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暄

　　1

　　母亲说，这鬼节旮旯的，开车慢点。

　　儿子诧异：今天为什么叫鬼节？

　　我说，鬼节是咱老百姓的话，你们书本上叫中元节，说这一天是鬼赶集的日子。

　　儿子喊道，哇，满世界的鬼，那多可怕啊！

　　母亲说，是呢，多少孤鬼野魂伏在路边，所以开车慢点嘛。

　　我笑了，细细从头给他解释。

　　其实不单儿子，很久之前，我也认为“鬼”就是那种耳熟能详青面獠牙披头散发的可怕怪物。这种认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何以如此却说不清楚。直到有一天，听大人说，人死后即为“鬼”，包括自己的亲人，讶异之下，才修正并丰富了我对这个词语的认识。比如烧香，讲究神三鬼四，也就是说敬神仙要单数，敬祖宗却要双数——神与鬼，不过是我们身处的花花世界之外的虚幻世界中两大不同族类罢了。死去的亲人要赶集，我们孝子孝孙当然得烧化纸钱给祖宗做辎费盘缠。

　　于是，这一天，连带此前的清明，此后的十月初一（送寒衣的日子），成为乡俗中一年三次祭祖的日子。在外游子，无论贫富贵贱，工作或是远嫁，倘能赶回来，定要赶回来的——于自己而言慎终追远，于乡民而言，衡量你是否忘祖背宗。

　　但一般仅限于子辈，父母当家不在了，你才须回去。

　　儿子说，这不爷爷奶奶活得好好的吗？

　　我说，可爷爷奶奶的父母都死去了。我回，是给他们做司机；你回，是跟我回家玩儿，顺便给祖宗磕个头，让他们在那个世界保佑你。

　　儿子若有所悟。

　　先把母亲送回她娘家地儿，我们爷孙三人一道回老家。

　　照例先到二伯家。

　　起先，我们总觉得先去大伯家好些，因为论关系，我们更亲密些。但二伯家住村口，是进村的必经之地，绕过去直奔大伯家，有厚此薄彼之嫌。都是弟兄，何必明显分出亲疏？在我年纪小家里还没买车子的时候，父亲是骑自行车回家，昭然显然，沿路会有乡民和你打招呼。即使后来车厢能把人隐在里面，仍怕人说道，慢慢成了规矩，习惯。

　　父亲兄弟三人关系颇为复杂。我爷爷娶了丧偶的奶奶，成为大伯的继父。婚后，奶奶多年没有生养，爷爷从一个表亲家抱回二伯做养子。这样，大伯仍随自己的亲生父亲姓吴，二伯随爷爷姓钱。谁想多年之后，奶奶给爷爷生出了亲生子，这就是父亲。

　　依父亲的话，大伯“苦了一辈子”。二十来岁时，大伯母患肝癌去世，留下两个孩儿，艳华中华，一男一女。一个家没有女人自然有诸多苦楚，但拖两个“油瓶儿”能否找下女人姑且不说，即便找下，也唯恐孩子受气。当时爷爷业已去世，奶奶却依旧身健。父亲工作在外，二伯父又是养子，如果大伯跟从奶奶一道生活，既能尽孝道解奶奶后顾之忧，又能让奶奶替他操持家务解丧妻之苦。这样，大伯照顾奶奶直到终老，两个子女渐次长大成婚，续弦的事再未提及。

　　大伯年长父亲十来岁，父亲从小在他庇护下长大，二人感情本就不浅，加上后来大伯实际上替自己尽了孝道，父亲更是感恩戴德。与此相比，与二伯的关系，就显得疏了。

　　何况，两家还有过一些过节。

　　我家和二伯家的恩怨，起因于房子。爷爷死后，在亲戚和大队干部的主持下，奶奶给子嗣们分家产。大伯因为继承了自己亲生父亲的房产，所以爷爷的房子只在二伯和父亲之间分配。房子一偏一正，偏房为东屋，正房为堂屋，都是土改时爷爷分得的家产。堂屋冬暖夏凉，不消说，谁都想要。

　　各诉理由。二伯说自己是长子，父亲说自己是亲儿。按一般道理，应该分给长子的。但奶奶说了，生下父亲后，爷爷曾想把二伯退回去，而且与他的生父生母达成了协议。只不过二伯已经在这个家庭长大并有了感情，自己赖着不走才形成当下局面。这么一来，堂屋还是分给了父亲。细究，肯定有奶奶偏袒父亲的原因。

　　二伯是个憨厚人，但二娘是个极其厉害的主儿，她哪吃得了这亏，咽得下这气？仗着父亲不常在家，寻各种机会对母亲指桑骂槐，甚至有一次还寻了个茬儿大打出手。母亲身架不小，可性格懦弱，在这个冲突中吃了大亏。有人瞧不过，捎信给外地的父亲，父亲闻讯匆匆赶回，揪住二娘的头发，把她一把甩在地上，替母亲出了口恶气。这个事件后，两家更是隔墙相睨。

　　当时分家产时，厕所归了那头，说好我家在打好茅厕之前，两家共用。二娘心歹，动不动在茅厕口扎荆棘，让年幼的我总是被棘刺缠住不能迈步，只好放声大哭向路人求救。

　　后来，还是大伯和父亲一道帮我家打了茅厕。

　　父亲和二伯毕竟还是弟兄，低头不见抬头见，该说话说话，该办事办事，面子上倒还说得过去。

　　二伯为人不坏，可惜是个怕老婆的主儿，翻不出二娘的手。

　　2

　　大伯原先住在坡上，后來也搬到了坡下，与二伯家没多远，百十步路，但相距村口，还是远一些。

　　他买的是别人家的房子。

　　说起这座房子，需提及一件往事。

　　我们钱家庄西北角最边处的建筑，是两座茅厕，茅厕之下，是二十多米的深沟。远远望去，茅厕就像挂在悬崖边上。

　　三十年前，在这两座茅厕旁，发生过一起血案。

　　两座茅厕，分属于钱根太和钱老靠两家。两家是对门，所以划宅基地时，茅厕被划到一起。

　　茅坑打好后，却没有材料做茅墙，于是分别找玉米秆插在地上围成篱笆状，这在当年农村是最普遍不过的事。

　　这样比邻而居的两家，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两家都没儿子，于是各选一个闺女招赘了女婿。两个女婿也有共同点，都是村里公认的好后生。

　　不同点是，钱根太的女婿大国身材短小粗壮，一把好力气且吃苦耐劳。钱老靠的女婿军军白白净净，谦逊内敛，好似一个大闺女。

　　却是这两个好后生发生了纷争。先是争吵，后大打出手。几个回合后，大国突然冲回家取来一把尖刃刀，照军军腹部扑哧一下，军军躺倒在地，后来没了气。

　　纷争的原因，是老靠家终于攒够了修茅墙的材料，于是拆掉原先的玉米秆围篱。在修中间隔墙的时候，大国认为军军越了自家的边界，于是就吵，就打，就发生了血案。

　　杀人偿命，大国被警察抓走了。

　　大国被抓走的那个时刻，我们正在学校上课，没能亲眼目睹警察是怎么抓人的。后来口口相传，也大致清楚了所有情节。那时的警察特牛逼，抓人不要铐子，用绿豆绳，五花大绑。绳子三下两下在胳膊上绕来绕去，最后在手腕处打结，然后使劲一抽，人“啊呀”一声就弯下了腰，再也直不起来。

　　对恶人这样，老百姓自然拍手叫好。可这样对待大国，有些村民就不忍心或看不惯了，说这个后生虽然杀了人，但平素确实是个好后生，求警察给放松些。警察尚在迟疑，求情突然变成了群情激愤，警察见事不好，顺水推舟，就给松了松，直松到大国能够直起腰来。大国跪下，给根太磕了个头，随警察走了。

　　后来事情发生了逆转，村里人联名上书，要求保大国一条活命。理由是，老靠家茅厕的隔墙的确超越了两家边界。早在插玉米秆围篱时，根太家就提出抗议，协商未果还找过村干部。因为围篱已经插好，老靠信誓旦旦答应有一天打砖墙时调整过来。可是真到了这一天，他终是食言了。他的食言，让柔弱的军军当了替罪羊。

　　理由站得住理说得出口。推动事情走到这一步，还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根太在村里为人明显比老靠好，谁家有事只要唤一声，他准会去给你帮忙。等招了更加勤快的女婿，爷俩一起去。

