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星星

　　大汉李廷贵

　　老家说人个子大，叫大汉。

　　李廷贵确实高大，他应该超过一米八。

　　我在村里的时候，他招亲过来的。他是相邻不远的北相镇人，早年从部队回来，张罗晚了，没找下对象。他姐姐嫁在我村，给他找了个女人，到女人家过日子。

　　我们那里乡俗，招亲进家门的，都要随女家姓。当上门女婿，将来有了孩子，孩子和父亲一姓不好。李廷贵却是硬气，说亲时，他提了条件，上门不改姓。他顶住，女家只好同意。他是我们村里少见的招亲不改姓的男人。庄子里没有姓李的，李廷贵就显得很特别。

　　人说身大力不亏。李廷贵身高力壮，干农活是一把好手。种地犁地使唤牲口，他不言自威，牲口服服帖帖听他管。锄田除草，他大步流星，来来回回麻利得很。有一些很精细的农活，李廷贵也不含糊，比如给棉花摘顶打杈，那都是女人才消磨得了的活儿，李廷贵一丝不苟地做，那活儿也是没说的。人们都说，这和在部队严格要求，讲究规矩有关系。在部队受过训练，干啥都有模样，和混工分的社员就是不一样。

　　李廷贵干活数着他，大家就选他当队长。他当队长那可是严要求，经常把我们这些胡乱应付磨洋工的社员，骂得小心翼翼的。只要他在，装样子也得装。调皮捣蛋的后生，也让他整得顺顺当当，有个干活的样子。他当队长那几年，大家评价还不错。

　　他没有干几年，就下了台。他有历史问题。

　　李廷贵的历史问题，我听说时不过十几岁，也是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咋回事。

　　他是安邑县北相镇人，禹都安邑，就是现在的运城县。1924年生，小时家穷，两岁失去父亲，无钱埋葬。10多岁时念过两年小学，17岁进运城全德胜杂货铺当学徒。那时日本人已经占了运城，李廷贵被抓做苦力，修工事。几次偷跑，几次抓回。为了逃避抓差，李廷贵在1945年进了镇上日伪警备队当兵，从此有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日本投降以后，李廷贵的部队编进阎锡山的防务部队，后来，又由同乡介绍，进了宪兵队。小兵也就是查街、站岗，有时也查戏院，查旅馆。1946年10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蒋军青年军招兵，布告说在洛阳培训一年半，愿意干留在部队做军官，不愿干退伍不再服兵役。李廷贵信以为真，又进了青年军，编在206师一旅二团三营八连。期间到过河南许昌、山东曹县、河南郑州，1948年又调防回洛阳。这年3月，解放军攻克洛阳，李廷贵被俘，编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三个月以后正式参加解放军，学习榴弹炮。1949年8月，李廷贵编入炮兵第504团二营六连当战士。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复员回乡。

　　李廷贵的历史，说复杂也不算复杂。要说复杂，是他自己搅和复杂了。

　　原来，李廷贵刚编入解放军序列时，要交代历史。这人耍了个心眼，他想，现在是由蒋军部队进了解放军部队，这边怎么安排自己的位置，和“那边”总要比较对等吧。在交代自己宪兵队这一段历史问题时，他夸张地填写了“宪兵队长”，军衔准尉。

　　1951年，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宪兵队长这个身份，部队看来了不得。依照“军警宪特”的镇压标准，宪兵队长，应该是要掉脑袋的。李廷贵的历史问题，引起了部队保卫部门的警觉。他们找李廷贵反复谈话，要他放下包袱，彻底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

　　李廷贵翻供说自己不是宪兵队长，这个时候谁信？

　　保卫部门的来人再一次作动员：

　　宪兵队的人都有血债，你怎么没有啊？

　　你就站岗查街？没有杀过人吗？

　　这样反复逼问，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哪里挺得住。李廷贵就开始交代“杀人案”，此事一开头就刹不住车，越交代越多，令人触目惊心。

　　据1951年7月23日炮兵第504团记录整理，李廷贵的有关历史罪恶如下：“任匪宪兵期间，残害人民，罪恶多端，血债累累。前后逮捕所谓嫌疑分子70余名，亲手枪杀7名，伙同枪杀14名。将老百姓打得半死不活的不计在内”，“在青年军时作战勇敢坚决”。

