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运民

　　1

　　那一年，我家的姜获得了大丰收。收完搁在窨子里，父亲用往年卖姜的斤两，粗略匡算一下，喜滋滋地说，三万斤，只多不少。眉飞色舞中，似乎能突破四万斤。四万斤，多么令人骄傲激动的数字啊。我们家秧姜，从我记事起，从来就没高产过，我和母亲、哥哥，当然也十分高兴。那年，哥哥上大三，我刚刚订婚，媳妇王小妮，细挑个儿，瓜子脸，在农村，在我的那些叔伯兄弟当中，王小妮的相貌，是一顶一的好。这个好，不光是王小妮的相貌好，还有就是，像俺这样的家庭，就该有这样的媳妇。

　　收完了姜，霜降也就过了，再往后，就是立冬了。田地里，也都拾掇利索了。那些秧姜的麦地里，一垄一垄的嫩麦苗，在父母的钉耙下，梳理得整齐、干净，在潮湿的气息里，都有些害羞了。等阳光来了，风来了，又都扯着小脑袋，轻轻地摇着，开始张扬了。父亲说，忙了一老年了，弄俩钱，给妮儿买身衣服去。

　　妮儿，就是王小妮。父亲和母亲，时常把妮儿挂嘴上，有时吃着饭，父亲问一句，妮儿家现在干啥呢？有一次，父亲说，那个，经常和妮儿在一起赶集的小闺女，今天又去赶集了，怎么没见妮儿呢？说完了，有些怅然了。王小妮的村子，和俺家的村子，隔了一道岭，五里路。王小妮去镇上赶集，就得路过俺的村子。我和王小妮订婚之后，没事父亲就撵母亲，去马路边上玩去，见着妮儿了，让她来家吃包子。

　　父亲说弄俩钱的时候，神气得很。农村人，手里没闲钱，有事了，就得弄。卖玉米，卖麦子，再不，就去借，借个三家五家，弄个三百五百的。对于借钱，父亲心里有数儿，谁家的钱能借，谁家的钱不能借，父亲的心里亮堂着呢。白天干活，晚上父亲就盘算，哪时该弄钱了，怎么弄。那时，父亲虽然愁，愁得却开心，即便去邻居家借钱，也有足够的底气，那个，等孩子大学毕业了，咱有的是钱，也就是缓缓手。

　　实际上，父亲的手里，从来就没松快过，似乎一年比一年更紧了。有时父亲就叹着气，自言自语，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咬咬牙、挺一挺，就什么都过去了。好像是在父亲快挺不住的时候，姜获得了大丰收，救了父亲一命。

　　2

　　对于秧姜，父亲一直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秧姜肯定是能发家的。姜的行情，笼统地说，是贵三年，贱三年，不贵不贱又三年。父亲没事就盘算，哪一年贵了，哪一年贱了，然后就有了梦想。父亲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读了三年小学，字却写得出奇的好。大笔一挥，他的名字，横看有形，竖看有样，怎么看，都不像是只读了三年书写的。我和母亲说，俺大如果上学，肯定学得呱呱叫。母亲说，谁知道呢？他说一进学堂头就疼。又叹了口气，脸上有了不平的气恼，他呀，老想着别人，头疼也活该。母亲的话，延伸到岁月深处了。父亲排行老三，他的两个哥哥，都读完了高中，大哥是吃公家饭的，已经退休了，二哥是教师，一月三千两千的拿着，只有父亲，在土坷垃里觅食。有时母亲当了父亲的面儿，说了话里话外的话，父亲也不恼，微微地笑着，父亲的笑，最慈祥最亲切——大约就是在晚饭后，喝足了茶，喝够了酒，然后点起一棵烟——母亲才敢说。父亲一定等母亲把话说完了，才眯着眼，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过日子不能眼馋人家，想办法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才是正事。