　　这个事情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是钱二厘，他是我们村的小学校长。我们村是崇尚文化的，所以老师，不管公办民办，都很有地位，更别说是校长了。因为二厘的身份和地位，他家的农活几乎被根太给包了。既然根太遇到了难处，他投桃报李，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他的地位衍生出的号召力，加上事情原委是非明了，全村大部分人都在联名书上签了字捺了印，并派代表送到了法院。果然，后来大国只是被判了个死缓。缓刑到期后，直接改判为二十五年。据说缓刑之后，应该改无期，为何能越过坎儿，就不得而知了。依根太的说法是，孩子表现好。

　　军军死后，媳妇儿仙梅改嫁到了外村。至于为何不再招赘，村里人说他家没脸了。我觉得这话也不太公允，也许是人家正好遇到了合适的人，可男方不愿招赘过来。嫁过去之后，又把老靠两口子接了出去，这样房子就空了。再后来，老靠老两口相继去世。仙梅回来打理后事，想卖掉她家那院久空未住的房子。

　　当时，大伯父的孙子凡凡业已成人，娶妻在即，凭他们原先住着的狭小阴暗的吴家祖房，是不可能招来媳妇的。听说仙梅要卖房，他们赶紧托中人说合，最终成了这座房子的主人，和根太成了对门。

　　大国入狱后，根太告诫闺女菊叶：大国是为咱家坐的牢，不管我睁眼闭眼，你绝不能动改嫁的念头，要死等人家回来。菊叶也是个孝顺闺女，便死等，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3

　　钱二厘住我家对门。

　　他最初是一个民办老师，后来逢上政策，落实了公办，因为资格老，三弄两弄当上了校长。学校没多大，老师三五个，学生七八十，可那也是校长，在村里是个人物。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

　　当初上小学时，我顶顶羡慕他们家。尤其是元旦，我们称作阳历年，学校会组织大会餐。每个学生交一棵白菜，两根葱，四个土豆，剩余的东西由大队采买，中午会吃香喷喷的过油肉汆汤，上面漂满丸子、肉片和豆腐，下面卧着滑溜溜的粉条——这些都是稀罕东西，平素在家吃不到。说是会餐，饭菜却是打回去吃，每人一大马勺，几乎能装满一饭桶，外带四个净白面馒头。所以说，这天不单是我们小孩子欢喜，简直称得上全村人的节日，只要家里有小学生的，都能打个牙祭。汆汤、馒头提回家，母亲准叫我给大伯父送去两个，因为他家已经没有小孩子，堂哥堂姐都长大了。四个馒头变成两个，全家人再分着吃，几口就没有了。钱二厘家就不同，他三个孩子，老师还能打双份，结果汆汤一大锅，馒头半簸箩，上顿吃，下顿还有，眼气死个人！甚至，他家的孩子连菜都不用交，因为他是校长。

　　但这个校长，对待老人着实不大好。

　　大冬天，寒风凛冽，钱二厘的父亲元宝老头会擦身进入我家虚掩的大门，颤巍巍来到厨房门前，掀开暖帐就往灶台上瞟。母亲知道，老头准是饿了，于是炉火边有温着的红薯、剩饭什么的，赶紧拿给老头吃。老头嘴上推却，其实早迫不及待了。吃完出门的时候，他会打开一条门缝朝对面瞅，见自己家门口没人才敢出去，就像做了啥羞愧事。但凡这个时候，母亲也很紧张，生怕被对门瞧见因此闹下意见。

　　我那时小小年纪也感慨，钱二厘不是老师么，他对待老人都这样，还怎么教学生！还有那三个孩子，平常和我玩得都很好，他们就不知道心疼爷爷么？

　　在教育子女上，钱二厘可能是尝到了做老师的甜头，所以矢志不渝让自己的孩子也当老师。那时中專还包分配，他走捷径，坚持让两个儿子初中毕业直接考师范。大儿子爱军第一年没考取，复习一年，如愿以偿。毕业后在一个乡中学做老师，并娶了同校一个女老师，夫妻同道，举案齐眉，挺好。二儿子爱民走老路子，复习了两年都没考取，第三年再复习，分数线达到了，却命不垂怜，那年的师范院校只招应届生，无路可走，只好继续读高中，三年下来又没考取大学，年龄已经不小，不想再读，就回了乡。后来招赘给别人家做女婿，老丈人有点小本事，给安排了份工作，在乡供销社，手续办正了，一来二去又到了县联社，进了城。闺女爱霞最小，考了会计学校，毕业后应聘在一家商场做收银员，嫁到了城里。

　　三个子女都算出息，钱二厘更得意，走路的幅度都比以前大，虎虎生风。

　　4

　　我读高中的时候，二伯家出了一件事。

　　他的二儿子小抓考取了驾照，受雇一个私人家开面包车拉客人跑运输。一次操作不当，车翻沟里了，一死若干伤，还有个人成了植物人。因为实在赔不起，作为肇事司机，他被逮捕了。

　　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自然无关系可找，整个家族中，唯有我父亲在外面工作，虽说只是个工人。急病乱求医，二伯找到父亲让想想办法。父亲义不容辞，虽然自己人微言轻，但毕竟有几个混得不错的同学。托关系，找路子，百转千回，总算给法院说上了点话，最后轻判，两年。

　　此外，还借给二伯六百元钱。母亲虽然老大不情愿，但并未阻拦，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那时，六百元钱算大数了，父亲三个月的工资。

　　出事时，小抓已娶妻生子。坐监后，媳妇儿就在二伯二娘的庇护下过。婆媳关系本就难处，又没有男人从中周旋，一些小的不愉快就结成了疙瘩。等熬到时日小抓出狱，媳妇见了男人，第一件事是告状，说公公婆婆在他离开的这段日子里如何刻薄寡情，眼泪汪汪，义愤填膺，也少不了添油加醋。小抓一怒之下，和父母断绝了关系，携媳妇住进了城里，再不往来。

　　监狱是一座大熔炉，能把人熔好，也能熔坏，小抓算是熔好了的——他在监狱期间，学习了修理汽车的手艺。怀技在身，他先是给一家修理厂打工，后来积攒了些钱，居然自己开了个小修理部，当起了小老板。几年下来，生意不错，在城边买了房。

　　虽然断了往来，但总有消息传到二伯二娘耳朵里。看着儿子因祸得福，二伯二娘倒也大度，说，不认就不认吧，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能逃出这个村子，是他们的造化。钱家庄，钱家庄，睁眼瞧瞧，哪家有钱？

　　但这个事情，完全改变了我们两家长期紧张的关系。那时我们全家已经搬到了父亲工厂去住，回老家只在过年时走亲戚和三个特定的日子回家烧纸。起先走亲戚时只走大伯家，这事之后，加上了二伯。

　　一次弟兄妯娌聊天，情到深处，二娘突然用手打着自己的脸向母亲道歉，大家一起唏嘘过往岁月，冰释前嫌。

　　虽然在感情上还是和大伯家亲，但大伯住坡上，二伯住村边，所以此后回家，第一站先停留在二伯家——他们的接待自然异常热情。稍事停留，再去大伯家，直至大伯搬到坡下也是这样。

　　5

　　有一段时间，钱根太突然和我们家走得很近。

　　在我没考取大学之前，我家一直种着地，主要靠大伯父帮忙，劳动量大的时候，再请几个和父亲处得不错的人。

　　有一次，钱根太到工厂找到父亲要几根锯条几张砂纸。这对父亲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因为父亲帮这么点小忙，再到农忙时，他自告奋勇来给我家帮忙。

　　中午吃饭时，又谈到生产队时候的事。那时因为父亲在外地工作，我家属于“投资户”，母亲一个人去地里劳作，同样一个人，却只能算半个工分，所以我家一直欠队里的，粮食不够吃，很是艰难。根太就和父亲感慨，那时咱两家关系能处这么好就好了，咱照顾一下还不是轻而易举？

　　这并非虚妄，那时根太是生产队队长，有这个权利。

　　后来大国做了根太的女婿后，爷儿俩经常一起过来给我们帮忙。记得一次推碾子加工面粉，我和母亲吭哧吭哧慢悠悠地转圈圈，大国正好路过看到了，二话不说就把手搭在碾杆上，碾子瞬间转动得无比轻松，真是一把好力气！