　　炮兵504团，那时担任防空任务，驻扎在辽东宽甸县拉古哨，鸭绿江边。这是一个多么敏感的地名，一听就知道，抗美援朝，保卫领空。

　　炮兵团倒也没有全听李廷贵的供述，他们也向安邑县公安局发去外调信，调查1940年代的敌伪档案，了解李廷贵的供述是否属实。

　　1952年4月12日，安邑县公安局回函，经查证，无法证实李廷贵所述。

　　无论如何，像这样的危险分子，不宜继续留在部队了。1953年2月，部队作出决定，发给李廷贵资费，遣返回乡。

　　李廷贵满腹冤枉，却也庆幸。庆幸在军队肃反，还能打发到农村。如果在地方上，像这样的问题，早就拉出去一枪崩了。

　　不料1969年，风波又起。“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李廷贵的问题，又一次摆到人民群众面前。高头村，该如何了结这一历史积案？这样的罪恶，无疑应该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

　　“文革”中的政治动员迅速有效。高头大队成立了专案组，清查本村桩桩件件历史遗留问题。李廷贵的这一段血案，工作组当然格外关注。内查外调，势在水落石出。

　　李廷贵大呼冤枉，一遍一遍向工作组申诉，坦白自己那些说法都是无中生有。或者为了提职，或者因为惊吓。都是自己给自己扣上的大帽子，没有的事。

　　20多年过去了。历史会让一些事情混沌不清，历史也会让一些事情面目清晰起来。结论由此简单明了起来。

　　有人说，他那个北相镇就一个据点，哪有什么宪兵队。

　　有人说，听他胡说，运城宪兵队的队长，是张贺村的某某某，哪里是他。

　　高头村当然不能僅仅听这些街谈巷议。工作组还是根据李廷贵提供的证明人，一个一个查访。发函太原、天津，走访运城、临汾、平陆、永济十几人，见到了原来的宪兵队上士班长、中士副班长、传令兵、警卫司书、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一切都证明，李廷贵所说的宪兵队长纯属信口胡说。那些所谓血案，也是瞎编的。他自己亲手杀害，伙同别人杀害，都是子虚乌有。几个队长都在，他们很惊讶，要是这么杀人，我们这些人早得挨了枪崩，一个也剩不下。

　　历时三年，高头大队终于为李廷贵洗刷了罪名，1972年12月，报请公社革委会，李廷贵一案结案，结论为重大历史问题。

　　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终于擦身躲过。李廷贵喜极而泣，终于留在人民阵营，没有推到敌人那一边去。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的重压，那个滋味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李廷贵又欲哭无泪。三年了，一遍一遍检查，一遍一遍交代，所写文字比一辈子都多。历史和自己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所有的罪孽，似乎都和自己胡乱交代有关，又似乎不仅是自己的原因。运动频仍，哪一次运动不想整出成果？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那时普遍的思路。仅仅把你打发回家，那还不是便宜了你。

　　我1969年当兵，李廷贵专案是后来知道的。1973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在巷子里遇上李廷贵，他嘱咐我，在部队，一定好好干。他不说过去，只是无限悔恨地叹息：

　　“别学我，我是前功尽弃了。”

　　我知道，他是嘱咐我小心谨慎。那年月一句不当的话，你的政治生命就终结了。

　　他的红色历史，终于在严格的政治审查面前嘎嘣折断。

　　李廷贵晚年得了一种病，腰杆再也直不起来。走路身子几乎一折两半，靠拄着拐杖艰难挪动。他腿长，坐下，脑袋就掉进腿胯间，抬头看你，费死了劲。很难想象这就是以前的大汉。一个人要承受多大压力，才能佝偻成这个样子。

　　村人在他面前匆匆走过。人们已经不记得60多年以前，他自己踢进自己历史的那个乌龙球。知道底细的人，暗笑他装进了自己编织的笼子。可谁又能想象，四周刀枪环逼，你能保证自己不失手吗？

　　一包红枣和六二压

　　高头村申家庄有个南敬宗，南敬宗有两个儿子，老大南全福，老二南建福。

　　全福和我差不多大，上小学就在一起。建福比我小个10来岁。

　　我们这一辈不敢说南敬宗，提起了，都说福福他爸。

　　福福他爸是个老革命，早年在四川工作，把一家人都带到了四川。全家迁回村里，是后来的事。

　　村里人有时和他们逗趣，常是笑了说，你回来干啥，不回来，现在也是大官了。

　　就是的，南敬宗要是不回来，后来，好赖也是个离休干部。

　　南敬宗生在1924年腊月，民国年代，家里有17亩地，17间房屋。水浇地，有水车，有牲口，算个殷实人家。他父亲是我们那一带的教书先生，自打七八岁，南敬宗就跟着父亲读书，先在高头村，以后父亲被外村请出去，他跟着，到过县城的贵戚坊、翟村、西祁村，这样前前后后上过五六年学，算个识字人。

