材，后来又是历史题材，短、中、长的都写，前后写了近20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忽然不想写小说了，尤其在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我干脆停笔，下决心开始纪实文学创作。在我看来，唯有改革开放之初的“伤痕文学”与时代同步，它的艺术面貌或者略显粗浅、青涩，但其风骨十足，草根性强，其批判锋芒为建国之后中国文坛所仅见。可惜好景不长，特别在一场暴风雨过后，文坛整体凋零、肃杀，之后的小说创作不是在古老乡村晾晒丑陋，就是在历史仓库里掠奇玩闹，要不就一头扎在商品大潮中纸迷金醉、开下半身道场……小说已然远离大众百姓的喜怒哀乐，远离越来越激烈、复杂、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现实生活，已然仅仅成为作家、编辑、评论家和评委们的“小饭桌”。这样的小说不写也罢！相反，倒是一批纪实作家及其纪实作品横空出世，带着胎盘血迹，发着惊世呼啸，闪耀着五彩缤纷甚至光怪陆离的炫目闪电，紧紧抓住了国人的眼球和心灵。太直白了吧？太粗糙了吧？太激烈了吧？总之太没有小说的精致、蕴藉、空灵之艺术美了吧？也许是吧。可生活需要它，时代需要它，受压抑、屈辱和盘剥的亿万灵魂需要它，社会的深层脉动与思考需要它。感知至此，于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毅然以纪实作品《清代文字狱》重出江湖，至今又是20多年了，近10部纪实著作虽然难登庙堂之高，却也在民间略有响动。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最强音——纪实文学贡献了一半个音符，就我个人来说，对这个华丽转身颇觉得意。

　　我生性粗直，自号“山右夯汉”。夯者，心拙口夯，心思笨，又不善于说话。夯汉，就是干粗笨体力活的人。小说是抒情曲，我发现自己不大擅长谱之;纪实文学有点像进行曲，与我的心性倒颇多契合，能否谱得好，反正是兴趣挺大哈。这大约就是创作个性上的原因吧。日后有一天，假如小说从边缘回归主流，又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文学样式了，我也许还会回来凑热闹。

　　问七：您的纪实写作以《清代文字狱》开场，据说至今已出有5种版本，而且是计划中的《中国文字狱》三部曲的第一部，整部书为10卷本，约350万言，要把中国从古到今3000年文祸史，用文学语言书写出来。这是一个填补中国文史空白的庞大工程。请问：是这样的情况吗？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答：用现代文学语言写中国文字狱，写得通俗易懂，专门奉献给普通老百姓，从前似乎没人干过。我有幸填此空白，或为天赐也。

　　上初中开始系统地读鲁迅，才真正知道的文字狱。先生指出一个目标是：对于中国文字狱，“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训拢，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罢”。当时，我对文字狱还一知半解，但少年气盛，很想做一做老先生称赞的“有心人”，便从此留意起来。

　　早些年，我曾钻研过一段“戊戌变法”，对6位甘洒碧血舍身求法的烈士心仪神往，崇敬得紧。那年冬天，我忽然难耐一腔“杞人忧天”式的悲愤心情，极想远离尘嚣，与诸多先烈的英灵私下会会。“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乃是我们山西河东人氏，彼此相距最近，遂决意南行往访之。谁知到那里一看，不仅英雄故宅残垣断壁，荒草凄迷，难辨门楣，就连烈士安息之所也早被夷为平地，连个洒酒致祭的方寸之地都没有。又听说曾有当地无知之人，认定义士下葬之首级乃用黄金代为铸就，于是不顾死活地乱挖乱掘，一片狼藉……面对此情此景，我扼腕荒野，天低云暗，冷风呼号，不禁悲从中来，却是欲哭无泪。想那深秀志士名扬中外，彪炳史册，身后尚且如此凄凉;可想那些血溅文字狱的历代一般读书人，更会有谁去怀念痛悼呢？倘不及早为他们留几行文字，只怕用不着再过百年，一切都将灰飞烟灭，留一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块国产文化盐碱滩！思及此，心头那久存的写作宏愿又呼呼燃烧起来，并立即化作实际行动了。我决心抱着“不虚构、不夸张、不歪曲”的虔诚态度，用发自内心的如火炽情，把一页页血染的文字狱历史描绘给普通老百姓，即便粗通文墨者也读有所得。这便是我的写作目的。