　　父亲是努力的，可不管他怎样努力，秧姜总也秧不好。地是深耕的，肥料是可着劲儿上的，浇水是三天两天浇一次的，地皮儿从来不带干的，可就是不行，好像侍弄得越好，越端起了架子。真是邪了。父亲心不甘，也更不服气，于是养成了一个习惯，没事就去秧姜好的户家去，明里是闲拉呱，猛不丁地抛出一句，你家的姜咋就那么好呢？显然是求教了。态度是相当诚恳的，绞着的双手搁在两腿之间，前倾了身子，低着头，像个小学生。尤其是清明节前后，拿姜种的时候，父亲的腿脚更勤，把人家都跑毛了，不知道父亲想干什么。

　　父亲自己也琢磨，拿了一百斤姜种，另辟了一块地，作实验田。一年、两年……父亲终于摸着窍门了。那一年，父亲决定大量秧姜，父亲算准了，胸有成竹。父亲说，贱了几年了，该贵了。那一年，父亲着魔一样，浑身有使不完的干劲儿，天天泡在姜地里，有时候半夜醒来，去了姜地，一坐就到了天明。后来母亲说，他呀，就是这么个人，认准的事儿，谁说谁劝，都白搭。

　　现在想来，那一年的父亲，是孤注一掷了。

　　3

　　姜获得了大丰收，父亲的精神面貌明显不一样了。精气神儿旺了。走路的姿势慢且稳，扎实了。之前的父亲，眉是微微皱着的，很少去人多的地方，偶尔和邻居或親友相遇了，匆忙地招呼一声——样子是惶遽的，眼神是巴结的，总是比别人矮了一截。农村的娱乐是极其有限的，而农闲的时候，自由支配的时间又那么多，街头巷尾，崖头边，大树下，三暑天，冬天的暖阳里，总有牌局。扑克牌。不赌钱，两副扑克四个人，是玩百分的；四副牌五个人，是保皇的；也有六个人的，对角，打勾级……玩的人全神贯注、摩拳擦掌，有时为了一张牌，争得脸红脖子粗，有了硝烟弥漫的味道，过后哈哈一笑，重归于好，不就是玩嘛，不就是打发无用的时光嘛。

　　父亲不喜欢玩牌，不喜欢热闹，喜欢静。一个人，去田地里转转，谁家的麦子长得不错，谁家的花生地里长满了草，谁家的姜旱了，该浇水了，父亲清楚得很，回家和母亲说，两个人，静静地坐着，喝着茶，实际上，是在探讨和交流。每天的新闻，父亲是必看的，看完省里的，是七点的中央新闻联播，父亲总是站在电视机前，音量是大大的，有时候，母亲嫌聒得慌，就去院里，看着柴火炉子烧水……父亲喊，吃饭了吃饭了。母亲从灯光里走来，说，不都拾掇好了么，喊啥？——光等你了。这时候，父亲是激动的，也是叹息的，搓着手说，咳咳，美国和伊拉克打起来了，飞毛腿导弹、爱国者……都成火海了，老百姓咋还能活呢？忧思之后的父亲，大拇指和食指使劲搓着，说，有点东西了，别人就眼馋，落后了，就挨打，凡事都是一个理儿。

　　父亲的思想不落伍，懂得凡事要有真本事、真能耐。秧姜能够秧到恰到好处、能够获得大丰收，这就绝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也不是随便说两句大话就能做到的。就像十年磨一剑，锋利无比，能荡出生活的光明来。

　　4

　　父亲有了指点秧姜的资本，这个资本就是那些获得丰收的姜。姜搁在窨子里，等到来年再卖。来年姜的行情，谁也说不上。但不论行情好与孬，总归是丰收了，打个兔子揣腰里，就能压住雄心不跳，就是莫大的希望。我们这一带，秧姜是从祖上传承下来的，有好多农户，绝大部分地都是姜地，这是大户；有些拿出一半地秧姜，另一半种粮食，旱涝保收，这是中户；还有就是拿出一小部分地秧姜，是学习，也是凑热闹，这是小户。我们家秧姜的根基浅，是从父亲这一辈开始的。早年父亲跟着爷爷跑买卖，后来不知是何缘故，不跑了，在家种起了地。父亲常说，没有哪门子饭好吃，还是种地踏实。