　　我上初中后，母亲终于心遂所愿，随父亲住进了工厂，只是还种着庄稼，需在农忙时回去。根太照样来帮忙，不过那时大国已经进去了，他一下子老了许多，两鬓斑白。谈及往事，父亲母亲总是安慰他一番，劝他朝前看。他是个不遮掩的人，丁点快乐也能让他的面容大放异彩，比如探监闻听大国又要减刑了等等。他总是掐着指头算大国再过多少年就回来了——在我们看来，那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段，简直算得上遥遥无期。我们既为他发愁，又替他高兴。

　　我上了大学后，父亲厂子里发的粮食足足够吃，就不再回家种地了。但逢年过节回去，母亲总不忘提点东西去根太家看看，特别是过年，总不忘给大国的两个孩子塞一点压岁钱。

　　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在医院做医生。一次二娘打电话来，说我家老屋的门被撬了。我匆匆回去，果然，屋子里被翻箱倒柜翻了个遍，其实这么多年，稍稍值钱的东西已经被父母带走，损失也不大。

　　做医生的好处是，总会有乡亲生病找到你。我向来热情，能帮忙则帮忙，不能帮忙也赔个笑脸，所以在村里落了个好口碑。出了这件事，自然有人来围观。结果有人悄悄告诉我，可能是大国的儿子小强干的，那时他已经十三四岁，失了学，整天无所事事，东奔西窜，狗游豕逛。

　　二娘自告奋勇把小强叫到自己家里，我一训斥一咋呼，这小子居然承认了。问他赃物在哪里，他说藏在自己家。我就随他到家取东西。一进院子，根太正好圪蹴在墙根下晒太阳。我当时有点生气，觉得他们这事做得不大地道，子不教，父之过，既然孩子的父亲不在，他做爷爷的就得担当起这个职责，所以没像往常一样唤他声大伯，只说清事情缘由，让他眼看着孙子灰溜溜地把赃物给我拿出来。根太满脸尴尬，讪讪地笑着，不知该说什么。

　　我拿上东西就走了，故意让步伐显示出愤怒的情绪。

　　尽管父母分析根太老两口可能完全不知情，可也生气。他们以为根太会来我家道个歉，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来，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打。从此后，再回家时，他们就不再去看望根太了。

　　6

　　父亲的故乡情结很重，动不动就想回去看看，找几个熟人，唠唠嗑，叙叙旧，尤其是老了之后。母亲却恨透了这个地方，一嫁引来千愁，当年住在这里是无可奈何，总算有一天命运相济，逃了出来，简直不想再踏入这个地界半步。可父亲要回，她只好跟上。

　　“只好”二字，说得勉强。事实是，只要父亲回家，如果可能，她必要跟上——她要“监视”父亲，她怕父亲给大伯钱。

　　只要父亲打算回老家，他们之间必定会有一场争吵，这已成惯例，雷打不动。难解难分时，我得过去给他们调停，听他们各自诉苦，无非还是那些听烦了的老话，翻来覆去，毫无新意。

　　父亲回家，母亲会紧随身后，不给父亲一丝单独接触大伯的机会。

　　记得小时候，母亲对大伯还是非常不错的。受父亲教诫，也出于自己情感，我對大伯感情很深，小时候总在他家疯玩，比自己家还随便。只要大伯来我家，我必定要让母亲给大伯做“小锅饭”，哪怕我们家的“大锅饭”已经做成。

　　所谓“小锅饭”，即另起炉灶，食材和工序都比“大锅饭”精细些。母亲也不嫌麻烦，通常会满足我的要求。遇到吃稀罕饭，母亲也总是用容器盛了，让我一溜小跑给大伯送去。

　　母亲说，老大我不敢说歪，可他那些崽子，没一个好东西！她还举了许多例证，比如有一次，她实在没吃的了，拎个盆儿到奶奶家借粮食，粮食倒是借到了，临出门时，大伯的儿子中华说：就不怕吃死你！

　　我也探究过何以这样，其中涉及的事情过多，一言难尽，无非是从婆媳关系中衍生出来的恩怨是非，不说也罢。但这些事情对母亲伤害太深，而她也不能做到大度，所以到我们家日子好了的时候，她依旧耿耿于怀。

　　父亲一是觉得大伯早年丧妻着实可怜，二是那么多年家里的农活纯靠大伯，自己亏欠太多，所以还是寻机会接济大伯。这让母亲非常生气，他们之间的纷争，皆因此而起。

　　堂哥中华娶媳妇时，父亲答应借给大伯一千元钱。临到事头父亲去给大伯送钱时，母亲坚持要堂哥亲自向她来取，她只需他的一句软话。母亲态度无比坚决，这让父亲很为难。父亲弱弱地向大伯道出母亲的意思，大伯亦很为难，他没有胆量指派儿子。最后，没等堂哥登门，到底母亲先心软了，让父亲把钱给大伯送去。

　　我参加工作后，父亲给我做工作，让我怜恤大伯，逢年过节时给大伯丁点零花钱。我知道父亲的心病，也仗着母亲必会顾怜我的情绪，就依计而行。我的行为同样让母亲生气，她只是说不得嘴。

　　说不得嘴，却要旁敲侧击。我知道她话的用意，便劝慰她说，中华固然可恨，可咱不是为了大伯过得好一点么？母亲说，钱给你大伯我没怨气，老大是个好人。可我敢肯定，那钱你看着进了老大的兜里，可随后肯定会被中华要走，还是好过了那小子！

　　我说好过就好过吧，总是我一点心意，又没多少。悔不该的是，我索性以儿子的任性解决这个问题就罢了，她也拿我没有办法，偏偏我以为自己长大了，像父亲一样给母亲讲起了道理，说大伯常年给咱种地，我也是看在眼里的，父亲无非是因为心里有这个亏欠才这样，我不是照顾父亲的情绪么？

　　母亲说，我从小是你舅舅照顾长大的，我心里也有亏欠，那你也照顾一下你舅舅。

　　我没想到母亲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回了一句，舅舅不是过得好么！

　　母亲说，老大也过得不歪，中华在煤矿打工，每月能挣好多钱；艳华寻了个好主儿，一直填还她娘家人！

　　我偃旗息鼓，说好好好，这样，从今后，我给大伯多少钱，就给舅舅多少钱好不好？

　　母亲勉强同意——于其本心，她并不真想接济舅舅，且舅舅也不需要，她只不过想借此阻止我的行为，就说了这话。结果让我的花费从一笔变成了两笔。

　　父亲又有点不高兴了，因为一碗水端平后，似乎显不出我对大伯有多好。

　　唉，他们呀！

　　总有不能跟着回去的时候，比如烧纸这几天，母亲得回自己娘家。那她会提前几天做准备，想方设法耗尽父亲身上的钱。即便如此，依旧愤恨而不甘。

　　7

　　我结婚后，妻子对我如此照顾两边的亲戚大为不解。她也看出，舅舅那厢根本不需要照顾。我细说根由，她得知始作俑者是母亲后，颇有微词。当然，我照做我的。

　　和二伯一家走近后，我倒觉得母亲对二伯比大伯都好。比如有一年过年回家，二娘终于要还当年小抓出事时借我家的那六百元钱。母亲迟疑一下，稍事推却，接住了。等妻子出去后，她迅速又拿出那六百元钱塞给二娘。原来，她早就打定注意不要了，只是碍于儿媳，才采取了那样的方式。他们这代人，总是想得太多，一想太多，事情就变得复杂。其实遮遮掩掩，最会让人产生误会。

　　当年的六百元，能抵现在五六千。

　　我借着这个事情和母亲讲道理，说你连二娘这样的深仇大恨都能宽恕，为什么却在大伯这儿总是不能释怀？母亲说，我当然知道你二娘是啥人，可人家就是比老大会办事。你看，收秋打夏，总不忘让大抓给咱家送点豆豆颗颗的，你见他中华送过什么？

　　大抓是二伯的大儿子。

　　虽然母亲在说东指西，可说的也是事实。

　　当然，我知道，后来大伯越来越老尤其是堂哥结婚后，他根本做不了这个家的主。

　　而在堂哥眼里，这些日常小节似乎毫不必要。因为在一次笑谈中，他亲口说过这么一件事：某天大抓给我家送了点东西后，回村正巧碰见了中华。中华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给城里叔叔送东西去了，也许是被大抓那得意的神态给激的，中华居然说，你就送东西，叔叔也是和我亲！

　　父亲终于指出了堂哥做事的欠缺之处，他劝诫堂哥以后也要效仿大抓——“我不是缺那点东西，不过是想让你婶婶高兴么！”