　　不错，我计划中的《中国文字狱》分3部，约350万字：《清以前历代文字狱》2卷约70万字;《清代文字狱》3卷约80万字;《现当代文字狱》5卷约200万字。三部曲中，《清代文字狱》早已出版，先后由友谊出版公司、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另有两种盗版书，所以说5种版本也不错。《清以前历代文字狱》正在出版运作中。《现当代文字狱》是重头戏。可让人沮丧的是，事情却很难做下去，最主要的难题是相关档案不解密，你无法见到第一手资料，尤其狱中资料秘藏不露，讳莫如深。无米之炊你怎么做？眼看书生老去，机会不来，你能把无情的现实怎么样？

　　问八：能谈谈您最新完成的“中国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忧乐天下——范仲淹传》吗？据说您为了避免写成“资料开会”的平庸，追寻了传主一生踪迹，亲历9省、市29地，进行实地采访。写作《忧乐天下——范仲淹传》，您对范仲淹有哪些新的认识？

　　答：我在写《忧乐天下——范仲淹传》之前，先后出版过6部传记文学作品，除民国人物《孔祥熙传》之外，都是现代人物传记。朋友们笑说，我是个喜好“游走四方、浪迹天涯”的人，趁着写传记，便常将田野调查的功课做到七分，于传主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则少到三分。从效果看，书品优劣高下不敢自吹，但成书多不是那种“资料开会”的“水货”，还算差强人意。

　　范仲淹是位千年之前的历史名人，写他的传记还要不要大做“田野调查”？千年岁月，风雨销剥，尚有几许遗迹可觅？而汗牛充栋之相关史料，或许足够受用？一早，我是有过一点游移的，但转瞬即逝。创作习惯或者就是天性告诉我说：哥们，还是走出去吧。传记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想写好古人更应如此。于是，我听从了惯性与天性，迈开双腿再去民间行走，追寻传主范仲淹一生踪迹，历9省市29地进行实地采访，力求穿越时空与传主进行心灵对话，以获取独特的人文感受和创作灵感。

　　半年多的范题奔走，使我更加坚信，不论是现实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尤其是历史人物，愈是著名伟大，其生命场则愈强，可谓肉身无存，灵魂不死！在他一生走过的地方，无不遗存着丰富而浓烈的生命气息和遗传密码。作传者追踪采访得愈是广泛，愈是深入、愈是扎实，则从传主处所获灵感、信息与激情就愈多，足可盘活全部案头资料，得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写作眼”。

　　你问写作《忧乐天下——范仲淹传》，对范仲淹有哪些新的认识？问得好。就此我真要多说说。不过，我想这么说，好像更有说头，就是：通过写《忧乐天下——范仲淹传》，你对中国读书人也就是今天说的知识分子有哪些新认识。

　　专家组在对《忧乐天下——范仲淹传》初稿的审订意见中，有这样一句话：作者“对《岳阳楼记》的解读，颇有新意和深意”。要我自己说，这个“解读”具有颠覆性。

　　众所周知，历来对《岳阳楼记》的解读有四说：“规劝”说、“策励宣言”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和“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四说皆有一定道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重视和强调忧患意识，并不是一己对现实生活困境和自身生存发展困难的忧思与焦虑，而是对群体和社会两方面的关注和忧虑，主要是对道德境界提升和道德价值追求不够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本思想的体现。用这样的伟大思想去规劝朋友，策励同道，确实也是《岳阳楼记》的价值所在。

　　然而，我总觉得这样理解《岳阳楼记》还不够，还远远不够，不够全面，不够内在，不够贴切，还不是老年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最真实的心态写照。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是一种向外的“策励宣言”，那么，这只是《岳阳楼记》的一种品格，或者准确点说，一个较浅层面上的品格。它深邃博大，别有洞天。那么，它真正的人文“眼”在哪儿呢？我以为，它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表达虽然新颖而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岳阳楼记》的真正块垒，理应从“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准先秦”式的黄金时代，出了由范仲淹这样一大批强势君子儒所组成的士君子群体，“庆历新政”是他们的巅峰之作。然而，最后在“帝王文化”的壁垒面前依旧败下阵来。这就不免让人疑惑：孔孟之道不是“仁者无敌”吗？何以它千百年来只能困在思想道德层面流光溢彩，总也化不成可与帝王文化一决雌雄的政治架构与社会能量？何以屡战屡败，从而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成为中国士君子至今冲不出去的一个传统怪圈，一道魔咒，一种逃不脱的悲怆宿命？……这个《天问》式的难题，老年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难道不也在苦苦地思索吗？他回首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嶙峋在目;一生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生的尧舜追求，不死于心;一生的良相作为，功绩安在……苦苦思索而难得其解啊！他能不发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浩叹吗？是的，他坚信“古仁人”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也能够像“古仁人”那样做到，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这个目标究竟还有多远？为什么我范仲淹奋斗一生，至今还难以企及？忽忽岁月老去，我范仲淹已然不再年轻了啊……这样比较下来，就《岳阳楼记》的总体品格说，励志的成分在其次，内里激荡着的，正是这种理想破灭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所以，我认为，要真正解读《岳阳楼记》，与其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挂嘴边，口号式地宣扬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倒不如将他对士君子何以“进退失据”的最后思考作为重中之重，以继续他的思考，以破解他的《天问》，以穿越那个古老的魔障，以开辟一种中国读书人的新命运。