　　决心种地的父亲，是从秧姜开始的。那年姜正贵，父亲花了高价，买了姜种，地里都秧上了姜，结果赔得血本无归，把收获的姜都卖了，也填不上买姜种花的钱。母亲说，那个几年，你爹瘦得就剩下一把骨头了，天天眼瞪得溜圆溜圆的，胆小的就不敢看他。母亲叹息着，手不住地抹抹眼角，后来慢慢地好了，能迎住生活了，这才放下了一颗心。

　　母亲是一个木讷的人，任凭风来雨去，把根扎在我们爷仨身上，悉心照料着我们。有时也有想法，私下里说给我听，她说，秧姜是能发大财，可是这个财，等个三年五年是它，十年八年也是它，有的人家等得起，有的就等不起。这个理儿，你爹就是绕不过来。

　　母亲说的，我能明白，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哥哥上大学，我订了婚，家里又翻盖了房子，就算地里能刨出金子，又能亮多大一会儿呢？母亲的想法，包括我的想法，是不敢讲给父亲听的，因为我不知道，除了秧姜，父亲还能干什么。秧姜是父亲的一个梦想，如果没了这个梦想，父亲还是现在的父亲吗？

　　幸好，父亲如了愿。又好像，在于父亲，一切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父亲说，以前的时候，急死也秧不好，现在秧好了，原来是这么简单。母亲说，那是那是，因为秧好了嘛。母亲是喜悦的，母亲用她的喜悦烘衬着父亲的喜悦，应该是不会错的，母亲只甘心做父亲的绿叶。哪里能想到，父亲兜头问她，你知道怎么能秧好？你说出个一二三来。叫板了，母亲窘住了。父亲说，这里面的好处妙处，你是不会懂得的。

　　5

　　那年的大年三十，是非常热闹和喜庆的。即便是到了现在，回过头再数，虽然每一个年都是热闹的、喜庆的，但热闹和喜庆是不一样的。那年的热闹和喜庆，是属于我们一家人的，特别是父亲，从早到晚，笑着忙着转着，像陀螺，歡快地旋着，要飞起来一样。

　　父亲从货栈里预支了钱。这个钱，不是借，是预支，就像从银行里取存款。父亲朗声笑道，开春就拿姜，卖。货栈老板娘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烫了发，描了眉，嘴唇上涂了鲜艳的红，起身走路，大屁股一扭一扭的。她叫燕子。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是个传奇人物，17岁失踪，27岁回来，穿金戴银，大把大把的票子，说话大嗓门，吆五喝六，干练劲儿胜过许多男人。她回来后，靠着马路边，盖了四间房子，开了燕子货栈。也就成了我家的邻居。燕子的姜客特别多，走货量也大，十里八村多半个镇子，没有不知道她的。燕子说，三哥，你用多少钱？拉开抽屉，一沓一沓的，一满抽屉。父亲惊呆了。燕子说，没事，多少都行，你报个数。父亲大开了眼界。父亲对我和母亲说，这辈子算白活了，三千两千的，咱这样的人家，弄起来都难，撂在人家手里，那还叫钱？——拔根汗毛，都比咱的腰粗。母亲笑了笑，又笑了笑，说，哪个敢和她比？她是谁？咱是谁？父亲说，管她是谁？人家她，待咱不孬。