　　大伯打算买仙梅家房子那段时间，母亲极其紧张，她生怕父亲偷偷给大伯钱。而且她隐约觉得，只要父亲给，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那段时间，她百般阻挠父亲以各种理由回村，回村也必定跟上。正当一边担忧一边暗自侥幸的时候，她无意中得知一个消息：某天下午，父亲与单位的一个同事去给公家办事时，顺路去了大伯的闺女艳华家一趟。

　　消息是这个同事聊天时一不小心说漏嘴的。母亲斩钉截铁断定，父亲是假借侄女之手给大伯送钱了。这个消息让母亲震怒，她不再顾及父亲脸面，向许多同事打听父亲除工资外最近工厂还发过什么钱没有。

　　平素，父亲按月将工资交在母亲手里，但这只是面上的收入，工厂时不时会有津贴、补助、奖金什么的，母亲毕竟不是父亲单位的职工，她根本掌握不了父亲到底能领多少钱。

　　居然打听出几笔，而她压根儿没见到。为此，她大病一场。

　　父亲振振有辞，说他只是正巧路过堂姐家，很久没见了，就进去看了看。至于母亲所说的那几笔钱，岗位和岗位不同，别人有的，他未必有。而他有的，别人却未必有。为此他还列了自己交给母亲的几笔钱，让母亲去打听别人有没。母亲才不相信这些鬼话呢，她让自己勇敢又受伤地病下去，通过惩罚自己来惩罚父亲。

　　至于父亲到底给堂姐钱了没有，我半信半疑。我也没打算去问，那会伤害父亲。

　　母親常说，你爸对中华比对你好多了——这话我当然不信。但母亲的生病，让我认清了一些事实。我明白，让母亲有生之年转过这个弯来是不可能的了。此外，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今后有无必要为了给大伯那一点对他几乎于事无补的小钱再让她生气？就算她在这种事情上不大通情理，可我让她生气就对么？何况，她生气是真实的，无比真实，根本不是装样子。

　　而且，她是我母亲！

　　孝顺，是孝和顺两个字组成的，孝有时倒简单，顺却很难。

　　8

　　大伯家在没买这所房子之前，曾提出借住我们家的房子。当时是堂嫂提出的，她说，以前还能将就，可现在孩子逐渐大了，两三代人住一起总是尴尬，村里又不批宅基地，要不也不会提这个。

　　我笑着回绝了。

　　在这件事情上，我答应过母亲。我不知道父亲听了我的话后内心是否隐隐生气，但我当时就那么做了，不由分说。

　　我说，咱们其他事情都好说，我也不会不答应，但房子的事，最好别提。

　　还补了一句：以后也别提。

　　堂嫂红了脸，堂哥事先浮起来的笑不知该如何落。大伯干脆把脸扭到一边。

　　房子，一直就是母亲的一块心病。

　　母亲跟着父亲随厂后，先在工厂里买了房子。我结婚时，又在城里给我买了套房子。村里人断定我们肯定不会回村去住了。于是，大伯家二伯家各自猜测我们会如何处置房子并暗自较劲迂回争取。

　　对于二伯家而言，他家房子足足够住，因为后来他们又修了一院，就是村边现在住的这座。特别是老二小抓断绝关系后，房子更不是问题。但他们不能容忍房子落到大伯家——他们时时刻刻记得，他们才姓钱。

　　最初，是二伯家先行一步。某次回家，二娘说他家厨房漏水，短期内顾不上收拾，问是否可以借用一下我们的厨房，父亲沉吟片刻答应了。堂哥岂会落后一步，再次回家，他立即抓住机会说他家有些杂物放不下，想借我家西屋（分家后补建的）放点东西，父亲也只好答应了。

　　两次母亲都在场，她黑着脸，没说什么。

　　当时没说什么，并不代表她没意见，隐忍到回家的路上，她就爆发了，旧账新债一并拈来，满腹怨气，牢骚不绝，责备父亲自作主张。父亲说，你不是没说啥吗？母亲怒气冲冲：我能说啥？偏偏让我当恶婆娘？

　　母亲说，看吧，下一步就瞄准咱堂屋了。

　　父亲也有一点心虚，怕他们真的得寸进尺，他对母亲说那样做只是事从权宜，并坚决答应绝不会让他们任何一家真正住进去。

　　父亲的承诺并不能消除母亲的顾虑，她不断把她的不安呈现在脸上，口中。我担心她的身体，就把这事揽到了自己身上。

　　其实，我有自己的私心，父母他们这一辈就不说了，走得再远，故乡理所当然仍把他们当自己人。可我，还有儿子，我们今后与村庄的联系其实只有这点祖产，我们得靠它在故乡扎下一条根——如果他们真别有居心，房子自然好借难收。

　　于是，堂嫂提出借房时，我果真这么做了，不留一点回旋余地。我忖度过这个事情，我不怕惹他们，我的职业、我的人脉是我的依仗，他们总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他们不会情断义绝，因小失大。

　　没想到我的拒绝还是带来一些反应。再次回家，我们在二伯家待了一会后去大伯家。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只有大伯的孙女佳佳在，当时她约莫十二三岁，正窝在椅子上傻乎乎地看电视。她瞟一眼是我们，屁股都没抬，也没打招呼，继续看电视。问她人都去哪了，她说不知道。问什么时候回来，还是不知道。我们就坐下等，等了一会，她发话了：告你们说人不在，还一直在这干什么？我倒还沉得住气，父亲生气了：小小姑娘怎么说话呢，大人就没教过你？她嘴一撇，就这么说话，你管不着！

　　我刷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对父亲说，走！

　　我们又折回了二伯家。

　　母亲自然义愤填膺地陈白此事，二伯二娘哪能失去這个绝佳机会，举一反三添油加醋诉说了中华和他媳妇的种种不是，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小姑娘懂个屁，还不是大人教唆的！

　　母亲对父亲说，瞧瞧你常年喂养出的白眼狼！父亲面露惭怍，也无话说。

　　大概他们感觉无望了，后来才盘算开了买房子的事。

　　当然，父亲毕竟是父亲，虽说这件事情不免让他生气，但较之母亲，无论程度还是持续时间都不可相提并论，不久之后，他就乐得找理由为他们护短了。

　　心里一有疙瘩，什么都成了事情。每次回家，提什么礼物也会成为他们争吵的一个引子。

　　虽说现在家境好了，但他们毕竟过过苦日子，所以在钱财上着实是极其节俭，极其看重的。母亲意见是，咱们不就是回个家吗，又不是过年走亲戚，为什么必得提东西？父亲说，大长一年不回几次，空着手好意思么，邻居们会怎么看？他们各抒己见，各不相让，最后还得我调停。在这种事情上，我总是劝母亲看开点的，不就是百把元钱的东西么，你们心疼，我出！

　　母亲说，你的钱也是钱！

　　9

　　为了一劳永逸解决老屋的事情，前几年我专门找了装修工人，把里里外外装修一新。

　　我对父母说，再有人问房子，推我身上就行了——你们说房子是孩子装修的，花了一大笔钱，我们老了，做不了孩子的主。

　　母亲说，你把房子收拾妥当，不更是给人家趁了个好？

　　我说，收拾得这么好的房子，可能给别人么？

　　母亲终于安心了。

　　离开太久，水电都不通，便从钱二厘家隔路引了过来，竣工后想付他点钱，他没要。

　　我没空一直盯着，过程中只不时回去看看进度。拆土炕的时候，二娘跑过来神神秘秘对我说，这当年是地主的房，据老辈人讲，炕里可能有真家伙，可别让工人给顺走了。我问是啥真家伙，她说当然是珠宝银元了。我不大相信，大度地说，那拆的时候你看着。

　　当然没有。

　　堂屋炕头下煤窖里，还有母亲藏着的大块炭，那是她当年舍不得添火省下的。西屋是大堆的木头柱子和木板。腾屋子时，我自作主张把这些东西让大伯二伯两家分了。母亲说，这些都是你舅舅在煤矿上班时给咱家顺来的，原还想着能打套家具，都好过他们了。但这次母亲似乎特别的通情达理，没有像往常那样叫嚷。

　　看着那么窄的屋身，那么小的土炕，我都怀疑当年怎么能躺下像父亲母亲那么大个子的人。母亲说，我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和你奶奶、大伯都住在一起，我在这个炕，你奶奶大伯在那个炕。

