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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愤而又民主的文化老人

时间:2023/11/9 作者: 山西文学 热度: 12518
申毅敏++整理

  杨占平(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繁花开落,绿树成荫,闹中取静,省作协大院的一砖一石,记录着李国涛先生大半生的人生历程,记录着李国涛先生为山西文学当年宵旰图治的身影,往事历历在目。来到这里,我们都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虽然会议室相对简陋,相对仄逼,会议开在这里,显示出另外一种意义。

  李国涛先生是山西文学批评界的重要领军人物,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同时还是优秀的小说家、散文家,深受广大作家和读者敬重和爱戴。

  他从1955年在《光明日报》发表诗歌评论,开始从事文学活动,至今已近60年。60年来,他一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成绩斐然。他出生于江苏徐州,1957年奉调来到山西工作,从此,跟山西的文学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一个评论家,李国涛先生在1979年提出“山药蛋派”的概念,在理论上确立了以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为扩大“山药蛋派”在全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他个人的创作经历考察,李国涛先生从文学批评起步,先后经历了两次精彩转身: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高岸”为笔名,写下十数篇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退休之后,又致力读书、文化研究,写出了大量读书随笔、文化散文,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是我们山西文坛的常青树,不老松。他的创作成就,对后辈作家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主持《山西文学》多年,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主编,甘为人梯,为人作嫁,在山西的文学田园里精耕细作,几代作家都受到李国涛先生的恩泽,最终在全国的文学格局中形成一支力量强劲的山西作家阵容。他为人处世的品格、风度,也深切地影响着一茬一茬的后来者。至今,他仍是南华门年轻文学工作者敬慕的榜样。

  值李国涛先生从事文学活动 60周年之际,由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五卷本《李国涛文存》与大家见面了,《文存》收入李先生60年间所著的部分评论、随笔、小说作品,共100多万字。

  在此,我谨代表山西省作家协会,向李国涛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向关心和参与出版《李国涛文存》的社会各界同仁表示诚挚的感谢,向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八方宾朋,表示热烈的欢迎。

  王东满(省文联原副主席):我写了一个条幅要送给国涛兄,在这里念一下:“相知五十年,同好做文痴。高格为人范,文章乃我师。贺李国涛兄文存出版座谈。”这几句话浓缩了我和国涛兄多年来的交往、情谊。国涛兄说话很俏皮,写成的小文章趣味性强,读起来很舒服,是一种美的享受。

  蔡润田(省作协荣誉委员):对李国涛先生的学问与文章,我觉得大体可用十个字概括:博洽、开放、明哲、严谨、平实。

  博洽。是就学养即学问根底、造诣说的。李国涛先生承续祖上家学遗脉,接受民国旧学熏陶。根底深厚、涉猎极广。文史哲艺、古今中外,多有独到的领悟。他读书很多,而且终生不辍,老而弥切,不因目力衰竭而稍减。他好读书,但不一定都抱有功利目的,尤其是退休之后,我看他读书基本率由心性,可以说是一种较为萧散的“为己之学”的阅读。所以,形诸笔端,更显得超然、丰赡。可以说,在山西作协,李国涛先生是一位引领风气、影响格局的读书种子、学者作家。

  开放。这既指眼界、视域,也是一种胸襟与方法。在学科学派上,不拘执、不褊狭。能接纳、融会新旧、雅俗、中外。我想到个蹩脚的句子,叫做:好古爱现懂洋不薄土。因此,晚明小品、鲁胡文章讲得津津有味,“山药蛋派”说得头头是道,乔姆斯基、索绪尔的学说也能拿来为我所用;尤其难得的是他能读能译的英文水平,在作协是独一无二的,外文为其眼界和研究多开了一扇大门。他是位通人,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著述上,研究与创作兼擅,学者与作家一身。

  明哲。是他的思维品格、学术风范。表现为学识与为文的通达、理性、圆融。不偏不倚,不急不躁,总是十分清醒、睿智。他一般都是侃谈己见,即使为他人指瑕纠谬,也是既是非分明,又分寸得当。不多指摘、辞费。他的文章多和书有关,少与世相涉。这不是明哲保身,是纯学人的旨趣使然。或者说是要通过学问间接喻世、明理的。

