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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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涛笔名高岸，江苏徐州人。1948年毕业于徐州中学，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学教师，《学术通讯》编辑，《汾水》编辑部副主任，《山西文学》杂志主编，省作协副主席，研究员。著作有《世界正年轻》，《〈野草〉艺术谈》，《世味如茶》等多部。《世界正年轻》（长篇节选）获1991年《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这是出自《中国作家》网的简介，现在他又出版了《总与书相关》、《目倦集》和五卷本《李国涛文存》。由此可知，他自称“半个山西人”，正是得其所哉。

　　他的得其所哉，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山西情结。他由山东调到山西后，才有了任其所长的机遇。有此幸运，他在《山西的面食》等文章中，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这种情结。山西面食着重介绍了“杂面擦尖儿”，借用电视剧《晋昌源票号》票号主人的说法：“皇上不吃这东西，是他没这个福气”。他品尝后也说：“我作为一个外乡人，吃这些山西面食也觉风味绝佳，而且甚为佩服。”

　　他还说：“至于雁北一带的荞面、莜面，可做出的花样也很多，有些如工艺品一样精致。”江山也要文人捧，美食同样如此。有此“风味绝佳”，它们也如同刀削面一样名扬天下了。

　　在《山西醋》中，他说“吃醋要吃宁化府，在太原，那是真正能品出醋味的人”。还在《“并醋”与“并刀”》中，考证了山西醋的出产年代。《金瓶梅词话》食谱中有“并醋烧白菜”，从它“成书在明代嘉靖、万历之间”，他据此得出，太原醋闻名于世的年代，“大约在此时或更早”。

　　“天下的小米以山西为最好，山西小米以晋东南所产的为最佳。而晋东南小米当推沁县，世称‘沁州黄者即是。”这是写在《小米粥》中的一段话，有此，他又说：“我想告诉我的朋友们，想得一点皇帝的享受吗？来山西，弄点真正的沁州黄回去煮粥喝，那也算帝王的享受。”

　　山西地杰人灵，美食还有《山西小吃两种》中的“头脑”和“荞面碗托”。先不说享受，凭这新奇的名字，就已吊起人们“拼将一死吃河豚”的胃口。

　　山西美食多，晋山晋水更是美不胜收。为展示它们雄姿，他的文章就有《顾炎武诗中山西景点》、《遥对烽火台》、《围棋发源于此》，以及《您登过五台山顶吗？》等多篇。这样的佳作，出自“晋军”之手者数不胜数，但由他这“半个山西人”娓娓道来，就有了“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的深意。

　　在《您登过五台山顶吗？》中，他说徐霞客当年曾见到一种“妙品”，名为“天花菜”。“如果这菜还有，不妨发展起来，大家都尝一尝，也是旅游产品嘛。”

　　由此可知，他的“爱我所爱”真是长留心间；而在《太行第一岭》中，还由此而责之切：“在这王莽岭几百平方公里的山上，景点很多。县里的人吿诉我们，曾请旅游专家来此勘探。专家说：旅游资源丰富得很。”但因开发耗资巨大，“暂时只好捧着这个金饭碗看，讨饭也没处讨”。

　　“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从这些文章可知，他的山西情结处处在流露，也割舍不断；如与“李国涛现象”来对比，就表现得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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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为人在《夜半钟声到客船——评论家李国涛的人生回首》中说：“山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发出惊呼，需要研究‘李国涛现象（《人物》2009年第1期）！”这需要研究的“李国涛现象”，就是他的八十多万字小说。多而获奖，又不借用评论家的名声改用笔名高岸，难怪陈为人说：“这真让有些一世为文的小说家汗颜”。但他却说：这是因“目力不佳”的“试写”。

　　其实，这是他的重操旧技。“读初中时，就偶写点小文章，在当时《徐州日报》副刊一类的地方发表（《目倦集》第174页）。”由此可知，写小说他早就是行家，又经过多年积累，就出手不凡地引起了惊叹。这与山西情结却截然相反，只能用“尚在漂泊”来概括。这种“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焦虑与无奈，对他这位刚起步的旅途者来说，就是“人生是把命运驶入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此语出自他的《说老年情怀》，由此可知当年那种彷徨的心境。