　　我疑惑那么多人一个炕上怎么挤。母亲说，你大伯和孩子睡炕，你奶奶睡横头。你大伯晚上经常睡不着，就点着煤油灯看小人书，看累了就唱小曲儿，唱到大半夜也不睡，我也不好意思吭声。

　　不可想象。

　　我小时候顶喜欢大伯唱小曲儿，上地的时候，他用担杖挑着两只箩头，摇摇晃晃，一路走，一路唱，我紧随后面，乐不可支。

　　记忆最深的有这么两曲，一曲是：

　　走走走，跑跑跑，

　　来到姑州。

　　一口气，上不来，

　　塞住咽喉……

　　另一首是：

　　嘞得嘞嘚嘚呀，

　　敬你酒三杯呀，

　　喝了这杯酒啊，

　　再与你打嘞嘚呀……

　　声调抑扬顿挫，他反反复复地唱，我竟也不嫌烦。

　　等房子里外焕然一新，我专门拉妻儿回老家看了看，他们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欣喜。我这才明白，这只是我的故乡。儿子倒是对堂屋门口的门墩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我说过，我小时候就趴在那上面写作业。偶尔进不了门的时候，还在上面打瞌睡。他就趴一会儿，靠一会儿，演示并体验我当年的感觉。

　　因为我后来考取了医科大学，且我们整个家庭后来的境况蒸蒸日上，村里人都说我家老屋风水好，我也乐得相信，这也是我翻新老屋的另一个原因。

　　10

　　一次我回家看父母，在大街上突然遇到了钱根太，当时他手里提了两大捆菜步伐匆匆。

　　这次见面，距他孙子偷东西那事已过去好多年。乍一见面，我们都迟疑了一下，还是我先浮出笑脸问他做什么。他说他就在前面不远处一个厂子做厨子，并称早想去我父母家看看了，可苦于不知道住在哪里，也没有电话。我赶紧给他指明住处，其实离他打工的厂子没多远。他让我先代他给父母问声好，说有空就会亲自过去。

　　果然没几天，他就提了一食品袋他亲手炸制的丸子去瞧父母了。双方心照不宣，往事谁也没提，他们的友谊又恢复了。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根太空闲时会时不时溜达过去找父母聊天，说一些家乡的逸闻趣事。

　　又过了一两年，父母随我住进了城里。某天，根太突然在闺女菊叶的陪伴下来到我家，身体消瘦，愁容满面。原来，他在半年前检查出食道癌，本来不想花钱做手术，就这样捱下去，可这段时间连吞咽流食都困难，在家人的百般劝说下，这才进城瞧病。

　　他悲戚地说，人迟早一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我就是想等大国回来。

　　据他说，大国余刑不到两年了。

　　父母赶紧劝他，说现在社会多好，即使农民看了病也能报销，实际花不了多少钱。菊叶也随声附和，就是就是。

　　我赶紧利用我在医院的便利，安排他住了院，做了各项检查，并给他寻好了主刀医生。手术定在第三天上午。

　　回家后，父母非常关切根太在医院的情况，我一一做了汇报。母亲叹口气说，这种病，两年怕难熬，古话说得好，树叶生，树叶落，树叶落，树叶生，左不过半年的事。当时正时值秋天，窗外落叶飘飘。我以医生专业的角度反驳了母亲，说术后癌症病人活五六年七八年多得是。父亲同意我的观点，他的依据是，根太有盼头，有盼头的人，往往能支撑着活下去。

　　第二天晚上，根太在医院待不住，又一个人跑到我家来。母亲专门给他做了鸡蛋汤，他艰难地喝了小半碗。后来又聊起了大国，他说大国整个坐牢期间，先后减过两次刑，所以前后实际只需坐二十二年。算到今年，已经二十年过去了。大国的儿子小强，如今已是二十五的大小伙子，閨女小芳也已二十三岁了。

　　不幸的是，今年春天，他老婆突然中风瘫痪，生活不能自理。随后祸不单行，他又检查出了癌症。

　　父母就随他叹息。

　　他坐到很晚才走，父母答应他明天上午手术后，就到医院探望他。他说已经这么给你们添麻烦了，有咱侄子在，还省了不少钱。你们能去看我，我当然高兴，求之不得，可不兴提东西啊。

　　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客厅电话突然响起来。当时我已经躺下了，是父亲接的电话，原来是菊叶，她哭着说他爸不行了。父亲大惊大惑，赶紧叫我起来，我听了也大为诧异，感觉不可能啊，刚才还好好的。

　　我们爷俩就一起往医院跑，到了医院找到他的住院医师，才知道他突发心肌梗塞，登时要命，连抢救的机会都没给。

　　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摆在眼前，按我们老家的规矩，一个人死后是不可以进村的，怕给全村带来晦气。菊叶无论如何要把父亲运回村去。我赶紧找同事调派来一辆救护车，我和父亲、菊叶及医院几个护工一道把根太抬到救护车上，给他挂了吊瓶伪装成还在输液的样子，让车子连夜往村里跑。

　　父亲赶紧给二伯打电话，他一边哽咽，一边通报根太的情况，让二伯招呼人在村口等着，好把根太抬回家去。“前一个小时坐在我这里还好好的，说不行就不行了，”他不忘加一句：现在还有最后一口气，好歹能支撑着回去。

　　看到救护车里根太的模样，在村口等着的人心照不宣，没人纠缠他到底是否还活着——这是这个热心人最后的福报——他到底没等到女婿出来，自己先走了。

　　又过了一年，一天菊叶在地里劳动，突然栽倒在地，随后亦半身不遂。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到了儿子小强和闺女小芳身上。小强外出打工挣点零花钱，小芳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双双瘫痪的奶奶和母亲，日子将就着往前走。

　　11

　　就像二伯经常说的那样，钱家庄，钱家庄，名字好听，可几家有钱？于是，本村闺女争着往外地嫁，外村闺女都不愿嫁到这个穷地方来，导致村里后生们紧划拉慢划拉找不上媳妇儿。

　　解决方法有三种：一，在镇子里买商品房，等于从村子里迁了出去，这是上策，需要一大笔钱。不是每家都能做到，却是每家共同的理想；二，给别人做上门女婿，这是中策，得父母开明，且膝下有两个男孩；三，从贵州、云南等偏远地方“买”媳妇。这里的买，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拐卖，有人专门做这种生意，女方父母得彩礼钱，牵线人得中介费。你以为咱这地方穷，还有更穷的呢，那里的姑娘们乐得嫁到这个地方来，所谓一山更比一山穷。

　　大伯家也是这样，虽然买了房子，暂且解了后顾之忧，可孙子凡凡的婚事仍是老大难问题。

　　因为和根太住了对门，就有人出主意，不妨把大国的闺女小芳给娶过来。自从根太走了、老婆和闺女双双瘫了之后，小芳实际担负起了家庭内务的重任，家里离不开她，所以她出阁的日子一拖再拖，而且，也绝不可能像别的姑娘那样嫁到外地去。

　　其实堂哥堂嫂也有过这个念头，再思虑，结这么一个亲家，太拖累人了，所以一直没把心思说出口来。

　　有一段时间，凡凡在外地打工，居然带回来一个姑娘，晚上两个小青年就住在一起。小姑娘盘儿靓条儿好，把堂嫂乐得合不拢嘴，每天不重样地盘计给人家做什么好吃的，临走那天还塞给人家一千元钱，盼着姑娘下次再来。

　　满怀希望最终落了空，人家姑娘父母死活不愿意。

　　一次堂嫂和我聊起这个事，说凡凡要是在那段时间能让姑娘怀上孩子生米煮成熟饭多好啊。她每天企盼着，有一天忍不住翻了翻姑娘的包，包里有安全套，姑娘精着呢！唉。

　　再拖就成大龄青年了，于是再有好事者来给凡凡和小芳牵线时，堂哥堂嫂答应了。那头工作很好做，说不定人家也早就瞄准凡凡了，唯有嫁给凡凡，出阁顾家两不误！

　　只是在最后关头，在家实际主事的小强多要了一萬块彩礼钱。堂哥堂嫂能理解，能接受。

　　和那个姑娘相比，小芳长得粗笨许多。凡凡办事时，我没有回去，据母亲说，凡凡流着泪对她说，奶奶，我真没想到自己一辈子就这么被交待了。

　　凡凡这个孩子憨厚，不像他妹妹佳佳那样刻薄，我还是很喜欢他的。

　　凡凡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可新问题来了。小芳嫁过来后，因为凡凡依旧在外地打工，小芳平素仍住在自己家。即使凡凡在家的日子，小芳白天也仍在那边忙活，只在晚上睡觉时才过来，从未在这边干过一点家务活。对此，堂哥堂嫂颇有不满，也无可奈何。