  严谨。是治学态度。李国涛是位饱学之士,却下笔谨慎。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断章取义,不虚妄臆断,总是无过无不及。他厚积薄发,一个观点,一点心得,一篇小文章,都有大量阅读做支撑,是一本或几本书的结晶。他知识面广,记性也好,且多有会心、灼见。却胸有丘壑,笔有藏锋,常留有余地。

  平实。主要指文风、文体。铅华脱尽,平和冲淡,自然老到。深入浅出,言近旨远。

  以上主要就他的论文和学术随笔来谈的。他的小说我在1992年《光明日报》写过一篇《子在“岸”上曰》的小文章,小说不谈了。我最喜欢他的学术随笔,简洁而深有意味,每读一篇,都有新鲜感受和收获,很耐品味。用个古话说,读它们,如在山阴道上,使人应接不暇。我想,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读这些随笔,是能让人祛烦剔躁,沉潜安静,是安顿心神的好去处、好家园。

  李国涛先生在他一篇随笔中说林以亮 “学求其富、写求其少”,我觉得改易一字概括李国涛的学问与文章是比较合适的,即“学求其富、写求其严”。

  以上李国涛先生的许多长处都是我所缺乏的,所以体会尤为深切。

  韩石山(省作协荣誉委员):我想说一点,就是关于两个文化传统。我们山西有革命文化传统,赵树理、西、李、马、胡、孙,都是这一传统的代表。还有一种固有文化传统,或者叫传统文化传统,这一点在李国涛先生身上体现明显。他身上有很深刻的世家文化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我想今后我们应该更强调固有文化传统,这对山西文学也许会更有意义。还要说一下,李国涛先生当时发表的《且说“山药蛋派”》,提出观点是创造,而不是阐释。把原来带有戏谑的说法给以正名,评论家起死回生的力量可见一斑,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张石山(省作协原副主席):我们还是毛头小伙子的时候就跟着李国涛老师学习,李老师是手把手教我们办杂志的,《山西文学》形成的团结、严谨、高效等工作作风,都是李老师带领我们树立起来的。他的学养、品德都很高,是个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样子。这样的君子多吗?多乎哉,不多也。我们从李老师身上学习,我们不仅是个写家,还应是个文化人,是积极向上、风清气正、有坚守的文化人,好好传承我们的文明。我敬爱李老师,我愿意做李老师这样的人。

  李锐(省作协原副主席): 我是从北京赶回来的,向李老师表示祝贺!回到我们作协大院里,很亲切,是回家的感觉,院子里的树郁郁葱葱,当年我们栽的树、后来大家栽的树都在,都长得很好,都是珍贵的回忆。

  我们几个从文学青年开始就是李老师的部下、学生,跟着他学了很多东西。李老师以前评论都是用的本名,但他退休后写小说用的是笔名“高岸”,大义存焉。我跟了李老师40年,看他写文章、做人,他身上有很可贵的文人精神。在物欲横流、物质至上的时代,一介书生,立身的能做的就是一生坚持的事情,有“高岸”在,就有文化的尊严在。人生讨生活的方式很多,要么不做一个文人,要么就做一个有坚持、有尊严的文人。几十年的岁月,我们能跟着李老师一起慢慢老去,三生有幸。我要郑重地给李老师鞠一躬。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今天,我们对李国涛先生应该有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很重要,可以说他是“四栖文人”,是小说家、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他对汪曾祺的研究很深,他把自己研究成了汪曾祺。他是当下少见的具有士大夫精神的文人,他的文学成就值得研究。

  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李国涛先生特别让人敬重。我们要从李先生身上学习的东西很多。他身上有深厚的民国文化形态的根基,学养很深,文章很独特。

  陈坪(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李先生很儒雅,有相当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是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化人。他对“晋军”的扶持和培养功劳很大。李先生的文字娓娓道来,是活泼的,句子句式有很扎实的传统文化的积累,广受大家喜爱。

  毕星星(山西文学月刊社原副主编):我写过文章谈到李国涛先生的作文,这里说说他的做人。1988年省作协换届选举,只产生了三个副主席,李国涛、周宗奇、田东照,当时副主席少,很宝贵,这是大家对他们的一种认可。能进省作协党组,是多少人向往的,但在20多年前,李国涛先生高风亮节,曾推谢不进省作协党组。所以任何时候回想先生作为,头顶都是艳阳高照。