　　燕子货栈，虽然和我家是邻居，却没有多少交往。见了面，客客气气的，打个招呼。每年卖姜，都是卖给她家，有时候母亲就说，那么多货栈，干吗非得卖给她家？父亲说，咱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怎么好意思？好多时候，好多事情，父亲都不好意思，感觉抹不开面儿。当年燕子起土盖货栈，远远近近的邻居，都不同意，联名抵制，闹到村里镇里，至于为什么，父亲说，不就是眼红么，不就是想给人制造麻烦么。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所以父亲不签字，有的邻居指责父亲不团结，父亲反问他们什么是团结，说人家盖货栈，为的是挣钱，最终方便的是姜户，明明是你好我好的事情，为啥要使倒劲儿呢？燕子货栈盖好了，生意红火了，燕子不计前嫌，凡是来她家卖姜的邻居，每斤一律高个一毛两毛的。燕子说，街坊邻居的，不能掉钱眼儿里去。哥哥考上大学那年，燕子说，三哥，缺钱吱声，多少都行。父亲借遍了亲戚邻居，就是没朝燕子张口。母亲说，现成的饭搁那里不吃，非得拿着碗去讨？父亲眼一瞪，说，她的钱烫手，你知道不？咱欠不起她的情。后来燕子说，三哥，你这个人忒死。父亲搓着手，只是笑。我当时就站在旁边，父亲谦恭的样子，干瘦的身影，实在有些可怜。

　　6

　　二月二那天早上，母亲叫醒我，说要拿姜卖姜。母亲的手上，沾着白面，很匆忙的样子。母亲说，赶紧起床，你大还等着你呢。我纳闷儿，拿姜是要吃过早饭的，现在等我干啥？母亲喊完我就走了。二月二的早上，向来都是忙碌的。把水萝卜剁碎，和在面糊里，炸丸子。把黄豆、花生米，伴着花椒、大料、盐，搁锅里炒，叫炒料豆。这么忙的日子，竟要拿姜卖姜，这是怎么了？我枕着胳膊，看着洁白的屋顶，听着大街上传来的卖豆腐的吆喝声，我想到了王小妮。王小妮在干什么呢？一定还没起床吧。她睡觉的那间房，是西屋，一张床，床上的被褥都是旧的，进屋去，有一股子地瓜干的味道，掺着犁、耙身上的泥土的气息。有一次，我说，等结婚后就好了。王小妮低了头，红了脸，忽然问，谁和谁结婚哟。那样子，好像和她毫无干系，又好像隐忍了不尽的期待。我轻轻叹一声，说，那时候，咱就有咱自己的家了。

　　家，那时候，在我们的意象里，还是一团雾，充满了美好的诱惑，向我们张开了向往的翅膀。这个家，就是我和王小妮未来的家。哥哥上了大学，父亲和母亲就紧锣密鼓地筹划我的大事。给我盖房子、说媳妇，一刻就不曾得闲。父亲说，就这几年，啥事都过去了。又说，哪家都有这么几年，这个几年，才是出成绩的呢。父亲很看重他的成绩，人活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孩子们有个好家吗？孩子们都有好家了，这才是爹娘一辈子的结果。闲着的时候，父亲就给母亲念叨这些话，母亲静静地听着，不住地点头，然后说，咱这个家，一般人家比不了，智勇上了大学，以后的事情咱管不了，也孬不了；智强的事情，十成已经做到了九成半，就差那么一点点了。母亲懂父亲的心思，所以很会说话，句句都说到他的心里去。父亲笑了，有了些陶醉，他说，两年，再有两年，就功德圆满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看到床的那头，有一身新衣服扔在被子上。这才想起来，母亲喊我起床的时候，有东西噗一下砸到我脚上。我没管它，径顾穿了先前的衣服。我不喜欢穿新衣服，穿上新衣服浑身不自在，走路像被捆着绑着似的，老感觉有好多眼睛在看我。我来到东院的时候，父亲已经准备好了拿姜的工具。辘轳架子安在窨子口上，窨子口旁边，烧了冥纸叠成的锞子。对于姜，父亲是无比虔诚的，从拿姜种、放到温房里暖芽，到下地、打除草剂；从姜生出二层三层的芽、第一次追肥，到立秋前后第二次追肥、起垄，父亲是精心的，就像他肚子里孕育的胎儿，每一次胎动，都是惊喜的、有力的、充满希望的。