　　等小芳坐了月子，更大的问题来了，堂嫂除了照顾小芳，做饭还得多加对门两三个人的。后来渐至成了习惯，小芳出了月子也这样，因为不管小芳还是堂嫂，总得有一个人看孩子，那头依旧没人照顾。

　　堂嫂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她心里堵得慌，万物万事不顺眼，又不能摔锅撂碗显在脸上。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她也外出打工了——家里撇给你，看你咋样？

　　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国刑满出狱了，那头有了主事的人，堂嫂走得更加放心了。

　　起初，一帮亲戚分析，堂嫂的走，客观上能解决小芳的“懒”。

　　12

　　坐下后，二伯和二娘讲起了钱二厘家的事。

　　钱二厘是前些年退休的，退休工资三千多。三千多在农村是个大数字，好几亩地的年收入，还得收成好。国家给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发开养老金后，每月几十块，大家心里就乐开了花，老人们暗地里都说，政府真比亲孩子都亲——再想，三千元是什么概念！

　　这样说还不够厉害，要说一年三四万，听起来就厉害多了。所以，退休后的钱二厘比在学校时还意气风发。夫贵妻荣，钱二厘老婆在村里的面子也足得不得了。

　　命运突然给了他们打击。三年前某天，县教育局组织农村退休教师进城全面体检，偏偏在这次体检中，钱二厘查出了胃癌。钱二厘说，他奶奶的，这次体检好像就是专门糟践我的，工作几十年，未见有过什么体检。这次过后呢，也再没有这样的举动。嗨，瞄准似的，偏偏朝着我来了。

　　二伯说，这不是浑话么？

　　在医院做了手术后，钱二厘就不在村里住了。大家都说，那么盛不下的人，得了这样的病，面子怎下得去！嗨，人家有本事，孩子都在外面，想住哪家住哪家！

　　这话给人的感觉，就像皇帝临幸三宫六院，想去哪去哪。

　　结果，前些日子，钱二厘夫妇回来了。钱二厘窝在家里不出来，他老婆却待在街上不回去，一股劲地诉说孩子的不是，拉住一个算一个，很快围了一大群人。她一会儿声泪俱下，一会儿义愤填膺，唾沫飞溅，细枝末叶，无一遗漏，欲罢不能。

　　最初住在闺女爱霞家，闺女女婿倒没说什么，是他们自己住得不好意思了，毕竟还有两个儿子么！他们就先去城里二儿子爱民家，二儿媳端出一大堆理由，左一个不方便，右一个不方便，总之是想把他们往外面推。钱二厘说，不白住，给你们钱。谁想二儿媳说，别，我们给你钱也行，只要不在我们这里住。还不尽兴，又补了一句，爱民是招到我们家的。话到这份上了，还怎么赖下去？于是就到乡里大儿子爱军家，倒是住下了，但大儿媳脸色也没好到哪里去。居人篱下，只好忍。一次话说顶了，儿媳就摔门，摔得好大声，那种示威式的摔！钱二厘老婆没忍住，追出去骂。人家才不服软呢，抬手就给了她一耳光。这还了得，她就打回去，终于扭作一团，惊动了邻居，劝都劝不住。

　　二娘说，儿媳妇固然有问题，可她一个当婆婆的，站在大街上那样当众表人家，就对么？不嫌丢人！

　　二伯说，岂止是表，据说他们还把爱军和媳妇告上了法庭，都写了状子。

　　二娘说，肯定是二厘的主意，仗着自己有点文化！这样的馊主意也想得出来，让人笑掉大牙。

　　父亲说，何苦呢，为啥非要和儿子凑，住在自己家多好，又不是老胳膊老腿不能动弹。

　　二娘说，仗着有钱呗，烧的。

　　二伯说，我看是怕死，乡里、城里都有医院，有情况就能往医院跑。

　　我说，可能是觉得村里熟人多，又得了那种病，这个问问，那个瞧瞧，心里不舒服。

　　谁没得过个病，就他稀罕？二伯二娘齐声说。

　　他们聊着时，元宝老头那颤颤巍巍的模样和紧张兮兮的眼神突然浮入我的脑海——难道，这算报应？

　　二伯眼睛朝着我说，咱这种情况最好了——你爸就你一个儿，你不养谁养？我们就大抓一个儿，他不养谁养？说一千道一万，孩子多了不算话！

　　我这才意识到，小抓和他们脱离关系，原来倒有这般益处。

　　父亲说，大抓这孩倒是孝顺。

　　二娘说，好在我们身子骨都硬朗，不拖累他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就是这个理儿。等有一天瘫床上，孝顺不孝顺才见分晓。

　　二伯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也怪不得孩，要死咱就死利索，别蜿蜿缠缠拖累孩。

　　二娘说，你倒想，得有这个命！

　　二伯说，安眠药早准备好了，抽屉里放着呢。然后话锋一转说，这孩就是不安分，费好大劲儿从别人手里收购了河滩地，要种什么有机菜，说能卖好价钱。你当是他种？都撂给我了。菜出来又卖不出去，瞎胡闹！

　　父亲说，咱村又没啥资源，孩子有想法是好的，还是为了这个家么。

　　二娘护儿子短：多劳动，身体好。

　　后来，老两口又举了许多例子，无非是老人在几家孩子之间转磨盘的事，一人一个月，天顶天，谁都不肯多收留一会儿，比抹布都不如。

　　父亲就唏嘘，感叹世风日下。

　　于是二伯又强调，还是一个孩子好！

　　13

　　每次回到老家，不管几点，二娘早早就切好了菜，和好了面，她以这种先下手为强的方式挽留我们在她这里吃饭，当然，也可视为热情。

　　闲坐了一会儿，父亲说，我们去大哥那儿看看。

　　二娘说，可过来吃饭啊。

　　二伯干笑一聲，你别担心，他们在那厢吃不到饭。

　　大伯家院门虚掩着，正欲推门，身后传来一声含糊不清的问候：回来了？

　　扭头，却看到根太家大门大敞，根太老婆瘫坐在山墙阴凉处一把有靠背的椅子上，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向我们示意。

　　父亲赶紧说回来了回来了，你身体还好？她嘟哝一声，就这鬼样子了。

　　又问我母亲回来没，父亲说，也回老家烧纸了。她说，下次回来得让她过来坐坐，很久没见老姊妹了。父亲说一定一定。

　　与根太的精明强干相比，他老婆素来邋遢，年轻时就这样。记得我们两家相好时，他老婆也偶尔给母亲送来一些什么吃食，但母亲从来不吃，又转手送给别人。如今身体这副样子，再加上垂垂老态，更是让人不忍直视。

　　院子里阒无一人，急促的蝉叫声让盛夏的阳光更显热烈。当年买下这院房子，堂哥花了点钱整饬一新，里里外外像模像样，来贺房的人都说买得值。当时给大伯家牵线买房子的人，其实就是二娘。母亲说，她这是在断大伯家的后路，针对的还是我家的房子——我得不到，你也休想，你买了房子，总不成再说没房住了吧。父亲怪母亲想多了，想偏了。

　　堂屋在凡凡结婚时成了婚房，我们再来，很少进去。

　　径直去了西屋，没人。就去厨房，果然看到大伯躺在墙角的一支小床上，倚着叠好的腌臜被子头枕双手半躺半坐大张着嘴打瞌睡，那张我无比熟悉的脸，在睡梦中呈现出某种空洞的茫然。上身着一件白半袖，污迹斑斑，只让人依稀能看出衣服的本色。

　　厨房没生火，紧挨厨房有个小棚子，下面盘着灶火，夏天在里面做饭凉快。

　　大伯那一瞬间显示出的老态，一下子把我拉回过往。我小时候，母亲常常生病住院，每次外出，就把我撂到大伯家。大伯虽然没有女人收拾，却总是清爽模样，特别是刚理完发的时候，倍儿精神。母亲也说，你大伯银盘脸，大囟门，生来就好看，不像你爸，小眉小眼小脑袋。

