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仆生在《玩偶之家》中，提出现代家庭妇女服从与受压抑地位的社会问题，这是固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后果。根本上是由于妇女在父权制社会中丧失劳动地位，即缺失独立经济地位所导致的。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所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他在这里强调公共劳动与经济地位的重要性，这些女性解放首要条件的缺失，是女性在家庭与婚姻生活中处于被戕害、被奴役的重要原因；但也受历史阶段中习俗、观念、偏见等外在的社会意识影响的。
娜拉的觉醒与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离不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消解了人包括女性所固有的陈旧观念，扫除了封建固有意识。为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要求独立经济地位与人格自由提供了可能性与必然性。然而受生产力发展的局限与滞后的社会意识，一方面并未为女性的出走开辟明确幸福的道路；另一面确使女性的叛逆陷入了尴尬的艰难生存困境，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娜拉不是回来，就是堕落。”
一、娜拉出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挪威政府在1814年颁布《埃斯伏尔宪法》，这一宪法吸取了欧美大国的宪法的长处，比较完备与具体，所以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部宪法都要民主的多。”正是此宪法的颁布，才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挪威人的思想与人身。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口号，促使了个体觉醒与反思，对人大胆追求自由产生了积极影响。“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这些良好的客观社会条件，决定了当时挪威社会已不是完全封闭的封建社会，是人身自由程度相对较大的近代社会。因而女性不像中世纪其他国家中受压抑程度达到麻木的状态。这些都证实了挪威社会不仅具有良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人一旦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就容易摆脱陈旧的社会意识，因而女性意识比较容易诞生。格林太太进城谋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娜拉离家出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人被男权意识或男性力量控制时，女性完全被挤兑出真空世界。脱离了政治与管理社会的事务的舞台，被男性所美化或丑化，塑造出符合男性审美的天使或妖妇。男人占有一切家庭与婚姻的权利与自由，无论经济上还是思想意识等领域，都占绝对主导地位。男性对女性的极度压抑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人身自由解放投入公共劳动中去的矛盾，这对矛盾的激烈撞击唤醒了女性作为人的意识，促使女性摆脱枷锁要求独立的经济地位与人格自由，刺激了她们参与社会事务的激情与冲动。
“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力量，一个女性力量。”这种双性同体的理论，为娜拉的出走提供了合理解释。男性与女性本是同体，但由于人为因素，丧失了女性，世界肯定是不完善与不合理的。犹如一段弹簧压的最大，反作用也大。女性处于被动的和被阉割的地位，实际上女性在那时就已富于创造力。如娜拉为了救治海尔茂冒充父亲的签名而拯救了丈夫与家庭。又如格林太太的丈夫死去后，她仍然坚强地到城里谋生。这些都表明了女性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二、娜拉出走的悲剧意义
从外在的社会层面上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到欧洲范围内的确立与巩固，但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尚未为女性的完全独立创造充足条件。
首先表现为法律的不公正，正如娜拉所言：“难道法律不允许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吗？我不太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该有那样的条文允许人家做这些事。”作为一个女性对当时法律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与困惑，易仆生抓住了事务的本质一针见血地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在这里，他揭示了法律不公正的根源于男人操作制定了法律，即使是社会习俗、观念与道德，也是男人规定了潜规则。作品中娜拉与柯洛克斯泰两个人物不同的遭遇，更能折射出法律的荒唐与虚假。娜拉不懂法律，但为救治丈夫，在人伦道德上只是做些妻子应尽的义务。却触犯了法律，甚至被逼迫以死来弥补错误。而律师柯洛克斯泰明知故犯，却只是名誉上的损失而未危及人身。这从而告诉了人们，法律是为男人服务的，是用来统治女人的工具与手段。资本主义从一定意义上是解放了人，但更多的是男人，大部分女性仍被排斥出法律、道德与宗教之外的。
其次，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主要或唯一标准。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人摆脱了一定的束缚，却又陷入了金钱异化的深渊与泥沼。所以娜拉是无价值的，她没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在社会与家庭中，都处于弱势与边缘状态。她作为家庭主妇的代表，过着寄生、被玩弄的生活。正如她所言：“我受尽了委屈，先在我父亲手里，后来又在你手里。”她由“泥娃娃”转变为“泥娃娃老婆”，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毫无感觉的，甚至是愉快的或带有快感的。正是娜拉未摆脱依赖与寄托的生活，所以才被限制在家庭狭小的范围内活动。她的存在意义，不在与创造财富与生活，而在于生儿育女、处理家务、性发泄的对象、被玩弄与被观赏等。“小鸟儿”、“小鸽子”、“小松鼠”等，这些就是男人赋予女性扮演的角色，因而娜拉是社会的悲剧。