　　中国读书人“进退失据”的问题还存在吗？今天毫不夸张地说，不但依然存在，还演变得更加严重和棘手。路易斯·科塞说：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艾德华·萨依德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国家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做到了吗？且不说与现代知识分子价值观体系作比较，就是与先秦、宋代的读书人作比较，也该脸红心跳感到羞愧。

　　到春秋末期，中国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的社会人格已明确定型，其特色大致就是：信守个人尊严与自由，独立思考，大胆批判，安贫乐道，重义轻利，要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指点江山，著书立说，“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士为知己者死”，不惜以性命相许等等。

　　这种士风和品格，至宋重现辉煌。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对强壮并升华士君子群体的整体素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朱熹等一大批标杆式杰出人物，不仅书写出士君子文化的新篇章，开发出对抗帝王文化的新能源、新方式，而且垂范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自信心，虽孔孟亦未曾道出，而“内圣外王”的士君子理想，于此有了可靠的肉身载体。

　　写罢《忧乐天下——范仲淹传》，我长夜悲思，怀古抚今，万般感慨：中国读书人怎么就越来越不像样子了呢？学术腐败，科研腐败，教育腐败，文学艺术腐败，体育腐败，以及他们所共有的评奖腐败、评职称腐败、选举腐败……不都创造出前无古人的纪录了吗？读书人的味道却淡而愈淡，连人的味道都臭而更臭了。

　　当然，应该看到：真正的中国士风不绝如缕，真正的当代文化精英人数虽少，却依然坚守阵地，绝处求生，为彻底挣脱并打碎那个加在读书人身上的魔鬼怪圈而卓绝奋斗。更多的中国读书人，请觉醒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啊！

　　问九：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完全出自个人热爱吗？受到哪些人的影响和帮助，比如与编辑等人物的交往？

　　答：作家靠天赋而生，靠勤奋而长，靠天时、地利、人和而成功。所谓人和，即是靠家人、亲友、师长、同道等等各种有缘人佐助。编辑们则最是离不开的人物。这里，我仅以《清代文字狱》的出版过程，表一表文学编辑的天大功劳。

　　将近20年前，我背负着《清代文字狱》80万字的沉重书稿，走进北京城。那会儿电脑还不属于我，80万字是一笔一画手写出来的，又一笔一画誊抄一遍，160万字写下来，右手掌都伸不直了。我就是缩着手掌，背着沉甸甸的大背包，应约走进北京H出版社的，一想到他们的许诺，一想到新书问世的成功，我激动得发抖。可结果呢？迎头一桶冷水泼下来：文字狱嘛，这个，这个，题材倒是很不错，啊，很不错的，只是，只是……还是先放放吧，啊？也是为你好是不是？……此时，我的心比那一提包书稿不知要沉重多少倍。

　　京城不是很大吗？文学出版社不是很多吗？可我像一头可怜的负重痴牛，连跑多家出版社，结局如出一辙：责编和部主任一级均大有兴趣，到了主编手中则立判死刑。区别也有：你把这几篇、那几篇抽掉，你把这几段、那几段删节掉，我们再考虑考虑。我呢，却又是一头犟牛，宁肯不出版，一篇不去，一字不删！那几日，月圆之夜不见月，因为我住在地下室那样的京都招待所，这倒正好适合发一发心底里的悲天之叹，不为自己，只为龚自珍一句“避席畏闻文字狱”所写照的千古意境，居然可以把煌煌20世纪90年代的红色中国吓成这样，而且仅仅是清代文字狱啊！

　　就在走投无路之时，忽有《光明日报》的资深编辑、散文家韩小蕙女士站了出来，鼓励我曰：“再努力一下嘛！我认识一位出版社副总编刘大平，去找找！”找找就找找，反正身上全湿了，再泼一桶冷水也无所谓。哈，这位刘大平原来也是一位女士，时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副总编，一股子男子汉气概直冲牛斗，翻了翻稿子就拍板定案：“我们出，不改你一个字！”一时间，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及至相信了，又不知道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刘大平果不食言，一字不改地推出了三卷本《清代文字狱纪实》，那是1994年的事。好像流通得还不错，首印一万册很快售完，不久市场上就出现了封面设计完全不一样的盗版书《清代文字狱揭密》。厦门大学教授孙谦先生买到的就是这种盗版书，他据此认真勘误，勘误表足有20页，寄给我并写下了深刻的见解。