　　饭也做得好，大男人，精雕细琢，不嫌麻烦。记得有一次在大伯家住的时候，我和一群小伙伴去打猪草，看到庄稼地里土豆熟了，就各自偷了些藏在猪草下面（偷鸡摸狗在我们小伙伴来说是常有的事，大家都这样，甚至被主家发现了，也没感觉有什么特别的惭愧）。回到村，我没先去大伯家，而是引着伙伴们回了自己家，把土豆洗洗切成丝炒炒打了牙祭，还拿凉开水当酒喝。第二天中午吃饭时，结果在菜里发现了几片土豆片，我很惊奇。大伯说，偷也不多偷几个，一个土豆能干个啥？我浑无机心，就得意地告诉了大伯实情。大伯的脸就沉了下来：每天在我这里吃喝，连个土豆都舍不得，还拿回自己家。我始没料到大伯会这样，讪讪地不知如何作答。

　　其实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春夏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每天只能吃酸菜。好不容易等豆角刚刚成熟了，我和小伙伴们偷了小半篮子豆角给大伯提回去，结果没吃到一根，原来，大伯在自己地里摘了些和我的凑到一起，全部给了尚未过门的堂嫂家，让我很生气。及待大点才明白，他在用各种方法讨好准亲家，以给儿子保媳妇儿。

　　更小的时候，他还对我生过一次气。我、他、堂哥三个人打扑克，赢钱。每人十粒玉米做本，一粒玉米一分钱，最后算输赢。结束的时候，我的玉米少了四粒，堂哥少了三粒，也就是说，我得给大伯四分钱，堂哥给大伯三分钱。我面前还有六粒玉米，因为年纪小不大能弄懂其中道理，就理直气壮对大伯说，我这里还有六粒，给你四粒不就好了，为啥给你钱？大伯气得一下子摔了扑克，他说我楼上玉米好几缸呢，都给你，让你爸给我钱！最后赌气般地说，再不和你玩了！弄得我既懵懂又委屈还不自在。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咧开嘴角笑了笑，大伯生气的时候，简直像个孩童——而现在，居然老到这副模样！细算，他也年近八十了。

　　父亲喊了声大哥，他一激灵醒来，依旧大张着嘴，满脸严肃，似乎还带点惊恐，癔症了好几秒钟，才认出了我们。把嘴闭上，吞咽了一下喉结，说，回来了？

　　依旧没有我印象中熟悉的笑容，只是脸色平易了一点。

　　父亲扶他坐起来，说，大白天睡什么？

　　他说，身上没劲，动不动就犯困。

　　父亲说，多走走，精神好。

　　走不动，几步就想坐下。

　　他的耳朵早就不中用了，这些话，父亲是对他吼着说的。

　　因为憋了一脬尿，就去上厕所，儿子觉得他和两个老人在一起没意思，也跟着我出去。

　　到了茅厕，儿子突然想大便。很长时间以来，儿子都不敢上农村的厕所，茅坑那么大一道口子，还那么宽，他总担心掉进去。其实不止儿子，连我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人，因为在城里待久了，抽水马桶用惯了，再上这种厕所时，也是有点胆颤的。通常是，他蹲在那里，我得拉着他的一只手。

　　这个茅厕就是当年血案发生地，三十多年过去了，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仍是那样简陋，砌墙的砖豁豁牙牙不说，到处还有因为兑不严留下的缝隙，人蹲在里面，外面的人透过缝隙能影影绰绰看到白花花的屁股。

　　岂止厕所，整个村庄都没什么变化。

　　——还是有变化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或干脆迁往外地，村庄的灵魂被抽空，空气中再也没有往日到处充盈着的欢声笑语。一个个老人箕踞墙角，或倚或靠，仿佛一只只久置欲腐的香蕉，瘫软，疲沓，外表黧黑，内里朽坏，徒具形象。他们眼珠缓缓转动，茫然地打量和回忆着这个熟悉的世界，突然灵光乍现辨认出我们这些偶尔回乡的来客，赶紧咧开嘴角，用那零星的几颗焦黄牙齿向你示意。

　　青春远逝，青年远走，人同此村，村同此理。

　　儿子一边蹲着一边和我调侃，唉，老爸，想你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这样的厕所，居然没掉进去。

　　我说，有些事你还不知道呢，当年我们小孩子蹲在茅梁上，突然会闯进来一个老女人，她才不管你在不在呢，叉在你身后扯下裤子就屙尿，噼里啪啦，窸窸窣窣，像没你这个人。

　　儿子瞪大双眼，哈哈大笑。

　　14

　　七月十五不上坟，在家门口用炉灰围几个圈就行。以前是午饭后烧纸，如今因为许多从外地赶回来的人还要急着赶回去，慢慢地就提前到了午饭前。急性子的，半上午就了事。

　　父亲和大伯叙旧期间，堂哥中华回来了。堂哥在三十公里外一个厂子里打工，三倒班，这是上完夜班回来的。他们需要烧两趟纸，吴家一趟，钱家一趟，通常会因为我们先烧钱家，他们午饭后再烧不迟。

　　从大伯家到二伯家，有一道石头垒砌的小坡。大伯走路已是点点顿顿，颤颤巍巍，但他还是想过去亲自烧纸，父亲就随他了。父亲让儿子扶住大爷爷，儿子一本正经，嘘寒问暖，扶得像模像样。

　　二伯早用炉灰布置妥当，三个圈圈分别代表新坟，老坟，祖坟。我从车里拿出烧纸、金箔、冥币、贡品，和大伯、二伯家的汇在一起，每个炉灰圈里都放了点。然后点香，插香，叩头。

　　大伯跪不下，就合手作了三个揖。

　　把鞭炮展开摊在地上，点鞭炮时，因为胆怯，我半蹲呈逃跑之势，把捏着香烟的手与胳膊展开，头远远避在一边，结果探了几下都沒引着捻子，惹得儿子笑话半天。人越大，胆越小，像他这么大时，一长串鞭炮就是在手中点的，一路走，一路拖，噼里啪啦，直至手中只剩一小截也故意不扔，满不在乎，为的是耍酷，也没有失手的时候。

　　烧完纸，把最后的火星扑灭，二伯招呼大伯和堂哥也到他们家去吃，堂哥笑着推脱。堂哥问我们，不上去吃饭？父亲说，这边已经做好了，就在这吃。他没敢再客气，扶着大伯回去了。

　　走了几步，大伯回过头来朝父亲说，一会儿上来啊。

　　父亲说，上，上，吃完饭就上去。

　　又走几步，大伯又扭回头：一定上来啊。

　　父亲朝他点点头，又摆摆手示意他回去。

　　二伯也感慨，唉，老大身体成了这个样子了。

　　二伯只比大伯小两岁，但身子奇好，现在居然还上得了树，在村里传为美谈。

　　父亲说，二嫂侍候得你好，家里没个女人不行。

　　二伯说，她侍候我？——是我侍候她！兄弟俩就笑。

　　吃过午饭，大家一起又聊了一会儿。父亲记挂大伯，就要上去。二伯说，再坐会儿，急啥？父亲说，一会儿还要回去，接他妈。

　　二伯说，好，我去地里给你们掰点嫩玉茭。

　　再上去时，大伯就坐在大门口的石头上巴巴地等着。他似乎真的不会笑了，见了父亲，依旧满脸严肃，只是瞪大眼睛说：怎么这才上来？

　　父亲就笑，总得吃完饭啊。

　　又问他吃饭没有，他说吃了一小碗米饭。

　　唉，现在一吃就饱，还老撑得慌，每顿都这么点，他用手比画了一下。

　　他的手掌关节粗大，布满老茧，干裂的缝隙里藏满各种劳作中沾染的细微颗粒，大概永远都不可能洗掉了。

　　记忆中，大伯的饭量奇大。奶奶活着的时候，他总是托一只大缸碗吃饭，面前摆一小碟鲜红的辣椒，吃一口，蘸一点，津津有味。现在那种大缸碗，在农村已经见不到了。

　　有饿的时候么？

　　也有吧，大伯迟疑了一下说。

　　那怎么办？

　　看有啥就垫垫，没有就等饭点。牙不中了，啥也咬不动。

　　顿了顿，又说，也吃不了多少，都不是咱的饭。那次艳华来，做了一锅和子饭，好吃死了，我吃了足足两碗。他嘴角终于浮现出久违的笑意。

　　大伯的话让我想起一桩往事。堂哥婚后，大伯终于从自奶奶死后做饭的苦役中逃脱出来，操持家务的事归了堂嫂。父亲几次回家观察发现，每次堂嫂总是最后给大伯盛饭，这样，锅里有多少算多少，大伯经常吃一碗就没了。父亲当然知道大伯的饭量，有一次忍不住，就不客气地对堂嫂说，你以后多做点，吃不了剩下，你没看你爸吃不饱吗？堂嫂讪讪地红了一片脸。大伯赶紧自我解嘲，饱了，饱了。父亲依旧黑着脸：饱个屁！死要面子活受罪。