　　我揉着眼睛，打着哈哈。父亲说，赶紧洗脸。洗完脸，去叫小妮来。俺们做好饭等你们。母亲盯着我，问，那身新衣服呢，咋没穿？我说，穿啥？不到年不到节的。父亲眼一瞪，说，二月二龙抬头，不是节？去你岳父家，不得穿新衣服？瞧瞧你，该抓紧的还不抓紧，成天想些什么？

　　父亲说的抓紧，是说我要对王小妮上心。在我和王小妮的事情上，父亲比我还着急。父亲说，要趁热打铁，要主动，俺们把路铺好了，把桥搭好了，就等着你过呢。父亲说，秤了二十斤肉，买了一箱酒，行吗？我说，买东西干啥？咱家哪有那么多东西给她家买？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感激父亲做事周到。

　　7

　　父亲做事，一向目标明确。特别是那两年，父亲叮嘱我和哥哥，说，智勇呢，一定好好上学，咱不和人家比别的，就比学习成绩；智强呢，你一定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能任性，顺顺当当地把王小妮娶家来；我和你娘呢，踏踏实实把姜秧好，说不准哪一年哪一天，姜价起来了，咱就能翻身了。我和哥哥就那么坐着，静静地听父亲絮叨。有时候，母亲怕我哥俩嫌烦，就说，他兄弟俩都听话，别再嘟囔了，都说过多少回了。母亲曾对我说过，父亲彻夜睡不着是经常的事情，睡不着了，就给她上课，陈芝麻烂谷子的，起小的事情，都捋一遍。母亲苦恼着、叹息着，抹着眼睛说，也是，说给谁听呢？再不说给我听，还不把他憋屈死？一辈子盖了三次房子，就是有棵摇钱树，也得晃断根啊。那时候，形成了一个怪圈，父亲把话说给母亲听，母亲呢，又把牢骚发在我身上，基本上，到我这里就结束了。我只是感觉到母亲特别可怜，瘦小单薄的身子，好像风一刮就歪了。

　　真正好起来，是姜获得丰收的那一年。母亲说，瞧瞧你大，以前一顿吃一个馒头，现在一顿吃两个三個，以前老是睡不着，现在倒头就睡，三声两声都喊不醒。母亲欣喜着，指着父亲的脸说，瞧瞧他那脸，红润了，有肉了。父亲确实有了很大变化，按母亲的话说，不再像日疯的驴一样了。变得随和了，大度了，不小性儿了。

　　我推着自行车往外走，父亲把我喊住，问，走到咋说？一句话把我问懵了，是啊，走到该咋说？就说咱家拿姜，让妮来帮忙，她保准就来了。父亲狡黠地笑着，又交代，要学会灵活，要多长个心眼，想办的事情一定得办成，这才叫能耐。一路上，我都在盘算，见到岳父岳母第一句话该怎样说。叫一声“大”，叫一声“娘”，简单的俩字，往往是憋得我脸红脖子粗，勉强叫出了，却又是非常的别扭、生硬，蚊子哼哼一样。父亲没少说我，特别是我和王小妮定亲之后，父亲说，做事儿一定大大方方的，说话一定响响亮亮的，要有精神，要有朝气，一分精神一分财。我明白，就是做不来，遇到生人或人多的时候，就是说不出话来，后来索性就不说了，成了没嘴的葫芦。王小妮家的房子很亮眼，上下两层，外墙一抹到底的白瓷砖，一进村就能看到。有一次我说，你家的房子真好。王小妮说，好管什么，那么多房子都空着。我说，把这些家伙（农具）放空房子里去呀。当时我和王小妮在她的房间里，指着那些犁、耙什么的。我想，女孩的房间，应该是整洁的，有梳妆台、衣橱，墙上贴着主人喜欢的画，床上的被褥应该是新的……反正，应该是有情调的，至少也得像个人住的房间。王小妮说，咱家里没有那些讲究，放东西都是顺手了，再说，房子再好再孬，总不过是人住的一个窝儿罢了。我脱口笑道，就是鸡有鸡窝，狗有狗窝。王小妮噗嗤笑了，然后看着我，说，对，就是鸡有鸡窝，狗有狗窝。说完了，幽幽地叹一声，眼圈儿忽然就红了。我不知道她怎么了，我的心怦怦地狂跳着。我说，你怎么了？我们对面站着，我拉起她的手，她的手指细长，有点粗糙，一点儿都不温润，竟像几根铁棍棍儿。王小妮说，没什么。然后，头伏在我的肩上。她哭了，我感觉到肩上的衣服湿湿的、热热的。我僵立着，不说话，不能说话，如果她想说给我听，她自然就会说给我听，如果她不想说给我，问也白搭。好一会子，哭完了，她的头猛地抬起来，一双红红的眼睛看着我，脸颊却比刚才靓丽了。她的眼角一点点地漾出些笑意，她用这些笑意告诉我，没事的，都好的。