从娜拉内在主观因素上来看，她是不成熟的或人格缺失的。处于压抑地位的娜拉不仅是顺从与服从父亲与丈夫，而且是带有一种娇气、乐意的意味。她甘于作为泥娃娃与被玩弄的玩具，她是被所谓的“爱”被蒙蔽与欺骗。她认为服从即是合理，因而也放弃了改进自身与发展自己的愿望。娜拉与格林太太不同的：娜拉一直处于泥娃娃被玩弄的状态；而格林太太需要承担赡养母亲与抚养弟弟的义务，她为了家庭而放弃了与柯洛克斯泰的爱情。格林太太失去了男性后，很容易劳动与坚强起来。格林太太家庭的解构，为她走进社会提供了良好宽松的条件。格林太太是命运的不幸，而娜拉是自我觉醒人为地摆脱家庭的藩篱。娜拉缺乏谋生的能力，才会使她的出走带有浓郁的个人悲剧色彩。艰难、困苦等待着娜拉，这也是颠覆和叛逆旧有的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
娜拉的觉醒与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离不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消解了人包括女性所固有的陈旧观念，扫除了封建固有意识。为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要求独立经济地位与人格自由提供了可能性与必然性。然而受生产力发展的局限与滞后的社会意识，一方面并未为女性的出走开辟明确幸福的道路；另一面确使女性的叛逆陷入了尴尬的艰难生存困境，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娜拉不是回来，就是堕落。”
一、娜拉出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挪威政府在1814年颁布《埃斯伏尔宪法》，这一宪法吸取了欧美大国的宪法的长处，比较完备与具体，所以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部宪法都要民主的多。”正是此宪法的颁布，才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挪威人的思想与人身。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口号，促使了个体觉醒与反思，对人大胆追求自由产生了积极影响。“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这些良好的客观社会条件，决定了当时挪威社会已不是完全封闭的封建社会，是人身自由程度相对较大的近代社会。因而女性不像中世纪其他国家中受压抑程度达到麻木的状态。这些都证实了挪威社会不仅具有良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人一旦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就容易摆脱陈旧的社会意识，因而女性意识比较容易诞生。格林太太进城谋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娜拉离家出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人被男权意识或男性力量控制时，女性完全被挤兑出真空世界。脱离了政治与管理社会的事务的舞台，被男性所美化或丑化，塑造出符合男性审美的天使或妖妇。男人占有一切家庭与婚姻的权利与自由，无论经济上还是思想意识等领域，都占绝对主导地位。男性对女性的极度压抑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人身自由解放投入公共劳动中去的矛盾，这对矛盾的激烈撞击唤醒了女性作为人的意识，促使女性摆脱枷锁要求独立的经济地位与人格自由，刺激了她们参与社会事务的激情与冲动。
“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力量，一个女性力量。”这种双性同体的理论，为娜拉的出走提供了合理解释。男性与女性本是同体，但由于人为因素，丧失了女性，世界肯定是不完善与不合理的。犹如一段弹簧压的最大，反作用也大。女性处于被动的和被阉割的地位，实际上女性在那时就已富于创造力。如娜拉为了救治海尔茂冒充父亲的签名而拯救了丈夫与家庭。又如格林太太的丈夫死去后，她仍然坚强地到城里谋生。这些都表明了女性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
二、娜拉出走的悲剧意义
从外在的社会层面上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到欧洲范围内的确立与巩固，但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尚未为女性的完全独立创造充足条件。
首先表现为法律的不公正，正如娜拉所言：“难道法律不允许老婆搭救丈夫的性命吗？我不太懂法律，可是我想法律上总该有那样的条文允许人家做这些事。”作为一个女性对当时法律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与困惑，易仆生抓住了事务的本质一针见血地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完全是一个男人的社会，法律是男人写的。”在这里，他揭示了法律不公正的根源于男人操作制定了法律，即使是社会习俗、观念与道德，也是男人规定了潜规则。作品中娜拉与柯洛克斯泰两个人物不同的遭遇，更能折射出法律的荒唐与虚假。娜拉不懂法律，但为救治丈夫，在人伦道德上只是做些妻子应尽的义务。却触犯了法律，甚至被逼迫以死来弥补错误。而律师柯洛克斯泰明知故犯，却只是名誉上的损失而未危及人身。这从而告诉了人们，法律是为男人服务的，是用来统治女人的工具与手段。资本主义从一定意义上是解放了人，但更多的是男人，大部分女性仍被排斥出法律、道德与宗教之外的。
其次，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主要或唯一标准。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人摆脱了一定的束缚，却又陷入了金钱异化的深渊与泥沼。所以娜拉是无价值的，她没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在社会与家庭中，都处于弱势与边缘状态。她作为家庭主妇的代表，过着寄生、被玩弄的生活。正如她所言：“我受尽了委屈，先在我父亲手里，后来又在你手里。”她由“泥娃娃”转变为“泥娃娃老婆”，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毫无感觉的，甚至是愉快的或带有快感的。正是娜拉未摆脱依赖与寄托的生活，所以才被限制在家庭狭小的范围内活动。她的存在意义，不在与创造财富与生活，而在于生儿育女、处理家务、性发泄的对象、被玩弄与被观赏等。“小鸟儿”、“小鸽子”、“小松鼠”等，这些就是男人赋予女性扮演的角色，因而娜拉是社会的悲剧。
从娜拉内在主观因素上来看，她是不成熟的或人格缺失的。处于压抑地位的娜拉不仅是顺从与服从父亲与丈夫，而且是带有一种娇气、乐意的意味。她甘于作为泥娃娃与被玩弄的玩具，她是被所谓的“爱”被蒙蔽与欺骗。她认为服从即是合理，因而也放弃了改进自身与发展自己的愿望。娜拉与格林太太不同的：娜拉一直处于泥娃娃被玩弄的状态；而格林太太需要承担赡养母亲与抚养弟弟的义务，她为了家庭而放弃了与柯洛克斯泰的爱情。格林太太失去了男性后，很容易劳动与坚强起来。格林太太家庭的解构，为她走进社会提供了良好宽松的条件。格林太太是命运的不幸，而娜拉是自我觉醒人为地摆脱家庭的藩篱。娜拉缺乏谋生的能力，才会使她的出走带有浓郁的个人悲剧色彩。艰难、困苦等待着娜拉，这也是颠覆和叛逆旧有的社会付出的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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