　　当时的父亲之所以敢这么粗声粗气，是仗着自己对他们一直有帮衬，他把堂哥安排到自己厂子里做临时工，还帮他们小夫妻和村干部协调，解决了生二胎的事，零零碎碎的事更不用提了。

　　堂嫂外出打工后，整个家就交到了孙媳妇手里，堂哥也在外面打工，大伯在家的境遇可想而知。

　　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元宝老汉侧身擦入我家大门那轻飘飘的弯曲身影，可大伯如今连一个像当年母亲那样的邻居都没有。

　　15

　　在门口坐了一会，空气热得有点受不了，我们就进屋。

　　西屋门帘敞着，苍蝇飞进飞出。堂哥坐在椅子上看电视，一条腿搭在椅帮上，看到我们，他忙把腿放下来，招呼我们进西屋。大伯扯了扯父亲的手，示意我们往厨房走，那是他的地界。我进西屋和堂哥有盐没醋地说了几句话，也过到厨房。儿子紧随我，我去哪里他去哪里。

　　父亲坐在床边，让脸颊和眼角都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热烈笑容，听大伯和他扯闲话。他的笑容始终保持着，我担心过一会儿就会僵掉，似乎那是他能給长兄的所有安慰和关切。大伯的话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完全没有主题，甚至都是废话。我从院子里拿了两个曝晒在阳光下的小板凳，和儿子坐下听他们扯。

　　板凳灼烧屁股，孩子坐下又站了起来，大约听得烦躁，他就跑出去了，且跑到了堂屋门口。我叫他回来，他做了个鬼脸，还是钻了进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出来了，后面跟着凡凡的媳妇儿小芳，她在门口朝我笑了一下，转身又进去了。

　　又坐了好一会，儿子有点犯困，就趴到了我腿上。父亲看到这情况，就说，大哥，我们回去吧。

　　大伯一下子很紧张，身子瞬间直了许多：说啥？

　　我说我们该回去了，父亲加大声音。

　　他说，别，再坐会儿，再坐会儿。

　　又坐，又扯闲话。终于儿子不耐烦了，说，爷爷，回家吧。

　　愿意待下去的时间与对老家的感情成正比。每次回去，都是儿子先催着回家。如果妻子偶尔在，她会代替儿子抢先催促，甚至连午饭都不想吃，勉强吃，也是舀水缸里的清水把碗洗了又洗。

　　大伯紧张的神色再次呈现出来，就像一个初入幼儿园不舍得让父母走的孩子，声音中有了一些哀求：再坐一会儿吧。

　　父亲说，好好好，再坐会儿。大哥，你什么有话就说。

　　我凑到儿子耳边：大爷爷有话说，你稍等会儿。

　　儿子懂事地点点头，轻声说，我也看出来了。

　　大伯沉默了很久，突然很颓然地说，啥会儿能死啊？说完，头朝后仰去，抑制了一下感情，又直起来。

　　我们悲哀且震动，这才意识到，他所有欲言又止、拉东扯西的谈话，只是在积聚力量，好最终说出这一句。

　　父亲迅速收敛了笑容，唬了脸驳他：活得好好的，想什么死？

　　不想活了。

　　咋了？

　　受气啊。他脸上有了凄怆的神色。

　　谁给你气受？

　　媳妇呗。

　　大的？小的？

　　小的。

　　怎么给你气受了？

　　动不动就吼我。

　　吼你做什么？

　　那天小孩摔了一跤，吼了我老半天。他嘴角下咧，眼睛里有颗眼泪在打转，但一眨眼，又吞回去了。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敢给人家看孩子？

　　可孩子老缠我，没办法。

　　因为耳朵聋，他的话很大声。父亲怕堂屋的孙媳妇儿听到，赶紧摆手劝他低声点，他怔怔地看着父亲。

　　父亲用手指了指那边。他收了声，神情更颓然了。

　　父亲说，人活着就是受罪的——古话不是说得好么，好死不如赖活着。

　　还是死了好。

　　父亲没再说什么，我看到他的脸也很悲戚。

　　堂哥在西屋叫了我一声，我过去后，他问了我一桩事情，我心里挂念这边，说完后，又往厨房走，堂哥跟了过来。

　　再进厨房，却见大伯手里拿着一板药对父亲说，只剩一片了。

　　父亲对堂哥说，你爸老不消化，给你爸准备点消食片。

　　堂哥赶紧讪笑着说，就有啊。

　　大伯把目光朝向堂哥说，没了，只一片。那口气完全不似我所熟悉的他素来面对堂哥的态度，像赌气似的，还有一丝破罐子破摔的无奈和决绝。

　　堂哥说，前几天不是刚给你买过吗？

　　哪有？这还是上次艳华给我买的。

　　我记得消食片、去痛片一直没断过。

　　没想这句话又点醒了大伯，他抖抖索索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空瓶子，摇摇说，去痛片也早就没了。

　　儿子定定地看着这幕情景，小小年纪的脸上，也现出那种同情又不忍的神色。

　　堂哥赶紧自我解嘲，你看你，还以为多着呢，今天我就给你准备上，又不值个钱。

　　我赶紧对大伯说，下次回来时，我给你提一大包。

　　父亲接住我的话：嗯，嗯，他在医院，让他给你开一大包。

　　堂哥赶紧说，不用不用，我买。

　　我说，去痛片不是啥好东西，不敢老吃。

　　大伯说，吃了身上得劲些。

　　这当儿，母亲打来了电话，催我们去接她。

　　不得不走了，可大伯依旧恋恋不舍。父亲说，好好吃饭，你这岁数，饭量得扛上，转眼“十月一”就到了，我们再回来看你。

　　那得等多长时间啊？他像一个孩童般悲戚地望着父亲，只差牵住父亲的衣角。

　　16

　　记得去年七月十五回来时，大伯还很健谈。

　　我问他“嘞得嘞嘚嘚啊”那首小曲儿到底是啥意思，这是我长久的一个疑惑。他说那叫“打嘞嘚”，是很久之前的一种行酒令。那时还不兴划拳，酒场上你想和谁喝酒时，就提一杯酒朝他唱，被唱的人和你碰了杯喝了酒，接着朝下一个人唱，如此循环，绵延不绝。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

　　他还讲了些村里的逸闻趣事，有的我从小听过，有的没听过。没听过的其中一桩是：他小时候，村里大庙翻修，正殿要塑一尊灵官老爷像，工匠苦无形象参照。当时，村里人钱堂堂过来瞧热闹，大家看他魁梧，就起哄拉他做了模特。像既成，当晚，钱堂堂暴毙。又几年，另一村民钱新生忽在村边路遇钱堂堂，惊异的他回来说给家人，家人大骇，说他肯定撞见鬼了，果不其然，当晚，钱新生也死掉了。

　　我觉得这是笑话，他肯定是真人真事。

　　去年，他还满脸活泛，短短一年，就成了这副样子，岁月，让他所有的光华消失殆尽，只剩一具枯槁的形体和一双茫然的双眼。

　　大伯用席篾编得一手好蛐蛐笼子，我上小学时，他就说全村只他一个人会这种手艺了。后来我还下决心，等长大一点，就从大伯手中把这门手艺继承下来。后来每次都回家匆匆，即使偶尔起了这个念头，却少了那种急迫的兴趣，似乎觉得也不着急，于是作罢，一拖二十多年。我知道，这手艺要在他手中失传了。

　　终于要走了，他挣扎着起来要送我们到村口。过到车前，父亲去二伯家告别。我不忍心，觉得自己该即刻解决一下大伯的药品问题，便问堂哥村里的药店现在哪里，他说还在原先大队部。大队部离这里很远，跑一趟很费工夫，我犹豫了。于是掏出钱包，从里面抽出一百元钱给大伯。堂哥一见，抓住我的手说，嗨，你别管，我下午给他买上就行。我正欲往大伯上衣口袋里塞时，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我执意这样做，是否会置堂哥于不仁不义转而他迁怒于大伯由此弄巧成拙加剧大伯的艰难处境？

　　这当儿，二伯夫妇和父亲从家门里闪了出来。我迅速把钱放回自己口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车一拐弯，就上了二级公路，我再次把故乡远远地抛在了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