　　8

　　那天的事情，出乎预料。原先准备的、设想的种种，都成了无用功。我问王小妮，怎么和咱大咱娘说，让你随我家去。咱大咱娘，就我和王小妮的时候，我喜欢这样叫，叫得特别亲切，好像就是自己的亲大亲娘了。王小妮说，你喝两碗茶，就走。你呢？我感到莫大的惊恐。你在村口等一会儿，我随后就到。

　　那天，我和王小妮到我们村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我的父亲，正在村口向着我们的方向眺望。王小妮说，咱大。我说，他在等咱们呢。父亲是不放心。父亲的心小，盛不下事儿。如果那天，王小妮不来，父亲不定会有多失望，他会接连几天打不起精神。看到我们了，父亲欢天喜地，说，你娘等着你们呢，都做好饭了。

　　那天的姜没拿成。燕子不让。燕子说，刚过年，价钱平平，才四五毛钱一斤。父亲说，她不让拿最好，但咱得有个态度，不然，显得咱不懂事。那天就拿了两桶姜，看看姜的成色，然后，洗干净了，准备让王小妮带着。王小妮家，不秧姜，他们村的地不行，虽然我们两个村隔得不远，就隔了一道岭，但岭南岭北，却是两番天地。早些年，王小妮家的村子，人都穷得不行，是被耻笑的对象。她们村的人，是最早出去的，老一点的，去了北京，在小区里，公园旁，去市场的路上，卖些姜蒜花椒大料什么的，年轻的，进城了，进厂了，有的学了手艺……那时候，我们村的人神气得很，不屑得很。哪里能想到，不消几年，形势就有了大反转。她们村的房子，一家比一家盖得好，可着劲儿的漂亮着，让人晕了头，花了眼。我和王小妮刚定亲的时候，岳父吸着烟，灿烂地笑着，说，你们村，秧姜，不行。又说，看看这几年的发展，你们村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结果成了坐吃山空立地吃陷，死气沉沉的。

　　岳父的话，让我自卑着，也萌生了想进城的念头。回家婉转地讲给父亲听，父亲沉吟良久，叹息道，等两年吧，等你和小妮结婚之后，我就不再管你了。那时候，我感觉到了父亲的自私。我顺顺当当的成家，哥哥毕业后顺利地找到工作，父亲就完成了任务。在这之前，我就得安分地待在他的翅膀下面。父亲说，再急，也不在乎这两年，这才是最关键的。

　　我迫不及待地告诉母亲，王小妮是怎样随我来家的，过程是有趣的、刺激的，像是一次冒险的特务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拐了人家的女儿来。父亲在旁悄悄地听着，站在院子里的他，忽然使劲儿地张开了胳膊，尽力地舒展着腰身，然后揉着眼睛，说，阳光真毒，照得眼疼。