　　待命运之船驶入到山西，他才有了“很幸福”的停泊靠岸感。这幸福感，就是有了可以安身立命的家，还有了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平台。有此天高地厚，就有了他的鞠躬尽瘁。清楚了“李国涛现象”的由来，就清楚山西情结形成的根源。它们互为一体，密不可分，这就如同无有寒山寺，就没有“夜半钟声到客船”。

　　他这条客船到岸的幸福感，还用一个名厨沦落的故事作了自我写照。故事的名字是《郎爪子》，“郎爪子”原名郎三儿，因厨艺“神乎其技”，“人们戏用‘郎爪子来赞扬郎三儿的两只手”。

　　但“郎爪子”的精湛厨艺，却在一次比赛中名落千丈，还沦落到老虎灶上给人家拉风匣。其实“郎爪子”的命运，就是和氏璧故事的现代版。识者为宝，弃者为石，世上用人之道，皆是如此。

　　选稿与用人一样，也是如此。那么，李国涛在编刊期间，又如何选用稿件？陈为人在《回首》中说，钟道新对此所作的评价是，他那双眼睛很“毒”：

　　“钟道新以其智慧写作闻名文坛”，但走上文坛并不一帆风顺，钟道新的第一篇小说，改得已没信心了。后来还是李国涛拍板说，“就这样可以发了”。有此一言，还有了1983年的一发两篇。钟道新说：“这对一个青年作者是破例的。”

　　由此可知，钟道新所说的“毒”，系指李国涛那双识“马”的慧眼和求贤若渴的伯乐精神。《回首》中还说：钟道新的第一篇小说，曾被几家大刊物退稿。面对如此的挫伤与打击，“钟道新几乎准备罢笔改行。是《山西文学》重新给了他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气”。再具体一点，是李国涛扶他登上了文坛。

　　有此坎坷经历，钟道新对“是黄金总会闪光”并不认同，他说“吹尽狂沙始到金”，这得靠运气。他还说：“识宝不识宝，这里面不仅是个鉴赏水平的问题，更有一层复杂的人性因素在里面。”

　　这“复杂的人性因素”，正是研究“李国涛现象”的重点所在。关于他为人的低调和自律，从《李国涛文存》所附录的文章，就可略知一二。这些文章作者都是外地人，山西作家的却无有一篇；非是他们的文章不好，而是为避嫌自吹自擂。小说除了《郎爪子》发在《山西文学》，其他皆为外投。以他的职位和声望，内投不仅可百发百中，在编排和待遇上也会更有好处。但他却舍此而就彼，这是出于自律与自信，也是为山西的新秀在让贤。

　　让贤也是他的甘当伯乐，这除了人品使然，也是在传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从《世界正年轻》中可知，他也有与钟道新相似的经历。知此，即知他为何写这部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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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正年轻》中的冷云涛，这位被“章校长说他是旧社会报社编辑出身”的老师，其中就有他的影子。尽管同仁都称他为“才子”，对那篇《雨中游经石峪》也称赞有加。但校领导如何来政审，知其底细者恐怕就不多了。知此，即知他当年为何不写小说而改写评论。那时小说都得写工农兵，他是只能夹着尾巴做人的“小资”，写《郎爪子》是为封资修招魂，就会被人“弄”成右派；改革开放为文艺松绑了，但他却怕因此而分心。有此自律，只到目力不济了，这才重操旧技。

　　陈为人在《回首》中说：李国涛有许多事都不记得了。“然而，他‘吃对虾这样一件小事，却是不厌其烦地多次与人忆及。”在不记得往事中，也有发表在《前哨》的《谈《〈野草闲花〉及其他》。他不记得了也好，用陈为人的话说，这就少一回“自我解嘲的笑”：

　　“据张石山回忆：当那场严酷的政治风波尘埃落定，李国涛最终得一个‘免予处分的政治结论时，竟然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笑声。这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笑？恐怕也是一种自我解嘲的笑。”

