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照华

　　这是简朴而热烈的场面。李国涛先生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年了，就在南华门东四条山西省作协院里，大家聚集了向他表示祝贺。会议室显“老”，但让人觉得亲切；地方小，人多，领导和各路名家紧挨在一起坐了。李国涛先生居中，面带平和的微笑。

　　山西出优秀作家，众星闪耀。李国涛先生小说、散文均受推崇和赞誉，可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作家。在山西文学从“山药蛋派”到“晋军崛起”的重要发展时期，李国涛是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文学编辑家。对于他的品评，有两句话印象深刻：一句说他是山西文学批评界的领军人物；一句说他有一双很“毒”的眼睛。前者说他的文坛地位，有实绩和影响力为佐证；后者形容他发现人才的功力，这些人才纷纷成为山西文学的栋梁，有的是中国文坛代表性作家。对李国涛先生的品评和赞誉，引发了人们对那段文学黄金岁月的回味和向往，同时，也启示我们思考当今文学批评现状和文学人才发现、培养面临的纠结。

　　在较长时期内，受政治生活中某些不正常因素影响，人们不愿谈“派”，甚至不谈文学流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篇《且说“山药蛋派”》的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很快产生广泛影响，作者正是李国涛。他指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一个作家群，写出一批较有影响的以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在刊物上发表出来”的现象，追根溯源，第一次立论了“山药蛋派”的形成，阐释了其鲜明艺术特色，确立了这个山西作家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细读这篇对中国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典之作，语言朴实、平易，如同面对面交谈，却说透了“山药蛋派”在山西地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细节和脉络，探明了这种文学样式“作家要写、农民爱看”现象背后的美学意蕴。发人所未发，却能举重若轻；光华内蕴，却又不容置疑。

　　重读李国涛先生的评论作品，令人心生感慨。时下常见的文学评论，要么搬出自己抄来的理论框架、学术新论吓唬人，似乎不背这一大段就说不了一句话，往往气势很大，实际并无真知灼见，有人真被他吓住了，入了圈套，于是连声叫好；要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浮光掠影，却自以为是，或以罗列为能事，观点苍白无力——看过这些，只觉浪费时间；还有一种，想拉你和他一同掉书袋，越是搬出你没见过的典故呀、说法呀，他越兴奋，明明是要看他怎么评论，结果只是闻了半天他的生豆子味儿，不知所云，扫兴释卷……

　　李国涛先生是从未离开读书而又始终谦逊的人，他对文学的发现是深刻的，从其字里行间，可以读到学人、师友的气度与文风。而如今似乎评论写作门槛低了，似乎谁都可写，成了家常应酬，甚至低到为送人情、捧场面、拿红包而糊弄读者亦无不可的地步！要知道，文学批评者要想立得住，须有学识修养，须有发现文学的眼光，须有严谨而又厚重的品格。没有学品、才品与人品，何来文品？

　　作家韩石山说，李先生评论作家作品，无大而无当的夸赞，细微之处有新的发现，是能搔到“痒”处。李国涛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文风，与山西作家群形成了长期的互相感知、互相推动的创评关系，以他为代表的文学评论界，为山西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生态。如今文坛，岂不是更迫切地需要这样一双双善于批评和发现的眼睛！

　　说李国涛那双眼睛很“毒”，是指他慧眼识人。山西许多著名作家的成长，离不开李先生的发现和培养，如成一、李锐、柯云路、钟道新、张石山、张平……李先生有个原则：不管背景，不论关系，只看作品，以作品论！举个例子，他在《汾水》任职时，从自然来稿中一眼看中了成一的《顶凌下种》，在首篇位置推出，这篇作品随后就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家成一脱颖而出。再举一例，当年现代派西风东渐之际，编辑部收到吕新的一篇“新锐”之作，显然大大突破传统审美范畴。读惯了“山药蛋派”的编辑不知如何处置。稿件交到主编李国涛案头，他的意见是“编辑部全体传阅”，各抒己见。那一次讨论，大家对文坛新思潮有了较深认识，最终，别具一格的吕新小说呈现于山西文坛。据当事人回忆，李先生对当时传入的新批评、原型批评等理论均有研究，以他对文坛大势的判断，当然熟知小说写作的新变化，是成竹在胸的。李国涛先生主持《山西文学》十余年间，文学新秀不断涌现，刊发的小说接连获全国大奖，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说先生眼睛很“毒”，乃至诚至纯之谓也，乃胸有丘壑之谓也。

　　当今文学编辑为“圈子文化”链接，受急功近利的投稿人追逐甚至“绑架”，加之网络江湖令文学形势大变，编者与作者、作品关系大不同于当年，不过，这些都不是放弃真诚与纯粹、不守文学责任的借口。至于习无所成、心无所悟而能列为文学编辑，这种现象以前没有，后来有了，那当然是文学之不幸。另外，文学编辑将心思用于为自己交换稿费的，恐怕亦非偶然。如此，看到“关系稿串串烧”的情形，那才叫不足为奇呢！说到这里，我们当然更要为李国涛先生那双很“毒”的眼睛点赞——可是，怎一个点赞了得！

　　李国涛先生为人敦厚。熟悉他的人还会告诉你：先生没有对头，但先生不是和事佬。又说：先生对不求甚解的文风十分鄙弃；先生的人格力量，先生的文学成就都有无言的震慑力。正因怀此风骨，李国涛在发现新人新作时，他的眼睛是很“毒”的。对于认准的作者，他会说：“他们的作品有才气，而且他们的人有才气。”他这样说，是在强调作品与人品并重。文如其人，文学排斥失“真”的文字。凭着这双火眼金睛，李国涛先生不虚评、不泛评，而对于发现的好苗子、好作品，亲撰“编稿手记”，指出才气所在，用心体贴扶持。这同样给人以启示。

　　近些年，文坛新人新作持续涌现，但存在明显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无原则的“捧”，以“捧”代“培”。在许多地方，如果有年轻人“会写”，而且作品常能发表，“作家”头衔算是拿到，赞扬声一片，生怕给的评价不能让他骄傲——当然本地出了作家，自会给更多人带来骄傲。而实际上，有的年轻作者仅仅是写作技巧达到发表水平，其生活阅历、思想水平、精神内涵尚无根基，对于这些苗子，鼓励是必需的，但切忌“捧杀”。曾在某著名选刊上多次阅读一位年轻作者作品，对其勤奋心存敬意，然而，其生活视角逼仄，精神取向庸俗甚至病态的问题顽固地存在，令人唏嘘。对于这样的作者，如过早、过多地“点赞”或授奖，而不及时正其得失，恐怕“才气”行而不远。又想到李国涛先生“他们的作品有才气，而且他们的人有才气”一语，其中颇有深意——作品有才气的因素众多，而人格修养、人生历练则是底气。

　　细想，多几个李国涛先生这样堪为文坛导师的编辑家、评论家，该有多好！

　　有一个说法是大家公认的：“晋军崛起”局面的形成，山西文学创作第二次高潮的到来，李国涛和他领导的《山西文学》功不可没。李国涛先生领军之下的文学批评以及人才发现与培养经验，无疑是当今文学界之宝贵财富。以李国涛先生的修养与格调，以他的胸襟与才略，这样的编辑家和评论家，眼睛不“毒”才怪！

　　期望这种由人格、学养、智识炼成的赤诚之光接力传承。文学需要这双火眼金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