　　接着，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好编辑常成先生积极跟进，很快推出《清代文字狱》的精华本——《血火之灾》，让更多的青年读者接触到了中国文字狱问题。这是1998年的事。

　　又过了12年，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管士光先生，也看中了文字狱题材，要以全新版本再次推出，这就有了2010年人文版的《清代文字狱》。管先生当时还认定，它也许不会很畅销，但一定可以长销。事实证明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时过两年多，所印全部售光，这才有了2014年的“修订版”《清代文字狱》。

　　仅仅一种《清代文字狱》的出版，就得力于这么多编辑同道，这还没有提到亲笔写信予以鼓励、指教的黄裳、景克宁、丛维熙、陈丹晨、谢永旺、周兆勤、孙谦（厦门大学）等作家、学者、教授们，还没有提到为《清代文字狱》写出万言长序的评论家何西来先生，还没有提到发来数以百计的相关信件、博文、微信和打来电话的热心读者们。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文学作品的问世，一个作家的成功，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此处强调一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两版书的封面题字，都是我的忘年师友林鹏先生的墨宝，那一个不同凡响的大草“狱”字，有多少读者询问、赞叹，我已计算不清了。其实，林鹏师友给我的帮助，远远不止这个。这就说到我正在酝酿着的下一部大书《秦淮遗恨》。

　　孔尚任花11年时间，三易其稿，写成传世之作《桃花扇》;陈寅恪倾其生命最后10年岁月，写成他酝酿最久、耗时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最后一部著作《柳如是别传》;另有名人名作如余怀的《板桥杂记》，吴梅村的《圆圆曲》，侯方域的《李姬传》，沙定峰的《陈圆圆传》，陆次云的《陈圆圆传》，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这诸多大名家集体发力，遂将柳如是、李香君、陈圆圆、董小宛、顾横波、卞玉京、寇白门、马湘兰这“秦淮八艳”推在历史前台，深受世人惊艳并无限赞赏、赞美。其大大不足是，未有一部整体评说秦淮八艳的文学传记，既有可靠的学术支撑，又极具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文学品格。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极具人文潜能量的历史、文学空白。晚近倒是有人试填过这个大空白：有李永斌者，著《秦淮八艳》1套8册，由广东旅游出版社推出;有赵霞、向洪者，合作主编《正说秦淮八艳》一部，由哈尔滨出版社推出。不过，拜读之下，依然觉得是“个传合集”，而且偏爱于风花雪月，并非一部具有整体审美价值的秦淮八艳传，更别说对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那个青楼群体，以及各个相关社会群体的宏观断代评说了。这就表明，到眼下为止，这个极具人文潜能量的历史、文学空白，还是没有被人成功填补。于是乎，我跃跃欲试。

　　林鹏先生一听我的写作计划，激动得一拍桌子大声说：好极了！你发狠着写，好好地写！他说：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士君子文化，至明末体现在哪儿？一脉汹涌于士君子层，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傅山为代表;一脉潜流于底层，就体现在这群江南奇女子身上，不只是秦淮八艳，秦淮八艳只是她们的代表而已。她们虽然身为下贱，不过是一群青楼歌舞妓，实乃当时的民族精英，有才学，有见识，有个性，有担当;其中有几个女子，生得不凡，死得悲壮，比当时的无数须眉强多啦！“礼失求诸野，学术在民间。”她们非常有挖掘价值！林鹏先生还为之提出别一书名——《秦淮遗恨》。仔细琢磨“遗恨”二字，真如醍醐灌顶，明末清初百年间，就只有秦淮八艳的遗恨么？不是的，绝不是的。她们这里不过是一个历史交集平台，还汇集有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孽们这些失节文人的遗恨;陈子龙、夏完淳、张苍水们这些死节文人的遗恨;顾炎武、黄宗羲、傅山们这些守节文人的遗恨;郑成功家族等武装抗清者们的遗恨;吴三桂等三藩们叛明复叛清的遗恨;李自成、张自忠们未能做成皇帝梦的遗恨;更有南明诸多流亡皇帝们的遗恨;还有新朝皇帝、功臣们的种种遗恨……明末清初，天翻地覆，兴废更迭，人事烈烈，鱼龙变化，旷古罕见，这是一部千古大遗恨的历史交响曲！得到对《秦淮遗恨》这样的先期思考，我能不感激林鹏先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