　　日本人来了，他只好跟着父亲，休学回村，做务庄稼。

　　民国年代，中央军到地方部队，兵员补充都是靠强征，民间叫抓兵。1940年2月，阎锡山的部队到高头村抓兵，一次抓走本村的南敬宗等三个小青年，有的分到34军，有的分到国民兵团。家里一看不好，连忙托人求情。两个月以后，把他从军队赎回来。就这样，南敬宗有了第一次在旧军队从业的历史。

　　抗战中间，兵荒马乱。有军队的抵抗，也有地方武装拉起人马。1943年，邻村赵家卓有人起事，拉起一干队伍，号称归属第一战区。他们庄上参加队伍的有四五个。一个多月以后，队伍解散，南敬宗又回了家，接着干农活。

　　1944年6月，阎锡山的二战区实行“兵农合一”，齐民编户，三丁抽一。南敬宗被编进猗氏县国民兵团第二大队四中队，部队曾经拉进北边的吕梁山，后来改编为汾南挺进队，驻扎在县政府。期间，挺进队还曾经开到侯马一带，保卫铁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一次趁着开拔机会，南敬亭开小差回了家。

　　1946年3月，挺进队搜寻到高头，寻找逃兵，父亲介绍南敬亭去了夏县县政府做事，安排在第一科。待了一个多月，不能适应，只好又回村。

　　1946年7月，挺进队又一次搜寻他们，这几个在挺进队的同伴又跑到虞乡县政府特务连，也是待了一个多月，回村接着种地。

　　在这个期间，南敬宗还是个小青年，青少年时代的两件事，却是值得他一辈子铭记在心的。

　　民国年间，高头村的关帝庙还保存完好，宏大的正殿，明清风格的戏台，历经风雨，依然正装肃然。来来往往路过的游民，时常就流落在关帝庙。庙里也没人看管，住就住，走就走了。偷偷摸摸做什么，也没人知道。一天突然传出消息，关帝庙那个流浪汉偷村里的韭菜。高头村靠河都是水浇地，高头产菜，远近闻名。农家都很珍惜自家的菜蔬，出菜季节家户时常有人在地里看菜。突然发现有人偷菜，村人很气愤。有几个二杆子就发了怒火，弄死他！幼小的南敬宗当然害怕。几家事主却是怒火中烧，他们从外村叫了几个好打杀的暴徒，抓住偷菜的流浪汉，把人家倒插进村西的大井里。

　　这是幼小的南敬宗经历的第一次暴力事件，他当然只是跟着看，无疑地，血淋淋的打杀，在他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1940年代，枪杀康排长那件事，曾经是高头村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流血事件，我没有想到，此事也有南敬宗参与。

　　康排长是当地一个兵痞，游手好闲，倚官仗势，欺压良善。抗战时期，康排长入了皇协军，日本投降以后，他跟了阎锡山的军队，在编村做事，是国民兵团的排长，管着高头村这一块。他整天斜挎着枪，走东串西，拉夫派差，动手打骂是常事。百姓恼恨在心里，也没有办法。大约在1947年1月，康排长又下来派差，和巷子里的村民吵起来，争吵的对方是南敬宗的姐夫一家。康排长竟然动手，打了这家老太婆两个耳光。这也就是他姐姐的婆婆挨了打。南敬宗的姐夫顿时起了杀心，召集亲戚乡邻要动手报仇。他们在南敬宗家里商量如何行事。几个小伙子联手，把康排长骗出来，手脚捆了，捅了几刀，扔进邻村的深井里。这个事儿，据说南敬宗曾经外出找人，借了一把“折腰子”手枪。他就是这样，卷进了这场血案。

　　战乱年间，乡村社會失序。民间这一类暴力活动很多。打打杀杀，当时人们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吓人。

　　南敬宗的革命经历，从1947年开始。这年冬天，解放军攻打胡宗南守卫的运城。运城攻坚战，曾经是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由守转攻的取胜战例。三打运城，南敬宗参加了担架队，救护伤员，运送给养。运城解放以后，轰轰烈烈南下。1949年9月，南敬宗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第二梯队运输队，于当年12月到达四川省绵阳，安排在绵阳县税务局工作。