  赵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省作协副主席):祝贺李老师,同时感谢李老师!在这里,我想说两句话,一是李国涛老师是我们山西新时期文学新老两代作家之间的桥梁,刚才大家也都说到这点。第二点,李老师是山西纪实与虚构两种文学、两种文体之间的纽带。关于第二点,我想多说几句。

  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还是20多岁的文学青年,自己的创作没有方向,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剧本都写过,到底适合写什么,该发掘哪种潜力,路往哪里走,心里没数,有些茫然。其时,我在晋东南一个文学刊物《热流》上尝试发表报告文学。在《热流》1986年2月号上,我发表了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内容是说山西南部交通堵塞的深层原因。文章虽然发表了,但我的这种写法行不行,心里没底。万万没有想到,素不相识的李国涛先生在当年3月6日的《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大块评论文章《高角度近距离扫描生活——评赵瑜〈中国的要害〉》。文中,他对纪实写作探索给予充分肯定,说这种写作山西不多,他很支持。这是上党盆地之外对我的文章的第一个评论,我受到很大的鼓励。接下来,4月份,《新华文摘》就全文转发了我这篇三四万字的《中国的要害》。我觉得转载和李老师的评论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李老师在评论文章中说:“我不会走眼,看不错的。”他轻易不使用激愤语句,但这篇评论中,他用了情绪激愤的排比句,直至今天,我仍然能背下来。他写道:“修公路搞建设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当然是重要的,不过文章没有写这些,而是着眼于种种人为的困难,着眼于官僚主义造成的困难。这是更为巨大的困难,它们比岩层,比地基,比原料等等困难要大得多,也使人愤慨得多,愤怒得多。”这篇评论使我非常感动。当时我不到30岁,是个文学小青年,而李国涛先生已经是文学权威,且与我素不相识,他能评论、肯定一个小青年的文章,我的内心非常震动。我很快给李老师回了信,表达感激之情,表示在文学语言上还要下功夫。

  同年10月,李国涛老师又在一本杂志上发表公开信《答赵瑜——谈文学语言》,除了给我鼓励外,说我的语言适合写纪实文学,有粗有细,他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因为当时存在一种文学潮流,说“思想大于形象,理念大于文学”。这封公开信里李老师写道:“高层次的文学殿堂是收门票的,语言的等级就标在票上,有志气的小伙子,弄一张门票走进这个殿堂吧。”这些话我都记得。后来,我就坚持写报告文学。

  还有一件事,就是李老师对我的文章进行评论两三年后,对了,是1989年3月,《山西日报》、晋城市文联等单位举办“赵瑜作品研讨会”,李老师第一个发言。这些我都深深记得。

  一晃之间,近30年过去,李老师在目力不好的情况下,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再一次表扬我的新作《寻找巴金的黛莉》。他写道:“这个文章读得我眼疼,还要读下去。”

  现在平时在院子里、胡同里碰上李老师,他都要问问我的工作进展、写作打算,对我很关心。我和李老师的交往很特殊,好多同志都是和他一起工作过,而我和他是从素不相识开始的。我不能辜负李老师的期望。这么多年坚持纪实写作,坚持锤炼、磨炼文学语言,坚持文体探索,都与李老师的教诲、鞭策分不开。

  开会前,我见到李老师,笑着说:“李老师,要开你的‘批判会了。”他答得很好:“郭沫若写过《十批判书》,批判这个词是个中性词,让文化革命搞坏了,本来是分析批评的意思。开批判会很好。”两人就这样说着进了院子。

  多少年来,我和李老师一直是君子清水之交,无拘无束。他非常民主,是具有民主之风的学者、长者。我们都非常尊敬他。我祝李老师健康长寿!

  (本文为李国涛先生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年暨《李国涛文存》出版座谈会不完全记录整理。需要说明的是,座谈会上,因时间原因,包括赵瑜在内的几位省作协现任副主席未发言。会后,《太原晚报》编辑申毅敏在电话里,听赵瑜先生讲述了他本来要在会上发言的内容,并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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