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众声喧哗的狂热,没有剑拔弩张的紧张,甚至连文字也朴素到了极致,那么高歌猛进的时代,在曹乃谦的笔下,都换算为日常。关于 “文革”期间的遭遇,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篇幅不短的文章。这一篇《政工办九题》,仍然是在书写他的成长。革命的大历史淡化成了一抹背景,他着力描摹的,是人的生存,努力带来的欢欣。当然也有生的辛酸,死的悲哀,爱和友谊的节制,甚至触碰到了生而为人的尊严。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写得平和冲淡,全是人间烟火气。他不负责廉价的悲悯,只是在回望中,书写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体验。
皇甫琪的《掩埋在故纸堆里的声音》就让人警然、惕然。“四清运动”早成了历史概念,他却通过市场上发现的16份检查,还原了一位民办教师的境遇。这不是简单的敷衍材料,里面全是对自我的判断,对历史的认知。每一次书写,都是闯过一回关隘。清洗的不止是思想,还要在灵魂深处革命、搏斗。皇甫琪通过重新结构,呈现了大历史下个人的恐惧、挣扎和无奈。和想象中的历史天空大不一样,他们不渲染情绪,也不作虚浮的夸张。
苏二花的《海拔八百米》,处理的是矿区生活。夫妻间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她写得满纸煊烂。那些灼人的痛苦,非得要声嘶力竭才能表达。海拔八百米的矿区,如同孤岛;内心的苦恼,纠结,孤独,哪里是杯水风波?环境的痛苦更是象征和隐喻。她关注的还是爱和自由。在《1989年的酒窩》里,简单的故事,被连篇累牍的词语簇拥着一路飞奔。或许,只能用年龄来解释他们的激情,对于正在经历的生活,他们的挥毫,像是速写出来的冥想,因为足够迷人,才会不厌其烦地去翻捡,琢磨,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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