　　确实如此。他在《我吃对虾》中，详说了这如释重负：“我来太原以后才开始‘反右。山东泰安某校的负责人一心想把我‘弄（这是一个神妙的词儿，我爱它）成右派，转来大批的大字报。”大字报“一曰，他总爱吃对虾，资产阶级思想；一曰，他吃对虾时把对虾头扔下不吃，资产阶级思想，右派作风。当时我看到这样的大字报，有苦难言有冤难诉有怒难发之情是难以描写的。现在看来，那就是笑话。可在当时却一一都是罪状。”幸亏“太原新单位的领导不想把我‘弄成右派”，否则他就注定是在劫难逃。

　　但事后他却感激那位写大字报的人，因为揭发的不是“政治硬伤”。如果从他的文章中找“硬伤”，一篇《谈〈野草闲花〉及其他》，就足够“弄”成右派的条件：

　　“人，即使是多么英勇的战士，也不能终日想着社会主义建设；孩子逗乐，和爱人谈心，在窗外种着两棵牡丹，到河里游泳一番，要是同时想着五年计划，这多别扭？而已往，有些理论家要求写什么‘时代感，以致弄得光有‘时代而无‘感了，作品成了简单的政治图解。”

　　这是他在反右之前，反驳一篇乱扣帽子中的一段话。意犹未尽，最后他又说：长此以往，“恐怕《野草》（鲁迅的散文诗集）也将目为野草了。”

　　人挪窝活，树挪窝死。幸亏他调到山西，才侥幸躲过了这一劫难。山西改写了他的命运，成就了他的人生，了却了他的夙愿，也显示了他的人品与文品。知此，即知他的山西情结为何割舍不断。

　　其实，他的这种山西情结，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有流露。他写《且说“山药蛋派”》时，“两个凡是”还凡是，为赵树理树碑立传，还有很大的风险。但这如同将成一的《顶凌下种》起死回生一样，他不仅有非凡的胆识，还有勇于担当的勇气，这就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成功。

　　然而，“李国涛并没有邀功讨好地把这一细节告诉成一。我不知成一知道后，会作何感想？”这是陈为人写在《回首》中的一问，为此还感叹道：“对人命运的慨叹，人们常爱用‘假如一词。我常常会想，虽然不能说因为有了伯乐才有千里马，但假如当年没有李国涛这一伯乐，成一的创作之路又将会是怎样一个面目？《顶凌下种》的发表和得全国首届小说奖，无疑对增强一个作者的创作自信心，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答案就在《我写文学评论的经历》中，李国涛说：“我是8月调来的，到了11月就在《火花》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有此，“当时的《火花》月刊编辑部很看重我这个外来户，与我常联系。”此外，“我听说，他们好像曾想把我调入省文联，但是后来没办成，搁下了。”

　　在泰安险些被弄成右派，到了太原则想把他调入省文联。有此截然不同的际遇，难怪他自称半个山西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假如没有这次调动，他的命运之船，就不知停泊在何处。知此，即知他写“山药蛋派”为何“梦里不知身是客”地当仁不让。

　　“到1962年，我还在教书。忽然一天下课后，说本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李所长来找我，西山矿务局的宣传部长陪同。这对一个中学校来说，是件大事。李所长问我，愿意到他们所里去当编辑吗？我大喜，说当然愿意。”当年的推荐，现在又有了机遇。“那时候，矿务局和地方在人事上是无关连的，调动不易。但也巧，西山那位宣传部长是李所长的老下级，这事由他一说就成。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就走马上任。”

　　由此，他就成为《学术通讯》的编辑。“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有了他割舍不断的山西情。李国涛的命运与山西息息相关，他的书，几乎都由山西出版社出版。可以说，他的成就与荣耀，均由晋山晋水所赐；而为了回报这样的厚爱，他甘愿为人作嫁，也为“晋军”的奋起奉献了全部心血，退休后还为弘扬山西文化笔耕不辍，这就有了各得其所的佳话。

　　而此中的启示是：只有会养人才能留住人，而欲留人则须先留其心，也就是人尽其才。假如当年李国涛不调入山西，就不会有他的一切；再夸张一点说，山西当代文学史也得改写。山幸水幸，山西与李国涛各得其所。