　　南敬宗就这样投身新政权，参加了城市接管，还有早期的城乡建设。

　　几年以后，他把老婆孩子接到四川。

　　他的崭新的历史，就从此开始。人们都以为，他会顺风顺水，走过鲜花盛开的人生。

　　南敬宗跌跤，是在1958年。在他，完全意想不到。

　　涑水河南岸这一带，地里栽种枣树。在高头村，村北地里是粮棉，村南枣树就多了。相枣是这里有名的特产。民国年间一直到后来，“上打枣，下种田”，曾经是一种小康人家的耕种理想。枣树底下是平整的田禾，庄稼上头，枣林摇曳着红玛瑙一般晶亮的红枣。吃粮有好地，收入有红枣。光景好些的人家，大多都有10来亩枣树。

　　1958年，南敬宗回家探亲。离开时，按习惯，他要带一些红枣，给机关的同事尝尝鲜。回到绵阳以后，上了班，拿了一包红枣，散给大家吃。脆甜脆甜，同事们都夸，好吃好吃。

　　事情的转折就从这里开始。南敬宗这时说：

　　这是我在地里随便摘的。要是先前我们家的地，那枣子才叫好吃。比这个好吃多了。

　　什么？你们家先前？枣子好吃？

　　你是说，人民公社的枣子不如私家地里的枣子好吃？

　　你是说，集体化不如私有制？

　　你是说，现在不如旧社会？

　　这是什么样的神逻辑，才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

　　你得佩服，那个年代，人们把闲言碎语上纲成政治问题的能力，超强高能。

　　大跃进时期，正在插红旗，拔白旗，南敬宗的言论，讓他很快成为机关的白旗。1959年反右倾，又翻出他已经交代过的问题，从眼前到前朝古代，批判了一通。

　　倒是没有处分，也没有戴帽子。但是这个事情，很伤了南敬宗的心。这样的机关生活，真没有意思。他于是向单位申请，回老家去。

　　1962年，正值压缩城市人口。这一批由城里回农村的市民，后来都叫做“六二压”。

　　南敬宗就这样回到农村，又成了一个农民。

　　他想得简单了，农村也不是法外乐园。就在他回村没几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又成了清查对象，一遍一遍填写各种表格，一遍一遍被专政指挥部传唤，一遍一遍检查交代，那些他已经向组织交代过多少遍的陈糠烂谷子。

　　还是和上次一样，没有戴帽子，没有处分。但是，这些又一次刺伤了人，他更加伤心。

　　南敬宗的晚年，心有郁结。厌倦，心惊，在抑郁中去世。

　　1980年代曾经有一个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潮流，四川方面终于找到高头村，宣布为南敬宗恢复名誉，恢复待遇。补发工资，落实房补等等，一一到位。

　　那么，他应该还是一个离休干部。按照政策，离休干部的遗孀，也有一份庄稼人羡慕的补助。

　　多一份外财，福福兄弟的日子很快好了起来。人们说，南敬宗的罪没有白受。

　　不知道他自己怎么说。

　　今年春天，我因事回老家，就去找南建福谈天。

　　南建福后来读完中学，考进山西农业大学。现在他已经是著名的华北地区旱作农业专家，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所长。

　　翻腾他爸的历史问题时，他正在读中学。

　　我问建福，你在中学入团了吗？

　　建福说，没有呢。我入团可难了，还是后来上大学解决的。

　　我说，你知道你为啥入不了团吗？

　　我拿出一份高头村50年前的历史档案，那是他爸南敬宗的专档。里面有一份临猗县中学团委会的发函，说明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吸收学生入团，需要了解一下南建福父亲解放前的职业，政治面貌，还有现实表现，请你们予以答复。

　　高头大队的答复是：

　　兹证明我大队社员南敬宗历史问题如下：

　　主要罪恶：

　　旧社会多次参加顽伪军队当兵，为蒋匪效劳。

　　1941年3月，伙同某某几人杀害偷韭菜人，有血债。

　　1947年1月25日，伙同某某某等人将康排长打死。他虽然参加，但未动手，是积极参与者。

　　是年1月间，借某某某折腰手枪一把交于某某某。尚未落实。

　　现在家务农，表现一般。

　　有这样的一个父亲，能入团吗？

　　南敬宗实在不知道，他所谓的历史问题，不但影响了自己，还连累到孩子。

　　南建福也快要退休了。仔细阅读档案，忆及少年时，他沉默着，没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