　　9

　　那一次，王小妮在我家住了几天，都没有想走的意思。母亲笑着叹着对父亲说，这个小妮啊，有主心骨儿。父亲说，这样不好吗？这样才好，才是正经八百的事情。我却犯难。王小妮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就是要我进城去，不拘干什么，扎住脚儿，然后，她也去。我没有进城打工的经验，我面对的只有土地。对于进城打工，我有一种莫大的惶恐，虽然也想，只是想想罢了。王小妮说，啥事都是学的，不走这一步，你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王小妮讲起了她的父亲，她说，俺大刚去北京的时候，就带了去的火车票，晚上睡在火车站，后来就找到了门路，做些小买卖，哪一年不挣个一万两万的？天。一万两万？想想我们家秧姜，哪一年不都是仅仅维持花销吗？维持着，盼着，就为了等姜价起来，一夜暴富。我心动了。王小妮又说，别说爹娘混得不好，就是混得好了，也是他们的能耐，以后还得靠咱自己，你就想在家里秧一辈子姜、种一辈子地吗？王小妮说得句句在理，可我还是怕，或许这也正是父亲的担心。我们村有这样的例子，邻居王大鹏，定了亲就和媳妇去了城里，去的时候是俩人，回来就剩下王大鹏一个。王大鹏把媳妇弄丢了，鸡飞蛋打了。

　　我不能这样和王小妮说。我只是哼着哈着的。王小妮却等着我表态。一家子人，吃着饭，王小妮忽然歪着眼睛看我，眼神里的笑意，是期待的，更是鼓励的。我佯装看不见，或者是看她一眼，装着不懂，没心没肺地说，王小妮，咱大做的鱼真好吃。王小妮，这个藕合不错，香。父亲是二把刀，就是帮厨，农村人家的紅白大事，厨房里总有父亲的身影。父亲的手艺，在王小妮来家的时候，尽情地展露着。我对父亲说，王小妮不是客人，天天做那么多菜干吗？父亲微微笑着，说，高兴呗。咱自己不吃，谁吃？父亲确实是高兴的，自从姜获得了大丰收，父亲的眼神里，都是和煦的光芒。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坐着喝茶，父亲说，别管今年这个姜卖个啥价，咱都应该高兴，因为从今年往后，每年都能秧好，都能有好收成。父亲有了底气，自信了。有了好收成，才能逮着机会卖好价，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收了，就是有了，这个收，在于父亲，不光是姜收了，还有就是，他会秧姜了，他能秧好姜了，他掌握了姜生长的规律。会了，有了底气，父亲的做事，从容了。

　　我却没有底气，陷入了困境。王小妮一再催我，已经有些失望了。我犹豫着。母亲忽然喊我，说你大在外边等你呢。阳光很好，父亲看到我，先自笑了笑。大多时候，父亲对我、对哥哥，都是微笑的。父亲的笑容里，有了忧虑。父亲问，没事吧？我说，没事。又问，小妮家没事吧？我说，也没事。父亲松口气。他没有看我，他一直在看着远方。父亲一直是这样，他不会用眼神逼视我，他只是用心感受。阔远的田野里，梯形的田地，像一个一个的台阶，起伏的马路蜿蜒着，显得平坦、光滑。

　　父亲说，我这多半辈子，真成了井底的蛤蟆，没见多大天。年前去燕子货栈拿钱，见到那一抽屉的钱，我想了好多事儿。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去城里，也是好事，闯荡闯荡，长长见识，说不定就混好了。混好了，也不等于你有多少钱，是你有多大能力，有能力才有世界。

　　父亲经常说的字是天，挂在嘴上的词是世界。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他的世界里，只有田地和秧姜。我怔怔地看着父亲，父亲的神态里，慈祥中隐含着落寞。父亲老了。秧姜没能让他一夜暴富，却让他，在有能力秧好姜的时候，看到了另一番天地。

　　那应该是，属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